年輕人焚燒《基 本法》、尋求修憲，除了是要對中央過度干預特區事務和民主進程緩慢表示強烈不滿外，背後還有一個潛台詞，就是今天香港的艱難處境，很大程度是因為當年的民
主派沒有為港人據理力爭堅持到底，不分是非黑白便接受了中共的「招降」默許回歸，更輕率地承認了這份千瘡百孔的基本法的合法性，直接造成了今天這個殘局。 這種論調，令我想起一位足球名宿的一番說話。話說1980年代初，南華足球隊在教練吳偉文帶領下雄霸球壇，戰功顯赫。傳媒忽發奇想，問吳教練究竟是他麾下
的這支球隊，還是1950年代以姚卓然為首的「四條煙」班底最強。吳以語帶譏諷的口吻回應：「你說張飛好打，還是岳飛好打？」言下之意，就是時代不同，處
境各異，這種比較無甚意義。這番話放在今天的政局上，也是可堪回味。1980年代的一代當年對時代挑戰的回應的對錯得失功過量定，也許還是應該放回昔日的
歷史時空去理解分析，才算合情合理，客觀公允。
1980年代初出現前途談判、香港回歸的機遇，為當年不少進步力量帶來社會改革的無限想像空間。在他們眼中，
殖民統治有着各種各樣的缺失和局限，主權交接改朝換代這個時代巨變，絕對可以是爭取更大民主、為社會尋求更大公義的良機。這種銳意求變的思想，確實在青年 知識界中不斷發酵，快速擴散。然而，當時的社會氛圍，卻同時存在另一種更為強大的輿論主流，主張維持現狀，要以原有的政經社會秩序去穩住民情。這不單純粹
是殖民地內既得利益集團的自保行為，也是市民大眾的普遍心情。因為對很多港人來說，回歸祖國和共產黨管治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心中完全無底。港人在面對不明 前景的憂慮、焦躁以至恐慌的情緒困擾下，「熟悉的魔鬼」反而令人感到安心釋懷。所以，即使很多人明白到現有的制度確實有這樣那樣的不公不義，但當北京提出
以保存原有制度、一切大致照舊的方式去回收香港時，不少人確實是有鬆一口氣的感覺。
北京不了解本地社運潮流
當然這種以「急凍 香港」方式來處理回歸的做法，確實為今天埋下種種惡果。因為它除了把原來乏善足陳的殖民地制度和政策以憲法條文鞏固下來，更不幸的是在這個制憲過程中，北
京也對港英的管治缺乏全面理解，以致連番誤判。例如，北京大概只以「英皇制誥」、「皇室訓令」等憲制文件去理解九七前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誤以為回歸前的本 地政府，根本就沒有什麼自主性可言，倫敦可以隨便過問殖民地事務，因而以此作為藍本去處理回歸後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殊不知實情是殖民地雖非民主政體，
但歷任港督也明白如不能取信於民，也無法確立權威，更遑論善治。要立信於民，當中一個要素是在關鍵時刻，必須令港人相信政府會以香港利益為先。因此殖民地 政府面對宗主國的生存之道，從來都是靠港督借力打力、據理力爭、以至陽奉陰違去在香港與倫敦利益矛盾中尋找平衡，而非一味只懂對宗主國盲目附和言聽計從。
又例如北京根本不了解本地社運潮流，從來只會以港英陰謀角度去理解1980年代的代議政制發展，而忽略了自1970年代起的本地社會抗爭和民權意識崛起， 完全無視由下而上的民主發展訴求，也導致了今天中港間就普選問題鬧得劍拔弩張的局面。
總而言之，當年社會普遍強調要穩定的心態，和北京對港
情的多重形勢誤判，大大壓制了力求變革的進步聲音。因此，若單從成果論斷，自然可以批評進步力量在此九七回歸這個歷史關頭未竟全功建樹有限，但實情是民主 派非不為也，實不能也。當年的社會基於上述原因，並不存在堅實的政治動員基礎，容許銳意求變的主張去以更大力度去衝擊建制，爭取更多改革。
1980年代的中國
令人充滿憧憬
再 推深一點，今天年輕一代也許會說，北京不可信，大概是常識吧。接受一國兩制這個安排、相信中共，本身就是一種不可原諒的低級錯誤。眼前國內吏治敗壞，貪污
猖獗，相信連共產黨本身也不敢否認，而當權者對人權法治的恣意踐踏，更是不爭事實。這一代人以懷疑、批判、甚至是敵視的態度去看中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否就此可以斷言中共政權就是完全一無是處，或經已到了覆亡邊緣，言人人殊。大陸過去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物質生活大幅改善，是客觀的事實。而它所面對
的種種問題，例如地域差距、法制落後、貪污腐敗等的現象，恐怕也是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挑戰。能夠把這個國家從經濟近乎破產狀態走到今天小康局面，當中個 別政策和制度必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而卅多年的改革歷程，也一定程度反映出這個政權的自我完善能力。回頭再看30年前，當年中國的發展自然難與今天同日而 語。但1980年代的中國，卻有另一種令人充滿憧憬的景象。中國剛從文革的陰影中走出來，也予人不再走回毛澤東時期瘋狂極端的政治歧途的決心。在經濟上北
京也顯得躊躇滿志，決意要以改善民生、要為推動發展打拼一番。即使在國內社會，1980年代初也呈現着思想活潑、百家爭妍的氣象。對港人來說，這大概是中
國自1949年以來一個最值得欣慰的局面。這種情况，令不少本來已有深厚民族感情的知識分子對中共疑中留情，也因而對回歸、對一國兩制構思抱有寄望。
當 然，港人對回歸安排的默許，背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對自身制度的信心。「50年不變」，重點不僅在於維持現狀，也在於兩制融合的預期，背後的一個
邏輯，就是兩制勢必愈走愈近。在這個50年期限中，中港兩地制度必然會互相學習，彼此適應，拉近雙方距離，最終融為一體。但當年的港人，對本港的制度優越
性卻有絕對的信心，也認為既然國家力求進步，決心走向世界前列，兩制融合就只會是落後的內地制度向先進的香港模式學習的過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前景仍 然感到樂觀。
兩制界限區隔 逐漸消失
但中國進入21世紀的發展速度，卻遠遠超過所有預期。美國在九一一後的兩場反恐戰爭，嚴
重地挫傷了她的國力，而過去10年的兩次全球性金融風暴，也意外地令金融制度相對落後的中國可以置身事外，乘勢而起。這個強國驟然崛起，中港融合也全速推
進，但對總體經濟規模已躋身強國之列的中國來說，香港制度的參考價值已大打折扣。令港人難以接受的，是今天香港只能自我調節去配合、適應，甚至逢迎國內的 資金和消費力的要求，所謂制度優勢已今非昔比，而兩制的界限與區隔，也因這種不對稱的高速融合過程而逐漸消失。但這一切，卻絕非1980年代的港人可以想 像得到。
一代人做一代事，沒有人可以預知未來，大家亦只能夠以所身處的歷史時空去做出判斷，審時度勢。爭取民主策略孰優孰劣，大可辯爭議論，和而不同，而世代分
歧，也是舉世皆然，毋庸介懷。但對基本歷史情况的掌握、對客觀事實的尊重，是任何自認心繫時局、勇於為社會前路發聲的人應有的態度。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