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人士近來不停口誅筆伐「佔領一族」,說他們不夠水平,跨國企業情願聘用內地精英也不錄用本地生;說他們平庸無知,只顧追求民主,不是香港的接班人。而社會的富裕也將令年輕人過分依賴政府,缺乏上進心和憂患意識。
這樣的批判既不公平也不合符事實。首先,跨國企業從來甚少聘用本地畢業生,是因為他們要的是人脈關係和網絡,況且爭取受聘早在大學的暑期實習開始。誰能獲 得罕有的實習機會?當然是某某的孩子,這些「某某」也包括內地政商名人的後代。這些孩子畢業後,被僱用的機會自然較高。反之,本地大學仍有不少是家中的第 一代大學生,其世界觀和英語流利程度不及在海外留學的同齡年輕人。跨國企業的選擇只是反映了香港的貧富懸殊,和社經地位對找工作的關鍵影響。
誠然,本地大學生缺乏創意,不愛發問,只懂功能性的讀書和考試,但諷刺的是,他們已是香港教育的最佳出品!在公開考試排名於首12%的同學才有機會入讀八 所本地大學,他們的成績單滿天星星(拿到5**成績),但跟在英美讀書的年輕人一比,在自信心、創意和禮儀方面,已矮了一截。要改變香港教育的出品,就必 須先改革考試制度,不能只怪在「求學為了求分數」環境長大的同學。
我相信金錢、工資多少和經濟數據並不是衡量一個地方成就的唯一標準。本年11月,推動創新的Good雜誌就給了香港一個讚,認為香港是最具啟發性和可能性 的好城市。我也相信「精英」的定義要包括公義的價值,「不平庸」不等於科科A的精英。我想像的不平庸是具備人文精神和同理心,他們或是願意到落後地區服務 的醫生,或是讓企業的社會目標與利潤回報並存的CEO。
2014年已到尾聲。這是動蕩的一年;這是年輕人冒起搶佔話語權、令中年人感到威脅不安的一年。我看到了更多人願意為他們視為家的地方付出,年輕一代擁有 更深的人文關懷和覺醒,縱使他們有許多不足,方法也不為我們認同,但不能否定的,是其出發點並非個人利益,而是對香港的感情。這是視金錢至上的中年精英和 香港過客最不能理解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