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10月14日星期二

周日話題﹕勿忘初衷

文__黑貓(雨傘運動義工)


10月10日,林鄭月娥與學聯暫緩對話,雨傘運動進入第十二天,各佔領區晚上出現帳篷,抗爭進入持久戰。作為一個成年人,身心疲累,思考好容易跳線﹕「搞咗咁耐,見好就收啦……」犬儒心態像蒼蠅般纏繞。但同晚身在金鐘,我遇到一名年輕人,22歲的鄧敏琳。

敏琳是中大學生,幾年前搞了一壇去垃圾站執剩食的NGO「豐盛」,搞得有聲有色,還拿了獎。去年7月她在頒獎台上遇上梁振英,她當面進言,希望他好好處理當時「港視發牌」事件的不公義。大家讚她有勇氣,勸諫也得體。

原來一年半之前,政府裏的開明派也對這女生另眼相看,吸納了這名女生加入 一個關於剩食的諮詢委會員,至今小妮子開過五六次會,還跟隨大人們到台灣考察。可以說是「半隻腳叉了入政府」,畀着老一輩定會勸她﹕「留係『入面』(委會 員)可以學到好多嘢,對前途有幫助呀。」怎知,鄧敏琳對成人世界的誘惑毫不動容,在雨傘運動進入第二星期,5名環保界人士辭去公職抗議,她主動聯絡那班大人表示想加入,放棄在「惜食運動委員會」的公職。

她站在夏愨道的台上說﹕「政府請我入委員會時,我個組織連地址都冇,只有一個臉書戶口,政府話想『聆聽後生仔嘅聲音』,但今次咁多後生仔出嚟瞓街,梁振英卻仍在YouTube發言,政府有無聽我哋嘅聲音?(眾和議﹕冇!)我辭職係想向位處高職的大人講,請你們不為我們發聲,也唔好落井下石!」掌聲如雷,比成年人講話,現場的反應明顯更熱烈。

認識鄧敏琳的人都知道,她 不是那種「社運先鋒」,說話也不算激進。她向我解釋辭職決定﹕「我無猶豫,對的便要做。」包包臉上的一對大眼睛澄明堅定,叫我等容易泄氣的成年人無地自 容。這種臉,這種無怨無悔,這種不擔心得罪權貴的思考方式,就是支撐雨傘運動不斷發展的養分。另一個類似畫面,催淚彈亂竄那一晚,一個少女跌坐在馬路邊, 電視鏡頭前,她向手機邊哭邊說﹕「我返唔到學啦,但我要留喺呢度,畀全世界知道呢個政府做緊啲乜!」再另一個畫面是,旺角黑夜,一臉稚氣的女學生,面對百 計黑社會拳打腳踢,她的臉上流着兩行淚,雙手仍然緊捉撐着帳棚的竹枝。


有精力唔收錢  怎叫他走?

有人問,這場運動怎收科? 我會說﹕「你自己落現場睇吓,落夏愨道行一轉,堅持留守的,都是二十來歲,穿短褲人字拖的女生,和鬚根都未出齊的少男,他們在這裏最卑微的工作,執垃圾、 洗廁所、扶人過樓梯,還要在馬路上溫書。」我語帶雙關的說﹕「有精力又唔收錢嘅一班人,怎會你叫他走就走?」


厭倦「老人政治」的中年人

有人以為,搞掂學生領袖就得,這也偏離事實。若你跟不同年紀不同階級的佔 領者談話,得出結論是,大家認同的價值是「保護學生」、「支持學生」,那個「學生」並非確切指黃之鋒或個別學聯同學仔。事實是,不少群眾連學生領袖的名字 也說不出,但對「警察/政府蝦細路」的想法非常肯定。市民往往提到,向學生扔催淚彈,有黑社會打學生,這些畫面如烙印般留在腦海中,是他們來聲援的動力。 有建制中人慨嘆﹕「環顧全世界的學生運動,學生對政府,那種青春朝氣對着我們,梗係學生贏,點搞?」

成年人也把情感寄託在「年輕人」身上。弔詭是,表示對「老人政治」感到厭倦的也包括已屆中年的留守者。他們的思維是﹕「爭取了幾十年也不大成功,後生仔那套可能work呢。」 坊間亦對成年人世界太多潛藏利益關係,或因顧慮太多而在政治上較保守,容易妥協而感到厭倦。我聽過年輕人這樣形容﹕「講嚟講去都提六四,我哋呢一代根本無 感覺。」在我們老一輩耳中,這番話好難聽,亦擔心年輕人的衝動和任性會導致流血,故此會苦口婆心勸說學生撤退。但新世代對六四的感覺,並不以一種陰霾或恐 懼記憶出現,是不爭的事實。

成年人參與的心態,除了是 想「保護學生」,還被學生的單純動機勾起一種「羞愧」。我多次在佔領區聽到﹕「後生仔都走到咁前,唔通我哋大人退縮?」學生無論在訴求上,政治手腕上也未 必成熟,但這種「樸拙」甚至帶點「理想主義」投射出來的一種形象,卻成為吸引支持者的元素。不少支持者說﹕「學生或者太理想,或者不是每一步都做得啱,但 不等於政府可以這樣對付他們。」


先同情後了解

時光倒流,回帶至佔領運動出現前,多個大學民調數據顯示,香港人好現實, 寧願「袋住先」也不願意抗爭。一年以來,贊成以激進手法「公民抗命」的受訪者比例,從沒超過百分之三十。但過去兩星期,卻有十萬計市民敢於違法「佔領馬 路」,這個民情的突變,叫不少人跌眼鏡。我發現,來集會的人士先是受到「催淚彈」、「黑社會」事件感召來到聲援,繼而在現場跟人討論,才掌握艱澀的政改問 題,次序是「先同情後了解」。

所以,今次群眾動員的情况,誤打誤撞,實踐了公民抗命模式﹕一小部分人先 犧牲,然後喚醒了大眾對議題關注。一名原來對政治冷感的少女說﹕「我原先完全唔關心政改,但在金鐘被催淚彈扔中之後,感到好氣憤,我努力去了解發生什麼 事,現在搞懂了。」我挑戰她,她像「時事常識問答比賽」的參加者,快而準地說得出人大決定內容﹕「千二票過半數」、「二至三名候選人」朗朗上口。可以說,87枚催淚彈,迅間提升了萬計市民對沉悶的政改議題的學習動機。

年輕人或許被冲昏頭腦,但 成年人都被感染。在旺角佔領區的基層阿叔,遏抑多年的「正義感」被學生啟蒙出來。有個做散工的阿叔說﹕「見到黑社會衝擊學生,我就二話不說出嚟『頂住個 棚』,要保護學生,以前我都好怕事,呢次係我咁大個仔(佢五十幾歲啦)都未試過咁勇敢。」在銅鑼灣,一名59歲的女士,甚少上街的也要來留守﹕「每次我想起學生被扔催淚彈,我的眼淚就要流下來了。」金鐘一名80後辦公室女郎說﹕「我覺得學生好勇敢,我自己都變得勇敢。」


一貫枱底談判不可處理

運動的另一個嶄新模式,就是那種「民間自發」精神。催淚彈當晚,群眾向四 方八面逃跑,設立路障守住戰線,打出其「江山」。路障的開放或拆除,不是只可以由領袖話事。於是出現一些奇趣畫面﹕政府官員要親身到路障跟佔領者洽談,而 電視畫面裏回應記者查詢「拆與不拆」,竟不是運動領袖,而是連夜守着閘口的不知名年輕人。有個說法是,以往社會運動,「大會」與「政府」會保持低調溝通, 但現在決定某條通道開唔開閘,可能由一個高登仔話事。有人會說,這證明運動「失控」,但從另一角度思考,運動是屬於每一個參加者,參加者有權也有責,不能 以一貫枱底政治交易談判模式可以處理。

有人在佔領區貼出「勿忘初衷」,提醒市民不要讓運動變質。現在運動進行到 第二星期,時間拖延自然會出現不確定因素﹕內訌、分化、騎劫、快樂還是嚴肅的路線之爭、要否把佔領區縮小的爭拗,都會成為削弱運動的團結。然而「勿忘初 衷」更能表達今次由學生罷課演變成一場全民運動的香港人集體心理進程。


集體「初心」

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一直是「搵食行先」,雨傘運動前幾天,香港人還忙於按F5抽iPhone,那時還有人戲言﹕「若果香港人用抽iPhone的毅力來爭普選應該會好成功。」人算不如天算,現在笑話恍惚成為事實﹕香港人的一種天真的情懷,抱打不平的同情心,被運動集體提煉出來了,我多次聽到有市民說﹕「短期掙少啲錢無所謂,我們真正要為長遠未來打算」,彷彿香港人來了一個基因變異。

近日我聽到不少傳媒界老 鬼,無論是前線的還是管理層,都同意一點﹕「做咗咁耐人,都未見過啲咁嘅嘢。」那種語氣,不是批評也不是力撐,更多是不明白驚訝和好奇。這些資深傳媒人見 慣政治風浪,熟悉政治世界的操作,平日個個牙斬斬,預言運動發展會點點點。今次我看到的情况正好是﹕年輕人知道發生緊乜事;老一輩的一頭霧水。可以說是, 建制中人若嘗試以一貫手法處理今次局面,也會發現,以往老一套根本唔work。

今次運動的關鍵,會否是回 到一種對「初心」的理解?香港人被學生感動了,前仆後繼走上前線陪伴學生,但權貴的一方呢,究竟他們有多理解這種香港人今次的心理演變?只能說,解開當前 困局的一條鎖匙,就取決於當權一方,是否能理解這種短短兩周、香港人被昇華了的一種集體的「初心」。


 學聯學民致習近平公開信





《學界就香港人民福祉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開信》

習近平主席鈞鑒: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評估,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經濟成就非凡,相信不少人會引以為傲。閣下去年曾公布希望實現一個「中國夢」,更曾指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想必認同真正成就當屬人民由下而上的實踐。如今,香港人明確指出了三十年來的夢想:落實真普選,建構恪守平等權益的制度,維護港人世代福祉。

閣下嘗言:「我們要隨時隨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香港人對平等制度的堅持,豈非正正與之呼應?港人提出直選立法會、廢除功能組別,立公民提名於特首選舉制度內或普選提名委員會,正是要確保人民平等參與,從而達致平等發展、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然而此時此刻,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正正反其道而行。香港有近70萬人表態,主張公民提名為政制改革方向。唯特區政府於第一階段諮詢報告,非但未有如實記錄,更謊稱港人不同意改革立法會制度,無意廢除功能組別。此舉完全漠視民意,拒絕回應港人呼聲期待。港府報告不實,造就今天人大常委頒佈的政改框架。如果港府真誠面對民意,必須承認錯誤,自我修正,將港人對民主的真正意願,納入改革方向。更何況,大陸地方政府也有選民提名,公民提名具法理及現實基礎,港府實在無懼怕的理由。

眾所周知,現行特首選舉制度,完全無法肩負香港繼續前行。當大陸處處反腐肅貪,連周永康等大貪官亦要伏法之際,位處香港的另一位涉貪官員梁振英卻獨取5000萬,逍遙法外。香港一日沒有民主改革,只會令更多人視制度失效,決意走上街頭。當年的學生,三十年走來華髮已生、老者已逝、幼者已長;我們實在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三十年後仍在循舊路上走,而是真正可享有自由民主的夢,走自己理想的道路。

香港發展至今的佔領運動,絕非顏色革命,而是港人爭取民主的運動。學生當天領頭罷課,至今佔領不同地方,正因梁振英等人一再逆民意而行。我們和平示威,卻遭受暴力對待;我們吶喊,卻遇上防暴警察全副武裝噴射胡椒噴霧;中環街頭彌漫催淚白煙市民亡命走避,令更多港人挺身而出抗議特區政府,秉持公道。真普選不代表奪權,只是體現《基本法》所載的高度自治、行政管理權。國防丶外交權力一直由中央掌理。如果中央具有自信,實在無需懼怕香港人民選出自己的特首。相反,落實真普選,正正體現香港高度自治,應為閣下另一創舉。

我們真誠尊重一國兩制,才提出兩制當前,香港問題,香港解決,香港民意,應受正視;亦因為尊重制度,我們才認為港府須付上扭曲民意的責任,促使人大撤回決議,讓政改得以重回正軌。當下問題,香港在看,大陸在看,台灣在看,世界在看,眾人皆期待閣下能正視問題,勿讓一個貪腐官員摧毀一國兩制、破壞長治久安,折損閣下的「中國夢」。

當莘莘學子表明,為了政制民主,甘願選擇罷課,承受致命風險出來抗爭,這個社會是扭曲病重得多麼害怕。這個社會是壓榨得我們多麼恐怖?當一個世代的人選擇要將自己的時間投放在街頭,足證梁振英等人已幾近將一代人逼成敵對一方。今天不少為民主而抗爭的中學生、大學生,在二、三十年後,皆將成為社會中堅,左右香港大局。而2047之期屆時亦將到臨,今天的決議,必然會決定二、三十年後的路向。相信無人願意我們的下一代,為了一個更好的社會,而需要押上無數生命,子彈橫飛,血流漂杆,以畫出香港的民主路。


我們一眾學子皆認為要解決香港問題:


一)港府問責官員必須負上責任,向港人問責,自我修正
二)必須確立平等權利的民主制度
三)恪守一國兩制原則,香港問題、香港解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敬頌
鈞安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學民思潮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安裕周記﹕新人類與他者

周六早上讀畢小思老師在《明報》的專欄是默然,愣着那刻報紙難在手裏一時間不知如何放下來接過侍應的一杯茶;這不僅由於是老師專欄的最後一篇文章,而是字裏行間對年輕一代的期許。香港走到今天的大時代,老師文字裏透出的是對年輕人的關切和疼惜,到文章後段才說到自己病了停筆。曾經走過憂患今天面對憂患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讀書人。

佔中新世代已是沛然莫之能禦,他們接受了香港能夠提供最好的教育和成長環境,我的形容是,站在台上的周永康黃之鋒岑敖暉都是「正紅旗下」成長的一代,如果三人在內地成長,幾乎可以保證頸上都是代表「三好」的紅領巾,可是如今他們放下一切奔走呼號,不能自己。而這一切都發生於二○一四年的香港,時維回歸十七年。

年輕的面孔讓人想起很多,每個世代都曾經年輕過。今天人們孜孜而談的西方社會六十年代學運,是年輕人巨大能量迸發的年代。六十年代美國社科界有一個名詞「新人類」,是對生於戰後一代的叫法,意喻他們沒有跟從傳統意識形態及社會規範;同一時間日本出現另一種變革模式的「三大神器」,電冰箱、電視機、洗衣機,文化以及消費形態的轉變,構建了充滿革命氣息的時空。歷史滿是嘲諷,回首前塵,昔日被視為激進、推翻傳統的改革理念,諸如反對核武、社會平權,以至於同工同酬、環境保護,今天已變得理所當然成為社會規範(norm)。

社會進步的巨輪無人可阻,普選爭論,我覺得可以各提理據,甚至保守一方公開說就是不讓民主派勝出也毋須赦言,但若以「英國人時代也沒有普選」拒絕給予香港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這是對時代的最大侮辱。先不說這是早就應該按協議給我們,遲了這些年我們都不介意,卻絕非不給你貨真價實的還賣乖「本來也就沒有」這些話。

六十年代的新人類

我不認識周永康岑敖暉,對黃之鋒的認知也只是透過傳媒報道,一個念文學,其餘兩個一是念工程一是社會科學,其實都是decent的青年,與六十年代的美國新人類和八十年代的日本新新人類相比,他們身處的時代本來應不致令青年走上街頭。六十年代西方社會遠比今天香港舒服,美國大學生數量首次超越農民,汽車工業帶來更大的自由空間,美國是裝在四個輪子上的國家。然而一場不義之戰喚醒了年輕一代,在富泰的生活當中尋找公義,對巨大無匹的制度拋出挑戰的手套。

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美國小說《二十二號規條》(Catch-22)被認為足以描述新人類反抗傳統勢力的作品,今天重讀,依然充滿令人感動的人性突顯。這部由海勒(Joseph Heller)寫的小說,講的是二戰末年地中海一個小島上的美軍轟炸機大隊故事。飛行大隊隊長為了逢迎上級,不斷要求下屬加班飛行,遠超原本出勤規定上限的二十五次戰鬥任務。機師們受不了,千方百計開小差,逃避出動命令。後來有人找到規條當中有一項是「若是精神有問題,可予免役,但必須病者自行申請」,機師遂群起提交申請免役書。詎料申請送抵之後悉數駁回,上級回覆是「既然關切到自己健康,即是大腦仍可理性思考」。最後是機師反抗,逃兵役跑到中立國瑞典。

這部書甫出版之時,被認為是反體制著名禁書《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孿生兄弟,內容至今半世紀仍膾炙人口,例如書中將軍自稱「我的缺點便是沒有缺點」。Catch-22其後載入韋伯斯特大辭典,意喻統治階層對民眾的作弄,或是民眾對統治階層的反擊。


Catch-22
的個人vs.體制

這種體制vs.個人的衝突典型,其後發生在每一場社會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包括香港佔中。這條線路脈絡分明,先是在城巿或國家內部引發,之後是擴展到國家層面,最後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抖動。中間主要思想是「更加合理的社會」,而當中的「合理」則是當年被保守派標籤「與共黨合流」或「無政府主義」的各式改革社會主張。《二十二號規條》一書風行的原因,是指出龐大體制的不合理本質,挑戰之後勿論成敗如何,結果是捨棄國家,遠走第三地。於這一層次而言,體制或其隱喻的建制是最大的輸家,因為其子民(轟炸機機師、國內人民)揚棄母體,視母體為「他者」(other),始是全書精要。

香港這次佔中運動發展下去,會否變成《二十二號規條》以及其後歐美學運的宿命,視中共政權為他者,很大程度端視中共對這次運動的取態。北京於二○○三年之後一直說的「人心未回歸」,這刻面對事實的考驗。必須指出的是,視中共為他者不等於「港獨」,應該說,這可能是一種朝內轉向的關切方向,更多聚焦於香港本土的一切,包括民主民生,前者例子可以是爭取真普選的行動,後者則可以是保育生態,真正做到視香港如家(home town)而不是先民祖籍的廣東福建。這種始於不良制度觸發的疏離心態,最終會以什麼形態終結,此刻並無答案,這可以是幾經努力終於回到母體,也可以是梁啟超百年前談到台灣時所言的愛爾蘭自治模式。對北京來說,最壞的是類如現時台灣的半獨立心態。台灣年輕一代視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自己則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或僅僅二字的「台灣」實體,而六四事件是「中國人」的悲劇,無礙興高采烈跨海到大陸旅遊玩樂。


「他者」在兩岸的意義

兩蔣時代的台灣以及更早期的中共領導層,對於「中國」法統極為重視,一切概以防止從「中國」逸出為基本思考。中共當局在文字上從不承認台灣為政治實體,除了是內戰成王敗寇的尾巴,更是通過虛擬的敵我分明內戰狀態,不容台灣漂向遠方的日本或美國。因此,台灣立法院在新華社新聞稿變成「台灣立法機關」,馬英九陳水扁一個是中共最愛一個是最恨,卻同一稱呼「台灣地區領導人」。兩蔣時代,台灣政體仍有國民大會,是根據「大陸陷共」前的省巿編制,其中有年輕一代早已不知何處的「熱河省」代表。國共這些掩耳盜鈴伎倆儘管可笑,卻是兩岸政權為了防範「中國」變成他者的做法。然而時至今日,政治現實無可抵擋,台灣眾口一詞把北平改叫北京之時,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秋海棠大國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在各國走過的抗爭及反抗爭道路觀之,體待這連串的變化需要耐性及觀察,而非事事揮舞大棒。資本主義世界三巨頭美國法國日本都曾經面對社會反抗運動,最盛之時,美國有人交還護照自稱「世界公民」。但這三國儘管在反抗運動年代傷痕纍纍,最終靠着政黨更替、公民網絡以及自由的新聞媒體,把龐大怒潮逐一宣泄,而不是由軍警鎮壓。當然,贊成動武的會認為美國黑豹黨消於地下,或日本聯合赤軍遁走出國是強力彈壓的結果,但這派隱而不提的是在對抗過程中大量人命傷亡,最著名的是日本淺間山莊圍剿事件。對此,美國自由派史學巨擘小史萊辛格的看法是一針見血的正面﹕社會反抗運動是一個不會完結的自我反省過程。事實上,美國反戰運動銷聲匿舻之後,取而代之的是關注團體大量冒起,他們通過法律渠道監督政府,八十年代初,受訪美國民眾加入類似團體的僅約一成,幾年後同類調查,數字茘升至四成,公民社會在人民覺醒後成形,結成牢不可破的民主體系。


德國戰後的民主之路

說一段歷史。這幾天德國官員對香港民主化屢有評論,對大戰結束後幾乎在國際舞台隱形的德國來說是極為罕有。姑勿論陰謀論者如何判斷德國對香港民主化置喙的原因,但德國戰後的重建優次,折射出對一個幾乎炸成廢墟的國家來說,最優先的不是推動經濟讓人人吃飽的實用主義,而是重建學校編寫教科書。同一段時間,德國政黨重現生機,一九四五年七月,社民黨和共產黨恢復活動,招收黨員,政黨有兩個共同目標﹕對外承認戰爭責任作出賠償,對內發揚民主重建德國。這段長路的中間站是一九七○年十二月,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猶太人死難紀念碑前雙膝跪下,德國從此站起來,為一九九○年十月兩德和平統一寫下前傳。德國對民主的理解,應該不會比我們小。


練乙錚: 是否革命?林鄭縮沙?運動失控?能否佔立?

佔中運動進入第三周,氣勢不繼的,似乎不是體力疲乏戰意卻繼續高昂的學生,而是被揭收受巨額錢財的梁特和忽然縮龜不敢對話的林鄭政改三人組。往前看,政府不一定是贏家。


一、佔中與革命

西媒把佔中運動封為「雨傘革命」,引發了北京一陣鎮壓衝動及一些本地人士的虛驚;梁特乘勢發難,以87顆催淚彈代替胡椒噴霧,於是雨傘也不管用,彼西人說的「革命」就當然「撐」不下去,萬千群眾卻起來了。此「二次革命」,並非毛澤東喜歡搞的那些奪權遊戲,卻類似劉少奇說的爆發自靈魂深處的那種認識上的和平演變。中共驚魂稍定,大概知道了是什麼回事,才稍安毋躁。

革命性質林林總總,有階級革命、土地革命、寧靜革命、科技革命、性革命、互聯網革命、供應鏈革命,等等,多得很。其實,「革命」這兩個字,在傳統中華歷史和文化意境裏,一直是無比高尚的,直至中共搞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污名化了(好像沒有什麼好東西到了中共手上是不變壞的)。
「革命」一詞的本義有多崇高?讓我們回到中國文化的源頭上看看。兩三千年前,中國先後發生了兩件大事,《周易》64卦的第49卦(革卦)的彖辭對此有簡單扼要的論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所謂「湯武革命」,即湯放桀、武王伐紂那兩回事;順乎天、應乎人,便是早期儒學對這兩回事的評價,後世整套儒家思想建構出的政統和道統,便是以《周易》的這一句話十一個字為基礎。

史上對這兩起暴力推翻政權的事不是沒有爭議,帝王與士庶民之間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孟子.梁惠王下》有如下對話紀錄: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很明顯,齊宣王把湯武革命視作臣弒君、犯上作亂,孟子卻不同意,認為鏟除賊害仁義的暴君,概念上和弒君有根本區別,是善舉。
大家由此可以看到一個事實: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但在它的源頭上,卻是對兩次暴力革命的歌頌。

這點很重要。大家都明白,佔中運動只不過是要求政權履行承諾,讓香港人自己搞自己的政改,而不是要推翻什麼政府奪什麼人的權;但筆者同時認為,為了袒護反仁義的專制政權而把一切抗爭行為歸類為革命,繼而把「革命」二字任意污名化,是一種極之要不得的當權派劣行。

二、包容與鄉愿之別

不過,儘管儒家歌頌湯武革命,卻並不要求任何人參與革命、當烈士。面對反仁義的暴政,個人對政權採取什麼態度和行動,儒家持一個開放的立場。

在《論語.微子》裏,孔子評價了商殷末年三位反對紂王的名臣:微子、箕子、比干。三者之中,比干最激,犯顏直諫,結果身死不特已,還遭滅門之災;箕子諫得也很激,被紂王關在牢獄裏,淪為奴隸;微子最溫和,認為紂王無道,諫之不聽,便辭官而去,體現了「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明哲保身」哲學。可堪注意的是,這三個人並沒有像周武王那樣起義搞革命,但孔子一律稱讚:「殷有三仁焉」。

不僅如此,就算是面對不義的人君,不效法伯夷叔齊微子那樣歸隱山林而像柳下惠那樣傾向於留在朝廷裏做官,固然就是所謂的「辱身降志」,但只要能夠秉公辦事守住底線、分清善惡不當鄉愿不怕炒魷,孔子便也一樣推崇,認為「無可無不可」。這點孔子在《論語.微子》的最後幾段裏,交代得很清楚。

筆者認為,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儒學傳統裏的這種對同志的開放、包容,對今天任何派別的社運人士而言,都很值得參考。

三、林鄭why縮沙?

特府周四突然宣布終止與學聯接觸,讓已然同意進行的對話胎死腹中,給出的理由卻牽強得可笑──有人再倡議搞不合作運動。學生一直要求政府對話談政改,無奈政府出爾反爾毫無誠意,於是民情激憤,民氣再度聚集,顯示佔中運動並不如一些當權派說的那樣後勁不繼。民眾休息了幾天,一有需要,可以馬上再度動起來,能量不缺,甚或可能升級、擴大佔領區。然而,為何林鄭臨陣退縮?

坊間普遍認為,特府忽然終止與學生對話,主要是因為梁特的私人財政出了問題,涉嫌於上任後不當收取一筆為數約5000萬元的錢財。這筆款項背後的合約指
明,梁有責任向對家機構提供建議及推介等服務。這一點引伸出一系列問題:合約是在梁宣布參選特首後幾天才簽訂的,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可能呢?梁特上任後,有沒有按合約向對家提供某些服務呢?若有,那就是梁特兼職賺外快,不當,現應悉數向香港市民披露;若沒有,那他是如何履行他那一方的合約義務的呢?對家為何還要遵守合約,如期給他支付那筆龐大的尾數呢?另外,有關消息顯示,合約所涉款項,是從另一有關的公司整體股權轉移交易價中扣除的,但受影響公司的一眾股東卻對梁氏所簽的合約從中取走巨額款項一事並不知情;這就可能牽涉到商業誠信問題。

此事本來與政改、佔中無關,不過,如果在特府與學生的公開對話過程中有人以某種理由提出,就算林鄭馬上頂回去,對梁特而言也是非常尷尬。如果是為了顧全梁特的面子,特府不惜把佔中的解決進一步拖慢,那是十分對不起市民的。

另外一個導致林鄭叫停與學生對話的原因,恐怕就是特府自己定錯了對話題目,竟然安排了在第一輪對話中討論「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這個「法」方面的議題,從來都是北京及特府在政改問題上的軟肋,因為香港人習慣講法治,所有與「法」有關的論述,其中包含的道理和事實,都務求嚴格清晰,不能以權大氣粗仗勢欺人的說話方式代替,管你是人大常委還是黨中央。因此,筆者推測,首輪對話的題目,是那些插手香港政改卻又不懂香港事務的北大爺們替林鄭等一線對話官員們定下的,以為一擺出白皮書、人大常委會有關的決議,學生一方就啞口無言;殊不知香港人對北京否決「公民提名」的憲法和法律解釋的要求很高,而且反駁的法理彈藥充足。

經過17年的努力,一般港人對「祖國國情」的認識早已十分全面深入,甚至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的掌握,已經超乎當權派的水平。就連筆者這個「不讀書、不看
報」、沒有機會接觸人大政協袞袞諸公經常接收並熟讀的第一手官方國情資料的小市民,也清楚而準確知道幾點大陸現行的《選舉法》和《組織法》裏列明的法律條文事實:

一、大陸的人大代表直選機制,包含「公民提名」,而且門檻很低,只需10個選民聯名,便可提名一人參選上一級的人大代表議席;
二、大陸的省和直轄市等各級地方政府首長的產生機制,包含「代表提名」,只需30位同級人大的代表書面聯署,便可提名一個候選人參選省長、直轄市長等領導職位(放在香港的話,這好比每3個立法會議員便可提名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
三、處理人大代表或政府首長候選人名單的委員會只是事務機構,完全沒有諸如投票決定或否決某位候選人「入閘」的實質權力。

試想,若在本來應該舉行了的首輪特府與學生對話當中,學生代表提出上述事實,要求林鄭等官員解釋,為何「公民提名」、「代表提名」在大陸是理論上合
法的民主程序,在香港反而變成萬惡的違法行為、不能算作民主程序呢?大陸的候選人提名委員會,理論上沒有實質權力,香港的卻能「無中生有」呢?這些法律問題一提出,在鎂光燈之下,恐怕啞口無言、招架無力的,是林鄭政改三人組。

於是,縮沙之後的林鄭,只能在對話場外繼續拿人大常委決議對着大氣放空炮而不與學生代表短兵相接辯論法理。也許她需要時間請救兵,找中策組的師爺及大陸的北大清華諸「護法」教路。不過,那是注定徒勞無功的。筆者估計,特府不會再提對話,就算硬着頭皮再來,大概也不會蠢得主動談政改的法理基礎了,因為那等如自己找死。

一個政府若是有權而無理,官員們站在大眾面前說話的時候,樣子其實很可憐。如果還有最高領導人的一些私人錢銀誠信問題從旁困擾令輿論譁然的話,則挖個沙洞縮進去藏起來,的確會好過一些。

四、是否失控?能佔立會?

這裏談的不是目下佔中者應否像台灣太陽花學運那樣佔領立法會場,而是想問,當佔中新世代中人愈來愈多達到法定年齡之後,要不要參選立法會,能不能勝出,佔領議席。

新世代抗拒政黨,便是泛民政黨的人,尤其是有頭有面的那些,近日在佔領區出現的話,年輕人準會「一見彈開」。這是因為新世代重視獨立思考和自主行為,不想被任何人擺布、牽着鼻子走。這個世代的人喜歡鬆散平等自由的朋友圈子,絕對不適應動不動以「黨紀」規限成員話語和行為的政治組織。但是,傳統的政治理論認為,政黨是民主政治裏的選舉機器,沒有一部像樣的這種機器支持,個別公民能夠勝選進入議會的機會微乎其微。

然而,佔中運動不按本子演出,卻精采燦爛,不僅表現出驚人的動員能力和組織效率,還能曠日持久兼打游擊戰和陣地戰,清場警察對此沒奈何,就算有政治
命令下達了要以更強武力鎮壓清場,也不知從何着手,而且須付的代價極大。當權派及其媒體於是把狀況描繪成「失控」、「混亂」、「群龍無首」、「唔知點收科」,殊不知這個運動自發出現的分散組織形式,不受控而自控,無首而多首,亂的表面包含着動態的序,正正是其最大優勢。

設想沒有這種組織形式,整個運動由一個一元化機構領導,由少數人指揮一切,則很容易失敗:只要政府強行作砍頭式鎮壓,一舉把幾個運動的最高領導逮
捕,或者僅僅是用電子方法切斷這個領導組織的電子通訊渠道,運動便會全線潰敗,所謂蛇無頭不行。但新世代完全不來這一套,他們三五成群、三五十成堆,於有政治行動需要之前已經自然地有機存在,有各自的內部訊息網絡,成員之間深度認識、彼此信任,還有某種程度的家庭支持,所以一旦政治動員起來,一個個都成為最靈活、最有韌性、最難消滅的行動組織;這些組織之間有鬆散但高效的電子平台提供橫向聯繫,一旦出現一個大家都可以認同的號召,便可極速連成一氣,源源不絕一波又一波出擊、休整、再出擊。

佔中新世代一出台,便把這種新的組織和動員模式發揮到完美極致,以至老一脫的社運模式、政黨動員模式,幾乎完全不起作用。事實證明,這種社會運動的新的組織形式能夠有效佔領公共空間。下一個考驗是,同樣的組織形式或其某些變種,能夠幫助新世代佔領關鍵的議會議席嗎?

《氣短集》之五十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年輕人們

你所走的路 無盡頭般遙遠
但是為何要咬緊牙關
要走到這麼遠嗎

你所走的路 是邁向希望
朝陽再一次昇起來的時候
年輕人就再一次起步

2014年10月9日星期四

Ishaan Tharoor: 4 reasons Hong Kong’s protests failed (and 4 reasons they didn’t)



Hong Kong's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have petered out.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protest encampments and blockaded streets, life has mostly returned to normal in this bustling Asian metropolis. It's a far cry from the heady days last week when the world's attention fixed on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joining in the occupation of the heart of the city center.
A slow process of talk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seems about to begin, and critics of the protesters have grown noisier. But does that mean the protesters — many of whom were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 have lost? Here are some reasons why the protests may have failed, and why they have not.

4 REASONS THE PROTESTS FAILED

The protesters won next to nothing

Despite all their labors — the rallies convened, the rain squalls endured, the water bottles distributed, the hours spent on the hard asphalt of some of Hong Kong's main roads — the students did not achieve any of their central demands. Hong Kong's top leader,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remains in office and is showing no sign of voluntarily stepping down. The pro-democracy camp's quest to win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from Beijing appears, as it perhaps always did, a hopeful aspiration with little chance of being realized. The student organizations that mobilized the protest are now attempting to hold talks with Hong Kong's government in a bid to show their supporters some tangible success, but it's unclear how much they'll be able to gain from it.

The restraint and patience of the authorities

The main catalyst of the protests was the overreaction of Hong Kong's government and police: first in briefly detaining 17-year-old student leader Joshua Wong on Sept. 26 and, two days later, firing 87 rounds of tear gas on protesters near Hong Kong's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This heavy-handed action galvanized a critical mass of Hong Kongers and immediately placed the events in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y in an unwelcome historical frame: that of Beijing's 1989 crackdown on student 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Tiananmen Square.

But in the days thereafter, as the protests swelled and angry crowds gathered in front of police barricades, the authorities behaved with calm and patience. (It's unclear to what extent Hong Kong police were involved, if at all, in the violence directed at protesters on Friday by suspected "triad" elements.) Hong Kong's government ceded some of the city's busiest streets to the protesters and did not follow through on threats to clear out the occupied areas. It opted to wait out the protesters, many of whom were bound to return to their jobs and classes by the end of last week's holiday period. The patience of the authorities eclipsed the sheer willpower of the pro-democracy camp.

A lack of leadership

Hong Kong's protest movement, like many of the recent uprisings that have captured the world's imagina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its decentralized nature. The student leaders chased by reporters insisted that they had little control over the tens of thousands occupying Hong Kong's streets. There were no clear hierarchical chains of command. And there was no focal figurehead around whose moral authority the protesters could rally.

Frequently last week, protesters complained of not knowing what they were working toward each day of the occupation; others said they would not follow various directives and entreaties of student leaders if they disagreed with them. Leadership matters — not just for the sake of building a movement, but also to give it credibility and momentum. The latter, at least, seemed to fade quickly on the streets of occupied Hong Kong.

Loss of popular support

The protests closed some of Hong Kong's central arteries, snarling the city's traffic, shutting down tram lines and scrambling the commute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ordinary residents. In the packed commercial neighborhoods of Causeway Bay and Mong Kok, student occupations came up against frustrated locals, many of whom had no qualms with the students' political convictions but resented the harm done to their livelihoods. Once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police would not initiate any sort of heavy-handed crackdown, the protesters had to fight an uphill battle to retain public sympathy. "People are getting tired of the inconvenience," one protester told me Saturday night. "We're going to have to leave soon."


4 REASONS THEY DID NOT FAIL

The protesters have the moral high ground

In the face of Beijing, run by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ruthless politicians, and a local government largely seen as detached and incompetent, it was easy to be charmed by the protesters. They were rallying for democratic rights they believed are owed to their city — not the chaotic overthrow of the status quo. Their cause was marked by an astonishing self-discipline and collective ethic, best exemplified in the protesters' remarkable efforts to clean the occupation site, care for one another's well-being and even recycle. Moreover, they practiced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 raising their hands as a mark of peacefulness even at moments of intense provocation.

The protests were not going to loosen Beijing's authoritarian grip over Hong Kong in the space of one week. But they did illustrate how tight and cruel that grip can be.

The occupation laid down a marker

In the eyes of many outsiders, Hong Kong is not a necessarily "political" place. It is defined by its hustle and bustle, its jet-setting, cosmopolitan banker elites, its tales of rags-to-riches fortunes. The city is a no-nonsense, free-wheeling global entrepot. It's about commerce, not politics. That was the philosophy that governe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the territory and which was continued after the 1997 handover to China.

The protests were a shock to the system. Hong Kong sees marches and vigils every year, including when thousands commemorate the June 4 anniversary of the events at Tiananmen. But the events of last week were unprecedented: protesters didn't just march, but seized territory and shut down parts of the city. It turned into a landmark episode in Hong Kong's political history. And it will have real effects: Even if he survives the protests, it's possible Chief Executive Leung — now unpopular among Hong Kong's oligarchic elites as well as Beijing's disappointed politicos — may be compelled to resign not long from now.

The protests politicized a new generation

The most memorable protest leader is 17-year-old Joshua Wong,  a spindly waif of a teenager who looks like his natural place still belongs before an Xbox, not the barricades in front of a top official's office. As he resisted reporters' attempts to hail his own achievements, he seemed to epitomize the sense of purpose voiced by many in Hong Kong's new protest generation. "I'm organizing," he explained to WorldViews last week, "because thirty years from now, I don't want my own kid to be on the streets, fighting for democracy."

Everywhere you looked at the height of the protests, you saw young students chanting, singing songs, passing around supplies, swapping stories, painting banners, and sharing the moment together. The events of the past week will live long in their minds. "We are here together to be with each other," said Serena Lee, 22. "We know this will be a long war."

The underlying problems will not go away

And they'll have plenty of ammunition in the years and decades to come. Hong Kong's rowdy media and sophisticated civil society will not be so easily bent by Beijing's agenda. Moreover, the protests weren't just animated by the issue of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The students were also launching scathing attack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ir own city, a celebrated capital of global finance that happens also be one of the most unequal societies on the planet. The systemic problems that are coming to the fore in Hong Kong — the poverty gap, the impossibility for many to own property — will be difficult to tackle. Hong Kong's new army of dissidents will know when to fight their next battles.

2014年10月8日星期三

林和立: CY推動「愈亂愈好工程」

「雨傘革命」是香港自1840年開埠以來頭一次人民力量的大爆發。港人不畏強權、不怕催淚彈而膽敢站起來向出賣港人的特區政權以及愈來愈走向香港政治前台的北大人說「不」。但佔中發起人與學生鬥士面對的是一個從來只知道討好中南海、狐假虎威地用中共專政機器恫嚇港人的「689特首」梁振英。「雞蛋挑戰高牆」的下一步要考慮以下的嚴峻因素。

問題一:民主派議員與佔中背後的學者大多呼籲學生作「戰略性撤退」。但即使是短暫的緩兵也要看馬上開展的「學生精英VS好打得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馬拉松談判的結果。中國式選舉的定義是投票前勝負已分曉;而在瀕臨淪陷的香港舉行的談判可能是拖字訣的代名詞。首先,奶媽林鄭沒有權力改變她在北京的眾多老闆定下的「北韓式」特首選舉方案。當然林鄭本人亦覬覦特首寶座,沒有理由寄望她會為港人的民主夢賣命。

問題二:即使以林鄭為首的政改三人組願意捨身向中南海反映民情與以懷柔手段對待回歸後香港的最大政治危機,絲毫不願意放權的CY亦會繼續充當談判的絆腳石!事實很簡單。CY的治港理念是毛澤東說過,而且習近平主席極度欣賞的四字真言:「愈亂愈好」。香港愈亂、「海外敵對勢力」在港炮製的「顏色革命」愈兇險,CY的特首位置愈穩。如果香港的亂局延續,在香港沒有任何認受性的狼英甚至有機會連任,怪不得前不久 689慫恿對他恩重如山、但身體與公信力都有問題的董伯伯出山搞個什麼高級國際顧問委員會,目的是為他連任掃除障礙。

CY在回歸後一直是行政會議成員,並扮演老懵懂與貪曾和中共高層的「高級信差」。但梁沒有當過部長級職位,極度缺乏行政與管治經驗。689的專長是搞政治泥漿摔跤,尤其是文革式的「文攻武鬥」,拉一派打一派。香港自狼英上台後便陷入內部分化、政經內耗的深淵,什麼「愛字頭」、「反佔中」等近乎流氓、社團組織紛紛起來以卑劣的手段撕裂香港社會,上星期在旺角街頭上演的大龍鳳便是狼英亂港的最佳寫照。同時,梁在設在特首辦與中央政策組的「心戰室」,大量炮製老美與其他「境外反華勢力」在港發動「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陰謀論,而北京派駐香港的安全部人馬則大量收集兼捏造所謂CIA駐港臥底與他們「合謀者」的黑材料。

9.28催淚彈事件後佔中三子與學聯都要求梁振英辭職,但死要面子的習總當然不會答應,中國媒體還高度表揚689的「政績」。老奸巨猾的狼英當然明白他已成為中共的政治負資產,而且他需要為1997年以來特區最大鍋的管治危機負政治責任。但香港的亂局一天沒有平息,他的烏沙帽便不會丟掉!而且梁向中聯辦與北京撰寫的報告都以毛澤東時代的語言強調「美帝滅我之心不死」,意思是香港的「顏色革命」是「超級大國暨國際警察」發動的,擁有警力不到三萬的特區政府沒有足夠資源跟老美打不對稱戰爭。

與狼英一起推動「愈亂愈好工程」的哥們,還有在中聯辦內外工作的起碼六、七千大陸幹部與公安部和國安部人馬。要知道香港是個肥缺,這些駐港人員都與掌握香港經濟命脈的中資企業高層關係密切,當然「油水」亦十分吸引!駐港幹部與特警都想長期留在特區發財,但假如香港什麼都和諧穩定,他們可能幾個月內便要調回祖國,而且還要向中紀委與監察部交代他們在港撈了多少「外快」!

當然,香港的「亂局」不可能無休止。據北京消息人士說,習總已命令狼英在11月北京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年會前搞掂「佔中暴亂」。APEC是中共從去年便開始籌備的頂級外交與國際經濟盛會。暫定下月10至11日舉辦的國家元首大騷,將是 APEC的重頭戲和習總個人表演的大舞台!習總將與奧巴馬與各國領導舉行非正式高峯會,試想,假如香港問題到下月中還解決不了,特區政府部門還被佔中志士包圍,自詡為13億人民「中國夢搞手」的習大大將面目無光。而且號稱「圍堵中國旗手」的奧巴馬很可能會與其他西方政要在APEC會議內外發放支持香港人民爭取高度自治的言論!

一向鄙視民主與民主派議員、佔中知識份子與良知學生的狼英,當然不會主動跟「反對派」妥協,他也絕對不會遊說北京放寬2017年特首選舉的安排。權慾薰心但絲毫沒有新思維的689,唯一的籌碼是繼續分化香港,如果真的沒有其他辦法「平亂」的話,就可能動用最近經常作「反恐」演習的解放軍駐港部隊,或已配備香港員警制服、會說廣東話的廣東公安與特警。狼英據說在2003年就主張動用催淚彈打殘抗議「二十三條」惡法的示威者,他當然知道武力清場很可能導致玉石俱焚。但這位自八、九十年代已瞓身部署「贏取特首寶座」工程的大野心家不怕當香港的千古罪人,他怕的只是喪失權力和「偉光正」大佬的眷顧!

林行止: 對話要領在背後 外部勢力非熱腸

一、寫稿的時候,學聯與政府的「對話」能否如期於明午四時召開,看雙方就議程及地點各自表述的情況,仍是未知之數;如果順利召開,會否「談得攏」而定下後會之期,更是誰亦無法說得準。目前可以預估的是,不論「對話」展開與否,金鐘現場均會十分熱鬧—「對話」拉倒,滙聚於此的學生和市民必會躁動;「對話」召開,一起看直播的群眾則會對屏幕大發議論……。明天入夜金鐘必然十分「熱鬧」!

不管內地官媒如何報道和評論(事實是抹黑)「雨傘運動」(卓文在昨天的專欄中稱之為「遮擋運動」,更恰切更傳神,香港人其實說「雨遮」多於「雨傘」),筆者相信中央決策官員不會相信這次由學生主導的公民抗爭活動,有令蘇聯集團變天蘇聯本身解體的「顏色革命」的「負能量」,因為香港市民不僅手無寸鐵,且無縛雞之力,根本無法無力無膽無意「造反」;另一方面,「外國勢力」即使同情「雨傘運動」,「看在錢銀份上」,充其量只會隔海看熱鬧,不可能暗助遑論真的出手相助。香港因此「得個嘈字」,對中共政權並無絲毫「殺傷力」。換句話說,香港絕無可能動搖中共的統治(支聯會年年高呼打倒中共的口號而北京置若罔聞,便是深明其完全發揮不了實際作用),事無大小均須聽從北京指示的特區政府,因而未獲授權可動用「大殺傷力武器」彈壓群眾,北京當然更不會調解放軍入城。

經過這麼多年,香港人對於「外國(來)勢力」介入香港事務的有效性,應當非常清楚;那是,所有國家參與外國事務的前提為「是否有利於吾國」,如今中國全方位崛興,別說在許多國際事務上西方國家需要中國的同意或協助,僅就經濟層面而言,失去中國市場或中國投資,對眾多國家都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困難(或對本已疲不能興的經濟發生雪上加霜效應),因此,在現階段向這些國家求助,若非碰一鼻子灰便是空手而回……。


二、被傳媒稱為千福BB的美國駐港領事,數月前不是意氣高揚擺出一副帶引香港民主運動的言行嗎?然而,在「雨傘運動」啟動後,某些人極需要他的「精神鼓勵」的時候,他真像BB般「被」銷聲匿迹,在避無可避時充其量隔空說些無關痛癢模棱兩可(取態中立?!)的話,與香港民情完全脫節!筆者實在無意批評這位熟悉中國事務的美國外交幹員,只想指出這種人只會盡忠職守為其祖國利益發聲(這是外派官員的首務)。當他們的國家與中國就某些有共同利益問題出現爭執時,他們會做出一些不利北京的表態,以之作為該國政府與中方交換利益的籌碼;近來千福BB不僅沒有去金鐘表演支持港人爭取真普選,幾近完全禁聲,這不是他「變」了,而且美國有求於中國,他於是對香港的民主運動興趣缺缺!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本欄的《陰柔招數拔異己 和平革命卻瘟神》,是《獨裁者精乖了》的「讀後感」。這本書的《導言》說的明白︰「專制國家並不特別害怕美國,因為世界的互動日趨頻密。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還是委內瑞拉石油的最大買主……,在許多重要的戰略議題上,美國必須仰仗俄國外交上的支持,聯合國的制裁對專制獨裁國家而言,往往不痛不癢,外國人權團體若發出抗議,只須驅逐出境即可。事實上,外國的介入,不論是美國、聯合國,還是國際刑事法庭等組織,往往是獨裁者極有用的擋箭牌(useful shield),可以用來掀起國內的民族主義熱潮,鼓動人民團結起來保衞國家!」

筆者衷心希望香港的有心人,今後不要再去「游說列強」支持香港了,因為他們的國家利益凌駕港人權益,港人只會被利用而不會得到什麼實質協助,實不至的口惠(另一種假大空)是沒意義沒意思的;而不這樣做,還會免去被指斥為「勾結外國勢力」的「賣國賊」。這種罪名的後果可大可小。

在政治和經濟上有求於中國,外國尤其是販賣「普世價值」的美國,不會為香港這個政治作用甚低的經濟城市和北京硬碰。不過,中國一旦縱容特區政府對和平示威群眾動用有殺傷力的「暴力」,便肯定有嚴重效果,因為深受基督教倫理影響,西方國家的消費者會要求企業別和中國做生意和拒買中國製造的商品;投資者則會要求機構投資者撤出中國(和香港)市場……。即使西方國家政府袖手旁觀只出「口術」,中國經濟和香港金融都會遭受重大衝擊。

除非中共的統治受威脅,不然,中國絕不容許特區政府「重拳出擊」!


三、二月二十六日本欄提及「和平抗爭運動理論大師」真沙普一九九三年為緬甸民主運動而寫的《從獨裁統治走向民主政體》(G.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可從The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同名網站免費下載;據出版資料,二○○五年有中譯本),其附錄一巨細無遺地臚列了數百項「和平抗爭」(Nonviolent Action)必須採取的步驟(可視為「和平抗爭者手冊」),舉其犖犖大者,有組織者在行動前要發表「正式聲明」(扼要有力地述說發起抗爭的理由)、大事宣傳以廣周知(在網絡時代這並無困難)、採用有象徵性的標誌(如黃絲帶〔十九世紀美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標誌〕)、舉辦公眾論壇或討論會……。「三子」和「兩學」發起的「雨傘運動」都做到了。

現在是能否進行「對話」的敏感時刻,真沙普在本書闢專章談此命題(第二章︰《談判的危險性》),他指出「談判」(或「對話」)是解決衝突的有用工具,任何一方,只要並非抱玉石俱焚心態,應爭取任何談判的機會;不過,「談判」不一定能達成雙方滿意的結論(not...reaching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solution),「滿意」很多時要「鬥爭」才能獲致。至於弱勢的一方是否有在「鬥爭」中滿足訴求的潛力,便要知己知彼,審時度勢,不可輕舉妄動。

真沙普認為,獨裁者提出通過談判解決爭端,其出發點許多時是「詭詐」的,因為這極可能是強勢的一方軟硬兼施迫使對手放棄抗爭的手段。當然,真沙普的對象是國家和可能威脅到其權力的反對派,與獲北京全力支持,有警力、情報人員、線民及僱傭兵(流氓)的特區政府和除了滿腔熱誠什麼都無有怕的學生(和市民)完全不同……。這次「對話」之能否成功,「三人組」不是關鍵,北京是否願意稍微後退半步才重要。由於十八大四中全會在本月二十至二十三日舉行,中共理順「家事」後,便可放手處理香港問題;但繼之而來的是十一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亞太國家領袖峰會(原本在港舉行),是政治敏感期。因此,如果學聯與政府成功啟動「對話」,筆者相信將是一次「馬拉松式」的會議。

練乙錚: 「公民提名」大陸也有 「經濟崩潰」不值一哂

特府官員在政改諮詢過程中,一直說不出「公民提名」「兩不」(不符《基本法》、不是民主程序)的法理,只能學着國務院政改《白皮書》裏的內容講空話,以勢壓人。引發大規模佔領運動了,又以「佔中導致經濟崩潰」論恐嚇港人。兩者都說明特府江郎才盡。

一、大陸選舉可以「公民提名」,為何香港不容?

學生即將開展與特區政府的政改對話,第一場的討論議題定作「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好得很,代表們應該不惜一切爭取普選特首方案包含「公民提名」。港人熟知台灣大選容許公民提名,卻不大留意大陸也有;後者(無論怎樣陽奉陰違了)正好提供港人此番爭取民主提名權的一個切入口。

「公民提名」在大陸的各級人大選舉法裏清楚存在,所以是一種完全合法的民主程序,只不過大陸不用「公民」這個詞,而稱作「選民提名」(基層人大直選)或「代表提名」(縣以上的人大間選)。而且,人大採用這種提名辦法的門檻十分低,只需十位選民或代表推薦,便能成為候選人。對此,大家不必覺得奇怪,共產國家的憲法都寫得很民主很寬鬆,例如前蘇聯的憲法寫得簡直前衞,一般認為是全歐洲最開放最文明的憲法,但實踐記錄卻是另一回事。

大陸於1953年訂立《選舉法》,文革之後的1979年作大規模修訂,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七九版本中的第二十九條講選舉提名,本來沒有「選民提名」、「代表提名」的辦法,其後在2004及2010年的修改版裏,都加進了,並且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的規格宣布的。2010年宣布修改的文本這樣說:十、將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聯合或者單獨推薦代表候選人。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註1】

如此,「公民提名」的法律地位及作為一種「民主程序」的合法性,已經無可置疑。此前京港官員及其支持者指摘「公民提名」無法理基礎的說法,根本沒辦法成立。學生代表於特區官員對話之時,可提出這點,要求對方確認。

當然,當權派可以賴皮詭辯,方法有二。其一,聲稱在「一國兩制」之下,大陸的法理不適用於香港。不過,這個說法用在這個場合,港人絕對不會接受,因為按一般理解,「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原則就是,香港的法律要比大陸的寬鬆;如果特府官員要反其道而行,香港人就要反枱。其二,聲稱上述大陸的「選民提名」、「代表提名」,是用來選舉各級人大代表的做法,不能應用於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長的選舉上面。

好,那麼我們再看看大陸本身的法規在選舉地方首長及其他最高級地方政府官員方面如何界定。

大陸於2004年最後修訂了1954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簡稱《組織法》),其中第二十一條如是說:「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十人以上書面聯名,設區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二十人以上書面聯名,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十人以上書面聯名,可以提出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人民政府領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註2】

這就有趣了。香港特區的行政層級與省、自治區、直轄市大致相若;如果比照廣東省人大現屆七百九十名代表當中的任何三十人便可書面聯名提名省長候選人的話,則按比例,香港立法會七十名立法會議員當中的任何三人書面聯名,便可以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了。

如果京港官員硬要無理取鬧否定「公民提名」的話,那麼,改為以如此低門檻的「議員提名」(大陸叫「代表提名」),香港市民大概也可以接受呀!

再者,大陸的法律是如何規定提名委員會的權力的呢?在上述大陸的《選舉法》裏,相應的機構稱作「選舉委員會」,是完全沒有所謂的實質提名權的;該法第三十一條列名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內容和權限:「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由各選區選民和各政黨、各人民團體提名推薦。選舉委員會滙總後,在選舉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並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討論、協商,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如果所提候選人的人數超過本法第三十條規定的最高差額比例,由選舉委員會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對正式代表候選人不能形成較為一致意見的,進行預選,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所以,這個委員會只有事務責任而無決定候選人名單的實權。此外,大陸的選舉過程中,沒有其他關鍵的委員會了。

毫無疑問,京港當權派發表的政改《白皮書》、人大常委會有關的決議,否定了「公民提名」作為一個民主程序的合法性,把確定特首候選人名單的實質權力收歸小圈子「提名委員會」所有,是一個既完全不符中國大陸法理、更徹底違反「一國兩制」精神的劣行。

前不久,有董建華年代的紅色高官說,如果香港是直轄市,選舉法規就可以寬鬆一些,指的大概就是上述事實。這就真的豈有此理!原來,港人三十年來支持《基本法》、「一國兩制」、民主回歸,到頭來得到的政治待遇,竟不及大陸的一個地方政府一個村。這到底是港人愚蠢,還是中共的騙術高明?

順便一提,大陸的法律縱有上述「選民提名」、「代表提名」的辦法,也不表示其體制很民主,因為她有起碼八種其他的手段和安排,足以抵消此二法的民主性。筆者附上「百度百科」的一篇詳細介紹和深入討論大陸選舉法中的提名問題的文章給讀者參考,裏頭便列出了那些手段和安排【註3】。


二、佔中有經濟影響但GDP無大損

經濟的體質愈好,愈能夠抵受各種突發的外來衝擊,問題是不少人計算衝擊的影響之時,會有各種各樣的偏見和無知,結果會誤導。例如,親政府的一些商會計算佔中導致的商戶生意損失,就只算現場商戶的損失;但就算那些商戶給的數據老實不假,這樣算法也大錯特錯。下面談談林林總總的謬誤,以及正確的看法做法。

佔中對總體消費的影響,可能正可能負,筆者的估計是接近零。佔中發生的地區,商戶總的來說會在佔領期間少做生意,但首先有四點要注意:

(一)有些商戶做的生意反而多了,例如在旺角佔領區附近的一些小食店,通宵達旦的生意也十分旺盛,肯定比平常多了。

(二)有些消費不在佔領區發生,就會改在其他地方發生,而不是消失了,例如有些人本來要在中環酒店吃下午茶,交通停頓了,就可能改在尖沙咀。

(三)佔中期間不消費,過後大都會補回來;約老朋友聚舊因佔中告吹,可以改期。

(四)有些消費有定時定點供應,錯過了就沒有了,即使如此,受影響的個人的消費水平也不一定下降,因為省下來的錢可在其他方面用掉。例如錯過了銅鑼灣某齣電影,消費者就可能把錢和時間花在買化妝品上面。

從參與運動的人士的消費變化看,也有三點值得留意:

(五)他們的消費內容可能在佔中期間有大變,但總的消費金額不一定減少,可能反而增加了,例如佔中者可能要多買黑色T恤、太陽帽、防曬膏、摺扇、解渴及提神飲料,少看電影、燒烤、遊船河等等。

(六)對運動參與者來說,這一兩周非常重要,有需要多消費一點也值得,所以期間的總消費額可能增加了。

(七)佔領區內的消費品供應,如茶水糕餅、保鮮紙、口罩、簡便雨衣等等,很多是其他人購買之後捐出來的,對佔領運動的人來說是免費的,因而消費量特別大(因為邊際效益大於自己的邊際代價,後者等於零)。

外地遊客在港消費量變化,則要留意下列幾點:

(八)這個月不來香港去別的地方,可能下個月或明年也要來。

(九)有可能大陸人對佔中有興趣,反而會多一些來港見識見識。事實上,十一黃金周陸客入境數字確比去年高了2.2%(見昨天《明報》專訊)。

(十)佔領區的酒店空房率上升,位於非佔領區的酒店空房率就可能下降;其他消費亦然。

簡單說就是,消費活動有時與空替補的可能性,佔中很影響消費的地點、時間、內容,但總消費額,如果看季度或全年數據,影響會很輕微,而且可正可負。因此,商戶之間儘管會有利潤轉移,但因為總消費受的影響不會大,商界總利潤變化也會接近零。其實,這個推理背後就是經濟學裏常常引用的「消費趨平理論」:一般人的消費時序都是很平穩的,若有短期波動,之後的消費行為會傾向抵消這個波動,以至在較長的時段裏看,平均消費水平不會變。

消費是需求方面的活動。如果從生產或供應角度看佔中的影響,又如何呢?分析也差不多。生產若是在佔中時期拖慢或停頓了,以後可能會加快,例如要求工人超時生產,把損失了的供應量補回來。截至今天,除了有若干佔領區內商戶提早收工,卻未聞業界大規模停工的消息。

另一個片面的說法,就是佔中日子愈長,對商界影響愈大。經濟學101告訴我們,某變化的時期愈長,需求及供應的彈性便愈大,替代方案便更容易出台、落實,地區之間、消費類別之間的此消彼長或更明顯,但整體市場的供需水平卻會更平穩。佔中的確能引致一些短期效率損失,如消費者選用次優的替代產品、生產者採取次優的供應鏈、交通工具要繞道等等,但若替代方案在較長時間裏能夠改善,效率損失反而減少。這正正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奧妙處。一些人出於偏見或無知,提出佔中對個別業界或GDP影響的天文數字,主要是因為未能全面正確考慮上述因素。

【註1】大陸《選舉法》2004年版本見http://www.jincao.com/fa/01/law01.32.htm;該法1979年原來文本及2010年修改決議見http://baike.baidu.com/view/105087.htm?fromtitle=选举法&fromid=6923068&type=syn。
【註2】中文維基文獻由此法成立以來的歷次修訂版本,2004年的版本見http://zh.m.wikisource.org/wiki/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_(2004年)。
【註3】有關大陸選舉的提名權問題見http://baike.baidu.com/view/3426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