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9月29日星期一

林行止: 傷生賊港誰之過? 和平暴力誰迫誰?




一、昨天(九月二十九日)黎明前,示威群眾中有一位英氣青年,在旺角街頭接受媒 體訪問,表明自己參加抗爭活動,遇上警方強力驅趕而轉移陣地的一員;他們結隊轉到九龍旺角,要是再遭「武力」阻撓,已有再移師的準備。這位青年清楚說出和 平抗爭的堅持,希望支持學聯罷課,支持「和平佔中」和對抗特區梁振英政府倒行逆施的群眾運動,要以「打游擊」的方式,遍地開花……。

以一般人的理解,「游擊隊」是在敵方統治區或降敵區的反抗者,以分散、流動、突襲的作戰方法與入侵者周 旋的非正規武裝組織。聽到這位「淡定」青年說出「打游擊」的想法,筆者的直覺反應是,青年人何以會有身陷「敵區」而有「打游擊」的念頭?佔中行動僅以「和 平」為「武裝」,參與者沒有武器,只有「保鮮紙」、「口罩」和雨傘,打不還手、捉拿不反抗,而且有一見解放軍現身便馬上解散的「約定」。如此這般,能有 「戰勝」的機會嗎?雖然「和平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教授說過,他們要贏這場「仗」,不是靠拳頭,而是憑人的良知……。以良知對鐵拳,是天方夜譚還是神州 大地的神話?不過,正如中大周保松教授在其近著《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一書的開篇所說:「每個公民,每個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國家公 正對待的權利。這是人作為社會成員最基本的道德權利。這不是乞求,也不是施捨,而是國家對待公民的基本責任。人一旦意識到這項權利並努力捍衞這項權利時, 國家便不能只靠暴力來統治,而必須訴諸道德理由來向公民證明其統治的正當性。」當前的罷課和「佔中」活動正是香港公民爭取應得道德權利,但願國家不會支持 梁氏繼續以「武力」(或「暴力」)依法治港!

二、在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政改連下三道鋼閘當天,稍有理智的人,都意識將有「禍事」!因為這個罔顧香港民意的決定來得太粗暴,太不近人情,人大常委的「大晒、惡晒、有佢(他)講冇(無)人講」的霸道專橫,透過國家名義抑壓港人意願的不講道理,一覽無遺。

有人奇怪,香港受殖民統治百餘年,從無一人一票的選舉,可是官民相處大抵相安和諧,社會各方各面更有序向前,且成自由世界的楷模,何以回歸以後,在迎向雙 普選的「進程」中,人大常委只不過是個框架,規範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提名委員會」不能去掉,而「功能組別」將繼續保留等,那是什麼了不起的大 事?何以輿論嘩然?泛民議員要群起抵制新一輪諮詢?不僅如此,中、大學生還要罷課,而「和平佔中三子」馬上就位召集「哀兵」……。諸如此類的「家嘈屋 閉」,到底為的是什麼?

英治香港,民主無蹤無影(英廷派來的總督對香港事務有近乎獨裁專制的管治權力),可幸英國派港的封疆大吏習慣有權不盡用,而港府決策層官員的祖家並非皇權 至上,而是一個樹立人民主權的君主立憲國,國會權力屬於通過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下議院;所以當年香港追隨英國的許多政策和法律,大體達到「施政為民(香港 人民)」的效果。九七以後,「兩制」訂定的「民主回歸」,是香港人在政治上的最大指望,因為中國一黨專政,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國民自願(黨員)或不自願(老 百姓中的大多數)地把個人層面的自主權利和選擇取捨交予中共,由其舉箸代籌,替人民當家作主。

香港依賴民主建政,維持高度自治,保留個人仍有應世處事的選擇空間,要是像內地同胞凡事須仰仗黨的權威、支配和指示,那麼港人的自主空間便無復舊觀;所 以,看到學聯號召罷課的口號是「命運自主,全民抗命」,筆者感到這班青年學子深明大義,一語中的的心智,比那些充滿機心、知覺並不銳敏的成年人更為成熟更 加優秀!

三、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議的《中英聯合聲明》正式公布,由於事前中國拒絕「三腳凳」磋商,港 人不得參加中英談判,為補此缺陷,英國在《聯合聲明》發表前大約一個月,先行在本港成立民意專員辦事處,由港府公務員麥法誠 (Ian Macpherson)和黃錢其濂女士(剛好看到這一期《信報月刊》的特稿:《黃錢其濂「做官要有料」》)主其事,展開大規模的民意調查,其報告 於同年十一月底發表。港人看到那冊中英對照的《測試前途協議草案是否為港人接受的特派監察團報告書》(Report on the Arrangements for testing the acceptability in Hong Kong of the Draft Agreement on the Future of the Territory),中、英已拍板決定香港前途,英國政府還隆而重之透過民意調查,以證實、鞏固《聯合聲明》為多數港人所接納。如此「造作」,看來有點 多此一舉,其實不然,那是民主制度爭取人民認受性的必要步驟。

三十年後的二○一四年六月十日,中國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那是中國人大香港代表事前亦未得與聞、事後卻要落力「推 介」並「打圓場」的京派「傑作」。「白皮書」的紕漏,識者說之已屢,不贅;港人最感難受的,不只是「兩制」從屬「一國」,「高度自治」是「中央給多少香港 便有多少」和「法官也要愛國」之類的觀點,最令港人震驚的是香港民意根本不在中央領導甚至特區政府的眼內,他們不給港人留下些微取捨的空間,給你闡明北京 對《基本法》的原則,你便得接受(這令筆者想起文革時期那句「明白得聽從不明白亦得聽從黨的指示」(大意)名言),哪怕是逆來亦要順受。較諸當年英國人交 還香港主權的協議亦不會不裝個諮詢民意的過程與評估,港人每逢聽到什麼當家作主之類的「空炮」,能不神傷?

四、回歸後的香港管治,因受抽象「愛國愛港」的愚弄而愈來愈不濟事,選舉安排偏幫勢力囂張的港共,議事機制因分組點票,使泛民議員只餘下否決權。行政長官 的主張,不問公道、只分親疏甚至敵我,再勇於任事,亦與民情有落差以至背馳。「佔中三子」想抓住政改機會,嘗試以「真」普選抖擻選舉的機制和人事,重建行 政長官及其主張的認受性,他們登高一呼,果然回應嘹亮。豈料他們準備付出個人代價的爭取行動—必要時的「和平佔中」,被缺乏平等意識的港共、京官視為「脅 迫手段」,觸犯龍顏,此後便被視為大敵,一時摻入外國勢力之說甚囂塵上,一時是不得不從國家安全角度考慮的語重心長……。反正七情上面的理由說盡,沒見半 點真切和實在。

啟動政改諮詢以來,梁振英與「政改三人組」遇到不少來自泛民和市民的衝擊,而他們亦無所不用其極,偽諮詢、刪修作假、以偏概全的諮詢報告,一一看在港人眼 裏,令人愈加氣餒;緊貼中央的港共鼓動民意,跟「佔中」對着幹。而為了打擊罷課學子,連不懷好意的舉報 熱線亦公然提出,市民能不怒火中燒?人大常委八月三十一日為香港政改定調,對香港民意不假辭色,屹然決然的重門深鎖,隨後層層表態的政治文化,擺明中央回 復唯我獨尊的專制臉孔,不再顧全兩制的承諾,以主從地位、主流支流的比喻,再無河水不犯井水的忌憚。港人群起反彈,勢所必然。

基於歷史的考 慮,「一國兩制」的用意是在我國領土上繼續保留一個不受中共專權的「特別行政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奉行資本主義」和「保持生活方式五十年 不變」等等,都是清清楚楚寫進《基本法》的「規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與六十八條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亦寫着「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 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進行政改,何以會換來有礙國家安全的考慮?「實力崛起」的大中國,對瑟縮一隅的小香港,祭起 國家安全的大纛,港人除了不安自憐,還有什麼選擇?

面對中共的民主集中,港人的自由意志勢單力薄,中央立意要用經其挑選的港人治港,港人則要求行政長官由真實普選產生,二者都沒有害港之心,都是為了 香港好,要是中央認為「白皮書」與人大框架給香港提供協助,筆者卻以為效果有如「輸錯血」。北京在紓解香港的管治危困上,釋出善意,給香港「輸血」;不 過,輸血得血型吻合,國內跟香港的血型不同,錯配縱使出於善意,都會產生排斥作用。港人對政改框架的抗拒,可作如是觀。

這樁「輸錯血」的 「醫療事故」已經發生,不幸造成了港人群起和平抗爭的後果,他們遭受警方的胡椒噴霧和催淚彈「侍候」;無論警務處(行動)副處長的解釋是多麼費盡唇舌,在 資訊發達的今天,電視、電腦影像的現場直播,大家看到那些舉起雙手表示手無寸鐵亦不動粗的學生和市民,吃了多少防暴警察的苦頭,目睹善良的市民受到傷害, 皮膚通紅、眼淚直流的呼喊—皮肉固痛心更痛!

防暴警察撤走了,和平抗爭者仍佔據街頭!

超逾半個世紀前,筆者第一次「屈蛇」(蜷曲如蛇匿藏於小艇倉底)偷渡來港失敗,「自投羅網」,被捉上水警輪;見我們數名飢寒交迫、驚惶無言(沒人會說本地 話)的難民,警察不但沒有「動粗」,且讓出他們的茶點菠蘿包給我們。嘗了人生第一個菠蘿包後,筆者雖非感謝涕零,亦沒什麼「泉湧以報」之思,但這數十年 來,每見警察,不論場合,都會主動打個招呼……。

警察前晚用種種足以傷人的「武器」對付示威學生,受傷的不止於皮肉,心靈更受重傷,本來不錯的警民關係,肯定要長時間後才能修復!



古德明: 飛來峯上的香港學生



■警方昨日以武力驅散和平聚集的示威者。

香港學生做了香港民主先鋒。梁振英政府唯一對策,就是師法鄧小平,向和平學生動武:幾千警察或全身防暴裝備,進犯成群抗議的孩子,務求挑起衝突;或揮拳舞棍,襲擊端坐地上的學生,再把倒地者狂拖亂扯,務求折筋傷骨,還向蜂擁而至聲援學生的市民不斷發射催淚彈。學生領袖周永康、岑敖暉、黃之鋒等,沒有向警察動過一根指頭,卻給如狼似虎警察扭扯而去,拘留連日,羅織罪名。

《世說新語》卷上有一段晉人故事:王承任東海內史期間,手下曾抓來一個書生,說犯了宵禁令。王承問那書生:「何處來?」書生說:「從師家受書(聽講書)還,不覺日晚。」王承說:「鞭撻寗越(好學生)以立威名,恐非致治之本。」着手下把那書生送回家。王承為政,「吏民懷之」,原因不難明白。

今天,中共致治之道,則是對好學生中傷誹謗,出言恐嚇,動武用刑更不在話下。中共法律教授饒戈平宣布香港罷課學生像「紅衞兵」,《文匯報》捏造黃之鋒的
「美國背景」,教育局反覆警告學生不要「自毀前途」等等,在在顯示中共整治學生,無所不用其極。新香港民怨沸騰,日甚一日,原因也不難明白。中共嚴禁香港民主,習近平九月五日以「全國人大成立六十周年」為題,把所謂原因說得很清楚:「我們要堅守國情,不能搬來一座政治制度的飛來峯。」換言之,民主制度,對香港以至全中國,就如飛來峯一樣「違反國情」。

習近平似乎不知道的是,飛來峯晉朝以還就是我國名峯,國人津津樂道。《咸淳臨安志》卷二十三載:晉成帝咸和三年,天竺僧人慧理見到這座山峯,歎道:「此是中天竺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於是在這裏建造靈隱寺。這靈隱寺、飛來峯,一千六百年來,一直是我國佛門勝地。王安石的《登飛來峯》詩也膾炙人口:「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中國人從來沒有要一拳捶碎靈隱寺,一腳踢翻飛來峯。

中國傳統上固然沒有民主,但也沒有資本主義,更沒有共產主義。偏偏中共却說「香港奉行資本主義,所以資本家不能不有特權」,又說「中國奉行共產主義,所以絕對不容政黨更替」。為什麼同樣是外國的制度,只有民主是「違反國情的飛來峯」,中共除了開槍,就不能消弭質疑。

今天,香港學生邀梁振英出席座談會,公開解釋假普選的道理,梁振英卽使有粲花妙舌,在睽睽眾目之下,悠悠公議之前,也只能一邊躲起來,一邊出動警察。而新香港警察的口號,今年七月十日由警務處長曾偉雄提出:「良心究竟是什麼東西?」曾偉雄的警隊,只須知道什麼叫做錢。

香港那些達官貴人現在對學生大張撻伐,學生不妨記取王安石的《登飛來峯》:「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丘亦生:海耶克與催淚彈

「我們自動地去建立一個制度,與被動地去接受一個已成的制度,這二者是全然不同的。」——《到奴役之路》(殷海光譯本)
早早看穿極權政府本質的奧國經濟宗師海耶克,在名著《到奴役之路》中說,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副產品。有了政治自由,個人才能自發地和無拘無束地努力自己的工作,建立複雜的經濟活動秩序,從而引發創新,令經濟進步。
「自由主義底基本原則說,我們在處理我們底事務時,必須盡量藉用社會自發的力量,而且盡可能地少用壓制力量……」


狼英政府 暴力始作俑者

引述海耶克,不是要拋書包,而是因為看到昨日的情景,看到一個曾被視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本應是海耶克的稱許對象,誰知這個地方的政府,昨日卻向和平示威的人士,希望為香港爭取稍多一點點政治自由的人士,發射一枚又一枚的催淚彈,以制度賦予的暴力,來攻擊本應是它的保護對象。正面教材突然變反面教材,滿分突然變肥佬。我想海耶克泉下都會激心。

不要再說佔中難以和平收場了,因為暴力的始作俑者便是梁振英政府。有誰料到一心想和平靜坐,高舉雙手地表達訴求,也會被催淚彈招呼。我不知道,那些評級機構及外資看在眼裏,究竟是這個硝煙瀰漫的景象驚嚇點?還是一班學生市民佔據街道驚嚇點?政府的判斷力如斯,那些高官們最關心的城市排名榜又會如何反映?

之前跟一位在中資行工作的老友吃飯,他問我會否反佔中,他說怕亂。又有一位證券界的朋友說,會在佔中前減倉,以免被跌市拖累。

聽到這些講法,我當時的反應是,揸鑊鏟的人都會驚亂?亂即是有波幅,有波幅即是有得炒!難道好似早幾個月的滙市般一潭死水為之好?何況香港這些群眾運動,相比起近幾年國際大環境的亂,恐怕是小巫見大巫。單單月中的蘇格蘭公投,便牽連英國、歐盟,以致各地的獨立自治活動,早前烏克蘭、中東的亂是戰亂,中國與周邊國家在南海大玩擦槍走火是博亂,北京高層內部的宮廷角力、派別大清剿,則是看不見卻驚心動魄的亂。


煙熏金融中心 味道變了

本來,我想勸他,即使怕佔中混亂,但投資市場早就嚇大,上述的地緣政治風險近幾個月不斷升溫,但美股的「恐懼指數」VIX仍然是20年新低,英股也徘徊14年新高。行船跑馬三分險,不懂得控制及分散風險的公司,根本就投資價值成疑。港股即使有點風浪,也只會是背景音樂。

過了今日,我不敢這樣說,因為一個不惜跟人民開戰的政府,一個把十七歲少年囚禁及抄家的政府,一個靠催淚彈來壓下怒吼的政府,早將香港的核心價值煎皮拆骨,這些創傷很難癒合。

正如海耶克所言,政治上的不自由,將拖累經濟自由,這個金融中心,被催淚彈的煙熏過,味道不再一樣。

陳祖為:應該如何看待公民抗命者?

編按:本文撰於9月22日,作者原意針對「佔中」的理念和計劃,分析和建議警方和法院的處理手法,因昨日(9月28日)學聯成員所發動的公民抗命行動而修改。由於事態不斷發展,部分分析未必完全適合是次行動。此文最終成於9月28日下午。

執筆之際,香港首次大規模的公民抗命正在發生。9月26日星期五深夜由學聯成員發動,佔據了已被政府圍封的公民廣場,一大批市民同時佔了附近街道以作聲援。一天後「佔中」宣布提早行動,支援學生的民主運動。警方決定要在短時間內清場,禁止市民進入政府總部一帶,導致大批市民只能佔據金鐘馬路聲援被圍在政總一帶的示威者。未來這兩天,公民抗命會否進一步擴大、警方會否用強大武力對待示威者、中央會否出動解放軍,執筆這一刻誰也不能確定。

但可以確定的,是政府和警方一如既往,不斷重申「佔中」及其他抗命及違法行為,損害香港法治,必須果斷執法,依法懲處違法者。但政府完全不明白,公民抗命不是一般違法行為,一般犯罪行為的動機,大多出於私人利益考慮,犯罪者也不會明目張膽預告自己的犯罪行為,他們只會盡力逃離法網。公民抗命卻完全不同。公民抗命的動機是良知、公義和政治道德,它是藉著違反不公義的法律來喚醒公眾的一種集體政治行動,公民抗命者不使用暴力,他們會預先向公眾解釋抗命原因和方法,他們亦甘於接受法律制裁,以犧牲自己來爭取整個社會應該有的法律或政治制度。

公民抗命非但沒有損害法治,而且更能幫助完善法治。須知法律也可有不公義的,也可以違背社會所認信的最高政治價值和原則;當法律出現不公義之處,公民抗命者公開地以良知和政治道德違抗它,甚至甘於接受法律制裁,希望藉此感召大眾,完善法律,這其實是對法律的最崇高的尊重。公民抗命是維繫法律公義的最後手段,在自由民主社會中有著正當的角色。

警務處長曾偉雄早前曾說:良心是很危險的事,你的良心和我的良心都不一樣,所以最好都是依法辦事。這是否說,良心良知之事,是很主觀的?公民抗命者說到底是否只是根據自己的尺度而任意行事?


不應過早中止抗命行動

如上所述,公民抗命者不是狹隘地以一己私利或朋黨利益行事。在公民抗命之前,他們必須全盤審視社會上各政治及法律原則,仔細思量它們應該如何實踐,反覆自問應該如何是好,然後,他們本著政治道德行動了,這是上下求索的結果。他們可能會錯,但這不可以就說他們是主觀地任意妄為。即使要論斷某一公民抗命行動是否合乎良知或公義,這也不是由政府或警方來做,而且應該交由全體公眾來做,每人撫心自問,何為對錯。

「佔中」作為爭取民主的公民抗命行動,不是損害法治,它是依公義本著良心和政治道德違法,用以爭取更基本的民主權利。對於參與「佔中」的公民抗命者,政府和警方必須明白他們不是罪犯,他們是願意犧牲自己個人利益,用被捕來爭取公義的公民。若警方不把自己看成為當權者維護自己利益、打壓異己的工具,若警方是為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服務,那麼在面對公民抗命者進行公民抗命之前及期間,警方就應該克制,應該諒解公民抗命者的行動,更不應過早中止抗命行動。相反,警方應該盡力在公民抗命行動和其他沒有參與的公眾人士的權利之間,取得平衡。例如,警方可以開通談判渠道,與公民抗命者商討如何覓得雙方皆可以接受的控制場面的方法,甚至溝通拘捕的安排。若果公民抗命者基於行動考慮而不想與警方對話,那麼警方在作部署時,把「以防萬一」防範性的考慮看重一些,也可以理解。(註一)


法院可「判罰」不「懲處」

公民抗命者甘於被捕,他們不使用暴力,亦不反抗。他們被捕後,應該施以怎樣的懲處?公民抗命者選擇違法,也應就其違法行為負上責任,接受判罰;但同時間,檢控官及法官應該考慮到公民抗命的道德及政治正當性,運用酌情權而施以較輕的判罰。這裏我們不妨把「懲處」(punishment)和「判罰」(penalty) 區分出來。即是說,公民抗命者不應被「懲處」,而應該被「判罰」。「懲處」是一種對干犯者行為的否定、反感和憤怒,其性質較重;而「判
罰」則是要求干犯者對其行為付出代價,其性質則較輕。公民抗命既然具有正當性,法院就不應該以「懲處」來否定或譴責這行為;但另一方面,基於社會穩定、防止公民抗命被濫用,以及公民抗命為其他人帶來的社會成本等原因,法院可以以較輕的「判罰」使到公民抗命者付出一些代價,例如,社會服務令、小額罰款或極短期監禁等。(註二)


倘強硬對付顯示政府無知

事實上,學生及市民佔據政總是和平的抗議行為,完全沒有威脅公眾安全,但警方一開始便使用過分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年輕學生,更要在短時間內中止所有抗命行動,導致市民抗爭升級,製造不必要的警民衝突。政府和警方若仍以一貫態度指摘公民抗命為犯罪行為,損害法治,並以強硬手段對付「佔中」等公民抗命行動,那就顯示政府對公民抗命的無知,不明白其在自由民主社會的正當角色。當權者不可不察,務必謹慎自省。


註一:詳參 William Smith, ''Policing Civil Disobedience,'' Political Studies 60 (2012), 826-842.
註二:詳參 David Lefkowitz, ''On a Moral Right to Civil Disobedience,'' Ethics, 117 (2007):265-295.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練乙錚: 學生^老坑。雙十v十一。許官^廖暉

有窮苦人不甘受富豪惡霸欺詐了工錢,大着膽子跑到那個富霸家門口呼喊還我錢來;但見富霸家門護衞森嚴,武家丁手拿大棒一字排開,非常威武;也有幾個食客和穿青布長衫的站在門邊一個調兒擋駕吆喝:「喊啥也沒用的,咱老爺子說一不二,給你多少就是多少,你們不趕快斂聲滾蛋,當心咱哥兒們的大棒子認腦瓜子不認人呢!呸!不識好歹。」


一、盤點近期社運領導的章法

一年來以佔中為壓軸的政改社運,有關其目標和意義的討論,已經很深入透徹,今天和大家談談此運動操盤者的章法。先談社運學生翼最近的,再談老坑翼一直以來的。

地點選對了—學生選擇政府總部作佔中序幕的突破點,有其象徵意義。號稱「門常開」的特區政府,在部署整個政改運作的階段裏,除了說「不」,其實什麼實質的話也沒有說,諮詢也是假的,根本是一直與北京一道另搞一套,沒管你香港人說了些什麼,以致人大常委的政改指引一出,其極端立場連本地其餘當權派也嚇一跳。所謂「有商有量」,不外如此,於是學生翻舊賬要求直接對話,政權的回應,卻是警棍加胡椒;做的不同說的,就更加暴露出來了。「門常開」,只是開給當權者?

對象選對了—相比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香港的學生沒跑到山頂貝璐道上去佔「僭」,乃是懂得民主路上的攔路虎是一整個專制政權,要衝就衝代表政權的政府總部;個別為政權站台的人物,再大再風光也不過是專政機器上的幾粒小小螺絲帽。

動作次序安排對了—學生運動從來都是社會狀況的寒暑表,因為年輕人對不合理的事物最敏感最反感最不能忍受,在這次運動裏,又反映出來了,所以運動的老坑翼還未動,學生翼的公民抗命就動了兩次真格,完全符合規律。而且,罷課的次序,是先大專、後中學,也是搞對了。如果中學生先罷,不諳政情的市民也許會覺得是小孩子在胡鬧,但大學生帶頭就不同,因為一般人特別是父母,都會覺得大學生是成熟的,其意見起碼是值得尊重的。

把對方比下去了—這幾天的形勢發展很關鍵,沉不住氣亂了章法、過早出手而且選錯了對象的,反而是當權派及其群眾:反普選反罷課怒漢打掉了中學生周嘉浩的半顆門牙,防暴隊繼而抓了剛剛還是中學生的黃之鋒;看在中間市民眼裏,成年人這樣子欺負小孩子,當權派肯定要失分。在近期的民調裏,港人對特府領導、對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雙雙拾級而下,明顯是中間市民的觀感在移位。

學生熱血,卻相當明智,運動的節奏把握得很好,沒有出錯。

老坑翼的章法又如何呢?筆者認為,也不錯;好就好在不動如山。如果佔中三子搶在學生之前發難,就是虛浮了;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還未動,老坑就扯火?中間市民會很不了解。當然,有不少泛民特別是激進翼、甚至包括一些學生自己,都會覺得三子拖泥帶水,錯失不少時機,讓支持者洩氣,但筆者不同意這種說法。佔中的難處主要是爭取中間市民的注意,爭取他們從直覺反感和懷疑,變到諒解和同情;這個轉化過程不能快。

三子是誰,中間市民本來都不知道,遑論聽懂他們的大道理;但見他們做事有板有眼、嚴格按既定程序一步一步來,給足機會讓特府回應卻無反應,最後北京竟出了完全不近人情的《白皮書》,才最後決定佔中,中間市民於是知道三子並非「搞搞震」之輩,而是非常認真、非常負責任、本來非常溫和的大學教授、香港棟樑。這個轉變,正在民調裏逐步反映出來。

對特府嚴重不滿的泛民洩氣了嗎?未必。有些人嘴巴上說洩氣,事實上不過是沒耐性、憋了一肚子氣,一旦佔中,只會爆發得更強勁;那時要擔心的,不是他們不參與,而是「過分」參與!

因此,三子一直慢打鑼,文火煎魚一直煎到今年9月底10月,沒有因為受到各種批評而心浮氣躁,把充滿情緒的一個社會運動拿捏得像一個受控制的熱核反應,的確不容易。

因此,一年多以來的社運總的來說,在技術層面操控得相當好,章法無出錯,學生翼和老坑翼都如此。

唯一一點筆者或有異議的,是佔中選在「十一」這一天出台。對國人而言,10月有兩個同樣富政治涵義的日子:十一和雙十。選十一有更強烈的向北京領導人示警的作用(較激進的說法當是「有更強烈的向北方專制政權抗議的聲音」),但筆者則認為選雙十或對整個社運有更深遠意義。何時佔中,在三子和民眾之間已有默契,此時還討論十一還是雙十,太像一個令人生厭的「後座駕駛員」(backseat driver),但筆者的用意並不在於試圖影響操盤者的決策,而是藉此引出一個觀念議題。


二、香港民主選舉以什麼作標準

民運近年來的爭取目的,是一個「不含篩選、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制度」。這個提法本身十分清晰,但當權派利用一般港人對民主認識不深,在「篩選」和「國際標準」這兩個概念上做手腳,竟然把西方的黨內初選說成是與提委會極少數人把持的篩選性質一模一樣,然後公然否定民主的國際標準的存在。這一招無疑相當有效,令泛民要費一番唇舌解釋,結果變成公婆各說有理的局面;而且,一提「國際」,就有本地當權派「不合港情」的狡辯和內地官媒的「西奴」指控。

因此,在運動目的和綱領的提法上,泛民陷入被動;究其原因,無疑是一直以來的提法以概念為主,欠缺可觸摸的內容。然而,這個局面其實是可以避免的,關鍵在於找到有如下兩個優點的具體提法:(一)港人可以很自然接受、(二)當權派要否定便須付很大代價。筆者試做一個符合這個要求的提法,供大家參考。

詳細提法:「香港民主運動上接辛亥傳統,尋求建立以當代台灣民主程度為起點的選舉制度,特別重視消化和吸收亞洲兩個民主國家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以北美、歐洲的主流體制為參照,並根植於中華文明的民本意識、古希臘文明的民主思想、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法治精神。」

相應的對位提法:「在兩制大範圍裏,香港民主運動要建立的選舉制度,必須是沒有小圈子篩選的,並且要和大陸憲法規定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體系衍生出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本質上的、清晰的、不可銜接的分野,以確保香港的一制不被大陸那一制蠶食。」

扼要的綱領性提法:「上承辛亥民主道統,下接民國在台灣的建制水平,建立民主程度比得上日韓歐美的選舉制度。」

首先要注意的是,辛亥的意義超越大中華,而必須放在整個亞洲的範圍考慮。辛亥是亞洲第一個民主革命,影響了日本二十世紀十至二十年代出現的「大正民主」,而後者替日本戰敗後行使由美國主導的新憲法和新的民主體制提供了思想準備和實踐經驗【註】。因此,上述香港的民主運動要特別重視消化和吸收亞洲民主國家包括日本的經驗,就不能簡單視作「照搬日本」。各國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都是互相影響、借鑑、互相支持的(中共受外來影響不可謂不深,天安門上掛了幾十年的那幾個大鬍子老祖宗像,就是明證,只不過她抄襲得來的馬列主義,乃西方政治文化末流;中共不好意思之餘,不得不強說「馬列主義中國化」,結果東西方的專制主義相加,當然更糟糕。)

其次要注意的是,這個提法把台、日、韓的民主實踐放在比歐美優先的地位。歐美的民主體制比較成熟,有關的研究和論述尤其豐富,但台、日、韓的民主經驗,說明民主體制是完全可以在東方社會裏生根生長的。這一點在實質上無比重要,策略上更有利,可以化解來自中共的「崇洋媚外」指控:如果香港民主運動的根基是辛亥革命和民國在台灣的實踐,中共還開罵的話,就不要再去統戰台灣了。

還有要注意的是,香港人不論政治態度和知識水平,都至少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概念,來源之一正正就是中小學課本裏的辛亥革命課題。香港人都知道辛亥和香港的歷史關係,因此辛亥革命是港人的一筆現成的民主資產,絕對要珍而重之。但是,歷史之外,港人對民國初年成立的民主體制,認識就不多;後來台灣民主化了,所建立的體制裏的詳情,港人也認識有限,因為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忌諱,那就是台灣的民主化,既與國民黨內的開明派有莫大關係,更與台灣的本土╱獨立運動密不可分。不過,這種忌諱已然打破,港人開始明白,在現實超強的大中華專制意識之下,且不說獨立,除非有一定的分離和隔膜心態,不然民主思想不能有效傳播,民主體制的建立,就更會是空想。

學習無禁區,不管統貓獨貓,有利帶引出香港民主的貓就是好貓。過去,泛民言民主必歐美國際而忽略了台、日、韓的寶貴經驗,有點捨近圖遠,今後必須努力補課,擴闊眼界,糾正偏差。在此「民主回歸」失敗、運動要尋找新路線的當下,回歸本土的辛亥傳統,重拾民國初年的民主足迹、重新認識民國在台灣的經驗,尤其重要,應該成為泛民今後的一個努力方向。

話說回頭,如果佔中選擇在雙十展開,會有特殊象徵意義,不過既然已經開始了,就沒得如果。當然,十一也是挺有意思的。

佔中形勢變得快,下面寫的,見報之時也許已是明日黃花。奈何?只好希望前線的學生和其他市民平安。

三、許仕仁爆大鍋

「近朱者赤化,近墨者黑過墨斗」。許仕仁上周爆出大陸於2007年為挽留他續當政務司司長,「醒」了他一千一百一實發萬,而當時的港澳辦主任廖暉的推手角色呼之欲出。據許說,廖主任事後還勸喻他知慳識儉。港人看在眼裏,見到黨對乖孩子的關懷如此無微不至語重心長,真是感激也來不及;大恩大德大手筆,豈止施予港人那幾滴東江之水?

不過,往者已矣,許官官司纏身,風光不再,亦未見他再有什麼幫黨出聲的驚世言論,反而是有多位前朝高官、舊電池之類的人物覺今是而昨非,為統治京港的新階級站台而表現甚勇。未知這些人當中,還有沒有一些因為是當慣大花筒或其他比較正當的原因而得到什麼辦的主任眷顧(「睇吓點樣幫你」)的?

面對如斯深似海的恩情,一百個廉政公署也是沒有辦法的。

《氣短集》之五十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有關中日兩國民主運動的相互影響,可參考台灣中研院黃自進論文《吉野作造對孫中山的認識評價》http://www.mh.sinica.edu.tw/MHDo ... ationDetail_851.pdf。

【編按】大題中的「^」和「v」是邏輯符號,即and和or。









2014年9月27日星期六

安裕周記:時代




周六早上怔怔看了幾個鐘頭電視新聞,有直播也有兩三個鐘頭前發生的,周五深夜到周六凌晨的個別片段睡前已經看過。關上電視,站在窗前,望著朝陽初現人迹仍稀的街頭,想起方才看過的新聞片,想到一些歷史事件,雖然不是在香港發生,總覺得它們之間有著某種關連。


Max在臉書貼了三年前的日本電影《革命青春》劇照,這是川本三郎自傳《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電影版。妻夫木聰演得出色,電影調子極為沉鬱,劇情緩慢推進之下的張力卻大到不得了。那是六十年代末日本學運紀錄,按年份推斷應是第二次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循此想起的是六十年代初第一次反安保條約運動,一九六○年六月五日,五百八十萬日本人民反對安保條約反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到訪,首相岸信介強行通過安保條約後下台。




周六凌晨出現中環街頭的防暴警察,頭盔後端有一塊保護墊。這是曾經天天在電視新聞看到的警察裝備:八十年代南韓學運喧天,總統是軍人出身的全斗煥,漢城街
頭經常爆發警察學生衝突,南韓防暴警察頭上便是類似頭盔。我的一個當警察的同學多年前說,香港警方引入類似頭盔時,內部就叫這做「韓國帽」。

閃過腦海的還有一張黑白照片:一個學生倒臥血泊,旁邊一個女學生無助嚎哭。這是七十年代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的國民警衛軍開槍事件,時維美國學生反越戰最高峰時期。
 
黑白照片與電視直播平行浮現,四十年間時空交織,在槍棍出鞘與標語四起的瞬間,我們再次來到一個時代的面前。




1960年6月19日,《日美安保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日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一個月後首相岸信介提出內閣總辭。(網上圖片)

岸信介和全斗煥在當政年代都是強勢政權,岸信介是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自民黨、從此一統天下的政治巨閥,在他後面的是美國。全斗煥當兵時是首都防衛司令和特戰部隊司令,後台也是美國。他們都信膺權力,岸信介信膺絕對國會優勢下的自民黨政權,全斗煥信膺絕對軍警武力之下的獨裁政體。表面上兩人南轅北轍,其實在管治國家這一層次,絕對的軍警武力與絕對的政治權力並無二樣,武力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武力,表達形式一模一樣——岸信介以警察機動部隊強力鎮壓反安保條約的學生,全斗煥以軍警槍彈殘酷打壓追求民主的學生。


日韓美的權威政治

日本與南韓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操作,是今天中共一些人念茲在茲的新權威主義。在國家形態從舊有體制轉變至民主體制的過程當中,由於出現各種各樣的遲緩狀況而未能馬上轉到民主政體,政治強人及組織會建立權威政治體制,通過高度強制性及行政軍事力量,以遂現所謂的「秩序」。岸信介的權威,是自民黨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的壓倒優勢,由以貫徹其管治意志;全斗煥則是赤赤裸的以武裝力量管治國政。一九六○年日本反安保條約有近六百萬人參加運動,八十年代的南韓天天都有反政府示威。這一進程卻是極其微妙,日本的是單一議題反對安保條約,南韓則是多議題從反對軍人政權到農民自主運動。數量的變化,折射出在權威統治下反對派的活動空間,不會因為擠壓而偃旗息鼓。

必須指出的是,岸信介也好,全斗煥也好,他們的權威統治到後來同樣面臨社會廣泛的質疑和挑戰,最終失去人民信任,國家機制無法轉動,只有下台一途。岸信介的政治任務是力保《日美安保條約》得到國會確認,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是條約通過限期,五月十九日深夜,岸信介恃著自民黨的議會優勢強行通過條約。按照安排,《日美安保條約》將在國會通過之後三十日自動生效,到了六月十九日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不過,岸信介自知從此無法管治日本,一個月後提出內閣總辭,退出政壇。


池田勇人的政治寬容

岸信介退下,自民黨總裁兼首相職務落在通商產業省大臣池田勇人身上。這時的日本充滿不忿及憤懣,池田勇人是著名經濟專家,接任首相前夕,他在家中因著日本的未來陷入沉思,久久不發一言。機要秘書伊藤問他,面對如此局勢,你上台後會如何應對,池田勇人回答說,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一倍。池田勇人是日本近代經濟騰飛的中樞人物,日本在他任內實現經濟第二次起飛,推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了日本戰後最膾炙人口的大計,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更是池田勇人任內的不朽之作。

同樣強勢的全斗煥政權亦無法在強大的社會反對聲音裏硬撐下去。美國默許南韓軍隊在光州恣意鎮壓學生,駐韓美軍甚至作出軍事調動,以「北韓威脅」作為南韓軍警屠殺的掩飾套詞。光州事件之後,南韓人民構建更加廣袤的反政府網絡,不合作運動癱瘓全斗煥政權的部分運作。漢城奧運舉行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國際奧委會警告,南韓局勢如此下去,可能考慮取消奧運會主辦權。

全斗煥至此知道大勢已去,強撐只會讓民族罪人惡名緊隨一生。南韓於是漸次出現民主生機,戰後近四十年的軍人統治傳統瓦解,獨裁政體分崩離析。


美兵殺學生失道德高地

所謂民主大國也有類似慘案,暴力程度與光州特戰部隊屠城不相上下。一九七○年五月四日,美國在學運最高潮時發生軍警槍殺大學生事件,俄亥俄州國民警衛軍向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學生開槍,十三秒內,以自動步槍、點四五口徑手槍以及霰彈槍連開六十七槍,當場打死四人打傷九人,其中一名傷者終身殘廢。這是美國軍隊公開屠殺國民的第一次,其後總統特委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接受調查的開槍軍人,聲稱「感到生命受威脅」,可是調查指出,開槍事件發生時,最接近學生的軍人在二百二十五呎外,平均距離為三百四十五呎。委員會強烈譴責開槍軍人,「the indiscriminate firing of rifles into a crowd of students and the deaths that followed were unnecessary, unwarranted,and inexcusable」(以來福槍朝著學生亂槍掃射導致有人死亡,是沒有需要、不能成立、不能饒恕)。

尼克遜一手揭櫫致反戰運動更激烈的越戰「越南化」,以及通過空襲柬埔寨使得戰火蔓延中南半島,他其實比岸信介和全斗煥都強悍、比他們有更大企圖心。饒是如此充滿戰鬥性格、饒是想出徵召「沉默大多數」為自己撐腰的一代梟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後他失去了道德高地,最終在全國譴責國賊聲中倉皇辭廟,退隱山林。

日美韓歷史這三次政治嬗變俱有兩項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民間持續不息的社會抗爭,另一是獨夫在政治生命最後一刻幡然大悟。人們可以爭論說,岸信介是把政權交給黨內的池田勇人,這與尼克遜辭職後把權力交給同是共和黨的福特相若,與全斗煥退位讓給軍人出身的盧泰愚差不多,但這三次「禪讓」發生在人民不懈抗爭、槍桿警棍都用過的相對和平權力轉移。三國在兵灹臨城的凶險氣候勉強保住家國,強人的一念之轉,可說是其中之一原因。


人民因素改朝換代

話得說回來,岸信介全斗煥尼克遜的交出權力,是在人民呼聲不息的長年鬥爭壓力下發生。岸信介和全斗煥沒有寫下一己從當權到辭職的心路歷程,這是亞洲人的內向性格使然,卻令後世無以了解這一過程的內心變化。尼克遜晚年勤於筆耕,寫了不少叫好叫座著作,儘管他從無討論棄官下台之事,但似乎對政治自此有其另一重新的見解,一九八八年的《不戰而勝》(Victory without War),光從書名已能閱讀出這位昔年強悍總統的政治觀變化。至於一九九二年的《只爭朝夕》(Seize the Moment),令人想到的是留下身後名的人生哲學。尼克遜去世,《時代》周刊為他正名稱之為政治家(statesman),從政客變成政治家,一字之改,勾勒出來的是時代已變、潮流已變大氣候底下,軍政強勢已不足道,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諸神的黃昏




馬傑偉:修心

香 港 的 哀 愁 , 在 於 深 層 的 情 緒 困 擾 。 一 個 進 步 的 文 明 都 會 , 回 歸 一 個 保 守 政 權 的 強 硬 管 治 之 下 。 學 生 愈 進 取 , 愈 嚮 往 自 由 、 民 主 、 人 權 , 他 們 就 愈 容 易 受 挫 敗 的 打 擊 。 社 會 撕 裂 , 一 個 香 港 爭 取 文 明 制 度 , 另 一 個 香 港 臣 服 於 中 央 集 權 。 兩 個 香 港 在 爭 鬥 , 人 在 狹 縫 之 中 , 東 拉 西 扯 , 受 盡 情 緒 折 磨 。


一 個 三 十 出 頭 的 青 年 , 接 受 香 港 的 自 由 教 育 , 卻 身 處 中 資 大 機 構 , 看 盡 裙 帶 關 係 , 有 權 就 有 錢 , 大 陸 巨 頭 的 親 屬 , 可 在 香 港 橫 衝 直 揰 , 凌 駕 公 司 所 有 程 序 。 她 所 面 對 的 現 實 , 與 她 的 信 念 背 道 而 馳 。 行 山 友 之 中 , 有 個 退 休 長 者 , 腦 筋 靈 活 ; 在 郊 野 公 園 的 山 頭 , 他 拋 出 一 個 大 問 題 : 今 天 罷 課 示 威 的 大 學 生 , 接 受 西 方 的 公 民 價 值 , 如 何 面 對 中 國 式 的 人 治 體 制 ? 這 是 一 個 「 時 代 問 題 」 , 社 會 倒 退 , 逐 漸 接 近 大 陸 那 一 套 , 你 卻 相 信 人 權 與 自 由 這 一 套 , 畢 業 之 後 如 何 在 香 港 生 存 ? 前 幾 年 , 香 港 人 還 有 一 國 兩 制 的 幻 想 ; 這 一 年 , 2014 , 幻 想 破 滅 , 就 在 政 改 一 役 , 赤 裸 見 到 , 強 權 與 偽 術 , 盡 在 眼 前 。


亂 局 之 中 , 個 人 如 何 自 處 ? 其 一 , 識 時 務 者 為 俊 傑 , 走 入 制 度 , 謀 求 個 人 生 存 與 最 大 的 利 益 。 其 二 , 信 念 與 現 實 每 天 撕 磨 意 志 , 做 一 個 痛 苦 的 異 見 者 , 長 期 掉 進 激 忿 與 沮 喪 的 情 緒 深 谷 。 我 自 己 也 在 這 個 心 理 鬥 爭 的 狀 態 。 修 心 , 今 天 是 求 生 之 法 , 拒 抗 強 國 的 威 逼 利 誘 , 避 開 情 緒 錯 亂 的 漩 渦 , 保 持 樂 觀 生 活 的 希 望 。 香 港 如 何 、 中 國 如 何 , 有 誰 可 以 洞 悉 將 來 呢 ? 保 住 自 己 、 堅 持 信 念 , 可 能 是 亂 世 修 心 的 基 本 。

葉一知: 警察的本質

有沒有想過,警察是什麼一種群體呢?

某術數描述過一種星,本身沒有吉凶,是凶是吉,得看它與什麼星共存。遇上吉星,這夥星便呈吉;遇上凶星,這夥星便呈凶。

警察,這是這夥星。

警隊屬於紀律部隊。紀律部隊強調的,自然是「紀律」,越有紀律的人,自由意志越弱(或越要放棄)。所以,藝術家大部分都欠紀律,因為創作需要最大的自由意志。紀律,最大原則就是服從,不問緣由,不問對錯,最重要的,只有服從。即使你不認同從事紀律部隊便要失去自由意志,但全世界的紀律部隊,就是訓練服從。

紀律部隊當中,最難定吉凶的就是警隊,因為警隊負有最多「除暴安良」、「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責。而且,為了充分發揮他們這方面的職能,只有警隊才配以重裝武器,可以動用的武力最大。

但正因為警隊可以使用高規格武力,所以最容易淪為當權者的政治利器。若當權者善,那麼警隊就偏向善,若不幸當權者壞,警隊就會淪為凶星,變成打壓市民的工具。因為警隊,最重要是服從。

香港的警隊,曾經是當權者的打壓工具――貪污、收片、欺壓市民、壓榨貧民的血汗錢,因為當時的港英政府,其實也很壞,他們只想從香港得到利益,而不想把這個地方管好。直至六七暴動後,英國改變了施政方針,亦即進入麥理浩時代,大搞「香港節」,建立香港人自己的身份,並針對警隊的貪腐,成立廉政公署。

這時的港英政府,雖然還是集權,是殖民主,但相對而言仍是善的(你無法否認,這個時期的殖民主一定比今日的中共政權善)。當權者變善,警隊就變善,八九十年代有很多視警察為社會英雄的電視和電影,就是最好的側寫。這個時代的警隊,肯定是香港史上最好的。

回歸後十多年,我仍然相信大部分情況下,警察尚是善的。但很明顯,自從曾偉雄上台,警察的善光已慢慢暗淡,到梁振英上台的兩年,受凶星影響,警隊也慢慢轉變為一夥凶星。

這就是警隊的本質:服從,性質受當權者的善惡影響。因此,你希望說服警察站在示威者一方,是非常天真的想法。當權者既有心利用警隊維穩,你覺得在訓練時,當權者會不會加入洗腦課程?會不會有意無意將一切示威妖魔化?你認為憑什麼可以說服警員站在示威者這一方?

我只陳述客觀事實:你認為大部分普通警員,接受的教育有多高?或者更根本的問題:你認為他們是否有能力應付更高的教育?這並非要冒犯警察,我不認為讀得書多代表什麼,很多學歷不高的人都創下了不起的成就,運動員是一個例子;同樣很多學歷高的人正不斷做齷齪勾當,這些人在親中團體多的是。我只想說明,你跟警隊如何說民主、自由、制度暴力等,他們不明白,他們很可能就是害怕學術的一群,而且,他們可能在訓練時被灌輸過憎恨示威者的概念,以增加執行任務時的服從性。你說當中有沒有例外?有,一定有,不少高級督察是大學畢業的(但如上所述,大學也會出敗類),但,即使有良心警察,為數又有多少呢?


警隊崩壞,社會之禍
警察也是人,受過訓練也好,在執行職務時,也有情緒,而又總有一些較低質素的警察,控制不了情緒,並因為武力在手,和痛恨示威者令他們加班,最終殺紅了眼,是必然發生的事。當我想通警隊的本質,理性點看,我並不苛責警隊(我當然不認同他們做得對),因為他們只是當權者的工具。一種工具,哪怕是一張摺櫈,可以坐,也可以用來襲擊殺人。

但最令人擔心的,是當警隊被權力多番利用,久而久之,警隊會崩壞,這就是社會最危險的訊號,也是政治很快燒到你身邊的警號。舉個簡單例子,為什麼黃之鋒只是犯了強行進入政府建築物、在公眾地方擾亂公共秩序以及非法集會三條如此輕的罪,卻不准保釋?不單不准保釋,警方還得到搜查令,到他家大肆搜查?你以為這種事很正常,你以為你不喜歡學生「搞搞震」就可以認同這種做法?那麼這種事情遲早會降臨到你的圈子。

你以為我在恫嚇你嗎?你先要明白,權力越使用得多,便會令使用者越視為習慣,而無視使用該權力是否正當。再說得白一點,當權者需要借助警隊作政治工具,掃平反對聲音,換言之他必須將原來受約束的權力放寬,變相獲得更大的權力,當這種更大的權力成為習慣,就是濫權的開始。例如,當市民沒有使用過什麼暴力,但為了清場「洗太平地」,動不動便可使用胡椒噴霧,動不動便可出動防暴警察,這種偶爾的權力放寬,一時三刻不會做成傷害,但當權者長久放縱,警察便會視提升武力為一種習慣,市民很容易遭受過度警力。由於權力必然使人腐化,警隊崩壞最初還可能受高層約束,但權力制衡放寬,慢慢一定有些壞心警察私下肆意使用提升了的武力去達到自己的目的(可能是實際利益,也可能簡單到只是「想威」),慢慢這會成為一種強酸,侵蝕整個社會。

當今天示威者面對警察的無理對待,而社會視而不見,這種惡果必然惡化。有一天,當權者可能因為收地、收舖、收樓或阻止雷曼受害人纏擾中共的銀行,而借助警隊,讓他們濫用權力,受害的可能是你自己或你身邊的人。到時,警隊會變回六七前那支人見人憎的隊伍,又或變成更討厭的大陸公安。


普選,就是要制衡這種權力
說到底,這還是一個權力制衡的問題。社會需要警隊維持治安,要達到效果,社會賦予他們使用武力的權力。在古時,這種權力毫無制衡,那些衙差,很多時成了朝庭鷹犬,助紂為虐,肆意欺壓百姓。在民主社會,這種權力必然得到多方面制約――獨立的監警機構,擁有新聞自由的傳媒,以及最重要的,能動用他們的當權者,其權力也必須受到制衡,以免警隊因為當權者的壞由罪惡剋星變成市民凶星,而這種制衡,自然就是民主普選。

香港的警隊,表面上有警監會和傳媒監察,但顯然發揮不了作用,因為最重要的是,能動用警隊的當權者,權力制衡極弱,所以很易令警隊崩壞,令社會承受惡果。

如果你細心閱讀至此,我希望你會明白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在金鐘,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爭取真正的普選。我真心希望你會思考,你會明白,我不期望每個人都有能力參與抗爭,但至少,你開始理解一班不惜代價也要抗爭的人,在爭取什麼,和所爭取的為什麼這樣重要,繼而不再肆意侮辱他們。

8仔日記│聯合聲明今天草簽三十周年 兩局議員四大憂慮不幸應驗




是日,2014年9月26日。

學界罷課,踏入第5日。

而9月26日,對香港而言本來就是個重
要的一日,本來就是很重的一日。

30年前的今日,同樣是9月26日,在中國北京,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代表兩國政府,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舉行草簽儀式。兩國政府其後把360萬冊草案印本,在香港派發。

那個年份,叫「1984」。

1984年的今日,至少在形式上,就是決定香港主權確定由英國移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日。當然,簽訂的只是《聯合聲明》草案,惟草案根本沒有不獲通過的可能。

《大公報》當天和《文匯報》翌日的頭版,都形容香港這個問題百年歷史問題,獲「圓滿解決」。

不過,據《香港回歸歷程 ── 鍾士元回憶錄》的說法,當年行政局「在決定是否接受協議時,行政局的考慮包括了有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方案,特別是對那些不能離開或者不願離開香港的人士而言。」

當年行政局全體非官守議員9月19日在倫敦首相府與戴卓爾夫人會面,討論《聯合聲明》草稿,自英返港後,9月28日召開記者會,向市民解釋行政局贊同《聯合聲明》草案的原因、並向港人推薦的理由。

「當然,另一個選擇就是沒有協議,但結果可能是中國單方面發表聲明,而單方面的聲明又很可能不會記載我們的要求的全部細節,可能沒有約束力,可能沒有關於未來《基本法》的任何保證或承諾,而且一定不會維護本港英國屬土公民的權益。」

《回憶錄》又提到,當時港府成立一個「民意審核處」,由大法官李福善主持,收集和測度港人對《聯合聲明》草案的意見,而兩局非官守議員為免與官方混為一談,亦科款自費委託香港市場研究社進行民調。
「後者以隨機抽樣訪問了六千名超過十八歲的人士,結果顯示,大部份香港人都認為聯合聲明草案大致上可以接受,更有百份之九十被訪者認為有協議比無協議好。」

如今回看,無論是行政局自身,還是民調所顯示的民意,無疑都只不過是「袋住先」,甚至是「無得揀」所以「袋住先」。

《回憶錄》又提到,當年英國上下議院定於12月5日及10日辯論《聯合聲明》草案。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赴英,由兩局首席議員(即鍾士元本人及羅保)帶 隊。會見首相前,代表團分別會見外相賀維及副外相雷斯(Richard Luce,職銜應為外交部國務大臣),向他們解釋兩局代表團出發時發表的聲明。

聲明列出港人表示關注的八大事項。

其中「八大事項」的其中四項按《回憶錄》原文引述如下:

(一)憂慮中國政府會否干預;
(四)懷疑是否可以保持現有的人權和自由;
(七)對香港未來的《基本法》與中國憲法會否有衝突存有疑問;
(八)關注聯合聲明能否貫徹執行及未來中國領導人會否維持現行對香港的政策。

30後回望,這四項「關注事項」(如果不用《回憶錄》的中性字眼,其實就是憂慮、擔憂)彷彿就是預言書。

卻其實,「關注事項」還有個第(五)項,都恐怕會以另一種方式應驗:「害怕人民解放軍駐守香港」。如果北京和特區堅拒讓步,和平佔中始終都不能不做,而官 方又決定派兵干預以至鎮壓的話,駐港解放軍離開各個軍營「行動」,甚至有部隊從深圳河對岸開入「支援」,都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據《回憶錄》的說法,《聯合聲明》分別在12月5日在下議院,以及12月10日在上議院,都在無反對下獲通過。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及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代表簽署。

可以說,上文提到的4個「關注事項」,如今都已經不幸地一一應驗。在罷課集會之際,恐怕亦離應驗第5個「關注事項」不太遠。罷課、集會、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就是反映港人抗命、不認命。如果大家都認命、不抗命,則那時候已不再有憂慮會否應驗的問題,因為只剩下無望、絕望。

(原圖:《大公報》1984年9月26日和《文匯報》1984年9月27日的頭版)   .

星期日現場﹕罷課的理由

文 陳嘉文、方曉盈

大專生罷課第五天,逾千個師弟師妹加入行列,井井有條地坐在講台之前,就像平日在操場早會那樣,只是地點換在添美道之上,鐵馬之內。若從媒體在政總佈下的攝錄機強大陣勢看,學聯在公民廣場外、立法會廣場和出入口的公民講堂,雖然人數稍多,但還是不及這群穿著校服來集會的師弟妹惹人注目。

在沒有老師和家長支援下,中學生堅持罷課,到底是一件大事。就看特首偏要在這天前夕,與被揀選的幾百個中學生閉門交流,刻意提到罷課不是關心時事,而是政治動員,想家長式地教誨的都是中學生不應該涉獵政治。

廣場之上,倒是被大人認為被操控被動員的中五生思維更清晰:「我們是自發的。撐CY、反佔中那些遊行,收錢的,才是政治動員吧?」

畢竟,時代真的變太快了,又或是學生都被迫成長了——「中學生應否談戀愛」那年代已遠去,這天,記者在現場與學生的討論,是「中學生應否談政治」。


校內被歧視的「罷課仔」

穿著培僑中學校服的黃同學與陳同學說,全校只有他們兩人來到罷課集會現場。「早前學民思潮來學校派絲帶,行勻成間學校,夠guts在課室裏戴黃絲帶的,得我同佢。」在學校,他們兩人是異類,「同學見到會睥住你,然後說﹕罷課仔!老師見到,會叫你即刻除咗佢,佢話係校服規定,學校唔容許呢啲飾物。佢哋將黃絲帶形容為飾物」。

雖然同學少談政治,外間也有很多人說,中學生不應理政治,因為他們不懂。黃同學卻反駁:「就係因為唔識,所以我哋先要關心、理解呢樣嘢。為什麼要關心政治?香港未來是由我們這些學生掌控,如果我哋仲唔理解,去到未來,仲傻吓傻吓,咩都唔知,到時候,仲容易被人操控。」至於什麼是政治,陳同學說﹕「政治是一個社會的根本,無咗政治的話,社會會好亂,但如果有政治、政治卻好亂的話,社會又會好亂。我覺得,當權者用什麼態度對人民,人民就會用什麼態度生活,文革讓中國道德敗壞,現在就周街黑心食品,還傳來香港。」

梁振英昨天說不贊成罷課,因為這是政治動員。陳同學認為這不合邏輯,「香港有好多社團,CY上台後才彈出來,成日搞咩撐CY、保民生,反佔中大遊行佢哋係收緊錢喎,點解你唔叫佢哋政治動員?但反而我哋自發來的,犧牲埋自己學習時間都要嚟,呢啲就叫政治動員?」

被校長召見  在政總畫漫畫

這個小妮子穿著一襲白色校裙,頸上掛着一個淺藍色亮麗耳機,低頭繪畫類似漫畫人物,誰料到她來到政總罷課現場坐着,前一天居然經歷過刺激的一役。「你知啦,你平時無乜衰嘢最多咪見訓導,係咪先,你唔會走去見校長,見校長都唔會喺校長室見啦。」來自將軍澳景嶺書院的中四生思羚說。「間房靚到爆㗎,啲櫈木做,塊布係有花紋有金線嗰啲……我連坐都勁緊張,唔知會唔會坐爛張櫈!」

罷課前一天早上,思羚其實也未決定會否參加,「其實我好猶豫,首先學校唔畀啦,可能記你大過小過咁,好啦記完都算,如果得你一個去,成件事好核突㗎嘛你明唔明,全校得你一個人唔返係因為你罷課」。

但過到自己,還是要弄到校長那兒去。校長聲明要接見想罷課的同學,思羚最想不到,竟是全程英語對答。「佢其實真係好反對囉,佢仲要講英文喎,我諗到個 point我又唔知點同佢explain,仲要一句sentence入面有十幾個vocab……淨係聽得明is呀the呀。」校長認為罷課是在傷害身邊無辜的人,但思羚竭力反駁,最後終於爭取批准罷課,而且「no punishment」。

這是哪來的勇氣?思羚話,政治很直接影響生活,例如國教科影響讀書,普選也影響自己,「即係如果選出嚟嗰個人唔係我哋想要嘅,即係好似依家咁,香港周圍都係一啲好差嘅情况,咁其實都係影響緊我哋,所以當一啲嘢好影響到你,同以前又真係好唔同嘅時候,你就應該為咗要捍衛嘅嘢而出聲,而唔係沉默接受晒所有嘢」。


議員無稽言論  觸發關心

添美道上的中學生,不少是自從反國教那年的學民思潮,而開始認識政治、接觸學生運動。離講台稍遠的李同學,今年中五,說他其實去年才開始追看新聞,引起他的興趣的,是立法會裏建制議員的無稽言論。他說已忘記實則內容是什麼,「但稍為用過腦的,都不會說得出那些說話,還夠膽在立法會這種莊嚴的場合發這種言。他們畀人選到入立法會,真的很荒謬」。他說,常常聽別人說,別碰政治、政治很悶,「但想真一點,政治關我們每一個人的事,所以我覺得自己應該了解多些」。政治是眾人之事,這一年來,他除了看新聞、在通識課聽老師講佔中,也在YouTube看很多關於的時事片段,他覺得政治本來是「一大堆唔同意見的人在一個地方溝通」,但香港現在的政治,「卻是一班同樣意見的人,遏制另一班不同意見的人」。

至於,中學生應否談政治?「這個社會將來都由現在的學生管理,應該早點讓他們接觸,參與多點,體驗多點,那麼將來他們掌握社會也容易一些。」


經反國教科一役  再征戰

政總內不少中學生都因為兩年多前學民思潮反國教科而與政治建立關係來,但穿著長衫走過的九龍真光中學兩個中六女生當初卻因另一件事關心政治。「六四……中三嗰年。」聲調鏗鏘的張同學說,「細細個每年呢個時候新聞都會報,嗰排講緊好多維權人士(如劉曉波),一次機會好奇就參加」。同行的周同學附和着,「嗰年係一齊去」。

儘管很多人質疑,但張同學覺得,中學生也應該要接觸政治,「因為呢個社會將來都係你哋生存,喺呢個社會度生活,你依家爭取嘅嘢其實係爭取緊將來嘅嘢,唔係你可以獨善其身,所以要了解囉」。這天雖然她們沒有罷課,但下課後也決定要「走出來」。「(依家)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如果你依家唔出嚟,以後就愈嚟愈退步,依家政府唔係民意選出黎,好多政策都唔係以民為本囉,可能偏向商家、權勢,所以要爭取真普選,成個社會其他方面先會好囉」,張同學說。






沒有張揚的命案



作詞:潘源良 
作曲:劉以達 
編曲:劉以達 
 


法官 黨委 親友 老闆 街坊 神父齊觀看
許多位醫生都診斷不出症狀
這個病人沒處方
天真的他愛說愛想愛尋覓方向
今天呼吸不到空氣 滿身冷汗
壓力異常 是沒法抵抗
 

舊理想 跟他安葬
赤子心 跟他安葬
舊記憶 跟他安葬
莫再想 當初一切的境況
 

法官 黨委 親友 老闆 街坊 神父回家去
TV
中精彩的廣播已帶走眼淚
繼續繁榮 又碰杯
天真的他偶爾也許還浮現心裡
追憶當中偷偷不免有些眼淚
要是淡忘 亦沒有不對
 

舊理想 跟他安葬
赤子心 跟他安葬
舊記憶 跟他安葬 (是與非 跟他安葬)
淚已乾 週遭一切 又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