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啟怡﹕再思香港故事 - 從英國到香港的公共衛生

大陸人來港游泳破壞香港公共衛生？當然無人接受隨處便溺，但最新的中港論 戰，「現代」、「文明」的公共衛生卻被簡單地用以對立中港身分，大家彷佛假設公共衛生的概念是自有永有。同樣，早前學民思潮在特首辦掛橫額被指觸犯公共衛 生法例，除了譴責這惡法，大家有否深思這套影響至今的衛生系統的起源？下文我將梳理公共衛生由概念到制度如何在英國、香港出現，從而反思今天的香港故事。


英國﹕一場民間推動的改革

公共衛生從來不是自有永有，也不單源自瘟疫、現代化，而與社會秩序重整、民族國家發展息息相關。正如電影《香水》的歐洲城市長期以來污水處處、烏煙瘴氣，英國也不例外。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因為不同團體的支持，主張不干預政策的英國才出現了一場公共衛生運動。

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英國由民間到政府皆視個人自由是不容侵犯。因此，與十八世紀歐洲各國不同，英國只有因應疫症爆發的隔離措施、濟貧法（Poor Law）之下的有限度醫療服務，並沒有強而有力、全國通行的衛生系統，因為這不單牽涉大量稅收，更被視為國家侵害個人自由的暴政。直到在1842年Edwin Chadwick發表一份報告，英國才開展一場公共衛生運動，例如訂立Public Health Act、設立General Board of Health並任命Chadwick為首長、倫敦地下興建了巨型排污系統。


效益主義助改革抬頭

為什麼早期被指為暴政的改革能夠開始？首先，社會改變了生病的理解。人們不再相信疾病源於體液不平衡，改為接受瘴氣（miasma）等環境因素才是致病原因。今天醫學而言，這種強調環境因素的致病論看來可笑，但是細菌病學尚未出現之時，它卻提供了國家干預達至預防疾病的理論基礎。

即使預防疾病變得可能，任何改革沒有社會支持也是寸步難行。這場改革的關鍵在於不同社會力量的支持。其一是它符合當時流行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身為效益主義始祖Jeremy Bentham的秘書和信徒，Chadwick提 出的改革儘管侵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它促進國民健康，從而提升整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實力，因此獲得效益主義者的認同。其二，即使改革加重稅務負擔，自從工 業革命興起的資本家同樣希望擁有健康的工人，因此他們視改革為必要之惡。其三，改革與當時人道主義運動的目標一致。啟蒙運動後，一班受人道主義影響的教徒 推動不少社會改革，例如電影《奇異恩典》提到的廢奴運動。其後，他們同樣支持衛生改革，因為他們不但同情死於疫症的低下階層，更明白三餐不繼、隨時死於非 命的基層不可能有閒情讀聖經、返教會。由於以上幾股力量的支持，強大的衛生系統在英國漸漸成型。


香港：一場半推半就的改革

香港由無到有的衛生系統源於港英政府的管治需要。與英國不同，香港的衛生改革不是來自民間的壓力，也不是為了引入現代、文明的制度，而是為了回應威脅殖民地存亡的傳染病。

在1842年， 不但英國開始衛生改革，香港也正式開埠。自從大航海時代，即使歐洲各國為了拓展殖民地、已發展了熱帶病學，船堅炮利的英國人卻發覺得這個小島遠比想像的可 怕。亞熱帶的氣候加上大批英軍、華工來港，香港變成了疫病溫。來自溫帶的英國人天生缺乏免疫力，所以在開埠一年後的暑假，一種名為「香港熱」的疫症爆發， 奪去了四分之一的英軍和十分之一的歐籍平民性命。除了這種後來證實為瘧疾的疾病，跑馬地的香港墳場見證了各種熱帶病如何比清兵的刀劍、槍炮更可怕，像殖民 地醫官Dr. Harland在港服役時病故。除了熱帶病，性病是另一種威脅。從香港墳場埋葬了一批日本妓女，到鄭宏泰、黃紹倫發現一份份財政獨立的妓女留下的遺囑，都側寫了早期男女比例失衡造成妓寨處處。伴隨娼妓的各種性病則嚴重打擊了英軍的士氣。

剛經歷公共衛生運動的英國 官員來到這個危險之城，自然留意這裏的衛生情。見到病重的士兵、官員和不敢來港貿易的商人，他們發覺傳染病已經直接威脅這個為英國全球貿易而立的殖民地存 亡。因此，港督軒尼詩曾經說﹕「香港的衛生情一直是他們重要的考量。」平日的管治更反映他們重視英國軍民的健康。新界六日戰爭後，港英政府設立大埔警署以 監視新界鄉民。朱凱迪指出，為了令警署內的機關槍手有更廣闊的視野，所以警署設在今天的差館山之上。但這個戰略要地鄰近瘧蚊繁殖的農地，大批警員因而染 病。於是港英政府不但填平附近農地，並在今天的大埔滘興建公務員宿舍。同時，為了對付性病，港英政府決定讓妓寨合法經營，並向其徵稅以建立一所性病醫院。 根據英國國會紀錄，他們認為這些措施行之有效——「妓寨裏所有妓女都經過登記，並且殖民地醫官定期監查她們身體狀。一旦有病，她們會被送去性病醫院隔離，直到病癒方可出院……」由於倫敦的反對，港英政府在1847年撤回上述措施。但10年後，得到駐港英軍支持，港英政府再次推行這種針對染病妓女，卻對帶病的男性顧客視而不見的政策。同一時間，華人一旦生病，就只能自求多福。若自知命不久矣，他們通常前住位於上環的廣福義祠等死。直到英文媒體報道義祠門外有大量病人，而且衛生情況惡劣，才迫使港英政府在1870年撥地予華人精英創辦東華醫院，讓華人社會解決自己的衛生問題。由此可見，重英國軍民健康、輕視當地居民需要的衛生系統開始成型。


不得不面對華人健康問題

直到1894年，香港經歷另一場疫症，衛生系統終於伸展至華人社區。源自雲南的鼠疫在港橫行了30年，共奪去2萬人的性命，其中第一年已有2000人 病故。即使居住環境通常較佳，大批歐洲人同樣染病身亡。儘管當時尚未清楚疫症的病原和傳播方式，港英政府卻矛頭直指太平山區的華人社區，認為他們人畜同處 一室的不潔生活方式是疫症的源頭。為了防疫，港英政府打破一直以來的間接管治政策，強行在華人社區推動衛生改革。首先，他們出動英軍搜查並遣送7000個患者到隔離醫院。其後，他們立法收回太平山區、放火燒區內384間民房，並在遺址興建細菌學檢驗所和卜公花園。最後，他們開展一系列公眾衛生的立法程序。早在1882年，港英政府邀請Edwin Chadwick之子Osbert Chadwick來港撰寫一份改革報告。由於面對何啟為首的華人精英反對，所以一直沒有實施報告內的建議。但鼠疫爆發後的7年內，定例局通過了10條公共衛生的法例。1902年，Osbert Chadwick再獲邀來港，並提交了另一份改革報告。1年後，公眾衛生及屋宇條例正式通過。自此，港英政府正式規管屋宇建築、供水、排污以預防疫症。由於這些規管減少了樓宇租值，因而華人精英再次反對規管。但是，這條法例一直生效直到香港淪陷。自從實施上述衛生措施，歐洲人在香港的死亡率由1860年的6.5%跌至1930年的不足1%，而同期英國的死亡率大約是1.2%。對歐洲人而言，香港再不是有去無回的墳場。終於，經歷超過半世紀的殖民管治，香港發展了一套強調疾病預防以保障英國軍民的衛生系統。


誰能繼續書寫香港故事？

簡而言之，公共衛生不能簡 化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而是不同政治、經濟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即使它不是自有永有，不代表我們全盤否定公共衛生，反之深思背後的歷史，方可理直氣壯與別人 辯論衛生的重要。香港故事同樣是如此。即使呂大樂寫過「香港故事不易講」，但是香港故事不應該停留麥太口中「從前有個小朋友講大話，有一日佢死」的水平。 不單受制於香港意識的淺薄，書寫香港故事現實上同樣困難。不少人打從心裏認為香港研究不登大雅之堂，並將目光投向地大物博的中國。正如過去幾星期的再思香 港系列，蔡俊威指出重構香港主體性的前提是香港研究必須遠離意識形態主導、價值判斷為本的「神話」。為了抖擻上路，我們應該更純粹地重構香港過去的發展。 可是，除了也許已是最後一代的香港年輕學子，誰還有興趣繼續書寫未完的香港故事？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安裕周記﹕歷史的殘缺

日本宮內廳上星期發布六十一卷日皇裕仁的《昭和天皇實錄》，在編撰時間長達二十四年的內容當中，談到裕仁在太平洋戰爭年間的一些情况。據報道，《實錄》包括裕仁在二戰期間的角色，並記載珍珠港事件前夕的一九四一年七月，裕仁表示「不要輕率發動鹵莽及自取滅亡的戰爭」。由於《實錄》涵蓋漫長的戰爭年代，裕仁當時想什麼、說什麼、做什麼，研究裕仁在太平洋戰爭及侵華戰爭角色的歷史學者對《實錄》的出版有着相當期待。

《實錄》公開後，內容確實談到了太平洋戰爭時的裕仁，總的而言，《實錄》中的裕仁是當時日本軍部的傀儡，這和戰後西方史學界知日派的說法相近。不過，這並不代表人們願意無條件接受《實錄》全部內容，西方通訊社記者在發自東京的新聞顯示了他們的態度，認為《實錄》沒有闡釋很多人想知道的內容，包括裕仁對戰爭的責任。

與戰後的德國相比，日本對戰爭的態度一直受質疑，這除了在日本侵華期間死傷慘重的中國以及飽受日本殖民統治摧殘的南北兩韓，還有學界中人。必須指出的是，戰後大半世紀，西方世界眼中的裕仁是「溫和內向」的君主，二戰期間受到軍方擠壓成為傀儡。這種史觀脗合了東京戰犯大審判的主流西方史觀，即干犯戰爭罪者皆為好戰的軍人及政客，而不是「萬世一系」的天皇。

然而事實便是如此？西方傳媒顯然對此有所質疑，因為盟國佔領軍統帥麥克阿瑟與裕仁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四十分鐘談話內容，至今仍未翔實公開。根據美國學者比克斯（Herbert Bix）的說法，至低限度，在偷襲珍珠港前，裕仁擔心的是如何對攻擊大計保密（was worried about secrecy）。記載這一情况的是戰時日本陸軍元帥杉山元。

對日本的態度，西方學界呈現相當奇妙的一體兩面，但總的而言，對現代日本持溫和態度的是多年主流，對戰爭歷史更是止於「軍部奪權」此一層次。取態的由來，客觀上由於日本戰敗之後，麥克阿瑟搭建了保留天皇架構並推行民主政體成功之故。當然，亦有知日派學者的取態因素，哈佛大學的日本通賴世和（Edwind Reischauer）是知日派第一號人物。以當時哈佛大學在世界學術的泰山北斗地位，知日派掌握日本研究大門，可說對後世研究日本影響深遠。


知日派學者眼中的裕仁

賴世和生於東京，傳教士之子，十六歲之前在東京成長。之後回到美國繼續學業，其後在哈佛大學以日本法師到中國求法為論文得博士學位，二戰結束後在哈佛大學執教鞭，成立日本研究所，令哈佛大學成為美國高等學府的日本研究第一校。賴世和堪稱美國學界頭號日本通，是知日派的頭面人物，六十年代擔任駐日大使多年，幾乎可以說，是他隻手構建美國學界對日本觀察的重量級人物。戰後五度拜相、被喻為日本經濟及政治大師的吉田茂，其思想體系在日本政界追隨者極多，有「吉田學校」之稱，他在一九六七年成書的《決定日本的一百年》提到賴世和。一九六六年賴世和結束駐日，準備回去美國，吉田茂與賴世和會面，吉田茂在該書序言寫道，「去年夏天，當我準備跟準備回國的賴世和會見時，因為他太誇獎日本，所以我便謙虛地請他不要太過誇獎日本人」。

一場韓戰，令到日本成為美國圍堵中共蘇共的主要成員，韓戰年代大後方的後勤角色，更助解決戰後歸國的幾百萬退役軍人生計，也讓日本從此享受長達半世紀的低國防負擔日子，正如吉田茂說﹕把外交國防交給美國人，日本埋頭搞經濟。在此一過程當中，裕仁在二戰期間的角色似被忽略，這可能是無意的遺忘，但更多學者相信，這是美國因為冷戰需要的刻意遺忘。麥克阿瑟應該深切明白裕仁在戰爭中的角色，那是一九四六年暮冬，當日本國內自由派呼聲四起要追究裕仁的戰爭責任之際，裕仁在三星期內對五名近臣的六次長時間陳述，整理之後以綱領（summary）形式交給麥克阿瑟的秘書，但是這份口述的內容從此再未曝光。比克斯的在他的著作 Hirohito：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裕仁：近代日本的形成》）認為，這或者是「盟軍總部的最高級美國軍官已加入保護裕仁的陣營，神化天皇」（perhaps because the top American officials at General Headquarters were already among the emperor's greatest protectors and mythologizers）。


裕仁的六次陳述紀錄

像比克斯般質疑裕仁的史學者在西方並非罕有，隨着史料日多，類似的聲音不絕於耳。他們起初的質疑是非學術的常識判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東京時間中午十二時，裕仁向全國廣播終戰詔書，絕大多數日本人民是第一次聽到天皇的聲音，於日本而言這是「玉音」，老百姓無不或肅立或匐伏。如此威嚴天皇，是否可能在戰時受到軍人操縱成為傀儡，這個問號遂成為質疑裕仁的最大佐證。事實上，從後來公開的多份戰時日本官員回憶錄或文字記載，包括陸軍元帥杉山元的備忘、一九四○ 年至一九四五年擔任內大臣的木戶幸一的日記，多少讓人從字裏行間看到裕仁在戰時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御前會議（木戶幸一日記）：「我們對英、美、荷的政策，從上午十時三十分在陛下面前開會，持續到下午三時三十分才敲定」。海軍軍令總長永野修身亦向裕仁提出詳盡作戰計劃報告，根據比克斯的研究，杉山元的備忘記載稱，裕仁知道各地點的大致攻擊時、地與方法，並表示擔心如何保密。

二戰歷史戰後在日本以多種方式「重塑」，近三十年則是以質疑東京戰犯大審判的定讞為主流。這一聲音源自八十年代強人首相中曾根康弘，當時他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引帶出日本右翼全面否定東京戰犯大審判的裁決，認為東京戰犯大審判只是戰爭「成王敗寇」的反映、是西方戰勝國強加於戰敗國的決定。這一套史觀，後來發展至認為美軍向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是大屠殺行為，並引伸至東京戰犯大審判是「掩飾」大屠殺的行為。中曾根康弘雖在七十年代自民黨五大派閥「三角大福中」排名最末（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卻是最具野心一人，他是戰後首個在任期間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其右翼立場拉動至今日益猖獗的保守主義及史觀；可以說，今天大言炎炎的安倍晉三以至石原慎太郎，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裕仁責任未清留後遺症

相比於中共沒有決斷地否定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餘毒流轉至今，二戰期間裕仁的角色未能釐清，也為今天的日本右翼餘毒帶來助長之風。對此，美國心知肚明，麥克阿瑟曾經對天皇論硬碰過一下子，讓日本右翼知道他的底線。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麥克阿瑟會見裕仁時二人拍了一張合照（見上圖），圖左的麥克阿瑟穿得很隨便，身上一套軍服，雙手放在身後，裕仁必恭必敬一身禮服站在一旁。兩日之後，《朝日新聞》等報章刊出這張照片，日本政府立即要求禁制，不得刊出。美國佔領軍總部得悉後怒不可遏，宣布立即撤銷對出版及電影的所有限制，戰後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馬上取消；五天之後，通知日本政府罷免內務大臣，內閣自知撐不住，只得總辭。

麥克阿瑟怒火未消，下令取消一直以來「不可批判天皇」的禁令，並容許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發行。雖然華府戰後欲藉天皇控制日本社會，可是一旦天皇或皇族成為美國佔領軍的絆腳石，美國一點都不客氣。一九四六年，美國又找到方法整治日本皇室——宣布剝奪皇室的財政特權，讓皇親國戚吃盡苦頭；一年後，更從繁複不已的十四個皇親家族中，大手筆削去十一個，只留下血緣最接近的秩父、高松、三笠，其他的都遣走。一九四七年十月，五十多名皇族人員辭職，回家當老百姓。著名作家太宰治一九四七年寫的中篇小說《斜陽》，說的便是皇族日暮途窮的悲涼，在當時皇族離開深宮到食品店打工的新聞之下，大受注目。

日本戰後的歷史乃至發展，無法離開對裕仁的評價；右翼思潮猖狂，被認為與戰爭責任從未釐清有關。裕仁一九七八年後確實未曾參拜靖國神社，但一九四五年前的裕仁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天皇，是宮內廳記錄所言的被軍部挾持的國君，抑或是像西方史家質疑的那樣，如比克斯所說的「二十世紀日本重大政治、軍事事件的參與人，也是了解這些事件的關鍵人物」（he was rather the leading participant in, and remain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史家此刻無法得出一致結論。裕仁戰後的相當長一段道路，與美國佔領軍以及其後的東西方冷戰關係緊密，美國需要天皇管治日本，從實用主義角度而言，裕仁是華府可用之人。令人扼腕的是，美國在令裕仁維繫日本既有階級與傳統不墜的同時，刻意對二戰年代裕仁的角色模糊化，以致人們無法從歷史汲取教訓，無以面對太平洋戰爭年間喪生的千萬亞洲人民。


日本國內的健康力量

其實日本內部對裕仁也不是像右派那樣鐵板一塊。早稻田大學出身的作家村上春樹在《1Q84》頁啟是這樣寫的，「一九二六年大正天皇駕崩，年號改為昭和。日本黑暗的陰霾時代即將拉開序幕。現代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短暫間奏曲終結，法西斯主義就要大行其道」。這段公開針對裕仁年代的文字，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之後的另一挑戰。如是，人們從另一個切面看到日本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對裕仁的定論——那個晚年經常靜默不語的世界知名植物學家，顛顛巍巍的身影後，曾是震動世界政治及軍事事件的參與人。


P.S.

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日關係被形容是「一衣帶水」，如今以「水火不容」來述說似乎更貼切。《明報》將由9月17日起一連四個星期三，深入報道及解構中日困局，內容包括靖國神社、專訪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及河野洋平等日本政、軍、學界頂尖人物，敬請留意。

《經濟學人》：西方漸警惕中國孔子學院

當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正「擔心」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在港的工作時；部分西方學者，亦在擔心中國政府在海外推動的「孔子學院」。

為了節省聘請中文教師的成本，不少美國大學，過往都對廉價提供中文課程的孔子學院甘之如飴。不過，文章認為這個以「和平擁護聖人」命名，意圖強化中國「軟實力」的中心，亦正令不少西方大學擔憂學術自由受到影響；廉價課程，實際上要付出的「代價」可能不少。

孔子學院成立之初，是要「對沖」中國威脅論，籍孔子之名，希望告訴世界中國必定和平崛起。近年，中國政府花在孔子學院的開支大幅上升。2013年，全球孔子學院的開支達到2.78億美元，遍佈全球超過100個國家。

然而該文章指出，孔子學院的討論，從來遠離政治敏感話題。今年6月，美國大學教授聯會便曾發出聲明，表示美國一百多間大學應不再與孔子學院續約。這是因為 孔子學院作為中國政府的一個部門（漢辦），不會尊重學術自由。近年，不少設有孔子學院的大學，不是臨時取消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到訪，便是選擇在校 外迎接對方。2009年，北卡羅萊納大學決定取消達賴來訪，便是因為該校的孔子學院表示，此舉可能影響該校與中國的關係。

不同於英國或法國文化協會等，中國的孔子學院大多成為了西方大學的附屬學院。因此，孔子學院現在遭到質疑，或者並非無的放矢。



The Economist: Confucius says

A decade ago China began opening centres abroad to promote its culture. Some people are pushing back

“HARMONY is the most valuable of all things,” said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Confucius two and a half millennia ago. There is little of it in evidence in the fros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man who was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Bryna Goodman, and her fellow historian,Glenn May. Their offices are separated by a ten-second walk, but the scholars do not exchange visits. Their palpable ill feeling reflects growing discord among Western scholars about a decade-old push by China to open government-funded cultural centres i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broad. Intended to boost China’s “soft power”, the centres take the name of the peace-espousing sage. They tap into growing global demand for Chinese-language teaching. But they are also fuelling anxiety about academic freedom.

In America the Confucius programme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by universities and school districts, which often do not have enough money to provide Chinese-language teachers for all who need them. But critics like Mr May believe China’s funding comes at a price: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those established on university campuses are known) and school-based Confucius Classrooms restrain freedom of speech by steering discussion of China away from sensitive subjects.

In Jun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called for universities to end or revise their contracts with Confucius Institutes (America has 100 of them)because they “function as an arm of the Chinese state and are allowed to ignore academic freedom”. Mr May has been asking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to close its institute, to no avail. Ms Goodman (who is no longer the institute’s director)says that in funding its interests China is like any other donor to American universities. She says that the institutes have become lodestones of what she calls a “China fear”.

When China opened its first Confucius Institute in 2004 in Seoul, it hoped the new effort would prove as uncontroversial as cultural-outreach programmes sponsored by Western governments, such as the British Council, the Alliance Française and Germany’s Goethe-Institut. The idea was to counter fears of China’s rise by raising awareness of a culture that is often described by Chinese as steeped in traditions of peace.




Through the Hanban, a government entity, China provides the centres with paid-for instructors and sponsors cultural events at them. Its spending is considerable,and growing rapidly. In 2013 it was $278m, more than six times as much as in2006. China’s funding for Confucius Institutes amounts to about $100,000-200,000a year on many campuses, and sometimes more (Oregon received nearly $188,000 in the last academic year). By the end of 2013 China had established 440institutes and 646 classrooms serving 850,000 registered students. They are scattered across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with America hosting more than 40% of the combined total. There are plans for another 60 institutes and 350classrooms to be opened worldwide by the end of 2015.
Chinese officials express satisfaction. In June Liu Yunshan,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vast propaganda apparatus, said Confucius Institutes had“emerged at the right moment”. He described them as a “spiritual high-speed rail”, promoting friendship by connecting Chinese dreams with those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Others are less sanguine, however. In America criticism has recently grown stronger.Earlier this year more than 100 members of the facult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mplained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 were compromising academic integrity.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2013 by Nation magazine, one of the university’s academics, Marshall Sahlins, listed cases in several countries involving what appeared to be deference to the political sensitivitie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se included a couple of occasions when universities had invited the Dalai Lama to speak and then either cancelled the invitation or received him off-campus.

In one case,at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in 2009, the provost said after the cancellation of a Dalai Lama visit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ad indicated the exiled Tibetan’s presence could cause problems with China. This year Steven Levine, an honorar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 wrote to hundred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round the world asking them to mark the 25th anniversary in June of the violent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None of them agreed. Global Times, a Beijing newspaper, recently called the protests of foreign academics “a continuation of McCarthyism”.
Ms Goodman argues that the study of China needs all the funding it can get, even if that means taking money from countries with vital interests at stake—whether China,Taiwan, or the United States. She says that if China were ever to meddle politically in Oregon’s institute, the Confucius programme would be quickly shut down.

Such assurances do not address a big concern of critics—that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Confucius programmes is often subtle and slow-acting. If the critics are right, it is very subtle indeed. Surveys suggest that in many countries China’s image has not markedly improved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Pew Research Centre,an American polling organisation, says 42% of Americans viewed China favourably in 2007. Last year only 37% did. The political dividends of China’s soft-power spending are far from obvious.

練乙錚: 學運興起了！學運是什麼？

學運風起雲湧，有些人心潮澎湃，有些人惶惶然不可終日。學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筆者寫下幾點，鼓勵大家反駁。

【一】

佔中準備就緒，現在只等時機，此「社運老坑翼」於是反而變得比較沉寂；大眾關注的焦點，很快轉到「社運後生翼」搞的罷課事上去。學生運動往往都是不發則已、一發不可收拾，故面對此隨機威脅，黨國大員絕不怠慢；《環時》第一時間在社論裏打出訊號彈，隨後即有「幫港告密」配合打衝鋒，特府官員則在旁邊當白臉說好話，罷課學生於是成為衝動派、犧牲品、別有用心者的「爛頭卒」、自毀前途的蠢貨。不過，搞學運當「爛頭卒」不一定就沒有前途。

近的，例如我一向尊敬的左派朋友曾德成，就是六七暴動學生翼中的急先鋒，給港英警察打得血流披面，乃名副其實的「爛頭卒」，今天卻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局長高官。遠的，例如那位「戴三個表」的理論先驅江澤民，解放前更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學運頭頭，後來更貴為十三億人民的領袖，一人得道，整個家族雞犬升天。

所以，焉知政治氣候不會一變，來個不是紅色的顏色革命，今天的「爛頭卒」不就是若干年後的管治精英？故就算以不講心、只講金的庸俗眼光看學運，對參與者而言，也未必不是一個上好的風險投資；珠玉在前，上述三位一體當權派曉之以個人利益的「循循善誘」，可以休矣。

【二】

閒話休提。值得留意的，是最近有人提倡「幫港告密」。慫恿或獎勵學生偷偷向政權告發其他僅僅是持異見的學生，筆者在美國念書時也見得不少，那是專制時期國民黨豢養的遍布海內外的小特務的拿手好戲；不僅打小報告告密同學，還告密老師，後果嚴重，受害人有的因而死於非命。1981年，著名的卡尼基．梅隆大學數理統計學教授陳文成回台省親死於非命，後來查實就是服務蔣氏政權的告密者幹的愛國愛黨事導致的。

共產黨如今在香港繼承國民黨當年做壞事的遺志，青出於藍，不僅要告密學生和老師，還要把所有中、小學校的校長校監校董也牽連進去，放在監視之列。「幫港告密」者，充其量乃一撮雞鳴狗盜之食客輩，何德何能當起太上教育局長管起全港的學校來了，無非是狐假虎威兼為虎作倀而已。

【三】

學生運動不僅是一個社會的風向標，歷史上更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上起「五四」，代表的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其後有「野百合」，更開出了中華文明第一個持續穩定的民主政體。再近一些的「太陽花」，替一個面臨致命外來威脅而不自知的社會敲響警鐘。這三個運動合在一起，便有十分完整的意義和功效：「五四」掃障啟蒙、「野百合」爭取民主建設、「太陽花」守護既有成果。參與這三個學運的學生人數其實都不算多，卻因為發生在關鍵時刻，其功效至為巨大。目下香港由中學生、大專生一起推動的學運，亦在今天本地的場景裏，同時起着「啟蒙」、「爭取」、「守護」這三個作用，非同小可！

守護什麼？守護已有的兩制分野，即法治、自由和公民基本權利，概括而言就是「香港核心價值」。爭取什麼？爭取民主體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爭取自治範圍內的所有事不受北人及其代理擺布。這兩方面都清楚明了。啟蒙，尤其啟蒙的機制，則應深入一點探討。

社會是由家庭組成的，家庭封閉保守，社會整體就保守；在這種情況底下，由社會上少數人孕育的進步思潮，就不得其門而入，難以擴散。學生運動一旦起來了，進步意識就進入家庭，在晚餐桌上散播。平日胼手胝足的家長不大留意一人一票還有真假之分，不曾思考過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道理，不知道赤化每分每秒都在進行着，又或者以為都與小市民的一己無關；但有關的政治議論在家裏展開，保守的觀念就會起變化。家庭的態度不同了，進步思潮就滲入社會的其他結構如團體、公司、政府部門裏去，發生二次擴散。學運如此通過家庭影響社會，產生的就是啟蒙作用，京港當權者必然戒懼，於是強力打壓，甚至不惜出到「幫港告密」這一招，目的就是要在學運發揮啟蒙作用的初階段扼殺之。


【四】

學運的影響有兩種，一種是短期的。運動通常有很清晰的短期目的，這些目的達到了，即時改變政策，甚或改變社會。另一種影響是長期的，往往可以存在幾十年，而且就算運動是失敗的，短期目的根本達不到，長期影響卻可能很重要。

顧名思義，參與學運的，都是年輕人；儘管運動持續的時間不一定很長，但運動過後，這些人一般還要活很久，而運動深深打在他們心靈裏的記印卻不可磨滅。這些人不斷成長，逐步成為社會各階層裏的掌權者，能夠在他們的崗位上做決策，學運的長期影響就體現出來了。舉例說，美國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學生反越戰運動，即時成果並不很大；如果不是美國在戰場上失利，迫着退出，否則越戰還會打下去，反戰運動難以阻擋。

但是，運動的長遠影響卻十分巨大。例如，越戰時期參與學運的美國學生，很多後來進入高等教育界，當教授、做研究；結果，美國大學校園的學術氣氛趨向開放、激進，出現了不少新興的學科、學派。到了今天，幾乎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不設性別學、黑人學、批判理論，等等；連一向最保守的法學界，也出現了所謂的「司法積極主義」思潮（judicial activism，認為法官應該藉着判案介入社會、實現變革），迫令保守勢力退卻。學運的這些長遠影響，重要性並不亞於運動的短期成果，而且是當權者無法阻擋的。這個現象，又可從側面支持「目的殊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的社運理論。


【五】

筆者在上周的文章裏分析過，年來風起雲湧勢不可擋的本土運動的譜系，起碼有兩個維度，其中一維是文化歸宿，其兩極分別是「內望派」和「外望派」。兩者都反共，然而前者的文化本位是屬於中華的（華夏╱嶺南），包含一種回歸意識（回歸華夏）；後者容或承認中華文化是其一個源頭，但發展形態是開放的、西方的。

此運動的另一維，則關乎意識形態，其兩極分別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左、右翼。就筆者所見所知，目下的香港學生運動，放在這兩個維度裏，都是相當中間的。就文化歸宿而言，絕大多數的大專生、所有的中學生，都是在九七之後才接受教育，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和受傳統中國文化的薰陶，都比年紀較長的要少（主要是九七後的「教改」後果）；九七之後，西方在香港的勢力減弱，這些學生認識的西方觀點和事物也比較少。學運的這個文化背景，將直接影響未來整個社運的文化取態；好處之一是，大陸要扣一頂「社運受西方控制」的帽子，更難說服市民，將來的運動因此更難打壓。


【六】

提出上述各點，並不等於說「有學運就是好的」。學運和所有社會運動（工運、婦運、環保運……）一樣，反映社會或社會的某些方面生病了。這個道理，老子說得最清楚：「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道德經》第十八章）。因此，我們不必美化學運，更不應以浪漫主義的眼光看學運。但是，打壓學運就更不應，如同國家混亂的時候，卻把忠臣殺了一樣。

任何人到過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生活過的話，大概都會羨慕那裏的社會安寧、安定，人們專注的，是如何改善、美化自己的私生活，社運、學運絕無僅有；那是因為那些國家已經解決了很多政治問題，社會上軌道，並不需要曠日持久的運動去爭取什麼。


【七】

目下的學運重點是罷課。值不值得鼓勵，見仁見智。筆者認為，一年兩百天，天天上課，不一定最好；罷幾天課，學生走出課堂，為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在社會政治的漩渦裏親身經歷一下，其實不錯，大學生、高中生，尤其如此；初中生，少不更事，可免則免。


《信報》特約評論員

The Economist: UK RIP ?

Ditching the union would be a mistake for Scotland and a tragedy for the country it leaves behind




SCHOOL CHILDREN once imagined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with its complex networks and allegiances, by writing elaborate postal addresses. British youngsters began with their street and town (London or Manchester, Edinburgh or Cardiff),followed by England, Wales, Scotland or Northern Ireland; then cam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fter that Europe, the World, the Universe…). They understood that the UK, and all its collective trials and achievement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mpire, victory over the Nazis, the welfare state—were as much a part of their patrimony as the Scottish Highlands or English cricket. They knew, instinctively, that these concentric rings of identity were complementary, not opposed.

At least,they used to. After the referendum on Scottish independence on September 18th,one of those layers—the UK—may cease to exist, at least in the form recognisable since the Act of Union three centuries ago. As the vote nears,Scotland’s nationalists have caught up with the unionist No camp in the opinion polls, and even edged ahead (see article). More and more Scots are deciding that the UK, which their soldiers, statesmen,philosophers and businessmen have done so much to build and ornament, does not cradle their Scottishness but smothers it. This great multinational state could be undone in a single day, by a poll in which just 7% of its citizens will participate. That outcome, once unthinkable, would be bad for Scotland and tragic for what remained of the UK.


The damage a split would do

The rump of Britain would be diminished in every international forum: why should anyone heed a country whose own people shun it? Since Britain broadly stands for free trad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would be bad for the world. Its status as a nuclear power would be doubtful: the country’s nuclear submarines are based in a Scottish loch and could not be moved quickly. Britain would also be more likely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since Scots are better disposed to Europe than are the English (and are less likely to vote for the Conservatives, who are promising a Euro-referendum if they win next year’s general election). The prospect of a British exit from the EU would scare investors much more than a possible Scottish exit from Britain (see article).

The people of Scotland alone will decide the future of Britain, and they are not obliged to worry about what becomes of the state they would leave. But—perhaps not surprisingly, given the endurance and success of the union, imperilled though it is—Scots’ own interests, and the rest of Britain’s, coincide.

At the heart of the nationalist campaign is the claim that Scotland would be a more prosperous and more equal country if it went solo. It is rich in oil and inherently decent, say the nationalists, but impoverished by a government in Westminster that has also imposed callous policies. They blame successive British governments for almost every ill that has befallen Scotland, from the declin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ill-health to the high price of sending parcels in the Highlands. Alex Salmond, Scotland’s nationalist leader, is broad in his recrimination: Labour and the Tories are of a piece, he suggests, in their disregard for Scotland.

But Scotland’s relative economic decline is the result not of southern neglect but of the shift of manufacturing and shipping to Asia. If Westminster has not reversed all the deleterious effects of globalisation and technology, that is because to do so is impossible. The nationalists know this, which is why, sotto voce, they would continue many of Westminster’s policies. Instead they make much of minor adjustments, such as abolishing the “bedroom tax”, a recent measure designed to nudge people out of too-large social housing. To break up a country over such small, recent annoyances would be nuts.

The nationalists’ economics are also flawed. Scotland would not, in fact, be richer alone. The taxes that would flow to it from the North Sea would roughly compensate for the extra cost of its lavish state, which would no longer be funded by Westminster (last year spending was some £1,300 per person higher in Scotland than elsewhere in Britain). But oil revenues are erratic. They would have earned Scotland £11.5 billion in 2008-09 but only £5.5 billion in 2012-13.If an independent state were to smooth these fluctuations by setting up an oil fund, it would have less cash to spend now. In any case, the oil is gradually running out. In order to maintain state spending after it is gone, taxes would have to rise. And a crunch might come much sooner. Foreign investors and big businesses that mostly serve English customers could well move south.

Westminster has ruled out a currency union (see article)—correctly,given that the nationalists propose a deficit-widening fiscal splurge and that the assets of Scottish banks are an alarming 12 times the country’s GDP. It might relent, but only if Scotland agrees to such strict oversight that independence ends up meaning little. The nationalists say that kinks over currency and the like could be worked out amicably—that it would not be in Britain’s interests to antagonise its new northern neighbour, particularly since (they hint darkly) Scotland could refuse to take on its share of the national debt. They are far too sanguine. If Scotland goes, the rest of Britain will be furious, both at the Scots and at their own leaders, who will be impelled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Mr Salmond is on stronger ground when he argues that if Scotland does not leave Britain it might be dragged out of the EU against its will. This is indeed a danger, but in going independent Scotland would swap the possibility of an EU exit for a certain future as a small, vulnerable country. Its best hope of remaining influential is to stay put, and fight the Eurosceptics.


A lot to lose

In the end the referendum will turn not on calculations of taxes and oil revenue, but on identity and power. The idea that Scots can shape their own destiny, both at the referendum and afterwards, is exhilarating. Yet Scotland already controls many of its own affairs (even if Mr Salmond’s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which runs the devolved government and is driving the Yes campaign, has not done much with its powers so far). Moreover, as Westminster politicians of all stripes have hastily made clear, if Scotland votes No, the devolved administration will soon get so much clout that the prac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staying in the union and leaving it will narrow. That would also lea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way from Westminster and to other bits of Britain, which should have happened long ago.

So by staying in, Scots will not just save the union but enhance it, as they have for300 years. For the UK, with all its triumphs and eccentricities, belongs to Scots as much as it does to the English—even if increasing numbers of them seem ready to disown that glorious, hard-earned heritage, and to simplify their identities by stripping out one of those concentric rings. That goes against both the spirit of this fluid century—in which most people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 whether of place, ethnicity or religion—and the evidence of the preceding three. For all its tensions and rivalries, and sometimes because of them,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shows that the Scots, Welsh, English and Northern Irish are stronger, more tolerant and more imaginative together than they would be apart.

Harold James : Should Scotland Leave the Pound Zone?

PRINCETON –As Scotland prepares for this month’s referendum on independence, the United Kingdom – indeed, all of Europe – must brace itself for the impact of a successful bid. Scottish independence would revolutionize the British and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give a tremendous boost to other European separatist movements, from Catalonia to northern Ital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independence, however, is far less certain.

Advocates of independence have long insisted that they are motivated primarily by the distinctiveness of Scottish identity. But Scotland’s history and traditions,while undoubtedly its own, have been shaped by centuries of interaction with England and other parts of the British Isles.
The more immediate issue for Scots is mone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 independent Scotland could or should continue to use the British pound has dominated discussions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of the referendum campaign. The outcome –for Scotland, the UK, and Europe – could vary widely, depending on which path Scotland chooses.

So far,Scottish nationalists have insisted that an independent Scotland would retain the pound. But, given how much easier it would be to make the case for a separate currency – not to mention the fact that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George Osborne has explicitly rejected Scottish First Minister Alex Salmond’s proposed currency union – such declarations amount to an own goal.

The problem with the Scottish nationalists’ vision is a mirror image of the eurozone’s main shortcoming. Given that a single currency cannot function without a common monetary policy, and that economic conditions across the currency union differ,individual members will, at times, be subject to unsuitable policies.

For example,during the construction boom of the 2000s, Ireland and Spain should have had tighter monetary conditions, higher interest rates, and lower loan/asset ratios. But their eurozone membership meant that government and private-sector borrowers alike benefited from very low interest rat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erupted, and policymakers began seeking ways to compel banks to revive lending in these and other struggling countries,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there were no available tools to employ.

Today, the UK faces a similar dilemma. The property boom in the London area demands tighter monetary conditions. But higher rates would wreak economic havoc o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recovery remains anemic.

Moreover,like Germany, London maintains a huge current-account surplus (8% of GDP) – a potentially serious problem, given the deflationary effect that Germany’s surplus has had on the rest of the eurozone. Already, the rest of the UK runs an external deficit tha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an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The behavior of a currency can be driven by one powerful and preeminent sector of the economy; in the pound’s case, it is the financial sector. Some viewed the pound’s rapid decline in 2007 and 2008 – a 30% depreciation in trade-weighted terms – as a much-needed economic stimulus, given the boost that it implied fo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he UK’s independent monetary policy provided it with a level of flexibility that the eurozone economies lacked.

But the revival of confidence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caused the pound to rebound sharply (by 18%since the end of 2008), eroding the UK’s competitiveness gain. What is good for the City of London is not necessarily good for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There is thus an unmistakable appeal in escaping an economic arrangement that shackles Scotland to London – an appeal that the great Scottish economist Adam Smith would have recognized. Indeed, his most influential work, The Wealth of Nations, was motivated by the belief that the interests of the London merchant community were distorting British commercial policy.

The alternative to retaining the pound, however, presents its own challenges.According to the Scottish economist Ronald MacDonald, an independent Scotland should have its own currency,which would behave like a petro-currency, owing to the economy’s dependence on North Sea gas and oil.

But replacing one dominant sector with another is probably not good for the rest of the Scottish economy, which would lose competitiveness whenever surging energy prices pushed up the exchange rate. As less competitive industries were driven into loss and insolvency, economic activity would become even more concentrated and specialized.

Placing the burden of adjustment on the exchange rate is not the answer. The small, open economies of Switzerland and Norway – important models for Scotland – struggled with sharp currency appreciation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or Switzerland, the solution was to implement a ceiling on the franc’s exchange rate against the euro.

This should inspire Scotland to pursue association with a larger currency area and a more diversified economy. How about adopting the euro?



Harold James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and a senior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 specialist on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and on globalization,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 The Globalization Cycle, Krupp: A History of the Legendary German Firm,and Making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蕭少滔: 蘇格蘭獨立公投

歷史很會開玩笑。既然英國佬是千古罪人，連稱讚兩下都會被評為「不愛國」，那麼我也不怕幫忙「踩多兩腳」班死人英國佬，讓大家過一個「快樂愛國­」的中秋節、也「溝淡」一下近日繼續「快樂抗爭」的大專學生。

很久沒有寫「公投」分析。不過最近蘇格蘭的「政改公投」，又真是比香港這邊的更加熱鬧，因為真的隨時是變成「蘇格蘭獨立」也說不定。不過稍為定一定神，也又泛起不少疑團。事情看來沒有表面那般簡單：背後的「中國因素」，似乎大家都忽略了。

首先是有趣的反思：假如暴力可以將一個民族強行納入一個「國家」的版圖，看來難度不大，此即所謂「槍桿子出政權」之類，不算新聞。但要本土民族不會萌生 「獨立」的想法，這個看來即使是「統一」三百年之後，也解決不了。其實大清帝國又何嘗不是如此下場，大英帝國又是否可以倖免？

先看一下蘇格蘭公投個案由來。

「英國」的全稱是「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所謂「聯合」也者，美其名矣，其實也不過是城下之盟的「條約」，比起南京條約，又清高不了多少。而這個國家名稱，最遲也在1927年在南愛爾蘭分裂出去之後才能安頓下來。

最早的「合併」在1535年，英格蘭王國以《聯合法案》合併威爾斯公國。然後按《1707年聯合法案》合併蘇格蘭王國，才形成「聯合王國」。當中的「聯合」，是 Union，其實和「統一」又分別不大矣。
對於這段「聯合」的歷史，其實蘇格蘭人從來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因此才又會不停有「文化人」出來提醒那段「被聯合」的歷史。近期比較著名的是1995年由 Mel Gibson 自編自邊自演的 Braveheart。電影得到10項金像獎提名而奪得了5項，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等等。有評論認為對蘇格蘭重新鬧起獨立來，有很大影響云云。



而當初蘇格蘭被併入「英國」的版圖，也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先是通過王族婚姻而來1，最終在1707年訂立【聯合法案】。

不過大家記憶中的「英國」，是「大英帝國」。而帝國之名稱，以其「日不落國」的獨特地位來發揚光大。這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帝國」。的確史無前例。 而其帝國也分開起碼三個時期，以其「第二帝國」期間（失落美國殖民地之後）約1815-1915的整整一百年間最為鼎盛。

不過對於帝國的本質，從來也是建基於「掠奪」，這個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因而對於「也講英文」的所謂「英倫三島」，其實和北美、印度、非洲的領土一樣，只是 心理距離的程度不同而已。即使大家「也講英文」，也別以為人家就是「一家人­」。例如當初北美洲的殖民地，不單止只是講英文，而且「人種」之由來，也主要 是英倫三島。但當殖民地人民自己起草【獨立宣言】的時候，這個算不算是「叛國」? 這個問題極有趣也。

而美國當時也發生過「保皇」爭拗。基於「繁榮穩定」的考慮，當美國獨立戰爭在1776年全面爆發的時候，在北美殖民地當中，其實有大量「誓死效忠宗主國」 的建制派反對獨立，甚至參與對革命軍的武裝戰鬥。對於當時美國有多少「保皇黨」，這個仍是沒有正式統計。但大致估計為20%，甚至有所謂「三分天下」的講 法：獨立、中立、保皇，搞「美獨」的美國革命黨「也不一定是大多數」。

因此「美利堅合眾國」啟動時之所謂「天予人歸」也者，也可以套用「槍桿子出政權」的同類，就是「一小撮叛亂份子」在威脅國家安全而已。而最終「保皇黨」的命運是「向北逃亡」往加拿大。

美國的「掠奪價值」，在獨立初期似乎並不明顯。那是因為在英國的管治之下，美國殖民地有很清晰的「定位」，那就是為民族利益服務。

而英國的民族利益是什麼呢？事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這點在當時倫敦的眼中，相對於「國家安全」其實是微不足道的東西。事後來看當然可笑。這個「國 家安全」當時是這樣演譯的：就是二等公民的錢只能由愛國的一等公民來賺。殖民地裡面大量的非本國移民，有「私通外國」的風險也。

例如1600年【航海法案】規定，殖民地運往英國的貨物，必須要經由英國製的船隻、並且由英國船長駕駛以及聘用不少於75%的英國船員。殖民地的「行政長 官」（時稱總督）必須非常愛國，並「宣誓效忠」這條由倫敦一錘定音的法案。而北美殖民地規定不能向其他國家提供煙草、大米、糖以及靛藍(染料)。而同樣由 歐洲對美洲貿易也必須由英國船隻包辦。

延至1696年，「由於殖民地法官不乏同情走私客」，很明顯連法官也不愛國，這還了得! 因而有關貿易禁令要改由英國法庭裁決：美國殖民地連原本已有的終審權也沒有了。這種「高度自治」的安定繁榮再延至1750年，英國又發現禁止不了美洲殖民 「自己搞生產」，於是乾脆下令「不得另起爐灶」，真的是爐灶噢：禁止美洲殖民地興建製鐵工廠! 以確保「宗主國的經濟安全」。唉，原來所謂「經濟安全也是國家安全」，太陽底下無新事物噢。日後由於1773年的茶葉抗稅運動終於演變為武力革命，可謂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美國的所謂「高度自治」之下的溫水煮蛙「英國夢」，原來足足煮了過百年才是「夢醒時分」。如此搵笨也可以過骨？真是天真到加零壹，那有本事做世界霸權，對人家說三道四…

至於蘇格蘭那邊呢？理論上來講，相對於英格蘭的「中原」，蘇格蘭是「不毛之地」嘛。貪來幹啥？況且人口才不過520萬，比香港還要少！搞她媽的什麼獨立？況且只佔英國人口不到7%！要搞獨立？問過千千萬萬的英國同胞沒有？

不過蘇格蘭就是勝在夠「勇武」，大英帝國的百年帝國光環，其實蘇格蘭的供獻極大。例如對於整個大西洋北部海域和航道的控制、造船和冶金工業的大幅提升，以 至人命的輸出（單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蘇格蘭派出戰鬥人員50萬，佔全蘇格蘭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都令得大英帝國如虎添翼。而到了二十世紀，隨着「北海 油田」的開發，蘇格蘭更加成為歐洲的石油首都。

這塊肥肉，英國可以放口嗎？而蘇格蘭人又不知道嗎？

不過又是那一句，歷史發展，不會隨主觀意願而有所改變。按《星期日泰吾士報》的最民調結果顯示：贊成獨立的比例，經已在上星期（2014年9月6日）超越反對獨立的比例。



其實這個結果並無意外，只是「延遲」了一年出現。早在一年之前，當時的民調顯示：趨勢有危險。但「非常幸運地」，獨立派過不了45%的水位。而且直至2014年7月仍是這樣2。那麼到底這幾個月，蘇格關又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可以反過來問，英國又發生了什麼事？阻止不了「一少撮別有用心的反對派」？

原來英國佬真的是「中了計」！

假如英國按照在早前的「民調」結果，反對派拿不過45%的選票。因此即使不採取「落閘放狗」的措施，也可以「扮大方」讓蘇格蘭人自己去搞一下也不妨。於是在蘇格蘭的地方選舉，也沒有大規模的介入。

而在當初蘇格蘭爭取得到進行獨立公投的時候3，英國佬也「設計了安全措施」。例如法案當中規定的公投資格包括了大量「親英」的原素，尤其是「按在蘇格蘭的居留權」來界定，可以公投的選民包括了：
1. 居住在蘇格蘭的英國公民
2. 居住在蘇格蘭的52個英聯邦國家公司
3. 居住在蘇格蘭的歐盟27國公民
4. 居住在蘇格蘭的英國上議院議員
5. 居住在蘇格蘭的英國駐軍
因此反觀梁振英謂「香港沒有國藉的人也可以投票是例外」，這個講法，明顯是「發雞盲」。蘇格蘭就是只按「居留權」來界定投票資格，這個和香港的確是法律相通、一脈相承。

之不過，所謂「眼大睇過龍」就是這種情況。英國按以上的「居留權」來篩選，獨立派的票源原本也不超過45%。這是2013年底的數據。之不過同時「非常陰毒」的反對派策劃了「降低投票年齡」，由18改為16歲！這就解釋了為何在幾個月之內，「民意」會「過界」。因為民調先前也已指出：傾向獨立的群組，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低學歷、婦女」部份，換句話：弱勢社群。那麼蘇格蘭的年輕人屬於那個群組？ 一眼就應該看得通吧？

因此在計入年輕人的意向之後：金翅大鑊鳥。

目前英國仍在亡羊補牢之中。其中一招，就是盡量發動退休人仕（一般沒有表態）出來投票，並且以「反動亂、保福利」作為籌碼。真狼狽。
但正如文首提及，到底「中國因素」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作用？
第一， 為什麼卡梅倫政府又發出通告，謂支持北京發表政改決定，又呼籲香港的大中華膠繼續第二輪諮詢？
第二， 李克強之前6月去英國訪問，為什麼商務問題又要「強行拜訪」英女皇？
第三， 蘇格蘭的蘇中商會又無獨有偶地在同月出訪中國，談「促進貿易」。
第四， 而正正就是2013年年底，蘇格蘭首席部長薩蒙德任內第四次出訪中國，也是談貿易。
第五， 同年6月，蘇格蘭議會對外關係委員會舉行了一次關於愛丁堡對華策略的專門聽證會：聽證會認為，在貿易會談中提及中國人權問題只會「極之適得其反」。

巧合嗎？很簡單了吧：因應蘇格蘭對英國的「安全」問題，中國的功夫做得十足十。「強行拜訪英女皇」之後，李克強對英政府的發言是：我們歡迎一個強盛、繁榮以及統一的英國。

換言之，中國在「蘇格蘭公投」一事上，大打「分裂」牌，而且「有錢」可以為蘇格蘭獨立「包底」。起碼在姿態上是這樣，而且英國和蘇格蘭也分別「真心膠」地 信到十足十。要是蘇格蘭談人權問題，那就要為獨立冒險，中國生意隨時做不成。相反，口頭上是很支持英國維持統一，但最好「老老實實做生意」，別來談香港的 事。也又很明顯，是否支持蘇格蘭獨立這張牌，可以「大」得到英國首相卡梅倫。

因此到底「英國」想怎樣的問題，其實香港的因素極少。反而因為香港政改影射蘇格蘭公投，或者反過來蘇格蘭公投影射香港，這個才是大問題。而彭定康吃過中國的大虧，當然和卡梅倫過不去！那只是英國執政保守黨的內部矛盾，而且重點是蘇格蘭而不是香港。

因此中國對香港的民主訴求之所以如坐針氈，正正就是香港和蘇格蘭一樣，替宗主國帶來極大的麻煩；北京不急如鍋上的螞蟻才怪。因此先前我寫《為什麼中共怕佔中》的時候，都講得清楚，實在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如何，正正和蘇格蘭對英國一樣。真正的麻煩不是宗主國有沒有能力動粗把它剷平，而是要考慮「剷平」的後果。

香港對中國的經濟影響，肯定比蘇格蘭對英國的影響要大得多。先前的文章已寫過了。這裡可以進一步補充一點：中國來自國外的直接投資，香港佔了七成以上！



那不是坊間流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4年7月的統計數據。香港在2014年1至5月的總投資接近340億美元，比起第二位的台灣22.8億美元，總量大十倍以上。香港在全中國外來投資的佔比是70%。

這個簡直不能用「南水北調」來形容，直頭是「單一最大外資來源」！

其實過去香港都一直是中國的外來投資主要來源地。這點是無可爭議的，不信的話，隨便你找資料。而先前也提過，中國面對經濟轉型的挑戰，唯一的出路是「金融」。因此「佔中」的威脅如斯猛烈，正正就是「要害」嘛。

蘇格蘭目前的情況非常有參考價值：民意背向實在可以令宗主國非常被動，看你是否懂得玩。而且另一個更有趣的情況是：一個宗主國即使強如大英帝國，也有出問題的一日，就算你可以推行國教三百年，勉強就是不會有好結果。

最後一個小駐腳：為什麼查理斯王子一個男人老狗總是經常穿着一條蘇格蘭格仔裙四處跑？

開古：那條不是蘇格蘭裙，那是「威爾斯裙」。
英國有這個傳統：英格蘭國王承諾過，可以繼承英國皇位的，只會是威爾斯王子。一如「港人治港」一樣。威爾斯人基於這個「非常莊嚴的承諾」，於是真心膠地歸 順了英國。不過原來事實是反過來，英國皇帝欽點的儲君，同時加冕為「威爾斯王子」。鬼叫威爾斯的傻仔一早簽好條約，接受英國國王做老闆咩？於是誰人有資格 做威爾斯王子，那是百份百英國的內政嘛。

• 見1603年 Union of the Crowns Act
• 英國【獨立報】網上發佈電視辯論後的民調
• the Scottish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Bill。英國在2013年12月通過

劉銳紹﹕避免從分歧到撕裂到暴力衝突

——勿讓歷史簡單地重複

人大拍板定調日，政改強硬上弓時。

6月23日，我在「觀點」這個園地發表〈《白皮書》發表後的政治走勢〉一文，內地朋友的評價是：「動機極壞，殺傷力大。」事實上，我沒有什麼殺傷力，也不想傷害任何人，包括指摘我「動機極壞」的人。

可是，看見今天的形勢，我不能不再說幾句話，因為我感到今天的形勢與1967年的騷亂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和「八九民運」這兩次重大事件的前期氣氛頗為相似。我不想中國的歷史簡單地重複，尤其是那些令人傷心的片段。我跟絕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只想中國富強而開明。須知富強容易開明難，面對今天香港的政改爭議，北京和香港都要小心、勇毅、策略地走出艱難的一步，才能避開歷史的怪圈——由分歧到撕裂，由撕裂到暴力衝突，最後鎮壓收場。

先看看近期形勢，的確嚴峻——意向對立，各不相讓，撕裂的力量遠遠大於妥協的力量。我跟進香港問題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擔心過。對比2010年能夠通過2012年的政改方案，當年的一些有利因素不見了，相反，一些困局的因素卻出現了。


（一）中央高層思維變了，政改方案的定位也變了。

2010 年，經一批有心人在背後大力游說後，中央普遍接受2012的政改屬於「可控的循序漸進的過程」，所以可接納一些較彈性的方法。而且，當時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習近平也認為，如果2012（胡錦濤仍在位）的政改不向前走一步，就只能沿用2007的方案，那麼，社會的不滿將積累至2017，爆炸力勢必更大，對他個人也沒有好處，所以他願意對2012的政改稍為放開一點。

但到今天，習近平全面接班，首要工作是穩住局勢和權力，而香港的政改又到了一個轉折點（「可以有普選」），對中國的政治生態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影響，所以他對香港政改的態度也審慎得多了。加上一些內地人士認為「國內外形勢起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指圍堵中國，但是否如此可另作討論），香港的政改問題已納入國家安全的考慮範圍，外部因素由「次要」變成「主要」，甚至變成「重中之重」。為了杜絕「外部勢力滲入香港，並透過香港滲入內地」，內地官場出現一個新名詞：「（對香港政改）堵死」。


（二）內地的「知港派」和本地建制派中的溫和力量全面靠邊站。

「知港派」是指內地一批比較實事求是、長期研究香港問題的專家學者，也包括一些官員（為免他們難做，在此不多談他們過去所起的作用）。可惜，近兩年來，「知港派」比較理性、溫和的研究不像過去那麼受到重視。相反，一些按上級意圖行事，以及一些研究香港問題不太久的人士卻補充了「知港派」的位置。這裏也有一個資源分配（我不想用「爭奪」一詞）的問題，前者的研究只有成為中央的傳聲筒，才能享有更多好處。所以，有些人甚至建議：「大不了就宣布收回『一國兩制』」，幸而未被中央接納。這完全體現了中國政治文化中「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的特色，但卻令局勢更加危險。

香港的建制派也出現類似情况，溫和的也不好辦。最近，有些溫和建制派更被指斥說：「你們不要再思想混亂下去了」，「當前政改屬於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有關人士沒有直接說出口的，就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可見，溫和建制派過去尚可扮演內部調和、「冰袋敷額」的角色；在這次政改爭議還未發展到今天的僵局時，他們也建議過「盡可能尋找最大的政治公約數」，但如今均成為耳邊風。


（三）「外部勢力」看準中國政治性格的弱點，引發「關門打仔」或「父子打架」（中央壓香港，香港抗爭）的結果。

其實，所謂「外國勢力、外來勢力、外部勢力」雖然存在，但卻被過分解讀、強調和提升。事實上，即使是美、英這兩個中國最擔心的國家，也不會因為香港和中國的民主自由而破壞中國關係。它們只是利用香港，維持對中國的政治張力，跟中國討價還價而已。中國愈重視它們在香港的角色（尤其是背後的角色），它們就愈開心得意，因為他們只要輕描淡寫，採取「靈魂附體」之法，借助香港人自發的民主訴求，就達至對中國「四両撥千斤」之效。最近，西方政客沾沾自喜地說，他們是「Nothing to pay」（毋須付出什麼代價），而中國則是「Pay for nothing」（付出代價而沒有效用）。且看，李克強訪問英國，帶了300億美元的生意，旨在讓英國感到保持中英關係良性發展的重要性，但其實英國對香港民主已無實質的支持，目的只在中國的經貿關係，中國實在太抬舉英國了。可哀的是，中國也看到外國對香港的關注只屬一種策略技巧，所以「關門打仔」就更毫無顧慮了。


面對今天的僵局，香港人應如何自處呢？我看，有4點是值得思考的。

值得思考的4點

第一，要繼續和平、理性地發聲。一來真理愈辯愈明，二來鄧小平也說過：他最怕全國一片鴉雀無聲，因為這樣只會令官方更不了解民情，決策就會更脫離實際。即使講了得不到官方積極的反應，但還是要講；只要這是主流的民意，就應該凝聚起來。當然，發聲的內容也要紮實，不宜泛泛而談。

第二，香港人不要因為眼前的爭論而感到煩悶，不妨趁機提高自己的公民責任感。只有人民不斷醒覺，才能促使官方合理決策。其實，香港人現在爭取的，正是當年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爭取的東西；民主派所做的事，正是當年共產黨所做的事。例如政治捐款，當年共產黨在執政前也接受過共產國際的外來捐款；1967年香港騷亂，北京也資助過香港左派至少2000萬元（見《陳君葆日記》），在當時來說已是巨額資助了；雖然有關人士說性質不同，但同樣是政治捐獻。這些都是有歷史記載的，多點了解，就可以提高今天的判斷力。

第三，應該有持久戰的精神。其實官方不少人認為，政改方案通過與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通不過就沿用2012年的方法，官方仍然絕對控制；即使這次通過官方的方案，但如果北京認為效果不好，到了2022年也會按他們的需要再改。所以，香港人應該認識，爭取真普選和實質的民主自由，仍要不屈不撓地持之以恆。

第四，必須努力避免歷史簡單地重複，尤其是你死我活、甩皮甩骨、玉石俱焚的悲劇。眼前，雖然僵局已成，「佔領中環」看來無可避免；在兩種力量的推動下，民眾愈來愈對立，甚至日後有官方鎮壓的可能。所以，各方必須努力避免武力衝突，必須認識到抗爭是可以和平進行的。民主路畢竟漫長，這一次爭取不到，不等於從此絕望，即使這次原地踏步，也可以保留實力，存在就是勝利；抗爭可以不怕犧牲，但緊記不作無謂的犧牲。

在此，不妨援引1967年一些例子，作為今天年輕人的借鑑。當年不少一腔熱血的青年，毫無私心地參與「反英抗暴」運動，他們的熱誠是無可置疑的。可是，運動在北京極左思潮介入後，變質成為暴力事件。一些沒有參與暴力行動的青年人也受到港英政府的高壓對待，入獄成為「YP仔」（young prisoner，青少年犯），從此背負着刑事紀錄，人生旅途上挫折重重。後來，北京在內部也承認這場運動搞錯了，但從來不公開認錯，以致這批「YP仔」成為「政治棄嬰」。從這個角度看，北京欠他們和香港人一個公道。不過，他們也要反思，即使動機良好，但如果造成惡劣後果，也不能推卸責任。

鑑往知來，今天的年輕人應該關心社會、國家，但必須盡快成熟起來，在正義面前要義無反顧，在策略層面要進退有度；如果只停留在革命浪漫和激情的階段，也許又會簡單地重複歷史，對推動中國民主作用有限。我經歷過1967，也經歷過「六四」，我從來沒有放棄爭取民主之心，但我還是希望大家冷靜處事。民主是一場接力賽，自己可能不是最後一棒，但只要努力走好自己這一棒，也應是樂意之事。

最後，儘管眼前僵局已成，但是否一點事情也不能做呢？不是。官方必須明白，他們要香港人「袋住先」，但到底是什麼東西？必須盡快言明。過去，由於官方的行為無法令市民信服，才導致今天官話無人信的局面，官方只能依靠大力開動宣傳機器，再次勸市民接受。可是，即使市民願意「袋住先」，但只是迫於現實無奈接受而已，這也潛藏着日後更大的管治危機。如今之計，就是官方要明白它已在絕對控制的強勢之下，有足夠條件鬆一鬆了，在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度上多做工夫。須知政治的最高技巧，就是在關鍵時刻作出不失立場的彈性處理。畢竟由現在到明年投票之日，仍有半年或更多時間，各方必須善用。

北京不應再停留在權謀的層面，以為軟硬兼施就可以得到港人的認同，例如一面說「2017不是終極方案」，但一面又暗示「2017普選方案通不過，以後不知什麼時候再有普選了」。北京與其把精神花在這些權謀之上，倒不如多點留意近期另一個動態，就是在香港進行的吸引港人移民的活動大幅增加，例如一些國家的稅務優惠和「筍盤」投資，這正是另一場挖香港牆腳的行動。美國經常說，美國能夠長期保持競爭力，就是努力打開吸納人才的大門。北京如果只看到眼前的所謂「政治穩定」，但卻不重視人才流失，將是另一次自殘。

中國歷史上甚少通過談判來解決政治紛爭的例子，香港這一次政改爭議，就要考驗中國人的政治智慧了。

古德明: 香港總督彭定康

■在很多香港人心中，彭定康治下的香港比三位特首治下的香港都要好。資料圖片


九月三日，香港總督彭定康嚴詞批評英國政府降志卑躬，為求中共錢財，一任香港民主遭假普選活埋，一詞不敢贊。新香港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說，彭定康的話「不值得回答」；現任的梁振英則說，彭定康當年任港督，「不是由香港市民選出」。然則梁、董何不舉辦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市民寧願他們還是彭定康治港。

我稱彭定康為「香港總督」而不是「前總督」，中共之臣一定不以為然。這也難怪。他們對中國文化一竅不通。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載：神宗年間，王安石為相，力行新法，天下引以為苦。當時名臣司馬光和王安石政見不合，退而「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對中國人來說，得民心者才是真宰相，真總督。

又《菽園雜記》卷一載：明英宗、代宗年間，陳鎰為陝西巡撫，「用法寬平，民信愛之」，去職之後，有百姓家中掛其畫像，敬愛不減。繼任的巡撫，才德不如陳鎰，而改陳鎰遺規，「民雖陽畏（表面畏懼），而陰實怒之」。彭定康去職十七年，繼任的董建華以至梁振英，把香港弄成甚麼樣子，香港市民最清楚。

彭定康時代，香港立法局議員一律民選，香港廉潔、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文藝創作自由等，名列國際前茅。過去十七年，香港民主已成泡影，香港的廉潔、自由也日陵月替，於今尤甚。這是香港大學七月下旬民意調查所得，有數字可稽。

彭定康時代，香港人居住問題大致已經解決。廉租屋、居者有其屋等等，取代了一九四九年之後逃港避秦者漫山遍野搭建的簡陋木屋。過去十七年，香港這邊廂出現了所謂地產霸權，幾個財閥炙手可熱；那邊廂則出現了所謂劏房，無數市民安居無地，生活比當年木屋區居民還有不如。

彭定康時代，香港學校有教無類，招生以學業為準繩，牟利的私校無法立足，幾已絕迹。過去十七年，在當局大力鼓勵之下，殖民地時代的官立學校、津貼學校等等，紛紛轉為「直資」，轉為「私立」，招生以金錢為準繩，唯利是圖。兒女教育費，駸駸成為無數市民的沉重負擔；傳統名校，變成富裕家庭的禁臠。

此外，彭定康時代，政府不會收買流氓惡棍，和反對者鬥爭；不會指鹿為馬，把北韓式選舉說是「一人一票民主普選」。彭定康當年還以港督身分，為民請命，批評英國不予港人居英權。董建華以至梁振英，則從來不見為港人福祉，向中共說過半句逆耳之言。

今年三月，彭定康訪港，獲大批市民熱烈歡迎，更有人舉起港英殖民地旗幟，說明在許多港人心目中，彭定康才是真港督。這一點，只懂得以力服人者，不可能明白。

灰記客: 在抗命時代，「開明」建制，「開明」所為何事？

不少評論指這次人大常委會定下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極保守框架，最傷心的是「開明」建制或所謂中間派。灰記會問，那麼那些爭取民主幾十年的香港人呢？他們是否要投江自盡？

但灰記想深一層，這些開明「建制」或中間派，的確有傷心的道理，因為他們也是或也想做king maker，甚至希望參選特首，而理論上框架越寬鬆，他們發揮的機會越大。

這些「開明」建制早前聯同一些「溫和」政客及學者，包括「泛民」政客和學者，發出39人聯署的聲明，據稱發起人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聯署者包括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工聯會陳婉嫻、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前港大校長徐立之、提出「13學者方案」的王於漸、劉佩瓊，以及戴希立、馮可強，還有泛民「18學者方案」的羅致光及張達明、民主黨的吳永輝等(聯署的人有很多都是選委)。他們呼籲爭論雙方一邊讓一步，達成可以妥協的政改方案，避免政改原地踏步對香港管治所造成的嚴重衝擊云云。

曾鈺成被視為傳統「愛國」陣營最「開明」的人物之一，2012年行政官選舉，原來大熱門(認定被中共「欽點」)的唐英年表現差劣，更因爆出僭建醜聞，令他的公眾形象急速轉壞。社會議論紛紛，唐英年是否退選亦成了一時焦點。當時曾考慮過「參選」但最終不去馬的曾鈺成，主動透露梁振英曾致電他，表示不會爆他的黑材料。梁振英則例牌否認。

曾鈺成的舉動被解讀為對梁振英有所不滿，故向公眾顯露他的囂張跋扈，也曲線「反映」當時兩個候選陣營互爆醜聞，梁振英聲稱毫不知情並非實話。不少論者曾指出，中共內部，包括在香港的地下黨，不同派系權鬥激烈。鍊乙錚指曾鈺成所代表的是「土共」非主流的力量，而梁振英則是某些紅色資本和本地二線資本家的利益代理人。亦有人指曾鈺成屬「老愛國」，年青時是為「共產主義」理想而被中共統戰，梁振英則屬「愛國新貴」，並非甚麼理想主義者，追隨中共純為個人利益。

而兩年多前的特首「選舉」，梁振英出選引起很大的爭議，不少建制中人或明或暗都不想梁振英當選，anyone but CY是當時政圈十分流行的一句話。周梁淑怡曾在電台透露，當時也曾經希望參選的葉劉淑儀，遊說自由黨提名她的時候，曾經講過「CY會害人，我唔會害人」，除了反映葉劉為求「上位」，無所不用其極的機會主義性格(後來照樣面不改容加入梁振英政權的行政會議)，也顯示梁振英在很多建制中人心目中的「恐怖」形象。

但不喜歡還不喜歡，當北京決定要梁振英當選，派國務委員劉延東南下「指令」建制派選委放棄唐英年時，大部分建制選委都乖乖歸隊，最多敢怒而不敢言，選擇轉軚為梁振英站台者亦不乏人，如富二代鄭家純。高調表示不滿的只有企業已經國際化的李嘉誠一個。

梁振英的當選，沒有令這些建制選委「覺醒」，中共善變，「背信棄義」乃家常便飯。或者一些短期的「甜頭」，所謂既得利益，又或者在他們身上有更根深柢固的一些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例如「務實」，例如「不要與阿爺對著幹」，令他們不敢向中共篩選、操控的選舉說不。

灰記要批評的正是這些非共，即非傳統「愛國」陣營的建制選委，以及那些自命「開明」的建制選委。他們應該反省，為什麼起初的deal一定是唐英年？

為什麼任由中共擺佈？這個已經是對中共而言安全系數很高的選舉委員會，但這些大部分中共信得過的選委，依然不能行使自由意志，要聽中共「吹雞」，為什麼？

歸根究底，這個特首選委會(如政改通過，就會變成提委會)，在中共心中就如人大、政協，一些表明有權，但實際是走過場的「權力機構」。而那些對中共高層有影響力的大資本家選委，明知這個小圈子選舉是走過場，一早就懂得中共「政治協商」的真諦，在非正式場合就自己心儀的人選表態、遊說，並透過自己的代理做同樣的事情。

唐英年起初成為「眾人之選」，邏輯很簡單，他是很多本地大資本家的「子侄」，同聲同氣，他的父親唐翔千與「退而不休」，想當「太上皇」的江澤民關係非比尋常，他在建制中是一個harmless的人，容易受操控的人。是本地大資本家和中共都可接受的人。

但適逢中共領導層換屆，薄熙來聯同周永康「造反」，內鬥前所未有的激烈，一些本地二線資本家、聯同中聯辦，以及一些不甘寂寞的土共強硬派等乘機推舉梁參選，而唐英年「競選」表現不濟等因素，最終令中共順理成章決定提早實行「黨人治港」，以期「穩定」香港局面。

即使有傳聞說中共高層選擇梁振英有被騙的感覺，但中共治港政策步入「黨人治港」則應無懸念。而無論唐英年的如何不濟，以至梁振英的如何不擇手段搏「上位」，都只反映這個中共要百分百操控特首選舉的荒唐，連選委門自由選擇唐或梁也不讓。而大部分的選委則甘心為這種荒唐背書。

來到2014年政改爭論年，中共不但要1200個選委過渡成提委之後，繼續這種中共指定的「黨人」才能當候選人的荒唐，而且為了保證百分百的操控，更把提名門檻由之前的15%，提高至過半提委提名，然後要全港選民為這種荒唐背書，美其名為沒有國際標準的「普選」。

而原來2014年的這種荒唐，也可能是中共操控下的人大常委會濫權的結果。9月8日《蘋果日報》刊登題為《揭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面紗》，撰稿人施路指，根據04年4月人大常委十屆八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人大常委在第二步行使權力時，有二個明顯限制：一是只能審查特首的「修改」請求，二是只能對該請求就「是否修改」作出「確定」。而特首梁振英於7月15日提交給人大常委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下稱特首報告），除了請求人大常委就「是否修改」作出批示外，並無其他請求。對特首普選制訂「框架」並不在特首的報告之內。」

換言之，人大常委會這次只能就特首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作出修改作出批示，而非作出如何修改的批示。先不談人大常委會的涉嫌濫權。他們作出那個延續荒唐的「普選」框架，只懂遷就中共百分百操控欲望的選委們，包括這些自稱開明的建制派是否也需負上責任？

然而，大部分建制頭面人物繼續為這「決定」護航。而那些「開明」建制除了例牌表示失望，很多都不約而同呼籲「泛民」考慮「袋住先」︰

「『框架無論是怎樣都要接受』，強調之後大家亦不能停滯不前︰『情緒發泄後，香港政制如何向前走？大家都要傾，要有機制去做。』」(戴希立《巴士的報》)「呼籲泛民不要『講死』否決方案，呼籲他們在情緒表達後，也要平心靜氣思考未來發展。他形容，自己的態度較積極，希望在狹小框架中，也可能可找出可妥協的空間，如研究如何擴闊提名委會選民基礎等。」(馮可強《巴士的報》)「『拉倒政改不會令中央對港政策更靈活、寬鬆；若通過，爭議可放下，製造新契機，令泛民與中央溝通。』」(曾鈺成《明報》)而幾個月前表態支持梁錦松參選下任特首的馬時享，雖表示對人大「決定」失望，但又認為是踏前了一步。

觀乎建制，即使自稱「開明」，對中共無論怎樣難以接受的offer，無論如何「傷心失望」，都只會千方百計遷就，從來不會說不，心態與那些明明有權自主推舉特首候選人，以及投票選舉特首的選委如出一徹，即無論中共要令甚麼人當選，他們也只會千方百計遷就，從來不會以選票說不。

說穿了，有「務實」，「不要與阿爺對著幹」的心魔，也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無奈，當然最重要是有利益瓜葛。最近有線《新聞刺針》就揭露，漁農界曾先後接受大陸官方二十億元「補助」，而在漁農業被香港政府刻意式微的今天，竟在選委會有六十席。他們的存在就是效忠中共，然後得到金錢的好處。而相信漁農界並非孤例。

而「開明」建制代表曾鈺成，明明早於年前在不同場合已說過「泛民」不能入閘參選不可思議的話，但北京落閘排除「泛民」參選人後，又說希望「泛民」可以盡量如他們般遷就中共。曾鈺成這「泛民」怎可能對一個排除自己陣營的人參選的方案呢？正常的人都不會這樣想吧。

這些「開明」建制是真的覺得受「傷害」也好，為願意跟他們合作的「溫和」泛民找下台階也好，真心誠意為香港做點實事也好，都要顯示一點guts，首要任務是切實回應人大常委會的荒唐，如果人大常委會濫權的指控成立，應該敢於走出來要求人大常委會數收回它的框架決定，讓香港內部再從詳計議。如果要說服泛民「袋住先」，首先要中共承諾消除這個框架的荒唐成分，泛民老人李柱銘說過，如果完全開放提委會的組成，由市民普選產生，可以接受。「開明」建制願意為此而努力嗎？

其實，即使「開明」建制願意這樣做(灰記很懷疑，因為他們遷就中共的心態與其他建制分別不大)，他們也只是少數。建制大部分人，不管為了什麼原因，不是早已遺失自由意志，就是仰望威權的人。

而當不少尚未遺失自由意志的人走出來向中共的荒唐說不，並奮起抗命，例如學聯和學民思潮號召罷課，例如7月2日公民抗命被捕者擺街站宣揚理念，例如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撰文講述「新抗命時代」，香港人應如何抗拒奴化和自由被蠶食…時，9月8日免費報紙《AM730》刊登了那位最有文采的「開明」建制，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文章《不顧後果》，內容是「重新評價」希臘神話英雄普羅米修斯，以及他弟弟艾皮米修斯。

文章其中一段寫道︰「歸根究柢，是誰做事不顧後果而給人類惹禍呢？其實是普羅米修斯。人類要承受宙斯施加的苦難，完全是因為普羅米修斯觸犯了天規。

他應當知道宙斯心胸狹隘而擁有巨大權力，知道他自己根本沒有力量和宙斯對抗；他既有大智慧、有先見之明，怎麼看不到他的叛逆行為必然給人類帶來嚴重後果
呢？」

不少論者看後都認為曾鈺成意有所指，例如借普羅米修斯批評那些不計後果的抗命者，為香港人帶來災難。如有興趣可看看以下網絡文章︰《852郵報︰曾鈺成怪罪「盜火英雄」？》；《魚之樂: 普羅米修斯的抗命 — 評曾鈺成議員的〈不顧後果〉》。 灰記倒覺得曾鈺成此時此刻提到宙斯心胸狹隘而擁有巨大權力，實屬可圈可點。如果以黑暗代表現況，盜火譬如期望打破困局的抗命。那些不斷遷就的人只是
甘願活在黑暗中的「寧靜」，任由巨大權力擺佈。再說，如果大家都如建制派一樣，害怕激怒中共而不斷遷就它，會迫出中共「承諾」雙普選的時間嗎？如果不繼續抗命，中共會忽然「良心發現」嗎？

的確，抗命會換來當權者施加的苦難，結果難料，但如果如普羅米修斯弟弟艾皮米修斯一樣，怕得罪宙斯，完全聽命宙斯，給什麼就接受什麼，然後只懂後悔莫及，只會步那些建制選委(不管開明與否)的後塵，遺失自由意志，不懂適當時候say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