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1月4日星期五

陶傑: 又見福克蘭




阿根廷女總統姬絲娜重申,福克蘭(又名馬維諾士)群島主權應該歸還阿根廷。

女總統寫了一封私人信給首相金馬倫,言詞強硬。首先,一開頭就是Mr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沒有常用的禮貌語Dear,更加沒有香港商界祝酒詞常見的「尊敬的中聯辦什麼副部長」之「尊敬的」(The honourable),下款也沒有Best regards,或者Yours sincerely之類,跟香港中學生上的英文課完全兩回事。這封信還cc給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有羞辱意味。

阿根廷還在英國左派知識份子的衛報登全版廣告──不要以為「知識份子」就一定有原則,左派知識份子的報紙,也一樣是見廣告費而眼開的──申明一八三三年,英國的皇家海軍來到,「趕走島上的阿根廷居民」,從此將福克蘭(又名馬諾維士)據為殖民地,此一行動,是非法的,必須矯正。

但事實是:一百八十年前,英國的海軍來到時,島上只有幾百人:有西班牙人、愛爾蘭人、法國人,福克蘭是一座荒島,並無像香港新界一樣的「原居民」。

首相金馬倫說:阿根廷是民主國家,福克蘭三千島民,三月可以公投,決定到底「回歸阿根廷祖國懷抱」,還是維持英國海外公民身份。公投的結果,當然是一致主張繼續做英國人。剩下來的解決辦法,就是戰爭了。

好端端的為何要生事?因為阿根廷經濟不好,失業率百分之二十。由於管治無方,國際貨幣基金會揚言將阿根廷踢出會。

執政黨是前女強人貝隆夫人創立的大黨,就叫貝隆黨,姬思娜要討好國內的右翼。阿根廷有十萬中國人(不知是如何跑過去的),竟然有一萬家中國人開的超級市場。他們廉價競爭,因此,右翼人士,不,阿根廷的愛國熱血國人,視中國人開的超市為侵略者,大肆搶掠。

如果阿根廷再出兵福克蘭,對於中國的五毛憤青,就形成智商思維的重大挑戰:中國一向「反殖」,堅決支持阿根廷收回「馬爾維納斯島」,但是,一旦阿根廷出兵,右翼,不,愛國熱情高漲,十萬中國人多年滲透人家的社會經濟,一定也遭殃。

這就像化療:攻打癌細胞,也連正常的細胞一起殲滅──只是譬喻,我沒說阿根廷國內的中國人是良好的正常細胞,請香港約一千阿根廷僑民不要示威抗議──政治,就是如此好笑的事。

古德明: 語氣轉合詞




問:以下句子的on the other hand,可不可以用otherwise或nevertheless取代?──As a new private detective, you may only earn a small income. On the other hand, successful ones may earn millions a year(做私家偵探,新手可能薪水微薄,成名者則可能每年賺幾百萬元)。

答:On the other hand、otherwise等,是語氣轉合詞。On the other hand或和on the one hand連用,表示事情一方面如此,另一方面如彼,彼此不同,難以兼顧,常用於客觀分析,例如:On the one hand, I could do with some additional income. On the other hand, I should get some more rest(我一方面須多賺點錢,一方面又要多點休息)。

Nevertheless是「不過」,表示事情雖然如此,但也有和上述情況不同之處,同義的轉合詞有but、however、nonetheless、though / although、while / whereas等,例如:I did not like the man. Nevertheless / However, I agreed to help him(我不喜歡這個人,但答應幫助他)。讀者示下的句子,改用nevertheless是可以的,只是沒有on the other hand那麼貼切。

Otherwise是「否則」,表示上述情況假如沒有發生,就會有什麼結果,同義的轉合詞有if not、or、or else等,例如:Don't criticise the government, otherwise / or you will be prosecuted for high treason(不要批評政府,否則你會被控以叛國罪)。讀者示下的句子,當然不能用otherwise取代on the other hand。

明報社評: 政府應積極有為 改變免費電視糜爛的局面




無綫電視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謀求阻止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作為現存經營權,無綫當然有權透過司法途徑維護利益,所持理據會否得到法院接納,且待裁決。不過,從社會需要和公泷利益出發,政府應該堅持增發牌照的政策,營造免費電視有實質競爭的環境,使屬於公共資產的大氣電波發揮最大效用,為公泷利益服務。

無綫興訟阻發牌  想拖死新投資者?

為阻止政府增發牌照,亞洲電視去年已經提出司法覆核,法庭以廣管局的建議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行政會議未作出決定,因而不受理亞視的申請。無綫今次興訟,所提出的理據主要有3點,(1)認為廣管局的諮詢程序不當,例如廣管局2011年7月向行政會議提交發牌建議之前,並未諮詢利益相關者;(2)指廣管局聘請顧問機構撰寫的報告,內容出現大量錯誤,例如對2005年至2009年免費電視的廣告開支,由只有120億元,卻說成360億元,誇大3倍;(3)無綫質疑廣管局高估3個申辦免費電視牌照機構的財力。

無綫汲取亞視申請司法覆核失敗的先例,企圖繞過仍未出現的行政決定,改向廣管局埋手,無綫的如意算盤是推翻廣管局的發牌建議,行政會議就失去發牌基礎。無綫主打廣管局報告的數據不符事實和程序公義,是否有實質支持,說服法庭受理司法覆核,且看無綫提出什麼實質理據。法庭考慮的,可能包括:(1)廣管局的建議是否行政決定,若認為僅屬建議,無綫在這一點上將得不到甜頭;(2)法庭若認為屬建議而非行政決定,不具備法律效力,則無綫的申請就會重蹈亞視的覆轍;(3)廣管局18個月前建議行政會議發牌,無綫到現在才提請司法覆核,是否符合一般行政決定作出之後,須在3個月內提出司法覆核的規定。相信法官會考慮這3點,決定是否受理無綫的申請。

若法庭不受理,則行政會議在增發免費電視牌,就少了顧慮,當然無綫可以上訴,相信得直機會不大;若法庭受理無綫的司法覆核,則事態再拖一年、甚至兩年也有可能,因為訴訟極可能要到終審庭才可以解決,設若政府要待全部潛在訴訟完結,才就發牌事宜作出決定,則整個免費電視生態,短期內就難有新動力而帶來改變。因此,法庭是否受理無綫的司法覆核申請,甚為重要。這類申請涉及公泷利益,法庭一般會較快處理,所以,增發免費電視牌照,表面上無期,但是進入訴訟程序後,無論是短期、長期,都算有期,這是訴訟推進了事態發展的一面。

撇開亞視和無綫提出司法覆核的理據,從兩台的現實處境,他們都有阻止增發牌照的利益考慮。亞視營運狀,從它製作的節目、廣告等都寥寥可數,無論亞視主事人怎樣自我感覺良好,對電視台營運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若加入新競爭者,而亞視依然故我,它能否生存下去,是一大疑問。至於無綫,現在從收視率、營運收入都處於壓倒性優勢,變相壟斷了免費電視,維持目前的局面,對無綫最舒服,可以保證賺大錢,業界只有亞視這樣的一個對手,無綫夫復何求!

偏偏亞視和無綫所處的兩個極端,卻造就了他們同聲同氣,阻止政府增發牌照的共同基礎,實在是莫大諷刺。亞視和無綫從一己利益出發,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或許不應受到苛責,但是他們的表現與市民對免費電視的期望和訴求,存在巨大落差,現在企圖透過司法程序拖死新投資者,這樣的做法是否恰當,自有公論。亞視和無綫佔用的大氣電波是公共資產,現在兩台強弱懸殊,缺乏實際競爭,導致節目水準日益低下,使大氣電波未能發揮應有功能,更好地為社會服務。這是涉及公泷利益的重大問題,而大氣電波由政府管理,因此,政府有責任改變免費電視的現狀。

廣管局的諮詢,得出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引入新競爭者,打破免費電視變相壟斷的局面,是民意主流,3年多前,政府順應民意訴求,推動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政策,3個財團提出申請,其中有財團更已砸下大筆資金,要大展拳腳,顯示為免費電視帶來新氣象、新變化的能量,已經蓄勢待發,這是不少市民盼望的情,政府應該善用這股民氣,繞過障礙,促成免費電視變革。

政府應堅持發牌  為變革注入動力

目前,政府應該做的有3方面:

(1)必須堅持增發牌照的政策,絕對不能因為受到滋擾而退縮;至於增發多少個新牌,則應按實際數據來衡量;

(2)設法繞過亞視和無綫透過司法程序的糾纏,例如,政府應該重新研判,是否在所有潛在訴訟完結才發牌,以擺脫被動的局面;

(3)政府應該釋出明確信息,讓已經摩拳擦掌的投資者知道政府的意向,強化其信念和信心,因為若一個肯投入巨額資金、又志切變革的投資者,竟然被不思進取的蠻纏拖死,則免費電視將會繼續糜爛下去,對香港絕無好處。

吳康民: 重要講話 神化個人




中國是個人治社會,繼承了不少封建殘餘,因而有把領導人神化的傳統。最高領導人被神化已造成多大浩劫?毛澤東是神,比歷代封建皇帝被神化更要高千百倍,除了「萬萬歲、萬萬歲」的叫喊外,還發明了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對他的話「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他的錯誤指示,萬民遭殃。

但神化在改革開放以後有沒有減弱和消除了呢?沒有!至今最高領導人群體仍被神化。他們的一舉一動,比如去看一齣戲,都要上第一官報《人民日報》的頭版。莫言得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只能刊在《人民日報》內頁第14版。只有李長春發了賀信,這條消息才能上官報首頁。至於最高領導人群體他們的講話,都是「重要講話」。甚至有些值得商榷的言論也被當作金科玉律。人總有犯錯誤的時候,哪能有最高領導人的話便句句正確?

比如有大人物說要「築牢抵禦」外來的「錯誤思想」。思想怎能「築牢抵禦」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沛然而不可抵禦,只有用思想對思想,您的思想正確,受到群眾擁護,便能抵禦錯誤思想。蔣介石當年如何千方百計「築牢抵禦」共產主義思想,不僅「築牢」,而且趕盡殺絕,還不是被趕出大陸,偏安一隅?

又如提倡這個「不」那個「不」,不可做的事情,應該經過實踐的檢驗,不是下個「不」的禁令就可奏效的。

至於批判「普世價值」,更是把階級觀點絕對化。世上怎麼沒有普世價值?馬克思主義就主張普世價值,他的學說就是繼承了資產階級思想家倡議的普世價值思想成果。他把「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作為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民主自由,難道不是普世價值?馬克思說,「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人的本質」。同樣,恩格斯在領導第二國際的時候,也着重指出,爭取民主,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也指出「沒有人民的自由,沒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夠統一麼?」

共產主義就是實現民主自由

《共產黨宣言》產生在資本主義興起、殘酷的階級剝削以積累資本的時期,但它仍然聲言「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其實,「共產主義」這個譯名並不十分恰切,並曾給人歪曲為「共產共妻」的原始社會的變種。恩格斯早在19世紀90年代就說過,共產主義一詞不宜普通使用,因為其含義並不確切。有人認為共產主義反對人的自由,實際上共產主義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實現自由。

歷史上許多共產主義國家,實行的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而是極左的階級鬥爭和專權的統治。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失敗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左的嘗試也失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理論被歪曲了、實踐被錯誤路線所糟蹋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等所犯的錯誤已受到公開的批判。

今天再把領導人的言論神化,再奉行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恐怕仍將會鑄成大錯。

有的人根本沒有讀懂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連毛澤東思想中的正確部分也沒有很好地理解,就嘩哩嘩啦地發議論,並以「重要講話」的姿態面世,去指導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正像毛澤東所曾批評過那樣﹕「流毒全黨,妨礙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

過去中央有「少宣傳個人」的指示

習近平上台以來,雖然也反對一些對領導人過分逢迎的做法,但宣傳部門還是連篇累牘地宣揚中央主要領導人。

中國現在要改變人治的狀,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但應該從改變神化個人的做法做起。打倒「四人幫」以後,中共中央舉行三中全會,曾正確指出,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一個「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少宣傳領導人個人的沒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到了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決定撤換華國鋒的最高領導人的職務。當年批評華的一條罪狀,便是他「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

現在看來,「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之一,就是在全黨全國中發展了「個人迷信」,把毛澤東神化為一個無所不曉的神仙,把他隨便講出的一句話,都作為「最高指示」,連夜敲鑼打鼓地傳達。打倒「四人幫」以後,在破除「個人迷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由於中國的封建傳統太深,破除得並不徹底,所以今天對於一些大人物的「重要講話」,誰也不敢公開批評。神化個人的風氣仍然存在,這是不利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

但是在大小領導說了算的風氣下,誰又敢於戳穿這件「皇帝的新衣」呢。

陳智傑﹕難道又要「估領袖」?




闊別多時的「唐唐」現身了——不過「人面依舊、事物全非」,他由特首熱門人選,變為一個在野的「時事評論員」,而去年今日,仍在點評時政、前途未卜的梁振英,則已是特區之首。當看見兩人的面孔又再出現於媒體的畫面,真的有點時空交錯之感。

而讓這感覺更為強烈的,是元旦大遊行後所泛起的政治漣漪:曾多次批評梁振英的田北俊,放出中央可能會換人的論調;新華社報道香港元旦遊行時提及有遊行者要求梁振英下台,隨即引起輿論揣測中央對梁振英的態度;當唐英年重提特首選戰、批評梁振英時,傳媒則關心「唐唐」會否東山再起。種種論調,也許子虛烏有。不過,看來只要有些許風吹草動、疑幻疑真的政治動靜,馬上便會使香港政圈及傳媒圈流傳行政長官的去留,情有點如在上屆政府末年時「估領袖」一般。這不應是一個新政府的開局處境,也突顯了新政府的政治威信脆弱不堪。

「估領袖」這玩意揮之不去,盡顯了「人治」那份既讓人生厭,卻同時引人入勝的「神秘感」。假如梁振英是一人一票普選而來——管他當時僅勝唐英年一票,只要是嚴格按照法規和程序的大選,則無論誰勝誰負,也無從否定全民投票的結果。你恨有人當時誤導你?對不起,不能立即重選,請依選舉法規,於下次大選時「票債票償」,但無論如何,這5年肯定就是他的。「法治」,就是法律和規章凌駕任何人物、任何黨派的主觀意志。你不滿大選規則,大可發動修改程序,但不能輕言否定大選結果——除非大選的法規明顯不公。

對「港劇」生厭?  對不起,你很難轉台

不過,香港特首的小圈子選舉,除了看民意,還是看「京意」。當一個選舉予人「人治」色彩濃厚、天威難測的印象,「估領袖」的玩意就會樂此不彼。即使選舉結果揭曉,塵埃落定,但每當有人事變動——例如原中聯辦正副主任被調職,便會讓人有草木皆兵之感。「人治」味道愈濃,「估領袖」的風氣就愈盛,各種有關「誰的後台夠硬」、「誰人走勢看俏」的講法,以至那些七嘴八舌、不時詮釋「京意」的「欽差」,很容易便會蓋過對社會政策及本地民意的分析。

「估領袖」的政治文化,把輿論以至社會的精力消耗於臆測和猜忌,更容易為有心人所把弄。泛民「倒梁」,人們未必感好奇,但如果「倒梁」之風於建制派繼續蔓延,則香港政壇的發展,看來可能又一次要社會觀賞「估領袖」和「造王者」的戲碼,又一次把所有社會問題和改革的討論,約化為對政治人物仕途的表態,以及對「京意」的揣測。你或許對這部剛於去年看畢的「港劇」生厭,但對不起,作為香港人,你很難轉台。

梁亦華﹕研究院收生爭議與反思




踏入1月,是每年各大學研究院招生的日子。為了在各大學排名榜中爭取更佳排名,近年大學收生日趨「國際化」。據資料顯示,2010/11年度約有15%全日制課程撥予非本地學生,10106名非本地學生中,來自內地的達87.1%,而來自亞洲以外地區的則只有4%,內地化的趨勢相當明顯,但遠不及研究院的情嚴重。據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資料顯示,至2009/10年度,成功升讀研究式學位的本地生百分比已跌至35%,成為少數族裔,而內地生的數目則連年遞增至接近60%,大量有志升學的本地生只能入讀自資學位。表面上各大學符合排名榜上「國際化」的關鍵指標,排名節節上升,大量自資學位又能為大學帶來高額學費收入,對政府與學校均是雙贏局面,可是對有志升學的本地學生,以至本地社會而言,研究式學位的淪陷又有何影響?再者,研究院收生又是否真的績效為本,有能者居之?

對有志升學的學生而言,收生並不止於個人努力。近年為配合國際化的市場指標,研究院收生時的考慮已不再限於申請者的能力本身,更可能會一併考量申請者的背景,例如申請者曾否任職某些職位,有助學系將來推廣課程?申請者是否來自友好院校,有助跟本校合作研究?為了替未來院校網絡「廣佈善緣」,社會背景及人際資源將超越個人能力,成為接納與否的重要因素。故此,申請者除了有優秀的學業成績,以及足夠金錢支持學費與生活開支外,其潛在的人際關係網絡也成為能否申請成功的一大關鍵。明顯地,這對偏於南海一隅的香港學生而言,早已敗在起跑線上。

與此同時,大量自資修課式學位有如雨後春筍,供予被排擠出研究式學位的本地學生申請。表面上這緩解了兩地學生入學機會不均的問題,但教育過程中的不均等卻少有人提及。據教資會2009/10年度資料顯示,研究式課程內地學生的平均單位成本為52.1萬元,而本地學生為主的修課式課程則為20.3萬元。如計算博士獎學金及補貼近40萬資助的話,兩者資源差異則更形懸殊;本地生資源只有前者三分之一,更要為繳納高昂學費而為口奔馳,自然限制了教育成果。再者,近年力爭大學排名的風氣下,各院校向研究型綜合大學發展,研究員招聘均直言必須具備研究學位,此發展更直接影響本地生教育效果的認受性。

影響本地生亦影響社會意識形態發展

升學渠道邊緣化除了影響本地生外,亦影響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發展。從近年各院校關於學術自由的爭議可見,香港與內地對於學術自由、以至學者的研究道德與社會責任方面的理解均有不少差異。短期來說,研究學位如何收生對香港影響不大,可是隨覑本地生在研究院日漸被邊緣化,久而久之,各政治或社會議題的學術專業話語權便會被新晉的非本地愛國學者所取代。香港非但不能再向內地傳達各種普世價值,香港下一代面對強勢的外來意識形態,亦沒有還手之力,昔日中西文化交匯的國際都會,只能成為中國地圖上芸芸眾多的邊緣城市之一。如此為了千里之外某個排名榜的數字,毅然不顧一切地「國際化」,卻放棄本地獨立自主的話語權和普世價值,又是否值得?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李怡: 不是社會撕裂,而是道德價值被撕裂




這次元旦遊行,出現倒梁與挺梁的對壘,於是輿論有香港社會撕裂的憂慮。對這問題,首先要釐定社會出現意見對壘是否就等於撕裂,其次倘若是撕裂,也要弄清楚是真撕裂還是假撕裂。

任何社會都有不同利益群體,因而對社會的政治或經濟資源分配有意見分歧,這是社會常態。在民主社會,有定期選舉作文明競爭,有三權分立和言論自由作制衡。競爭趨激烈時也有人認為這是社會的撕裂,比如台灣藍綠的對壘,美國最近在財政懸崖問題上共和民主兩黨的一度爭持不下。最嚴重的撕裂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歐美日本風起雲湧的反建制運動,社會的民主制衡已無法滿足反對派的要求,於是街頭示威抗爭趨激烈。但正如十八世紀美國作家Fisher Ames所說:「君主政體(專權政治)就像一艘航行順利的商船,但有時會有一位胡搞的船長把船駛向礁石堆中令船沉入海底。共和政體(民主政治)猶如一排竹筏,順水漂流,從不下沉。但竹筏上的人,腳總是要濕的。」這種社會撕裂在民主國家如乘竹筏腳濕而已。

在專權政治社會,沒有民主,缺乏制衡,對現狀不滿的人民沒有政治權利,一黨專政的地方人民連示威權都沒有,而香港由於前殖民地留下的人權傳統,還可以示威,但除了遊行示威這個表達自由的權利之外,香港市民的政治權利經15年已逐漸剝落殆盡,用手(選票)似已無法改變現狀,除了用腳就別無他途。

任何社會的真正示威,都是反政府反建制的示威,因為支持政府的利益群體都有向執政集團表達意願並獲接納的渠道,他們中的政治人物即使在選舉中落敗也有其他參政途徑,比如劉江華。世上支持政府的遊行示威只存在於專權政治體制中,比如中國、北韓。香港在回歸後都有過倒董倒曾的示威,但挺董挺曾的示威則從未出現過。這次在梁振英上任後誠信破產的情況下,出現挺梁示威與倒梁對峙,說明「一國」特色的撐政府的運動群眾之政風已吹至香港,另方面也說明市民中利益主導的意識形態有壓倒核心價值主導之勢。

挺梁遊行除了派錢示威被多個媒體抓個正着之外,另主辦者說有800多個社團參加,它們大都是中共以各種利益維繫的團體,800多團體每個動員10人,就達到警方估算的8,000多人了。這是中共以有組織對抗反對力量的無組織的優勝之處。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或沒有參加遊行的反倒梁人士,他們也認同行騙長官有誠信問題,但認為他剛上台,應給他機會施政,讓他集中精力搞好香港民生、經濟、扶貧、房屋等問題,有建制派大佬說讓梁「將功贖罪」,意思是不否定他有罪,但讓他做事立功。這是挺梁者的主要論述。

網絡上有人鋪了一張在元旦遊行拍到的照片,一個叫做「全港爭取派錢大聯盟」的團體舉起的遊行標語,上寫着:「講大話,無問題;無錢派,大問題」;「不要核心價值,只要實質價值」。筆者認同網友說這是「赤裸裸的反社會道德,反香港價值的宣示」。但實際上,這口號與上述認為行騙長官縱有誠信問題也應給他機會施政,沒有太大差別,只不過這口號更赤裸裸罷了。這類說法和觀念,與派錢示威、派錢投票,以及不問是非的社團動員,都是一脈相承於中共今日奉行的利益導向。這種利益導向的風行,不可避免地使社會步向「上下交征利」。

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倘若一個國家上上下下都在相互追逐利益,那麼這個國家也就非常危險了。儘管在一定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利益的動物,但人又不能僅僅逐利,人更是道德的動物。《論語》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孔子的「道」主要講仁義與忠恕。當今社會則主要講守法與公正,道德與操守。

懵董雖懵,貪曾雖貪,但至少有道德底線。今之行騙長官,大話連篇固然沒有底線,而觀其用人也完全是個人利益導向,不是「任人唯共」就是「任人唯梁」。如果因為期待他大派福利,而容忍他繼續擔任行騙長官,只會使香港人利益取之有道的價值系統「危矣」,很快變成如大陸一樣的上下交征利的社會。所危的,不是香港社會出現撕裂,而是香港的道德價值系統被撕裂。
 
吳志森: 梁粉怕站錯隊

民陣發起的遊行,主辦單位說有十三萬人參加,這是一個相當保守的估算。現場所見,遊行人士密密麻麻,歷久不散,根據以往參加遊行的經驗,應不少於二十萬人。即使是民陣所說,遊行人數只有十三萬,泛民政黨和團體的資源和動員能力極其有限,沒有一車車旅遊巴把市民從老遠載到現場,也沒有飲茶灌水事後派錢,都是自動自發拖男帶女、扶老攜幼出席,而且情緒高漲口號一致,「梁振英大話精」、「梁振英下台」此起彼落,這就是香港民情所在:對梁振英的誠信破產,對西環治港的厭惡,對破壞法治的擔憂,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日漸萎縮,表示極大憤怒。

遊行未完,官方新華社迫不及待地在黃昏六時左右發稿,三番四次提到遊行人士的訴求,是要梁振英下台。中共官方宣傳機器提及「下台」這個敏感關鍵詞,極其罕有,以往歷次遊行都未曾發生過,當然不是偶然。正如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向美國人透露的「國家機密」,超過十萬人的遊行,會引起震撼,才受中央關注,新華社首次發出「下台」字眼的稿件,是向港人和梁振英傳達某種訊息。

新華社的「下台」稿在官場和建制陣營議論紛紛,大家都豎起耳朵,聽着有沒有來自北方的新動靜。相隔一天,新華社再發稿,新到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遊行前一天會見梁振英,重申胡錦濤的挺梁立場:新一屆政府奮發進取,務實有為,施政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新華社遲來的稿件明顯有救火補鑊成份,企圖對引起的「思想混亂」撥亂反正,無奈時效已過,也覆水難收,建制陣營對梁振英能否繼續做下去,進一步採取觀望態度。

為了平衡倒梁聲浪,以工聯會鄭耀棠為首的建制派,倉卒發起元旦挺梁遊行,主辦者聲稱六萬人參加,當然水份甚高。事後傳媒卧底踢爆,主辦者派錢招攬金毛臨記湊數遊行,拍到在廁格派錢、分贓不勻內訌,爆粗追打記者的場面,證據確鑿,不容抵賴。派錢主腦的背景,與建制陣營的緊密關係,已經浮上水面,誓死不認,還說別人插贓嫁禍,當然是賊喊捉賊。

建制派迫不及待的挺梁遊行,是群眾鬥群眾策略的一部份,但穿崩蝦碌,丟人現眼,效果有限,適得其反。建制陣營出動九牛二虎之力,又旅遊巴又飲茶又派錢,才動員到聲稱的六萬人出席遊行,動員能力並非外界想像般強勁。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遊行的梁粉,除了左派龍頭鄭耀棠無法不出席主持大局外,無論是行政會議成員,還是經常拋頭露面見傳媒挺梁的積極分子,稍有份量的都不見蹤影,剩下的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二打六」,反映出所謂梁粉相當惜身外,也顯示現時局勢十分微妙,擔心習總的中央隨時變卦,站錯隊,押錯寶,後悔莫及。低調一點,要急轉軚,都沒有這麼難看。

古德明: 告狀者的下場




去年九月,雲南彝良縣地震,中共總理溫家寶到場探望災民,不料幾十個村民遮道跪拜,訴說耕地遭共幹強行徵收,請求申冤。溫家寶滿口答應給村民一個公道,兩個月之後,村民之冤當然沒有申,他們的領袖梁永蘭卻遭公安抓去,判處勞動改造七天,罪名是「擾亂公共秩序」。

清朝康熙年間,趙申喬任湖北巡撫,有一天帶領藩司(布政使)、臬司(按察使)微服到市肆之間,問政事得失。有店家盛讚趙申喬,卻痛斥兩司為政不德。兩司慚汗遍體,不敢說話。趙申喬若無其事,和他們一起離去,然後折回,告訴店家說:「若(你)言兩司過(過失),兩司必怒若。然有我在,無恐。」他把手中摺扇交給店家,說道:「持此謁藩司,則無事矣。」藩司接到扇子,心裏明白,送還趙申喬。趙申喬笑笑,告誡他說:「人言可畏也。」從此,兩司再也不敢胡作非為(《郎潛紀聞》三筆卷五)。

舊中國百姓告狀,往往可以雪冤,不怕報復,畢竟古代清官不少。今天,梁永蘭告狀,告到溫家寶跟前。結果溫家寶給彝良縣共幹一把什麼摺扇,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

上月初,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南下廣東,廣州市民李小玲要告訴鳴冤,結果怎樣,請聽李小玲敍述:「公安把我拖去派出所,打得頭破血流。習總書記訪深圳、順德期間,表現那麼親民;要是不能為含冤百姓作主,則那親民就是假的。」李小玲顯然還不知道,習近平訪廣州,所經之處,街封路鎖。而和他握手談笑的「街坊」,據附近居民說,「都是街道辦事處幹部」。

最近,深圳市民周祖傑舉報村主任周偉思做官七年,家財就有二十億元,周祖傑於是被捕;河北市民韓寵光舉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建國用人唯親,韓寵光於是也被捕。陝西《寶雞日報》、貴州《畢節日報》報道地方幹部瀆職,於是《寶雞日報》三個編輯要罰款贖罪,《畢節日報》記者李元龍失蹤。總之,在新中國,百姓告當權者,下場都可以預卜。

清朝趙申喬說:「人言可畏也。」中共大小幹部卻是何畏之有。請看溫家寶吧,《紐約時報》月前披露溫家財富至少有二百億元,現在《紐約時報》記者在新中國就處處碰壁,例如不准列席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委員的記者會,連留在新中國採訪,要獲批准都困難重重。梁永蘭向溫家寶鳴冤,只換來七天苦工,算她幸運。


古德明 專欄作家

盧斯達: 一人集結罪




長毛在元旦遊行被捕,被指非法集結,「卡夫卡」得好像雙腳着地上吊自殺。有圖有真相,長毛孤身一人陷警陣的相片在網路上瘋傳,再多的梁粉和五毛塗脂抹粉都難掩警察拉人標準之荒謬。一個人非法集結,邏輯就好像上帝能不能創造一塊祂拿不起的石頭。是長毛的左腳和右腳一起靜坐?是長毛的右手和左手一起堵路?

說穿了,一個人的非法集結,就是抗爭者出了名,僅其「存在」,就是非法;光是「出現」,就是集結。其執法標準,隨長官意志上下挪移;一切依政治和現場形勢左右「微調」。

今天的警察,完全成了中共專政香港的機器。下層警員得不到市民尊重,是代高層受氣。在抗爭現場,不只市民和警員皆成不義施政之犧牲品;長期而言,警方失信於民,綱紀難立,民眾不予信任和合作,公共秩序漸失,已經顯見於每一次漸趨混亂和「非民陣化」的示威抗議。

原本的示威,總是由民陣協調得整整齊齊,與警方事先講數──先不論這種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成效」如何,變化還是出現了:倒梁團體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已心中有氣,但礙於全局考慮而不得不為之。但這次不同的是警方卻不讓個別團體遊行到事先申請的遊行終點,這是警方單方面「毀約」。於是當晚游擊四處、堵路連連,是逼出來的──當然,民眾成了亂軍,警察又拉得多少?於是,警方為了盡快恢復香港核心地帶的公共秩序,又只能臨急臨忙高調拘捕一如長毛的「明星抗爭者」,希望收殺一儆百之效。

元旦日的遊行,標誌着警民雙方多年來互相協調模式徹底崩潰,雙方終於轉向直接對抗(縱然是小規模的)。民間的大多數都不是走V煞風,「表達意見」類還是佔多數。與警方決裂,又絕不是他們和民陣等團體所願意。問題是神女有心,襄王無夢。警方完全受政治力量左右,只管對示威者「嚴打」,連中共殺害異見者那種不管法理、不管邏輯的做法也全用上場。

這是公共理性的終結。《大公網》昨日煞有介事刊出一篇叫〈理性失效 香港淪亡〉的評論文章,一臉痛心狀指摘上街市民或陳雲之論沒有理性,令香港淪亡云云;但是,比起警方亂拉亂鎖、「一人集結」的懲治手法,上街的港人仍然和平理性,甚至「理性得不太理性」。文中所指的「激進青年」,實際上也沒有像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示威者般推倒警車。元旦遊行,就是一群普通市民被當賊辦,有人可以因為「一人集結」而被捕,那又可是講理性的做法?手握公權力的一方,才有資源和能力「終結理性」──而港府走這條路,已經有好一段日子了。


盧斯達  「無待堂」博客

信報社評:日展「合縱」外交 配合美國制華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派遣特使額賀福志郎赴韓,昨天在首爾會見新當選韓國總統的朴槿惠,向她轉達期望盡快改善兩國關係的意向。這是安倍上台以後,日 本展開連串外交動作的重要一環,矛頭顯然針對北京,期望通過美國的撐腰,再拉攏亞洲鄰邦圍堵中國,以達遏制中國崛起,在釣島爭端中重掌主動權。

中方也不怠慢,昨天旋即宣布派出副外交部長張志軍作為特使,下周訪問韓國。

正如《讀賣新聞》周四的一篇文章指出,「安倍政權的一大任務將是用一種戰略性的方式推行其外交政策。它需要向中國增壓,促使其審視自身的擴張主義,與此同時堅持說服中國步入國際合作軌道。」

安倍除了向因獨島主權爭議導致劍拔弩張的南韓主動示好,亦不惜放下身段,向同樣存有島嶼爭端的俄羅斯伸出橄欖枝,他與俄國總統普京通電話時,提出雙方應就北方四島之爭找出妥協解決方案,並要求兩國推進和平條約簽署工作。

與此同時,日本副首相兼財相麻生太郎於周三出訪緬甸,雙方同意加強經貿、投資、基建等領域合作,甚至在可能範圍進行軍事合作。外界多認為,麻生此行既為日企在緬甸開放市場上搶佔先機,也為加強與亞洲各國的關係,顯示安倍圍堵中國的外交攻勢正式啟動。

安倍對其外交目標毫不諱言。他在上月底曾說,日本有必要以日美同盟為軸心,強化與印度和澳洲等國在安保領域的合作。他強調,日本要與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與越南等具有重要戰略作用的國家構築信賴的關係,日中關係始能有新的展開。

安倍這種企圖強化與中國周邊國家的合作,以遏制中國崛起,使中國回歸「國際秩序」的構想,說穿了就是「包圍中國」的安保戰略,這與中國歷史上戰國時期的「合縱」策略倒有幾分相似。

不過,日本這個「合縱」之策,與戰國七雄的情況最大不同之處,乃「七國般亂」的背後,還有一個「大哥」——美國。

安倍政府對華立場益趨強硬,與美國重返亞太戰略部署實際互為呼應。

美國總統奧巴馬連任成功之後,其亞太政策勢必進一步落實推展,而日本正為其中最重要的棋子。奧巴馬周三簽署了美國國會通過的《二○一三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使這份含有《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和「美國不會接受第三國單方面行動」等內容的法案,宣告正式生效。

奧巴馬此舉,等於擺明車馬,為安倍助威,圖牽制中國,但未來中日發生衝突的風險,卻反為隨之升溫。

安倍已經在釣島問題上再三發話,一是堅守主權沒有交涉餘地的立場;二是強化釣島海域的警備,不但授意防衞省加緊購買「全球鷹」無人機和「魚鷹」運輸機,更籌組擁有十二艘先進巡邏船的釣島特殊部隊;三是不排除派駐人員上島。凡此種種,都在不斷測試中方的底線。

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一向予人印象,也是對外姿態較為強硬,而在今年三月其接任國家主席之前,相信對日本政策不會有重大調整,更沒有退讓的可能。

面對安倍政府的出招,中方想必也有後着。倘若日本加強進逼,北京的進一步反制,或許包括出動軍機以對抗日本戰機攔截中國海監飛機的舉措,甚至派遣公務人員登上釣島。只是如此一來,中日武裝衝突的機會陡然冒升,兩國關係更形惡化,誠非各方所願。

無論如何,東海和亞太局勢緊張,短期難以緩和,發展方向端視美、中、日這世界三大經濟體首腦的判斷和取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