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月，總有不少關於六四的新聞報道，有時甚至會出現具爭議性的事件，而爭議所激起的義憤，往往直接或間接有助燭光晚會的動員。而今年最受關注的「六四新聞」，非大專生組織決定缺席晚會莫屬。當然，這一次，爭議帶來的更可能是反動員的效果。
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學生組織的決定，實情是，在雨傘運動之後，青年人對六四的看法很可能正發生重要變化。筆者幾 年前與陳韜文教授開始探究香港人的六四集體回憶，而研究的其中一個面向，就是六四記憶如何傳至下一世代。薪火相傳大約在世紀交接時成為每年燭光晚會的重點 之一，顯示了支聯會對吸納青年人參與的重視。在過去多年，如果聚焦在晚會本身，我們的確可以看到一些薪火相傳的成果。有出席晚會的人都應該看到大量青年人 的參與。我們在2014年晚會中進行的現場調查，就發現49%的參與者在29歲或以下。
另外，從深入訪談所見，青年晚會參與者通過一個由家
庭、學校，和媒體交織而成的制度之網，在成長過程中逐步理解六四事件的內容。他們對六四的掌握雖然大都不太仔細，但他們卻往往能清晰地和直截了當地指出事 件的核心和反駁一些嘗試模糊化六四記憶的論述。這些研究結果，陳智傑在幾星期前本欄的文章中有介紹過。
不過，在晚會以外，社會上的青年人對 六四有多重視呢？社會學對集體回憶的分析，其中一種方法是通過調查研究，以一條開放式題目，要求受訪者說出對社會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我們在2014年 上半年進行過一次調查，就借用了這個方法，其中一條問題是：過去在香港、中國和全世界都發生過很多具影響力的政治和社會事件，你可否說出一件在過去半世紀 內發生，對香港或香港人而言特別重要的事件呢？
最多受訪者提到的 六四排行第二
受訪者最多可以說出3件事件。由於是一條開放
性題目，受訪者可以隨意列舉任何事件，所以被至少一位受訪者提及的事件很多。經過整合之後，最多受訪者提到的是香港回歸（43.6%），排行第二的就是六 四了（23.9%），排行第三的則是SARS疫症（13.4%），而亦只有頭三位事件有超過10%的受訪者提及。這些數字說明了六四在香港人心目中的重要 性。
不過，學者在分析這題目時，很多時候都會關注到年齡層之間的差異。其中，建基於德國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的論述，一些學者提出了「關鍵年齡假設」（critical years hypothesis），就是指人們會傾向認為在自己青年時代發生的事件對社會影響最深遠，這是因為青年人一方面已經具備了認知社會和政治事務的基本能 力，但同時他們才剛開始接觸社會和政治事務，所以對「事件」的感受會特別深刻。而我們的數據也粗略地跟關鍵年齡假設脗合。如表一所示，最可能提及香港回歸 的年齡層是30至39歲，即在1975至1984年出生，在1997年時13至22歲的市民。另外，只有最年長的市民才較有可能提到六七暴動和文革。同 時，最年輕的市民最有可能提到2003年的沙士及七一遊行。
兩個組別年齡最可能提到六四
最可能提到六四事件的，則是30至 39歲和40至49歲兩個組別。這只是局部地符合了關鍵年齡假設，因為30至39歲的受訪者在1989年時只有5至14歲，還未達至青年時期。不過，我們 同時看到，18至29歲的受訪者的確遠比其他受訪者較少提及六四。換一個角度去詮釋這些數字，在較年長的3個組別中，六四都是第二多人提及的事件，重要性 只在香港回歸之後，同時拋離第三位的SARS疫症。但對18至29歲的青年來說，六四只排第三，而且跟第四位的七一遊行也差不了多少。
這些 年齡層之間的差異，在某種意義上是正常不過的。六四事件始終不是青年人的親身經歷。當我們對晚會參加者進行深入訪談時，一些較年長的受訪者會在談及六四當 年的情况時感觸落淚，如一位中年男士一開始談自己89時的經歷，就因想到當年跟關係要好的女友一起參與遊行集會而落淚。對上一代來說，六四事件除了是「國 家大事」，亦往往和個人的生命事件緊密地扣連在一起，所以六四事件對他們的情感烙印亦特別深刻。相比之下，就算是有參與晚會的青年人，大都缺乏上一代對六 四所展現的情感烙印。
同時，正值關鍵年齡的青年，當下發生的事件對他們不但可以有特別重大的影響，他們也很可能會通過對當下重大事件的理解 和反思，重新建構自己對其他歷史事件的了解。可以想像，如果我們在十數年後再做一次以上的調查，很多現在正值青年時期，到時已屆中年的港人很可能會提到雨 傘運動。而在雨傘運動期間，尤其是在第一個星期，六四曾經是很多人判斷運動走向的重要參照點，對六四的記憶也令不少人擔憂武力鎮壓的可能性。但當武力鎮壓 沒有出現，六四事件的相關性便大大減低。如果經歷過六四的香港人，多多少少都曾經通過六四的「經驗」來看雨傘運動，那麼作為雨傘運動主要參加者的青年人， 就很可能是從雨傘運動的經驗來回看六四事件和六四晚會。
青年一代對六四的重新建構應該只是剛剛開始，未來發展難以預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過往由支聯會帶動的薪火相傳，很大程度是上一代把一套理念、論述，和行動模式「灌輸」給下一代。而在往後的日子中，六四的薪火能否相傳，則更在於年輕一代如何主動地重新闡釋六四。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