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永政
自人大8‧31
決定以來，政府就政改立場寸步不讓，除了「依法」二字，至今未回應港人的民主訴求。它的立場是：既然手執8‧31決定，奉若聖旨，那就毋須爭取共識。政府 為了叫香港人袋住先，不惜將世界各地民主制度的共通點（如公平公開無不合理參選限制）置若罔聞，訛稱世上無「國際標準」，甚至顛倒黑白，直稱只有人大認同 的普選才是真普選。然而任何政改方案，都必須符合《基本法》，斷不是當權者說了算。政府就着基本法一直只強調普選不能繞過提名委員會，及公民提名違憲。但 基本法有兩個重點，政府和北京卻一直避而不談：
基本法兩個重點
第一，基本法39條明確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而《公 約》25條對何謂民主選舉有清晰規定：民主選舉中，公民直接參與政事和選擇代表的權利不可受無理限制（25a），而選舉必須為真正競爭（25b）。反對意 見認為港英簽署《公約》時曾表示對執行《公約》25條（b）有所保留，因此政改不必考慮《公約》當中有關建立有真正競爭的選舉的規定。但一如大律師公會於
2014年4月28日指出：「基於英國與中國當年並無（也不可能）意圖將其對《公約》25b的『保留』應用於特首選舉之上，《公約》所有條款包括25b俱 應全面適用於特首選舉之上」（註），意即港英政府雖然無責任因着《公約》啓動民主改革，但自回歸以後所建立的特首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公約》25條規定，否 則落實基本法39條就無從說起。因此，政改方案要符合基本法，就必須同時符合《公約》要求。
第二，人大8．31決定的內容基本法全無提及，
其憲制地位究竟為何？若與基本法明文牴觸，又為何要側重8．31決定，而讓其凌駕基本法條文？若人大可以作出與基本法明文牴觸的決定，基本法豈不形同虛 設？政府給香港市民的糖衣陷阱就是：既然政改方案必須符合8．31決定，那就不必考慮《公約》——哪怕基本法39條明確規定《公約》適用於香港。
基於以上兩點，我們認為：
即使政府堅持8．31決定不可改動，並以之為先，它仍有憲制責任找出一個同時符合8．31決定及基本法39條的方案。就算難以完全符合《公約》，政改方案仍須盡量貼近《公約》，否則就算勉強通過，它依然違憲，他日很可能面對司法覆核挑戰。
政府讓人大決定凌駕於基本法條文之上， 只會嚴重動搖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
若無合理解釋，我們不必認定，8．31決定和《公約》必須二擇其一，為了8．31決定放棄基本法39條。
避免憲制危機 政府天職
避免這種憲制危機，可說是政府天職，可惜它至今只偏重8．31決定，並藉社會二元對立之勢，索性放棄尋找同時符合《公約》的方案，只一味要求港人袋住先，這在理在法都說不過去。
若政府一意孤行，除憲制風險外，社會定必更撕裂，令香港變得更難管治。港大李詠怡教授日前鴻文〈政改通過或否決 民主道路同崎嶇〉論及香港政治前景一片暗淡。因為即使通過方案，一個由不公平，無真正競爭的選舉制度產生的政府，始終難獲市民支持。筆者非常認同李教授的 觀點，因為唯有一個公平的制度，才能讓社會上不同聲音、利益、群組，通過政治制度如實反映，公平商議，而不需在體制外抗爭。
一個違反《公 約》的方案極可能只顧及某些政治勢力的利益，而使其他訴求被滅聲，繼而令社會問題持續惡化。但否決政改也不能解決問題。值得留意的是，李教授雖然認為通過 與否，民主路都是荊棘滿途，但她仍主張否決8．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總的來說，『8．31決議』下香港政制的發展邏輯和軌迹，極有可能只是令香港走上 選舉威權制的道路，其特色就是執政集團會不斷在選舉中獲勝和長期執政，而反對黨則會被打壓和邊緣化。那香港人就要問，為何要支持這樣的一個方案呢？……以 否決方案表達不滿，維護主體的尊嚴，和避免往後只有更大的退讓，就變成理性的選擇。」這想法不但深受激進民主派支持，就連溫和派中也有不少人認為既然通過 的只是假普選，那堅守原則，為他日留下民主化的可能，也是理所當然吧。
不過，政改失敗的代價將會非常高昂。建制方面，中央很可能會視這為
所有談判的終結，繼而展開全面打壓，而另一邊廂，民主運動勢必轉趨激進，甚至變得暴力，於是衝突全面白熱化。若進入長期抗爭，所有港人都會付出慘重代價。 當然，如果放棄原則，接受一個不民主方案，情况也一樣壞，因此若政府堅持推出不合國際標準的方案，長期衝突，恐怕無從避免。
然而，若我們能 找出一個既符合8．31決定，又符合《公約》的方案呢？那追求民主的香港市民，又是否必須堅持玉石俱焚呢？或謂上年的6‧22公投已表明市民意願，為公民 提名方案授權。但必須注意，當日公投並無讓「溫和方案」與「公民提名方案」對決， 致使無法確認市民是否真的拒絕溫和方案。公投授權泛民否決的，只是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換言之，如果有一個同時符合國際標準和8‧31決定的方案，即使 不含公民提名，泛民都未獲明確授權將之否決。因此探索一個既符合8‧31決定，又符合《公約》的方案，就是政府應有之義，當務之急。
當然，前提是香港能設計出這種方案。這實在非常困難，不過，我與幾位學者經過仔細探索，認為這方案並非全然不可能。下篇我將會提出具體方案。
（二之一）
註： 見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Methods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17 and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16, Sub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Appendix
作者是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 榮譽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