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於2012年上任後，年底便重組了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再於2013年底展開人口政策公眾諮詢，2015年初發表諮詢報告。相比退休保障計劃的一波三折，新政府在人口政策方面的動作較為利落。
人口政策充滿爭議。例如坊間早有評論，政府的人口政策，已狹義化為勞動力政策；一張擬議的人才清單流出後，惹來不同行業質疑；而近年有陰謀論質疑官方以內地新移民進行「人口換血」，人口政策亦成為反對新移民的戰場。
在 這種對外來人口有着較強的懷疑，甚至敵意的社會氣氛下，要產生一種前瞻的、整全的吸引人才政策，自然十分困難。若由上而下，在政府的思維未有創意性的突破 前，則難有政治能量改變民情；若由下而上，目前民間各種利益論述劍拔弩張，無法凝聚共識。時日推移，港人恐怕只能感嘆被新加坡拋離，被上海趕上，「紐倫 港」不堪再提。
政府一直以來強調引進人才，但是10多年來，外來人才政策未見重大調整。數項主要的人才引入計劃包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工作安排，現時透過這些計劃留港工作的人士約有10萬，不到388萬總就業人口的3%。
今年，政府改良原有計劃，嘗試放寬逗留期限之類的技術性限制。較有針對性的措施，則為設立「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容許移民港人的子女在未有事先在港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入境逗留一年。
上 述計劃，在引入人才方面，只能說是開了半扇門，政府的角色似乎僅止於資格審批的行政程式上。現今全球都在競相吸引人才，「鳳凰非梧桐不棲」，與歐、美、新 加坡甚至內地各大城市相比，香港仍具有多少優勢？更重要的是，在人力資本帳上，政府似乎只注重流入，而忽略了流出。好不容易引入的人才，若數年後便流失， 如何建立人才儲備？
過去數年，我們的研究團隊進行了數項外來人才研究，其中有受中央政策組委託的項目，研究的人才種類包括回流移民、內地專 業人才、內地留學生、內地移民藝術家及文化工作者（註一）。同時，我們也針對回流移民政策將香港和以色列及新加坡進行跨國比較（註二）。在這一刻，研究者 和被研究者同時發出同一個問題：去或留？這有點像英國大文豪沙士比亞問天：「做或不做，就是這個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我們確認了重要的一點：不少來港人才及回流移民都有離開的念頭，有些受訪者已有具體計劃，更有的已經付諸實行。如果香港不幸淪為人 才過境他國的跳板或中轉站，豈不惜乎？
移民研究常用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分析移民的決定。首先，意欲離港的人才，固然有受到其移居目的地的各種拉因素影響，例如留學生在港完成學士或碩士學位後，視到歐美大學深造 為更上層樓；對一些藝術家來說，在中國內地獲得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更好；對專業人士來說，如遇其他國家以更優厚的條件招徠，他們便有可能再次遷移 （re-migration）。港人以前常掛在口邊的「東家唔打打西家」正是他們的寫照。事實上我們在《漂流》一書指出這類人有兩種互相關連的特徵：現代 性（modernity）和極度流動性（hypermobility），不再重土安遷 。
作息失衡 人才長留無益
不過，其他地區的推拉因素，非本地能左右，因此能做的，是找出本地的推因素，如這些因素是不同類型的人才都普遍提到的，代表這再不是個別人士的問題，而是社會的結構問題。
今 天先談兩個問題。第一是「作息失衡」，狹義上，固然是指時間的分配，工時過長，侵奪了工作以外的一切，優秀的人才也喘不過氣；廣義上，是指生活的重心，極 為偏重在工作，有血有肉的人，異化為冷冰冰的掙錢機器，為資本主義賣命。由此，家庭、兒女、婚姻、身體及精神健康（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這種透支體力、損害身體（injury
to the body）、剝削情感，甚至自我剝削（self-exploitation）的煎熬，彷彿日夜叮嚀：「香城雖好賺，不如早還鄉。」
第二個問 題，是社交生活。即使對同文同種的內地人來說，「融不進」本地人的圈子也是他們常面對的困擾。香港雖自詡為國際都會，骨子裏卻是傳統華人社會，注重依血 緣、地緣劃分的族群同質性，對外來者通常有兩種極端的態度，不是敬而遠之，保持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就是鄙而拒之。外來人才身邊的本地人，總是有意或無意地時刻提醒他們異鄉人（the
alien）或陌生人（the stranger）的身分，使他們長期帶着身為外來者的強烈疏離感（alienation），出於自我保護，他們唯有把工作和生活截然分割，多半是重工 作、輕生活。既然香港不是一個「人住」的地方，長留無益。
我們的內地專才受訪者中，有一位外資銀行的董事總經理，憑藉中國背景和工作經歷在 大中華區經濟分析的崗位上大展拳腳，但他吐露工作以外的愁苦時，使我們印象深刻：「香港的工作壓力可能是美國的3倍以上……如果跟中國比，說不定是6倍到
7倍」；「最近七八年我的背痛問題一直加劇……再過三五年我可能就不能坐了」；「我小女兒……會投訴說別人的爸爸媽媽都陪，為什麼我們家的爸爸媽媽不陪， 她不開心」；「我的朋友很忙，大家都很忙。談生意談完就完了，大家都趕緊回去做事……香港缺少一種休閒的社會環境，很多人覺得有壓力，總好像事情沒做完， 總要趕着回去做事情」；「我有的時候是會覺得寂寞的，特別是在一天的緊張工作之後，你有時突然想找個朋友聊聊天，但這種事情在香港幾乎是不可能的」；「我 們這種人要面對identity問題，就是我到底是誰？」
我們想為讀者介紹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家結構功能學派大師派深思（Talcott Parsons）在分析家庭親子關係時的兩個對立性的概念。他將人的需要劃分為兩類：工具需要（instrumental
needs）和情感需要（expressive needs），有點類似平常講的理智與情感。工具需要，指物質、經濟等日常生活需要，容易量化、計算、比較，銀行存款、物業、工作、住宅便屬此類；情感需 要，指感受、文化、歸屬感等心理精神需要，難以衡量，家庭、朋友、社區生活便屬此類。顯然，香港容易滿足外來人才的工具需要，在滿足情感需要方面卻顯得捉 襟見肘。
當一個人的工具需要得到滿足，但情感需要卻被遺忘、壓抑、忽略、理性化掉（rationalized
away），會有何後果？這個人早晚會有心理問題，進而牽連生理（例如胃痛，即使去照胃鏡100次也照不出個所以然），然後反過來加劇心理問題，開始抑 鬱、焦慮、暴躁。個人問題將擴散為家庭問題，波及配偶、子女、雙親、家傭，由不睦以至虐待，再至暴力。
只能滿足工具需要 港成人才輸家
目 前，政府所能「優化」的，只集中於工具性的「硬」需要（hard
needs），對於情感性的「軟」需要（ soft needs），恐怕連認知上也屬空白，遑論應對。推因素不改，只會一直推走人才。况且，香港打開的大門原來只是一道旋轉門，人才進來繞了一圈，外客見主人 家「留食不留宿」，便容易順勢而去。我棄人取，結果，在這場全球人才競賽（global
race for talents）中，香港成為了輸家。
下星期二，我們會聚焦談談留人的大敵——族群偏見與歧視及中港關係。
◆註一：出版書籍包括：
陳國賁編，2010，《港國鏡——內地留學生看香港》，中華書局
陳國賁編，2011，《貧窮與變遷：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中華書局
陳國賁，2012，《漂流：華人移民的身份混成與文化整合》，中華書局
陳惠雲、陳國賁、莊迪文，2013，《活在香港：在港內地專才與藝術文化工作者的移民經驗》，三聯書店
陳國賁、張立健編，2015，《同族異客: 港漂尋夢記》，明報出版社（即將出版）
註二：
Chan, Kwok Bun, Vivien Chan, Irina Zak, and
Ng Lai Fun, 2015,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Return Migrants Come Home to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Israel （已完成書稿）
陳國賁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資深研究顧問
陳氏社會研究學院 (Cha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創辦人及主席
莊迪文
陳氏社會研究學院 (Cha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