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輕人一次又一次選擇站在反政府和抗爭運動的最前線，我們不禁要問，香港是否有青年問題？如果有，又應該怎樣理解這個問題？
這是一道難題。學者和專家在這個問題上意見並不統一：有些認為今日的年輕人舉步維艱，因為成人社會虧欠了他 們；但亦有人覺得，年輕人沒有善待自己，才是真正的問題。這其實也是理解青年問題的傳統智慧，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不是說過，青春總給年輕人糟蹋掉（Youth is wasted on the young）嗎？
用社會學的行話來說，這是 結構學派（structuralism）與文化主義（culturalism）之爭。何謂結構性思維（structural
thinking）？要解答這個問題，可以從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整體論（Holism）說到黑格爾（Hegel）的辯證法；從伽羅華 （Galois）的數學談到辛克爾（Schinkel）的建築；再由19世紀初的知識革命說到電腦的發明和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
and Company）的顧問服務。
簡言之，結構性思維是從結構的視角觀察和分析事物的一種方法。它最重視的是系統的組織和結構，最關心的是部分 怎樣構成整體、一髮如何牽動全身。它的兩大信念是：（1）要深入了解系統、組織和結構，須檢視它的整體運作，而非個別的組成部分；（2）系統、組織和結構 發揮的整體功能和效果，大於其構成部分的總和（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結構學派﹕3D青年被「去勢」
從 這個視角看香港的青年問題，不難發現今日的年輕人要過比較獨立、安穩的生活——更遑論出人頭地——要克服多少結構性的障礙和不利條件 （structural disadvantages）。樓價和租金長期以驚人的速度和幅度飈升，令年輕人的向上流動性停滯不前。他們生不逢時，錯過了一個「買得起房子的時代」， 根本無法跨越創業和置業的「進入壁壘 」（barriers
to entry）。
在一個工資增長遠遠追不上資本（土地）升值的社會，單靠
努力工作的人可以生存下去，但難望有成功和發達的一日。於是，努力變成無價值的美德（useless
virtue）。是故，結構學派奉勸世人，不要責備年輕人不肯吃苦和沒有拼搏精神；因為靠吃苦和拼搏成功的年代已經過去。這不是年輕人的錯，是社會的錯， 制度惹的禍。
學歷和努力不再是成功的入場券，這些幻想破滅（disillusioned）的年輕人既被剝奪了擁有自己物業的權利 （dispossessed），又沒有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選舉權（disenfranchised），變成被制度、環境和現狀「去了勢」的「3D人士」。他 們只有在對抗政府和辱罵差人的時候才可以感受到一種來自權力和支配的快感，雖然這種權力和支配的快感是虛幻多於真實（a
false sense of power and control）。在結構主義者的眼中，這就是香港青年問題的癥結。
文化主義﹕好逸惡勞是非不分
文化主 義者則認為，將一切諉過於制度、環境和現狀忽略了當事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和能動性 （agency）。他們認為，青年問題是好逸惡勞、好高騖遠和是非不分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 的產物。他們強調不畏艱難、辛勤工作和努力學習的美德和良好習慣。所謂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就是一套社會認可、用來起糾正作用的主流價值觀。
改 弦易轍是迎難而上的逆水行舟，但改變人的行為、習慣、規範和價值，終究要比改變社會的環境、制度和現狀容易一點，雖然這些行為、習慣、規範和價值其實也是 環境、制度和現狀的一部分。因此，在討論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文化主義者的聲音常常蓋過結構主義者的聲音，也比較容易得到政府的重視。
文化 主義可補結構學派之不足，但我們在尊重年輕人獨立自主的同時，也不能低估他們受制於非人制度與客觀環境的程度。如果說青年人的問題是他們咎由自取，那是太 抬舉了無權無勢的年輕人。用美國心理學家賴恩（William Ryan）的話來說，這是典型的「受害者反被責難」（victim-blaming）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