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別慘劇？社會遠因？
承上周二，我們談及羊年初五牛頭角爺孫墮樓，傳媒及若干專業人士只歸因於個人近因而忽略社會遠因，實存在見樹不見林的問題。
我們在Work Stress and Coping among Professionals《專業人士的工作壓力與應對》一書探索各式各樣工作壓力（work
stressors）的歸因及其應對方法（ways of coping），並追究出其社會遠因。該研究聚焦於專業人士的社會情境（social
situation）之上，譬如當事人在處理壓力時是否孤立無助，還是擁有來自各種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如家庭、親戚、同事、朋友、鄰居或社區（community）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我們發現工作壓力的後果嚴重與否，不僅與壓力程度及多寡相關，更關鍵的是當事人是否享有社會支援。
對牛頭角事件的分析，我們也沿着這本書的社會學思路，從社會壓力及社會情境兩方面着手分析。
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E. Durkheim）於Suicide《自殺》一書，總結出現代社會的自殺行為與自殺者的社會情境相關，並提出3種自殺分類：「利他自殺」 （altruistic suicide）、「利己自殺」（egoistic
suicide）和「失範自殺」（anomic suicide）。「利己自殺」說明自殺者通常與社會脫節，缺乏社會關係和支持，個人多因孤獨而自盡。塗爾幹相信個人需要社區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 to a community），當人們無法滿足這種社會需要（social
need） 時，他們會厭世尋死。
男人的痛
從鄧先生的個人生活、家庭、工作，層層遞進，追蹤溯源，我們看到的是隱藏在傳統社會文化後面對男性的社會枷鎖，悲劇的出現其實是有迹可尋的 （見圖）。
個人生活中，胃病的煎熬是鄧先生的壓力來源之一，不管是在起居飲食，還是在情緒思想上他都可能因病受到了不小的衝擊。而家中最小的孫子又在農曆新年期間生病了，讓他對孫子有着「同病相憐」的感觸，苦上加苦。
家 庭生活中，鄧先生面臨不少社會和文化壓力。據了解，鄧先生在尋死當天早上，向妻子和媳婦吐露自殺的想法，顯示他與家中兩名女性的關係不錯，這同時也反映他 與次子的關係可能不太好，或在家庭中男性之間很難有真誠對話。我們也猜想鄧先生身在國內的大兒子，可能活得不怎樣，而且雖數度申請仍未能到港團聚，沒法和 家人歡度新春。中國文化着重「一家人齊齊整整」，作為「一家之主」的鄧先生，過着無法團圓的農曆新年，觸景生情，想必不好受。
鄧先生的孫子可能是他關係最親密的家庭成員。我們推測，在鄧先生的自我認知中，他覺得自己比兒媳更愛孫子，一旦自己離開了，那麼孫子失去最深愛他的爺爺，活得慘白。按此想法，鄧先生認為他倆都不應留在這個無情無愛的世界裏，因而抱孫同死以脫離苦海。
工 作中，鄧先生事發前已經失業一段時間，缺乏經濟活動引致他在處身社會時心理困擾嚴重。我們可以想像，在年齡和體力局限下，他求職時可能處處受挫。鄧家一家 五口的主要收入來自次子和媳婦，對鄧先生及其一家來說，經濟壓力不輕。而鄧先生離開工地日久，他不但失去了收入，也失去了與同事和朋友的社會聯繫 （social ties），因脫離（detachment）而形成的社交孤立（social
isolation）與寂寞會引致莫名的愁苦。
道 德上，鄧先生心中可能因未能負擔各種家庭責任而愧疚。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菊與刀》
的作者，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曾指出東方社會用羞恥感（shame）來鞏固社會秩序，而西方社會則以罪惡感（guilt）來壓止社會不良行為。在中國社會「男主外、 女主內」的思維下，因自己無法履行社會給予的道德責任，鄧先生頓感失落。當他無法履行「一家之主」的責任，難免自慚形穢，漸漸起了輕生的念頭。
從 社會輿論看，今天香港社會對男士能力的評估，在於這個男人能否「搵份好工」，能否養妻活兒當「主要麵包提供者」（major
bread provider），而且這是判別一個男人有否男子氣概 （masculinity） 的唯一準則。而很多男性在不知不覺中內化了這種霸權式的男性論述，
以此標準衡量自己的社會價值，一旦自己失去工作，那麼他在經濟、心理及道德上都四面受壓，如果這些壓力得不到適時疏導，會變質延伸成自殺的念頭。今日香港 貧富懸殊，對很多以自己是家中經濟支柱自居的男性來說，生活尤為艱難。男性步入中年，身體狀態和經濟收入都大不如前，很容易跌進一種男性危機 （male crisis）。
面對生活、工作、經濟和道德的困境，鄧先生多次跟家人說自己「無用」和「想死」，他的掙扎、失望和無助處處可見。對鄧先 生而言，失業造成了他經濟上、心理上和道德上的三重困境
（triple
dilemma）。實際上，當一個人告訴別人自殺的想法，其實他正在發出求助的信號。當大家無動於中，什麼也不做，忽略自殺的先兆並將這視為「講下啫」或 「講笑呀」時，這種「當佢發噏風」的態度，形同社會將有自殺念頭的人推向鬼門關，讓那個人更覺得生無可戀，從而走上了不歸路。
從社會角色分 工來看，鄧先生把自己當成了整個三代家庭的樑柱，這「不可承受之重」迫使他步向自毁之路。對他而言，「這頭家」確實是一個沉重的，甚至是難以承受的負擔。 但鄧先生之所以如傳媒報道將三代的生計「攬上身」，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對兄長、丈夫、父親和爺爺等男性角色（male
roles）有着嚴苛的要求。這種中國甚至全球華人社會的深層結構及文化信念令「失敗」的男性忐忑不安，感到惆悵、內疚和自責，於是轉向以酗酒、賭博、吸 煙或（及）吸毒、自殘、虐待或（及）殺妻、虐待或（及）殺兒孫、自盡等方法來應對壓力。而我們的社會往往把問題只歸因於個人，說他患上抑鬱症，一再譴責受 害者（blaming the victim） 。
「裏應外合」的社會
美國社會學家柏格（Peter L. Berger）於
Invitation to Sociology《社會學導引》中，提出「人在江湖」（man-in-society）及「江湖在人」（society-in-man）的說法。香港部 分男人在達不到社會對「一家之主」和「做男人」的角色期待時，往往多艱苦地承受着沉重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江湖在人」，人們先是被社教化 （socialization），繼而內化（internalize）了社會對自身的各種期望，讓「江湖」穿腸入肚。社會不單是外在的，社會也是內在的， 它活在人心深處。
身在江湖，人尚可以企圖退出江湖、歸隱田園，做個現代陶淵明。但當江湖早巳深深植根於人心時，囚在人中，揮之不去，人又如 何處理這種「自我囚禁」（self-imprisonment）呢？對一些香港男人來說，結果可能步上兩條絕路：一是精神病（mental
illness），包括傳媒經常提及的抑鬱症；二是自殺或先他殺後自殺（homicide-suicide）。牛頭角墮樓事件的鄧先生不幸選擇了後者。
什麼是社會？社會在哪裏？（What is society？
Where is society？）事實上，社會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當我們懂得將個人的生活處境放進社會的歷史文化結構後，我們便像撥開雲霧見青天，見樹亦見林，正本清源，進而改變社會。
【二之二】
陳國賁
陳氏社會研究學院CISS（Cha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創辦人及主席、香港浸會大學首任社會學講座教授
張立健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