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魯迅用日本語寫作了一篇雜感《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發表於東京《文藝》雜誌一九三六年二月號。
魯迅在這篇短文中，先後用了四個「偉大」，流露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敬仰。儘管魯迅年青時並不愛陀翁「暮年似的孤寂」，但後來「身受了和他相類的重壓，那
麼，愈身受，也就會愈懂得他那夾着誇張的真實，熱到發冷的熱情，快要破裂的忍從。」他能夠理解陀翁的「忍從」，但又完全不能夠認同。「作為中國的讀者的
我，卻還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
孤獨、苦楚、絕望、救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烙印，也是魯迅的生命寫照。對人性的拷問，始終貫穿於二人之作品，不同之處在於，陀翁之審判，最終走向了宗教的懺悔，魯迅之審判，卻選擇了在鐵屋中吶喊。
魯迅為什麼要用日語寫作這樣一篇談論「忍從」的短文，發表給日本人看呢？在後來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裏，他一語道破：「《關於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是應三笠書房之託而作的，是寫給讀者看的紹介文，但我在這裏，說明着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
同。」
隨後，魯迅又將文章譯成中文，刊於一九三六年《青年界》月刊第九卷第二期，同年《海燕》月刊第二期轉載。《海燕》的編者附記寫道：「這一篇雖是他應書店之
請而作的短短的介紹文，卻是對於日本知識界的一個宣言，他指出了中國人民對於壓迫者不會有真正的忍從，也不會有奴才式的誠實，在『中日親善』的現勢下面，
這響聲一定會洪亮地震蕩在進步的日本知識人和勞苦大眾底心上。」
本期《海燕》，還刊登了魯迅的另外兩篇署名文章《「題未定」草》（八、九）與《阿金》，以及魯迅以「何干」筆名撰寫的短評《難答的問題》、《登錯的文
章》。《阿金》後面的編者附記黑色幽默：「這是魯迅先生一年多前的舊作，當時檢查委員會正氣焰沖天，雜誌來要稿，只好畫一畫和『國家大事』無關的阿金女士
底像。然而，天下事有出人『意表之外』的，這文章也被抽掉了！現在我們要來發表了。因為，我們看來看去總不能懂這篇文章何以要被抽掉，發表出來可以使讀者
鑒賞檢查委員老爺底非凡的目力。」敢這樣說話，大約也實在是不願「忍從」了吧。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第二期《海燕》出版的次日，魯迅在致曹聚仁信中說：「《海燕》雖然是文藝刊物，但我看前途的荊棘是很多的，大原因並不在內容，而在作者。」
果然，刊物旋即被當局查禁，至此只出兩期便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