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7月初，兩年一度的香港文學節，多位作家就本土文學發表講話，加之今年書展以著名香港作家也斯為主角，香港文學漸漸受關注。早前，香港作家潘國靈在「世界華文文學前瞻」講座上，與聽眾分享他觀察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的本土文學概，提到「失城文學」的想法，並形容回歸是「handover也是一種hangover」，在香港文學作品所呈現的各種情緒如何，本文將以文學分析的角度，看看我城的文學生命力。
光之缺失為暗，月之缺失為蝕；在文學藝術中，「缺失」不一定就成為「缺陷」，而亦可成為一種風光。如香港常常被稱為「無根之城」，「無根者」，民族意識彷彿有先天的「殘障」，以懸擱飄浮而不以紮根於土壤為常態，竟也在空中怪石之巔生出奇詭的城堡，一座文學的城堡。
我以為，香港文學多少是以「缺」、「小」、「城市」（相對於「全」、「大」、「民族」）作為其文學想像和創作力量的。以下我試圖陳述一些香港文學的「小道」，當中難免有概略之嫌而必有例外，因為作家的差異性在微觀的層次是非常巨大的，而文學作為回應世界的一種方式（不僅是文字戲法），這方式也並非由來如是而必然歷經諸多變化，以下所說的，大概適用於左右意識形態對壘相形淡化、香港主體性愈發鞏固、城市成為一種認同對象的年代之後，約由上世紀七十年代綿延至今。
1.感時憂國之外
像我這一代或可稱為「後青年期」的香港作家，在學時期當讀到五四時期梁啟超的「小說救國」、作家為「靈魂的工程師」、「救亡與啟蒙」之說時，都難免有一種敬畏之心──「敬」是因為那份文學理想之崇高，「畏」亦因為那份以文學改造社會的抱負之重。如果文學曾經有這種力量，時代變遷已令那種文學與道德、民族命運連結的理想，尤其於香港這文學只佔一隅的地方來說，儼如一則文學烏托邦神話。
2.一個人的聖經
相對來說，高行健所說的，文學初衷本是一種面壁的自我傾聽、自我禱語，可能更接近香港作家的情狀。尤其因為文學位處社會邊緣，寫作者反而從開始沒有很「宏大」的目的，而主要是以文學，來觀照自我與世界的關係。有人或稱之為一種「個人化寫作」，其中，所謂「個人」，固然有受到西化書寫個體差異多於集體共相的影響，但其中亦有一種回歸文學的純粹。「個人化」不一定就是「唯我」，作家恆常處於文學私密性與公共性的辯證之中。當真情去到一個「非此即彼」的極端（純粹作為一種想像性實驗）：在個體孤絕放逐vs.集體無差異共性之間，我個人或不少作家是會站在前者的。
3.小城抗衡「大論述」
香港常被稱為「蕞爾小島」、「小城」，在我看來，這除了指其地理面積而言，還包含一種面對世界的態度。城市作為一種立場，自外於國族／鄉土之外，一方面固然是一地之限制某程度上制約了一地的文學表現；香港與國族存有距離，高度城市化的環境亦不大可能醞釀出「鄉土文學」；一再地，香港以其「無」定義其「有」，以其「殊異性」定義其「獨特性」。「無鄉情結」反而造就了她築成了瑰麗多變的城市文學堡壘，南北故事、難民社會、西方眼光、動亂之都、城市漫遊、都會神話、城籍身分、失城文學等等蔚為奇觀；「避風驛站」、「高級俱樂部」、「反共前哨」、「邊緣性空間」、「虛構的城市」、「浮城」、「我城」、「V城」、「傷城」等等意象層出不窮。香港無意於書寫「國族寓言」，卻寫下了自成一派，自成系統的多則「城市寓言」。城市之於國家、民族，本來就是一個小的格局，香港或無大寫民族、歷史「大河小說」的氣魄，可以走出擅拍城市題材的「新浪潮」但不會出現剖開民族創傷的中國「第五代」；可以有「失城文學」但難有回溯原鄉的尋根文學。香港滿足於當「小」（不一定指其作品篇幅而言），在種種「大論述」如「大一統」、「民族大義」、「大中國主義」、「文學立言」、「文學道統」面前，她總是禁不住皺起一副屬於持續抱疑者的眉頭。
4.跨城格局與世界接軌
自外於「大」，非因策略而為，而是性之所致，更認同於邊緣的發聲位置。但另方面，以城市為主體，仍保持一種「開放性」而不致落入陝隘性的「本土主義」，也是一些作家如我者所關注的。這方面，不獨文學，全球化、流動性令國家分界的重要性相對減低，世界進入一個以跨城為坐標的格局。九十年代初我們談的仍是中國的「雙城記」（香港與上海），近十多年我們談的已是「四城」、「六城」、「兩岸四地」、「超級城市」（megacities）、「城際競爭」；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儘管文學只屬小眾，但比較優秀的文學家，在汲取本土文學、華文文學、世界文學方面的眼界和胃口，卻一點不弱；至少她對中國大陸、台灣現當代文學、世界文學的接收，遠遠大於其他地方對其文學的興趣，偶爾她或者因乏人關顧而氣餒，但始終不曾停止以其城市妾身，與世界文學（起碼在閱讀上）接軌的欲望。
5.失城文學的夢魘回歸
回到文首的「失」；香港不是日本充滿各種末世想像，但她也有一種牢牢的「危機」想像。城市大限、浮城陸沉、正體字與廣東話消退、既難自足又怕與中國融合泯滅了自身個性等等。回歸不在一定點，handover也是一種hangover，「回歸」的情緒其實一直延宕至今。香港的末世憂鬱想像並沒有散去，這過程不會是一場大逃亡大遷徙的壯觀（如台灣小說《西夏旅館》所見的），而會是一場悄無聲色、逐漸人間蒸發、從有歸無的遞減縮小抽乾過程。太平山石胧每年爬高一分，不知不覺，爬到山頂這城市便「氣數已盡」，一則古老的都會神話，在回歸十五年之間於民間如「永劫回歸」般，竟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圍城自困，香港作為地理區域將繼續存在，但我們都怕，城市作為一個文化生命體將步入靜止，被定格為一座博物館也即是墓志銘。我這樣說是很悲觀嗎？也非全然。或恰恰相反，因為文學的神奇力量是有本事化所有陰鬱為力量，種種對香港出於愛恨而生的「失城」意識，於文學中將轉化為各式異色書寫；在與死神下弈時，生命力反得以復歸。我們都走得太快，來不及書寫過去，當文學家把脖子擰轉回望殖民過去的時候，他知道書寫的可能遠沒有窮盡。所有的前瞻都始於回望，歷史的廢墟是書寫的寶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