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旺陽事件」（六六事件）的真相難白，是意料中的事。
湖南省公安廳發表的〈關於「李旺陽死亡」的聯合調查報告〉（下稱「七一二報告」），是敷衍香港民意的政治宣傳品，香港主要報紙、電視台質疑其「結論」（自殺）。訪問過李旺陽的有線電視記者林建誠說：「用一個比一個大的謊言，去掩飾真相。」
「七一二報告」發表後，許多港人仍留意「李旺陽事件」，期望揭開真相。對於港人的擇善固執，本欄的解讀是：一、對社會事件的關注、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對構建文明社會的期望，文明社會是良法之治、保障人權的自由社會；二、對普世價值的認同，對自由（如人身自由）、平等、生存的權利和生命價值尤為執着；三、對
無辜、無助者的惻隱之心，如《孟子》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質疑自殺說 軟禁李旺玲
對於「七一二報告」的自殺結論，香港醫學專家並不認同。
港大病理系法醫科副教授馬宣立認為，「雙腳着地吊頸」而頸部骨折之說不合邏輯，面部沒有發黑（紫青）也令人生疑。退休法醫蒙海強表示，「對於雙腳着地吊頸，令第四節頸椎骨折存疑」。
在「七一二報告」發表前，港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說，不相信李旺陽自殺之說，因他是坐牢已久、意志很強的人，不太可能有自殺之念，且自殺前不留遺書；他是失明失聰者，怎能把床單裁成布條，編成一個結自殺（大意）。
「七一二報告」的疑點，還在於李旺陽妹李旺玲同意「驗屍火化」的簽名（6月9日），與委託唐荊陵律師的簽名（6月7日）不同，有偽造之嫌。
李氏兄妹的合法權益受侵犯，也是不可忽略的。1987年1月生效的〈民法通則〉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民事權益受保護，當事人可委託律師「實施民事法律
行為」（第3、5、63、98條）；邵陽市警方變相軟禁李旺玲、驅趕受委託律師唐荊陵，牴觸了〈民法通則〉等法律（請參閱本欄6月14日文章〈官員和尚打傘 侵犯人身自由〉）。
疑點重重，自不可能取信於港人。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律師說，打算致函溫家寶總理，要求「中央徹查」。
港人期待「中央徹查」以揭開真相，是「最後的希望」。本欄認為，在中共十八大前不會有「中央徹查」的事。
原因之一，是官方「調查報告」造假是「家常便飯」。
地方和部門 維護利益鏈
從毛澤東時代到九十年代「反自由化」和「維穩」以來，中共黨內政治事件和群體抗爭事件的「調查報告」，不少是造假的政治宣傳品。最具「毛澤東時代特色」的，是毛對劉少奇的嫁禍。
在毛主導下，1968年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清算「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決定，並附對劉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似模似樣，有二、三十年代的「機密檔案」，還有指控劉是「叛徒、內奸、工賊」的供詞和受審者的簽名。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為劉平反（胡耀邦在翻案過程中「起了作用」），透露供詞是刑訊迫供的產物，都是偽證。
九十年代實行「維穩」政策以來，政治假案和刑事冤案仍不少。
政治假案及其「調查報告」的造假，與地方和部門（如政法系統或黨委宣傳部門）的保護主義息息相關。
地方和部門的長官為了自身的「領導權威」，大都對上訪、申訴者「秋後算賬」，推卸造成假案、錯案的責任，不認錯更未「糾偏」。近年的山東「陳光誠事件」、浙江「錢雲會事件」、北京「艾未未事件」等，都涉及地方官和政法系統的權力、利益，大多數當事人或其家屬申訴無門，盼不到「中央徹查」。
北京《半月談》雜誌最近發表報道，提及律師上訪之難：「律師只能逐級申訴上訪，法院信訪部門則逐級下轉，大部分案件都是不了了之，石沉大海」。
「不了了之，石沉大海」，恰也是政治冤案的「結局」。
李旺陽「自殺」說難以翻案，還涉及身份和生命價值的「差序」，這是港人未必了解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一黨領導」體制之下，不同的階級、戶籍、身份的「政治待遇」、升學就業機會、生命價值不同，並形成相關次序的差異即「差序」。
事件難翻案 涉生命差序
在毛澤東時代，有名為黑五類（包括反革命分子）的階級敵人。九十年代以來，「反革命」換成「顛覆國家政權」之名，階級敵人則稱為敵對勢力，名稱雖不同，但同是專政對象，專政對象還有什麼生命價值可言？遼寧的張志新批評文革，「毛皇侄」便扣上「反革命」之罪判處死刑，上刑場前割其咽喉，防止呼「反革命口號」。
李旺陽聲援「八九」學生和平請願，被指為煽動顛覆國家罪而入獄。既列入專政對象，生命價值也就渺小。地方官場中有「話語權」者，能珍視其生命價值為「自殺」說翻案嗎？
《漢書．王嘉列傳》論述朝廷政治，提到當政者要「察眾人之所共疑」。把這句話移植於當代的公共治理體系，其要義是：能以誠信釋眾疑，才能緩解民怨。湖南的一些地方官，以造假的宣傳品應對「眾人之所共疑」，能有公信力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