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救災文字學
古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下罪詔己，今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向天宣戰。古今中國之別，盡在此中。
在中共的官方語言之中，即是我常說的共產中文，天是「不存在」的。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沒有「天災」了，往後發生的，是「自然災害」。
大地震動，你站在哪裏向它抵抗，是找死麼？地震可提防，不可抵抗，是常識。說救災、賑濟，是人話；說抗災、抗震，是鬼話。即使是科學翻譯，英文的resistant，以前用的「防震力」是人話，今天用的「抗震力」是鬼話。然而，對於一個由蘇聯番鬼傳授政治思想與統治權術的政權而言，鬼話就是官話。
統治權術在於奠定有利於己的社會秩序，最牢固的社會秩序，是軍事秩序，將社會教育過程軍團化（regimentation），將官方語言軍事化、機動化，從納粹到蘇聯到中共，一脈相承。
天道的信仰，將天子以至庶民都置於同一宇宙秩序（cosmic
order）之下，國君與百姓都在天命之下，大家都是平等的，那麼統治者的權威就太不牢固了。取消這個可畏又莫測的宇宙秩序，令世間唯物化、扁平化，只有社會主義政權的唯一秩序，只有官方語言的唯一表達方式，是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文化戰爭。
香港的兩任特首都懾於中共淫威，不敢捍衛香港的次生秩序（secondary
order），放任自流，任由中共的腐敗政風及商界的刻毒管理污染香港，坐待英國留下的政治遺產不斷腐蝕。在官方修辭上，特區政府掏空前朝留下的政治詞彙，代之以淺薄荒謬的內容。
「問責」是整個政府要去除高傲與隱秘的政風，開誠布公，向市民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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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下罪詔己，今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向天宣戰。古今中國之別，盡在此中。天道是核心的文化信仰，不可等閑視之。中國是否仍是中國，是文明禮義之邦還是粗野蠻夷之所，開放之後能否頂得住西方的文化與信仰入侵，全在這裏。一旦國人的文化信仰失守，再質問人家是否中國人，也無關宏旨了。
「自然」災害
上月，四川地震期間，李怡在《蘋果日報》提出「天譴」論，說古代帝王以此自勉，臣子以此規諫，是皇權自我警醒和約束之道。此說一出，惹得香港土共集團蜂擁而出，群起撲殺。不論是猶太人的耶和華或者中國人的玄天上帝，都有獎善懲惡之意旨，在當今信仰崩壞的年代，信與不信，悉隨尊便，毋須動用人道主義去駁斥的，特別是追隨那個曾經殺人如麻的政黨的一群人。
天命是威力強大的信仰，在政治上，天命論確曾使中華百姓免於過分長久的暴政奴役。天子得以在位，靠的是天命所歸，天子要戰戰兢兢，保守恩寵，不使上天離棄自己。水災地震，瘟疫歉收，就是天地降災，加上官府防災與賑濟不力，皇朝的合法性就存疑，百姓可以起義，更換天子了。戰國以至秦漢，直至清末民初，都信服「五德終始論」，認為王朝依照五行之象來輪替，並無鐵打的江山，例如從滿清的黑（水），到民國的青（木），到中共的赤（火）與將來的黃（土）。明白這個道理，便可理解中共在中國文化信仰面前，真的怕得要命。一九七六年，文革第十年，三月吉林下了隕石雨，一晚毛澤東對貼身護士孟錦雲說：「我相信噢，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說的是人間有什麼大變動，大自然就會有所表示，給人們預報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當年，唐山大地震之後，周恩來、朱德與毛澤東相繼去世。然而，在中共的官方語言之中，即是我常說的共產中文，天是「不存在」的。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沒有「天災」了，往後發生的，是「自然災害」。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旱澇颱震，電視台也說「自然災害」了。雖說此詞是英文natural
disaster的漢譯，但disaster的語源是「星象之凶兆」意，即使加上「自然」，也略有厄運的涵意，但中文的「自然」有不關乎天地鬼神之意，共產中文又捨棄意義重的「災難」而不用，反而以意義輕的「災害」代之，顯然有清洗信仰的用意了。
「抗」震救災
「廣大官兵視人民利益高於一切，重於一切，會戰北川縣城，推進汶川，打通映秀生命線，組織災民大轉移，打了一場場硬仗，取得了抗震救災的階段性勝利。」「唐家山堰塞湖搶險取得決定性勝利。」「北京市規定：北京市新建農宅抗震設防烈度要達到八度標準。」一位經常進出內地的讀者向我說，如今在大陸，懂得講寫中文的人，少之又少了。我聽了，只有苦笑。這不是中文與非中文的問題，而是人與鬼的問題。大地震動，你站在哪裏向它抵抗，是找死麼？地震可提防，不可抵抗，是常識。說救災、賑濟，是人話；說抗災、抗震，是鬼話。即使是科學翻譯，英文的resistant，以前用的「防震力」是人話，今天用的「抗震力」是鬼話。然而，對於一個由蘇聯番鬼傳授政治思想與統治權術的政權而言，鬼話就是官話。
統治權術在於奠定有利於己的社會秩序，最牢固的社會秩序，是軍事秩序，將社會教育過程軍團化（regimentation），將官方語言軍事化、機動化，從納粹到蘇聯到中共，一脈相承。在大陸，學校有紅領巾、少年先鋒隊，學生要向國旗敬軍禮，即是經濟已經走資了，但進軍海外、搶灘市場、資金到位、勝利完成，以至最尋常的領導「班子」與工作「崗位」，都是軍事語言。近日中共媒體的「抗震救災」，構詞的語源明顯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在此，中共的敵人不是美帝，也不是老天爺，而是中國人的信仰。天道的信仰，將天子以至庶民都置於同一宇宙秩序（cosmic
order）之下，國君與百姓都在天命之下，大家都是平等的，那麼統治者的權威就太不牢固了。取消這個可畏又莫測的宇宙秩序，令世間唯物化、扁平化，只有社會主義政權的唯一秩序，只有官方語言的唯一表達方式，是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文化戰爭。這場硬仗，必須時刻準備著，久不久就要開打。否則，如何「勝利」統治？
要爭取勝利，就要不惜犧牲。內地傳媒反覆播出胡錦濤總書記安慰四川災民的一句話：「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既是濫調，也是失當。英雄是人中之英，有為理想、為民眾犧牲之志，即使是鞭策軍警救災，也不必用到英雄一詞，可用「英勇」，但受災的難民，難道總書記準備讓他們上前線去犧牲麼？要說勉勵民眾的人話，可以說堅強的／堅忍的／仁愛相助的中國人民。民眾不是軍隊，可見軍事化的語言一旦成為官方的欽定表達方式，常常令人以詞害意，鬧出笑話。
「問責」淪為「問責制」
四川地震之後，曾蔭權趁全國哀悼日，火速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胡作非為，觸發一場政治災難。曾蔭權的政府救災，也講了不少鬼話。香港回歸之初，早開始講鬼話了。本來，香港回歸中國，在一國兩制之下，假如有若干政術及智謀，香港的制度即使不能前進，也可幸保不失，為國族留點文化生機的。可惜，香港的兩任特首都懾於中共淫威，不敢捍衛香港的次生秩序（secondary
order），放任自流，任由中共的腐敗政風及商界的刻毒管理污染香港，坐待英國留下的政治遺產不斷腐蝕。在官方修辭上，特區政府掏空前朝留下的政治詞彙，代之以淺薄荒謬的內容。
英國留下的政治遺產，除了悠久的司法獨立、文官制度等之外，還有近年的政治問責性（accountability），那是港督彭定康在一九九二年至九五年間，四次在《施政報告》反覆申述的政風改革。「問責」是整個政府要去除高傲與隱秘的政風，開誠布公，向市民問責。老董推出的「問責制」，是主要官員（司局級）以政治委任方式就職，各自為其政策範圍籌謀，萬一出事，個別官員要請辭。這可以令公務員或外界人員肩負政治判斷及政治責任，推舉的高官也多是一時英彥，不失為良策，然而老董時代的政府開放性及問責性卻減低了，政務司的統籌能力廢棄，致令後來有些問責高官缺乏整體支援，成了獨背黑鍋、倉皇下野的孤家寡人。到了曾蔭權，政府除了繼續行事隱秘之外，更推出「擴大問責制」，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變了親信內閣，既銷蝕了問責的詞義，也貶抑了任人唯賢（meritocracy）的社會價值。
偷換觀念，顛倒是非
先前曾蔭權也說過鬼話，以「文革論」來誣蔑民主，輿論嘩然。在六月十日的政治救災會上，他不敢再講鬼話了，他說謊話，意圖用謊言與遁辭來淹沒正常人的語言。他反覆解釋，他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是「用人唯才」，然則此詞在他的反覆使用之後，已貶值為「任人唯親」。此外，他顛倒「政治方便」與「法治原則」，令兩者詞義互換，企圖使聽者混淆是非曲直。他回應被退休高官揶揄為政治愚蠢時，竟說「我覺得可能是最愚蠢的事，就是我們把政治方便凌駕於法律上、法治上的需要，或是因政治上的方便而捨棄了一些原則性的問題，我想這些才可能是長遠來說最大的政治錯誤和愚蠢」。這明明是輿論對他的指責，他卻重複一次，然後以之反唇相譏，指斥別人。政客混淆詞義，顛倒是非，以Newspeak的政治修辭法來蒙混百姓，到了這個地步，可謂極致了。
他的道歉，不是為了用人失當，破壞香港制度，他是為了「公布人選的安排引發社會上持續爭議」和「未有預先安排新人會見傳媒」而要向市民道歉。前者是暗地嘲諷港人無事生非，後者只是說未能將他的精彩人選及早公開亮相，接受市民嘉許而已。原以為官方道歉，其實是連消帶打，既譴責市民，也自我抬舉。特首慣用修辭學來顛倒是非，民眾迷糊久了，竟然不察，即使心頭火起，也是一臉茫然，不知如何駁斥，難怪記者會之後，老曾可以馬上放假，到美國逍遙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