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日星期日

陳雲:香港文字學系列(五)


陳雲:救災文字學


古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下罪詔己,今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向天宣戰。古今中國之別,盡在此中。

在中共的官方語言之中,即是我常說的共產中文,天是「不存在」的。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沒有「天災」了,往後發生的,是「自然災害」。

大地震動,你站在哪裏向它抵抗,是找死麼?地震可提防,不可抵抗,是常識。說救災、賑濟,是人話;說抗災、抗震,是鬼話。即使是科學翻譯,英文的resistant,以前用的「防震力」是人話,今天用的「抗震力」是鬼話。然而,對於一個由蘇聯番鬼傳授政治思想與統治權術的政權而言,鬼話就是官話。

統治權術在於奠定有利於己的社會秩序,最牢固的社會秩序,是軍事秩序,將社會教育過程軍團化(regimentation),將官方語言軍事化、機動化,從納粹到蘇聯到中共,一脈相承。

天道的信仰,將天子以至庶民都置於同一宇宙秩序(cosmic order)之下,國君與百姓都在天命之下,大家都是平等的,那麼統治者的權威就太不牢固了。取消這個可畏又莫測的宇宙秩序,令世間唯物化、扁平化,只有社會主義政權的唯一秩序,只有官方語言的唯一表達方式,是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文化戰爭。

香港的兩任特首都懾於中共淫威,不敢捍衛香港的次生秩序(secondary order),放任自流,任由中共的腐敗政風及商界的刻毒管理污染香港,坐待英國留下的政治遺產不斷腐蝕。在官方修辭上,特區政府掏空前朝留下的政治詞彙,代之以淺薄荒謬的內容。

「問責」是整個政府要去除高傲與隱秘的政風,開誠布公,向市民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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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下罪詔己,今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向天宣戰。古今中國之別,盡在此中。天道是核心的文化信仰,不可等閑視之。中國是否仍是中國,是文明禮義之邦還是粗野蠻夷之所,開放之後能否頂得住西方的文化與信仰入侵,全在這裏。一旦國人的文化信仰失守,再質問人家是否中國人,也無關宏旨了。

「自然」災害

上月,四川地震期間,李怡在《蘋果日報》提出「天譴」論,說古代帝王以此自勉,臣子以此規諫,是皇權自我警醒和約束之道。此說一出,惹得香港土共集團蜂擁而出,群起撲殺。不論是猶太人的耶和華或者中國人的玄天上帝,都有獎善懲惡之意旨,在當今信仰崩壞的年代,信與不信,悉隨尊便,毋須動用人道主義去駁斥的,特別是追隨那個曾經殺人如麻的政黨的一群人。

天命是威力強大的信仰,在政治上,天命論確曾使中華百姓免於過分長久的暴政奴役。天子得以在位,靠的是天命所歸,天子要戰戰兢兢,保守恩寵,不使上天離棄自己。水災地震,瘟疫歉收,就是天地降災,加上官府防災與賑濟不力,皇朝的合法性就存疑,百姓可以起義,更換天子了。戰國以至秦漢,直至清末民初,都信服「五德終始論」,認為王朝依照五行之象來輪替,並無鐵打的江山,例如從滿清的黑(水),到民國的青(木),到中共的赤(火)與將來的黃(土)。明白這個道理,便可理解中共在中國文化信仰面前,真的怕得要命。一九七六年,文革第十年,三月吉林下了隕石雨,一晚毛澤東對貼身護士孟錦雲說:「我相信噢,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說的是人間有什麼大變動,大自然就會有所表示,給人們預報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當年,唐山大地震之後,周恩來、朱德與毛澤東相繼去世。然而,在中共的官方語言之中,即是我常說的共產中文,天是「不存在」的。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沒有「天災」了,往後發生的,是「自然災害」。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旱澇颱震,電視台也說「自然災害」了。雖說此詞是英文natural disaster的漢譯,但disaster的語源是「星象之凶兆」意,即使加上「自然」,也略有厄運的涵意,但中文的「自然」有不關乎天地鬼神之意,共產中文又捨棄意義重的「災難」而不用,反而以意義輕的「災害」代之,顯然有清洗信仰的用意了。

「抗」震救災

「廣大官兵視人民利益高於一切,重於一切,會戰北川縣城,推進汶川,打通映秀生命線,組織災民大轉移,打了一場場硬仗,取得了抗震救災的階段性勝利。」「唐家山堰塞湖搶險取得決定性勝利。」「北京市規定:北京市新建農宅抗震設防烈度要達到八度標準。」一位經常進出內地的讀者向我說,如今在大陸,懂得講寫中文的人,少之又少了。我聽了,只有苦笑。這不是中文與非中文的問題,而是人與鬼的問題。大地震動,你站在哪裏向它抵抗,是找死麼?地震可提防,不可抵抗,是常識。說救災、賑濟,是人話;說抗災、抗震,是鬼話。即使是科學翻譯,英文的resistant,以前用的「防震力」是人話,今天用的「抗震力」是鬼話。然而,對於一個由蘇聯番鬼傳授政治思想與統治權術的政權而言,鬼話就是官話。

統治權術在於奠定有利於己的社會秩序,最牢固的社會秩序,是軍事秩序,將社會教育過程軍團化(regimentation),將官方語言軍事化、機動化,從納粹到蘇聯到中共,一脈相承。在大陸,學校有紅領巾、少年先鋒隊,學生要向國旗敬軍禮,即是經濟已經走資了,但進軍海外、搶灘市場、資金到位、勝利完成,以至最尋常的領導「班子」與工作「崗位」,都是軍事語言。近日中共媒體的「抗震救災」,構詞的語源明顯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在此,中共的敵人不是美帝,也不是老天爺,而是中國人的信仰。天道的信仰,將天子以至庶民都置於同一宇宙秩序(cosmic order)之下,國君與百姓都在天命之下,大家都是平等的,那麼統治者的權威就太不牢固了。取消這個可畏又莫測的宇宙秩序,令世間唯物化、扁平化,只有社會主義政權的唯一秩序,只有官方語言的唯一表達方式,是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文化戰爭。這場硬仗,必須時刻準備著,久不久就要開打。否則,如何「勝利」統治?

要爭取勝利,就要不惜犧牲。內地傳媒反覆播出胡錦濤總書記安慰四川災民的一句話:「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既是濫調,也是失當。英雄是人中之英,有為理想、為民眾犧牲之志,即使是鞭策軍警救災,也不必用到英雄一詞,可用「英勇」,但受災的難民,難道總書記準備讓他們上前線去犧牲麼?要說勉勵民眾的人話,可以說堅強的/堅忍的/仁愛相助的中國人民。民眾不是軍隊,可見軍事化的語言一旦成為官方的欽定表達方式,常常令人以詞害意,鬧出笑話。

「問責」淪為「問責制」

四川地震之後,曾蔭權趁全國哀悼日,火速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胡作非為,觸發一場政治災難。曾蔭權的政府救災,也講了不少鬼話。香港回歸之初,早開始講鬼話了。本來,香港回歸中國,在一國兩制之下,假如有若干政術及智謀,香港的制度即使不能前進,也可幸保不失,為國族留點文化生機的。可惜,香港的兩任特首都懾於中共淫威,不敢捍衛香港的次生秩序(secondary order),放任自流,任由中共的腐敗政風及商界的刻毒管理污染香港,坐待英國留下的政治遺產不斷腐蝕。在官方修辭上,特區政府掏空前朝留下的政治詞彙,代之以淺薄荒謬的內容。

英國留下的政治遺產,除了悠久的司法獨立、文官制度等之外,還有近年的政治問責性(accountability),那是港督彭定康在一九九二年至九五年間,四次在《施政報告》反覆申述的政風改革。「問責」是整個政府要去除高傲與隱秘的政風,開誠布公,向市民問責。老董推出的「問責制」,是主要官員(司局級)以政治委任方式就職,各自為其政策範圍籌謀,萬一出事,個別官員要請辭。這可以令公務員或外界人員肩負政治判斷及政治責任,推舉的高官也多是一時英彥,不失為良策,然而老董時代的政府開放性及問責性卻減低了,政務司的統籌能力廢棄,致令後來有些問責高官缺乏整體支援,成了獨背黑鍋、倉皇下野的孤家寡人。到了曾蔭權,政府除了繼續行事隱秘之外,更推出「擴大問責制」,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變了親信內閣,既銷蝕了問責的詞義,也貶抑了任人唯賢(meritocracy)的社會價值。

偷換觀念,顛倒是非

先前曾蔭權也說過鬼話,以「文革論」來誣蔑民主,輿論嘩然。在六月十日的政治救災會上,他不敢再講鬼話了,他說謊話,意圖用謊言與遁辭來淹沒正常人的語言。他反覆解釋,他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是「用人唯才」,然則此詞在他的反覆使用之後,已貶值為「任人唯親」。此外,他顛倒「政治方便」與「法治原則」,令兩者詞義互換,企圖使聽者混淆是非曲直。他回應被退休高官揶揄為政治愚蠢時,竟說「我覺得可能是最愚蠢的事,就是我們把政治方便凌駕於法律上、法治上的需要,或是因政治上的方便而捨棄了一些原則性的問題,我想這些才可能是長遠來說最大的政治錯誤和愚蠢」。這明明是輿論對他的指責,他卻重複一次,然後以之反唇相譏,指斥別人。政客混淆詞義,顛倒是非,以Newspeak的政治修辭法來蒙混百姓,到了這個地步,可謂極致了。

他的道歉,不是為了用人失當,破壞香港制度,他是為了「公布人選的安排引發社會上持續爭議」和「未有預先安排新人會見傳媒」而要向市民道歉。前者是暗地嘲諷港人無事生非,後者只是說未能將他的精彩人選及早公開亮相,接受市民嘉許而已。原以為官方道歉,其實是連消帶打,既譴責市民,也自我抬舉。特首慣用修辭學來顛倒是非,民眾迷糊久了,竟然不察,即使心頭火起,也是一臉茫然,不知如何駁斥,難怪記者會之後,老曾可以馬上放假,到美國逍遙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