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遠: 古道照顏色 － 讀《邱吉爾傳》

保羅莊遜《邱吉爾傳》


邱吉爾，英國第一名相，其傳記可謂汗牛充棟。終其一生縱橫捭闔，歷預兩場世界大戰，政壇幾度榮衰，真要寫的，可累萬言。彼所著《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及《第二次世界大戰》（The Second World War）俱為經典。雖然，一般人尤其我等歷史門外漢，要擇一本好的傳記倒不易，剛剛讀完的《邱吉爾傳》（Churchill，圖，下稱此書）便算一本。

何謂好的傳記？首先必是條理分明，順時序展開，配以合適主題，使不致平鋪直陳。傳記不是小說。小說可以翻來覆去，一句「卻說」，一句「那邊箱」，幾頁之 間，穿梭時空。當年身邊朋友皆好三國時代電腦遊戲，為免「落伍」便讀讀《三國演義》，好看是好看，但是人物地點太多，掩卷一刻，皆混作一團。傳記以一人或 一組織為綱，時間為軸，則不易混淆。此書脈絡清晰，分七章，由邱吉爾童年讀書不精進不了伊頓而進了哈羅（真囂張……），歐戰出征比利時安特衛浦，扶錯了不 愛江山愛美人的愛德華八世，到臨危受命首相一職，戰勝卻為選民拋棄，與英國史世界史交織，九十年風雨，一目了然。

次是有趣。有趣是說能令人讀下去，不一定是詼諧，例如威廉施華（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國興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幾乎就是希特拉的傳記，以緊張肅殺為主，也可稱有趣。不過《第三帝國》是本千幾頁的巨書，我費了近半學期才讀完，此書則只有一百六十幾頁， 一日便可。為何如此精短？因為作者聚焦軼事，例如邱吉爾一生飲過上兩萬支香檳威士忌（當水飲:o)），死後肝臟竟如孩童健康，在中國肯定賣得好價錢。此外 他遲睡遲起，喜歡床上辦事（不是房事），最重養神，名句是「能坐的便不用企，能躺的便不用坐」，爭取時間小瞌，今人視之，可謂懶到出汁。可是邱吉爾一生寫 過的字，恐怕只有倪匡能比－－八百萬至一千萬字……（傻的嗎）。看來早睡早起有益身心純係傳聞，邱吉爾「那些年」同樣遲睡遲起的有史太林和毛澤東（似乎不 是甚麼好榜樣）。

至於作者立場，我以為不必強求「中立」 與「和平理性」。傳記不是新聞報導，報紙也有「報格」（貴格或賤格，香港後者居多），傳記作者其實是將主人翁故事重新演繹，只要本乎事實，便可成一家之 言。保羅莊遜對邱相溢美之辭不絕，然亦不諱言其可笑之處，例如撐持大英帝國反對印度獨立，若今日英國仍佔印度，不知要多少「維穩費用」和「愛國教育」才可 保障「主權完整」，惜其徒有民主制度，沒有「愛英愛印」的力量。更可笑者，以為日本人眼睛不好，夜間打不了仗，事實證明，日本人最擅夜間攻勢，於一九四一 年香港戰役尤然，猶似林則徐以為英夷不飲茶則會滯死。邱相輕視日本皇軍，多年疏於防範，也是遠東諸多要塞迅速失陷之源由。莊遜的個人意見多置於「後話」 （Epilogue）一章，亦屬恰當。

張伯倫接受納粹「袋住先」方案

當然，第五章說邱吉爾是「Unregarded Prophet」，倒是切實。三十年代，他屢次警告希特拉納粹崛起乃人類之大害。時英國綏靖氛圍濃重，一九三八年，張伯倫首相（Neville Chamberlain）拿着納粹「袋住先」方案，高興得在各國記者面前飛揚，接受納粹吞併捷克蘇台德地區，期循序漸進達致歐洲長久和平，終成一大歷史笑 話。張伯倫黯然落台幾月後鬱鬱而終，終於承認邱吉爾堅持納粹撤兵是對的。

又，作者經常引用邱相膾炙人口的名句，使讀者明瞭其時代背景（zeitgeist，要學陳雲先生放些德文字才好）。書末，有這一段－－

Churchill, aged seventy-nine, handed over in April 1955. His last speech had been on March 1, a virtuoso effort he prepared carefully and “dictated every word himself."

He said:
Which way shall we turn to save our liv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It does not matter so much to old people; they are going to die soon anyway; but I find it poignant to look at youth in all its activity and ardour and, most of all, to watch little children playing their merry games, and wonder what would lie before them if God wearied of mankind.
（我等該如何保障我等之生活與世界之未來？其於老人，非要事也，反正彼活不久。我所牽掛者，乃看着青年之行動與熱忱、小孩之嬉戲，而想着一旦上帝棄絕人類，彼等將如何。）

月前因緣際會，與包致金法官（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Kemal Bokhary NPJ）茶敘。問及香港政治前途，他道：「香港實行民主與否，於我並無大礙，坦白說，這並不影響我的社會名位財富。我亦不全然贊同佔領中環1。但到我這年紀，我所念念不忘的是，不能使子孫後代為我輩行為所害，以我輩行為為恥。」
似乎，人到晚年，總是思量將來。偏偏有些在位的人，到了恁般年紀，還是不明白，白活了一生。

包法官說，反對不義法例而違反該法例，當屬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但佔領中環，乃反對選舉法例而違反治安法例，宜慎思之。不在本文。

【香港民主獨立】 引言

「本土主義」已成為香港年輕一代的思潮，強調以本土角度出發處理與中國和世界之間的關係；若遇危機，不望天打救，選擇用自己雙手抗爭保衛土地。近年，中港 矛盾的加劇和香港人族群身份的激辯，催生本土思潮。港人（尤其年輕人）開始談本土，思索本土，關心本土。香港人的權益在香港優先，理所當然。獲得真正的民 主，公民的權益才會有保障，這是常識。可是從中共看來，他們給多少權力，香港就有多少權力，沒有所謂「剩餘權力」，所以本土化或爭取真正民主普選都是「港 獨」。

隨著中共專制政權對於香港民主自由、生活狀況無日無之的張牙舞爪，年輕一輩缺乏國族想像，香港的本土意識已經抬頭，論述紛紜。雖然至今仍未打入大眾主流， 成為有效的政治勢力，但已受官媒抹黑成「港獨」。需知「本土派」，不論是城邦派、自治派、歸英派、港獨派，左翼解殖，各有各爭取民主之手法、希望得出的結 果各異，並非每派都主張香港獨立，脫離中國。然而，文匯、大公等中共喉舌已經急不及待地斥責所有本土運動皆為「港獨運動」，所有本土意識皆為「分離意 識」，所有本土派皆為「港獨分子」，於是守護家園、希望擁有無篩選的真普選遭扭曲為「港獨」。連支持民主的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都禁止旗下刊物容許本土化 支持者發表言論，以防被中共視為支持「港獨」，可以佐證：所有本土化民主運動皆被視為「港獨」，不能接受。

面對強權的打壓，更加要把本土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令更多年輕人思辯討論，進而保護自己的城市。就像《號外》總編輯張鐵志所說，「香港正處於死亡與重 生交會的歷史時刻」。民主回歸中國的夢想已經幻滅，年輕人站於死亡與重生之間，香港人爭取民主必定要有新方向，城邦論、香港民族論、港獨論皆是值得探討的 方向，如果連方向也未弄清楚，香港人又何以自救？

本期《學苑》時政專題「香港民主獨立」，以六篇文章談及香港民主與獨立的關係，討論禁忌話題「港獨」：〈這時代的吶喊 ——香港民主獨立〉突破港獨禁區，主張民主與獨立一併爭取，開拓新的香港民主路線。〈談資源  看港獨〉及〈談軍政  看港獨〉 兩文分別從資源與軍事方面入手，討論香港獨立的可能。〈大戰將臨   宜先知勢〉點出港獨思潮的原因及現時政局。〈鬥爭與談判之別〉提醒現時政改並非談判，而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獨立幻想〉則反駁香港獨立，認為兩制下足以 爭取港人想要的主導權。所有的文章皆寫於人大否決真普選前。一月之間，政局大變，文章某些觀點已見落後。但「香港民主獨立」卻適時回應走到盡頭的「民主回 歸」，這是始料不及的。既然文章已寫，決定一字不易，論述雖有不足，但旨在拋磚引玉，往後再深入討論，亦作為「民主回歸」死亡前的時代印記。

如電影《賽德克‧巴萊》所說：「真正的人可以輸掉身體，但一定要贏得靈魂！」，前路難關重重，港人須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覺悟，堅守獨立的人格、堅定的意志，義無反顧地爭取香港民主和自由。

文/ 袁源隆

港大學苑2014【香港民主獨立】專題


 【香港民主獨立】這時代的吶喊



九七至今，十七年彈指之間，香港民主化寸步不移，真普選仍遙不可及，但民主普選已成為香港人共同追求的願望。政改踏入重要關頭，建制派人士竟公然指「真普 選等同港獨」，殺戮真普選，而泛民人士也對「港獨」帽子怕得要命，進退失據。有些泛民人士仍堅持：「港獨萬萬不可，只能在兩制下抗爭。 」問題是，若然建制派乃至中共必定指摘真普選為港獨，那兩制的夾縫中根本沒有民主的路，抗爭最後都會淪為妥協，徒拾幾沫專權唾涕。可是，現在有些泛民老人 竟不嫌棄那些專權口沫，還說吞下去有益。這些人曾幾何時鬥志高昂，九七前狠批中英兩國閉門造車，主張香港人要自決前途，現在只剩投降主義、失敗主義，可謂 壯志未酬「心」先死。爭取民主，獨立自主意識、命運自決的鬥志必不可少，香港民主抗爭不可再走老路，必須革新。我們這一代人除非放棄香港民主夙願，否則， 此時此刻，必須突破港獨禁區，一併主張民主與獨立，吶喊：「香港民主獨立」；這港獨立場已無關民族自決，而是香港民主唯一能殺出的血路。

距離2047尚餘三十三年  時間是關鍵
在李飛公開宣布公民提名違法後，筆者想起親北京的劉兆佳在新書《香港的獨特民主路》結尾替北京傳達的聖旨：「根據本書對香港獨特的民主發展道路的分析，我 認為香港仍會朝著民主化的軌跡前進，但仍需要經過頗長時間才能達到『終點』，而就算達到『終點』，香港仍會是一個『局部民主化』的政體，原因是香港永遠不 會是獨立國家，而是中國的一個地區。」劉兆佳寫了二百多頁就是說香港最終不可能有民主，民主就是搞港獨，而香港現時已經有香港特色的民主了—繼中國特色的 「民主集中制」，又到香港特色的民主，這些中共豢養的文人學者真的什麼鬼話也說得出！不過，當逆向思考劉兆佳的講法, 意義自然浮現。首先，按現時香港民主化的軌道行走，不論花多少時間，終點也不會看見民主。接著，若香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香港就不會有民主。那就是說，長 久以來，真普選遙不可及因為香港民主化走錯了路，眼前看到的一切民主化不過是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即; 沒有獨立，就沒有民主。

世上沒有中國式民主，也沒有香港式民主，不過，民主對於香港確實有香港式意義。鄧小平說：「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越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 年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末在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的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情感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基本法》只有五十年有效期，按 鄧小平的話，2047年後的香港何去何從取決於到時香港對中國還有什麼利用價值。沒有民主制度保障，香港前途任憑中共宰制，死路一條，民主對香港人來說並 非崇高理想，而是唯一生路。不過，香港民主化以2047年為限，時間是關鍵，香港時日無多，中共利用《基本法》、荒謬的立法會、永無止境的民主化窒礙香港 實行民主制，香港人必須認清、摒棄這些東西。

政治學家Jennifer Gandhi 和 Adam Przeworski 分析，獨裁政權時常利用名義上的民主制度（nominally democratic institution）延長執政壽命。獨裁政權沒有民意授權，面對社會上潛在的反對勢力，藉立法機關等拉攏和吸納反對勢力的代表， 將反對勢力放在獨裁政權設計的樊籠中，令反對勢力成為了獨裁體系的一部份，從而消弭民憤，防止革命。名義上的民主制度就是打著民主旗幟，實質上是獨裁政體 的生存養份，蒙蔽人民，變相維穩， 窒礙真民主；這就一下子戳穿何以港共政權要大舉宣傳「袋住先」、「保普選」。這次假普選不止是增加議席，拉攏反對勢力的代表，而是要把全部香港人落於所謂 「一人一票」的陷阱中，讓港共政權延年益壽。道理很簡單，接受了一個體制就成了體制的一部份，與體制共生，當香港人接受了港共設計的「一人一票」體制就懵 然成為港共政權的一部份，與港共並存，皆時全港市民成了維穩機器，北京何樂而不為。

中共這策略很有效，看香港的立法會，十多年的議會抗爭一無是處，但泛民議員早已跟荒謬的議會連成一體。劉兆佳如此挖苦泛民：「儘管反對派不斷質疑香港的民 主制度的『認受性』和『合法性』，而且經常發動衝擊這個制度的行動，但其實相當程度上他們已經進入了這個制度之中並行使著這個制度賦予他們的權力、地位和 物質回報。反對派沒有力量和決心推翻這個制度，而且大多數香港人也不容許他們這樣做。因此，香港往後的民主發展只能在現有基礎上不斷演進，並按照香港的獨 特的現實情況而進行改革。『香港特色的民主化』仍會不斷往前以較為『和平』的方式變革，而反對派雖然會抗爭到底，但最終也會逐漸『接受現實』，越來越不抗 拒在制度內謀求自身的利益和追求自己的抱負。」香港民主勢力愈仰望議會抗爭，反對勢力愈積極參與立法會，中共就愈高興，因為最終民主勢力都會融化在建制 中。世上最懂玩把戲又最曉拆穿把戲的都是魔術師，最會利用制度玩把戲的是共產黨，最懂拆穿其把戲的都是共產黨，共產黨祖師爺列寧說：「無產階級之所以要參 加資產階級的議會就是為了顛覆它。」進入議會就是要顛覆議會，然而泛民議員未顛覆議會先顛覆了自己。泛民議員否決假普選方案後，就應馬上集體辭職，困在體 制內的民主力量就會走上街頭，這才是顛覆議會，這才令港共害怕！

中共虛秏香港人十七年，現時還在爭論《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中的「廣泛代表性」、「提名委員會」、「民主程序提名」、「普選」。最近，梁特彷彿有驚世發現， 煞有介事宣布提名委員會的「會」字其實說明需要「集體決定」。依此發展，之後可能連《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那幾個「的」字都要爭辯一番，然後梁特又宣布不同 的「的」字其實有不同的驚世意義。港共經常用《基本法》條文忽悠香港人，社會人士又愚不可及地樂於慢慢在《基本法》的字眼上打泥漿摔角，這些字眼是什麼意 思根本北京說了算，成了中共統治工具，根本無從討論、無可討論、無須討論，香港沒有時間消耗在這些字眼上了，香港民主還可耽誤嗎？


理論是中共的妓女   一切都是政治決定
近來，建制派港毒上癮，常說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不行聯邦制，香港因此不能行民主，無篩選的普選是港獨，是獨立政治實體。可是，何謂「港獨」，何謂「獨立政 治實體」，中共和港共一直說不清，或故意說不清，關鍵在於無篩選的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算不算「獨立政治實體」，劉兆佳在書中有時認為 「是」，有時認為「不是」，說穿了，「港獨」、「獨立政治實體」只是中共用來防礙香港真普選的兩個名詞。若要談理論，英國也是單一制國家，何以屬於其中的 蘇格蘭也有民選政府？中共豢養的文人學者必定會答「西方理論和經驗不適合用在中國」。那筆者在此駁詰中共豢養的文人學者：中共由八十年代至今仍然主張用一 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現在台灣有獨立軍隊及行民主制，若然一國兩制容不下民主制度，那一國兩制如何解決台灣問題？現在已不是談西方理論，而是邏輯問題，又 是大中華地區的事，除非認為台灣是西方國家，否則不能歸究西方經驗云云。事實上， 中共對台灣開出的一國兩制是容許「台灣繼續保有軍隊、繼續保持政府架構，人事自主，不派任何官員到台灣」。當代社會學大師Max Weber界定「國家」為「對領土內壟斷著正當的武力使用」，一國兩制原來連獨立的軍隊都可以容下，民主制又可保持，但根據那些將香港民主視為港獨的人， 中共這不就是容許「台獨」嗎？只要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任其有軍隊有民主制，都不算是「獨立政治實體」嗎？筆者希望那些平日指香港民主等同港獨的中共理論家 解釋一下。

朱鎔基在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前，擔心台獨人士上台，說：「只要堅持一個中國，不搞分裂，什麼東西也可以談。」同年中共發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 題》白皮書，指「中國政府注意到台灣與香港、澳門的不同特點，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之后，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的內容，可以比香港、澳門更為寬鬆。」一國兩 制的框架原來可大可小，礙於政治形勢，面對台獨勢力，自然變大，現在香港被收回了，自然縮小。中共早期還會相信理論指導決策，但中共老早把馬列拋棄了，對 中國共產黨來說理論問題不是根本問題，甚至根本不成問題，所有問題都是政治問題、權宜問題。一個共產黨可以跟資本家合作愉快，又有什麼理論問題是不可處理 的？所謂的理論都是中共豢養的所謂的學者根據主人決策而穿鑿附會，上面的決策轉向，下面的理論自然修正。中共到時礙於形勢讓香港行民主制，這些中共豢養的 理論家就又會跳出來有另一套講法。

民主抗共   本土反赤
劉兆佳諸多論點中，有一點筆者倒是同意的。一直以來，香港的民主化並非由反殖和獨立運動推動，香港民主化進程只能在「非獨立」的政治框架內發生，「反殖和 獨立運動的缺位使得香港的民主運動缺少群眾動員和組織的『基礎措施』（infrastructure）」。不過，這分析在此時此刻仍是正確，不代表永遠無 誤。當北京否決了2017香港真普選，港人夢碎，推倒假普選，隨之而來的將是一劍揮出的香港獨立運動，一劍兩刃，一刃是從文化層面捍衛本土反赤化，一刃是 從政治層面爭民主抗共，交叉重疊的劍尖是香港獨立訴求，動員群眾的力量定必史無前例，形勢逆轉。

以上說的不是天馬行空，雖然現在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支持獨立，但所持理由基本上只有一個：香港沒有客觀經濟條件獨立。這些香港人（尤其年青人）沒有大一統意 識，不會認為香港與中國必不可分。民族主義理論大師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主義的出現很多時繫於一種羞辱的感覺。當香港人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受損，文化被腐蝕，長久以來的民主願望破滅，又有什麼不可能？幾 個人有港獨意識自然無所作為，但當香港大部份人都有港獨意識，又會生出一條怎樣的路？正如魯迅說：「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件，本來與台獨無關，涉事者卻被國民政府誣陷「搞台獨」、「陰諜叛國」，最後二二八事 件竟成為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原因。今天建制派動輒將民主與港獨連成一線，總有一天後悔莫及。

走筆至此，想起《老子》中的幾句話：「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牧。牧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言人，小國不過欲人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一國兩制的精妙盡在其中，這不是西方理論啊！

文／陳雅明

港大學苑2014【香港民主獨立】專題


 【香港民主獨立】獨立幻想



近年來，部份本土派人士提出香港獨立的主張，這是在現今香港政治環境下相當敏感的課題，但筆者認為當中要探討的是，究竟為何要「獨立」？若「獨立」是手 段，它會帶來什麼？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理論上已經賦予香港「高度自治」，甚至在某些層面（如經濟）上香港與一個獨立實體無異，那為什麼還 要「獨立」？


港獨又如何？
為什麼香港有些人要求獨立？筆者曾經想：若「獨立」是手段，那目標是什麼？有人認為「獨立」可以擺脫中共干預，有人覺得只有擺脫中共才會有「真普選」，有 人希望藉「獨立」來隔閡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捍衛本土文化。筆者感受到呼喊「港獨」的人都是倡議一種「較徹底」的手段解決當下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問題。但 想清楚：港獨是好方法嗎？恐怕不是。若我們成功爭取了香港獨立，便等於擺脫中共干預，亦未免想得太過簡單：基於地緣、經濟因素，中國大陸對香港作出制肘可 謂輕而易舉，即使香港獨立成國後與現在相比都分別不大，香港主要水源是東江水，燃料亦主要由大陸進口 ，香港便如烏克蘭般被俄羅斯鎖着能源咽喉；假設中國政經實力持續提升，中港的人口流動、貿易、以至文化交流都會增加，香港在各個層面對中國的依賴恐怕有增 無減。在經濟上，中共的統戰策略可從台灣一例反映出來：中共對台灣的「政冷經熱」政策可謂「糖衣毒藥」，因為一旦台灣經濟上依賴大陸，台灣將來跟大陸作政 治議價能力便會大減。可以說，中共其實可以不花一兵一卒，只需在能源、經濟各方面做手腳，便足以影響香港局勢。

另外，望「獨立」隔絕內地文化，恕我對此信心亦不大：從地理學的角度，當一地或一國的勢力強大，不論見於政治抑或經濟等實力，其他地方（尤其鄰近地區）便 會熱衷學習、運用強國的文化、語言等等。亦即是說：在中國國勢日漸強大下，中國大陸的營商手法，乃至文化必會滲透香港這自由放任型的經濟社會。香港作為一 個「經濟城市」，信仰自由市場，要隔絕一切外來文化非常困難。如果欲以「獨立」為手段達致以上目的，恐怕效用不大，那香港獨立的幻想亦會破滅，那麼喊「香 港獨立」還有什麼意義？


港獨帶來什麼？ 剖析一國兩制與獨立之別
愛護香港力量陳淨心曾指「港獨」是沒有探討的空間，但筆者認為卻不失其探討價值，至少讓我們知道港獨為我們帶來什麼。我們先將討論重心放諸在香港，聚焦 「特區」與一個獨立國家之別，遂發現《基本法》的法律框架反映最明顯的分野；其次，雖然以上指透過「港獨」隔絕中共干預或內地文化，恐怕成效不大，也就是 說：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下的社會中，經濟必然互相依賴，假設中國國力持續上升，內地文化必會滲透香港 ——不過，若果香港獨立，除了在法律上可以跳出一國兩制以及《基本法》的枷鎖，我們的管治思維亦有望改變，並取得本土發展的主導權。

首先，「一國兩制」實際上是「一國大於兩制」的，自治權會因「一國」的考慮而作任意調整，甚至收回。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冷鐵勛就指港澳居 民在一國兩制下有憲政及政治義務，除了自行就有關國家安全的二十三條立法，還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香港的發展同時要顧及大陸的利益。若香港是一個政治 實體，根本沒有需要屢行這些義務，所以獨立思維就是中央嚴禁境內出現的原因，因為「獨立」、「分離」被視為與其奪權，一旦中共發現你有獨立的意圖，它誓必 視之為敵我矛盾。

其次，當香港成為「政治實體」，香港不再只是「經濟城市」，香港人有望多以政治角度作政策考量，並爭取香港發展主導權。從本土意識、主體性，直到獨立政治 實體的建立，這一段過程都是跟公民意識、公民責任、歸屬感密不可分，屆時相信更多人會關注社會時政，不再視我城為「借來的地方」，不再抱著難民心態，視這 裡為家。因此，當香港獨立後，當我們決定是否支持某一項政策，或者政府的大工程之前，除了用經濟、功利角度作考量，還必須透過政治角度猜度對方的（外交） 政策動機，對我方的影響等等，否則全面性不足。舉偶說，北韓作為中國的共產兄弟國，中國是北韓最大貿易國，但北韓因多次進行核試令中朝關係轉差，因而北韓 已考慮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當中北韓意圖改變外匯收益多年依靠中國的格局，力圖吸引歐洲和東南亞遊客。台灣也是同樣道理，不論是《服務貿易協議》，還是 中國政府倡議多年的京台高速公路（福州至台北路段），台灣內部都反對過度依賴大陸的，至少不甘「被規劃」。北韓和台灣不只是一個純經濟地區，他們的領袖也 不可能單純以投資額、貿易總額的得益來判斷國際關係的走向，筆者猶記得港台《頭條新聞》年前其中一句對白：「世間最厲害的魔術，其實就是用一塊糖果，換走 你最核心、最寶貴、最重視以及最有價值的東西」。雖然經濟熱錢隨便流動、文化可以任意整合，但當香港成為政治實體後，相信港府故意操縱經濟文化面貌來達致 其政治目的、加深「香港內地化」的情況會大大減少，而香港應有自己一套長遠發展規劃。（固然，因減少與中國經濟融洽而被內地邊緣化可能成為客觀事實，但故 意誇大憂慮而製造輿論迫使香港加快融入內地，因而間接否定其他可能性，從而達到某種政治效果，這卻是另一問題。）筆者相信獨立後，那些「三小時假日生活 圈」、「香圳」、「特區中的特區」等等「被廣東省規劃」或特區欲「被規劃」的例子將會減少。至於本土文化，香港「本土」由傳統華人文化在英殖民社會多年與 西方文化相互影響而構成，一個只由香港人授權的領導者，他不會受中共指示消滅香港殖民地色彩，包括文物、制度、價值觀等等描繪香港本土歷史、本土意識的物 質，這是「文化自主性」的實踐。所以「特別行政區」和「獨立國家」之別不單在於擺脫了《基本法》枷鎖，更在於領導人和香港人對自己城市的新思維。

其實誰都知道，姑勿論「港獨」根本難以實現，即使實現了，以「港獨」作為手段所達到的目的也未必可以因此出現，但我始終相信：討論「港獨」是有一定價值的，至少讓我們反思：「港獨」會為我們帶來什麼？「港獨」是達致目的唯一有效手段嗎？


回歸現實？
以上我談到：「港獨」未必能夠完全區隔中港關係，甚至不能擺脫中共干預，似乎「港獨」不是上策。何況如何「搞獨立」，更是一個非常非常艱深的課題。正因如 此，筆者接著有延伸思考，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在現時「特別行政區」的框架下找到政治縫隙，並在此狹窄的隙縫中爭取更多的自治權，而不用訴諸於「港獨」？本文 以真普選為例，探討究竟目前我們還可以爭取多大的空間。雖然香港作為開放城市，我們在一國兩制下經常受內地政經以至文化力量影響，但真普選的實行，究竟可 以選出一位能夠把握香港政策和文化主導權的政治家嗎？

「真普選」是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在提名程序沒有不合理的篩選。泛民主派追求的是一個公平、泛民建制雙方有真正競爭的選舉，按照 2012年立法會選舉55:45的泛民建制得票比例，泛民主派的候選人的便有相當機會當選，練乙錚曾在《信報》撰文指出，年輕選民或成為未來泛民主派的重 要票源。但無論如何，若真普選真的落實，泛民（甚至來自本土派）當然有當選的機會，筆者有興趣探討的是：一個來自泛民主派的特首，他如何在「一國兩制」下 維護香港利益、捍衛本土文化，適度抗衡中共的政治干預？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真普選相對於港獨，當然會較少自治權，中央也一定會較容易干預香港。不過，如果泛 民主派當選，其背後所反映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必會影響管治思維，除了打破特首一職自回歸以來被建制派壟斷的情況，而且打破他對中央凡事唯唯諾諾的局面。 究竟這個特首能否為香港爭取更多主導權？或者我們可以想想：香港回歸以來的爭議包括國安條例二十三條立法、天星皇后碼頭拆卸、高鐵撥款、國民教育和新界東 北發展，若在將來相似的政治議題重臨，他會如何面對？

以上例子首先可分成三類：一、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可歸類為中央指示和基本法要求，因為它們都是中共一直以來要求香港屢行的義務，但它們到了現在一直無 限期擱置。就二十三條為例，高官和建制派議員一直指無意倉促立法，但值得留意的是：曾有泛民議員揚言二十三條立法的前提是有真普選，相信真普選實現後有重 提二十三條立法的可能，但理論上由於特首權力來源來自香港市民，所以我們的實質取態更為重要，當「主流民意」反對立法，這些「中央指示」落實機會將會難上 加難。二、新界東北發展屬中港融合議題，梁振英曾表示希望將邊境河套區讓內地人自由出入，成為「特區中的特區」，筆者相信一個捍衛本土的特首除了不會故意 模糊邊界，筆者更期望的是香港有長遠的農業發展規劃，推動本土農業；筆者不贊成與內地隔閡，但認為香港應爭取我們在北區邊境發展的主導權，而不是對中央指 示一味附和。三、拆卸天星皇后碼頭屬捍衛本土文化的議題，這個相信是回歸以來中共統戰香港的戰場，筆者認為普選後香港可以繼續吸納外來文化（包括內地文 化），百花齊放，取長補短，但重要的是香港人取回文化發展主導權，在認識本土歷史和文化過程中鞏固自身的身份認同。事實上，中央執意在廣東消滅廣東話正是 警號，香港特首必須把持這個重要的關口，免本土文化因政治因素而遭消滅。

不過，雖然真普選讓我們可以選出代表，但是歸根究底，最重要的是香港人的取向，因為普選增加了香港人的政治影響力，政府政策無疑增加了民意授權。一旦建制 派當特首，他絕對可以以取得民意基礎為由而立法二十三條，甚至作其他有損本土利益的事。在這個問題上，香港人必要有關鍵時刻上說「不」，避免自己的立場被 騎劫。

讀者一定會問：以上的假設必須基於一個前提——香港有真普選。筆者認為現時民意是最關鍵的，「佔中」和「反佔中」陣營近日投票或簽名在人數上的競爭，都反 映這一點。筆者相信關鍵在於溫和建制和溫和泛民的取態。反佔中陣營在8月17日舉辦的大遊行，被傳媒批評「威迫利誘」、派錢、包車接送，相信一定被泛民陣 營嘰笑，甚至遭溫和建制派側目。其實泛民主派游說的主要對象是這批溫和建制派，筆者相信他們不少來自中產階層，他們不會受利誘收錢遊行，但他們不太關心政 治，但總覺得泛民是「為反對而反對」，痛恨民主派策動佔中「拖香港經濟後腿」、「拖低樓價」。畢竟多數香港人是很實際的，筆者相信泛民要取得溫和派的支 持，策略上不應再經常站在道德高地，說服民眾和平佔中的理念是多麼崇高，反而推廣真普選的實質好處，無論短期或長期，政治經濟抑或其他方面，來說服溫和建 制派。另一方面，反佔中陣營近日明顯故意模糊焦點，以「和平」、「保普選」為口號鼓動群眾簽名，最後收集百萬人簽名為高提名門檻的選舉護航，因此泛民更應 將焦點放諸在「真、假普選」之爭，只要增加港人對「國際標準」、「真、假普選」的認知，筆者相信左派模糊政改議題焦點的能力將會減少，泛民同一時間可以再 凝聚民意，增加政治籌碼。

很多人說：與中國對立，香港沒有本錢，這跟不少港人的憂慮不謀而合，他們認為若果在政治上與中央作過分抗衡，香港會輸得更多。因此我相信即使有真普選，香 港人也不會選出與中央過度對抗的特首，但與此同時，沒有認受性的特首，香港將更難管治，不尊重兩制差異的政權亦只會為國際社會詬病。姑勿論香港對中共來說 究竟還剩下多少利用價值、亦姑勿論香港實質上跟中共有多少談判的本錢，作為民選特首，能夠爭取港人在香港的主導權，同時不會過分刺激中共，時放時收，是考 驗未來特首政治手腕的一大挑戰。畢竟香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這正正香港反映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制肘，而以上所述的相信已經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實現更多 的自治、自決空間的方式。而我們更要思考的是：香港人要爭取多少「自治」才會滿足？以及，為了「自治」，香港人會付出多少？

（編按：本文寫於人大常委頒布普選決定前。人大的決定已經否定了真普選，但筆者依然相信民意的重要性。八十年代港人面對主權移交，他們選擇移民，而沒有積 極捍衛我城。今天，港人意識要自決，目前與中央的博奕卻如以卵擊石，這是歷史的諷刺。爭取民意，短期可以讓港人弄清政改爭議焦點在於「真、假普選」；長期 要紥根本土意識，散播民主思潮，延續至下一世代，當時機再臨，便不要重蹈覆轍。）

文／沙龍

港大學苑2014【香港民主獨立】專題

【苑論】中共絕不是上帝

不要絕望，
甚至對你並不感到絕望這點也不要絕望。
恰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時候，新的力量畢竟來臨，給你幫助，
而這正表明你是活的。——卡夫卡

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們都從焦躁不安的夢中醒來，四周如常，天空陰霾，卻發現每個人都變成一隻隻大得嚇人的蟲，只能在暗處等待死亡，如卡夫卡《變形記》般的絕望。
這實在是個又令人希望又教人絕望的時代，彷彿很多事情都要發生，改革快將來臨，但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我們曾經抱懷希望，希望一覺醒來，香港變得不一樣， 我們從此真正自由。我們曾經抱懷希望，希望有朝一天在公民廣場狂歡民主勝利。我們曾經抱懷希望，希望香港人可以命運自決。可是，世界是荒謬的，事情按極權 的劇本上演，所有抵抗都顯得渺小乏力，清醒的人無所作為，唯有忍辱偷生，麻木的人自欺欺人，只有苟且偷生，香港人究竟可以怎樣生存下去？

香港歷史寫到這裏看似快將完結，若一八四二年是香港的起點，二零四七年是否就是香港的盡頭？一個漁村小港演變成世界大都會，等著香港的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個普通城市，東方之珠是否來到我們這一代就化為灰燼？二次大戰後，難民來港繁衍下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湧現，植根香港，隨後每一代香港人都懷抱改變 香港的心願。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的年青人已擺脫上一代的難民心態，思考香港前途，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來推動殖民地改革，公民社會漸成，八十年代後，民主香港 更是每一代香港人的共同願望。不過，八十年代的民主人士卻錯誤地引領香港民主回歸，盲目的大中華一統意識令他們誤信了中共統戰部，把一國兩制描述為香港人 自治的烏托邦，斷送了香港前程。其實，在中共阻撓「八八直選」、「八九屠城」後，這些人就該意識到中共根本不樂意讓香港民主化，連手無寸鐵的學生也可殘殺 的政權有何信譽可言？妓女尚且可信，中共萬萬不能信。現在民主回歸派才批評中共背棄民主諾言是無意義的，一部中共黨史殘酷鬥爭不斷，給人民希望亦不過是使 人民成為權鬥工具，民主回歸派愚昧地成了中共大一統的棋子。

時至今天，若民主回歸派才說中共不可信，要麼是極之愚蠢，要麼是自欺欺人。事實上，他們並不愚蠢，只是滿足於體制內的民主化，無心再像年青時那樣走上街頭 抗爭，以民主欺騙選民，耽於厚職。現在中共徹底否決真普選，所有香港人在絕望中清醒過來，這些人的民主回歸牌打完了，「全盤錯誤」四字就是對民主回歸的蓋 棺論定。民主回歸派如今大多成了泛民的老人，我們對他們沒有「壯心未與年俱老」的寄望，只希望他們記得孔子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若貪一時之得，先誤 導香港民主回歸，繼而通過假普選方案，一錯再錯，民主回歸派必成香港最大歷史罪人。這些人已經老了，別抱「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妄念，否決政改方案後， 跟民主回歸論一同步入棺材，這已經不是他們的時代了。

此時此刻，我們要反對消極的悲觀主義及盲目的樂觀主義，首要認清自己的存在處境及香港的歷史發展。一九五七年，卡繆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演說中說：「或許每 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變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的，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多，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我們不是要接上一代的民主捧子，現實徹 底否定了他們的路線，我們需要尋找新的道路，而我們亦有新的責任。香港歷史會否在二零四七年結束，力挽香港崩潰於狂瀾，這沉重的責任來到我們這一代上，事 到如今，民主已絕非僅僅追求普世價值、多一重保障、可有可無，而是與香港生死存亡攸關。

一九八二年，中共公開宣布九七後收回香港， 當時主流民意一面倒反對回歸，但鄧小平卻扭曲港人意願，認為香港人渴望回歸中國，其後中共又反對「三腳凳」，認為談判完全是中英兩國的事，不容香港人參與 討論，侮辱香港人。一九八四年，香港一九八四的開始，不平等條約《中英聯合聲明》簽訂的一年，是香港歷史上最可恥的年份。三十年後，二零一四年，中共用假 普選方案再次侮辱香港人，硬要港人接受，中國共產黨真的以為自己是上帝？三十年了，香港人受夠荒謬、無理、宰割、屈辱，香港人這次必定要反抗，雖然我們得 不到應有的民主自由，但我們要誓死反抗來捍衛自己的尊嚴，必定要否決假普選方案。通過假普選方案就是喪權賣港，這些人必定成為香港歷史最大罪人。

有些建制派說，既然中央決定已成事實，為大局著想，還是先通過政改方案。這些老早成為奴隸的人視中共為上帝，中共的決定就是真理，不可推翻。民主回歸派、 佔中三子其實亦是如此，他們一切行動的基本假設是中央權威不可動搖，所以才猶豫不決，進退失據，最終潰不成軍。對比中共否決真普選，我們對以戴耀廷為首的 佔中運動更為失望。我們對中共沒有失望，因為從未抱有期望；我們對佔中大失所望，因為我們打從心底對佔中憧憬過。戴耀廷在人大否決真普選後，態度急轉，未 戰先降，公開指佔中已不能逆轉形勢。佔中曙光的破滅令悲涼的現況雪上加霜，唯一的得著是我們在絕望中看到那種和平的路線不可行，亦看到民主回歸派、佔中三 子跟港共一樣，俯伏在地上仰望中共。追求民主，卻沒有獨立人格、獨立自主意識，實在荒謬。中共之所以看似高高在上，不是中共崇高，而是自己一直俯伏在地 上。

現在香港的民主運動方寸大亂，佔中運動及後續運動無力回天。這時，香港民主運動須要根本的改變，民主回歸論死亡，「香港民主獨立」應運而生。香港新的民主 運動是將香港獨立訴求與爭取民主連成一線。以往，民主回歸派追求民主卻沒有獨立意識，非殖化卻沒有獨立，更期望極權兌現民主承諾，這些都是完全荒謬的，這 些都是發生在一個稱作一國兩制的荒謬制度底下。「香港民主獨立」是要宣告中共絕不是上帝，香港人要自決命運。我們面對荒謬既不逃避也不投降，如卡繆說的要 持續一生反抗荒謬，這樣才是出路。

曾經有這樣的一個故事，一個小一學生問他爺爺：「今天老師幫我帶上紅領巾。老師說紅領巾是用鮮血染紅的，要好好珍惜，但怎麼我在文具舖看到紅領巾只賣五毫 一條？」爺爺答：「老師說這樣，因為黨說這樣，不這樣說就生存不了。不過不要緊，再過一個月，你和爸媽到香港定居後就自由了。」香港在一九四九年後就跟中 國南轅北轍，就像冷戰時期的東德西德，東德的人冒死越過柏林圍牆走進西德，就是要走向自由的世界；拚命游過深圳河的人就是以生命換取自由。在這裡，我們可 以拒絕謊言，可以講真話，可以做一個有尊嚴的人。現在，香港來到最重要的歷史時刻了，香港不可以就此死亡。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年代。 魯迅如是說。

在卡夫卡《變形記》的結尾，變成蟲的主角葛雷高爾死了。原本葛雷高爾仍在黑暗中求存，即使絕望但仍有家人。可是家人最終徹底離棄了他，妹妹也狠狠地指他是怪物，不是哥哥。葛雷高爾是死於離棄的。其實，香港比我們更像葛雷高爾。

寫在中共否決香港真普選後。

香港大學學生會 學苑 副總編輯 陳雅明

丁望: 京官有罪推定 抹黑香港學生

關於香港政制的「八三一決定」、香港大專生「九二二罷課」宣言，引起廣泛的回應；大專院校教育、研究工作者的「九一五函」，是備受關注的知識界回應。

此函在一天內就有超過500人聯署，其中有年長的資深榮休教授關信基、何秀煌、劉漢城、盧希齡；在任教授有李金銓、呂大樂、伍美琴、朱明中、陳韜文、成名、葉健民、周保松、陳家洛和舒琪等；還有更多壯年和年輕的教學、研究、行政專業人士。

「九一五函」稱：「透過對話爭取2017年實現真普選之路，恐怕已經走到盡頭」，但表示願「共同承擔起時代的責任」，去追求民主。這種承諾，恰如《論語．憲問》謂：「知其不可而為之。」

把「知其不可而為之」移置於當代香港的語境，或可伸延解讀為：明知不可改變「八三一決定」，也要為自由、民主發聲，盡一份責任。

在《論語》的語境中，「知其不可而為之」展現擇善固執、堅韌的「孔子精神」；在當今的香港，知識分子、學生、市民挺身而出發聲，不少人還打算以罷課等和平方式參加社會抗爭，是對自由、民主的執着，是對自由、平等、人權、法治、人格尊嚴等普世價值的認同，為護衛家園盡一份心。


政治生態變  法治受衝擊

讀書人的「社會關懷」，市民的「護衛香港家園」，學生留意「風聲雨聲」，是憂患意識的燃起或增強，關乎香港的政治生態惡化。

按照《基本法》，香港在「一國屋簷」下實行一國兩制，保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1997年7月1日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優勢，本欄曾詮釋為五項：①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②包含思想、言論、新聞、人身自由的自由社會制度；③與全球接軌的完全市場經濟體系；④包含行政中立（本欄從不稱「政治中立」）、廉政的英式文官體系；⑤包含壓力團體、獨立傳媒的民間（公民、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北京政局左轉，知識界出現「亞文革」，極左派、極毛派高舉毛旗，大批憲政民主論、民間社會論和普世價值等。在新權要的「強黨強軍強警強維穩」部署下，北京強化對香港的「指令控制」和「指導控制」。這就是「六一○白皮書」和「八三一決定」出台的背景。

香港政治生態的惡化，在於法治、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對於法治的危機，本欄「按照憲法判案香港法治消亡」（http://forum.hkej.com/node/114209）已有論析，本文不贅。關於自由，首當其衝的是傳媒，在國際排行榜中，香港的新聞自由度劇降，遠低於台灣（戒嚴時期有「新聞管制」）。

公務員的「行政中立」邊界，也有移動之態，有人參加「反佔中」的集會、簽名。公務員不能保持「行政中立」，而是突顯「親疏有別」的傾斜，是侵蝕香港制度優勢、模糊兩制邊界。


遵守基本法  應無罪推定

對於民間社會而言，無限上綱羅織罪名，也是正在加劇的危機。北京官媒的某些評論，一提學生罷課、上街遊行或市民的社會抗爭，常扯到「港獨」和外部勢力（或稱敵對勢力），說不少學生充當「炮灰」，這種「政治假定」，沒有事實根據，與文革時隨意羅織階級敵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叛徒、內奸的罪名相似。

一些京官和港官更常「訓話」，把學生打算罷課或參加「和平佔中」稱為「犯罪」，聲稱要承受「罪犯」的代價；還沒有行動就是「罪犯」，是有罪推定的「左習慣」，抹黑香港青少年，干預和平表達意見的自主權。「佔領中環」的口號，在社會上有爭議（本欄向來不贊同易生誤會、偏激的口號），但是，不能把打算參與「和平佔中」的市民、學生說成「罪犯」。

在法治的社會，罪與非罪的裁定，依據法律和獨立的司法，絕不是「政治假定」或逢迎政治權要的口號。《基本法》第87條規定：「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這就是「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

《基本法》、香港法律和在香港實施的國際公約，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確定香港居民的自由權和其他法律權益。動輒說人家是「罪犯」，並變相恫嚇，是把「一黨領導」體制下常見的有罪推定帶入香港，傷害了香港的法治。


應以平常心  看民間社會

所謂一國兩制，有「一國屋簷」，也有兩制差異。沒有差異就不叫特別行政區或政治特區。北京官方正批判民間社會，並取締相關的團體，香港卻有悠久的民間社會基礎和相關法律，這就是兩制的差異。

據英國政治學家邁克爾奧克蕭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的分析，民間社會的特點之一是「公民結社」（civil association）；有西方學者認為，民間社會是法治的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香港有結社、集會的自由，大專罷課關注組、國教關注組、學民思潮等，正是法治的政治共同體，在法治軌道運行。

香港既有民間社會基礎，又有良好的秩序文化，北京官方應以平常心看待請願、遊行。大專生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對社會價值的判斷力，「九二二罷課」，天不會塌下來。一味以「政治假定」抹黑他們，只會加深民怨。

林行止: 女性不願冒大風險 氣候清爽不利「蘇獨」

一、本文見報時，蘇格蘭是否脫英獨立的公投，應該尚未有結果，筆者雖然憑性別與投資理論（見下文），推測「蘇獨」被否決，但無論從「現場報道」或傳媒的評論以至民調，俱顯示正反雙方旗鼓相當，因此，即使筆者的「推測」與事實接軌，不贊成獨立的比率亦不會太高。

蘇格蘭無法獨立，「蘇獨」分子當然大失所望，卻因此可以不必和「其他英國地區」（R〔rest〕UK，指英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分離，用卡梅倫首相在幾乎聲淚俱下的「最後呼籲」演說所說，希望蘇格蘭不致和RUK辦「痛苦的離婚」手續；即使事實果然如此，由於「藏兇納險」的潘朵拉盒子已被打開，彼此「赤裸怒目」相向，麻煩真是沒完沒了。不過，從她們結合多年大體上和平相處的歷史看，英、蘇的問題應該不致從「人民內部矛盾」變為「敵我對抗」，這是不幸中之大幸，只是「手尾」多多，談判曠日持久，不在話下。

爭取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人，絕非沒有理由或如英國「建制派」傳媒所說是「小孩子玩泥沙」。事實上，無論從文化（強化身份認同）、意識形態（不滿英國的右傾政策，寧走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傾向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事事以美國馬首是瞻）及經濟（英國稅率太高，可能獲得更大部分甚且全部北海油、氣收益），在合併三百多年（一七○七年）後，不少蘇格蘭人對這種分歧都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訴求。一句話，他們不願再被倫敦牽着鼻子走！從近日來鋪天蓋地的報道和評論看，主張獨立的蘇格蘭人認為，即使很多專業調查均指出北海油田產量早已過高峰期，或明指或暗示蘇格蘭無法從中長期牟取巨利（十五日本報）；但「蘇獨」分子則相信新的鑽油技術會發現新油田，且可使舊油田重生，那便足以使蘇格蘭有足夠財源走地緣環境與她相近的挪威之路—挪威靠石油收益打造成為「最適宜人類居住的福利社會」，這是「蘇獨」人士的願景。這種願景令人憧憬，惟新鑽油技術與財政收入大增之間能否畫上等號，是未知之數，而這是反「蘇獨」者數不在少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


二、「蘇獨」分子信心滿滿，認為同為民主政體，獨立後蘇格蘭可馬上加入歐盟、成為歐羅及北約成員，如此便萬事大吉，既解決了貨幣（屆時若不能用英鎊便改用歐羅，解決了儲備不足無法發行本國貨幣的困局）、軍事問題，外交難題亦將迎刃而解。但事情不是這麼簡單，歐盟若毫無條件便接納其申請，恐會鼓勵加泰隆尼亞（和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按該地人民憎懨西班牙，拒彈西班牙六弦琴而吹風笛；初到貴境還以為到了蘇格蘭）脫離西班牙、法蘭德斯（Flanders，比利時北部荷蘭語地區）脫離比利時及北方聯盟（包括威尼斯）脫離意大利。地方紛紛獨立雖是時流（一九八○年以還獨立國家增三十九個），但國際社會以至金融秩序大亂，蘇格蘭搞獨立簡直是為火頭處處的國際局勢添煩添亂，歐盟和北約因此暗地裏不鼓勵「蘇獨」。顯而易見，在這種大環境下，蘇格蘭成功獨立，對蘇格蘭、英國（RUK）以至歐盟都帶來消極衝擊；更重要的是，由於英國會與蘇格蘭就石油收益、國債攤分，以至「公共財」的分配，展開長期艱巨的「分家」談判（「痛苦的離婚」應如是！）加上石油收入銳降、英鎊偏軟（失去蘇格蘭的石油收益英國負債比率上升），本已遠離強盛的英國會真正成為在國際事務上無足輕重的二流國家（《環球時報》用語，此一論斷是正確的），無法積極有力地參與美國藉種種名目的「南征北討」，美國的反恐反蘇（冷戰時期與現在俱如此）活動便會相形失色！

在「蘇獨」的可能連鎖反應中，筆者認為《金融時報》在題為《蘇格蘭獨立：中國夢魘》（852郵報譯）的報道有點想當然。中國當然不准台灣、西藏、新疆（遑論香港）鬧獨立，但蘇格蘭獨立絕對不會令這些地區的獨立分子活躍起來。中國現在既有槍桿又有銀彈，那意味國際上對這些地區的獨立運動和香港爭普選的和平民主活動「置若罔聞」的可能性高於一切（這是幾張商業合同便可解決的小事），在沒有外援之下，獨立運動絕難成事！

三、於公投結果未公布前預測「蘇獨」或「反蘇獨」的勝負，最穩健的方法是五十對五十，事實上，正如「不可對孤立的假設論證」（杜恒—昆因命題〔Duhem-Quine thesis〕），沒有「外來因素」，假設哪一方得勝（或失敗）都無意義。不過，如果把此次公投視作一場高風險低回報投資，投資者便大有理由不下注。首先是，因為在高風險條件下期望回報不高，投資者興趣缺缺，不願進場；其次是，即使預期有實質回報，亦可能認為不值冒此風險而放棄。在實際投資上，這種情況經常出現—由於願意接受風險程度不同，對同一投資項目，有人樂於一試有人避之則吉。

正因為如此，筆者舉棋不定，不敢對公投結果作出預測─直至讀了昨天（十七日）《蘇格蘭人報》（The Scotsman）的有關公投民調的報道，才大膽一測。撥開多次民調錯綜複雜的數據，知道正反雙方得票率不相伯仲，但一項重要的數字是，未決定投Yes或 No的選民中，男的百分之十二、女的百分之十六！據此，筆者斗膽「買」反獨立勝出！

為什麼？因為據財務學者研究所得，女性投資者的投資取態遠較男性保守（Women tend to be more risk-averse than Men）＊。「蘇獨」既然面對那麼多「未知因素」，等於有大風險，筆者遂推斷有較多尚未表態的女性在公投日投反對票的機會極高，那便足以令「蘇獨」以少數票落敗；不但如此，筆者以為女性於此刻有強烈的「避風險」想法，還基於學者認為春秋兩季投資者因天氣清爽心情舒坦，投資者、尤其是女性，對風險不感興趣，這正是股市格言「五月賣貨，十月底入貨」（Sell in May,buy on Holloween）的由來。

正是這點「投資智慧」，令筆者作出「蘇獨」落敗的預測。

順便一提，不論「蘇獨」成功與否，「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是英警總部的代名詞不會變，因為這是總部原址位於「白屋廣場」（Whitehall Place）而得名；那便如紐約證券交易所因位於華爾街令後者成為股市代名詞，是不必改亦改不了的。

＊R. Crosonand U. Gneezy: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6/09. vol. 41, No. 2.

古德明: 嗟，來食蒸餅！

■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曾以降操行分及違反校規來威嚇屬下學校的學生不要參加罷課。資料圖片


八月四日，香港天主教輔理主教楊鳴章原定會見記者，宣佈教會贊同民主選舉，記者會卻突然改由教區社會傳播處主任馮一鳴主持，「贊同民主選舉」也改為「敦請政府以負責任態度處理政制改革」。馮一鳴說，楊鳴章奉召晉見梵蒂岡駐港代辦，無法出席記者會。那當然是託詞。原來那位代辦當時根本不在香港。原來梵蒂岡為求和中共交好，下令香港教會自我約束，免攖中共逆鱗。

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最近也批評港人發動公民抗命爭取真普選。他說：「耶穌即使被判死刑，也和羔羊一樣，默默無言。我們不應甚麼事都要出聲。」不過，聖公會對弱者，最會聲色俱厲。教省秘書長管浩鳴警告屬下三十二家中學的學生說：「為普選罷課者，操行會降級；繫黃絲帶支持公民抗命者，應算違反校規。」

聖公會、天主教那些領袖，口口聲聲要事上帝，棄財神（Mammon）。子曰：「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其言如此而其行如彼的大人先生，今天未免多了一點。

唐朝崔令欽《教坊記》載：蘇五奴妻子張少娘月貌花龐，善舞能歌，賣色賣藝，每次應邀到人家裏，都帶丈夫同行。主人家嫌蘇五奴在場礙事，想把他灌醉，不斷勸酒；蘇五奴坦坦白白說：「但多與我錢，喫䭔子（蒸餅）亦醉，不煩酒也。」從此，「五奴」就成為賣妻色相者的別號，「飲䭔亦醉」則成為「拜金」的同義詞。

《聊齋志異》卷十三濰水狐化身為老丈，頗負時譽，卻婉拒和邑令交往，原因是：「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䭔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為伍。」
其實，今天看來，蘇五奴還不算可鄙。畢竟他明明白白賣妻色相，沒有口伐財神而心嚮往之，手拜上帝而待價沽之。中共今年在浙江一省，就拆去四百多家教堂的十字架，把守護者打得頭破血流，只是天主教會、聖公會等等的領袖，眼睛裏看見的未必是十字架。

宗教領袖飲䭔亦醉，政界也是一樣。在台灣，馬英九總統對香港政制改革事，既不能孰視無睹，又不能忤逆中共這個財神，遲疑多時之後，終於以國民黨主席身份，在黨會議上溫溫吞吞說：「香港和大陸當局，應回應多數港人的訴求，實踐對港人的承諾。」在英國，主政者對香港遺民道義上不能無責，但對中共手中黃白更不能無求，於是令外交部發表文告說：「歡迎中國確認香港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

濰水狐恥與交往的邑令，「前身為驢」。驢之為物，龐然自負，但執芻秣誘之，則貼耳戢首。這一點，中共了然於胸。所以，他們的外交，一律以芻秣輸將為上策。反正他們有十三億奴隸。只要奴隸制度得保，奴隸膏血就取之不盡。

練乙錚: 降格事小 啃骨事大

特府領導層首席知識分子李國章，周一在港台訪問節目裏這樣「提點」學生：罷課一周不過係做騷，夠膽就退學，先叫做犧牲。這位前中大校長、教育局長、學術權威，如此「放下身段」與那麼幾隻社運小學雞鬥嘴，筆者不僅看着好笑，還因此悟出一個道理：權力令人降格，汲汲於接近絕對權力者，更會絕對降格。

不過，這既是一個降格有獎的時代，為了表忠，義無反顧搶佔道德低地者，還會少麼？


一、山雨欲來的那種低氣壓，對不少市民來說，恐怕並不太好過，但筆者的心情卻不壞，原因並非有什麼革命或反革命浪漫主義拉抬，而是一向的樂觀性格使然，因此，今天和大家遊花園談風月，歷史文學音樂藝術一爐共冶拉雜談。各部分之間的串連，牽強處穿穿鑿鑿在所難免，讀得通就算，望讀者不見怪。然而，只要是寫出來的東西、跟思想扯得上一丁半點關係的，少不免都會引致一些過敏的解讀。時局既如此，也就無可無不可；不過，若用時下流行的熟語描述，筆者既不愛國，也不大符合本土定義，政治對自己而言也不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因此風月就是風月。


二、筆者體內有游牧民族基因。屈指一算，自出娘胎那天起計，搬過的家，合共48次，最短只呆在一處3個月，最長6年；住過的地方，遍布四大洲十二城鎮；打過的工，要納稅的11份，最短的1年，最長6年，散工志工不計其數，這簡直有點像佛家說的「浮屠不三宿桑下」。因此，筆者對「國家」的感情，大抵限於文化，完全可以捲而懷之（portable，借儒家孔子的說法就是：

可「浮於海」、可「居於夷」）。不過，對香港，雖是相當「離地」，卻總有一份內化了的獨特感覺，因為那是父母生我育我的地方，不忍見之備受折磨屈辱。如此，想深一層，自己不也是典型的香港人？


三、慣了這樣「portable」，好處就是來去無牽掛，每離開一個地方到另一個自己選擇的地方生活，庶幾都能樂不思蜀，沒有太多「雖信美兮非吾土」之類的苦嘆，能夠放開心、打開眼，接受、享受當地的文化熏陶，留意四周發生或存有的事物，樂而觀之，很快變得很「在地」。80年代的後一半，即研究院畢業後的那段時間裏，筆者都在美國南方（「深南」）的路州工作，4、5年之間，分別在八蕩櫓和娜林市的兩所大學裏供職。八蕩櫓、娜林市這兩個漢語名字，都是筆者自己改的，盡量貼近那裏人帶法語語音的本土讀法，再附會當地的風情韻味，音譯而成，指的其實就是路州州府 Baton Rouge和該州第一大城New Orleans。那幾年裏的足迹，遂與一位羅馬公教的修女Sister Helen Prejean重疊。


四、路州及鄰近一大片地區，是1803年美國以每畝3美仙不到的低價，從拿破崙手上買回來的，之前屬於法國在「新大陸」的奴隸殖民地；因此，路州和美國其他州不一樣，行的是大陸法而不是普通法（此「一國兩制」早於香港幾乎200年），民間的主要宗教是羅馬公教，州下面一級的地方行政單位不叫縣而稱堂區（parish）。80年代的時候，路州的鄉郊裏，不少老人與幼童還都講流利法語，修女海倫的姓 Prejean，也是一個普通的法裔姓。提及這位修女，大家或因此記得1996年在香港上映的一部名片Dead Man Walking（港譯《死囚168小時》）。Tim Robbins寫的劇本，亦由他執導；男女主角分別是Sean Penn和Susan Sharandon；由Bruce Springsteen唱的主題曲。電影故事背後的真事，就發生在娜林市和路州安哥拉監獄（Louisiana State Penitentiary, Angola）之間。安哥拉是監獄所在地的地名，200多年前，這裏的奴隸幾乎都來自葡國非洲殖民地安哥拉；監獄佔地28平方英里，差一點就像香港島那麼大，收押囚犯數達6300名，是全美第一大的最嚴密管制監獄，犯人須強制勞動。當地人「談獄色變」，稱之為LSP或者乾脆簡稱Angola。


五、故事中的死囚是一個姦殺犯，行刑之前希望得到宗教的精神慰藉。修女海倫知道後，覺得是上主給自己的使命，遂不顧友儕勸阻，單人匹馬直奔LSP。數度與死囚深入長談之後，修女直覺知道死囚並非無辜，儘管一直不肯承認犯下的罪行，卻並未喪盡天良，於是不顧受害人的父母和社會輿情反對，答應替他向州長作免死請求。修女更因此頓悟，成為廢止死刑的堅定倡導者。最後，在修女的不懈努力之下，死囚在行刑之前的一刻懺悔，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受害人的父母亦願意寬恕。事後，修女把一切經過寫成書，書名就是Dead Man Walking，甫發行即受到社會重視，後來成為經典。死刑於1983年執行，即筆者到路州之前不久。電影是據書改編而成的，重要處都忠於原著【註1】。


六、筆者少看電影，反而覺得後來的一套同名歌劇更吸引。80年代末，筆者移居加州，到加大任教，譽滿美國樂壇的作曲家Jake Heggie（加大音樂系培養的），當時薄有名氣，決定以故事為藍本創作歌劇；他邀得著名劇作家Terrence McNally寫詞，自己作樂。作品於2000年由三藩市歌劇團首演，十分成功。具古典風格的現代歌劇能夠在國際上演出、成為一些重要歌劇團保留劇目的，十分罕有，此是其中之一【註2】。


七、Jake Heggie於2011年發表另一新作，是一組五首的藝術歌曲集。這是他人到中年的成熟作品，由男中音唱，鋼琴伴奏。稱之為藝術歌曲集，百分之一百貼切，因為是德州達拉斯藝術博物館特邀他分別為館中珍藏的五件藝術品逐一創作的結果。五件珍品分別是：已故比利時藝術家ReneMagritte的超現實主義油
畫作The Light of Coincidences、中美洲古瑪雅文化工藝品「不規則石雕」（eccentric flints）、19世紀法國印象派畫家Gustave Caillebotte的Roses jaunesdans unvase（花瓶中的黃玫瑰）、20世紀荷蘭新塑造派畫家PietMondrian的抽象油畫Place de la Concorde（協和廣場）、20世紀墨西哥畫家Rufino Tamayo的油畫El hombre（人）；二十世紀美國畫家Gerald Murphy的立體主義油畫Watch（表）。Heggie為此五件藝術珍品創作的歌曲集名為A Question of Light（筆者譯作「光明問」──和港警就佔中部署的監控/拘捕行動「光明頂」十分不同呢）【註3】。


八、上述藝術珍品中的第四件，即 Tamayo的El hombre（人），是一幅大型壁畫，筆者對之情有獨鍾，特別在下面寫一小段文字介紹。先講緣起。1984年年底，即筆者在研究院畢業前的那個聖誕假，美國經濟學學會年會在達拉斯舉行，同時舉辦的就是經濟學界裏戲稱的Cattle Show（肉牛展銷場）。你若是北美任何一所大學的經濟系準博士，論文差不多寫好的話，都要到此展銷場上亮相，與事先約好要面試你的若干所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團逐一作多對一會面（教授多、你一），讓他們把你的論文「拆骨」，看你如何招架，以判斷你有多少斤両。兩三天之內要應付半打以上的這種嚴刑敲打，精神自然緊張；筆者為了減壓，有一個下午早散，跑到會場附近的博物館裏瀏覽，於是就看到Tamayo的El hombre。一時間，如醍醐灌頂。


九、所有上述藝術品，都很容易在網上看到，但因為有版權的問題，筆者只能提供連結；網上閱報的讀者，可立時點擊查看。為方便印刷版的讀者，則要在此用文字描寫一下El hombre。墨西哥的壁畫，可說是該國古老國技之一，古已有之，特別流行於20世紀初段。這些壁畫，常常具有前衛的政治意味、宗教或民族意識。 Diego Rivera那每一幅都琳瑯滿目的壁畫，大家可能都看過一些（搜尋Diego Rivera murals，就多得看不完，但要小心，他和其他的畫家的作品在網上有時混在一起）。Tamayo的壁畫比起Rivera的簡潔得多，這一幅El hombre，就像有人對着你打詠春，一出手就打得你看見頭頂上面的滿天星斗【註4】。


十、El hombre高5.5米、闊3.2米，掛在博物館的壁上，你必須抬頭仰視，正如畫中那背向着你、高大抽象的「人」一樣，也是舉着手抬着頭，仰視或者呼喊那
天穹上繁星點點處一抹而過的流星。你慢慢把視線沿着那「人」的粗壯身軀和更粗壯的泥土色的雙腿向下望，會發覺他的足部，竟像老榕樹那如蹼的剛勁的根，深植於褐黑的地，又同時支撐着整個扶搖直上的姿勢。地表固然陰暗，天際微亮亦是深藍，只有那似乎不可捉摸的星光才是亮的。


十一、你再往下望，在「人」的左腳下面的愈陰暗處，在你幾乎不留意的低地下面，會看見一根骨頭；朝着與「人」相反的方向匍伏着、完全專注噬咬那一小塊白骨的，是一頭黑狗。


十二、整整30年前看過的一幅畫，過目竟不能忘。筆者的記性並不特別好，完全是因為藝術的感染力而把畫記住了。如此把近日偶然想起的舊事物整理一下，串在一起拉雜成篇，從一位修女談到一本書一齣戲一幅抽象畫，並無什麼高深寓意，勉強說一句，亦不過老生常談：好的、美的事物，儘管看似微不足道兼且遙不可及，但如果放棄追尋，掉過頭來如狗般專注逐那區區之利，那麼，社會就會失掉方向，在已然的昏暗中進入漆黑的長夜。

回到現實，筆者不認為香港會那樣沉淪，因為很多市民、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都醒覺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 《土豆網》有這部電影的完整版，附中文字幕，但可能是盜版。
註2 詳見英文維基Dead Man Walking (opera)詞條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ad_Man_Walking_(opera)
註3 見http://www.allmusic.com/composit ... -piano-mc0002724537
註4 見https://uncrated.files.wordpress.com/2013/11/rufino-tamayo-el-hombre-man-1953-vinyl-with-pigment-on-panel-dallas-museum-of-art-dallas-art-association-commission-neiman-marcus-company-exposition-funds.jpg?w=500。

程翔: 香港人要理直氣壯地否決假「普選」

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議公佈後，筆者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北京相關人士的觀點，香港建制派人士（港府官員、香港左派政治人物、中間學者）關於“袋住先”的解釋，以及大量“烽煙”節目中市民的各種正反表白後，筆者仍然覺得：香港人要理直氣壯地否決假“普選”。為什麼說要“理直氣壯”？因為在目前中共及其代理人展開的鋪天蓋地的宣傳下，要否決假“普選”是要下很大決心的[1]。

我們面對的政治現實是：即使人大常委粗暴“落閘”後，仍然有半數左右的群眾願意接受“袋住先”的安排，比例仍然高於不接受“袋住先”的市民。這對泛民議員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如果泛民投了反對票，他們很可能面對流失選票的威脅（無論是明年的區議會選舉或者是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因此“順從民意”就可以是一個很合適的下臺階令部分泛民議員改變立場。

香港市民這種表現，一位自稱“在教育界打滾多年，見盡怯懦、犬儒之輩，深感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滅亡”的中學通識科教師“言輕”君，在《明報》發表了《從「有票，梗系要」看香港人的「袋住先」價值觀》[2]，一針見血地說出了產生這種“袋住先”的深刻文化底蘊。事實上，從早幾年香港很多人蜂擁到深圳購買明知是假貨的 LV 手袋可以看出，當假貨假得可以亂真時，縱然明知是假，也有人欣然接受。假LV 手袋如是，更何況看不到、摸不著的假普選？這是當今泛民否決假普選時要解決的最大困難。

為什麼“袋住先”能夠有市場呢？除了“言輕”君提出的港人文化底蘊外，當局的說辭在一些市民心中也有一定的市場，就筆者有限的接觸，下面三個原因，是最多人引用來支持“袋住先”的理由：

“有票好過無，縱使不完美，總算邁開第一步，以後慢慢改善”；

“如果2017年沒有特首普選，則2020年也不會有立法局普選，民主進程也會受挫；

“香港畢竟不是獨立，中央的顧慮不能不注意，國家安全不能不考慮”。

因此，筆者覺得，在接受 “袋住先”的市民總體上仍然略高於反對的情況下，我們需要進行大量啟蒙說理的工作，才能夠理直氣壯地否決“假普選”。

我們要從原則上、道德上、政治上否定假普選。

第一，從原則出發，我們必須反對“以假亂真”，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是非問題。

讀者都知道，在普選問題上，我經常引用中共《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的社論來反駁中共。該社論清晰地界定什麼是真假普選：它說：「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該社論又指出假普選的危害性：「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中共早在 70年前已經告訴我們假普選是把選民變成“投票的工具”，毫無意義。那麼我們今天為何還要接受一個假普選呢？

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任何建制派人物，敢於直接面對為什麼要把香港人當成投票工具這個重大原則問題發表他們的看法或說辭。


第二，從道德出發，我們必須反對中共屢屢違背承諾的劣跡。

中共從崛起到執政，從初始執政到執政60多年，中間經歷了屢屢違背自己承諾的劣跡。它在執政前的關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種種承諾（這些承諾都被笑蜀先生收錄在《歷史的先聲》這本書中，白紙黑字無從抵賴），在執政後紛紛變成無法兌現的“白票”。它在執政初期對人民的承諾（具體表述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不出三五年也全部“跳票”。歷史學家章立凡有如此的描述：

抗戰版“中國夢”升級為解放版之後，不少承諾都成了白條，聯合政府蛻變為一黨專政。暫且不論自由平等憲政民主的美好理想，《共同綱領》規定普選產生各級人大，歷時六十四年未兌現；承諾十年到二十年不變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三年生變七年奪產；發動土改將地主的土地無償分配給農民，又通過合作化將土地全部收走……。計畫趕不上變化，翻臉比翻書還快，其中最快的翻臉記錄，當屬一九五七年的“陽謀”，從“整風”急轉為“反右”，只用了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毛澤東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或許是遺忘了兩個字——信用[3]。

歷史的嚴峻事實是：處於“一黨專政”地位的中共，它的每一次“跳票”都給中國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這個教訓，我們不能不吸取。這次中共在香港特首普選問題上的“跳票”，是它60多年來違背承諾的再一次翻版。我們如果接受它的假普選，就是又一次接受它違背自己的承諾，這是不道德的。縱使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種現狀，我們也不能默許它繼續“跳票”的惡習。

我們看到的一些御用學者，不去思考中共言而無信的歷史劣跡，反而甜言蜜語地勸告港人“袋住先”，甘心繼續受中共矇騙。所以，我們否決人大決議，就是要從道德上對這種背叛承諾的劣行說“不”。

第三，從政治出發，我們必須強烈捍衛“一國兩制”的初衷。

香港人從不反對“一國”，但強烈希望維護“兩制”，特別是政治上的“兩制”不容淡化稀釋。三十年前中共提出收回香港主權時，香港人提出“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中央接受了這個觀點，因此“民主回歸”成為“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17年後中共公佈的白皮書，破壞了這個政治基礎，目的在為人大常委會作出 831決定提供“理論”依據，而831決定，則是把“一國”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價值觀、以及共產黨的運作模式和習慣做法全部照搬到香港，嚴重創傷了“兩制”之間應有的區隔。

當然，我們沒有任何手段可以逆轉這種“兩制”漸趨“一國”化的趨勢，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通過否決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來顯示我們捍衛“一國兩制”的決心。

基於原則、道德、以及捍衛一國兩制的原因，我們應該理直氣壯的否決人大831決議。梁振英在香港電臺《香港家書》（9月14日）中挑戰說，泛民否決政改方案，會欠市民一個解釋。很簡單，以上三點就是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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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把人大決議描繪得天花亂墜，對親建制的群眾很有蠱惑力。例如：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中共才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制度是一項偉大的政治發明。它是個好東西，是塊美玉。」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人大決定是鎖在深閨人未識的靚女。」

[2]見《明報》（9月10日）

[3]見
章立凡：《普選：歷史承諾與政黨信用》，載《明報月刊》 2014年8月號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議公佈後，筆者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北京相關人士的觀點，香港建制派人士（港府官員、香港左派政治人物、中間學者）關於“袋住先”的解釋，以及大量“烽煙”節目中市民的各種正反表白後，筆者仍然覺得：香港人要理直氣壯地否決假“普選”。為什麼說要“理直氣壯”？因為在目前中共及其代理人展開的鋪天蓋地的宣傳下，要否決假“普選”是要下很大決心的[1]。

林行止: 兩制名存實亡 香港失魂落魄

三、以一個荒蕪的漁港、悽惶難民的聚居地，香港自內地「解放」（其實是「關門成一統」的鎖國）後不久，兩地關係疏離了三四十年，期間除了依賴內地糧油副食品的穩定供應外，港人營商「搵錢」便得勇闖世界，開拓海外市場、發展國際貿易，在創富路上順心應手「步步高」（這著名粵曲小調恰是《獅子山下》劇集早期用了七年的主題音樂），白手興家「夢想成真」，福地之名亦如影隨形，除了歸功於港人—原居民和新移民—的勤快、靈活，其為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積極不干預」；加上在謀事營商方面有充分的自主自由（Business Independence），與海闊天空的智性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這種過往數千年華人聚居地所未之見的「選擇自由」，正是難能可貴的香港核心價值中的核心。

這兩個像香港成功故事靈魂般的核心價值，在主權回歸以後，變了質。如今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香港神情困頓，前路多艱，那不是有人故意加害，而是大家在不知不覺間，墮進了沒有多少轉圜空間的險境。

中國經濟開放，實力冒起（內地術語：「全方位崛起」），港商在「祖國好，香港好」的籠統抽象觀念下，自然會有近水樓台、早着先鞭的進取心理；加上一九八四年六月間「一言而為天下法」的鄧小平接見香港工商界代表團的一席話，令港商信心大振。據當時率團北上「面聖」的香港總商會主席唐驥千的話，鄧小平對訪問團大表歡迎，態度誠懇地說：「我不是要你們香港的錢，來內地投資當然很歡迎，我是要你們做生意的經驗，香港這個方面非常成功，我需要你們這個……。」（見唐師曾、李梅香的《百年毗陵唐氏》頁一三三）港商積極參與內地經建、把香港生產線北移，遂蔚成潮流，其對內地經改起了積極功能，不言而喻。事實上，港商生產線北移是一端，內地漸漸成為舉世最大的新興市場，卻使港商墮入極度依賴、不敢不仰其鼻息，劈開香港業商素具自主性傳統的缺口。中國權力集中，國企、民企，不管大商家或小商販，都不像開放社會的無拘無束，香港人往內地談生意，耳濡目染，能對政府大官小吏不買賬嗎？能不唯唯諾諾或忌憚三分麼？

過去開拓海外市場，港商同樣會遇上多方困阻，卻不像內地市場問題那般大同小異，亦未致有泰山壓頂動彈不得的無形壓力；跟國內交手，公式化的難題公式化解決，只要書記、市長、大小幹部疏通疏通，搞好關係、走對後門，便事事好辦；若與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交惡或未能投他們之「所好」，便寸步難行。早着先鞭，配合中央政策，真的是得勢得力者得市場、花花銀子「袋住先」……。


四、我國先賢早有明訓：「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港商着眼現實，怎會不聽京官明令暗示，不跟中央路線接軌？換句話說，去內地做生意，自然而然地便要與中央保持一致。不過，與北京愈接近、對中央作風愈有點認識的港人港商（且不說那些利慾薰心埋沒良心的少數），他們明說為理想跟中央爭持，完全無效（強大的中國不會為香港的一小撮人而改變主意），不論佔中或罷課，都會四面碰壁，徒勞無功，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該白費心機。又有另一些說得同樣「坦誠」的特區賢達，他們勸誡港人要以「你敬他一丈，他敬你一尺」的態度，如此低聲下氣，也許可能換來一點商討議事的空間，否則只會令北京龍顏不悅（遑論大怒），而出更辣的招式，給這類「不聽教」的港人以「好看」……。諸如此類的苦口婆心，往往會被爭民主的港人罵個狗血淋頭。不過，筆者倒認為勸港人聽從北京之言，未必不是盡安好心的肺腑之言，只是既不中聽更不中用就是了。

專制政府的權威與開放社會的義理對碰，由於意識有別，價值觀與理解都有不同，連說同一個字同一句話的意思亦不相通。香港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力謀一種較為健全的選舉制度，不是堂堂正正（是否符合所謂「國際標準」，且不去說）的一回事嗎？為什麼不能直接公開的請願？要是得不到政府正面回應，不提抗議、罷課，難道要跪地請罪、赴京求饒？在政治上欲有所為而沒骨頭，是站不起來的，即使站起來，亦不是挺着腰板。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曾以「推銷員」的功架，對京官陪盡笑臉、曲意奉承，為想在政改上「玩鋪勁」做點公關工夫，結果不是換來左一記三部曲變成五部曲啟動政改，右一記押後落實一人一票選舉嗎？

在全方位崛起的中國眼中，香港繼續是隻會生金蛋的肥鵝固然妙不可言，下不了金蛋，由於如今中國有的是錢，亦沒什麼大不了。「兩制」是當初起草《基本法》時，呵護肥鵝令牠「好生好養」天天下金蛋的設想，如今香港已是難下金蛋的鵝，「兩制」中有關政改循序漸進之類的說法，港人視之為中方承諾，換成鐵板一塊，照足文字狹義的解釋，還深入什麼實行起來的真假意義？畢竟「番書仔」都知道：「Promises are meant to be broken!」


五、中國對「兩制」的態度，「今時不同往日」，港人想憑群眾壓力，謀求一個比較開明開放的社會局面（香港原是頗有般公民意識的社會），可惜亦不如想像般順理成章。從近年的國民教育與政改風潮，港人看到北京對香港「公民」不感興趣、不假辭色，因為北京要扶持的是「盲從」的黨友、聽話的「國民」（可惜港人自認中國人的比例日趨「下行」，看強調有「中國人」此一鼓舞人心字樣的國慶煙花表演後會否回升）。掀開這張底牌後，無論泛民黨派或是有不同看法的政團，均較以前更難有立足之地。因為有錢人害怕得罪建制而不敢、不便予泛民以資助，缺乏商界的「經援」，它們的活動更難推動；黎智英的捐款惹來「周身蟻」，意味港人的隨心樂助、隨緣捐輸的自由已受到後果可大可小的打壓，更何況商界的政治捐獻，一向講求「回報」，永遠當不了權、入不了局的政界中人，又有誰會對之作出捐款?! 對着「財難」之困，香港的民主路還能走多遠？那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對筆者而言，「一國兩制」的重大意義在於中國雖然是集權的一黨專政國家（中國憲法明文規定；這是筆者反對任何高喊打倒中共口號的底因），若能夠容得下極度資本主義（與醜陋資本主義只有一薄紙之隔）的香港持續發展，並行不悖，那就好比太極的黑白雙魚，知黑守白、知白守黑的對照，放到政經互濟顯生化之妙，生逢其時，應當感到幸運！怎料眼前情景是黑白混淆，兩儀失正，怎會有不失落甚且不知所措之感！

維持謀事營商的自主性與智性（知識）自由，筆者認為是實行「兩制」的意義所在，可惜無論前者或後者，如今都風雨飄搖、岌岌可危，那是筆者的最大憂慮。要是香港仍有充分的經濟自主和智性自由，香港會出現當前這股對政改強加框架而此間官員會如奉綸音不敢置一否詞的情況嗎？會把「同胞」分成敵我嗎？會把中學生罷課比喻為紅衞兵造反而熱線檢舉罷課學生是愛護學生的顛倒言論嗎？

香港難道只剩下兩種互不理解、不求諒解的完全溝通不來的語言嗎？

香港將進入無法管治的狀態／文﹕盧子健

上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為香港政改「落閘」，學聯和學民思潮分別發動大專生和中學生罷課，「佔中」運動發起人宣布一定會「佔中」。特區政府吹風表示10月初立法會復會後會宣布進行政改第二階段諮詢，但泛民已聲言會杯葛這次諮詢。泛民和學界組織與建制陣營已成劍拔弩張之勢，社會衝突一觸即發。

在政改陷入僵局前，特區政府施政已經舉步維艱。

任何政府的政策或者計劃，在社區、在區議會、在立法會、在傳統媒體、在新媒體、在法庭都會遭遇反對和重重狙擊。由於政改爭拗而引致泛民和公民社會與建制陣營的嚴重對立，將使本來已經夠壞的局面變得更壞。香港進入無法管治狀態的可能極大。

先看看泛民。建制陣營經常幻想泛民陣營二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其實很多所謂溫和泛民大多是投身民主運動二三十年的老將。他們過去與港英政府、中共政府、特區政府談判過多次，作過妥協、作過讓步，但至今在香港實現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除了強烈的挫折感和無奈之外，他們很多都有豁出去、為民主作人生最後一戰的衝動。他們既沒有很多時間再等，亦或多或少受到年輕一代的熱情所感召。他們選擇抗爭，是寧願做悲劇英雄，也不想蹉跎歲月。


泛民議會開戰   勢消耗官員精力

有些人以為用民意可以脅迫部分泛民最後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這是一廂情願。2005年討論2007及2008政改時，政府方案也有大多數市民支持，結果泛民仍然選擇否決方案。今天泛民支持者比9年前更激進，也許確實有少數泛民支持者選擇「袋住先」，但他們不會是激情的少數。反而反對中央「落閘」、反對「袋住先」的人會是泛民支持者中激情的多數。沒有一個泛民政客會愚蠢到與激情的多數為敵。

如無意外，泛民會與政府在議會內全面開戰。拉布在下一個會期的早期就會出現，政府不會有半點兒的喘息空間。所有需要立法會支持的政策和計劃，會被拖延、拖延、再拖延。政府官員的大量精力和時間會消耗在議會鬥爭之中。

再看看年輕一代。學聯和學民思潮的激進表現絕非偶然。近年多次民意調查顯示﹕梁振英在年輕人當中的支持度最低，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在年輕人當中得到的支持是最多。年輕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較年長人士更強烈，他們的本土意識亦較強。學界組織的「激進」是相對於較年長人士而言，我相信它們是反映了年輕一代的政治覺醒和政治取態。

不少親政權媒體常常嘲笑泛民政團被學界組織牽着鼻子走，其實這沒有什麼稀奇，青年學生運動往往是社會運動的先鋒。今年是五四運動95周年。當年的五四運動催生了新文化運動甚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已故中共主席毛澤東說過﹕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確實如此。青年學生沒有包袱，無私無畏。青年學生運動的理想主義和激情，初時多數都不為社會主流所認同，但他們的感染力很多時與日俱增。近年學民思潮的街頭籌款成績經常都在泛民政團之上，是一個值得留意的社會現象。今次學生罷課得到多少支持，亦是非常值得留意。


青年學生帶動社運之勢已成

青年學生帶動社會運動之勢已成。他們在議會外的抗爭與泛民政團在議會內的抗爭正好互相支援。議會內的抗爭會令政府施政癱瘓，而議會外的抗爭的後果更難預料，出現社會動亂的風險正在增加。

政府更須要知道的是﹕反對政府的不單是泛民政團和青年學生運動。民意調查顯示﹕本屆政府的支持度長期徘徊在淨負數區，而反對政府的市民多數是高學歷和專業人士。這些人未必完全同意泛民政團和青年學生運動的行為，但當它們與政府抗爭時，這些人亦不會站到政府一邊。

不久前，大批律師上街抗議中央政府發表的對港政策白皮書，不信任律師會會長的動議「意外」地在特別會員大會得到大比數支持通過；而最近「佔中」運動公布大批專業人士組成支援團隊。種種迹象顯示，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失去香港精英階層的支持。特區政府的支持者主要是學歷低、收入低和年紀大人士，至於商界的支持完全是利益考慮。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更可變成商界向政府討價還價、索取回報的依據。政府的社會支持基礎跌到歷史性的低位。

泛民政團拒絕合作和妥協、理想主義的青年學生運動興起、精英階層離心離德，幾個重大社會政治現象加在一起，香港難免進入無法管治的狀態。政治烏雲滿佈，我們只能期望最差的情况不至出現！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蕭少滔: 教育這回事 － 從來都是政治

剛剛聽到另一個笑話，就是教聯會主席兼福建中學前校長黃均瑜先生呼籲「任何人都不應將政治運動帶入中學」。

至於何謂「政治運動」？總不成是「他贊成就不是，他反對就是」吧？算是中國式邏輯乎？雖然明白有些人教書的日子長了，就總會以為自己講的就是真理。不過放 諸一個公民社會，說話講了出來，還要讓公眾也覺得是真理才成。例如非常愛國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也是在自己就讀的中學發起「反英」運動呀。這個又 算什麼？

而再查「福建中學」的政治定位，在1967年的反英暴動之中，當時的校長黃潛，正正就是「鬥委會」的成員之一！而1967年6月27日，當時香港左派學校 – 包括福建中學在內，熱烈響應「鬥委會」的號召，集體進行罷課。那麼請問黃潛當時身為中學校長、以及身為中共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在自己學校策劃罷課就沒有問 題？看來黃均瑜主席在教人「以史為鑑」之前，最好自己先讀好自己本校的歷史吧。

好了，言歸正傳。到底「教育從來都是政治」此話何來？

話說中國官方的教育方針，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開始成形。所謂「獨尊儒術」為的是什麼？就是要確立中國式的君權至上的政治系統而已。而在金觀濤先生 的鉅著《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之中，也重申以上的論點，就是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管治思想，是構成中國自漢以來的政治支柱之一。中國 歷代的帝皇，登基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拜孔子，以示「尊孔崇儒」，然後才能成為「正統合法」的統治者。漢朝開始雖然已有「選舉」制度，但那是「推選孝子廉 吏」，是按儒家標準由地方政府推舉人才往中央效命。再遲至唐太宗「開科取士」，才又將「書中自有千鍾粟」確立成為「學而優則仕」的事業還輯。

因此中國的歷史，對於「請勿將政治帶入學校」一類的講法，基本上當成是屬於神經病。因為中國的讀書人，在學校讀書，就是為了要做官進入政治系統。而教育此事，施之於民間也是要教人做皇帝的順民。


至於這種所謂教育的效果如何？

最後的「迴光反照」是在「洋務運動」期間，即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先來一個「精神分裂」式的「袋住先」。要「現代化」就可以即管做、總之不影響幾千年來的「禮教」就是。
而在甲午戰爭之後，洋務運動一敗塗地。於是國人才又有反醒，得知日本之急速發展、並且一舉打敗中國，乃是「大開民智」所使然。因此才又有康有為「廢八股」的奏折來終止了科舉制度。其後待至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已可以打敗當時的世界列強。中國簡直一地都係眼鏡碎。

中國的教育改革，在晚清才開始。而其後在滿清覆亡之後才搞得成「政治分家」，其中的「佼佼者」應該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無疑。正正就是由他提出「思想自由，兼 容並包」辦學方針。中國之有新希望，也是由於這種自由學風。之不過，北大當年可以這樣講，但自從「學校也要有黨委」之後，就肯定壽終正寢矣。

而所謂「自由學風」只能在香港才能生根，而培元培先生最終亦在香港下葬入土為安，也許真的是命運使然：香港，真福地也。

而「自由學風」又是否不涉政治呢？此亦非常清楚：絕對不是。

查「學術自由」之由來，乃是來自西方的哲學思想。古希臘的學術自由即與其城邦民主的政治制度互為一體。而待至古羅馬時期，仍可見諸西塞羅有關「公民教育」的討論。西方文明政治的基礎，也是由教育所建構支撐而形成。先前我也就有關題目分析過，而就羅馬的教育制度，也引述了吉朋的歷史觀察，講得出是為了支撐羅馬的政治和社會運作。

因此西方社會，也有它們的「校園政治運動」，包括了反戰、尋求社會公義、反對種族歧視等等。這些通通都是政治，也又都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而西方國家也沒有什麼「學校不准搞政治」的無聊禁令之類。因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從來都可以公開拿出來講。

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教育從來都是政治」。

這個不是搞不搞的問題，而是搞什麼和怎麼搞的問題。西方國家的校園政治保障了言論和學術自由、保障了人權和約制了政府的專斷。這就是西方的校園政治。
不過中國的校園政治，那才是文革式的揪鬥、為了維護個人崇拜和極權統治進行暴力迫害。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六七暴動期間，香港的左派學校作為鬥委會的暴動基地。

因此當中國內地的所謂學者、以及香港的左派學校，憑他們偏頗的視野和狹小的經驗、只懂得拿文革來講，那當然這種表態對於整個自由世界來說，只是笑話一則。因為文化大革命這種無聊事情，只會在中國發生、也只會在「很愛國」的左校才有市場。

林行止: 一「德」一心顯優秀 一錘二制成「絕」響

一、八月底九月初，筆者夫婦在柏林，從電視新聞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制改革設定連下三閘的框架，心情沉重，出外時特請司機取道柏林圍牆（殘存圍牆約一千公尺）的露天畫廊後才往目的地開去；圍牆壁上的彩圖雖然不二三年便「推陳出新」，換上新畫（由市政府出資請畫家「塗」上新畫，但那幅蘇聯布里茲涅夫「濕吻」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史稱社會主義同志愛之吻〕十多年不變且「歷久常新」），可是，這回看來比過去所見更亂更邋遢。不是順道的「重遊」，而是為了那回頭一瞥的感觸！德國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潮的「原產地」，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是共產主義的祖師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政治陣營分庭抗禮，對壘最力的冷戰時期，柏林圍牆是切斷人情、分割世界的標誌！

德國群眾在一九八九年攀上隔離盟軍（美英為首的西歐國家）與蘇軍勢力的圍牆，踏出缺口；長凡一百六十公里的圍牆終於在同年十一月九日拆除，東西柏林合而為一，德國統一到明年便足四分之一世紀。

當初合併時，東德蕭條困頓，西德繁盛豐裕，雙方強弱形成很大對比，經濟落差非常大。西德政府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貫徹統一，不惜代價地扶助東德，共同建設，一起發展，十五年後，來自東柏林，曾在秘密警察陰影下生活了三十六年的安格拉．默克爾女士，於二○○五年的大選中，當上德國聯邦總理，連任至今，仍然甚孚民望；經濟同舟、政治互濟，德國的東與西，只是地緣方向之別，民族情意無分軒輊；雖然德國在歷史上出過一個冷血殘酷、麻木不仁且濫殺無辜的納粹狂魔，這回結束分治，德人以無比的包容、犧牲和耐力，造就真正的統一與共和，重現其為一個優秀民族的高尚。

柏林圍牆倒下的那一年，中國的「六四風波」使香港籌備回歸的過程出現曲折。高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九七回歸，看來還算順利，可是，香港隨後的高度自治質素不高且日趨委靡；與此同時，內地的經濟實力與時俱增，尋且國力全方位崛起，在不同實力的互有消長下過了十七年，北京終於忍不住有權不用的「寂寞」，於今年六月十日單方面發表一份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澄清」「高度自治」設限的指引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而近日人大常委對香港的定位，亦與過往略有不同的「說法」—香港是中央政府的直轄城市。制訂香港進行普選的制度框架，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擺明不是「有商有量」的決定，而是北京按《基本法》劃地為牢，請君入甕。

「一錘定音」是一聲絕響，是香港自主性大打折扣的「定音鼓」。歷來是自由港的香港，經濟必將因而失色，因為港人將不由自主地失去自由發揮的活力，生產潛力由是無法發揮。大勢已去的殘酷現實很難挽回，如果泛民議員真的能夠否決框架下的選舉新方案，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那便有若投資「止蝕」，是個將會留下創傷卻可避免再受重創的決定。要是接受日後受制於框架的京官制訂的方案，未來變化真不知伊於胡底，猶如取法凌遲的民主人格的自戕。人大決定對港人意願不假辭色，讓大多泛民議員容易作出不再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而繼續獲得選民支持的決定。

回看港人爭取普選本當允公見正的那些日子，「和平佔中三子」還未「犯法」，便被硬指其已「犯法」；學生躁動更被比擬作當年「國產」的紅衞兵（提出此說的饒戈平教授是否試圖藉此吹響「批毛」的號角；被他批得一文不值的紅衞兵，都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將」啊！），一次又一次地動員群眾活動，或聲討或威脅或抹黑或檢舉，未至於武鬥的文攻是什麼作風？是一國遺風抑或是兩制新風？筆者以為香港特區只是沒有政治自決的權利，何以高度自治之下個人自主與選擇的空間亦愈來愈窄？香港是個人口擠迫的蕞爾小島，卻不是一個人擠人的社會；如今，人擠人的現象出現了，香港還是福地嗎？


二、梁錦松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在一次財政預算演詞中，引用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獅子山下》劇集的主題曲歌詞，鼓勵港人當以集體奮鬥的意志，迎難而上，面對生活現實的高高低低。經梁氏品題，本已膾炙人口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成為經典名曲中的經典，由此引申，港人建設此一彈丸之地，使之成為美好家園的自強不息拚搏犯難，被美名為深入民心的「香港精神」！

一九七九年，已故才子黃霑，填寫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歌詞，其中的「金句」如「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當時是英國治下華人佔了九成多的殖民地香港，是製造業不斷刷新紀錄、創造奇迹的年頭。香港無論在世界市場需求殷切的紡紗、織布、膠花、玩具、假髮、製衣……，總是快人一步，高踞國際市場的領導地位。當年香港的華人文化產業，包括書報、唱片、電影以至電視製作等等，亦大都成為海外華人的精神糧食。

黃霑博士寫《獅子山下》歌詞，至今已三十五年，香港主權回歸大統，已經十有七年，香港製造業的花榮葉茂，都已成枯槁，形神北移，早在內地生根、開花、結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實際功能已起變化，成為國內企業與貪官大款土豪資財的集散地，香港就像一些遠洋船舶的「方便旗」（Convenient Flag），註冊地是香港，真身誰屬是不必隱瞞亦毋須保密的「事不離實」。香港是金融重鎮，卻已經不是當年港人打拚出來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是高度依賴內
地，香港近年已成為其幾近「專用」的集資、調節和部分有財有勢人士迄今為止安全洗錢因此亦可說有「特異功能」的金融樞紐。


政情變色遠近間．三之一

劉貳龍﹕罷課是抗議當權者的政策矛盾

香港中學教育模式長年累月以來都是去政治化，學校與社會之間彷彿有一道無形高牆，學校教育與公共事務討論幾乎被切割。更為人詬病的是學校的填鴨式教育，培育出高分低能的政治冷感學生，學生公民的身分建構遭受嚴重阻攔。有見及此，在輿論壓力下當權者推動教育改革，在新高中課程增設通識教育，期望重新聯繫學校教育與公共事務。

但是，當權者操縱下的教育政策與管治手腕總是互相牴觸，教育課程所說的盡是仁義道德，維穩手段所用的盡是卑鄙無恥。首先論到通識教育的課程宗旨及理念，根據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合編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多次提及通識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獨立理性的批判性思考，以及讓學生成為在社會、國家、世界裏，識見與責任並重的學生公民。換句話說，即是希望未來的學生不只是書獃子，而是能夠跨越那幅無形高牆，成為以直接行動來關心社會的本土公民。

但是當大專中學生履行公民責任，如箭在弦地籌備學界大罷課，反抗人大頒布的假普選框架，還有社會輿論就着罷課，正在進行如火如荼的討論之際，黨報喉舌、特區高官、愛黨政黨等建制政治的鐵三角組合，多番出口術耍手段批評阻攔，甚至抹黑誣衊學生是被「激進政團操縱的紅衛兵」、「罷課做騷倒不如退學」、「被鼓動抗爭作政治籌碼」、「與黑社會及聖戰分子無異」、「尖銳政治議題不宜進校」等諸如此類並多不勝數的無稽之談，來作為反對學生運動的官方論述。還找來愛「拯救孩子」的周融，設立很可能侵犯個人私隱的舉報罷課學生熱線，明目張膽地以文革式批鬥手段，煽動群眾鬥群眾的恐怖文化重現香港，企圖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壓抑學生對罷課的討論及組織參與。

專制政權對罷課來勢洶洶的政治打壓，無疑是嘗試重建那幅切割學校教育與公共事務討論的無形高牆，並且再添上更高更厚的磚塊，阻隔學生關心社會及參與直接行動，表達對反落閘爭公提的堅定不移。可見當權者的維穩手段顯然與通識教育鼓勵學生社會政治參與這個的基本宗旨及理念背道而馳。再者，歸根究柢當權者就是扼殺通識教育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及公民意識的成果，有意無意間將學生抹黑為不懂是非黑白、被別人操縱的傀儡。筆者先退萬步來說，假設學生真的輕易而舉被別人煽動利用，某程度亦象徵教育政策失誤，不夠完善建立學生，那麼吳克儉等問責團隊的特區高官，是否應集體負責並引咎辭職？


鏡花水月的美麗謊言

學校教育是建構學生意識形態的基礎起點，而且當權者擁有接近隨心所欲的教育話語權，操縱學校教育的框架設定及課程內涵。不過最為諷刺的是，由始至終學校教育與政治現實都是互相矛盾。學生在高中通識教育的今日香港課程，老師會教育我們對公民身分認同，以及公民是能夠行使權利及要履行義務，並且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擁有公民權利、經濟權利、政治權利三環相扣的基本人權，還有應是在法治精神下受到制度保障，不過這些普世價值在香港社會裏，似乎只屬鏡花水月的美麗謊言。

綜觀現今的政治現實，在中國國務院以白皮書正式宣布全面管治香港下，港人的基本人權受到制度箝制。我們公民權利裏的示威自由，遭受公安條例不反對通知書的額外限制，並無法自由自主地運用，產生警權橫行無忌地凌駕人權的情况。經濟權利看似受到保障，實際上由資本家組成的利益集團有龐大影響力，滲透進我們各行各業及衣食往行，在市場上根本無多元化選擇。另外基於小圈子產生的特首要維護選委會 1200人的集體利益，導致勞工權益如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保等立法困難重重。還有港人在政制改革討論裏，面對人大普選框架全面落閘，特首候選人要過半數提委支持才能出閘競選，相對過往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收窄倒退。提委會延續選委會的四大界別小圈子選舉模式，選民基礎只是少數聽令於中共的權貴特權階級，排斥廣泛的港人在提名程序的政治參與，要令港人淪為橡皮圖章，純粹投票確認經中共欽點的候選人。


對通識教育的實踐和尊重

因此，學界罷課就是要撕開當權者虛偽的面具，展示教育政策及管治政策之間的自相矛盾，藉此凝聚大專中學生的主流民意，表達我們對當權者言行不一的強烈抗議，以及強調學生誓要將從通識教育裏學習到並經獨立思考後堅信的普世價值（民主自由人權平等），轉化為社會制度的堅韌意志。因此我們的罷課行動就是對通識教育的實踐和尊重，期望通識教育不是純粹的紙上談兵，而是達到學校教育的最終目標，即是將學習到的知識理論轉化為現實應用，將從教育裏培出的公民意識轉化為直接行動，這樣才是反映出通識教育的真正成果，讓學生成為直接參與和主宰公共事務的學生公民，而不是只懂在文憑試裏奪星的天之驕子。


作者是學民思潮發言人

丘亦生: 令人不安的國安

中信股份（267）可謂多事之秋，六年前的炒燶外滙醜聞，到今日仍未斷尾，隨時要向小股東賠償以億元計，不過這畢竟是前朝的事，現在中信已經整體上市，背負着央企改革先鋒的期許，應該會做一場好戲吧。不過，中信集團上月一宗掛着改革羊頭的股權買賣，又掀起了一場賤賣資產的爭議，似乎那陣蝦碌味仍未除。

中信集團旗下最大的全資實業生意中信國安集團，上月在內地發出通告，指透過增發新股，讓五家民企入股公司八成股權，市傳作價只有57億元（人民幣．下
同），卻可控制逾800億元資產。最有趣是，這五名新股東名不見經傳，其中一家名叫鼎尚裝修工程的公司，從事樓宇裝修業務，竟持有近兩成股權，成為僅次於中信集團的第二大股東。


800億資產轉手　欠透明度

中信國安雖然沒有被注入267，但規模並不少，分別持有內地上市的中信國安信息及中信國安葡萄酒股份分別逾四成股權，單單這批股份的市值已達77億元，香港散戶對中信國安信息並不陌生，因為曾經是中信泰富一項重要資產。除此之外，還有房地產及有色金屬開採等業務。據公開資料披露，中信國安2012年底的總資產逾800億元，扣除債務後的合併淨資產155億元。

牌面上百多億元的淨資產、近三萬員工的業務，以不足60億元轉手八成，還要入股公司都是投資圈內較陌生的名字，難免令人滿腹疑團，於是「賤賣資產」、「利益輸送」的說法不脛而走，然而公司由始至終未有就爭議作官方澄清，為如何遴選新股東及作價解畫。據聞公司選擇用發新股的做法來減持股權，而非賣舊股的做法，就是可以迴避透過一個公開的機制來遴選股東。

市場有消息指，作價是基於為集團重新估值，由於中信國安本身有不少債務，故此在母公司層次而言，實質淨資產只有約10億元，而非155億元。這宗交易透明度不高，而中信國安本身又沒有上市，故此估值即使忽高忽低，外界也難以定斷，不過以10億元控制800億元資產，槓桿比率高達80倍，這種能耐又真的只有央企才可以做到。


引資欠新動力　改革成疑

若果交易反映的是所謂國企改革的未來新趨勢，難免讓人抹一把汗。首先，中信國安今次引入的，除了資金，還有甚麼可以改善營運的元素？五名新民企股東散收收，如何可以影響管理？有說那家鼎尚裝修工程的入股，是因為原來入選的民企華泰汽車打退堂鼓，於是急把手上股權找人頂讓。中信國安自己的通告則形容，今次股權改制的特點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由中信集團變更為無實際控制人。」我無法了解，這是何等大的進步。究竟這是股份混合制，還是混亂制？當中有何章法？

未來將有大量央企國企透過各種方法減持資產，我絕對認同國退民進是好事，問題是，如減持的手段及作價缺乏透明度，目的又不明確，到最後生意沒有多大改善，倒是造就了好些暴發戶。

練乙錚: 「不完美」？宿命地溝油．盯着中信．示威之邦

最近，香港社會有一個詞很流行：「不完美」。這個詞很好用，放諸四海皆準，因為，的確，世界上沒有什麼事物是完美的。更妙的是，用這個詞描述中國事物，無半點誇張，用者顯得非常謙遜，能充分反映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優越品德。因此，特府教育系統高層實在應該不失時機盡快在學生當中推廣「不完美」這個詞，以便提倡謙虛而嚴謹的說話方法，端正小朋友的語言習慣、思考邏輯和政治傾向。

一、「不完美」一詞的政治妙用

我們可以先看幾個可算合情合理的例子：

牛頓力學不完美（只能用於目視世界）；林志玲身材不完美（體高1米75，比中國男性平均高出3公分）；富士山線條不完美（頂部不盡對稱，表層不完全覆蓋內層）；《紅樓夢》不完美（沒有環環相扣、充滿張力的「plot」）；莎劇不完美（有時用上粗口）。

下列每一個說法也都是邏輯嚴謹，語義清晰，百分之百正確：

歷次政治運動冤死五六千萬老百姓：中共鬥爭手法「不完美」；無官不貪，貪額動輒以億元人仔計︰大陸廉政目前「不完美」；八九六四解放軍沒有橡膠子彈，只好出坦克︰清場手法「不完美」；裸官洗錢等出國，十年運出人仔七萬億：官員愛國情操「不完美」；毒奶、假蛋、油魚，應有盡有︰大陸食品質量「不完美」；號稱「百雞王」，搞遍央視女主播︰周永康的私生活「不完美」；禁組獨立媒體、工會，權力把異見者關在籠子裏：憲法實施「不完美」。

然而，正確還正確，可這些話一般香港人聽起來始終會覺得有點那個，但愛國派心裏卻都是真真正正那樣想的，既天真又純潔，不然怎麼可以愛國愛黨愛得那麼堅決？所以，同理，當港人要面對人大常委決定本地須由小圈子「普選」特首的這個荒誕現實，這些愛國派卻會很自然而然地說：政改方案儘管「不完美」，何妨袋住先？


二、地溝油把中港台統一了

原來，台灣發現的地溝油，「不完美」成分竟然主要來自香港。台灣食用油生產商強冠，原來自2001年起，十三年來一直與香港的金寶運合作，進口飼養業用的回收再造豬油，再添加當地生產的工業用油，以二一之比合成劣質油，賣給當地食品生產商，後者部分產品回銷香港，賣給本地的食品生產商和食肆，連一些高檔品牌也中招。金寶運向元朗寶源油脂購入標明不可人食的回收再造油，改稱食用油進口台灣，低價賣給明知故犯的強冠（寶源知不知道金寶運的手段非法，目前還不能確定；但資料顯示，同一個寶源，曾在2005年被揭發涉把工業用豬油供應給港九新界的麵包店，製成麵包出售，故其誠信亦頗堪疑【註1】）。

然則香港的這個金寶運，又是什麼底細？原來2012年大陸紅色資本經營的香港公司北大荒涉轉售含致癌物質的地溝花生油事件，金寶運就是分銷商之一，其東主更與北大荒香港分公司合資經營「北大荒油脂有限公司」和「港基糧油食品有限公司」。當時，食環署證實北大荒違反《食物安全條例》，未有登記為食物進口商或分銷商，涉非法賣油；有關廠商又沒有依法保留來貨及出貨的單據，當局遂難以完全追查地溝油銷售去向及回收【註2】。

「古時」，香港食用油市場以三大老字號即南順、合興、大昌為主，一直安全可靠；2010年北大荒進場，便接連出現與其有直接間接關係的詐騙、非法經營和品質安全問題。既有這般「巧合」，與北大荒有密切關係及業務往來的金寶運還可以一直違例經營，食環署明顯跟不上形勢；到底是僅僅大意疏忽了，還是遇上強大阻力？

一般而言，先進與落後的經濟體接觸，雙方都應該特別小心，步步為營。先進體可能以各種對方聞所未聞的技術與手段佔盡落後體的便宜，而自身則可能受到落後體常有的那些欠規管、不守法、行賄賂、官商勾結等壞因素的侵蝕，逐步被同化。可是，就筆者親身在政府裏頭看到聽到的而言，香港自董建華年代起，權力頂層便受到一些本地急功近利的商人慫恿，加上來自北方的壓力，開始拋棄一貫謹慎作風，實行打開中門、加速融合的政策；那些珠三角經合區、X小時港粵生活圈、港深接軌、邊界取消等建議，不斷由一些商家提出、政府接過，快步落實，犧牲港人長遠利益亦在所不惜（不是所有大商賈都如是，一些有點香港人本心的，曾經努力嘗試守住兩制分野）。

近朱者赤化，近墨者食黑油。難道這就是香港人民乃至台灣人民命運的一個縮影？


三、及身審查中信前高管

證監會公布，對前身為中信泰富的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及五名前執董，包括前主席榮智健及前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展開法律程序。證監指該公司及前董事就2008年公司外滙投資虧損披露的財務狀況，含虛假或誤導成分，要求法庭頒令，把高達4500名投資者的交易回復原狀，賠償或超過百億港元。

紅色（國家）資本的中信泰富，母公司中信集團乃改革開放初年鄧小平委託「民族資本家」榮毅仁創立的。終於被證監咬住的五名中信泰富前執董當中，前主席榮智健是榮毅仁的兒子，前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則是本朝行政會議大紅人羅范椒芬胞兄。有此非同小可政治背景的公司和人物，證監會要找麻煩，是否由背後的政治角力引致、後續發展如何受政治及政治人物影響等疑問，答案外人無法知曉，只能猜測。不過大家要留意，證監會對五人的及身行動，還不是刑事檢控。

無獨有偶，美國聯邦政府最近也準備開展對導致2007╱08年金融危機的大財團主管採取及身的法律行動。美國民間對政府一直以來只檢控處罰財團法人、放過該等財團主管的做法非常不滿，儘管大財團至今已經因為在金融危機期間幹過的不法行為向聯邦政府司法部繳交了總數超過1000億美元的罰金及和解賠償。最新的和解賠償，是 HSBC上周宣布賠給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貸美（Freddie Mac）的合共5.5億美元【註3】。然而，美國法律規定刑事檢控必須在犯法行為發生之後的五年內提出，金融危機2008年結束，故聯邦政府能夠提出刑事檢控的時日無多。

今年5月，奧巴馬政府委任Leslie Caldwell為司法部刑事組主管。此姝來頭不小；大家記得2001年美國發生大型能源公司英隆（Enron）會計詐騙事件，同謀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和英隆一起，給美國政府司法部「告到甩褲」。結果英隆輸了官司宣告破產，安達信則最初輸了官司，公司解體，儘管後來最高法院因技術原因推翻原判，但為時已晚，回天乏力。當時主控的官員，就是Caldwell；其後她離開政府到商界任職凡十年。因此，她的委任一宣布，華爾街嘩然，對她及奧巴馬大肆攻擊，指後者是為爭取兩年後的大選拉票。Caldwell走馬回鍋，聲言就是要以刑事檢控處置那些大財團的犯法高管【註4】。

按美國法律，聯邦政府司法部有權對財團或其主管的不法行為進行刑事起訴，但美國證監會（SEC）卻沒有此項權力，只可以調查及作民事起訴，以及提議司法部作刑事檢控。由於缺乏刑事檢控權，美國證監會五年來從涉事財團及其主管的民事檢控所收得的罰金，至今不過40億美元，與司法部的1000億美元相比，可謂微不足道【註5】！香港的情況不一樣，香港證監會（HKSFC）同時擁有民事及刑事檢控權，遇有嚴重案件，只須諮詢律政司，之後便可自行決定作刑事檢控與否【註6】。

最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說過，香港司法能否保持獨立的一個標誌，就是司法工作能否保持高度透明。與中信有關的法律程序能否不受各種政治及政治人物干擾、過程能否足夠透明，是每一個香港人都關心的，不只是有利益牽涉其中的受害投資者。


四、自己惠州自己救

當權派揶揄香港變了世界的「示威之都」，殊不知我們的祖國大陸早已變成「示威之邦」；每年十多萬起的「群體性事件」，絕大部分都包括示威活動，人數幾十到幾萬不等。照片上看，示威規模和氣勢，很多時和香港的差不多，主要分別是警察比例看來比香港高，所擁武器裝備，就算是在小鄉鎮發生的示威裏亮出來的，也比香港警察通常配備的更先進齊全；打群眾的時候，大陸警察也比香港的兇狠得多，示威者不論男女老幼，被打得血流披面的鏡頭很常見，因為沒有政權對「兩制」的那種包容。

上周的大陸示威精選，當是周六才發生在惠州博羅縣的環保行動。民眾抗議的對象，是政府準備在離民居一公里處興建的全國最大垃圾焚化爐。民眾認為焚化爐建成之後，東江水就會受到污染，對當地人不利，甚至會影響到香港。示威人數，不同的報道之間，差異相當大，從警方估計的1000、到一些媒體估計的三萬多都有；示威的時間不算長，從早上九點多開始，到中午稍後結束，不算長；標語口號則相當溫和：如「保衞家園，不受毒害！」、「愛我博羅，拒絕垃圾！」等。這次行動，沒有激烈到有推翻公安車的行為。

儘管如此，政府也出動了兩千名警察、特警，卻未有出動武警或武警特警。大陸的警察，分人民警察和武警兩大類；前者屬公務員系統，後者則屬於軍隊編制。兩個系統裏，都有所謂特警，受的訓練和配備的武器，都高一級。民警和武警之外，還有城管和維穩系統的人員，後者通常是不穿制服的受薪流氓，打記者的，通常就是這批傢伙；這些人享受的待遇似乎不差，出勤的時候，有時還坐奧迪。

這次示威的規模比較大，而且發生在不遠處，所以香港的媒體包括左報都報道了，有的如《明報》還相當詳細，但圖片只刊登一張，未免太少。把場面和氣氛表現得最充分的，要算《大紀元》那四十幀現場照【註7】。

《氣短集》之四十八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雅虎香港資料https://hk.news.yahoo.com/%E6%B8 ... 2%B9-223017484.html
【註2】見《蘋果》新聞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910/18861458及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220/18107801
【註3】見《金融時報》今年3月25日的報道http://www.ft.com/intl/cms/s/0/8 ... .html#axzz3DH5vh3Ku
【註4】有關LeslieCaldwell的個人背景和最新任命，見《彭博》上周五（9月12日）報道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 ... hunt-for-crime.html。
【註5】見美國SEC的有關統計網頁http://www.sec.gov/spotlight/enf-actions-fc.shtml
【註6】見香港證監會詳細解釋此點的網頁http://www.sfc.hk/edistributionW ... ws/doc?refNo=13PR86
【註7】見《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14/9/13/n42477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