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議公佈後，筆者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北京相關人士的觀點，香港建制派人士（港府官員、香港左派政治人物、中間學者）關於“袋住先”的解釋，以及大量“烽煙”節目中市民的各種正反表白後，筆者仍然覺得：香港人要理直氣壯地否決假“普選”。為什麼說要“理直氣壯”？因為在目前中共及其代理人展開的鋪天蓋地的宣傳下，要否決假“普選”是要下很大決心的[1]。
我們面對的政治現實是：即使人大常委粗暴“落閘”後，仍然有半數左右的群眾願意接受“袋住先”的安排，比例仍然高於不接受“袋住先”的市民。這對泛民議員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如果泛民投了反對票，他們很可能面對流失選票的威脅（無論是明年的區議會選舉或者是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因此“順從民意”就可以是一個很合適的下臺階令部分泛民議員改變立場。
香港市民這種表現，一位自稱“在教育界打滾多年，見盡怯懦、犬儒之輩，深感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滅亡”的中學通識科教師“言輕”君，在《明報》發表了《從「有票，梗系要」看香港人的「袋住先」價值觀》[2]，一針見血地說出了產生這種“袋住先”的深刻文化底蘊。事實上，從早幾年香港很多人蜂擁到深圳購買明知是假貨的 LV 手袋可以看出，當假貨假得可以亂真時，縱然明知是假，也有人欣然接受。假LV 手袋如是，更何況看不到、摸不著的假普選？這是當今泛民否決假普選時要解決的最大困難。
為什麼“袋住先”能夠有市場呢？除了“言輕”君提出的港人文化底蘊外，當局的說辭在一些市民心中也有一定的市場，就筆者有限的接觸，下面三個原因，是最多人引用來支持“袋住先”的理由：
“有票好過無，縱使不完美，總算邁開第一步，以後慢慢改善”；
“如果2017年沒有特首普選，則2020年也不會有立法局普選，民主進程也會受挫；
“香港畢竟不是獨立，中央的顧慮不能不注意，國家安全不能不考慮”。
因此，筆者覺得，在接受 “袋住先”的市民總體上仍然略高於反對的情況下，我們需要進行大量啟蒙說理的工作，才能夠理直氣壯地否決“假普選”。
我們要從原則上、道德上、政治上否定假普選。
第一，從原則出發，我們必須反對“以假亂真”，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是非問題。
讀者都知道，在普選問題上，我經常引用中共《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的社論來反駁中共。該社論清晰地界定什麼是真假普選：它說：「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該社論又指出假普選的危害性：「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中共早在 70年前已經告訴我們假普選是把選民變成“投票的工具”，毫無意義。那麼我們今天為何還要接受一個假普選呢？
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任何建制派人物，敢於直接面對為什麼要把香港人當成投票工具這個重大原則問題發表他們的看法或說辭。
第二，從道德出發，我們必須反對中共屢屢違背承諾的劣跡。
中共從崛起到執政，從初始執政到執政60多年，中間經歷了屢屢違背自己承諾的劣跡。它在執政前的關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種種承諾（這些承諾都被笑蜀先生收錄在《歷史的先聲》這本書中，白紙黑字無從抵賴），在執政後紛紛變成無法兌現的“白票”。它在執政初期對人民的承諾（具體表述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不出三五年也全部“跳票”。歷史學家章立凡有如此的描述：
抗戰版“中國夢”升級為解放版之後，不少承諾都成了白條，聯合政府蛻變為一黨專政。暫且不論自由平等憲政民主的美好理想，《共同綱領》規定普選產生各級人大，歷時六十四年未兌現；承諾十年到二十年不變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三年生變七年奪產；發動土改將地主的土地無償分配給農民，又通過合作化將土地全部收走……。計畫趕不上變化，翻臉比翻書還快，其中最快的翻臉記錄，當屬一九五七年的“陽謀”，從“整風”急轉為“反右”，只用了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毛澤東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或許是遺忘了兩個字——信用[3]。
歷史的嚴峻事實是：處於“一黨專政”地位的中共，它的每一次“跳票”都給中國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這個教訓，我們不能不吸取。這次中共在香港特首普選問題上的“跳票”，是它60多年來違背承諾的再一次翻版。我們如果接受它的假普選，就是又一次接受它違背自己的承諾，這是不道德的。縱使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種現狀，我們也不能默許它繼續“跳票”的惡習。
我們看到的一些御用學者，不去思考中共言而無信的歷史劣跡，反而甜言蜜語地勸告港人“袋住先”，甘心繼續受中共矇騙。所以，我們否決人大決議，就是要從道德上對這種背叛承諾的劣行說“不”。
第三，從政治出發，我們必須強烈捍衛“一國兩制”的初衷。
香港人從不反對“一國”，但強烈希望維護“兩制”，特別是政治上的“兩制”不容淡化稀釋。三十年前中共提出收回香港主權時，香港人提出“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中央接受了這個觀點，因此“民主回歸”成為“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17年後中共公佈的白皮書，破壞了這個政治基礎，目的在為人大常委會作出 831決定提供“理論”依據，而831決定，則是把“一國”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價值觀、以及共產黨的運作模式和習慣做法全部照搬到香港，嚴重創傷了“兩制”之間應有的區隔。
當然，我們沒有任何手段可以逆轉這種“兩制”漸趨“一國”化的趨勢，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通過否決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來顯示我們捍衛“一國兩制”的決心。
基於原則、道德、以及捍衛一國兩制的原因，我們應該理直氣壯的否決人大831決議。梁振英在香港電臺《香港家書》（9月14日）中挑戰說，泛民否決政改方案，會欠市民一個解釋。很簡單，以上三點就是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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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把人大決議描繪得天花亂墜，對親建制的群眾很有蠱惑力。例如：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中共才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制度是一項偉大的政治發明。它是個好東西，是塊美玉。」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人大決定是鎖在深閨人未識的靚女。」
[2]見《明報》（9月10日）
[3]見
章立凡：《普選：歷史承諾與政黨信用》，載《明報月刊》 2014年8月號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議公佈後，筆者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北京相關人士的觀點，香港建制派人士（港府官員、香港左派政治人物、中間學者）關於“袋住先”的解釋，以及大量“烽煙”節目中市民的各種正反表白後，筆者仍然覺得：香港人要理直氣壯地否決假“普選”。為什麼說要“理直氣壯”？因為在目前中共及其代理人展開的鋪天蓋地的宣傳下，要否決假“普選”是要下很大決心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