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聽到另一個笑話，就是教聯會主席兼福建中學前校長黃均瑜先生呼籲「任何人都不應將政治運動帶入中學」。
至於何謂「政治運動」？總不成是「他贊成就不是，他反對就是」吧？算是中國式邏輯乎？雖然明白有些人教書的日子長了，就總會以為自己講的就是真理。不過放 諸一個公民社會，說話講了出來，還要讓公眾也覺得是真理才成。例如非常愛國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也是在自己就讀的中學發起「反英」運動呀。這個又 算什麼？
而再查「福建中學」的政治定位，在1967年的反英暴動之中，當時的校長黃潛，正正就是「鬥委會」的成員之一！而1967年6月27日，當時香港左派學校 – 包括福建中學在內，熱烈響應「鬥委會」的號召，集體進行罷課。那麼請問黃潛當時身為中學校長、以及身為中共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在自己學校策劃罷課就沒有問 題？看來黃均瑜主席在教人「以史為鑑」之前，最好自己先讀好自己本校的歷史吧。
好了，言歸正傳。到底「教育從來都是政治」此話何來？
話說中國官方的教育方針，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開始成形。所謂「獨尊儒術」為的是什麼？就是要確立中國式的君權至上的政治系統而已。而在金觀濤先生 的鉅著《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之中，也重申以上的論點，就是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管治思想，是構成中國自漢以來的政治支柱之一。中國 歷代的帝皇，登基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拜孔子，以示「尊孔崇儒」，然後才能成為「正統合法」的統治者。漢朝開始雖然已有「選舉」制度，但那是「推選孝子廉 吏」，是按儒家標準由地方政府推舉人才往中央效命。再遲至唐太宗「開科取士」，才又將「書中自有千鍾粟」確立成為「學而優則仕」的事業還輯。
因此中國的歷史，對於「請勿將政治帶入學校」一類的講法，基本上當成是屬於神經病。因為中國的讀書人，在學校讀書，就是為了要做官進入政治系統。而教育此事，施之於民間也是要教人做皇帝的順民。
至於這種所謂教育的效果如何？
最後的「迴光反照」是在「洋務運動」期間，即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先來一個「精神分裂」式的「袋住先」。要「現代化」就可以即管做、總之不影響幾千年來的「禮教」就是。
而在甲午戰爭之後，洋務運動一敗塗地。於是國人才又有反醒，得知日本之急速發展、並且一舉打敗中國，乃是「大開民智」所使然。因此才又有康有為「廢八股」的奏折來終止了科舉制度。其後待至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已可以打敗當時的世界列強。中國簡直一地都係眼鏡碎。
中國的教育改革，在晚清才開始。而其後在滿清覆亡之後才搞得成「政治分家」，其中的「佼佼者」應該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無疑。正正就是由他提出「思想自由，兼 容並包」辦學方針。中國之有新希望，也是由於這種自由學風。之不過，北大當年可以這樣講，但自從「學校也要有黨委」之後，就肯定壽終正寢矣。
而所謂「自由學風」只能在香港才能生根，而培元培先生最終亦在香港下葬入土為安，也許真的是命運使然：香港，真福地也。
而「自由學風」又是否不涉政治呢？此亦非常清楚：絕對不是。
查「學術自由」之由來，乃是來自西方的哲學思想。古希臘的學術自由即與其城邦民主的政治制度互為一體。而待至古羅馬時期，仍可見諸西塞羅有關「公民教育」的討論。西方文明政治的基礎，也是由教育所建構支撐而形成。先前我也就有關題目分析過，而就羅馬的教育制度，也引述了吉朋的歷史觀察，講得出是為了支撐羅馬的政治和社會運作。
因此西方社會，也有它們的「校園政治運動」，包括了反戰、尋求社會公義、反對種族歧視等等。這些通通都是政治，也又都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而西方國家也沒有什麼「學校不准搞政治」的無聊禁令之類。因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從來都可以公開拿出來講。
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教育從來都是政治」。
這個不是搞不搞的問題，而是搞什麼和怎麼搞的問題。西方國家的校園政治保障了言論和學術自由、保障了人權和約制了政府的專斷。這就是西方的校園政治。
不過中國的校園政治，那才是文革式的揪鬥、為了維護個人崇拜和極權統治進行暴力迫害。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六七暴動期間，香港的左派學校作為鬥委會的暴動基地。
因此當中國內地的所謂學者、以及香港的左派學校，憑他們偏頗的視野和狹小的經驗、只懂得拿文革來講，那當然這種表態對於整個自由世界來說，只是笑話一則。因為文化大革命這種無聊事情，只會在中國發生、也只會在「很愛國」的左校才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