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 一元飯堂治標不治本 完善監察乃打貪正途

內地近年出現的「一元食堂」，意指一些政府部門或機關，以一元或相對低廉的價格供應膳餐。在北京等大城巿，吃飯難是打工一族的日常大事，不僅地方難找，價錢亦不菲，因此知道政府部門設有一元飯堂，馬上引起社會上巨大反應。這些反應可以分兩種﹕一是贊成，令員工「無後顧之憂」，更可把官員留在飯堂，不讓他們到外邊大吃大喝涉貪涉腐；另一種是，1元一個菜或1元吃一頓飯，若是在民營企業可視為福利，但若是在政府部門，實是以公共資源補貼員工，是「公私不分」。

內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有大鍋飯，那是冒進的昔日歲月，如今早被唾棄。現在新型的「大鍋飯」，據內地傳媒報道，是要付象徵式費用，例如交通部食堂每餐1元；全國政協飯堂「更進一步」，午餐免費，有6至8個熱菜。廣電總局食堂則對區內老人開放，老弱巿民可以同享。另一類是「特供」食堂，有專門食材供應商，讓食客在瘦肉精和地溝油充斥的食物不安全年代吃得安心。

這些公家食堂成為討論焦點，因為北京工薪族吃一個午餐飯盒，最便宜也要10多元，去年國慶期間，溫家寶總理視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說一個早餐要4元、一隻雞蛋5角錢，被批評「明顯低於巿價」，如今1元吃一頓午餐，不必到街上和別人擠，難怪有促狹網友說，「想不到1元錢可以還有這些用途。」

三公支出一年萬億  恣用公帑民怨沸騰

大鍋飯在於公家全包，由此引伸出來的概念，曾經是拖累中國發展的死結。吃飯看病住屋教育一切公家包下，國營企業政府機關變成照顧員工全家的「小國家」。於是負債纍纍，再大的部門和國企也不可能填滿如此無底深潭，改革開放後，這些負擔開始剔除，擔子輕了，才能持續發展。不過，吃公家用公家住公家仍然陰魂不散，坐的汽車是公家的，住的房子是公家的，吃的也是公家，納稅人補貼公務人員的吃喝睡撒，因此甫聽到一元飯堂，民情激烈反彈。

近年為內地民眾詬病的「三公」開支，即公費出國、公費消費，以及公費吃喝，已經引發上至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下至老百姓的不滿。內地著名學者胡星斗估計，三公一年約一萬億元，其中公費吃喝達3700億元。這個數字的概念，等於官方重建汶川大地震基金的5倍，是國防經費的一半，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今年在兩會期間說，若是大家省一省，省下幾千億是完全沒有問題。從老百姓到政府高層，對恣意任用公帑已是極為不滿，民怨開始沸騰。

小特權應付大特權  問題縮小仍未解決

內地公家部門開設一元飯堂，或者以較低廉的價格提供服務，主觀上希望可以把經常出外大吃大喝的官員留在公家飯堂，盡量減少涉及貪腐的可能。從減少浪費、減少貪腐的角度而言，一元飯堂確實有其「進步」的一面，社會毋須完全以負面角度視之——把飯堂視為官員特權的象徵，務必除之而後快，然而為了留住官員不讓到外邊揮霍公帑而挖空心思想出一元飯堂，只是以小特權來應付大特權，公務員及官員的行為仍舊沒有規範，一般老百姓仍舊是次等人，問題可能縮小了，但還沒有解決。

現時官方對公費飲宴也沒有明確規限，一年近4000億元的公費吃喝，簡而言之是無法無天，對付這種吃窮公家養肥自己的行徑，最能正本清源的是從制度及監察上做到官員飲宴有例可循，觸犯之後如何懲處。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去大連參加經濟會議坐的是商務客艙，去海南參加博鰲論壇是住四星酒店，副總統拜登訪京吃炸醬麵自掏腰包，內地網民引為美談。這種艷羡，是因為一年幾千億元的公費吃喝，已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今天中國需要的不是特權，也不是不許官員到外邊吃飯，中國要的是透明的公費開支制度，全社會的監察風氣，這樣，公費吃喝玩樂才能煞住，否則縱然再出盡法子留住官員，也只是短期之事，不能持久。

陳明銶：邁向2047：香港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

港人應積極參與中國的現代化，而不是以一種恐懼的態度置身事外。港人亦不應一味期待內地能夠「香港化」，而應該將提升內地的軟硬件水平作為自身使命的一部分。只有這樣，香港才能隨着內地的發展而水漲船高。

今年4月為《信報財經月刊》創刊35周年，也是筆者初次應邀為本刊寫稿的25周年銀禧紀念。當時為1987年3月中，筆者應 邀為本刊的121期撰寫文章，介紹即將來港出任總督的衛奕信（David C. Wilson），他當年對中國的學術研究，尤其他有關1924至1928年間中英關係的博士論文及他出任《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總編輯時（1968至1974年），對當代中國的種種研究。至今筆者在本刊先後發表了大約二十多篇文章，可以算是資深投稿人，所以這次欣然接受本刊總編輯文灼非邀約，為本刊創刊35周年紀念專輯說些想法。

筆者此次大膽不按一般歷史學者多着力於研究過往人、事、物的一貫作風，而是就香港過渡期的了解及回歸以來的觀察，提出對香港下一個35年走向的一種推測性初步探討。

今年7月，就是香港回歸中國主權，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15周年。35周年後，將是「一國兩制」依照香港《基本法》實踐的「五十年不變」在理論上的終結點，到時香港應可能進入「後特區時代」。今後35年的發展很多方面都值得各位讀者關注及討論。

筆者希望大家加強重視這個「邁向2047」及「後特區時代」的議題。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下一代人的事情，因此當前大多數學者與坊間的評論員都並不特別關注。筆者雖然是歷史學者，但也十分關心大潮流的走向。所以過去有不少文章，以及本人主編的三本英文論文集的主題文章，都有特別提及這個概念的重要性。下文先就以下幾點略作評述：

「一國一制」新局 世界必矚目

第一，如果現在的「一個兩制」是一個預設有效時限為50 年的過渡性模式，一個明顯的邏輯性推斷便是到2047年，這個模式便要功成身退，讓位給「一個一制」的新局面。如果到時候香港不再是特區，而是與中國內地尤其是廣東省作全面深入的融合，便需要一個客觀條件的評估：一是到時香港整體發展會至什麼程度，二是「一國」即中國本身的政治體制、經濟水平、社會甚至文化等軟件與硬件的運作會處於什麼狀況。如果按照現在中國在全世界排名第二經濟總生產量（GDP）與發展速度，到時可能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單一主權國家經濟體，經濟實力的增長也將提高中國在國際組織與世界事務的發言權和領導權。相比今天，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因此將更大幅提升，中國的內部政局對世界大環境也將更加舉足輕重。所以到2047年，內地與香港融為「一個一制」這個現象將成為世界矚目的歷史性重大事件。

千萬人大都會 勢與泛珠融合

第二，根據2006年香港官方對未來人口增長的預測，香港整體人口到2039年將達到889萬。如無突發性意外巨變，到2047年，香港總人口應在900萬以上，即會比今天增加200萬人，這樣一個邁向千萬人口的大都會本身將有很多行政管理、基礎設施、衣食住行等生存方面的基本要求，也有人口老化的壓力。而要繼續現在的經濟結構的轉型、知識型服務性行業成為經濟主要支柱，教育質量亦必須能夠配合跟上。有效管理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經濟體系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亦會面臨愈來愈多的困難，阻力與挑戰。因為香港土地供應有限，而港珠澳大橋、粵港高鐵令珠三角交通更為便利，到時甚至可能會有相當的香港人口居住在特區以外的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內，甚至因「同城化」而令港人居住、工作和學習，未必同在本港範圍內。這種泛珠三角居住工作的跨境化現象所帶來的各種影響，都是專家們需要進行較為深入、長遠探討的問題。

實施「雙普選」 政治須平衡

事實上，香港本身亦是問題重重。溫家寶總理多次指出，香港內部有深層次矛盾。今日香港政治和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比董建華年代尤甚，過去幾年貧富差距拉大、房價飛漲、仇富仇商情緒嚴重，甚至有不少群眾遊行要打倒「地產霸權」。亦有人極度不滿香港特區政府政策向商界過分傾斜，導致指控「官商勾結」的怨憤。最近特首曾蔭權身陷利益輸送風波，因接受富豪款待而捲入有不當收受利益之嫌，引發有關「曾商勾結」的質疑，傷害公務員廉潔奉公形象，便是一個實例。

另外，在新一屆特首選舉中，獲北京接受的兩位建制派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又出現不同程度的誠信危機，兩人更互相指責對方抹黑及借醜聞揭弊。而有時情況變化很快，特區政府面對混亂的狀態難以招架，現有體制能否應對這些日趨激烈的矛盾，也是一個未知數。

根據北京所定下的香港特區民主化的時間表，2017特首應由普選產生，2020立法會亦要全面施行普選，直至2047年時，已經有6屆特首由普選產生，有8次立法會的普選經驗，到時行政主導的政治原則如何與雙普選產生的民主體系平衡，現在都無法過早推斷。

內地與港差異 一體化費思量

第三，內地與香港的一體化在很多層面可以討論。在具體事務的細節上，譬如香港受英國的影響是車輛在道路左側行駛，而內地與絶大多數國家一樣車輛在道路右側行駛；香港、澳門、台灣仍舊普遍使用繁體字，而簡體字在內地1950年代以後已經開始通行，因此大中華區兩岸四地也有簡繁體中文的區分，這些細節到時都需要考慮如何融合。在財經層面上，中國的經濟實力會否令人民幣可以成為與美元和歐羅並列的國際主要流通貨幣之一，如果到2047年以後香港不再是特區，港元是否仍然要保留或是由人民幣取而代之？在法律層面上，香港現在的英美傳統普通法（Common Law），有別於歐陸通行的大陸法（Continental Law），而中國自晚清以來的法制現代化主要受德、日等國的內地法制度影響，1949年後更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形成自己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法源、法理哲學基礎迴異的兩大法律系統，將如何融合？

中港優勢互補 加速接軌國際

第四，在更高的層面上，今日眾多香港市民及其國際交往夥伴對中國內地的政治運作、社會參與、信息流通、公民權利自由等有諸多批評。譬如最近對特首曾蔭權的「官商勾結」的指控，似乎是在指責香港公務員正在同內地官場的貪腐走近，有人更直指這是香港高官的「內地化」。去年8月中香港大學100周年校慶典禮的警民校園衝突，李克強副總理訪港的過度保安措施引起不少市民的反感與讉責，認為港府一味向北京叩頭，放棄維護香港市民的權利，令香港警察「內地公安化」。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指責香港人是「狗」﹐以及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嬰造成香港醫療系統的壓力，亦進一步加劇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社會矛盾。但如果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在下一個35年，如果中國的現代化改革開放使其軟硬件實力進一步提升，使其政治、經濟與各種國際標準接軌甚至走到國際前端，如香港仍抱着一貫自以為先進的優越感而固步自封，香港特有的經濟社會體制會否反而變得落後，反而需要向內地靠攏呢？

雖然現在香港一般市民對「內地化」反感的態度，有其深層次的原因，筆者亦不贊成香港開倒車，放棄其先進優勢而倒退，但是反過來說，一個更合理態度是，香港應當利用自己的經驗、資源和國際網絡，幫助內地愈進步、愈能與國際接軌，香港與內地掛鈎就愈不會成為一種倒退。

兩岸統一 香港作用舉足輕重

第五，在亞太區及國際關係層面看，當日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觀念是以收回香港的主權、澳門回歸與台灣統一為最終目的。而台灣問題到今日仍舊是中美兩國之間關係的核心分岐。台灣問題是北京的首要議題，涉及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國家統一，這些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的合法性均非常重要，更關乎國家安全（恐怕台灣成為外國對抗中國內地的基地，而美國的《美國台灣關係法》中明確存在對台售武的條文）。

新加坡政壇元老李光耀曾說，最有能力左右台海局勢的只有中美兩國。到下一代人，也就是25年到30年後，冋果中美兩國的實力，尤其是可以利用的戰略資源達到一個相對平衡的水平，美國就不再可能單方面支配台海甚至太平洋西岸的政治、外交和軍事形勢。當中美兩國可以平起平坐的時候，台海問題不可能仍懸而未決。台灣是「一國兩制」構思的最終也是最高目標，但很難預測35年後台海局勢和中美兩國關係是什麼樣子，如果到時台灣問題仍未和平圓滿解決、兩岸仍未能夠有效全面融合，「一國兩制」的構思是否會被延續下去亦是一個問題。到時台灣民主體制日漸深化完善，使得兩岸差距不再是經濟、文化上的差距，而是觀念、體制和生活方式上的差距。而這個軟件上的差距，也正是今日內地與香港兩地的差別。

35年後，如果美國不再有能力支配亞太地區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發展，這將是完全是由中國人自己主導的軟件建設、價值觀念的內部融合。這樣看來，香港未來35年的走向具有無比的重要性，不可輕易忽視之。

所以，香港人應該多了解中國，積極參與中國的現代化，而不是以一種恐懼的態度置身事外。香港人亦不應當一味期待內地能夠「香港化」，而是應該將提升內地的軟硬水平作為自身使命的一部分。只有這樣，香港才能隨着內地的發展而水漲船高，1997年主權回歸前的恐慌國際移民潮才不會重現。香港人不應該悲觀；中國畢竟是個人才濟濟、資源豐富，經濟力量蓬勃的大國，今日在各方面仍然不斷進步中，雖然這將是一漫長的過程，需要來自各方面包括港人的支持與幫助。1980年代以來，隨着內地改革開放浪潮而帶朲經濟發展成果，香港相對於內地，許多優勢已經消失，僅剩法治社會、民權自由、廉潔政府，多元包容等主流核心價值，香港廣大市民仍然認為值得自豪。

筆者固然不贊成香港的民主政制建設、民生改善與社會文化發展出現倒退，但反過來，未來中國的發展無可避免出現縱橫交錯的社會及政治轉變，尤其經過30年的經濟急促發展增長及現代化進程後，內地社會問題湧現，在軟件和軟實力方面的不完善，更需要香港有效促進中國內地邁向國際前端的最高水平，推動中國二十一世紀中期的良性發展軌跡 – 社會進步與和平轉型，建設有利中國對於全球外交目標影響的軟實力及內地應用運作的開明軟實力，變成真正現代化的中國。這正是當代香港居民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總而言之，中國在各領域愈進步，中國愈變得全球化，中國之香港的前途展望愈可樂觀。

作者為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安裕周記：驚蟄

乍聽到方勵之去世的消息，腦海裏翻起的是一九八七年春天的一些舊事。我那時在北加州，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大陸留學生走得很近，有一陣子天天聚頭吃飯，見面就講國是。二三月北加州春寒料峭，霧大，晚上開車外出，開到海邊地區，車頭燈照射下大團大團濃霧翻滾。因此，非不得已都不會夜裏出外，更多是窩在小小的房間讀報看書。

一天晚上，電話響起，說學校那邊有事，我馬上披衣開車經海灣大橋過去。那夜不知何故，霧特大，愈是心急愈出事，三次上高速公路都走錯入口，幾經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柏克萊。到達時，一批大陸留學生說胡耀邦已經下台；七嘴八舌好一陣子之後，忽然之間，人都靜默了下來。

我記得人群裏有一個黃姓留學生，剪一頭冬菇髮型，二十一二歲左右，是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畢業生，即是當時內地所說的「神童」，那時正在加大讀博士，準備開始寫論文。他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老師是方勵之，也就是這時開始，我對這個天體物理學教授留下印象。

八十年代沒有互聯網，AT&T長途電話打回大陸和香港，半夜最便宜時段都要兩美元一分鐘，書信固然是信息流通渠道，但大陸來客才是主要消息來源。因此，每有大陸學生到北加州，放下行李就互通聲氣。香港那時已是後《聯合聲明》時期，天天講的都是《基本法》起草，三藩巿有一家報刊代理公司，專門出版香港幾份報紙的美洲版。我因緣際會認識這家公司一些工作人員，間中到華埠的話，就去他們公司找些舊報紙來看，一讀就到日暮西沉。

一九八六年底安徽爆發學潮，方勵之成為目標人物，那時香港傳媒報道不多，消息量不夠，倒是親台灣的華埠報章《世界日報》天天是頭條。我總覺得《世界日報》是親國民黨報紙，國共對峙多年，可靠程度可能要打個折扣。到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我瞥見《世界日報》頭版斗大的標題還是將信將疑。當然，過不了多久，中共總書記下台終於得到證實。

在海外看中國是霧裏看花，消息不確不實，當胡耀邦下台之後，情況完全不同。來美國的留學生似乎減少，不知何解，但方勵之的名字卻愈來愈響。方勵之的名字在學潮前於我而言聞所未聞，我讀《紐約時報》駐北京夫妻檔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 Dunn）的文章，屢屢提及一個物理學家Fang Lizhi，完全不知此乃何許人。胡耀邦下台，報道說這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文章提到Fang Lizhi，我費心機找這個人的漢名，才知他叫方勵之。

方勵之在歐美開始受到注意，應該是和紀思道夫婦的報道有關。不能否認的是，那時《紐約時報》的中國新聞做得極出色極仔細，而且不存在所謂門檻問題，即是說，沒有放下身段搞些簡單易明但不深入的新聞報道。《紐約時報》做的都是大事，看不明白搞不清楚，請去讀下三濫煽色腥的《紐約郵報》好了，那些小報完全沒有這種消息。六四事件之後二十多年，我常把當年的剪報找出來看，始終是《紐約時報》最全面，一開始它就不吝惜篇幅和人力，把中國民主運動的驚蟄如實報道出來。

很早提出民主化

有人說方勵之是中國民主之父，我很討厭這種加冠蓋冕式的稱呼，因為經這麼一說，中國民主走向的討論會馬上變成拉一派打一派的內戰，我是見過的。不過，事實是方勵之是八十年代中國高等院校很早提出民主化的一人，今天看來，方勵之的民主素養水平，在言必大國崛起和GDP治國的喧鬧聲音之中仍是走在最前沿，雖然間中會覺得他的理想主義多了些而硬抄別國的也不少，可是我每次讀到方勵之的背景就感動——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大百科物理部分負責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前者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後者是中國物理第一人——只要循著這條教學之路走下去，不愁生活當然不在話下，一個轉身當了教委主任也說不定。

可是這個胖胖又和氣的教授沒這樣想，他說出了中國人民要民主這句話。只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大學教授，這麼大的事哪用他來做？可是他就是頭也不回做了。二十幾年來，中共對方勵之是泛道德的攻擊，說他跑進美國大使館要求政治庇護，言下之意是沒有勇氣面對拘捕和死亡。這些批評之語要說出來很容易，沒有半點困難，嘴皮一動即可，然而在那兵荒馬亂滿街坦克幾十萬大軍包圍京城的日子，一個天體物理學教授可以做些什麼？

中國的民主路由出身北京大學的中共黨員方勵之推動，本身已極具意義，說明中共內部不是鐵板一塊。對今天朝新特首上任的香港人來說，一九八九年或者已嫌太遠，一九八六年學潮是上古史了，然而那是現代中國民主啟蒙的驚蟄日子，在全國上下爭出國的年代，在外匯券盛行的改革開放初期，在因價格改革屏息以待的時刻，社會對民主追求的聲音沒有稍減，方勵之功不可沒。

社會民主之聲未減方功不可沒

方勵之是一九四九年後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新中國紅太陽照耀下的紅彤彤一代，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對知識分子衝擊很大——沒有民主，中國永遠停留在軍閥割據的封建時代。以斷代史的角度觀之，姑勿論當年挺身而出的民主人士今天若何，但若然沒有一九七九年的北京之春民主牆，沒有一九八六年的中國科技大學和方勵之，今天的中國興許還是沉醉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裏，難以自拔，不得翻身。

紀曉風：agnès b餐牌再掀中港互仇遍地簡體攻陷一國兩制

本年初，一場因D&G 事件而引發的中港矛盾，極速升溫成中港互仇，但隨着「豬狼大戰」互搏逾月，仇恨降溫，然而冰封三尺的矛盾又怎會輕易消失？ 「豬狼摔角」正式落幕，新一輪中港矛盾風波原來已在極速醞釀。

老紀所說的，是將軍澳新開幕的PopCorn 商場內的agnès b Café，由於餐牌上只有英文及簡體字，被新民盟西貢區區議員范國威發現後，他即帶隊到場示威，抗議餐廳歧視香港人，agnès b 方面就從善如流，極速化簡為繁作出修正。

然而，事件續有餘波，繁體字捍衞戰掀起另一場跟本土意識相關的激烈爭論，有人認為事件被過分擴大，有人就反指不同意捍衞即如「賣港賊」；事實上，內地「文風」包括簡體字與中文用語，近年本就全方位「入侵」香港，既為迎合同胞的需要，亦是香港邊緣化下的副產品，但當一國兩制逐漸消失，簡化的中文率先不容於港人的眼中。

香港與內地間的文化衝突，經過一段時間沉寂後，又再「重新出發」，法國品牌agnès b 在將軍澳新開業的咖啡廳，被發現以英文及簡體中文餐牌奉客，惹來大批網民的批評，西貢區區議員范國威更去信投訴兼身體力行，到場示威抗議，要求「尊重香港人」，涉及中港矛盾可大可小，agnès b 方面或有D&G 前車可鑑，迅速道歉之餘，同時更換門市餐牌，事件才得以平息。

不過，范國威後來在面書上，先後再上載三個地點的店舖，商店都是以英文及簡體中文並行，卻獨欠繁體中文，當中包括位於尖沙咀港威中心內的護膚品店Beyond Organic、海洋中心內SONY 專賣店，以及部分的Giordano 服裝店，其中SONY 專賣店更以「SONY 直營店」（直營二字為簡體）作廣告招牌，明顯是欲招徠內地客人。

內地用語成港常用詞彙

其實，簡體字在港橫行似是大勢所趨，早前已有市民踢爆，在新界北區地方，政府部門的廣告、路牌及告示，都先後以簡體字示人，理性評價，是因內地人頻繁訪港，簡體字只為一開方便之門，但從情感出發，就刺激了港人的神經線。

事實上，就算單是港人之間，對捍衞繁體字的看法亦因人而異，《頭條新聞》主持人曾志豪就批評，范國威的行動，是「惟恐天下不亂」，更以不少餐廳的餐牌只以英文示人作質疑：「你唔去影佢相，話佢歧視香港人？

」他後來再在報章專欄撰文，認為只是予人方便，不等於自己吃虧，更質疑港人是否要風吹草動便驚慌失措。然而，有關言論旋即惹來圍攻，有人直指是「賣港賊言論」，甚至狠批是「媚共」。

如果說簡體字是外顯的「形」，那「中式用話」便是無形的「意」。不認不認還需認，隨着香港回歸，內地「文風」早已經形意兩方面全方位「入侵」香港，作家兼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在其著作《解毒中文》中，就舉出多個內地用語南下香港的例子，例如領導（首長）、達標（及格）、勢頭（趨勢）等，甚至在禽流感與沙士時期，港人常說的「撲殺」及「確診」，實情都是內地用詞，由此可見，中港文化融合實早已暗暗地發生。

誠如范國威在面書上張貼的政治口號：「阻雙非、反自駕、護正體，我係香港人」，說到底，力拒簡體字，已成為一場本土意識的捍衞戰，更是抵抗內地進一步「入侵」的防衞戰，只是這一場「戰事」卻因滲入更多的不滿情緒，勢成為升溫版的中港矛盾風波。

由於雙非問題遲遲未能解決，自駕遊雖然暫緩但勢在必行，加上早前特首選舉，在中聯辦公然介入下，令公眾驚覺說好的一國兩制竟已經蕩然無存，在如此環境下，港人再面對內地大國崛起，大量內地人來港消費，連帶因香港被邊緣化後，難再拒絕兩地文化融合甚至香港文化被侵蝕，於是，令討論空間亦同時消失，卻令中港互仇問題再次復燃起來，可以預見，這些矛盾未來隨時會因擦槍走火而借勢爆發。

譚凱邦: 試答通識卷﹕論何謂「社會整體利益」

當星期一通識科剛考完，多名同學致電給我：「出鰦第三跑道呀，阿sir我答鰦呀！」很多人認識我，是因為我是環保觸覺主席，但我同時是一個老師，任教通識科。

題目極具引導

我仔細看過題目，發現題目極具引導，不像一般練習卷，我還以為機管局買通了考試局的出卷員。若一個支持環保的人，究竟是選擇忠於自己，答自己的立場，還是違背良心，贊同文章所述的經濟效益。我膽粗粗，試下又要高分，又不違背良心，試答一下：

文章第一段主要提出航空業界支持第三條跑道，認為對經濟相當重要；第二段主要提出受影響居民及環保團體的反對立場，他們認為第三條跑道會帶來負面影響。

題目的命題提出是否應優先考慮整體社會利益而非個人利益，以文章及命題的結構，似乎是想引導答題者，第三條跑道的經濟利益就是「整體社會利益」，居民生活及環境生態就是「個人利益」。

本人認為這假設並不合理，經濟利益並不等同「整體社會利益」，居民及環團的關注也不是「個人利益」。所以，這命題的設定本身出現了問題，並具極強的引導。所以，我本應不回答，並向考評局投訴。但為了考入大學，我繼續答下去。

去年機管局採用鋪天蓋地的宣傳，使用上近千萬的宣傳費，來美化第三跑道對香港的益處。很多市民經機管局「洗腦」後，得出第三條跑道對香港好的印象，以為這就是「整體社會利益」。可惜，我認為這並非社會整體利益，只是政府及官方機構多年來用的策略，以誇大經濟效益及創造職位的方法推動基建上馬。

事實上，基建建成後的使用率及經濟回報率，政府一直沒有核實。以西部通道為例，車輛使用率一直偏低。至於創造職位，基建創造職位的比率其實相當低，因為超過六成支出用在鋼材及建築材料上，用在人工支出並不多。

以第三條跑道的1362億計算，大部分是填海工程開支，名副其實「倒錢落海」。剩下的支出，就落在顧問公司及建築公司手上。建成後，不少得益落在機管局及航空公司手上，所以建第三條跑道不算是「整體社會利益」，這反而是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個人利益」。

有論者可能說，多些旅客便可令整體社會得益，這也值得商榷。根據旅遊發展局的資料，近年的旅客增長主要來自內地，這是由於內地放寬自由行之故。近年，本港主要街道都是金舖及珠寶店，商舖租金不斷上升，很多提供香港人日常用品的店舖相繼結業。若第三條跑道興建後，來了更多內地人，對香港是好事還是壞事？會否帶來更多雙非問題？香港地少人多，是否能承受更多的旅客？

英國多年前亦討論過是否於希斯路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當時的討論並非只側重於經濟效益，並同時以社會資本投資回報來計算是否值得，即將社會成本及環境成本量化，扣減經濟回報。結果發現，推行項目不但對英國沒有得益，更會蝕本。可惜，機管局並不願意參考英國，計算社會資本投資回報，來證明第三條跑道對「整體社會」有益。

另外，本人不同意居民及環保團體的關注是「個人利益」。本人認識很多東涌及珀麗灣的居民，深深體會到他們的日常生活被噪音滋擾。由於機場24小時運作，他們經常於深夜被飛機噪音弄醒，甚至徹夜難眠。他們只想生活的環境較為安靜，這是合理期望，並非「個人利益」，任何一個香港人也希望可得到優質的睡眠。

環保團體關注空氣質素、二氧化碳排放，這更非「個人利益」，這反而是「整體社會」的利益。香港空氣污染惡名昭彰，多間大學的研究已指出空氣污染影響港人健康及增加死亡率。提升空氣質素，不但改善環境，更使港人更健康，減低醫療開支。二氧化碳排放影響溫室效應及全球氣候，所以環保團體關注的不單是「整體社會的利益」，更是全世界的利益福祉。對於命題矮化環保團體的關注為「個人利益」，實在荒謬。

第三條跑道的另一個關注點，是填海將破壞白海豚的棲息地。政府於1997年回歸時，將中華白海豚訂為吉祥物，為回歸增添名聲。但構思興建第三條跑道時，牠們的生存權利並沒得到政府及機管局理會。環保團體關注他們的存活，是理解到人類應和大自然生物和平共存，可惜，機管局就以前段所說的方法，企圖以「偽整體社會利益」的論述，遏制反對第三條跑道的聲音，想不到此題目的出卷員更助紂為虐。

總結而言，文章及命題並不配合，本人完全不認同命題的論點。本人認為透過這次第三條跑道的廣泛討論，社會各人應重新思考何謂大眾利益，不要將政府及機管局提出的狹義、存疑的經濟利益，錯誤視為「整體社會的利益」。

後記

我歡迎各位拿給各通識科老師評分，若我這個作答方法，取不到滿分。那就再次證實，通識，原來只是為了考試。

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

 

梁啟智：繁簡放兩邊自由放中間

在說將軍澳之前，我們先回到一九七七年，去一趟芝加哥市郊的小鎮Skokie。

話說當時有一群新納粹主義者申請在此遊行，這本身固然很受爭議，更麻煩的，Skokie是一個猶太社區，當中不少居民更是當年大屠殺的倖存者。新納粹主義者申請在此遊行，分明心存挑釁，很快被當地政府否決。新納粹主義者不服，和當地政府對簿公堂，引來民權組織的關注——但他們並非支持當地居民。

相反，民權組織雖然反對新納粹主義，卻同時支持新納粹主義者的自由。代表律師本身也是猶太人，這次卻在捍衛別人針對猶太人的權利。美國最高法院最終裁判示威者勝訴，民權組織卻換來當地分會四分之一的會員退會抗議。但他們並沒有因為一時的政治計算而退縮，因為一個人的公義受阻，等如所有人的公義受阻，儘管這個人原來是個新納粹主義者。

簡體中文寫餐牌的言論自由

現在我們回到將軍澳。這次連鎖餐廳餐牌只用簡體中文，引來泛民議員發動市民聲討。有不少聲援的市民認為餐牌只用簡體中文代表了內地對香港的影響力已經無處不在，必須起來反抗。筆者對香港本土意識的覺醒肯定支持，對這次的抗議方式卻相當擔心，因為和美國的民權組織一樣，筆者雖然並不同意這餐廳只用簡體中文寫餐牌，卻誓死捍衛他們只用簡體中文寫餐牌的言論自由。

為何要把事情上升到言論自由的層次？一件事情和言論自由是否相關，不在於組織者的出發點，而在於其客觀結果。筆者相信組織者可以列舉很多理由，提出對簡體字的各種不滿，筆者相信當中不少都會認同。然而從客觀結果來看，卻是因為有政黨的號召，使得一群市民出來聲討另一群市民，最終導致這一群市民在私人場所未能按原來的意願自我表達。這就是言論自由的問題，無論行動的出發點如何高尚也無從改變。兩個錯不會變成一個對。

言論自由，可以是高喊平反八九民運的自由，也可以是支持同性戀的自由，甚至是把頭髮染藍的自由，或是聽重金屬音樂的自由。這些自由儘管並不常受新聞重視，卻更在我們的生活中間。雖然社會中也一直有人認為染藍頭髮或聽重金屬音樂會「教壞下一代」，卻很少人會號召杯葛那些由藍頭髮音樂騎師播放重金屬音樂的夜店。

厭惡本身不足削減表達自由

認真點問，容許某些店舖使用簡體字是否就會社會大亂？語言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一個族群所用的語文不能限制其社會價值，也沒有實證顯示慣用簡體中文的人必然有人格缺陷，最少在八九年上街擋坦克的年輕人都是寫簡體中文的。然而，就算我們假設語文的使用和社會價值相關，恐怕這些價值也遠遠不如新納綷主義一樣為世不容。如果Skokie容得下新納綷主義，恐怕沒有什麼表達是容不下的了。相反，以扶正文化為名的運動，永遠都無法解決何謂正宗的困難。筆者可不想下次寫「山卡啦」的時候，會立即有本土文化大使要求更正為「山旯旮」。

言論自由並非毫無底線，但限制言論自由必須要有充足理據，如刑事恐嚇。然而在餐牌上不使用該地區的慣用語文，在香港從來可以接受。在許多街道巷尾，我們都有只寫印尼文或菲律賓文的東南亞雜貨店，一直也沒有引來投訴，不同語文的店舖之間相安無事。如果我們決意要把簡體中文定義為「非我族類」的「外來語文」，我們大可以將之當作如印尼文、菲律賓文、泰文、烏都文、印地文和尼泊爾文同等看待，知道它們是為誰服務就行了。

當然，筆者明白許多市民都未能接受簡體中文該和泰文「平起平坐」，畢竟市民對簡體中文的「入侵」明顯地較其他語文更為恐懼。不過即使Skokie的案例未必能完全在港適用，我們也得同意市民的厭惡本身不足以削減當事人的表達自由。既然我們不想別人拿走我們只寫繁體的權利，我們就不要先拿走別人只寫簡體的權利。如果我們變得和我們要反對的一樣，我們還如何反殖？正如富蘭克林所說，任何犧牲基本自由以換取短暫安全的人，最後既不得安全，也不得自由。這不是空談主義，這是實際的成敗考量。

扶正本土價值目標更為崇高

要反殖，方法還有很多。針對制度，反而更有效益。不滿內地自由行主宰香港各行各業，可以要求入境處跟從澳門的先例設限。擔心香港的本土文化變為弱勢，可以要求未來的文化局不設政治審查資助本土文學、音樂和電影創作。立法會的文化界議員長年不開會、不提案、不投票，就想辦法把他趕走。這些，都是說「不」的方法，而且清楚明亮。

這是一個目標和手段的抉擇。莊敬自強，扶正本土價值，是一個極為崇高的目標。然而，並不是每一種通往此一目標的手段都值得嘉許。筆者承認市民同樣有自由向該餐廳抗議，但可以做不等於應該鼓勵做，由泛民議員發起則更顯示出理念上的自相矛盾。試想想，如果這間餐廳在餐牌上加入「結束一黨專政餐蛋麵」，同樣只以簡體字書寫，隨即引來愛國政黨的抗議，那麼這位泛民議員還能夠理直氣壯去捍衛這間餐廳的言論自由嗎？

當網友改圖改歌的表達自由受到唱片公司的威脅時，我們義無反顧站在網民一方。但既然我們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則當一間連鎖餐廳要履行其表達自由，選擇一種公眾視之為大逆不道的語文來寫餐牌，也該同樣受到保護。一個人的公義受阻，等如所有人的公義受阻，莫論這人是新納粹主義者，是拾荒婆婆，是李嘉誠，是一間連鎖餐廳，是我，還是你。

黎佩芬: 不雅體面

如果不是讀了阿果的文章，真不知道原來大學現今會系統教授簡體字。我沒有正式接受過簡體字教育，但漸漸的就會讀會寫一些。除了考試，就是寄信時寫地址。譬如廣東道，我總會寫成廣東道，因為實在太方便，也有時，特別是當顧慮到收信人感受和自己的體面時，寫完才覺覑礙眼，回頭去補寫個正字——我覺得，先要不馬虎，才可以寫出一手好字。這可說是對文字和美感的執著。

至於agnès b Café的簡體字菜牌，首先，將軍澳並非內地旅客旅遊熱點，而將「沙律」寫成「色拉」，對香港人來說更是不知所云了；不單礙眼，其嚴重錯置，堪稱不雅。然而，這來路法國品牌若是要調整形象投入中國熱向「錢」看，亦是在商言商，卻竟惹來兇猛的示威聲討，又有沒有小題大做？捍衛繁體正字又應從何入手？今期我們嘗試鋪陳正反熱議雙方的理據。

在民運人士一片「我要回家」的呼喊聲中，突然傳來方勵之教授客死異鄉的消息，叫人黯然，安裕憶起，那段「現代中國民主啟蒙的驚蟄日子」。

亞果: 請承認 我們不過是借繁簡之爭「過橋」

為何對agnès b Café簡體字餐牌生氣？

先旨聲明，我愛中文字，鍾情繁體，厭惡簡體。那夜從facebook瞥見那紫色agnès b Café餐牌，錯愕而慍怒，細讀網民留言，百感交集。情感複雜，既因簡體字，亦因身邊人對此事所抱持的態度。

關於我與簡體字的邂逅，要追溯至小學時代。那時小學剛推行所謂的國民教育，要學普通話，要唱國歌，升旗時神情要嚴肅。作為小學生的我，當然毫無感覺。最震撼的國情教育，反而是當年全家北上逛深圳書城的經歷。

在火車車廂內，父母反覆叮囑，千萬要聽話，別亂走，那兒有許多拐子佬，專門虜走孩子，打斷手腳，丟在路邊，行乞為生。聽畢，我吞吞口水，冷汗直流。

拐子佬+簡體書的混合恐懼

過了關口，全程只敢牢牢握覑大人的手，低頭前走。不久，我們到達書城。姨姨說，深圳的書畫比香港的，便宜多了。語畢，跟我的父母相約集合時間，就溜走。於是那個炎熱的午後，我們一家人困在書城的迷宮裏，吸收文化養分。說是困，因為才不過逛了五分鐘，我已想走。原因很簡單，那裏的書，我全讀不懂。那些簡體字，於我來說，根本是外星語言，可是又怕四肢盡斷，不敢四圍亂跑，只得扯扯父親衣角，嚷覑離開。他只是搖搖頭，說﹕不如我帶你去看兒童書吧。

可是兒童書亦是簡體字，根本沒甚分別。結果那三個小時，成為我童年時代裏最漫長的陰影——困在陌生異地，語言不通，既看不懂外星簡體字，又為潛伏四周的拐子佬誠惶誠恐。回到香港，我甩開父母的手，也甩掉與簡體中文的任何關聯。此後數年，我再沒讀過任何簡體字。現在回想，那種厭惡大概攙雜了對深圳、對內地的負面情感。

為考試學簡體 用完即棄

到了中學，態度開始有點轉變，歸根究柢，不過因為答卷寫簡體，省時又方便。從此我開始蒐羅那些「好用」的簡體字，例如「机」、「谏」、「苮」等，略去筆劃，餘下來的時間就夠多答兩句，多掙兩分。當然，我們又曉得，簡體字會破壞中文之美，會考課文《漢字的結構》裏所述的那些形聲、象形拆字方法，簡體字都不適用；「親不見，愛無心，產不生」等簡體字的荒謬，我們固然曉得。但面對考試，學生以至老師，從來都不擇手段，中文之美，更是小事。不能不提，那幾年國內書店也開始在香港各處「滋生」，好些同學會光顧，為的，又是另一「省」——省錢罷了。

話雖如此，中學老師卻一直沒正式教授簡體字，只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像性知識般，容讓學生自行摸索而已。初次正式學習簡體，竟在大學裏。大學要求所有一年級生都要修讀一科「實用中文」，當中要考核繁簡對換。結果在考試前，我跟同學拿覑那個繁簡對照字表，既囫圇吞棗的死記，又像初學寫字的小孩般嘗試寫，寫出來的簡體字猶如圖畫，難看怪異。那一刻不禁想，為何我們要學簡體呢？又或者，我們為何要到大學才學呢？考試時，大伙兒照常拚命疾書；合格後，照常遺忘那些外形怪相的簡體字。這些怪字，猶如在小、中、大學裏吸收過的所有知識一樣，悄悄流逝而杳無痕舻。

但簡體字在香港，卻逐漸變得隨處可見。我們開始瞥見有超市的廣告招牌大刺刺的寫覑「正貨保証」四個大字；地鐵車廂的指示標語文字逐漸簡化；每逢五‧一、十‧一假期，所有商店的推廣海報，皆以簡體中文寫上。然後，agn卖s b caf赌的餐牌，只有簡體，不見繁體……關掉照片視窗，我內心翻騰，但喝杯水，平靜下來，我卻竟想不到自己，為什麼而生氣。

生氣理由無一站得住腳

對於此事，要發怒的原因可以有許多，但對我而言，一眾原因都站不住腳——香港人被歧視？究竟何謂歧視？與其說我會因為沒讀到繁體字而被歧視，倒不如說，這家高級餐廳食品的價錢，更讓我感到被藐視；簡體字侵蝕繁體字？這裏不是「以普通話取締廣府話」的廣州，沒人要禁止使用繁體字，並以簡體字取而代之；本土文化正褪色？這也不是第一天發生的事情了！更何，這跟簡體字餐牌，又有何干？於是，我開始搞不懂自己為何生氣。

簡體字與雙非/蝗禍聯想

說到底，香港人之所以憤憤不平，全因簡體字餐牌所引伸的意義。也就是說，簡體字不過是一種符號，香港人排斥的，不是符號本身，而是其象徵，以及人們從符號聯想的那一切。因為簡體字，我們想起自由行在車廂撒下的橙核；因為簡體字，我們聯想到尖沙嘴名店門外的盛；因為簡體字，我們憶起雙非、蝗蟲等人禍。倘若這餐牌不是在高級餐廳發現，而是在簡陋的餐室，我們的反應肯定不會這麼大——因為高級餐廳顧客對象的轉變，最為觸動港人敏感的神經。這情形有點像小學時代困在書城的我，對簡體字的憎恨攙雜了個人想像和恐懼情感——我怕拐子佬，香港人怕蝗蟲、自由行。

然後，我漸漸明瞭自己的憤懣從何而來。厭惡簡體，反對簡體餐牌，都沒問題，但可否借「繁體字」、「本土文化」過橋，藉以掩飾我們對內地人的憎惡與不齒？對於許多人來說，假如餐牌用繁體字，但就續用「色拉」、「黃油」等內地慣常字眼，可能也不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對於慣用繁體字的我們來說，簡體文字不過像暗示外敵入侵的怪異圖騰，不然大學時學寫簡體的我們就不會如此舉步維艱了。當然有人又會說，不對啊，用繁體字寫內地用語，是故意令港人不明白，仍舊構成歧視港人的罪名。這個當然，但當我們的候任特首梁振英在政綱裏多次用「優化」一詞，而傳媒又樂於把「出台」、「勢頭」等詞放進報道裏，我想知道，要捍衛「香港人的正統中文」，以至守護「本土文化」，應該執著於私人企業的標示，抑或是政府、傳媒都鼓吹的大勢所趨式「語言簡化」？

成「過橋」工具 文字死因

對於商號用什麼文字，除了感性上的礙眼厭惡外，我並沒太大感覺。畢竟最具影響力的，從來不在於個別商戶，而在於官方機構、傳媒和學校。只要三者未失守，繁體失陷之說，仍是過慮。更重要的該是，如何守護文字。葉蔭聰在Facebook寫道﹕「長遠維護文化的焦點，放在（習用繁體字）香港文字媒體及出版物及出版業身上，以及相關的政策及機構。」的確，在這個文字逐漸式微的年代，與其像某議員扮演認字特警、到港九新界各大商場查探簡體字的蹤影，倒不如想想，自己為何而怒。除了反對簡體字餐牌以外，我們又可做什麼，救文字於既倒。

中學生借簡體字「過橋」，用完即棄；香港人借繁簡之爭「過橋」，捍衛自我優越感。原來現在，文字已經不再用來讀和寫，只用作「過橋」工具。若說文字會死，我想，這就是死因了。

古德明: 流選、未獲賜覆

問：香港最近那場行政長官選舉鬧劇，不少人希望流選。這「流選」英文怎麼說？

答：「流產」英文叫abortion，動詞、形容詞是abort和abortive。The Catholics are against abortion即「天主教徒反對墮胎」。這幾個字常用來比喻未能成事的計劃、行動等，例如：（1）The attempt on the dictator's life proved abortive（謀殺那獨夫的行動失敗了）。（2）The rescue operation had to be aborted when the enemy got wind of our plan（敵人知道了我們的計劃，營救行動不得不取消）。

「流選」也可以用abort、abortive二字來說，例如：（1）If the majority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members had cast blank votes, the election would have been aborted and another vote would have been required（選舉委員假如多數投白票，就會流選，要再行選舉）。（2）The communists would not allow an abortive / aborted election（共產黨不容許流選）。

問：It appears that I do not to have received your reply up to now（我恐怕至今還未收到你的回覆）這一句，文法正確嗎？

答：英文不可能有I do not to have received這樣兩種動詞時式糅雜的說法。句子應改為It appears that I have not received your reply up to now或I do not appear to have received your reply up to now。另一寫法是It appears that I have not yet received（或I have yet to receive）your reply。

信報社評：樓市兩極發展 供求決定價格

中原地產研究部昨日公布最新數據，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報一百零一點一七，創出九七年後新高；其中港島樓價率先創出歷史新高，指數報一百一十二點三，打 破二○一一年六月五日的舊紀錄一百一十一點八八，按周上升百分之一點三七。由於港島樓價向來領先大市，如今率先創出歷史新高，所以市場人士預料將會帶動整 體樓價向上。

金融海嘯後，全球各國競相以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救市，聯繫滙率保證及百分百資金保障吸引逾萬億資金聚港，加上期間人民幣兌港元滙 價升值三成，本港物業資產奇貨可居，遂成為各路資金追逐的投資對象。由二○○九年至去年六月，本港樓價累積升幅高達六成。其後，美國QE2結束、歐債危機 惡化及內地經濟放緩，本港樓價才見頂回落，平均跌幅逾百分之十。但今年聯儲局表明未來三年都會維持低息環境，本港不虞加息，供樓始終比租樓便宜，因着本港 一直有實質住屋需求，春節假期後，用家累積的購買力帶動中下價物業價格回升，加上市場對美國勢必推行QE3的憧憬，在通脹預期的推動下，本港樓價遂再現高 峰。

然而，今次的升市並未有成交配合。三月份本港十大藍籌屋苑的成交量只錄得六百七十四宗，較上月急挫百分之二十六點二，說明樓價只是典型的乾升。

其實，樓價的升跌，歸根結底決定於供求。差餉物業估價署日前公布二○一二年物業檢討報告，未來兩年新單位的預測落成量分別約為一萬一千八百九十個和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個，以去年的新單位供應只有九千四百五十個計，未來兩年新單位不虞供應，對樓價應有一定遏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本港樓市在二○○四年前後截然不同，未可同日而語。二○○四年前，本港基本上是全民炒樓，玩的是「置業階梯」遊戲，不同類型和價格的樓宇一環 扣一環，從低至高，層層相因。但二○○四年後，本港豪宅樓市率先復蘇，由自由行的投資需求帶動，早期並未惠及市場以本地住屋需求為主的中下價樓宇，物業市 場漸次兩極化發展，直至二○○九年市場上流動性泛濫，豪宅價格的瘋狂飆升，才對中下價樓宇再起拉動作用。然而，政府宣布推出新居屋政策，居屋定價放棄與市 價掛鈎，改以家庭收入為本，加上標榜以打壓樓價為己任的梁振英上台，未來樓市再度兩極化發展，機會壓一。

雖然根據統計，由一九九七年至二○ 一三年十七年內，私人住宅落成量總數三十萬三千一百三十個，每年平均供應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一個，而二○○四年以前八年的總供應量為十九萬三千一百四十個， 每年平均供應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三個，較二○○五年後九年的總供應量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個，每年平均供應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一個，多出約一倍，表面上似是過去九 年供應不足，因而導致樓價不斷上升，其實不然。因為二○○五年後的樓價已逐漸偏離本港經濟現實，與社會整體的購買力脫節，二○○九年後更陷入瘋狂狀態，樓 宇供應基本上以滿足外來及本地的投資需求為主，而非滿足隨着本港經濟增長而產生的本地住屋需求。如果梁振英加快興建新居屋步伐，增加公屋單位供應，基本上 可以滿足本港中下層市民的住屋和置業需求，未來私人住宅單位的供應，便會完全以滿足投資需求為主，尤其是來自內地和海外的置業需求。未來樓市的走向，相信 取決於內地經濟興衰、資金的流向和利率的變化，多於本港內部住屋需求。以過去九年私人住宅供應量每年平均約一萬二千個計，未來兩年的供應量肯定足夠有餘， 樓價要大幅上揚，恐怕有違供求定律，不切實際。

邵力競：最後的聖殿武士 之五

不知道是出於過來人的片面之見，還是不倫不類的聯想，過去兩個月發生的種種事件，愈來愈讓我覺得過去服務過的政務職系（AO），有點像《星戰前傳》 裏頭的絕地武士（Jedi Knights）；而最近愈來愈明顯的西環治港，則似乎預兆着這個騎士貴族階級，會有一天像《星戰前傳．黑帝君臨》中的最後一幕，在國會議長謀朝篡位的詭計下，由自己人帶領着一批複製人戰士衝入武士聖殿，一手毀滅。

在《星球大戰》中，絕地武士的角色是運用宇宙的大能，調解銀河共和裏各派的紛爭，是共和國和平的守護者。這有點像政務職系一直認為自己是不偏不倚、從香港長遠利益、公眾利益出發，擺平社會各利益團體的訴求，守護我們的核心價值。

也許你會覺得這是當過官的人自以為是的精英心態。姑勿論閣下是否相信，至少在法治、廉潔奉公這兩點，確實是所有政務主任第一天上班便給反復灌輸的「思想教 育」。社會上不同人士或對何謂核心價值有不同看法，但相信這兩點會得到大部分港人的認同，不論其階級、財富、政見，可以定位為核心價值裏的最大公因數。

保密自由 輕重立判

政務職系中人雖然不一定支持急速民主化，對社會如何在自由與秩序之間謀得平衡，看法也會有異於普羅大眾，但對於這兩點是毫無置疑的。如果把政務主任看作是一個政黨的話，這兩點便是這個黨的核心綱領，屬於意識形態層面裏殿堂級、而且真正能夠感召人心的部分。

至於其他如民主集中制式的服從上級、按章程辦事、保密制度等等，個人以為雖然重要，但還是比較次要的；因為那只是確保如何把事情做好，卻沒有說明這個政黨奮 鬥的目標。容我說得不客氣一點，歷史上有不少極權政黨乃至黑幫，都能在服從上級、按程序辦事、保密制度等方面做得滴水不漏，但那只能說是強化了作惡的能力 和手段，不能說是核心價值。因此，在唐英年洩密一事上，官方保密和維護自由兩者，輕重立判。

至於社會公益公義、超然於政治的政治中立等等，雖然政務主任的官方說法會那麽認為（如果你就此查詢公務員事務局，那一定會得到如此如此的官式回應），但也許社會上不同人會有不同想法，不一定贊同政府的決策，每事都是為了公眾的長遠利益着想。

事實上，以上所論不單限於政務職系，更是我所認知的廣大公務員的核心價值，在前線執法部門，尤為重要。因此，廣義上來講，公務員隊伍是香港核心價值的守護者。

警隊廉署 易成磨心

早在九七回歸前，雖然那時還沒有人說核心價值，公務員制度已被寄予厚望，視為保證香港穩定回歸，保持五十年不變的一股重要力量。經過十五年的風吹雨打，這個 曾經一度獲各方吹捧乃至籠絡的力量，雖不至變成過街老鼠，卻肯定是形象低落。筆者雖然資歷淺，但從某些前輩口中也深感當中的唏噓。

這次選舉的過程，暴露了這套原來應該是超然於政治的制度，正面對空前的威脅。無論是競選雙方，都利用了政府的內部材料來打擊對手，除了翻開十年前的舊「快勞」外，又頻頻採用報官究治的策略，把執法部門拉下水。

可以預見，將來在「西九門」、「款待門」、「唐宮門」，以及「飯局門」等一系列多數查無可查、最終不了了之的大案中，將耗費大量公共資源，把政府和公眾的精 力分散，更會令警務處和廉政公署陷於動輒得咎的兩難；即使秉公執法，但因過程難以完全公開，調查結果便很容易引起猜疑：從嚴可能被視為打擊報復或取悅群 眾，從寬又可能被指為包庇權貴或枱底交易。屆時傳媒的標題，幾乎已是寫在牆上。

其實，這種固有制度被高度政治化衝擊的局面，實非自今日始，亦不會因選舉終。李國能法官卸任前的最後演說，表明憂慮司法機關日漸被濫用為解決政治紛爭的手段，這是對法治的壓力。幸好港人目前對法院的公正性還有一定信心。

至於我們的行政機關，卻早已體無完膚。比較明顯的是，被夾在保護建制秩序與遊行示威之間而搞得兩面不是人的警察隊伍，他們是香港的政治紛爭無法在體制內解 決，而要訴諸街頭的直接受害者。我記得一幀照片，裏頭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德國警察衝入一個政治集會的會場，追打正在互相纏打的納粹黨徒和工會成員。但願類似 的事不會在香港發生。

較不明顯的，是公務員制度的決策核心經2002年董建華推行所謂「問責制」後的衝擊，對此我在《十四年亂象》中已有分 析。表面上，問責制讓公務員幹公務員的事，把政治責任留給問責或政治委任官員，按照官方的說法，就是更好地恪守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性。然而，由於香港尚未有 成熟的政黨政治，提供出任政治官員的人才庫，董、曾兩任問責官員主要來自公務員。這反而讓人覺得高級公務員隨時可能在特首換屆後成為政敵的問責團隊，會否 在任內預留一手？這反而變得更政治化了。

此次選舉中，唐、梁兩營的競選辦公室主任均是前政務官，而後期一封高級公務員反對兩位候選人的信，更令人擔憂目前以政務職系為核心的公務員制度，會否在選後受到整頓。

不過，最令人搖頭的，還是目前對政務職系核心價值最肆意踐踏者，竟然是部分前最高級政務官。曾蔭權曾為政務職系之首而不知要在接受款待上避嫌，羅范椒芬為競 選而在飯局安排這等小事上犯上低級錯誤，跟黑金扯上關係；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疑因貪污被捕，更非以上兩件還能勉強狡辯、搪塞之事所能比擬……。

人事制度 一錯再錯

這些錯誤，隨便一件都足以讓初級公務員永不超生，如今卻發生在公務員之首（許氏的政務司司長已是政治任命，傳統上該職位為政務職系之首），真是匪夷所思。這些新聞十年前每一起都足以震撼官場，如今卻似乎是「低處未算低」。

到底過去曾蔭權治下，整個人事制度是怎麽搞的？還是一如古人所說：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也許，在他連續三位政務司長的任命 決定上，我們已看到了答案：一個給抓了、一個搞僭建、一個民望最低。如此用人，實在錯、錯、錯；如此犯錯，更是難、難、難！

我們看到的，還是最表層的。但上行下效，令人懷疑下面的情況會有多糟？希望不是如此，否則真如文首所說，是自己人毀了自己的聖殿。用電影裏頭的說法，他們就是"turned to 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

謹此向仍在建制中奮鬥的舊袍，真心守護聖殿的絕地武士致敬（這個中文翻譯，也未免太悲涼）！寄語故人，能頂住這種種對固有制度和價值的侵蝕，且留此刻一片真，無懼雨打風吹去。

公務員乃至整個固有制度實是這幾年政治發展的最大輸家。此情此景，我們的民主派還有何事可做？下文再續。

特首選舉回顧與前瞻．之五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李柱銘: 治香港台不歸

本年七月一日，特區便會由溫和統戰期，正式踏入中共統治期。

今次特首選舉，外界一般以為是陪跑的梁振英，最後竟能戲劇性地勝出，有說法認為此乃內地政治權力鬥爭的結果。因為觀察近期內地政局發展，原本政途有望更上一層樓的薄熙來，卻突然被拉下台，太子黨、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看來是失勢了。而唐英年就是因後台不穩，所以受牽連下馬。

這個分析似乎合情合理，不過，豬落狼上，是否真的突如其來，還是其實早已在中共的計算之內，那就見仁見智了。

近期特區的政治局勢，令筆者憶起八十年代中，跟已故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 James Lilley）的一席話。生於中國的李潔明是一名中國通，在擔任駐華大使前，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所以對兩岸關係非常熟悉。

記得在一個酒會上，他跟我提出中共會採用相同手段，來處理香港和台灣問題。他說中共起初是絕對不會施行強硬政策，反而會不斷主動地提供經濟優惠措施予香港和台灣，及至香港和台灣在經濟上必須依賴內地，失去議價能力後，中共才會露出狐狸尾巴、為所欲為。

當時，內地只不過是剛剛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四個現代化的落實，仍是依靠外資（主要為香港）。可是，李潔明當時已能洞悉中共的手段，如今憶起，果真是非常準確。

的而且確，回歸初期，北京與新華社（中聯辦前身）起碼在表面上，尚算安分守己，我們不容易察覺到他們干預香港事務。即使新華社會在各級選舉中協助親共政黨和候選人，但亦僅暗中行事，而且參與程度亦遠遠不如現時般深入。

那時候，港人都認為特區經濟繁榮，而本地商家在內地也有不少投資，況且，許多欲打入內地市場的國際機構，都是以香港為踏腳石、亞洲根據地。因此，香港在經濟方面，明顯處於較內地優越的位置。

○三年可說是中共治港政策的分水嶺。沙士一役，香港經濟受到重挫，北京便為特區提供了多項經濟優惠措施，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自由行，大力幫助特區經濟復甦。不過，這個溫和統戰期，卻遇上轉變因素。○三年七一大遊行，令北京非常震驚，認為有必要對特區加強操控。

隨着國內經濟急速起飛，內地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力亦因而快速增強。或許起初以為溫和統戰期大概是五十年，但如今特區回歸還不到十五年，中港在經濟方面的關係，已演變成內地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特區再也不能失去北京的支援。而政治方面亦同樣出現顯著變化，中聯辦對特區的干預越來越嚴重和明目張膽，相信未來五年特區在梁振英管治下，中聯辦的介入程度將更甚，西環理所當然地治港，七月一日就會正式踏入中共統治期。

如今特區就像是被一股山雨欲來的氣氛所籠罩，這種感覺年長一點的港人或會覺得似曾相識，因為九七年回歸前，我們的心情也是如此。七一將至，令港人誠惶誠恐，有些中產人士已再度興起移民的念頭，情況如早已在鍋中被文火煮着的青蛙，因有人突然加大火力而意識到危險，急欲跳出鍋外。無奈，大多數港人卻是無路可逃。

台灣雖然也在接受中央政府提供的各項經濟優惠，但可幸的是，兩岸統一的談判尚未啟動，而且台灣同胞還有香港作前車之鑑。試問民主政制已開花結果的台灣，又豈會接受這個騙人的一國兩制呢？所以說，中共雖可成功控制特區，不過，卻同時把台灣趕上不「歸」路。

陶傑: 是挑戰，不是末日

梁振英先生勝出小圈子，全港喊驚。

香港真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一兩個月之前，我自己「民意調查」，問中環 OL、灣仔小巴司機、九龍旺角的管理員、清潔阿嬸，個個都說「梗係梁振英啦」。「知識分子」報還把 CY奉為香港的彌賽亞，青年學者則捧之為「香港奧巴馬」。直到什麼防暴警催淚彈一「揭秘」，一夜之間，我們萬民景仰的 CY，突然淪為頭殼瓜有 666胎記的「撒旦重現」，所謂「遠東奧巴馬」，則變成「香港普京」。

梁特誕生，香港喧嘩鬧騰這三個月，是研究中國式「群眾心理學」的珍貴學術案例。梁振英先生沒有騙人：對沒言論和集會自由，其「政綱」一字不提，他沒有一夜變身為「新民主理論之父」；至於二十三條立法，梁振英也一直光明正大，告訴你「二十三條不是惡法」，意即上任後必動手——如何動手，唐英年說要先尋求「共識」，即是拖延，也即是能不立法就不立，但 CY不同，他說：「事事尋求共識，還做什麼領袖？」

像英文說的：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梁先生沒有轉軚，只是你閣下選擇性失憶。中共也沒有對不住香港人，王光亞把遊戲規則講得很清楚：「特首要有高民意認受性。」唐英年婚外情與僭建地庫，全港「鬧爆」，梁振英則草根出身，民望高漲，而且講明「解決地產霸權」，不是說「唐唐當選即爆百萬人遊行」嗎？共產黨膽子小，不能嚇，順乎潮流，給你一個「認受性高」的 CY，怎可以又呼天搶地般「小朋友」性格？

七八年前，香港的一些學者在吹捧威尼斯人馬奇艾維里的《君王論》。香港不是一個學術的地方，許多人跟着扮嘢。《君王論》變成「中環精英」的一層包裝，有幾多人讀過？我認為不出一打。

《君王論》裡有一句話，用在這場「選戰」，甚為合適：「人的心智是簡單的，他們需求的只是短視的好處，對於蒙騙的人，有大把的人等着上當。」（ Men are so simple of mind, and so much dominated by their immediate needs, that a deceitful man will always find plenty who are ready to be deceived.）從政與行騙，在本質上有一點點差異，但受眾如一。

兩個月前的天真爛漫，化為今日的如喪考妣；明明 CY是香港的希望嘛，怎會如臨世界末日？這就是看慣韓劇、情緒大起大落的香港式心智了。

梁特就任，就真是世界末日？香港式的思維，是以集體的驚恐造成的幻象式假設，變成一個心智的玻璃罩，以後的一切分析和感受，都在這個罩裡。

梁振英由中聯辦扶植上台？ So what？香港式的眼界很狹窄，只看到維港。看看大陸，「選舉」前中國爆發「薄熙來政變」事件，然後溫家寶批「文革」，英國《金融時報》爆出「六四平反」的官方要求。

不論這些消息是真是假，是大陸高層有一點人性的回光反照，還是胡溫在玩權術，可以肯定的是大陸面臨一個不可逆轉的變局。十八大召開在即，如此腐敗至極的狀態，還如何維持得下去？不管薄王之「唱紅」，還是胡溫之棒打毛派，都是一股地底岩漿噴迸找出路的迹象，香港難道又會走回頭路？

大時勢如此，還有二○一七的普選，一旦吸上了掌聲權力的鴉片，誰不想再連任五年？下一次就不會再是一千二百人投票，這是對於任何人做特首，即是對其獨裁和「執行北京意志」的最大制衡。不錯，中方自一九九七年以來，大量殖民南下，多了七十萬新移民，但新移民的子女，難道天生想做奴隸順民？嚮往自由，是人性之本。梁特未來五年倒行逆施的可能性不大。

最重要的是，未來五年，大陸還能不變嗎？習近平的新政府，若頑固不變，又如何清理鄧江胡留下的一大堆腐敗的壞賬？溫家寶即使下台，只是一個人的消失，改革勢力必有一個代理人。未來五年，中國大陸即使不會有反對黨，但向前改變的誘因，遠遠大於走回頭路的壓力。這是香港以外的「中氣候」。

至於「大氣候」，還須細說嗎？溫家寶訪問沙地阿拉伯，被問及茉莉花革命，溫家寶說：政府腐敗的內因，是主要的，無半句責難什麼「外部勢力干涉內政」的陳腐八股。大陸高層對於黑白是非，心中清清楚楚，香港七百萬人如果有自由意志的需求，區區一個特府，又如何能獨裁得起來？

曾煲下台，梁特即位，是新的挑戰和機遇，而不是香港的末日。羅斯福說：「最須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香港人一盤散沙，泡沫短視，殖民地做得太久，又缺乏一份對人性尊嚴的堅持。未來五年，香港人最大的敵人，絕不是什麼梁振英，而是自己。

霍韜晦：實現優質民主的關鍵

一個月前，我曾經為文指出：香港的核心價值不只是由西方移稙過來的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法制、公正、多元、包容……還有中國傳統社會流傳下來的勤奮、守法、樂觀、寬恕、仁愛、堅忍、自我要求、自尊自重、居安思危等等。正是這些價值，纔使得香港人在戰後物資極度缺乏，又無政府資助的情形下，咬緊牙根把香港建設成一座繁榮的現代都市。事實上，上述這些西方核心價值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英國殖民政府準備撒離時纔刻意播下的。從動機上看固然可疑，從時間上看對香港的經濟起飛亦非積極因素；反而在推行民主、人權之後，黨派、財團利益的爭奪浮上水面，社會分化日趨嚴重，爭吵無日無之，內部裂痕擴大，整體質素不斷向下流動。

傳統價值過時了嗎？

現在還有許多人懷念獅子山下精神，此即能處逆境、痛苦不吭、積極進取、守望相助的精神。這些絕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不只香港人具備，世界各地華人都具備。所謂刻苦耐勞，勤儉成家，早已被公認。

問題是這些傳統價值，今天可能已經不合時宜。有人認為：這是農業時代、工業時代需要密集勞動的價值觀，今天已是網絡時代、智力時代，大家所看重的是舒適、自由、個人化、豐盛生活，不可能再那麼刻苦，所以向財團、向政府、向國家，爭回自己的利益很重要，社會分配的公平很重要，個人的權利很重要。

民主的簡單設想

價值觀有沒有歷史背景？有些有，有些沒有。例如民主與人權，便是時代的產物。如果當時不是面對歐洲的專制社會，一直講「君權神授」，國王權力無限，危害到其他階層的利益，怎會有民主產生？所以當生產力提升，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舊有的貴族便聯合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思想家亦重新反省統治權力的來源，於是出現霍布士和洛克的人權理論，把馬丁‧路德的「在上帝之前人人平等」變為「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政府依從人民的意願來製訂法律，依法治國。洛克的民主政府設想很好，可惜太簡單，以為人人都有天賦人權，在政治上以選票使用此權力就是「主」。其實天賦人權的論證很有問題，洛克的「自然」（natural rights）只是一種假設，在實踐上如何可以無傷害地行使權力也未有深入思考。

自由原是劣義

依據西方思想史，人的圖像受基督教《聖經》影響，人是罪人。人的罪正在他誤用了上帝給予他的自由。在此關鍵時刻，自由是劣義，是犯罪的根由，所以人應懺悔，把自由的權利退還給上帝，做上帝的子民。洛克沒有深究自由的本質，便立即賦予人有行使自由的神聖權利，不是太草率了嗎？繼之而起的亞當‧史密斯進一步確認自由是活化市場的動力，是市場的無形之手。說穿了，就是貪婪。

貪財也好，貪色也好，貪名也好，貪權也好，都是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在人類長期的歷史中，無論東西，都知道不能讓它恣虐，何況合理化？但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就是靠這個來滾動，把人權觀念提上殿堂。人權觀念包庇下的自由就真的「自由」了，作主了。

「主」的限制

主，究竟甚麼是「主」？南唐中主詞云：「風裡落花誰是主？」毛澤東亦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之句。前者無奈，後者有霸氣。「山登絕頂我為峰」，聞者失色。不知就裡的，很容易與「朕即國家」（路易十四語）相並。這個主，是不是凌駕於所有人頭上的「主」呢？

出於恐懼，對「主」的權力必須有所限制。不只對統治者，對所有的自由人也一樣。從社會角度，也就是對人的貪婪有所限制。在西方，此即法制觀念和三權分立的政制之所由生。個人自由不能無限擴大，在滿足個人欲望的同時必須考慮及正義問題，包括對別人權利的尊重與社會整體利益的維護。若分配所得距離懸殊，造成不公平的社會，必然有反抗，甚至動亂，最後大家都要償付代價。

人權觀念的內在矛盾

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人權觀念的內在矛盾：一是自由，二是自由的限制。前者與貪婪無分別，用之可以激活市場，獲得財富與權益；後者卻要收歛、守法、壓抑它的過度活躍。這中間的界線難訂，所以需要法律介入，以保證公正。法律具有終極的神聖性，因為它的基礎就是人權法，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也就是保護每一個人的主權，讓他成為一個「主」。

西方的這一個體制，一般稱為民主憲政，但我們可以看到其根基仍有缺陷：就是作為核心觀念的人權，其內涵尚未釐清，其本質尚未深究。建立在基督教原罪觀念下的人性固然負面，即使建立在近代心理學的本能觀念下的人性也非常不安全。源頭不正，即使以法律防護也無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況賦予魔鬼以自由呢？主，究竟在現實生活中，誰為「主」？

實現優質民主的關鍵

最近國內有學者提出儒家憲政，主張要仿效當年公羊學家為國家立法，把儒家提升為國教，其情可憫，但想法卻與時代背道而馳。政教合一的時代固然過去，一家獨大的主張也會使自己陷於孤立。真正要為儒學謀出路不是站在儒者的立場上想，而是要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想。民主能夠成為潮流必有其因，民主之不足還需要當代學者措意。我之所以提出「優質民主」，正是要以東方的人性觀念來化解西方人性中之惡。釜底抽薪，纔是正本清源之道。在此，儒學不須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但卻是民主憲政的前提。社會質素要提升，只有先把人教養好。移風易俗，變化氣質，不是不可能。在這方面，東方傳統絕對可以發揮貢獻。換言之，不是權利問題，而是義務問題、生命的成長問題、對生命更高價值的覺醒問題。

至於如何實踐，則有待另文。

作者為當代思想家、教育家

Charles Simic: Age of Ignorance

March 20, 2012, 10:55 a.m

 Widespread ignorance bordering on idiocy is our new national goal. It’s no use pretending otherwise and telling us, as Thomas Friedman did in the Times a few days ago, that educated people are the nation’s most valuable resources. Sure, they are, but do we still want them? It doesn’t look to me as if we do. The ideal citizen of a politically corrupt state, such as the one we now have, is a gullible dolt unable to tell truth from bullshit.

An educated, well-informed population, the kind that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requires, would be difficult to lie to, and could not be led by the nose by the various vested interests running amok in this country. Most of our politicians and their political advisers and lobbyists would find themselves unemployed, and so would the gasbags who pass themselves off as our opinion makers. Luckily for them, nothing so catastrophic, even though perfectly well-deserved and widely-welcome, has a remote chance of occurring any time soon. For starters, there’s more money to be made from the ignorant than the enlightened, and deceiving Americans is one of the few growing home industries we still have in this country. A truly educated populace would be bad, both for politicians and for business.

It took years of indifference and stupidity to make us as ignorant as we are today. Anyone who has taught college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 as I have, can tell you how much less students coming out of high school know every year. At first it was shocking, but it no longer surprises any college instructor that the nice and eager young people enrolled in your classes have no ability to grasp most of the material being taught. Teaching American literature, as I have been doing, has become harder and harder in recent years, since the students read little literature before coming to college and often lack the most basic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novel or the poem was written, including what important ideas and issues occupied thinking people at the time.

Even regional history has gotten a short shrift. Students who come from old New England mill towns, as I have discovered, have never been told about the famous strikes in their communities in which workers were shot in cold blood and the perpetrators got away scot-free. I wasn’t surprised that their high schools were wary of bringing up the subject, but it astonished me that thei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nd whoever else they came in contact with while they were growing up, never mentioned these examples of gross injustice. Either their families never talked about the past, or their children were not paying attention when they did. Whatever it was, one is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 of how to remedy their vast ignorance about things they should have already been familiar with as the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before them were.

If this lack of knowledge is the result of the years of dumbing down of high school curriculum and of families that don’t talk to their children about the past, there’s another more pernicious kind of ignorance we confront today. It is the product of yea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he deliberate effort by the most fanatical and intolerant parties in that conflict to manufacture more ignorance by lying about many aspects of our history and even our recent past. I recall being stunned some years back when I read that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told pollsters that Saddam Hussein was behind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 It struck me as a propaganda feat unsurpassed by the wor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of the past—many of which had to resort to labor camps and firing squads to force their people to believe some untruth, without comparable success.

No doubt, the Internet and cable television have allowed various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interests to spread disinformation on a scale that was not possible before, but to have it believed requires a badly educated population unaccustomed to verifying things they are being told. Where else on earth would a president who rescued big banks from bankruptcy with taxpayers’ money and allowed the rest of us to lose $12 trillion in investment, retirement, and home values be called a socialist?

In the past, if someone knew nothing and talked nonsense, no one paid any attention to him. No more. Now such people are courted and flattered by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nd ideologues as “Real Americans” defending their country against big government and educated liberal elites. The press interviews them and reports their opinions seriously without pointing out the imbecility of what they believe. The hucksters, who manipulate them for the powerful financial interests, know that they can be made to believe anything, because, to the ignorant and the bigoted, lies always sound better than truth:

Christians are persecuted in this country.
The government is coming to get your guns.
Obama is a Muslim.
Global Warming is a hoax.
The president is forcing open homosexuality on the military.
Schools push a left-wing agenda.
Social Security is an entitlement, no different from welfare.
Obama hates white people.
The life on earth is 10,000 years old and so is the universe.
The safety net contributes to poverty.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money from you and giving it to sex-crazed college women to pay for their birth control.

One could easily list many more such commonplace delusions believed by Americans. They are kept in circulation by hundreds of right-wing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media outlets whose function is to fabricate an alternate reality for their viewers and their listeners. “Stupidity is sometimes the greatest of historical forces,” Sidney Hook said once. No doubt. What we have in this country is the rebellion of dull minds against the intellect. That’s why they love politicians who rail against teachers indoctrinating children against their parents’ values and resent the ones who show ability to think seriously and independently. Despite their bravado, these fools can always be counted on to vote against their self-interest. And that,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s why millions are being spent to keep my fellow citizens ignor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