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應積極參與中國的現代化，而不是以一種恐懼的態度置身事外。港人亦不應一味期待內地能夠「香港化」，而應該將提升內地的軟硬件水平作為自身使命的一部分。只有這樣，香港才能隨着內地的發展而水漲船高。
今年4月為《信報財經月刊》創刊35周年，也是筆者初次應邀為本刊寫稿的25周年銀禧紀念。當時為1987年3月中，筆者應
邀為本刊的121期撰寫文章，介紹即將來港出任總督的衛奕信（David C. Wilson），他當年對中國的學術研究，尤其他有關1924至1928年間中英關係的博士論文及他出任《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總編輯時（1968至1974年），對當代中國的種種研究。至今筆者在本刊先後發表了大約二十多篇文章，可以算是資深投稿人，所以這次欣然接受本刊總編輯文灼非邀約，為本刊創刊35周年紀念專輯說些想法。
筆者此次大膽不按一般歷史學者多着力於研究過往人、事、物的一貫作風，而是就香港過渡期的了解及回歸以來的觀察，提出對香港下一個35年走向的一種推測性初步探討。
今年7月，就是香港回歸中國主權，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15周年。35周年後，將是「一國兩制」依照香港《基本法》實踐的「五十年不變」在理論上的終結點，到時香港應可能進入「後特區時代」。今後35年的發展很多方面都值得各位讀者關注及討論。
筆者希望大家加強重視這個「邁向2047」及「後特區時代」的議題。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下一代人的事情，因此當前大多數學者與坊間的評論員都並不特別關注。筆者雖然是歷史學者，但也十分關心大潮流的走向。所以過去有不少文章，以及本人主編的三本英文論文集的主題文章，都有特別提及這個概念的重要性。下文先就以下幾點略作評述：
「一國一制」新局 世界必矚目
第一，如果現在的「一個兩制」是一個預設有效時限為50 年的過渡性模式，一個明顯的邏輯性推斷便是到2047年，這個模式便要功成身退，讓位給「一個一制」的新局面。如果到時候香港不再是特區，而是與中國內地尤其是廣東省作全面深入的融合，便需要一個客觀條件的評估：一是到時香港整體發展會至什麼程度，二是「一國」即中國本身的政治體制、經濟水平、社會甚至文化等軟件與硬件的運作會處於什麼狀況。如果按照現在中國在全世界排名第二經濟總生產量（GDP）與發展速度，到時可能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單一主權國家經濟體，經濟實力的增長也將提高中國在國際組織與世界事務的發言權和領導權。相比今天，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因此將更大幅提升，中國的內部政局對世界大環境也將更加舉足輕重。所以到2047年，內地與香港融為「一個一制」這個現象將成為世界矚目的歷史性重大事件。
千萬人大都會 勢與泛珠融合
第二，根據2006年香港官方對未來人口增長的預測，香港整體人口到2039年將達到889萬。如無突發性意外巨變，到2047年，香港總人口應在900萬以上，即會比今天增加200萬人，這樣一個邁向千萬人口的大都會本身將有很多行政管理、基礎設施、衣食住行等生存方面的基本要求，也有人口老化的壓力。而要繼續現在的經濟結構的轉型、知識型服務性行業成為經濟主要支柱，教育質量亦必須能夠配合跟上。有效管理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經濟體系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亦會面臨愈來愈多的困難，阻力與挑戰。因為香港土地供應有限，而港珠澳大橋、粵港高鐵令珠三角交通更為便利，到時甚至可能會有相當的香港人口居住在特區以外的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內，甚至因「同城化」而令港人居住、工作和學習，未必同在本港範圍內。這種泛珠三角居住工作的跨境化現象所帶來的各種影響，都是專家們需要進行較為深入、長遠探討的問題。
實施「雙普選」 政治須平衡
事實上，香港本身亦是問題重重。溫家寶總理多次指出，香港內部有深層次矛盾。今日香港政治和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比董建華年代尤甚，過去幾年貧富差距拉大、房價飛漲、仇富仇商情緒嚴重，甚至有不少群眾遊行要打倒「地產霸權」。亦有人極度不滿香港特區政府政策向商界過分傾斜，導致指控「官商勾結」的怨憤。最近特首曾蔭權身陷利益輸送風波，因接受富豪款待而捲入有不當收受利益之嫌，引發有關「曾商勾結」的質疑，傷害公務員廉潔奉公形象，便是一個實例。
另外，在新一屆特首選舉中，獲北京接受的兩位建制派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又出現不同程度的誠信危機，兩人更互相指責對方抹黑及借醜聞揭弊。而有時情況變化很快，特區政府面對混亂的狀態難以招架，現有體制能否應對這些日趨激烈的矛盾，也是一個未知數。
根據北京所定下的香港特區民主化的時間表，2017特首應由普選產生，2020立法會亦要全面施行普選，直至2047年時，已經有6屆特首由普選產生，有8次立法會的普選經驗，到時行政主導的政治原則如何與雙普選產生的民主體系平衡，現在都無法過早推斷。
內地與港差異 一體化費思量
第三，內地與香港的一體化在很多層面可以討論。在具體事務的細節上，譬如香港受英國的影響是車輛在道路左側行駛，而內地與絶大多數國家一樣車輛在道路右側行駛；香港、澳門、台灣仍舊普遍使用繁體字，而簡體字在內地1950年代以後已經開始通行，因此大中華區兩岸四地也有簡繁體中文的區分，這些細節到時都需要考慮如何融合。在財經層面上，中國的經濟實力會否令人民幣可以成為與美元和歐羅並列的國際主要流通貨幣之一，如果到2047年以後香港不再是特區，港元是否仍然要保留或是由人民幣取而代之？在法律層面上，香港現在的英美傳統普通法（Common Law），有別於歐陸通行的大陸法（Continental Law），而中國自晚清以來的法制現代化主要受德、日等國的內地法制度影響，1949年後更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形成自己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法源、法理哲學基礎迴異的兩大法律系統，將如何融合？
中港優勢互補 加速接軌國際
第四，在更高的層面上，今日眾多香港市民及其國際交往夥伴對中國內地的政治運作、社會參與、信息流通、公民權利自由等有諸多批評。譬如最近對特首曾蔭權的「官商勾結」的指控，似乎是在指責香港公務員正在同內地官場的貪腐走近，有人更直指這是香港高官的「內地化」。去年8月中香港大學100周年校慶典禮的警民校園衝突，李克強副總理訪港的過度保安措施引起不少市民的反感與讉責，認為港府一味向北京叩頭，放棄維護香港市民的權利，令香港警察「內地公安化」。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指責香港人是「狗」﹐以及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嬰造成香港醫療系統的壓力，亦進一步加劇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社會矛盾。但如果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在下一個35年，如果中國的現代化改革開放使其軟硬件實力進一步提升，使其政治、經濟與各種國際標準接軌甚至走到國際前端，如香港仍抱着一貫自以為先進的優越感而固步自封，香港特有的經濟社會體制會否反而變得落後，反而需要向內地靠攏呢？
雖然現在香港一般市民對「內地化」反感的態度，有其深層次的原因，筆者亦不贊成香港開倒車，放棄其先進優勢而倒退，但是反過來說，一個更合理態度是，香港應當利用自己的經驗、資源和國際網絡，幫助內地愈進步、愈能與國際接軌，香港與內地掛鈎就愈不會成為一種倒退。
兩岸統一 香港作用舉足輕重
第五，在亞太區及國際關係層面看，當日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觀念是以收回香港的主權、澳門回歸與台灣統一為最終目的。而台灣問題到今日仍舊是中美兩國之間關係的核心分岐。台灣問題是北京的首要議題，涉及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國家統一，這些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的合法性均非常重要，更關乎國家安全（恐怕台灣成為外國對抗中國內地的基地，而美國的《美國台灣關係法》中明確存在對台售武的條文）。
新加坡政壇元老李光耀曾說，最有能力左右台海局勢的只有中美兩國。到下一代人，也就是25年到30年後，冋果中美兩國的實力，尤其是可以利用的戰略資源達到一個相對平衡的水平，美國就不再可能單方面支配台海甚至太平洋西岸的政治、外交和軍事形勢。當中美兩國可以平起平坐的時候，台海問題不可能仍懸而未決。台灣是「一國兩制」構思的最終也是最高目標，但很難預測35年後台海局勢和中美兩國關係是什麼樣子，如果到時台灣問題仍未和平圓滿解決、兩岸仍未能夠有效全面融合，「一國兩制」的構思是否會被延續下去亦是一個問題。到時台灣民主體制日漸深化完善，使得兩岸差距不再是經濟、文化上的差距，而是觀念、體制和生活方式上的差距。而這個軟件上的差距，也正是今日內地與香港兩地的差別。
35年後，如果美國不再有能力支配亞太地區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發展，這將是完全是由中國人自己主導的軟件建設、價值觀念的內部融合。這樣看來，香港未來35年的走向具有無比的重要性，不可輕易忽視之。
所以，香港人應該多了解中國，積極參與中國的現代化，而不是以一種恐懼的態度置身事外。香港人亦不應當一味期待內地能夠「香港化」，而是應該將提升內地的軟硬水平作為自身使命的一部分。只有這樣，香港才能隨着內地的發展而水漲船高，1997年主權回歸前的恐慌國際移民潮才不會重現。香港人不應該悲觀；中國畢竟是個人才濟濟、資源豐富，經濟力量蓬勃的大國，今日在各方面仍然不斷進步中，雖然這將是一漫長的過程，需要來自各方面包括港人的支持與幫助。1980年代以來，隨着內地改革開放浪潮而帶朲經濟發展成果，香港相對於內地，許多優勢已經消失，僅剩法治社會、民權自由、廉潔政府，多元包容等主流核心價值，香港廣大市民仍然認為值得自豪。
筆者固然不贊成香港的民主政制建設、民生改善與社會文化發展出現倒退，但反過來，未來中國的發展無可避免出現縱橫交錯的社會及政治轉變，尤其經過30年的經濟急促發展增長及現代化進程後，內地社會問題湧現，在軟件和軟實力方面的不完善，更需要香港有效促進中國內地邁向國際前端的最高水平，推動中國二十一世紀中期的良性發展軌跡
– 社會進步與和平轉型，建設有利中國對於全球外交目標影響的軟實力及內地應用運作的開明軟實力，變成真正現代化的中國。這正是當代香港居民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總而言之，中國在各領域愈進步，中國愈變得全球化，中國之香港的前途展望愈可樂觀。
作者為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