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鄭松泰、梁天琦說得好！

三月六日，法律學者戴耀廷出席香港電台城市論壇，呼籲民主黨派互相配合，角逐下屆立法會議席，以扭轉在朝派長霸議會的局面。本土派熱血公民代表鄭松泰當場宣佈：「我們不會跟民主派協同。民主派只顧分議席，我們則是為理想競選。」他說得好。

同時，本土民主前線代表梁天琦宣佈：「香港政治版圖，此後將見本土、在朝、民主三派鼎足而立。本土派人數或較少，但當年蜀漢人口不及吳、魏繁庶，還是可以和吳、魏三分天下。」他也說得好。

戴耀廷邀熱血公民參與其雷動計劃，務求民主派競選通誠合作，對抗中共操縱選舉之手，但他顯然給熱血公民「打倒共產黨」的幌子迷了眼睛，以為他們也屬民主陣營，殊不知他們只求和中共內外相應，打倒民主派。

去 年十一月香港區議會選舉，熱血公民就配合中共，只到民主黨、在朝派相持激烈的選區競選，卻處處規避與在朝派單獨爭鋒。在屯門樂翠區，鄭松泰更與何君堯配合 得天衣無縫：何君堯憑二千零一十三票，擊敗一千七百三十六票的民主黨何俊仁。鄭松泰只得三百九十一票，但正如他所說，熱血公民志不在「分議席」。他們是為 打倒民主派的理想競選。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梁天琦幾乎重演了鄭松泰的故事：公民黨楊岳橋在他大力攻訐之下，幾乎就敗在中共旗下周浩鼎手上。戴耀廷希望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等參與其雷動計劃，簡直是與狐謀皮。

從前，香港政治無非民主、獨裁之爭。現在，梁天琦之流聲明要「三分天下」，自樹一幟，然則他們不以民主自任，清楚得很。不過，他們以蜀漢自居，卻使人想起漢丞相諸葛亮《出師表》上四個字：「引喻失義。」

蜀 漢的立國方針，見《後出師表》：「漢賊不兩立。」為滅曹賊，諸葛亮致力「外連東吳」，建興元年主政之後，馬上遣鄧芝出使吳國，修補兩國因劉備征吳而破裂的 關係。孫權最初還有點猶豫，鄧芝剖陳利害，指出蜀漢、東吳合力，才有作為：「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 立，此理之自然也。」孫權點頭說：「君言是也。」要抗強曹，蜀漢必須和東吳合作（《三國志》卷四十五）；現在，香港要抗中共，所謂本土派不但堅拒和社民 連、人民力量、新同盟、公民黨等民主黨派攜手，還鳴鼓而攻。他們自比蜀漢，諸葛亮九泉有知，當撫膺歎息：「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美國紐約前市長彭博最近撰文，表示不會角逐總統大位：「本屆共和黨競選人不成器，而我勝算不高，不想共和黨漁人得利。」彭博之愛國如此，香港所謂本土派之「愛港」則如彼，誰真誰偽，了了可見。

古德明:「和平理性非暴力」論

 

「和平、理性、非暴力」：這是香港民主派常說的原則，也是所謂本土派譏笑的「和理非」。民主派之言，本土派之笑，都很有新中國特色。

民主派既說「和平」，何必還說「非暴力」？天下那有和平主義者鼓吹暴力的？短話長說語語空洞，固然是新中國現代漢語的最高境界，但現代漢語不是中文。中文以簡明扼要為貴。

只是本土派不會懂得譏笑現代漢語之下流。他們所譏所笑的，是和平，是理性。這不奇怪。他們沒有腦袋。

手無寸鐵者，在中共坦克車隊之前，用和平手段對抗，稍有腦袋的人，都知道無可厚非。當然，以暴抗暴，更是天經地義。二零一三年七月拙文《再談本土派》甚至 說：「香港要有民主，唯一希望，就是中共在全國民變之中魚爛土崩。」和平主義者和以暴抗暴者，可以相輔相成；不是別有用心，不會挑撥離間，務求兩者相殘相 殺。

不過，香港本土派國師陳雲卻把以暴抗暴的大陸人民詆為「亂民」，揶揄我是儍瓜：「香港好多儍人，以為香港無法對付中共，只能聯合中共裏 面（按「中共裏面」中文應改正為「中共治下」）的亂民來爭取民主。」上月九日，香港旺角終於也出現「亂民」了，陳雲不知為什麼卻稱許他們為「勇武之民」。 本土派連這樣一位人物，都可奉為國師，然則他們嘲諷和平，蔑視理性，應是意料中事。新中國本來就不是講理性的地方。

林行止: 強權不忘公道 反對不是作反

一、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副主席陳鑑林去周五主持會議時，借助議事廳內的混亂，提前表決高鐵撥款；以如此「粗暴」手段主持會議，當然不是端品正行，但是為免高鐵停工，他的做法卻非一無可取，從熒幕上看，陳鑑林議員的態度，絕難討人歡喜，以他的表現看，盡顯橫蠻可謂囂張的險詐，可是，撥款法案通過，對很多人來說，卻未必是壞事，因為高鐵工程到此階段實在是騎虎難下──誰把香港利益推上虎背，值得追究──此工程若因財源不繼而停工，那是港人的淨損失。由此視角，陳鑑林也許會像行政長官梁振英因使蠻勁、出狠招的處事態度，而被視為有承擔、有功於香港！

陳鑑林議員去周日在無綫電視的《講清講楚》節目中指出，由於委員會的有關辯論已進入「財委會程序第三十七A條臨時動議」階段，議員仍不停追問相同問題，不合程序，因此決定「提前剪布」；姑勿論如此剪布是否合理合「憲」，以陳氏作為主流建制派「民建聯」要角的身份，他這樣做是符合北京對立法會必須配合政府施政的要求，從內地的角度，便是政治上絕對正確！

由於立法會議員經常上演「大龍鳳」，在港人心目中，不管是建制或泛民，遇上具爭議性議題，他們均以敵我分明的立場對抗，是不正不經用世，沒盡議員應盡的義務。堂堂議事廳所以淪落至如斯地步，皆因政府未有及時（甚至可能故意設計）糾正立法會機制失衡情況有以致之，那意味在現行機制下，永遠是與政府同鼻孔出氣的建制派佔盡上風，握着「話事權」，結果立法會成為專制機關、偽議政的荒謬劇場。泛民議員為了落實對選民的承諾、為了回應部分市民的訴求，義無反顧亦是為了保住票源，不得不起而抗爭，混亂吵鬧甚至大打出手的場面，終有一天會出現。

在無法可想無計可施的情形下，拉布總比擲雜物謾罵可取！事實上，拉布是民主議會常見之象，美國的情況，筆者曾細說之，而近日南韓議員一口氣長達十餘小時的發言，彰顯了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拉布十分溫和亦無殺傷力。當然，拉布是議員被制度桎梏逼出來以示不滿的方式，值得同情，然而，一次又一次、無了期這樣做，難免會予人以濫用議事程序的厭煩，如果有人認為動不動便拉布是議員「鬥氣」的表演而不是為香港造福，「拉布幫」不論出發點多麼正確正義，亦不易獲廣大市民的認同！

為了抗議高鐵巨額超支的拉布，雖然師出有名，但是難收積極效果，那是早已寫在牆上；筆者以為，「拉布幫」何不兵分兩路，一方面查察工程開支，看看何以在通縮──薪金及物料價格「下行」的機會大於「上行」──的大環境下還會大幅超支？如果這是人謀不臧，有關人員便應負責……。另一方面是就立法會議事平台的公平公道，與官方談判，設座標、擬進度，謀求議會議事不失公道不再偏頗。公共工程超支，可說是常態，但在通縮之下的超支，便事不尋常。如果出發點不在「下屆選情」而是真正為香港利益着想，查找何以超支才是積極可行亦較易獲大多數市民支持的辦法。

二、

香港的議事機制，着實問題甚大，應該急謀修補；建制、泛民的關係不能再爛，不然香港政事無法推動。和世上其他有民選成分的議會一樣，香港立法會不怕吵不怕鬧，最重要是有法有理公開。如果雙方各藉政府撐持、選民囑咐，一遇意見難以調和便人人「賴皮」，各持一方之見兩相爭持甚至動粗而不遵循公道理性的議事原則，立法會肯定很快會失去港人的信心。雙方各執一詞不肯讓步的結不解，立法會將把香港社會帶進一個荒唐世界。

香港政事寸步難行，北京主管香港事務的官員許或已有醒覺，那意味京官也許正在考慮如何責成行政長官，接近北京的政治活動家心有所屬，紛紛出來表態。全國政協、向有「上海姑爺」別號、今屆貿易發展局主席的瑞安房地產主席羅康瑞，日前接受《明報》訪問，認為把年初一晚旺角騷動的導因歸咎於梁振英政府積下太多民怨而引爆，並不合理，他因此支持梁氏連任；羅氏的說法是倒果為因的歪理。羅氏指梁氏做事不拖拉、不蹉跎，是中的之論，問題是梁氏的做法完全無效甚至有反效果，其辦事手法因此非改不可！羅康瑞表態後不二日，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有「搞鬥爭幕後智囊」之稱的邵善波，於昨天《星島日報》及《經濟日報》訪問中，更擺出一副強硬姿態，認為北京雖然非常不滿「香港各界」，但一直沒有強硬譴責港獨及分離主義；而「法院對相關案件的判刑又沒阻嚇性」。言下之意，當然是北京
要出重手、本港應盡快貫徹三權合作原則。邵氏認為「建制派」保皇不力，他不點名地批評「那些主席」沒強硬執行「議事規定」，好像蠻幹便天下太平；又說「四十幾個人（建制派議員？）坐定定點會流會，四十幾個人成日想溜出去搞自己的事，不開會」，「是四十幾條友不負（這個）責任……」。邵氏想是認同張浚生議會應配合施政即與當局合作的說法，首席智囊思想如此陳腐、封建，香港還有什麼指望?!

筆者向來反對把議員分為建制（保皇）與泛民（反對）兩大陣營，因為即使是反對派，在劇烈競爭中成為代議士進入議事廳，便是建制的一部分，那意味他們要盡其為建制一員的責任，是其是、非其非，不能永遠盲目反對、事事唱反調。換句話說，像如今在一些關係全港福祉的議題上，無休止地拉布，是議員玩忽職守的極致。

雖然這樣做可獲部分對政府極度不滿選民的支持，但沒有方向沒有目標的反對，對建制只有破壞而無建設，令議會癱瘓、一事難成，這豈非有違競逐議員的目的在為民請命、造福的初衷！

審視當前國際和內地的政治環境，筆者不以為北京應聽從本港建制「智囊」的建議，以強硬手段打壓本地反對派；以內地的力量，吹一口氣本地反對派便兵敗如山倒，問題是，這樣對國家有何利益（見三月八日本欄）？遠的不說，必須順從股東和客戶意向辦事的外企，便可能因此杯葛任何與內地的商貿，結果不問可知。筆者深知不管什麼人當行政長官，都必須絕對聽北京的明示、暗示辦事，因此由什麼人出掌香港，都不是關鍵──關鍵是這個行政長官必須有與反對派溝通的誠意與能力！

梁文道: 不做不錯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一本書在中國大陸被禁的真正理由，因為在這個權力體制之內實在有太多可以干涉書籍以及其它文化產品的機會。因此我們也很難單從 一本書的被禁，去推理出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連貫的意識型態政策。舉個例子，去年有一部挺受好評的社會調查著作，曾經在內地獲獎，也曾在海外引起過一些 討論。那是本正式出版物，必定經過審查方能面市；但就在它上架半年之後，出版社卻又忽然收到必須將它撤回的命令，據說理由是它「着重描寫中國社會底層」。 那間出版社有人向當局追問，想知道「描寫中國社會底層」究竟有什麼不對，結果得到的答覆居然是「今天這個時候，根本就不應該提及中國的什麼社會底層」。

莫 非在習近平掌權的今天，中國社會就連底層也都消失了？莫非當局的意識型態方針就是這樣，連中國還有底層都不能承認，否則就會影響社會形勢一片大好的形象營 造？實情恐怕不是這麼簡單。因為就在這本書下架的當兒，市面上也還存在着大量關於中國社會底層的文字及影像，甚至還有同類作品正在陸續推出。可見這不是一 個系統的工程，並非文宣部門想要刻意美化中國的新動作。這本書的命運，只能當成一個個案。

有趣的反而是相關部門那句「今天這個時候，根本就不應該提及中國的什麼社會底層」。「今天這個時候」，表達的是一位官僚對現時政治氣氛的判斷，那就 是上次我所提到的「敏感」，一種模模糊糊的感受，使得他在這本書裏嗅到一絲危險的氣息。所謂「危險」，指的不是對國家的危害，而是對他個人仕途的影響。也 就是說，儘管沒有任何條文命令明示這類書籍不得出版，但萬一有人想要對付他；又或者外頭出了什麼事，責任追究機制發動起來，這本書很有可能會是壓垮他的最 後一根稻草。

「氣氛」之為物，可鬆可緊，能夠意會但難以言傳。當前的氣氛緊張，是一般人都能感受得到的。比如我曾在自己的讀書節目裏頭介紹 喬治．歐威爾的經典名著《一九八四》，便有觀眾留言表示關切。有的說「這集必須趕緊下載收藏，估計很快就要被拿下了」；又有的說「梁文道你好大的膽子，竟 然敢在這種時候介紹這種書，是不是不想混了」。《一九八四》當然是部批判極權體制的反烏托邦小說，很容易被聯想出各種各樣的解讀。但它好歹不是一本禁書， 而且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陸至少流傳過四種以上的譯本，全部都能輕易找到。為什麼現在的年輕觀眾會覺得它很危險呢？答案就是「氣氛」，高層政治鷹派傾 向形成之後，官場人人自危，言論尺度日益收窄，擴及到社會上面便是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慌張。

然後我們就能回到那本書的問題了。在芸芸述及 中國社會底層的文化產品之中，偏偏是這一本書惹了麻煩，其最實在的原因只能是它被「關注」到了，又或者它被人舉報了。「關注」和「舉報」不同，只有來自某 個有地位領導的查問才能叫做「關注」，而任何在具體審查和負責官員之上的領導都能叫做「有地位」，並且不限於同一部門同一系統。有些時候，一部已經上畫的 電影會在公映之後莫名其妙地失蹤，連網上都找不到片源，那就是因為某個高層大領導看過之後很生氣，被這部電影的某個環節冒犯了。前幾年不是有位知名影星被 大陸影視圈禁足過一段日子嗎？原因正是一個領導非常看不慣她在一部得獎電影裏頭的裸露鏡頭。在這個體制之內，地位要比規矩重要，一句「領導很生氣」甚或 「領導不滿意」要比任何法規條文上頭的千言萬語更有份量。從這個角度上講，任何領導都可能擁有審查文化產品的影響力，實際負責審查工作的官僚則是所有這些 領導的「下屬」。正好應了那句調侃喉舌官媒的順口溜：「我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黨叫咬誰就咬誰，說咬幾口就幾口」。那個「黨」不是一個統一的意 志，而是很多個很多個不同的領導。

至於「舉報」，則是今天最可怕的一種社會現象。黃安與陳淨心那種針對民粹情緒，明刀明槍的舉報，固然恐 怖；一般官僚更加畏懼的，反而是來自四面八方無名大眾的投訴。因為每一個官僚身上多少都背了些東西，都會擔心在近幾輪的官場整頓之中遭殃。倒不一定是他有 什麼腐敗情事，只不過一個再懂做人的人，也難免會在職場當中得罪過其他人；一個再謹小慎微的人，也難免會在工作當中犯過錯誤。在險惡的鬥爭環境裏頭，一切 投訴都可能變成箭頭；任何沒有「嚴肅處理」的投訴，也可能會惡化成巨大的膿瘡。

假設有人向你舉報，說某本書有問題，你最該擔憂的一定不是這本書是否真有問題；而是舉報人會不會同時也向你的上司及同僚發過同樣的舉報信。萬一那本書的出版是在你的管轄範圍之內，萬一你有權力叫它下架，而你卻放着不管，你是不是應該害怕這本書會成為其他人對付你的由頭呢？

大 家都曉得，這不是拚業績的時候了，今天最重要的課題莫過於自保。正所謂「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相同的官場邏輯放在文化領域裏頭也一樣通行。收到舉報，也 就用不着花費時間精力去調查了，乾脆手起刀落，圖個乾淨。對於文化審查官員而言，最理想的狀況或者是大家都不出書，不拍電影，也都不再有任何種類的創作。 出了一個有問題的文化產品，那一定是自己的責任；弄出了一個衰敗的文化環境，卻一定不關自己的事。

練乙錚: 大陸高鐵犯台．AlphaGo黃士傑．強國的屁股

北京開兩會，傳出消息指大陸計劃興建一條海底隧道直達台灣，建成之後，共軍攻台會很容易。中共做事，從來都是「政治掛帥」，強要香港建高鐵，建成之後，「點止白象咁簡單」？壞事總成雙，穆迪連番把中國的信用評級展望和香港的評級展望從「穩定」調為「負面」，反向應驗了董伯伯當年的一句口頭禪。不過，灰暗連天的日子裏，還是有一點亮光：AlphaGo！


一、台海隧道香港高鐵
北京政府最近公布的「十三五」建設綱要，包含了一條從福建到台灣的高鐵海底隧道（「京台高鐵」）。消息如此具體，台灣嘩然。陸委會主委夏立言8日在立法院備詢時指該計劃是「不可能的事」；行政院長張善政則說：「事先沒照會我方」。不過，綠營就不認為那完全是大陸在吃台灣的豆腐。

民進黨立委邱議瑩指出，按大陸御用頂級學者王夢恕的說法，大陸與台灣官員就此事洽談已逾10次，對象還包括馬英九當台北市長時委任的北市交通局長曹壽民，因此，台海高鐵籌建事，馬不可能不知道，甚至還可能擔當了某種推手角色。事件背後真相如何，還有待各方挖掘。

查實，大陸「高鐵犯台」的構思，八十年代已經提出；2013年的「國家公路網規劃」裏已清楚成形：從福建平潭經海底直達台灣東北部的新竹，總長122公里；一旦建成，大陸「解放台灣」的先頭部隊從該隧道突襲，只要控制得住新竹的出口範圍幾小時，數以萬計的共軍便可魚貫而出；再從新竹到台北的80多公里，僅是一步之遙。

軍事味道如此濃烈的跨海工程大計，大陸準備5年之內要落實，台人當然聞之色變。對此，大陸一面試圖把政治意味淡化，另一面卻掩飾不了惡霸心態，所以（筆者最喜歡看的國家級媒體）《環球時報》9日的社評〈對京台高鐵如此敏感者，心虛了吧？〉是這樣說的：「台灣一些人自吹他們『民主了就怎麼怎麼樣』，好像自信得都爆棚了。其實叫得最兇的人大概是些懦夫。一條計劃中的京台高鐵就把他們快嚇尿了，夠丟人的」【註1】。

其實，強國要建高鐵，給「快嚇尿了」的，何止台人？近日香港立法會裏出現的高鐵超支200億港元撥款閃電剪布通過的鏡頭，所有明白土木建設後面的政治意圖的香港人，哪個看了不心驚膽裂？

錢銀事小，對「坐擁金山」的特區政府而言，200億港元之數，真是小菜一碟，過了就過了（今年的財政預算報告預計，至2021年3月底，特府將有8350億港元的財政儲備）。然而，就算立會擋得住撥款，卻阻不了令香港「被建」高鐵的北方強國政治意志，所以才有王夢恕7日說的：「中央不會允許高鐵香港段爛尾，絕對要修通，修不修通不是由香港說了算的。可以內地出錢、派人建設，中央今年一年的鐵路建設預算是人幣8000億，香港段的兩三百億算沒多少」【註2】。

替香港建高鐵，當然沒有什麼特別有利的軍事意圖，因為共軍早已兵臨城內，就算再要增派，不論多少，海陸空都有現成通道。所以，政治意圖才是北京的老謀深算：生米煮成熟飯了，在港境搞不搞「一地兩檢」也不會是由香港說了算。過去對「兩制」還只不過是逐步蠶食的話，「一地兩檢」及後便是飛擒大咬。因此，香港高鐵不僅僅是「白象工程」或「土地正義」問題那麼簡單純情，正如建不建「京台高鐵」，絕非僅僅一件經貿交通事。

八十年代，日本和韓國之間，開始討論興建跨過釜山海峽和對馬海峽、長128公里的日韓海底隧道，有關的技術和經濟論證幾年前已經研究得七七八八，始終無法解決的卻是政治問題，因為不少韓國人認為該隧道建成了會導致韓國併入日本經濟文化圈。2009年之後，這個計劃已經從日韓兩國的對話中消失。

同樣，2000年的時候，俄羅斯向日本提出興建一條連結庫頁島和北海道、長45公里的海底隧道的方案，並計算出經濟效益和成本數字，但日本無興趣，因為牽涉的問題更複雜：庫頁島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之間的那段時間裏是日本領土（之前屬於大清帝國版圖），二戰之後與「北方四島」一併由蘇俄佔領，島上的蝦夷人大部分因此移居北海道。建造隧道的計劃，俄國有意日本無情，也是政治使然【註3】。

大凡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之間要興建一些大型的跨界工程，出岔子大都是因為一些敵對的政治因素。港人面對「被建」高鐵的問題，一直都太天真。共產黨勸香港人「不要凡事政治化」，但她自己的哲學卻從來都是「政治掛帥」。你說超支不好麼，她可以面不改容把整筆數包起；對北京而言，兩三百億人仔換一頭「白象」很划算，因為那實際上是一匹紅赤色的特洛伊木馬。

二、AlphaGo 三連勝：人類不完蛋了？
谷歌的英國子公司DeepMind設計出的程式AlphaGo，與世界圍棋頂級高手、韓國的李世乭九段比併，一周之內先是取得三連勝，第四局才由李九段扳回一城；餘下的一仗，鹿死誰手有疑問。不過，以五盤三勝計算，AlphaGo其實已經贏得是次比賽，雖然按圍棋規矩還是要對足5局；那樣更好，有利大家更確切知道高下相差多少。

從上周賽前開始，媒體報道此事，往往視之為「人機對決」，今見大勢已去，「人類完蛋」之嘆，油然而生，但筆者認為不必，原因有3個：

第一，所謂的「機」（軟件加硬件），也是人類智慧產物。AlphaGo的博弈能力，是幾十年來不少科學家的心血累積（更不用說他們在過程中用上的各種數學方法，包含了千百年的根基）；這與李世乭或任何一位高手潛心研究數千年來無數前人博弈經驗所得，並沒有兩樣。我們應該說，人類非但不是完蛋，而是找到了極可能是更好的一種下圍棋的方法，雖然這個方法只是很少數人可以弄懂、掌握。

第二，AlphaGo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所師法的對象，正正是人類本身。它「閱讀」了無數的古今圍棋棋譜，得其精要，反客為主，在頭三局的比併過程裏，走出不少圍棋專家（包括DeepMind的工程師）都認為是離經叛道的奇着，匪夷所思。但是，毫無疑問，世界上所有圍棋高手特別是李九段自己，一定會苦思AlphaGo走出的奇着而找出破解之道；也就是說，「人機對決」的另一面是「人機互學」，雖然「機」可能學得比「人」更快，但總的來說依然是對「人」有益。

第三，1952年，人類寫出了首個百戰百勝tic-tac-toe的博弈程式；1997年，IBM的DeepBlue「機」贏了國際象棋世界冠軍Garry Kasparov，分出了高下；今年，Google Deep Mind的AlphaGo，可說也把圍棋「解決」了。但是，這三種博弈，數學上都屬於同一類，即所謂的「完全資訊博弈」（games of perfect information）；指的是，在博弈過程中的每一步，博弈者都清楚知道自己和對手在之前走過的每一步是什麼。至於「非完全資訊博弈」（例如各種撲克遊戲、麻雀等），人機對決還處於初始階段，「機」要勝過「人」，還需一段日子。至於像「包剪揼」那樣的一個簡單「同步出招遊戲」，「機」還根本不能保證取勝。人類起碼到目前為止，仍然勝在可以發明各種遊戲規則；這方面的研究，稱為ludology，幾乎盡是「人」的天下！

大家有興趣，不妨瀏覽Google Deep Mind網站。有計算機學歷、懂人工智慧（AI）理論的讀者更不妨去電郵應徵，因為這間公司正在招攬人才！網站裏關於AlphaGo的那部分的一個分頁，列出了所有該公司研究人員發表過的論文，其中最新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排頭的兩位作者是David Silver和Aja Huang，文末說明他們兩人是主要作者，有同等貢獻。

Aja Huang就是台灣人黃士傑，Google Deep Mind台柱之一，很年輕。大家若在YouTube實時觀看AlphaGo與李九段博弈，那位替AlphaGo搬動棋子的人就是他。英雄莫問出處，黃不是哈佛MIT，也不是牛津劍橋培養出的「尖子」；他的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2011）是在台灣師範大學拿的。黃並非書呆子，精通compsci之餘，他還是圍棋的業餘六段好手；據他的一位師妹說，他寫的人工智能軟件所創作出的音樂也非常動聽【註4】。


三、中國衰、香港衰

董建華年代，中國經濟如日當空，所以他說的「中國好、香港好」，經濟上而言，大體上沒錯；政治方面，因為當時大陸表面上還比較開放寬鬆，而且是九七之後不久，所以香港的政局也「過得去」。曾幾何時，大陸經濟陷入重重困難，官僚體制百病叢生，政治上的「小文革」歪風也愈颳愈烈。影響所及，香港的經濟因為太過依賴大陸，也多方面陷進逆境；政治方面，因為有偏激派的如黨員當政，也出現了1967年以來的最惡劣境況。「中國衰、香港衰」，全面取代了董伯那句「名言」；儘管還只是相當「初步」，也夠大家瞧的了。

3月2日，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Moody's）把中國政府的信用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大陸近幾年社會總欠債急升，企業欠債高達GDP的280%以上，比美國的145%還高得多。企業呆壞賬的比率升幅更厲害；彭博的一個分析顯示，這方面的情況已經變得與美國2007年發生金融危機之前相若。出現系統性危機的話，中央政府救得了救不了，是一大疑問。

具體方面，人行最近還準備宣布一項做法，批准所有國營商業銀行可以讓還債有困難的企業客戶以自身的股票兌換所欠債務，表示大陸企業呆壞賬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人行本身的外滙儲備，去年以破紀錄的速度大跌，今年頭兩個月的平均跌勢則更急促；硬通貨大量流出，會削減一旦大陸出現金融危機時政府救市的彈藥。

因此，穆迪的做法，理由相當充分。

中國這方面衰了，香港自必為時不遠。果然，11日，穆迪也調低香港的評級展望至「負面」。穆迪給出的理由，指中港政經聯繫愈來愈緊密（「融合」啦！），中國經濟放緩、金融風險增加，同時削弱香港前景，令香港出口、訪港旅客和銀行對大陸貸款等數據惡化。而且，穆迪還特別提到2014年中國發表的那份限制「兩制」自治程度的白皮書，顯示香港逐漸失去獨立性，影響決策水平和執行能力。

穆迪這些對香港的講法，十不離八九，港人耳熟能詳深有同感。然而，特府發言人則認為是穆迪的「純粹猜測和主觀陳述，缺乏理據支持，並且在《基本法》之下，無證據顯示內地干預香港事務」。穆迪下調中國政府信用評級展望並給出理由之後，北京大罵穆迪，指其十足荒謬充滿偏見；特府的反應，與北京異曲同工。

想不到，「中國lie、香港lie」，也是成立的。

還不止經濟方面的。上周末，大陸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劉某表示，香港是大陸貪官把贓款運到外國的重要渠道。形象點說，渠道是腸臟、貪污贓款是糞便的話，香港就成為了中國的屁股眼。九七的前夜，世人眼中光華四射的那顆「東方之珠」，如今呢？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關於「京台高鐵」計劃，2013年8月5日《南早》（中文）已經圖文並茂報道過，連結在：http://www.nanzao.com/sc/nationa ... ian-tai-hai-gong-lu；《環時》3月9日的社評甚有「強國風」，光是文筆語氣便十分值得看，連結在：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6-03/8674202.html。
註2：王夢恕講話見3月8日《明報》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 ... 00013/1457373539068。
註3：關於日韓隧道、庫頁島—北海道隧道工程計劃的資料，可參見維基百科的有關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zh-hk/日韓海底隧道及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 ... e_note-sptimes.ru-1。
註4：關於AjaHuang黃士傑的故事，可看他的一位同學寫的文章：http://www.inside.com.tw/2016/03/10/why-do-i-second-alphago。他與D.Silver合寫、發表在頂級科學期刊Nature的研究論文撮要在：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 ... 1.html#contrib-auth。GoogleDeepMind網站在：https://www.deepmind.com/index.html。這間公司的三位始創人之一的DemisHassabis的一篇訪問記錄在：http://www.theguardian.com/techn ... MP=ShareiOSAppOther；此文中文譯本在：http://www.inside.com.tw/2016/02 ... us-keep-it-in-check。

安裕周記﹕問誰領風騷

　南韓棋手李世石與電腦AlphaGo的五局大戰，到星期六已是來到第三場，下筆之時距離開賽還有兩個鐘頭，李世石能否扳回一城，不致在這場「五番碁」比賽連輸三場敗北，是這個星期六令人懸念的一件事情。星期三第一場交手，李世石中盤犯了一個錯誤，被對手抓住機會砍旗拔寨；第二場李卻太過小心謹慎，時間幾乎用光，再丟一局。在互聯網上觀棋的棋友都為李世石打氣，有促狹的更開了一個小玩笑，在facebook貼上帖子，「李師傅，不要跟它拼棋，嘗試切它電路」，在人與電腦決戰落後的低氣壓下帶來一絲歡笑聲音。根據「五番碁」安排，先取三局者勝，星期六下午恐怕人心都黏在首爾，一局定勝負，還看今朝。

　世界三大圍棋強國，中國大陸是這次大戰的塘邊鶴，職業棋手排行榜暫列第一的柯潔公開說「AlphaGo贏不了我」；原因是柯曾擊敗李世石，所以可以戰勝電腦對手。若電腦打敗李世石後與柯潔接戰，應該是好戲連場，不過這都是後話。令人納罕的是日本棋壇的沉默，傳媒報道不算鋪天蓋地，也許是沒有日本棋手參戰，那種默然不免讓人覺得有點怵。儘管中韓棋手崛起，人們的目光依然在日本七大圍棋頭銜打轉，由年頭的棋聖，到接續下來的十段，本因坊，碁聖，名人，王座，乃至於年底的天元，這些曾經或現在依然是喜歡下圍棋朋友的焦點。可是在李世石紋秤對座或者柯潔意氣風發之間，日本卻像在另一個時空，遠離地球。

電腦能否打敗棋王，在IBM電腦「深藍」於一九九七年取勝國際象棋棋王卡斯巴羅夫，客觀上得到第一個證明。到了被認為更複雜的圍棋，經過二十年間的發展，人工智能是否有更長足進步，在李世石對戰之後可能得出結論。這裏說「可能」，是因為牽涉李世石是否全力出戰，這並非說李世石保留實力馬虎上陣，而是他有沒有汲取敗仗經驗調整戰略，再次面對熟悉他棋路的陌生對手。毋庸置疑，AlphaGo必定像棋手賽前打譜那樣，把所有李世石的棋局輸入，以強大的CPU高速運算，從而提出下子方案。當然今天的AlphaGo比二十年前的深藍必然大幅提升，有一種說法是AlphaGo可以在運算之外因着棋局大勢作出最有利的佈局，而非一子一石的逐步解構。我不是AlphaGo的工程師，無以回應這些說法，不過，若是以李世石的棋譜分析，再根據現場下子作出判斷，這是正常不過的做法。問題是，李世石會被AlphaGo牽着鼻子走，抑或他可以反客為主，以新套路把電腦牽着鼻子走。

　李世石會牽着電腦走？

南韓棋手戰後異軍突起第一人是旅日的趙治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日本以及世界棋壇仍然佯倘在木谷實弟子加藤正夫的時代，趙治勳以中盤凌厲搏殺異軍突起，在一九八二年一口氣拿下十段、本因坊及名人三大頭銜，與加藤正夫、大竹英雄三分天下，也為其後多年的「趙治勳——小林光一」年代擘劃各自勢力版圖。這也是另一場棋壇佳話的開始，小林光一是木谷實的關門弟子，木谷實把女兒禮子許配給小林光一，希望師姐照顧好天份極高的師弟，為木谷實道場繼續揚名立萬，趙治勳則是以同門師兄弟的身分與小林光一兩人瓜分天下。

　趙治勳的冒起帶來強悍至今的韓流勢力，韓國棋手不如日本講究華麗佈局的「宇宙流」，也不是中國大陸棋手擅於中盤發力的「中國流」，而是自行其事、日本棋評家所說的「亂戰流」——先把棋盤上的大模樣打個稀巴爛，再將對手的精心佈局揍得體無完膚，依一己主動把棋局撕開四分五裂逐一吞噬。不講究日本式的佈局美學，卻注重實戰勝利，南韓棋風橫掃橫壇，日本中國大陸俱難攖其鋒，曹薰鉉、李昌鎬、徐奉洙這些光聽名字也夠對手頭皮發麻。同一時間，中國文化大革命後的一代如聶衛平及馬曉春等逐一退陣，日本出現青黃不接的困難期，南韓棋手獨霸天下帷幕拉開。

　韓流興起 日本隱退

南韓圍棋的興起，不能說與日本沒有關係，至低限度趙治勳出自木谷實門下。可是日本培養不出如南韓年長一代如曹薰鉉及趙治勳的棋手群，更說不上擁有像李昌鎬、劉昌赫以至李世石的新一代棋王族。這裏不涉及國族關係，純以圍棋愛好者角度而論，日本圍棋退下確是莫大損失。論圍棋人口日本一直佔先，日本棋壇更有「千萬人口」的說法，即是下圍棋或愛好者，不分專業與業餘，達千萬之眾。龐大巿場構建了巨大無比的空間，光是日本棋院便有數百專業棋手，以出版棋刊或下指導棋賺取日常收入，這才能夠專心致志在棋院打譜覆盤，再到七大頭銜爭取好成績，斬獲巨額獎金。

日本棋壇元老瀨越憲作《圍棋百年》第一卷，指出日本史書有載的第一參考譜是後漢年間，即約公元二百年的孫策對呂範，第二個參考譜才是日本棋手吉祥丸對日蓮上人，時維宋末，比孫策呂範之局晚了大約一千年。即使如此，日本棋風大盛後來居上，到了日本棋院創立，專業棋手可在棋院賺取收入，一般而言是初段月入十圓，二段二十圓，三四段各三十、四十圓。必須指出的是，當年日本大學畢業生也只月入三十圓；豐厚入息帶來厚密棋風，戰力蒸蒸日上。接下來最大的變化，是戰後五十年代經濟起飛帶來的動力。

　曾經大盛的扶桑圍棋

由於圍棋愛好者達一千萬，戰後日本百廢待興，傳媒尤其是報紙各自推出「新聞棋」，招攬棋手博弈，翌日在報章刊出棋譜，以增銷量。其中，《每日新聞》的本因坊頭銜，當時銷量第一《朝日新聞》的名人頭銜最為引人注目，幾乎是一紙因此風行。如今日本七大圍棋頭銜，依然不脫「新聞棋」傳統，《讀賣新聞》的棋聖獎金最高，四千五百萬日圓；十段是《產經新聞》主辦；碁聖是《靜岡新聞》等十二家報社合辦；王座是《日本經濟新聞》而天元則是《北海道新聞》等三家報社合作。

為了爭取讀者，報社各出奇謀，以通俗大報《讀賣新聞》為例，手上王牌是華裔棋聖吳清源，一段頗長時間，《讀賣新聞》專門報道吳清源與各對手的「十盤戰」，頗為哄動。

　巨額獎金帶動圍棋風尚，更能令棋手豐衣足食，參賽有參賽費，勝出則是驚天動地的大獎，由此蓄建的圍棋氛圍，成為異地棋手遠涉重洋到日本的其中一個原因。我們熟悉的吳清源以及六十年代冒出來的林海峰，之後的王立誠及王銘宛，俱是人們熟悉的華裔棋手。其中不乏美談，如林海峰等已在日本生活逾半世紀，領的仍是中華民國護照，一口國語從未走音變調。然而這只是水滴的一角，更巨大的作用是日本棋壇藉好手來投，互相砥礪出一波又一波的精英，孕育日本棋手的風格，早如三十年代吳清源與木谷實在信州閉關十個月創出「新布石法」；五六十年代先後出現高川格及坂田榮男，其中坂田榮男棋風銳利，人稱「剃刀」，把七大名銜全數包辦。之後是七十年代武宮正樹的宇宙流，不重邊而重中央，儼如一代宗師。

　日本棋運在九十年代開始快速下墮，這客觀上既有中國大陸及南韓棋手的上升，也有日本棋手從追求實戰勝利轉向尋求完美棋譜的層次出發，把黑白子的勝負置於度外。這是其中一個原因。另是日本人口老化，圍棋人口漸次減少，青少年不願把時光都磨磳在棋盤而放棄其他。這與中國大陸通過體校培養少年棋手，南韓以國策推動圍棋振興國譽有所不同；一方是轉為消閒及追求美感的心靈補足，另兩方則是舉國體制的傾注心力，最後出來的結果是日本棋手在國際賽顯得慵懨了一些，不如中韓高手的拳拳到肉。也許日本對今天種種感到太過熟悉，因為在五六十年代南韓仍在獨裁統治、中國大陸文革狂熱不能抽身，日本當時已然經歷今天中韓的勝境。曾經滄海難為水，今天的日本難以重塑昔日的自己。

　電腦愚魯 人心難測

說回李世石對AlphaGo之戰，興許這是一家之見的狹隘，我總覺得如果李世石對抗電腦時仍是一貫以來的李世石棋風，在CPU之前再次敗陣不足為奇。如前所說，李世石棋路早在電腦計算之中，然則當李世石不以自己所長棋路出手，會否也是電腦計算之內，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也是對人工智能的挑戰——坐在對面的是另一個心智皆迥異的李世石，結果難料。人心最難測，六十年代，美國最大智囊蘭德公司（RAND）以電腦推算，最終計出美軍將會打勝越戰。這場浴血戰的結果已經寫在歷史牆上，是美國慘敗收場；在虛擬與現實之間，沒有必然，人生如棋，俱皆如此。

周日話題﹕假如女兒沒有跳下去……

文、圖﹕陳嘉文




「他們在生的父母，往後要承受的痛苦，不是一兩天的事，是一輩子，一輩子活在自責之中。」七年前，同樣是三月天，曾是會考狀元的失聰女教師李菁跳樓自殺，只留下一紙遺書。自此，她的父親李光興，活在黑暗的悲慘世界中，從崩潰，到撕裂，到萬念俱灰，到終生自責，二千五百多天以來，每天背負巨大痛苦。「我女在遺書裏說，『對最疼愛我的父親，我只有憎恨和恐懼』。孩子真的會這樣說。就是因為我們做父母的，不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我們希望她好，但我們用錯了方法。」

花白了頭髮的李光興，黃昏的家沒有把燈亮起，說話低沉、緩慢。在李菁自殺後，李光興一直反覆閱讀女兒生前的網誌，開始學習電腦，用爸爸的名義繼續把網誌寫下去，當是給女兒的信；五年後，他在悲痛中梳理對女兒的悔疚與思念，寫成《假如女兒沒有跳下去》。這次訪問前不久，李光興剛替女兒搬了新家，「已經七年嘛，要搬去住金塔位了」。

李光興有三個女兒，他不諱言，畢生的愛都給了二女兒李菁。因為一窮二白，李光興與妻子誕下兩個女兒後，都把她們送回鄉下養大，只是，李菁幼年時一次發燒導致失聰。「大概是因為，對她，我們覺得虧欠了。」他溺愛李菁，呵護備至，十多歲被送進廣州訓練才學怎樣搣橙洗衣服。他嚴教李菁，怕她長大後無法自力更生，女兒在學校無法理解老師的講解，李光興在家親自再教；女兒因為聽不到而默書零分，李光興便教她背默，成為比健聽同學還名列前茅的一百分學生。一九九九年，會考放榜，李菁第一次登上報紙，她考獲兩優三良成績，是香港有史以來失聰學生的最佳成績。兩年後，她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象棋比賽，再次被傳媒追訪。

可是，本來被包裝成自強不息的故事，傳頌不過九年，在二零零八年以悲劇寫成結局，反差之大，讓李菁再次登上頭條。若傳媒總十年如一日地把自殺事件原因簡單化，那麼李菁之死的罪魁禍首該是社會對聾人的歧視——李菁畢業後，拿着輝煌的履歷表，求職過百次，僱主看見李菁戴着助聽器，打發她走，快餐店經理看到她的履歷，又嫌她學歷太高。李光興說，李菁最後在大學找到助教一職，但工作不愉快，後來在收拾遺物時，找到女兒在履歷表上寫上「垃圾」兩個大字。幾經艱苦培育女兒成才，千里馬卻遇不到伯樂，考了好成績以後，人生路才是漫長。


李菁生前在履歷表上寫上「垃圾」兩個大字。（一丁文代出版社提供

但七年過後，李光興在訪問中，其實在自責沒好好了解過孩子的內心世界。

在女兒死後，李光興一整年無法入睡，晚上總身體發熱冒汗，好幾次想自殺。但他在衝動之時，想到家人，「已走了一個，如果我也走了，他們會好痛苦」。於是，他打電話求助，最後時任勞福局長張建宗派來兩個社工，認為他該求診。「我說我沒有病，看什麼醫生？我只是唔開心，我只要求找個心理醫生，跟我傾下偈、紓緩下便好。但兩個社工當日就在這裏勸了我一小時。」最後，李光興被勸服，與社工從愛民邨寓所走到伊利沙伯醫院，醫生本來要他住院一星期，但他堅持寧願回家吃藥。失眠一年後，他終於沒冒汗，入睡了。

「我當時對抑鬱症毫不認識，以為開心不開心這回事，沒藥醫。」

因為自己終於經歷過，知道抑鬱可以如何消磨人的意志，也知道有藥可以讓黑暗變光明，他回想女兒，才知道女兒當時也是死於抑鬱。「那時候，她常常哭得厲害、哭至失控，常說『爸爸媽媽我好驚』。她本來不想死，她曾經說想自殺，她曾到防止自殺的組織求助過。可惜當時沒有人看出她有病，該看醫生，如果有人告訴我們這種病，或許她不用走這條路。」

李光興自責，自己當時不相信女兒真會自殺。「我們不相信，因為我們從小至大都在很艱苦的環境之下長大，食唔飽、著唔暖，但我們都活得過。」

李光興在內地長大，父親是國民黨軍人，在李光興還小時，常被捉去批鬥，一家八口只吃掌心大小的榨菜送飯當一餐。他在十歲時，曾經提議全家到附近的水庫自殺，但被父母狠狠罵了一頓，說人多艱苦都要活。自己曾經咬緊牙關捱過了，但上一代面對逆境的方法，原來未必能用在自己的下一代。「我們這一代的思想，覺得那麼艱苦都活過了，在香港有這麼好的環境、有這麼多選擇，為什麼會想自殺？沒可能。我一直到現在都很後悔，為什麼自己有這種思維。」

這個學年，李光興的悔疚與悲苦，在二十多個家庭重複着。「香港社會突然有咁多後生仔走咗，好似形成了一種風氣，是非常不幸。」李光興說，如果父母可以早一點知道，或許可以做些事及時挽救。「第一，你知道細路有這念頭，首先要分析他是否有抑鬱、受很大壓力，要想辦法開解、帶他看醫生。有藥可以幫助的。」

又如果，孩子知道父母往後的日子如何萬念俱灰，他們或許不忍心走這條路。七年前那一天的事，李光興至今每次想起，想起女兒在跳下去前掙扎徘徊三小時，也覺得心像被撕裂一樣。「十時許，早餐後，她說去看醫生，直至一時多，我在大堂看到三個警察，他們拿着李菁的身分證和遺物，問街坊認不認識她。我說，那是我女兒。」回到寓所，警察才把噩耗告訴他。「我個腦，一片空白，個心翳住，想暈想暈，心裏有一道氣吐不出來。隔了一會，才哇一聲喊出來，崩潰了。那種撕裂感，像有一萬支箭，穿過你心。」往後七年，李光興背負着痛苦，勇敢地為家人活下去。但自責是一生的。「那種自責，非語言能表達，為何我當時不相信她說想自殺？

為什麼當時不發現這問題、挽救她？為什麼上天給我聰明的女兒，又帶走她？」可是，孩子還小，在承受巨大壓力之時，當連自己也顧不了，怎有餘力能顧及身邊的人？「人到了萬念俱灰時，那種黑暗會包圍你所有思維，腦裏沒有光，只有黑暗。我經歷抑鬱的日子，理智沒有了，被負面情緒吞噬，自己很辛苦，不懂得想別人。」

而且，有時候，孩子承受的壓力，其實源自父母。在無法承受之時，在選擇用最極端徹底的方法之前，人或許會先選擇厭倦、憎恨、遠離，這並不是孩子不懂事或心胸狹隘，而是自然產生的自我保護方式，也是給旁人的警示。「就是因為我們做父母的，不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李菁遺書的那一句，李光興說就像判了他死刑一樣難受，「但這同時是給其他父母的當頭棒喝，在你們耳邊敲響警鐘。你把畢生精力、所有的愛，都放在孩子身上，但最後換來這句話，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這真的要反思。」

林行止: 沒有條件硬碰硬 避免危機血成河

一、

鄧小平當年曾禁止一些不在其位的官員批評、指點香港事務；如今來港說三道四指點香江的，是否奉中央意旨，值得深究。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去周日接受有線電視訪問就香港現狀發表意見，意識形態「回到從前」，與現實完全脫節，簡直不知所云；他認為「立法會要配合政府施政」，除了展示他對香港制度的無知，更是誤把立法會當為人大或政協，既暴露內地政壇上點綴着不少花瓶，還令這些天天在北京出席兩會的「港區代表」的發言及「答記者問」顯得多麼遠離人間煙火，所有一切，反映的僅是官方意見，「配合政府施政」的目標已達，卻漠視了廣大港人的意願！

作為一個自由社會，香港沒有權威言論遑論一言堂，那意味人多聲雜，人人有話說，社會的方方面面，不論經濟盛衰，因此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因為歷屆特區政府各有缺失，不僅令問題愈來愈多，有些還衍變為足以困擾政府有效管治的大難題，而大難題已具體反映在街頭活動及投票站上。遠的且不去說，二月八日旺角騷亂與同月二十八日立法會新界東議席補選，均具體地以肢體語言和選票，展現了相當部分港人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至於議會的拉布，是議員應享的權利！

議會拉布政府怎麼辦？答案很簡單，只要當局推出的政策比較正面地回應大眾的訴求，拉布便會自然消失。正如主管香港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所說，港人智商甚高，什麼問題不能解決？可惜有關當局唯我獨尊，以為有北京支持便可肆意而為，罔顧民情民意，反而有意「以暴易暴」，要蠻幹平亂，令不少港人不忿更起而抗爭，才讓香港的管治困難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北京迄今仍口口聲聲說落實「一國兩制」的有關承諾，但其對「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等等的解讀，顯然與本港建制以外各界人士頗有差異，姑勿論誰是誰非，港人的不滿已不限於言文，這對香港的社會和諧及政府的有效管治有負面影響，不言而喻。香港的社會問題已引起國際關注，近日的「銅鑼灣書店五子潛行北上投案」以及由五個故事串成的電影《十年》（後天三月十日在日本上映，看去周《經濟學人》的力捧，《十年》在歐美上映是遲早的事），將令西方輿論站在建制的對立面，北京聲譽有損，不在話下。


二、

這種政治氣氛下，選民把選票投給代表激進勇武的本土派政治團體外，不滿建制的街頭抗爭活動會愈演愈烈，高喊香港獨立、建國這類虛幻口號亦響徹雲霄。為了平息這股令北京難堪的逆流，當局竟然不從檢討施政缺失出發，而是主張以粗暴的警力甚至軍力血腥鎮壓，這些武力派認為，示威事件中有人傷亡，雖會令香港情況亂上加亂，但「大亂才能大治」。這種主張是假設港人計算機會成本後，會在武力前跪低求饒！以常理度之，這種推斷有其道理，然而，目前經濟環境不錯和讀飽書的年輕一代，憂慮擔心的是他們最珍惜的自由會逐步被北京剝奪，早把死生置諸度外！血腥鎮壓除非出現「傷亡枕藉」如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場面，恐難收效。但問題是，北京值得這樣做嗎？筆者的答案是絕對不值得！

一句話，在前海格局未成即未能吸引外資大規模投入之前，北京粗暴地對付香港反對派，在經濟上必受重創，這是犯不着的。中國經濟絕對崛興，惟香港仍有重大利用價值，除了「融資」，香港尚是內地既得利益階層「走資」的最佳跳板！

說前海離能夠取代香港成為地區性金融中心之路尚遠，筆者未見任何數據，只是從滙豐遷冊不考慮前海及內地官商不去前海買地建高樓而選擇高價在香港置業買地上的推論，此推論來自商界人士的具體行動，因此準確度不低。當初滙豐考慮把註冊地遷出倫敦時，筆者以為這是前海的最大機會──滙豐在前海註冊，豈非是前海有資格成為金融中心的最佳宣傳；可惜滙豐在請教「高明」後不作此圖（料滙豐數名親中的董事亦起不了作用），連香港亦不回……。換句話說，前海不成氣候而香港的北風凜冽。在這種客觀條件下，任何令「外部勢力」感到香港的自由正在被腐蝕的舉措，北京都要慎思。北京千萬不可誤信本地「奪權派」的讕言，以武力迫使香港趨於無聲的和諧。

有說中國經濟體積龐大（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大部分國家與中國有深淺不一的經濟關係，看在經濟利益份上，假如北京對香港動粗以至造成人命傷亡，她們充其量只會在言文上「譴責」而不會採取進一步行動（如當年「六四風波」後）即生意如常進行。這是天大的誤解，別說目前西方有若干處心積慮找機會壓制中國（畢竟是政治價值和決策過程完全不同的非我族類）的政客，可能乘機發難，把圍堵中國的行動升級，雖然中國早有妥當部署，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沒什麼大不了；但如此大事周章，不利經濟發展，因此可免則免……。就說沒有這類政治對抗，在經濟上肯定麻煩未了，雖然外國政府不會「出手」，但與中國有經濟往來的，除了極少數極權國家，其餘均為私人企業（中國官員和國企主管外訪時簽訂的商業合同，對手十之八九是私企負責人），它們必須對股東負責及俯從顧客（消費者）的要求，當香港發生「血腥鎮壓」場景時，你以為這些股東和顧客不會趁機藉反對公司與「暴政」做生意以展示其並非眼中只有金錢、而是為公義不惜放棄財富的心地善良、有良知、懷「大愛」的世界公民!?面對股東和顧客的壓力，公司管理層會怎樣取捨，已不必細說了。

一句話，以當前的國際情勢，北京應着特區政府致力與非建制派建立新的合作關係，特區政府及「官方智囊」必須馬上放棄有騷亂便上綱上線為武力鎮壓張本的思維！至於什麼人才最適合與建制外（和內）就合作搞好香港溝通的人選，相信智商不下於港人的京官，早已心中有數──那位被人民「嬲嬲」世界之冠的現任行政長官（國際媒體解釋何以這麼多港人不喜歡他，間接令其失序的管治危機公諸於世），顯然不是最佳之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