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夕: 為鄺政協我倒抽了17口涼氣

鄺保羅政協大人，你在聖殿裏講道：唔知出咁多聲做乜？好似唔出聲就冇機會、啞㗎啦咁。那麼你呢？只准政協傳道，港人唔出聲冇人話佢哋啞嘅？你說參與遊行要求有得揀的人，完全唔知自己講緊乜嘢，都是羊群心理。應該學耶穌，做隻沈默羔羊，有時唔一定要出聲嘅，無聲勝有聲。

鄺政協，其實你知唔知自己講緊乜？出得嚟行嘅人都預咗要還，他們沒有選擇在你所描述的「咁靚嘅聖堂」裏面扮羔羊為當權者祈禱，反而圍坐中環然後給逮捕，難道都只是政客的腦殘粉？在你這牧者手下的羔羊，冇得揀，眼見你擺耶穌上枱狂抽其水，（我非教徒，但自有教徒跟你依經辯論），也不知他們是你的粉絲，還是耶穌的門徒。好似唔出聲就冇機會？尋釁滋事這索命魔咒，終於正式登陸香港了，「唔知出咁多聲做乜」不就是滋事了？坐等警方抬走，不就是尋釁了？你還覺得香港未壞得咁緊要？啊，因為你唔敢出聲時沈默，信眾以至港人該聾啞時要聽你開聲，所以永遠冇壞的是你。

鄺政協你講道：唔發聲怕會啞㗎啦嗰啲人，因為心靈沒平安，個腦完全唔識分析。那你分析給我們看，你以偏概全，輕佻地批評某些被捕學生投訴要排隊去廁所，不如叫佢哋帶埋菲傭去囉。這又有沒有一毫半分像耶穌所為？人家遊行再靜坐了半天，都快憋出膀胱炎了，唉，就當他們是迷途羔羊好了，行公義也就算了，你怎不好一好憐憫，一如你講道，要用像耶穌基督的柔和謙卑的心去體諒他們，反而把他們視作敵基督撒旦魔鬼般死命得戚地嘲諷？你好歹也兼任香港聖公會大主教，何必還兼演吳三桂？

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為怕冤屈了你，我竟然花了十七分半鐘的生命，上去聖公會網站聽你講道。又，居然值得一聽，因為從沒聽過如此涼薄、刻毒、無知、冷血，用維園阿伯的口氣與水平去播道，而你的信眾竟然在你挖苦輕蔑地講耶穌時，毫不謙卑地賠笑，我倒抽了17口涼氣。全港基督徒，不論屬哪堂哪會，為保基督教聲譽，都有責任為你之失見證大大發聲。而你心靈之所以能平安，睡得好，你上天堂而要菲傭陪遊行的非信徒下地獄，本身正是最大的神蹟。


鄺保羅2014年7月06日講道錄音

林和立: 文明與野蠻的決鬥

已故哈佛大學政治學大師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理論，點透了幾十年來國際社會紛爭的癥結。但中國與香港愈來愈熾熱的碰撞則是文明與野蠻的終極廝殺。

首先，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距離國際公認的文明指標不但很遠，而且習總 近期的粗獷行為說明中共正以財大氣粗、「以我為主」的雄姿邁向野蠻。最佳證據是國務院上月發佈的《一國兩制白皮書》。《白皮書》否定歷史（香港的高度自治 是中英談判的結果，不是中共的恩賜；且《白皮書》對香港自主權與治港班子性質的歪論完全背離了「一國兩制」理論啟創者鄧小平記錄在案的論述）；否定普世價 值與國際慣例（《白皮書》要求司法人員「愛國」，實在貽笑大方，是年度的國際笑話）。這野蠻的態勢與習總上臺後的治國方略極度吻合。中共聲明狼藉的《九號 檔》就把「普世價值」與「司法獨立」打進「七不准講」的禁區。而小習的「兩不可否定論」（不可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歷史來否定1949年「立國」後老毛掌權的三十年浩劫；同時亦不可以後者否定前者)證明習是極端歷史虛無主義者，中共昨天許下的承諾都可以因為今天的政治需要而完全變質。

明白了「第五代領導層」的野蠻思維與行徑後，我們可以嘗試解答近年困擾港人的幾個問題。


1. 為何北京要大石壓死蟹地防止港人推行普世價值式選舉？

表面的理由是，真普選的結果可能是北京信不過的民主派人士當選，而且北京害怕骨牌效應，即香港特區實行民主選舉後，中國其他地區、尤其是教育水準較高的沿海城市會紛紛要求北京讓他們普選市長。

但更深層次的解釋是：中共的幹部與宣傳機器大量炮製陰謀論，聲稱「裡通外敵」的港獨分子正與中央對抗。《白皮書》強調「要始 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習領導層的目的是挑起民族主義，煽動憤 青、憤佬去仇視香港的民主派；手法跟北京正發動二十一世紀的人民戰爭粉碎藏獨、疆獨與台獨分子同出一轍。這煽風點火的伎倆從《環球時報》的社論「香港非法 公投人再多，也沒13億人多」可見一斑。無他，九十三歲高齡的中共的合法性已經十分脆弱。好幾年前GDP雙位數增長時中南海還可以用歌舞昇平來掩蓋其極度不公與反民主的制度；但「中國經濟奇跡」開始褪色後，民族主義便成為習總手裡用以維持政權合法性的唯一殺手鐧。


2. 為何「賣港分子」愈來愈多？

中共是個惡形惡相的老粗，但它不但鈔票多而且統戰手段無人能及。香港的商 界、包括操控傳媒的大集團老闆，在九七年前後已經一面倒擦北大人的鞋。傳統左仔左女如民建聯的頭目與靠中聯辦「供票」而獲選的立法會「愛國新貴」則正等待 中央論功行賞、升官發財。同時，以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近年戮力拉攏香港的紀律部隊，廉政公署前專員老湯的醜聞便足以說明北京的統戰攻勢如何成功！最近特區警隊粗暴對付參與和平示威與靜坐的大、中學生便說明香港警察已徹頭徹尾「公安化」。

不少朋友弄不清楚的是梁振英的團隊裏面，個別形象相對中立、往績還算可以的「精英」為何繼續留任，他們雖然沒有高聲捍衛《白皮書》，但絲毫沒有阻止或減弱「689政 權」與民為敵的惡行。其實很簡單，民望勉強過關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雖然多次聲稱不會參選下屆行政長官，但她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其他如行政局召集人林煥光 與行政局成員胡紅玉大概以為留在行局可以平衡其他鷹派閣員的左傾勢力，但實情是在習總、港澳辦與中聯辦的指揮棒下，極左、超野蠻的手段已成為「政治的最最 正確」，他們繼續為「狼英政權」服務給港人的感覺假如不是助紂為虐便是為虎作倀。


3. 北京的下一步部署如何？

如同中共對藏、疆、台一樣，中共的策略只有兩個字：漢化。意思是，北京會把小小的香港融入「大中華文化」，讓愛國的港人貼身享受舉世馳名的「中國模式」。

當然，有人會懷疑，中共因為拒絕普世價值而一直沒有獲得《世界經濟導報》在80年代標榜的「球籍」,如此野蠻的國度能否征服文明指標不算低的香港？答案是肯定的。香港無論政客、商賈、紀律部隊、大部分傳媒、不少擁有外國博士學位的教授已紛紛膜拜神州，唯中共黨棍馬首是瞻。

中共中短期目標是繼續放寬大陸人來香港，他們在特區住滿七年後便可投票，從而改造特區政治的DNA。中共的中長期的目標是把香港與人口一千五百萬的大深圳地區融合成雙子城（twin cities)。既然《白皮書》已說明中央政府對香港有絕對管轄權，北京在不久將來絕對有可能宣布在香港工作或曾向香港政府納稅的深圳人民可以參與香港各區選舉。不接受這野蠻安排的港人當然可以示威抗議，但港式公安對他們肯定不會手軟！


4. 不願當奴隸的港人要起來抗爭！

港人要認清形勢，尤其是鄧小平所謂「大氣候」的轉變！中港已經進入不對稱戰爭的狀態。一個擁有四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過千洲際導彈的野蠻政權正向手無寸鐵的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群體步步進逼。

但不要忘記，最擅長蠱惑與玩弄群眾的中共其實最害怕群眾。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雖然時任行政局召集人的CY為了討好北大人而鼓吹武力鎮壓，但胡溫 政權還是作了讓步而擱置「二十三條」惡法。下一次文明與野蠻的決鬥將發生在「佔中」的戰場。體力還可以而且不怕因為參加「佔中」而掉飯碗的港人應積極參與 這全民和平理性抗爭運動，緊記人數是關鍵！雖然北京已下令解放軍駐港部隊在深圳加緊防暴演練，但解放軍與公安化的香港警隊看到前仆後繼的佔中義勇軍絕對不 敢亂來！

當然，文明與野蠻的鬥爭是長期的。港人最重要是緊守崗位。在政府工作的要 抗拒「公務員幹部化」；當教師的要堅拒「愛國教育」；當編輯記者的要避免自我審查和敢說真話；從事金融行業與其他專業人士應該嚴守國際標準與慣例，大力鞭 撻中共權貴在香港的洗錢活動，並抵禦各行各業的「大陸化」趨向。全體港人要奮起抵制北京與賣港分子的「禁聲」陰謀，大聲向「一國兩制野蠻化」說不！

練乙錚: 工人無祖國 資本有顏色？

大陸《央視》昨天報道，中國銀行某分行（可能是廣東分行）夥同移民中介機構，發展洗錢服務，對象是大陸那些先富起來的人，方法是以「投資移民」招牌作掩護，滙出款額動輒幾十萬至數百萬美元，手續費大概在千分之三到四。其實，這不是中行的第一單洗錢新聞；去年，中國銀行在美國紐約被起訴，罪名是幫助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洗錢。

大陸企業不透明之極，其中尤以國企金融機構為甚，所以幹各種壞事也難被發現。這些不法行為，也愈來愈多在香港的「紅色資本」經營的大公司如華潤、光大等出現。香港人這幾年來奮力反對「地產霸權」，但長遠而言，紅色資本對港人的威脅和對「香港品牌」的損害，才最值得擔心。本文討論紅色資本特別是紅色金融資本，指出其一些特性，希望引起各界關注。

馬克思、恩格斯有謂：「工人無祖國」；意思是說，資本的剝削本質，不因其來源或資本家的國籍不同而有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因而是國際性的。不過，本質之餘，資本的其他方面容有分別，馬、恩並沒有否定。例如，馬克思估計，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上層建築是容許無產階級政黨通過普選上台掌政的，不必發動暴力革命，與歐洲大陸特別是普魯士的特別兇殘的資本主義不同。不過，後來的歷史跟革命導師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把議會道路走通了，工人政黨卻無法在美國立足，連在野的地位也沒有。然而，老馬也非全錯，他起碼意識到，不同國家的資本有大不同，對工人階級打工仔而言，差別還是十分重要。歐美如此，香港亦然。


香港僱傭資本「分顏色」

二次大戰後的香港，產業多元化，美歐日資相繼湧入，在製造、金融和高端零售等行業方面佔得地位，大有超越本地華資而與英資大行分庭抗禮之勢。當其時也，香港打工仔尤其條件較好的，都算有得揀，排次序的話，大體上都認為「紅白藍」的行和廠的工最好打，其次是各色歐資，再其次是日資，然後是本地華資，最後才是中資即「紅色」資本機構；後者因為眾所周知的各種經濟及非經濟原因，一般人那時寧願失業也不進，只有極少數的例外。這個勞動力市場現象，用馬列毛理論解釋不了，主流經濟學卻手到拿來，甚至不必依賴政治理論。無他，資本的技術含量高，勞動的邊際價值就高，工資也因此跟着高。幾十年來，排序的中間地帶或有小變，但兩極的顏色則未變。

如此排序偏好，盡顯香港打工仔的理性；而這種理性，竟顯示馬、恩的理論在現實世界給反過來了：正正因為資本按來源「分顏色」、有分野，才顯得「工人無祖國」。


金融資本又如何？

對理性金融投資者而言，回報率就是回報率，走在街上打手提落單的高頻炒家或是坐在家中電腦面前小心砌組合的鍵盤投資者，一般不會理會籌色是藍是紅還是綠。這是有理由的，主流理論認為，金融市場運作接近完美，所有回報攸關的消息很快消化，一切市場裏的不確定性都可以變成溢價，投資者看着證券價格，再按自己的風險胃納和不同公司證券的風險特徵作出投資決定便可。

例如，一般人心目中的大陸公司多有管理水平低、運作不透明、高層常被「雙規」等的不利因素，但這些因素全都已經包含在風險貼現價格裏，因此都不是問題。如果投資者喜歡「玩」其他的投資學說而不按此主流理論出牌的話，那就更加無所謂。筆者的朋友當中，既有極端仇美的，這兩年投資美股大有斬獲；也有不少非常反共的，多年來買下不少人仔，近期出貨之後結算，一樣喜上眉梢。可見港人投資，一般不分辨「顏色」。到底，買一隻紅籌股獲利，與天天到「紅色機構」裏上班賺工資，是兩回事。

不過，最近發生的一些金融事，看來要挑戰這個金融領域裏的港人傳統看法。

這兩天城中有大量圍繞梁特、佔中、解放軍、志願軍等政治話題吸引大眾關注，另外一條十分重要的新聞，則很可能給冷落了。

7 月7日，《明報新聞網》頭條報道了一則關於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的女婿車峰的消息（其他較早消息指「車風」是戴的兒子的化名）。原來，《明報》記者與「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合作研究離岸公司客戶的投資行為之時，發現車氏透過一間英屬處女群島（BVI）公司，在2006年3月斥資億元購入若干港交所掛牌的大陸公司；未幾，大陸的「國家外滙管理局」即宣布以天津市濱海新區（一個集中大量「新富」的全新城區）作試點，批准區內居民直接投資港股，即坊間稱的「港股直通車」；此事令恒指於一天之內暴升1200點，車氏當場獲利幾個億。選擇天津、而且是天津的一個特定城區作試點，實在出人意表；為什麼不是整個天津、或者上海、深圳、北京呢？《明報新聞網》那段消息給出了重要提示：當時的天津市長正是車峰的岳父戴相龍【註1】。


紅色金融資本之惡

這後面是否牽涉極高階層的「內幕交易」（insider trading）呢？現時無人知道，但表徵大家有眼看（聯繫《明報》劉進圖遇刺險死之事一併考慮，真正「令人倒抽一口涼氣」）。

是內幕交易又如何？主流理論認為，在近乎完善的金融市場裏，唯一有可能藉買賣證券穩得超額利潤的投資者，就是有內幕消息的人。若發生這種事，對其他的投資者就不公平；如此獲得的超額利潤，就是其他人的損失。而且，在事情未發生之前，這種損失的風險無法估計，因此其他投資者無法迴避損失。這種非法行為，一般而言，局限於發生問題的公司周圍內，犯者不過利用內幕消息就一間公司的股價上落套利。不過，《明報》那則報道就不是那麼簡單。

上述所報道的故事若涉內幕交易，有三點非同小可：

一、犯者行為，乃是透過超強內幕消息影響大市指數而獲利，受損的是整個香港的金融市場。這種規模的市場動盪，無端受害者人數很大，不同於一般涉單一公司、單一股價的內幕交易。

二、這個非法行為，扣着另一個很可能是有計劃的非法市場操控：通過突然宣布天津某城區居民的資金為大陸民間資本進入香港金融市場的先頭部隊，不僅明益部分當地居民，而且人為地把恒指於瞬間推高，造成有利於擁有內幕消息的股價升勢。這有別於一般內幕交易者利用個別公司的客觀利好或不利消息圖利，是精心配搭了兩種犯法行為的一個局，即市場操控＋內幕交易（關於這點，下面還有更多分析）。

三、上述可能的非法配搭裏的「市場操控」部分，是搞「港股直通車」那樣的準國家層次行為；有這種操控能力的人，毋乃黨內極高層（不一定是最高，因為後來天津「港股直通車」取消了；但理論上不能排除是黨內各派高層都有份玩的一場遊戲，拿天津某區來搞，不那麼眾目睽睽）。


中大黃輝教授的研究

大家知道，內幕交易是最難偵查、最難定罪的非法金融行為，而此問題在大陸尤其複雜，因為有黨的立體體制提供滋生的土壤和結構性掩護。企業、行業的黨委，只需有意識地組織一個「生活會」，所有的企業、行業內部訊息就可以「共產」了；一旦出問題，在黨內上攀幾層，打通監管機構的黨委和法院的黨委，就可以把問題擺平；上得法院定得罪的，也可從輕發落。這是大陸黨政幹部集體貪腐的標準模式。有黨的組織提供方便，所以大陸金融圈子裏的內幕交易問題特別嚴重。讓我們看看一些這方面的資料。

有關大陸金融市場內幕交易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黃輝是權威【註2】。黃教授的一篇2007年論文，很說明問題。這篇論文是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但筆者在網上卻是從「維基涉」（wikileaks）的網站取得；敢情是美國政府覺得文章重要，收進有關部門的參考檔案，結果卻給「吹雞者」連同其他機密文件一起捅出，交給「維基涉」？

黃氏在這篇實證論文，概括了對大陸三個主要金融城市的投資者、學術界、企業界、監管機構中人的訪談記錄。結果顯示，近年曝光的一些大案，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關的非法行為十分廣泛，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涉案金額巨大但懲罰很輕，監管不到位，禁之不絕。文章談及十多個大陸的案例，有的牽涉金額兩三千萬元，但一般結果只是充公加「行政處分」了事；與澳洲2003年的一宗涉區區兩千美元的內幕交易案的十一倍罰款加九個月有期徒刑比較，簡直是優待。

尤甚者，黃教授的論文指出大陸的內幕交易三大特點：一、犯法者常常是投資機構而不是自然人，與外國的一般情況不同，嚴重得多；這些機構得到內幕消息，竟然動用投資客戶的錢進行套利活動；二、公司有影響股價的消息要發出的話，公司自己事先買賣自己的股票套利；本來，公司買賣自己的股票，一般是違法的，所以有些公司就與另外的一些公司合作，進行交叉買賣，走法律罅隙；三、內幕交易往往與操控市場等其他非法活動結合，結果是非法收益更豐、行為更隱蔽。

此處第三點，就是上述《明報》揭發的事例裏的三個特點中的第二個。


香港金融中心往何處去？

大陸經濟體積不斷膨脹，金融資本增加，部分因各種原因外溢，香港近水樓台先得月，在量方面當有可觀發展，短期而言，賺更多的錢不是問題。然質的方面，卻十分可憂。

當下紅色資本愈來愈成為本地政經板塊的主體，勢將變成能夠左右、支配特區行政系統的力量。若與此同時，頻密的內幕交易行為，陸續以紅色資本為載體強侵香港，而香港的法官如果也在「愛國」壓力下成為「管治團隊」的一部分，受行政力量支配，則內幕交易在香港無從禁絕，也會漸漸猖獗，向大陸看齊。這無疑會是中港無限度融合的一個自然趨勢。

八九十年代，西方金融資本流入香港，蠶食英資霸權，也迫使華資機構進行改革。市場逐漸開放、政府規管一步一步改善；結果，香港的金融投資市場質素提升，擺脫戰後四十餘年以來亂七八糟藏污納垢的狀況，終於發展成為世界級金融中心。

現時，按全球金融界普遍公認的GFCIndex排名，香港穩在三甲，僅次於紐約、倫敦【註3】。這個排名的打分方法裏，把影響金融業競爭力的因素分成五類，頭一類是「營商環境」，而影響此環境的第一因素便是法治和廉政；第二類才是交易量、市場的深與廣度等的量因素。由此可見，「港股直通車」好，人民幣離岸業務好，如果量方面提高了，但質方面的優勢失去的話，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很可能不保。挾北方政治勢力橫掃，紅色資本很可能是令香港失色的第一破壞力量。


其他行業的紅色資本

香港是一個開放經濟體，資本來源多，一般有利降低風險。紅色資本當然也可以有這方面的貢獻；在一些「非敏感」行業，例如建造業、旅遊業、零售業等，大陸資金多來也不是大問題。但是，在另外的一些行業，例如傳媒、出版、通訊，又例如食物、能源、運輸等，資金帶有紅色，對港人來說，就有風險。大陸以經帶政，在台灣目前的主要表現方式是「讓利」、「宣傳」，在香港則是「策略性控制」，包括在意識、訊息方面的撒網工夫，以及在關鍵的民生領域裏的坐大。本地傳媒行業，月前傳出出版《晨報》，便是一例；《晨報》「出師未捷身先死」，背後深層原因是什麼，市民無法知道，不過卻可以肯定，類似的嘗試，還會以各種名義和形式捲土重來。

好些年來，港人因為生活壓力，反對「地產霸權」。然而，那幾乎完全是經濟層面裏的矛盾，與勞資糾紛的性質相近。筆者認為，港人面對未來，更大的威脅來自紅色資本的滲透。這個威脅比地產霸權尤甚，因為除了經濟方面的掠奪（不排除先有一點「讓利」），還隱含政治的收割。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7月7日《明報新聞網》http://news.mingpao.com/20140707/gaa1.htm。以往網上流傳的戴氏家族貪腐的資料沒有提供正式資料；《明報》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首次得到BVI公司的官方記錄，牽涉的人名、資金額也有了。
【註2】黃輝教授同時是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法學院的聯任副教授，個人資料見http://www.law.cuhk.edu.hk/people/huang-hui-robin.php及http://www.law.unsw.edu.au/profile/hui-robin-huang；黃氏精研大陸金融市場的規管問題，單是有關大陸金融內幕交易的論文便有四五篇之多，本文引用的，見於https://wikileaks.org/gifiles/attach/106/106023_SSRN-id993341.pdf。
【註3】見GFC2014-15報告http://www.longfinance.net/images/GFCI15_15March2014.pdf。

WSJ: Hong Kong's Talkative Companies

The political left in America loves to complain that companies play an outsized role in politics, especially in the wake of Supreme Court rulings that confirm corporations have a right to engage in political speech. But if you want to visit a place that has a real problem with politically active corporations, you'll have to hop on a plane to Hong Kong.

Some local companies have grown increasingly vocal in recent weeks in opposing pro-democracy activists.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a respectable group, unlike those who camped out in Lower Manhattan a few years ago—is promising to bring gridlock to Hong Kong's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if Beijing doesn't follow through on its pledge to allow genuine democracy in the territory by 2017.

Many businesse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s and costs of business disruption if parts of Hong Kong come to a standstill.The Hong Kong offices of the Big Four accounting firms late last month took out an ad in several local newspapers warning that the protests would"shake"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in the territory and could send foreign investors fleeing.

HSBCHSBA.LN -1.80% earlier this week issued a research report downgrading its view of Hong Kong stocks, citing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potential for "souring"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Beijing that would arise from Occupy Central protests. After a public uproar, the bank partly backtracked by revising its report to list several other factors supposedly justifying such a downgrade.

The companies err badly on the merits. If it's allowed to continue, the territory's slide into Beijing-lite authoritarianism, with the loss of rule-of-law and concomitant rising public discontent, will be far worse for business than the temporary disruptions of a public protest. But in most political systems, including Hong Kong's (for now anyway), being wrong is not a crime.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Hong Kong law affords these companies an outsized role in the electoral system itself if they want one. Thirty-five of the 70 members in the territory's legislature, which will ultimately vote on any democratic-reform proposal, are elected from so-call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or industry-and other special-interest groups. Companies themselves are electors in many of these constituencies.

For example, the finance and insurance industries each get their own representative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elected by companies. Only 124 companies are registered to vote in the finance constituency, which encompasses banks; only 129 companies vote in the insurance constituency. Because HSBC and its subsidiary Hang Seng 0011.HK -0.16% Bank engage in both banking and insurance activities, each gets one vote in each constituency.

At first the situation appears better with respect to the accounting firms. Only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who ar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re eligible to vote in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for accountancy, and some 25,000 electors are registered to do so. That makes accountancy one of the most "democratic"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alongside educ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Even so, accountancy electors get two votes for Legislative Council since they are also eligible to vote in their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Yet the Big Four have a back door path into functional-constituency voting, if they ever w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On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for general business, represents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KPMG, EY, and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already are members and PwC could join at any time. Spokesmen from EY and PwC tell me their firms are not currently registered to vote in any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and KPMG declined to comment; a spokesman for Deloitte didn't return a request for comment.

This gives corporate speech in Hong Kong far more weight than any of the false nightmare scenarios concocted by the left in America. In a one-person-one-vote democracy,corporate speech is merely a form of activism by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in this case, of the shareholders) to persuade voters on one issue or another. But in Hong Kong, companies themselves get to pick some of their lawmakers, and can be expected to do so for commercial reasons.
This might sound like a great boon for business, but it's not. Critics of HSBC and the Big Four suggest the companies are motivated by commercial concerns—the bank's extensive business interests in mainland China, or all the accounting contracts the Big Four have with large Chinese enterprises. This is the poin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re designed to be a pro-establishment bulwark. Businesses risk being discredited by virtue of having been co-opted into an electoral system that relies on them to oppose popular movements such as Occupy Central.Companies become tarnished by their association with it and their political speech grows less and less persuasive.

In response to the Big Four newspaper ad, an anonymous group of the firms' employees bought their own ad supporting Occupy Central. To the extent that the universal suffrage those employees support undermines the influenc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he accountants are arguing against their electoral self-interest. But they seem to realize that real democracy is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est interests of all Hong Kongers, and Hong Kong's companies. It's a more enlightened view than that of their employers.

Mr. Sternberg edits the Business Asia column.

The Hong Kong arms of the Big Four have got the rule of law wrong

By Michael Skapinker

Who would PwC, Deloitte, EY and KPMG prefer to appear before – China’s judges or Hong Kong’s?


The Hong Kong arms of the Big Four accountants, in their recent advertisement, attacked the pro-democracy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saying it could have a “negative and long-lasting impact on the rule of law”.

Lord Patten, the last British governor of Hong Kong,also expressed his fears about what was happening to the rule of law. In his view, it was not pro-democracy campaigners who threatened it but Beijing, with its recent “white paper”, which said that Hong Kong’s judges should be“patriotic”.

“Judges under the rule of law are independent and there shouldn’t be any question of them being instructed or pressed to subordinate their views of due process and what is legal to some other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Lord Patten said.

Clearly, the Hong Kong arms of PwC, Deloitte,EY and KPMG – which received support from China’s ambassador to the UK – and Lord Patten don’t mean the same thing by the “rule of law”. What does it mean?

The most commonly-cited authority is AV Dicey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885. To Dicey, the rule of law meant, first, “the absolute supremacy or predominance of regular law as opposed to the influence of arbitrary power”. It meant everyone should be equal before the law,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The ‘rule of law’ . . . excludes the idea of any exemption of officials or others from the duty of obedience to the law which governs other citizens,” Dicey wrote.

The rule of law, in this sense, supports Lord Patten’s insistence that Hong Kong judges 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any pressure from China’s government. It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Big Four’s worry,expressed in their advertisement, that Occupy Central might disrupt “key large transactions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accountants appear to be confusing the “rule of law” with “rule by law”, which, in the words of Jothie Rajah, of the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is “state-serving law”. The “rule of law” ensures the equal treatment of all; “rule by law” ensures orderly running of society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Some might object that this formul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western and excessively individualistic – but it is widely admired around the world. When I praised Dicey’s vers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a speech to a conference of the Law Society of England and Wales this week,attended by lawyers from countries, among others, in easter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the only dissent I heard was that an American might have adde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 don’t believe anyone, given a choice, would prefer to live in a society where you can be jailed or have your property confiscated on the say-so of an official rather than through due process of law.

Concurrent with the rule of law is citizens’ right to protest over and discuss how they are governed, as Hong Kong’s people have been doing in their debate about how to elect their chief executive.

The Hong Kong Big Four have every right to be alarmed if people plan to invade premises and disrupt business. That is a crime in any society. But if that were their concern, they should have combined it with a recognition that people do have the right to protest peacefully, as tens of thousands did in Hong Kong last week.

They should also have support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s a cornerstone of citizens’ and companies’ security. But while they talked about a “law-based society” and called on people to “follow the law”, they had nothing to say, in their advertisement,about how law is made and judged.

It may be that they have accepted that China plans to exert greater control and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retain Beijing’s favour.

There are business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make the same deal, that accept the protection of a government’s strong arm in return for the chance to make money without disturbance.

That is fine when things go well. Businesses need to think how they would fare if they did not. In China, GlaxoSmithKline officials have been accused of corruption. Hong Kong business leaders who wish Lord Patten and the democracy campaigners would pipe down should ask themselves this: if something similar happened to them, who would they prefer to appear before – China’s judges or Hong Kong’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889)

三十會: 沉默，就是愧對社會

「當有一天我們對重大事情沉默不語，這便是我們生命枯萎的開始。（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已故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論沉默，不只是針對黑人與白人的平權問題，也涉及美國民眾對越戰發生初期應否提出質疑。

我們都是一群自詡受到香港社會多年栽培、至今成為各行各業的專業領袖，甚至是創業者。共同的理念促使我們10年前加入了三十會，即使沒有既定政治立場，又沒有其他組織的財政支持，我們一直堅持透過獨立思考及深入研究的精神，就我城的重大議題發表意見和建議。

大家由年輕小伙子變成有兒有女滿身包袱的中年人，與香港走過關鍵10年，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無的放矢，也不要在安逸中沉睡，對香港的重大事件視而不見，繼續供我的樓，繼續微觀地提升自家孩子的智能，卻無視現在部分政經領袖的高分反智。

誰人不想如一些爭着替我們出聲的團體所言，安居樂業，錢愈賺愈多？但是，眼看這城近月的變化，我們在忙碌和自保中驚覺「重大事件」（things that matter）接踵而至，即使每月辛勞後仍然有收入，雖然經濟運轉令我們和家人仍表面安居，但有些大家原先視為陽光空氣般理所當然的價值和做法，卻在一片「維穩拚經濟」的口號中極速地被否定、被挪走。令我們難以安逸的不單是如何落實普選，還有……這時，我們自問，大家還能選擇沉默嗎？

香港社會經濟制度完善的背後，是靠過往累積的核心價值和優勢支撐，這包括：人權、法治、透明的制度、公平公正的程序、尊重多元、謹守專業、言論和新聞自由等。


議會文明毀於一旦

談法治：自中央出台白皮書，以「依法治國/港」的ruleby law氣勢，企圖壓倒rule of law和本港司法獨立的原有做法，甚至有律師爭相投誠。數十萬市民在七一遊行後，數百人因留守遮打道而被警方拘留在黃竹坑警校，既沒有人落口供又沒有正式落案，義務律師一度難以接觸被拘留人士。自1967暴動發生後的香港，無論被捕的人懷疑犯了什麼彌天大罪，都不見執法當局要如此行使權力！撰文之際，得悉七一遊行主辦團體的頭車司機因開車慢而阻塞人流被捕，難道要單靠警權治港嗎？

透明的制度：港視牌照風波令人驚訝的不是最終的決定，而是主事當局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搬龍門，無視顧問的建議，又在作出令人非議的決定後拖延回應，任當局如何辯駁，也難撇黑箱作業的惡名。

少一個免費電視台觀賞也罷。但東北前期撥款霸王硬上弓的一幕，確實徹底地 踩着公平程序的底線，令議會變成動物園。東北發展確實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關注團體和部分村民希望不遷不拆，而官方在諸多的用地限制中尋求最快地開發住 宅地的需要亦不容忽視。不過，一個零票當選的財委會主席，竟然胡亂演繹議事規則，用粗暴的手法阻止議員發言，並趁亂通過撥款，議會文明被毀於一旦。猶記得 數年前在舊立法會大樓財委會討論高鐵撥款，主事的政治問責官員一直走在前面，回應反對建高鐵議員的馬拉松式提問；但今天，一局政治團隊之首卻經常要在屬下 後面，只靠建制派委員會主席撕破臉皮阻止議員發問來送撥款一程，議會的倒退，令人情何以堪！

大家不要忘記，即使是區議 會，近年也頻頻有部分主席運用權力甚至出動保安，要反對政策的議員噤聲。這種制度的崩壞，難保有一天（或就在今天）已滲進其他公共事務範疇。以往，我們認 識很多來自建制或泛民的精英，即使立場有異，但大家在諮詢委員會或其他政策辯論的擂台都是遵守規則，務求以理服人，因此，這類社會領袖令人有信心和而不 同；但今天，協助破壞原有制度的一些議員、評論員，議政質素的低下，運用語言偽術的拙劣，充分演繹劣幣驅逐良幣的荒謬。


勿成只拚經濟的行屍走肉

新聞自由：劉進圖被襲，《明報》7月2日版頭的變動……這些反映什麼？若有人仍口口聲聲以個別事件來解釋，就儼如一個社區頻頻有人爆竊，但你去報警時警察只以「無拉到人」或「日日都有爆竊㗎啦」來敷衍你。

香港有意無意間，被轉型了，變成一個大學校長都不認識的香港。不要再說要融合，要包容，要顧全大局，連保持自己既有生活方式、做事的規矩，持守核心價值的能力都沒有，哪有資格談什麼發展？仍是那個老邏輯，有人希望香港只是一個不談政治的「經濟城市」！17年過去了，香港還是被某些領袖如此反智地定位，實在感到鬱結。

普選大家可能沒有共識，但我們成長的香港是有自由、講規矩、跟程序的，應該沒有人反對。如果當權者可以扼殺市民自由，破壞做事規矩，繞過既定程序，這將成為一個極權的制度，屆時我們就被迫生存在極權社會。

極權社會的烏雲來勢洶洶，若你還不認為是馬丁路德金形容的「重大事件」， 當大家面對不公義時過分沉默，只會讓自己的道德內涵和價值追求被掏空，讓自己變成一具只拚經濟的行屍走肉而已。看着這個每天有人極具系統地和密集地「指鹿 為馬」的香港，今天我們若選擇沉默，便是愧對自己、愧對社會、愧對下一代。


本文作者為三十會部分理事：李律仁、梁百行、陳昭容、王兼揚、鄭志明、張亮、魏華星、劉培榮、莊綺雯、龔耀輝、陳玉峰、劉詠芝、何建威、梁淑儀

陳 文 敏：七 一 之 後

挾  6 ． 22 投 票 人 數 高 達 70 多 萬 的 氣 勢 ， 七 一 遊 行 也 有 數 十 萬 人 上 街 。 七 一 過 後 ， 香 港 的 政 局 將 何 去 何 從 ？


6 ． 22 的 投 票 結 果 顯 示 絕 大 部 分 人 不 接 受 有 政 治 篩 選 的 選 舉 ， 這 結 果 再 次 印 證 了 香 港 人 的 共 識 。 70 多 萬 不 是 一 個 小 數 目 ， 絕 對 不 是 當 權 者 所 能 忽 視 。 至 於 公 民 提 名 ， 也 有 近 90% 的 支 持 ， 棄 權 票 比 預 期 少 ， 某 程 度 上 這 反 映 市 民 對 提 委 會 的 組 成 缺 乏 信 心 ， 寧 願 選 取 一 個 中 央 政 府 已 表 態 不 會 接 受 的 方 案 ， 當 中 亦 間 接 表 示 對 中 央 政 府 發 表 白 皮 書 和 黑 客 入 侵 的 不 滿 。


另 一 方 面 ， 泛 民 挾  遠 超 想 像 的 民 意 授 權 ， 更 加 振 振 有 詞 地 要 求 任 何 政 改 方 案 均 須 有 公 民 提 名 的 元 素 ， 甚 至 有 人 提 出 沒 有 公 民 提 名 的 方 案 便 是 假 民 主 ， 他 們 便 會 佔 中 。 投 票 的 設 計 並 不 支 持 這 種 論 調 ， 但 泛 民 中 較 前 衛 者 勢 必 借 此 否 決 任 何 中 間 方 案 ， 面 對 這 樣 的 投 票 率 ， 各 政 黨 會 更 加 小 心 翼 翼 ， 不 會 輕 言 接 受 妥 協 方 案 ， 較 溫 和 的 方 案 便 更 難 獲 共 識 ， 而 政 改 能 達 成 共 識 的 希 望 便 更 渺 茫 。


港 府 遲 遲 不 願 開 展 政 改 諮 詢 的 工 作 是 造 成 今 天 這 局 面 的 原 因 之 一 。 當 民 間 的 方 案 逐 步 醞 釀 ， 公 民 提 名 之 聲 漸 高 漲 ， 政 府 的 反 應 只 是 不 斷 說 公 民 提 名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 佔 中 違 法 ， 但 卻 始 終 沒 面 對 問 題 的 核 心 ， 對 政 治 篩 選 也 沒 明 確 表 態 ， 連 對 民 間 提 出 的 方 案 的 利 弊 作 分 析 也 沒 有 ， 於 是 過 往 幾 個 月 來 政 府 一 直 處 於 被 動 ， 整 個 政 改 議 程 給 佔 中 牽  鼻 子 走 。


建 制 派 的 反 應 則 是 盲 目 鼓 吹 反 遊 行 反 佔 中 ， 指 投 票 結 果 水 份 高 ， 指 70 多 萬 和 13 億 人 民 相 比 算 不 了 甚 麼 ， 這 些 低 水 平 的 反 應 對 事 情 毫 無 幫 助 ， 甚 至 只 會 將 政 局 推 向 兩 極 化 。 建 制 派 中 的 有 識 之 士 ， 該 是 對 政 局 反 思 ， 認 真 探 索 可 行 的 方 案 ， 而 非 盲 目 力 撐 白 皮 書 。


能 夠 妥 協 的 空 間 正 逐 步 收 窄 ， 政 改 能 否 有 出 路 ， 將 視 乎 中 央 政 府 是 否 願 意 克 制 ， 行 政 長 官 是 否 願 意 放 棄 對 抗 的 心 態 ， 各 大 政 黨 有 否 魄 力 尋 求 共 識 ， 可 惜 ， 這 3 方 面 的 因 素 皆 並 不 樂 觀 。

一個沒有認受性又要逞強的政府／文﹕盧子健

他們以專業的態度完成了出色的工作，並且表現出極大的克制。我不是在描述香港警察，我是在描述最近參與了民間全民投票和遊行示威的數以十萬計的香港市民。接近80萬市民用手投一票明確表達了對政制發展的意見，而面對着種種威嚇、日曬雨淋，再有數以十萬計市民在擠得透不過氣的香港街頭以腳來爭取普選。縱使有憤怒、有激情，但香港在7月1日沒有亂，市面沒有任何破壞。香港市民的堅持、紀律、和平、克制實在是世界一流水平。這是我們的驕傲。


遊行市民克制  前線警盡忠職守

這樣說並不表示警隊不專業。香港的前線警務人員執行涉及政治活動的任務時，是吃力不討好。但他們盡忠職守，會以專業和克制的態度執行工作。前線警員也是值得我們欣賞。

在亂中有序的香港，最難看的是特區政府，因為這是一個既沒有認受性但又要逞強的政府。

橫看豎看香港特區政府都沒有認受性。在憲制上，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並 沒有普羅大眾的授權，先天上沒有認受性。這個先天上沒有認受性的政府，並沒有通過其工作爭取市民的支持。即使是董建華政府或者曾蔭權政府都曾經有民望較高 的日子，有較多市民支持其工作。但梁振英政府長期民望低迷，不滿其表現的市民經常比滿意的多。

如果我們以選舉作為認受性的一個依據，在最多選民參與的立法會選舉中，回歸以來5次大選的結果都是支持政府的政治力量所得票數少於反對政府的政治力量。

就算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這個小圈子內，今屆政府的認受性也是比較差。這個小圈子內大多數選舉委員原本是支持唐英年，只不過是唐英年捲入了嚴重的僭建醜聞，然後在中央的強力介入下，才只有50％多的選票投給梁振英。可以說，除了中央的嫡系政治力量（如民建聯、工聯會、親共地區社團等）外，梁振英在商界和專業精英中所得到的支持也是少數。

這樣的一個政府本來應該是謙虛謹慎，但這不是市民的普遍印象。

如本文開始所言，近80萬人參與了民間全民投票和數以十萬計市民參與遊行爭取真普選，這是強大和清晰的民意，但特區政府有什麼反應呢？


看不見政府重視市民聲音

特區政府先是行貨式反應，說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聽到市民的聲音云云。這樣說法有嚴重語病。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是基本人權，是與生俱來，並不需要政府的尊重。政府反而有責任維護和保障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

說聽到了市民的聲音，那政府會怎樣回應呢？準備做些什麼事呢？遺憾的是，我們看不見政府重視市民的聲音，也不見得有什麼積極的回應。

在過去10多 日，梁振英就市民關注的問題向社會傳遞了什麼信息呢？他說參與民間全民投票的市民跟他和特區政府有共同的目標，就是實現普選。這個取巧的說法可能令很多投 了票的人氣炸了肺。投票結果顯示大多數參與的市民都是不滿政府對真普選沒有承擔，他們不會覺得與梁振英和特區政府有共同目標。

「七一」遊行後，梁振英對遊行的真普選訴求沒有什麼表示，反而批評在中區集會的市民浪費警力。回歸這麼多年來，特區和中央政府刻意拖延實現真普選，才是浪費了幾百萬市民的時間，埋葬了他們對政府的善意和期盼。

到了上星期的立法會答問大會，再有一次機會讓梁振英積極回應市民對真普選的訴求。無論泛民議員有沒有離席抗議，他都可以講自己的看法。但他執着一塊玻璃碎片，讓其成為答問大會的亮點。


泛民支持者非變激進  而是政府變得孤立

上周末，陳家強局長在一個 傳媒節目上表示，現時有一個令人憂慮的趨勢，就是連溫和的泛民議員也激進化。局長所言顯示政府對香港政治形勢研判的盲點。現在不是所謂溫和泛民變得激進， 而是差不多整個泛民陣營都認為無法或不願意與政府合作。這不是個別泛民議員的選擇，而是泛民議員順應他們的支持者的看法和情緒。泛民支持者長期是社會的多 數。他們不想與梁振英政府合作，並非是他們變得激進，而是政府變得孤立。

梁振英在2012年當選特首後，過去3年「七一」遊行的人數都遠超他當選之前。反國教和免費電視牌照兩次風波所引發的社會運動的規模亦是過往所罕見，再加上最近接近80萬人參與民間全民投票，所有客觀現象都顯示政府如果不處理好大量市民的不滿和訴求，它的施政固然舉步維艱，社會也難以安寧。

在這種形勢下，一個正常的政府應該是調整自己的政策、作風以至姿態。但特 區政府不是一個正常的政府，在缺乏認受性而又民望低迷的情况下，它的反應是逞強。市民未必贊成立法會內的拉布、杯葛、擲物等等表現，但政府與建制派議員依 仗在議會內的多數，最近粗暴地通過新界東北撥款的那種姿勢實在難看之極。

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董建華一連幾天只說「早晨」，苦無對策。相對於當時的政府，現政府可怕得多。它的對策是拘捕遊行人士，這才真的是浪費警力。如果政府真的要與民為敵，自會求仁得仁。日後政府會有愈來愈多的敵人，如何管治下去，真的是天曉得！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逆權大狀》：抗爭不是即食麵

作者 竇蓉




最近看了兩套以政治為主題的電影，一套是講新界丁權的《竊聽風雲3》，另一套則是講南韓抗爭的《逆權大狀》。以戲論戲，《逆權大狀》劇本完整，人物情格立體鮮明，演員演技出眾，我俾四粒星，其優勝之處，正是《竊聽風雲3》最弱的一環，角色塑造是也。

麥兆輝、莊文強太沉迷金句，有些場景似乎是為一條hit爆youtube的trailer服務，而不是為了配合劇情推進，因此才有林家棟等人輪住唱「青山 原是我身邊伴」的突兀場面。製作團隊抓得住時事話題，剛好趕上新界東北爭議的時機上映，卻少了時間心機去推敲劇本，致令整套電影徒具軀殼，角色性格空洞， 劉青雲、林嘉華、方中信的造型無疑很搶，可惜流於面譜化，古天樂為葉璇賣命的情節又顯得虛弱無力。有朋友點出，香港電影經常有勾二嫂的情節，正因為編劇想 要很多衝突位，根據「男人唔係為錢，就係為女人」的大橋，勾二嫂不用着墨太多心理描寫，卻可以搞多一個二男反目的場面，即食快捷。

《逆權大狀》兩小時電影中，只着墨男主角宋宇碩一人的成長和轉變，而宋宇碩的角巴則是以南韓前總統盧武鉉的前半生作為藍本。由一個清貧出身的貪財律師，搖 身一變為人權大狀，劇情可以很催淚，但搞不好的話就會很突兀，電影好看之處在於有充足的情節舖排，去描述男主角心態的轉變。首先，編劇用了不少篇幅描寫男 主角和豬肉鍋老闆娘的情誼，發跡後仍日日逼拍檔去吃豬肉鍋，這個設計就挺搞笑；當有大生意送上門時，他曾經希望可以錢財和情義兼顧，例如撇下跪在地上的老 闆娘，去見建設公司的大老闆時，男主角內心的掙扎，舖排得合理而感人；當他回家看見孩子，面對太太的怯懦，請求他不要再管國家安全法的官司，他想清想楚 後，反而表示「為了不想孩子活在荒謬的地方，他要繼續打這場官司。」這些對白，真是好像句句都寫給香港人聽。

兩年前竇蓉寫過一篇《南韓模式》， 當時是寫以南韓「光州事件」為藍本的《華麗的休假》：「1980年的香港應該正是歌舞昇平，市民放工後忙着回家看TVB電視劇的年代，周潤發經典劇集《上 海灘》正是1980年的作品，腥風血雨、子彈橫飛的場面只會在電視、電影中發生。八十年代，香港的生活環境的確比很多亞洲國家優越，政局又穩定，但香港人 經常被香港是福地這類廢話麻痺，以為幸福是必然的，不知道在歷史洪流中，興衰總會輪替，沒有民主制度保障，自由法治真是危危乎。」

兩年後，韓國潮流更盛，香港政治更黑暗，今日《逆權大狀》上映，正好提示我們自由不是必然，抗爭也不是即食麵，一食就飽。朋友蜜蜂太的兒子剛升高中， 今年第一次遊行，行完之後跟我說：「希望之後香港會好D啦！」come on James，嗰條軒尼詩道，呢幾年竇蓉行了十幾次，眼見香港愈來愈差，政治抗爭的成本愈來愈高，黎明前的黑暗有排捱。和《逆權大狀》的宋宇碩一樣，我們都 希望一路賺錢，維持原有生活，一路不傷荷包地抗爭，但極權政府不是這麼容易倒台的，而大家不用幻想了，香港已變成了一個有強權，無道理的地方，講公義咁偉 大？我們現在只想搵番條底線咋。講到最後，如果要捍衛自由，我們必需作出一定程度的犠牲。



或者新一代眼中的韓國就是歌舞昇平，但我這七十後，中學的時候回家吃午飯， 印象最深的午間新聞，除了86年切爾諾貝爾核爆，李寧84年奧運會威震四方， 就是每日午間新聞必備的南韓大學生投擲汽油彈。莫說當時年紀小，不知他們抗爭所為何時，一向政治盲的我，前幾年才略知全斗煥的惡行，至於李明博把漢城易名 為首爾，向全世界傳遞一個五光十色、俊男美女的城市名信片，則是「光州事件」、「釜林事件」廿多年後的事了。

南韓和台灣在廿多年前，抓住世界局勢急劇變化的契機，實現民主化，到今日收成正果，相反，香港嘆了三、四十年，現在才學人搞公民抗爭，好比一個中年大媽， 同學當年畢業捱了廿年，現在供滿層樓，上了位打風流工，大媽才發現自己嫁了個虐待狂，嫁妝被惡棍謀住，又日日被其侮辱，想死死地氣搵工做，卻又怕辛苦，眼 見同學現在好似幾好景，卻忘了自己當年印印腳追電視劇時，同學叫你不要信晒老公的所謂承諾，一定要自食其力，你卻當耳邊風。不過咁，人的壽命有限，城市卻 是一代傳一代，現在才為香港的民主奮鬥，雖則錯過了九七前， 有英國佬睇場的最好時機，但也只能說句為時未晚，努力吧， 香港人！

WSJ: Hong Kong Law Under Threat

Arrests show the danger to independent police and judiciary.



In most world cities, protest organizers who managed to keep a crowd of half a million marchers peaceful and law-abiding would be hailed as heroes. Not in Hong Kong. Last week police arrested five leaders of the protest march July 1 on charges of . . . walking too slowly.

The legal harassment of Hong Kong's pro-democracy movement is petty but paradoxically may be useful. It neatly encapsulates how the city's way of life is under threat from Beijing. And because it will further anger local people, turnout at future protests is likely to increase.

Hong Kong's prosperity and attractiveness depend on an impartially administered rule of law, guaranteed by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 predictable enforcement of contracts explains why the former colony remains China's largest financial center despite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omote Shanghai.

That legal foundation is now under threat.And Hong Kong people know it: Some 1,800 of the city's lawyers dressed in black and marched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n June 27 to protest a central government white paper that called judges "administrators" who must"love the country."

That vaguely Orwellian language would be less threatening if it weren't for periodic comments by Beijing officials that suggest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not valued and even resented. When China's current supreme leader Xi Jinping visited the city in 2008, he asked the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to "support each other, intimately coordinate [their work] and concentrate their energy on developing the economy."

Beijing has stepped in several times to overturn court judgments of which it disapproved. The most important case arose in 1999 whe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ruled that Hong Kong's Basic Law gave children born on the mainland to a Hong Kong parent the right to live in the cit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romptly reinterpreted the Basic Law to exclude the children.

More recently, Beijing officials and pro-Beijing voices within Hong Kong have begun to call on the police to crackdown on protesters. Under Andy Tsang Wai-hung, commissioner since 2011, the police have responded with greater force and more detentions, including against journalists and peaceful protesters. Last year a U.S. State Department report accused the police of using abusive and aggressive tactics. NPC Chairman Zhang Dejiang praised them for prot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order.

That's hard to credit since triad groups have targeted Beijing's critics for violent reprisals. In February, newspaper editor Kevin Lau Chun-to was nearly stabbed to death on the street. The following month, two media executives were beaten up. A group calling itself Care for the Youth Group Association has begun to harass with impunity the Falun Gong religious group, which is banned in China.

The Hong Kong police and judiciary still have deep reserves of professionalism within their ranks that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lock up dissenters as it does on the mainland.Nevertheless, it has begun to undermine their independence at the margin. The realization that what has made Hong Kong unique is under threat has led to sadness and anger. Beijing ignores this at its peril.

Beijing is threatening the future of its golden goose
By Jonathan Fenby


If troops go to deal with Hong Kong protests it could get out of control, says Jonathan Fenb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as Indonesia held its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election following the fall of the Suharto dictatorship, a colleague at Hong Kong’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sked me plaintively: “Why can those Indonesians choose their ruler and we cannot?” It is a question that takes on a special resonance as the former colony bridles at the price of its history.

The transfer to Chinese sovereignty 17 years ago last week was calm as Beijing treated its new golden goose with caution and pursued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ut there was always a central misunderstanding.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outgoing British) stressed the second part of the formula advanced by the late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as a guarantee that their way of life would continue for the 50 years laid down in the handover agreement. But, for Beijing, the first two words counted for more.Hong Kong was now Chinese and, in Beijing’s eyes, it had signed up in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1984 to take over Hong Kong as it was when Britain had ruled it as a colony, with no thought of extending democratic rights to its residents.

But many of those 7m people thought that, as inhabitants of an advanced, law-abiding city, they were entitled to exercise democratic rights. They grew resentful at the way central authorities sought to exercise control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of Hong Kong through three ineffective chief executives selected by a small circle of electors approved by Beijing. That resentment deepened by the prospect of the next choice of chief executive in 2017, with a wider franchise, still being controlled from the centre by the stipulation that only candidates who “love China” be allowed to stand.

The publication of a White Paper in Beijing last month raised the temperature significantly by stating that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had “comprehensive jurisdiction” over local administrations and that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of the HKSAR is not full autonomy nor decentralised power” but only “the power to run local affairs as authorised by the central leadership”. There was particular concern at the assertion in the 14,500-word document that judges should be “patriotic”.

The strength of feeling was shown when nearly 800,000 people voted in an unofficial online poll for a democratic system for selection of the next chief executive. More than 100,000 joined a rally to call for democracy. Further protests are planned. Beijing criticised “outside forces” for interfering in Hong Kong’s affairs after the British and US consuls-general spoke about democracy. Business is worried at the effect of the protests on its links with the mainland. The big four global accounting firms ran a joint advertisement in local newspapers opposing the democracy movement. Ming Pao, a Chinese-language HKSAR newspaper,worried tha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had become an “empty shell”with Hong Kong likely to turn into an “ordinary Chinese city”.

That is the underlying concern. Hong Kong regards itself as different. Polls show most residents think of themselves as“Hong Kong Chinese” rather than simply “Chinese”. They believe that the handover arrangements give them the right to make their opinions known. The fact that Beijing reacts in such a hostile fashion is bound to increase their frustration. This also constitutes a tricky issue for the UK government given its responsibilities for preserving the Hong Kong system at a time when it is trying to nurture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Beijing.

Why the Chinese leadership under Xi Jinping decided to set out its stall so emphatically in the White Paper is, as with so mu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not clear. It may be simply the result of Mr Xi’s muscular governing style. The danger is that Beijing may now go too far in asserting the primacy of “one country”. If, for instance, it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roops stationed in Hong Kong were sent out to deal with swelling protests in Central, as has been suggested, the stakes could spiral out of control.

For 17 years, China and the HKSAR (and London) have maintained the status quo, but the tide of events poses a risk of over-action and reaction that would imperil the golden goose and the values it embodies.


The writer edite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rom 1995 to 1999

丘亦生：遠比佔中驚嚇的金融危機

佔領中環未發生，全中環離奇地驚青，四大會計行、多個商會分別登反佔中廣告，金管局總裁陳德霖上月更親自率領銀行業做應變演習。不過，真正金融危機，總是源於金融系統的秩序失衡，而非金融中心幾條街的秩序問題。我擔心，中環精英擔憂的癱瘓中環未發生，內地爛賬黑洞率先禍連香港。

內地爛賬黑洞近月越鬧越大，風波始於上月初，內地資源公司德正資源及其關聯公司倉儲於青島港（6198）的金屬商品，向不同銀行重複抵押，騙取貸款，涉及多達18家金融機構，已向法院作出起訴的涉案金額達52億元人民幣。


內地爛賬黑洞無極限

黑洞有幾大，仍是人言人殊，《21世紀經濟報道》早前指德正系，貸款涉及160億元人民幣（約200億港元）。不過《華爾街日報》引述商品交易員，估計德正系貸款可能高達45億美元（約351億港元），大部份是中資銀行的貸款，外資銀行如花旗、法巴、法國Natixis、荷蘭銀行、南非標準銀行都傳中招，外間亦估計外資銀行在青島港損失，或超過5億美元。

渣打（2888）行政總裁冼博德早前公開承認，集團在青島港涉及商品貸款約2.5億美元。最大問題是，銀行無法到青島港的庫存設施點算，最後有多少貸款爛尾，在中國的低透明度下，銀行都得個估字。

不單青島港出事，蓬萊港傳爆出類似的重複抵押金屬商品騙案，最新進展是，騙案蔓延至石油化工業。路透社上周引述內地警方和貿易界消息，當局正在調查存放在天津港約三萬噸石化貨品，價值約3億元人民幣。警方懷疑貨物被用作重複融資、抵押，並出售予多名買家，如中石油集團旗下貿易部門中聯油。

內地貸款出事，內銀固然首當其衝受到衝擊，但香港銀行近年積極搞「內保外貸」，對內地客戶放貸的規模直線上升，也難以獨善其身。金管局數字顯示，2008年，所有香港認可金融機構對中國內地非銀行業相關貸款，不足1萬億港元。但截至今年首季，香港整體銀行業的中國內地相關貸款，在首季末已上漲至2.87萬億港元，佔整個香港銀行業總資產14.4%。

個別銀行的中國貸款比例相當顯著，東亞（023）去年年報顯示，內地貸款佔墊款總額超過四成，中銀香港（2388）去年底在香港以外貸款金額，也佔總貸款三成，估計不少是來自內地。

貸款騙案　港銀上身

貸款騙案是內地信貸緊絀多時的後遺症，地氈底可能隱藏更大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4月發出的報告，預警港銀內地貸款增加的風險，內地爛賬黑洞再惡化，港銀肯定要上身。

不過，自上月初青島港醜聞連環爆之後，我未察覺到金管局有大動作防備。或者，金管局忙於準備上月中預防佔中演變預算案。當日金管局假設中環區發生特殊情況，率領55間銀行模擬壠動應變預案，金管局更加專程向傳媒發相，以顯示陳德霖親自督師。其他金融機構防患意識同樣高漲，7月1日大遊行之後，學聯發起預演佔中，有銀行大廈預先落閘，甚至裝木板防衝擊，港交所（388）大堂無端端搞「內部活動」落閘，連新股上市儀式都要讓步。

不過，7月2日開市，港股衝上今年新高，金融機構的驚定先反應，成為諷刺的反高潮。金融業與其花時間高調投身反佔中政治表態，倒不如做好把關工作。我肯定，市場樂於見到陳德霖率領銀行做多幾次stress test，多過見到佢同班Banker一齊「攝高衫袖」預防佔中。

練乙錚: 習近平v毛澤東．大公報v大紀元

中港衝突日甚，「乜 v 物」式新聞愈來愈多，應接不暇。這邊廂，有「乜太v 蔡子」。市民一個不小心沒留意媒體報道的文字內容而只看捕捉哄動場面的新聞插圖的話，還會以為是「好佬怕爛佬、爛佬怕潑婦」之類的社會花邊，殊不知又是一場點得着親中與反共這兩派人士心中怒火的嚴肅政治鬥。

那邊廂，有「反佔中簽名v 佔中公投」，則趣味性比較濃。佔中那邊的領導對公投人數的估計，當初連10萬也沒信心，後來竟得79.3萬票，震動中南海，遂有「幫黨出聲」須事先開出的80萬反佔中簽名「quota」。按當權派一貫的組織性動員能力與資源，加上四大親中商會的感召力，再後面還有西環督戰，交貨應無問題。兩相比較，前者像自由市場那般不可控不可測，後者則如指令經濟一樣可操控可規劃。正是：孰優孰劣立見、誰可靠誰不可靠即知。港事如此，國事亦然。


習氏的第五次「三反」運動

大陸六十五年來第N次「動真格」反貪腐，海內外不少媒體應和，又一次認為替國家民族帶來「新希望」。不過，對共產政權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相對於以往多次反貪腐運動，這一次的速度十分緩慢，着力其實很輕，無甚新意，動機成疑之餘，效果也難長久。

1951年12月， 大陸開展「三反」運動，那便是中共開國後的第一次反貪腐嚴打。所謂「三反」，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對象起先是黨內高層腐化分子，但 很快就擴大，波及當年中共邀請參政的一些「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在政府機關裏的代表。未及兩個月，對象不同的「五反」運動推出，打擊面擴闊到整個社 會。「五反」者，「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是也；於是，最初《憲法》認定容許存在的「小資產階級」和「民 族資產階級」（即五星旗上圍着共產黨大星的那四粒小星的其中兩粒），成為批鬥對象，大批資本家遭殃。

1952年10月，運動結束，為時總共不到一年，揪出的黨員壞分子當中，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無期徒刑的67人、死緩的9人、死刑的42人；如此多快好省乾淨利落社會影響大，比習氏「打虎」打了兩年還在黨內高層當中磨，不知強多少倍【註1】。

然而，如此雷厲風行的全國性反貪腐運動效果如何，看看中共官方史料便知其八九。原來，專門對付黨政幹部非法行為的「三反」運動，1951年那次之後還進行過三次，分別是

（一）1952年11月即「三反五反」運動完結之後不到一個月便發動的、針對最基層第一線幹部違法亂紀和官僚主義的所謂「新三反」運動；

（二）1960年5月發動的「農村新三反」運動，既「反新三風」（即「極左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反老三風」（即「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連一些人民公社開設小吃部供公社幹部享用，也拿出來大批特批，比起今天專供高級幹部吃喝嫖的豪華會館禁而不絕，嚴格得多；（三）1970年1月文革期間發動 的「一打三反」運動，其官方的指定內容如下：「不准『走後門』，一切地下工廠、商店、包工隊、運輸隊必須堅決取締；嚴禁新建、擴建和改建樓堂館所，已施工 的要一律暫停下來；任何地方不許興建高標準的建設工程；一切機關、部隊、團體、學校、企業、事業單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產性設備」。這些，聽起來耳熟能 詳，因為都是年來多次「打老虎」運動中的常見動作【註2】。


上述四次「三反」運動、一次「五反」運動，都是中共權威如日中天、搞社會主義並無太多油水可撈的時代，由治黨從嚴說一不二的毛澤東親手發動、領導的。毛之後，胡耀邦時代有「官倒」；江朱時代大陸首次承認有「既得利益階級」【註3】；
胡溫時代，經濟如日中天，幹部忙於發財貪污，社會治安同步每下愈況，2010年終於不能不搞建國以來的第四次「嚴打」。結果如何呢？且不說毛以後的幾代領導，也不說人亡政息，便是毛在生的時候，那些反貪腐運動也不見得有效，不然，主要針對幹部貪腐的「三反」運動何須一開四？

毛猶如此，習何以堪？習的 個人聲望遠不及毛當年，黨的管治能力比起從前更是望塵莫及（「政令不出中南海」），可撈的國家資本主義油水卻比那時多得多，故他搞這一場堪稱「第五次『三 反』運動」的戲，儘管語詞新穎口號多多，卻難掩無法徹底之弊，因為大陸的貪腐符合其特有的體制邏輯，大小幹部前「腐」後繼，非常可持續。

這點，提倡每十年八年搞一 次「文革」整治幹部的毛澤東，當年已有預感，今天的中共則比誰都明白。然則，一次又一次地強推那些並無實效的「新三反」，目的早已不在「反貪腐」而在於向 敵對派系作權位爭奪。可以預見，習之後，遊戲將繼續；到時，集體遭殃罪名愈來愈重連串抄家下台的貪官是哪一派，還不好說。如此，今天愛國派聞習氏反貪腐而 雀躍三百興起「新希望」，其實並無根據【註4】。


《大公報》的「徐才厚尷尬」

江澤民多次提拔的軍中領導徐才厚，自胡溫時代的2005年起，當上黨中央軍委副主席，一直當到習上台後的去年3月 才「下崗」，上周更被當權派開除出黨。一級黨媒《新華社》傳達的正式政治結論是，徐乃一個特大貪污犯；其他在旁替黨中央打邊鼓的大陸官媒，則不斷滲出徐的 其他花邊罪行。中共執政不透明，黨內鬥爭真相鮮為人知。八九六四之後掛着貪腐罪名倒台的前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死前在香港出書，不僅撇清屠城責任，還指他的 貪腐罪名是建國以來最大冤案，與《李鵬日記》裏的說法大有出入。誰是誰非誰知道？

徐才厚因為長期是內部運作 絕密的解放軍第二號實權人物，到底其貪腐什麼時候開始、牽涉什麼人、到了什麼程度、是否比他的政敵更嚴重，大陸媒體從來無權提及。中共的正式通知指明，徐 的審訊，將「由中央軍委根據黨章及黨內紀律條例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再授權軍事檢察機關處理」。這裏說的軍事檢察機關即「中央軍委武裝力量保衞部」。左手 交給右手，右手交回左手，中央軍委二號頭目涉案由中央軍委自己審，內情如何，真是「天曉得」【註5】。

大陸媒體的報道，素來不能讓民眾及時知道黨內鬥爭的事態發展，只能於事後即黨中央掌權的一派有了政治結論之後，作「第一時間」轉述；香港的左報亦一貫如此，甚至常常不知就裏，在某些大案「事發」之前，還大篇幅、一而再，刊出事後變得十分「政治不正確」的報道，十分狼狽。


舉例說：

6月30日：《新華社》發表徐才厚的罪狀及處分；

7月1日：《大公報》不失時機馬上轉載有關消息，並加註「軍中重拳反腐，落馬的是腐敗分子，樹起的是黨和軍隊的光輝形象」【註6】；

2012 年9月20日：《大公報》於習近平出任中共總書記之前兩個月，忽然把該報2007年中共十七大特刊裏肉麻吹捧徐才厚的文章拿出來再登一次，題為《徐才厚—軍校才俊職兼文武》，重點卻是強調徐乃「胡總在軍方的左膀右臂；……主要領導對他高度信任」【註7】。然而，不出半年，徐就在習、胡聯手夾擊之下「下崗」；一年之後，開除黨籍問審。尷尬！

《大公報》號稱知識分子刊物，報道國家重要政治事件卻如此不濟、謊話連篇，在在說明「黨的喉舌」零可靠。可憐特區政府及其幫閒一天到晚埋怨港人「不認識祖國國情」，自1997年起便不惜動用大筆公帑每年把一萬幾千的香港人從高官到小學生送入大陸「參觀學習」，接受比《大公報》更喉舌的喉舌作沒頂式灌輸，不幾年卻又要把先前灌輸的洗擦掉，重新灌輸而樂此不疲。

2007年徐才厚得江派力撐升官，《大公報》歌功頌德；但是，翻查一下網上資料，便知關於徐才厚與薄熙來等「遼寧幫」的親密關係，早於2006年便已有報道，而首先作此報道的，竟是大陸指為經常惡毒造謠、十多年來全面封殺的《大紀元》系的媒體。

這篇報道透露了徐的一部分貪腐歷史：「動用186億元巨資修建老家長興島；任命其本家嫡系親屬——長興島鎮黨委書記、瓦房店市人大副主任徐學章，揮霍5億多人民幣擴建『城八線』，在不足百公里的行車線上設置三個收費站口，對當地的車輛進行橫徵暴斂；並把瓦房店市第三人民醫院買為己有，在瓦房店市中心修建了大型的『長興購物廣場』，幾乎壟斷了當地的商機」。

政治方面，報道還指出，軍隊高層還有一個「瓦房店幫」，幫主是前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于永波（遼寧瓦房店人）；此人靠在八九六四中的角色得江澤民信任上位，之後安插三十多名瓦房店老鄉在軍中當各級將領，其中最高級的就是徐才厚，而徐當時是16集團軍首長，在天安門大屠殺中的鎮壓行動也有角色【註8】。

大家對比這幾份報道，結合後來的事態發展，再想想這個問題：要港人了解國情，看《大公報》好還是《大紀元》好？《大紀元》在大陸的線人多、層級高，小道消息量大，儘管枝節細微處多所渲染不盡確切，大處卻每發必中，於王立軍、薄熙來事件如此，這次徐才厚出事，亦復有先見之明。

《大公報》的新聞報道，當然有其長處。大事件發生了，中央無論哪一派當權吹哪一個方向的風，黨的文件一發下，用繁體字轉載又快又準又全面，此報（或其本地左派兄弟報）還是無與倫比。

《氣短集》之四十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大公資料網》http://news.takungpao.com.hk/his ... 4-06/2571678_2.html
【註2】見中共官方資料《中共歷史上的四次「三反」運動》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 ... 12851/14748149.html
【註3】江澤民於2002年7.1講話中提出：「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反證「以權謀私、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都已經是事實，不然何須「絕不允許」？見2003年3月1日《人民網》文章《
關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再思考》http://www.people.cn/BIG5/guandian/30/20030301/933518.html。
【註4】例如老愛國吳康民。見7月5日《明報》文章《拿下徐才厚
整軍有希望》http://news.mingpao.com/20140705/msa.htm。
【註5】指控內容明細見《中共中央決定給予徐才厚開除黨籍處分》，6月30日《新華網》；《中央軍委武裝力量保衞部》的確立和功能，見《中國人大網》1993年12月20日通告《關於軍隊保衞部門行使刑事偵查權有關問題的決定（草案）》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8/content_5003085.htm。
【註6】見7月1日《大公網》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701/2572343.html
【註7】見2012年9月20日《大公網》http://www.takungpao.com.hk/main ... content_1156713.htm
【註8】《新生網》2006年6月16日報道《老軍官披露徐才厚等遼寧幫黑幕》http://www.xinsheng.net/xs/articles/big5/2006/6/16/37260p.html

林行止: 「守正」只聽京意 「奉公」不睬港人

一、香港記者協會剛發表的《自由言論年報》以《危城告急》為題，指出今年是「香港新聞自由陷入數十年來最黑暗的一年！」此事令筆者想起莎士比亞《李爾王》中的一句話（意譯）：「當我們可以說『這是最差』的時候，那『最差的』還未來臨。」（And worse I may be yet: the worst is not / So long as we can say,'This is the worse'.）。對於香港管治失效的焦慮，謹記劇中艾爾格（Edgar）的這句話，是大家要有的心理準備─最黑暗的時刻看來尚未出現！


「一國兩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以來，中央政府第一次以「白皮書」形式，重申其對香港的立場和方針，把落實「一國兩制」的過程和經驗作系統性整理，明確點出中央對港依法享有的權力！《白皮書》無論經多少「京派」美言，效果並不正面，要是文本翻譯成七國文字的用意是向國際社會申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政策，外界得到的印象是香港司法獨立已備受威脅。美國政府的反應不說也罷，離職後極少評論香港事務的「末督」彭定康，去周末對《金融時報》說《白皮書》損害香港司法獨立，「在法治精神之下，香港法官絕不應受任何指示或政治考慮影響判斷……。」浸大政治國際關係教授戴高禮（M. De Golyer）日前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指出《白皮書》充滿「隱晦的威脅」（a veiled kind of threat），又說他「難以接受說這是對中港關係的中立描述」的論斷……。事實上，《白皮書》清楚展示北京正在加緊管束港人的力度、約束「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前路已擺放「行人止步」的標示，「五十年不變」不過是個可望不可即的假設！

通常是闡述政策、帶有方向性和權威性的《白皮書》，這回卻為港人帶來嚴重的紛擾、迷亂和反感。港人敢怒、敢言，但絕對不敢一字不誤地接下這份「指引」。把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說成有法律根據，對「愛國愛港」的界說卻無半點較為具體的說明，那在港人看來，正是體制建立不起來的一大破口。因為不足為「法」而用人失準、行事馬虎，港人就是願當順民，亦不是知所遵循的服從，而是沒根沒據甚且是誠惶誠恐的盲從。港人以國際標準問事，被視為大逆不道，是不尊重《基本法》的規定，因而有損國家體面；可是，《基本法》經人大常委解釋也好、經國內法律專家闡釋也罷，港人的感覺是不能理解亦得接受（這真是令人倒抽一口涼氣，因為文革時期黨對人民的要求正是如此），這樣的「囫圇吞棗」，港人怎能逆來順受、安之若素？


二、《白皮書》申明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具體說到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以至行政長官向中央述職和中央指導特區政府施政等等，讓人感到國家納兩制為一體，不再重視各有命途，而在意於一國統制的授命。如此一來，中英談判期間時有提到的內地常態「外行領導內行」（後來才有現在已消於無形的「河水不犯井水」說），便將長期衝擊、傷害香港；共產主義的腦袋指導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香港的資本主義怎能不成為劣質冒牌的「Ａ貨」!?昨天有銀行說因為憂懼「佔中」而減持港股，其實是，投資者若看淡港股前景，根本原因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白皮書》干預下不可能不質變！

關於香港憲制的最終基礎是《中國憲法》，而《中國憲法》連同香港《基本法》才足以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

那本來是擺得明明白白的事，可是，經《白皮書》的舉一反三，法官亦是治港者、也要「愛國愛港」，那便令人莫名所以、莫知所從。以香港司法獨立的傳統，法官從來不是政府的一部分，宣誓就職的「誓詞」亦只提效忠香港《基本法》，而沒有任何政府位列其中，《中國憲法》亦不在內。法治精神與依法辦事之不同，司法系統是獨立於政府權勢之外，此一「紕漏」，究竟是《白皮書》刻意為之還是出自外行充內行的疏狂，筆者不能妄斷；不過，此一說法，已把香港一千七、八百位大小律師「嚇」上街頭；黑衣行莊嚴的抗議場面，充分反映法律界反應之強烈，前所罕見。

《白皮書》重申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的高度自治源於中央授權；因此，「兩制」的關係是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尊重國家實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則。重申此一立場時，文本只提到「惟有抱持此一根本原則，『一兩國制』中面臨的問題才可以在溝通和協商的基礎上，找到解決的辦法。」而沒有指出香港在二十三條立法上還未履行應有的「憲制責任」。當初二十三條因為藏在草案細節中的「魔鬼」太多，嚴重威脅香港的言論和出版等自由，筆者亦大力反對，可是那並不等於二十三條可以不必立法，經過合理刪修然後及早重推，那是香港與「一國」應該履行的「憲制責任」。全國人大對香港雙普選「拉布」十多年，香港在二十三條立法上拖拖拉拉亦不止十年，那是各有「虧欠」。際此多事之夏，香港形勢混亂，港人與特區政府和北京關係緊張、戾氣深重，為防止悲劇的發生，大家應該冷靜下來，緩和關係、解決問題；彼此回到互相尊重的位置，為該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而努力修殘補缺。二十三條立法與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制度都要上馬！


三、《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那一年（一九八四年），港英政府曾於七月間發表一份《代議政制綠皮書》，就本港的政制改革諮詢公眾。《綠皮書》的副題為「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而所謂「進一步發展」，其實是英國人撤離香港前「去殖民地化」的關鍵性部署，把管治責任循代議政制逐一交還回歸中國的香港。四個月後，《白皮書》作實《綠皮書》的建議，具體提出落實立法局間接選舉的鋪排；又計劃從一九九一年起，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最少有八名由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互選產生；一九八五年九月，香港落實了間選立法局第一次有二十四位議員從選舉團和功能組別產生，但是，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由間接選舉產生的構思從來沒有實現。

在港英年代，「白皮書」之前是有用作諮詢的「綠皮書」，經公眾討論數月後才有定案。最近發表的《白皮書》全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連隸屬全國人大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在公開場合說她事前未得與聞，不知「委員會」其他五位香港委員是否事前均不知情？反正文件出來後，香港各方嘩然，筆者看不到委員們怎樣向北京陳請，反映港人意見，反而是分頭向港人解釋《白皮書》與《基本法》沒有不同，只是把底線說清楚些而已；諸如此類傳聲筒式的安撫話語，說了等於沒說。代表香港人的人大香港代表，本應站在港人立場，向中央力陳港人所思所需，可是，多年來，港人所見的只是他們傳達京意、不理港情！梁振英政府在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諮詢上，亦是把港人意願放在國內所謂的依《基本法》規定之下，找內地專家來港定調，為「一錘定音」進行遮遮掩掩，而忘卻其本份是呈上一份忠實代表香港民意、反映民情、符合香港需要的方案。

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首的「政改三人組」，何必越俎代庖，嘗試先行「改造」香港民情以迎上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