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蛇 年

蛇年來了。

龍是中國人想像出來的祥獸，但在現實裏，最像龍的就是蛇，反而令人驚怖。中國人龍年搶生子，蛇年不願生育，不信，數一數你身邊的朋友，屬蛇的應該最少。

蛇是龍的凶版，龍卻又是蛇的positive version，此一矛盾，論證了中國文化的分裂人格──龍既是「真命天子」之至尊，但蛇蠍心腸的皇帝數不勝數。中國文化真是「龍文化」？笑話。龍沒有幾條，數來數去只李小龍、成龍，但周圍像蛇一樣陰險蟄伏，平時低調，時機一到就咬閣下一口的，在「文化圈」最多。

江湖多獅狼虎豺之類的猛獸，中國的「文化人」多蛇。中國政府前副總理張春橋，是共產黨裏第一流的馬克思專家，但以陰毒算計著稱，中國前副主席林彪，背後就叫張春橋做「眼鏡蛇」。林彪的日記，時有「要提防眼鏡蛇」的警語，可見「文化人」一旦變種，頭腦簡單的武將，即使兇猛得像天龍八部，也不是對手。

白蛇傳裏的白素貞，紅顏禍水，也是蛇的化身。西方舊約聖經裏的撒旦，化身為蛇，誘哄夏娃食禁果，也不是好事。

金庸小說裏有一個金蛇郎君，原名夏雪宜，卻是美男子，其發跡的經過，是打聽得雲南有「五毒教」，想偷學使毒的秘技，為毒蛇所咬，遇到了教主的妹妹何紅藥，搭上線之後，偷了一把金蛇劍，從此獨行江湖。金蛇郎君從來沒出過場，只是由別人的口中轉述，下場淒慘，骸骨和金蛇秘笈同葬，被袁承志發現，因此袁承志有一位從未見面的師父。

金庸小說，人物的名字是另一絕：夏雪宜、金蛇郎君，白雪和金蛇輝映，還有何紅藥，色彩感強得不得了，還有霍青桐、公孫綠萼、藍鳳凰、阿朱、阿紫、刀白鳳，顏色一個賽一個引人入勝的艷麗無匹，寫小說像做菜，色香味俱全，小地方皆有用心。

但這都是古人。時下如果想寫一部關於港女的小說，名字不可以超現實，英文都叫Ivy、Miko、Elaine、Jennifer，中文都叫月娥呀、潔貞呀什麼的，還有家明與玫瑰呀？早沒有了。一個惡俗的時代，不也跟蛇年很配？

明報社評: 文明古國施暴弱女傳媒 法治民主闕如難言騰飛

印度的一宗強姦案牽動這個古國的心弦，也牽動了印度以外世界的關注。這個人口12億的大國，被喻為「金磚四國」的新生代強盛經濟體，足以在經濟與軍事上與中國抗衡的南亞次大陸國家，卻在這宗強姦案裏顯露了一個國家縱然經濟實力如何強大，若然無法在上層建設做到跟隨世界大潮調整融入，只會產生更多的悲劇，無法實現真正的現代化。

過去7天，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同是「四大文明古國」的新興經濟體，社會上都出現了對保衛根本價值的騷動。在中國，官方宣傳部門對《南方周末》的文字強姦成為全國關注焦點，一份新年文稿的竄改引發20年來僅見的保衛新聞自由行動。在印度，一名女子在新德里巴士遭到六惡漢輪姦，由此引帶出印度警察的顢頇無能，以及印度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兩大議題。這兩宗事故發生在近10年來經濟發展極其迅速的中、印兩國，卻是與普世價值完全相悖的荒唐事件，足以成為人們在「盛世」、「崛起」、「騰飛」種種形容詞中清醒過來的理由。

印度不僅是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國家，也是經濟增長令人艷羨的國家，雖不至於像中國般從8％的往上起跳，但過去幾年都至少能保住7％增長。印度的國民生產總值逾1萬億美元，排世界11。印度的經濟起飛，攫住更多的國際目光，印度的資訊科技是亞洲的一塊重要腹地，印度電影也是區內龍頭，凡此種種，印度都具備了廣義而言的「大國」本錢。政治建設上，印度的民主制度被認為是南亞標兵，印度的多元文化也是亞洲表表者，根據憲法，印度的官方語言有24種，足堪為這個1947年獨立的年輕又古老國家的註腳。

強姦案突顯欠缺法治  政府效率低下易惹禍

然而，這次強姦事件突顯出來的是，儘管民主建設發展起來，但法治和舊有的社會制度跟不上，導致了悲劇的發生。不過，對此人們不必因噎廢食，有的「別有用心」的評論也毋須意在言外暗示民主制度不頂用，強姦案引發出的，絕非印度經濟發展以及民主建設帶來的反效果。印度政治制度仍算穩定，在多種族的人口大國，印度民主進程比較平穩，政權交接也比一些發展中國家平順，但印度的法治引人詬病，政府官員效率低下，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2011年印度全國有24,206宗強姦案，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強姦犯仍然逍遙法外；新德里約有8.3萬名警察，平日執行警務工作的只佔三成，其他的都用在內部保安方面。至於社會制度，雖說從憲法而言，印度所有人生而平等，但種姓制度之下，印度賤民仍佔人口約15％，以12億人口計算，這些只能做卑下工作、在某些地區上街連鞋都不能穿的人總數達1.8億，是德國人口的兩倍。社會若不深翻改革、若不能夠賦予人民更多民主，印度只能繼續做一個經濟大國而不是真正而全面的大國，聖雄甘地追求印度獨立時力爭取消賤民的目標，看來還須努力。

實行法治以及正當程序（due process）是印度今天亟需的改革課題，而不是因一事立一法的胡來，或是類似中國文化裏「治亂世，用重典」的粗糙法治。印度的司法制度，難以為強姦案受害人提供公正的司法程序，因此常出現強姦案多年未破的公義不彰；可是，一旦發生類似這次的強姦案，政府部門就藥石亂投，這次，印度國會就提出以後捉到強姦犯，要重判幾十年徒刑兼閹割。類似的司法狠話常常在大事發生之後，官方狼狽不堪時以此作為搪塞人民追究的藉口，但事過境遷，所有都丟下不理，法治馬虎扯皮與種姓制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社會性對女性歧視，每天每夜仍在發生。

經濟起飛人所矚目  上層建設路途迢遠

作為幅員廣大亞洲一分子，我們樂於看見亞洲國家的起飛，然而在經濟騰飛同一時間，亞洲國家的民主和法治建設還有迢遠長路要走。印度的強姦事件、中國的《南周》事件，在在反映出在GDP一再上攀的背後，在民主及法治雙雙付諸闕如下的色厲內荏以及內心虛怯。各國在競逐GDP硬實力時候，對民主和法治這兩項軟實力的追求，應該是2013年伊始的新年期許。

楊子: 未必不可挽狂瀾 論收緊公司查冊

重寫《公司條例》的草案通過後，公眾不可再查閱董事的完整身分證號碼及住址。一時間傳媒牙痛咁聲，銀行公會、律師會和會計師公會等亦反對，但泛民議員則表示無計，民間甚感無力。其實，民間未必不可力挽狂瀾，爭取政府要董事提供例如生日等資料補充，或者爭取傳媒豁免，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申請成為「指明人士」，以查閱資料。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早在2010年就重寫《公司條例》做過諮詢，問卷當中包括今次備受爭議的披露身分證號碼及住址問題。去年8月底，《公司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拉布的緊張氣氛中，無聲無息悄悄通過，直至本周初有記者留意到政府在立法會小組委員會讀出諮詢報告，才驚覺大件事。

目前激起傳媒及公眾反應的，是日後不可再在公司註冊處，查閱公司董事的完整身分證號碼及住址，被認為有損公眾利益。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打擊傳媒追查」外，亦有商業考慮。目前香港與內地生意來往頻繁，不過不少內地人姓名多是兩個字，如只以普通話拼音顯示名字，可能根本無法辨認對方身分。做生意核對身分、調查對方信用記錄、訴訟記錄等，多有不便，不利營商。何況近年不少與公眾人物有關的醜聞新聞，包括特首梁振英潛建、其夫人開廚餘公司或涉利益衝突、發展局長陳茂波被指經營劏房，甚至國家總理溫家寶家屬在國外疑有巨額資產，傳媒在揭發、追查的過程，都不免要查冊，抽出與事主有關的公司，再調查他們如何利用公司的法人身分作掩護，隔空操作生意和處理物業而不為人知。亦有指打工仔追欠薪，無地址難追查董事下落。總之身分證號碼與地址，用途多多，不可查冊的影響極大。

按泛民議員的講法，現在情況是蘇州過後無艇搭，因為「主體法例」（ordinance）已在上屆立會通過。不過，《條例》最快亦要2014才實施，而主宰法例如何具體執行的「規例」（regulations），目前只有大約範圍，具體條文未出籠，仍然有得救。何況，一條法例不可以在同一屆立會提出兩次，但《公司條例》是在上屆通過，今年又是新的一屆，泛民議員在制度上，絕對可以立即提出修訂。

遮幾個字不影響辨認身分

其中一個可行的進路，是要求政府規定，只遮蔽身分證號碼最尾兩個字，則既可保護私隱、防止他人冒認，亦同時滿足法例「不可披露身分證或護照完整號碼」的要求。事實上，回顧政府在2010年做的第一期諮詢，當時就算是匯豐、合和、鷹君等反對繼續公開董事身分證號碼的集團，也只在諮詢文件要求政府「遮蔽某幾個數字」（「mask certain digits」），而不是完全不可公開號碼。甚至這些集團亦指「相信遮幾個字，不會影響辨認對方身分」，顯示反對一方，也基本認同號碼有助確認身分；遮幾個字以保障私隱，亦要留意平衡，不影響辨認。

而另一可行進路，就是要求政府為傳媒，或有重大利益關係人士提供豁免。根據去年已通過的主體法例，財政司長有權訂立規例，指明處長可向某些人士披露資料，以及按什麼條件向他披露。在政府剛在立會提出的報告中，就顯示政府起碼已有意 讓「指定公共主管當局（例如勞工處、警方等）及指定監管機構、清盤人和臨時清盤人」等，有權查閱，而不是一刀切。既然清盤人並非政府機構也查得，可見只要利益關係重大，私隱並非大晒。

只要利益重大 私隱非大晒

因此市民和媒體應爭取記者為公眾利益，有需要時可經簡單確認身分後，有權查閱。具體如何確認記者身分、對什麼人豁免可再細議，但政府遞上立法會的規例，肯定應開拓更多查閱的可能。目前董事一方擔心資料被人誤用，其實政府亦可按選民登記冊做法，要求記者或有關人士，到指定的公司註冊處查閱、不准影印、抄寫及帶走資料等。雖然會比目前多了限制，亦令民間媒體報道難度增加，但亦不失為一個符合法例，又不打擊調查報道的平衡做法。

因此，民間社會需極力爭取的，一是要政府答應盡量披露身分證號碼更多字數，以達到有效的身分辨認；二是要求財政司行使權力，令記者和真正有需要的人，可申請查閱、核對董事身分。另外，一旦政府取消查閱身分證號碼及地址，影響市民核對董事身分，為保障市民權益，政府應要求董事提供其他個人資料作為補充，例如在諮詢文件中，就有團體要求，董事另外提供生日日期，配合中英文名及部分身分證號碼，三方交叉核對以作確認。

至於董事一方，聲稱擔心個人資料被濫用，但多個公會包括律師會、會計師公會及銀行公會都指出，董事資料已公開多年，到目前都無證據顯示有董事因此被滋擾。筆者還要加多句，這些年來，被滋擾的似乎就只是後來被揭發有醜聞的權貴。律師會在最新一期《香港律師》提到，香港改革法例是仿效英國，因為英國曾有「示威人士透過查冊公司登記冊而得知公司董事的住址，繼而到該等董事的住處外示威」，但律師會已明確指出，「香港至今仍未出現同類問題」。按私隱專員公署回覆「香港獨立媒體」的查詢，指「公署於2011年和2012年分別接獲一宗有關公司註冊處披露個人資料的投訴，其中一宗沒有表面證據故公署無法跟進；另一宗的投訴人撤回投訴」，可見情況根本不嚴重，對董事的過分保護，並無必要及急切性。

泛民打定輸數？

對於爭取修例或放寬規例，眾泛民暫時仍垂頭喪氣，指「要分組點票，所以一定輸」。其實如果事情可以在立法會內靠投票解決，傳媒和市民就一早不用報道、不用爭取。泛民在議會內敗給功能組別，盤古初開已是如此，難道因此就不用施壓？如果打定輸數，我們如何解釋？泛民甩甩漏漏，也拖垮了政府的五司十四局、《版權條例》草案、甚至在年前否決了政府提出申辦亞運的撥款？因此市民和議員必須團結，繼續大力向政府施壓，在有限空間下爭取最大的資訊自由。

＊民間爭取方向＊

1. 爭取盡量披露身分證號碼上最多的數目字，平衡保障私隱與市民核對董事身分的公眾利益

2. 爭取傳媒或有重大利益關係人士可申請豁免，成為法例下的「指明人士」，有權查閱資料

3. 要求董事提供其他個人資料，例如生日日期，以便確認身分

劍青: 周日話題 - 以地之名：翻四叔的囤地帳

昔日民間提出過「可負擔房屋」（affordable housing）的概念，要求政府所有賣地交易裏都應有「限價」條款以防止土地豪宅化，當然迅速被政府以影響公帑收益之名打垮，還創造了「限呎樓」這個無助解決樓價問題的建議，企圖敷衍了事。但當今天政府面對「四叔」李兆基的建議，將他多年來在新界囤積那些「環頭環尾」的農地可免補地價改劃成100萬元一間的300方呎住宅，就算在何時何地、以什麼模式推出都欠奉也好，有長策會成員竟然立即表示「很吸引」、「可以深入研究」。

如此的雙重標準是相當詭異的﹕這種「限價樓」的概念不應是所有建私樓的土地上都應該有嗎？為何這偏偏只有四叔囤積的農地才有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桂冠？其他土地就容許繼續浪費土地起豪宅？究竟政府是真的想解決房屋問題，還是打着另一個如意算盤？以我近年投筆從戎搞規劃倡議，由新界東北的馬屎埔到新界西北的南生圍追擊四叔多個農地豪宅開發大計時的見聞，嘗試為這場地產商與政府共同發動之「善舉」的來龍去脈翻一翻舊帳。

地產霸權的地理僵局

三年前，由於當時新界東北計劃政府建議用「公私合營」模式開展，意味着政府在這裏只會提供基建及規劃配套，未來發展由地權人負責，過程中為地產利益開啟了龐大的囤地與投機空間。透過土地及公司查冊，我們嘗試從「地權誰屬」的方向調查一下當時建議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規劃狀況，以協助村民了解處境。就這樣，我們在新界東北馬屎埔村製造出我平生以來最昂貴的一幅地圖（見圖）。

在馬屎埔地段圖（DD51、DD83）裏約250塊農地地段做查冊後，我們發現村內約八成農地（所有顏色地段）已經落入主要三間神秘公司手上，約有30公頃（佔四叔新界整體土儲近十分之一），其中一間更名為「綠野田園有限公司」（Joy Cultivation Company Limited）。如非在公司查冊發現這三間公司的董事實為恒基兆業地產（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的「艇仔公司」，即大地產商入村收地時常用以隱藏身分的「駁腳」，你還會誤以為有人開始想在此從事本土農業有機生產。

看到這種地權分佈，就會立即明白四叔所言那些新界「環頭環尾」農地所面對的現實處境﹕儘管地產商已收到八成農地，但由於新界東北多地段且星羅棋佈的土地分佈，仍然有不少不能統一地權的農地。收不到的一塊農地足以令整個地產發展構成嚴重阻礙，地長一點可能會影響興建馬路，地處中心一點更可能令計劃泡湯。只有靠政府以公眾理由出面配合收地，否則這就是地產霸權永遠無法破解的地理僵局。新界東北的例子裏，政府開壇規劃，地產商積極囤地，最後收不到地，還要政府拋出公眾利益之名（如開發新市鎮），當所謂「新市鎮」計劃被質疑，地產商又為政府提供公眾利益的成分。行為關係曖昧至此，難道這不就是所謂官商勾結嗎？

這種地理僵局不限於四叔的農地。透過查冊，我們更還發現了粉嶺北的地權分佈出現了「三家分晉」的局面。恒基、新世界與另一新字頭發展商，竟然巧妙地進行分村式收地，彷彿大地產商之間藏起了一張囤地的邊界協訂，他們應該相當期待官商勾結時代的再臨。弄清地權，你就會明白為何政府不優先開發新界貨櫃場、停車場等800多公頃的已破壞土地，因為這影響了原居民堂祖地地權人的長遠收租計劃，而偏偏要是囤積的農地才能興建「限價樓」。按地權誰屬去進行規劃，就是新界發展的潛規則，也可以說明為何政府要修改公司條例限制查冊，使得開發新界的全局好好地隱藏，直至全面發展殆盡，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不能繞過的囤地血淚史

經歷過新界鄉郊倡議工作，就算最後真的像四叔所言有100萬元的單位，我也絕不會如此輕易地支持要囤積的農地來建私樓，因為我很清楚囤地交易並非是純粹一買一賣這麼簡單。所有希望買平價樓置業的市民，我希望與你分享一段囤地的沉重歷史。

由於戰後發展的緣故，新界東北每一塊農地上，往往都有一兩戶村屋，地理佈局上我們稱為一屋一田，亦代表了當地產商每向地主收一塊田，都要拔走一戶生活了數十載的非原居民農民。單是新界東北的馬屎埔村，村民已由10年前700戶大幅減至現時只有不足100戶，在東北內，恒基擁不止有馬屎埔的30公頃土地，坪輋與古洞北又有另外30公頃囤積農地，可想而知，這場私人逼遷的規模可以有多龐大。我想說的只是，政府與商人正把我們對平價樓的期盼建築於農民逼遷的痛苦上。最可怖的，是我們還會有機會看到沒有離開家園的村民，會被活生生地逼走，同時卻對這些平價樓欣喜若狂。

如何讓一群居住幾十載落地生根的社區搬走是一門深奧的學問﹕易手後不通知不收租然後說你是租霸，出動執達吏清場，不收租數年然後一次過要農民交幾萬元，每收到一間屋就製造一個廢墟營造破村氣氛，蒙騙不識字婆婆簽新短期租約然後逼遷，要盡數其招式，可能會多過《一代宗師》的宮家六十四手。其中一招被我們捉過正着的，是恒基在近年拆屋過程中完全無視法例清拆村屋石棉瓦的規訂，工人直接砸碎幾十間村屋的石棉瓦頂，製造可讓人引致肺癌的石棉塵，散落整條村危害整區居民健康，最後更得到環保署的格外開恩，明明是需要上身的刑事罪行，卻只逼他花數百萬進行石棉淨化工程。有藝術家嘗試喚醒時空意識，在村內被破壞的村屋做了個「樓盤展覽」，展示囤地過程中發展商不斷為香港普通市民製造的傷痕，打開了一個豪宅盤的前世今生，還給他封了一個名字——「痕基」。

囤地行為不道德之處，不僅在於以上對付普通市民的招式，而是在於當有人說既然這些農地反正已經被囤積，倒不如就給他發展。這種想法不只是強迫，更是強暴者的邏輯，不應在一個自稱文明的國際城市出現。為何可以這樣價格起樓的四叔還可有豐厚利潤，就是因為暴力摧眦別人家園才有100萬元一間的血房子呀！你的支持，直接等於鼓勵了應該受到懲罰的囤地者繼續囤地，殘害眾生。

況且，誰說過地產商買了農地就一定要給他改劃起豪宅？囤積農地，不更應還地於農嗎？政府不應開徵囤地稅逼令地產商出租農地，善用土地資源及優先使用其餘4000公頃政府空置土地做「可負擔房屋」嗎？這可是比恒基地產多十倍的空置土地呀。

信你一成

四叔的提議獲得了全城關注後，now新聞台就此做了一個民意調查，選擇「股神你要聽」的市民只有4%，但62%其實都選了「燈神你都信」（代表不信任四叔），證明四叔的信譽比梁振英破產得更早。

如果大家還記得，四叔最早公開提出免補地價開發農地建平樓的時間，剛好在林鄭月娥公布新界東北要以政府收地模式進行的諮詢前。眼見着自己多年來含辛茹苦囤積得來的土地將要被政府收去，建議本是試圖在計劃公布之前力挽狂瀾之舉。故此，是項建議本來就是用來回應新界東北規劃的。而政府預計整個東北規劃最早2022年才有些工程進行，要到2030年才會完工，免補地價的農地開發有幾大程度滿足到租金、樓價等燃眉之急的居住置業問題？2030年還有一間300呎值100萬元的屋，這是連風水佬也不會說的話，四叔為我們示範了超過十年八年的城市算命，是如何的虛擬。

其實，信與不信並非重點，重點在於已經為這種「官商勾結」建立了一種抽象的「公眾利益」成分及正面形象。當知識與論述透過電視植根市民腦海，公眾同時就成為了開發新界東北邊境農地的共謀。以地之名，遇神殺神，遇佛殺佛，我們活在一個什麼填海也可以鹹魚翻生、什麼價值也可以遺忘及摧毀的年代。

黎佩芬: 民心所向

政府收緊查冊，本地及外國傳媒都大表震驚。查冊二字好技術，私隱二字則頭上有光環，然而，如果沒有公共，則不會有私隱。譬如，我不能不告訴政府我住哪，政府要向我收差餉，我又要做選民，但在某些情況下，我的住址卻是私隱，例如我不想收到垃圾信件，如果政府向寄送垃圾郵件的公司提供我的住址，就是違反我的私隱權。收緊查冊不完全公開董事地址和身分證號碼，若變相鼓勵貪污瞞騙，則在損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有多大私和隱的空間？

今期我們有查冊工作坊（頁二），邀來偵查組記者小強以陳茂波經營劏房作案例示範，了解記者的蒐證功夫。

至於《南周》遭遇審查引起廣泛迴響，示威民眾無畏無懼的堅定表情，熱暖感動，說明，新聞自由是民心所向。

林茵: 私隱過頭

近年政府很喜歡用「平衡XX與YY」的句式去為傾斜了的權力天秤開脫，像每說「平衡發展與保育」，潛台詞就是要自然環境與村民為發展項目而犧牲；「平衡市區重建的迫切性與小業主的私有產權」，變成是將強拍門檻由九成減至八成然後再以不同的計算方式推得更低；本周的另一熱話是「平衡私隱與公眾知情權」，實際卻是保障某部分有財勢人士的私隱，而叫公眾利益一再退讓。

繼封殺傳媒收聽999台趕絕突發新聞，諮詢中的纏繞法和禁查車牌車主資料，最新一把以私隱為名削弱公眾知情權的利刃，原來已無聲無色地通過，明年就會實行。

說的是去年7月通過的新《公司條例》。作為香港最長及最複雜的法例之一，它有600多條條文，對上一次大規模修訂已是1984年，為了讓規例更切合現代需要，政府由是重寫《公司條例》。然而，在這數百條修訂案中，夾雜一條令資訊自由開倒車的附例：日後公眾及傳媒將不能再從公司註冊處的資料庫中，查閱註冊公司董事的住址和身分證號碼，改為只能看到通訊地址和身分證號碼的部分數字。

由於重寫《公司條例》規模龐雜，數年來爭議焦點眾多，這條魔鬼細節得以逃過公眾耳目悄悄通過。直至本周一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今年分階段審議《公司條例》附例的計劃時，才有記者發現並報道。

小圈子諮詢

諷刺的是，政府並非不明白禁止公眾查冊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其09年底第一階段諮詢文件表示，「鑑於在香港同名同姓非常普遍，因此限制取覽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或會剝削公眾唯一查證個人身分的途徑，並會讓不誠實的人在欺詐活動中更易逃避債權人或其他欠款人。遮蓋身分證明文件3或4個數字這個方案未能達到查證身分的目的，因為有一些同名同姓而身分證號碼相近的個案」、「本港濫用身分證明文件號碼的問題並不嚴重」、「考慮過保留現有披露制度及採用英國或澳洲做法的正反兩面意見後，傾向於保留現有制度」。

其後，政府邀請各大商會、專業團體、監管機構及公眾提供意見，在收到數十份意見書後，政府就立場轉向，理據是大部分意見支持修改現行做法，（68份中有46份支持不在公開登記冊上披露董事住址，53份中有43份支持不披露完整身分證號碼）。

對此，本報副總編輯戚本業並不認同其諮詢手法和對諮詢結果的解讀，「單看意見書的數量，支持修訂的是比較多，但它們都出自大商會、上市公司，這些人做開董事，當然不喜歡被人監察；反對的意見卻來自眾多界別，有大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銀行公會、勞工界，從界別來看是明顯比支持的更多和廣泛，另外，新聞界、中小企更對這次修訂毫不知情，商界不是只有大商家的嘛。任何諮詢都應該顧及各個界別，但現時這只是從好小圈子的諮詢得出的結果，如果條例就這樣悄悄過鰦就算，是不公義的，政府堅持這樣做，將進一步惡化跟基層勞工界、基層商界和新聞界的關係。」

查冊：揭露重大公眾利益新聞

據本報偵查組記者阿強的分享，現時傳媒經常運用的查冊有三種，分別是公司註冊、土地註冊和車牌資料登記冊，當中尤以公司註冊的資料庫最易使用，一般市民都可自行在網上查冊中心找到所需資料，每份只需20多元，以信用卡扣數、資料即時下載到手。該查冊系統讓使用者以各種資料為搜尋線索，如若手頭上有某人的名字，可據此查出他擔任董事的所有公司，然後從這些公司的董事名單找出跟他關係密切的其他人；若手頭上有的是身分證號碼，可查出該人姓名、持有公司，工作生意及其他人脈關係。與土地查冊配合使用，又可憑某物業的地址，查出物業持有人姓名、持有公司等等；配合車牌資料使用，車主是誰？為何出現在某地點？他與同場人士的關係？有無數關乎重大公眾利益的新聞報道，都是這樣在名字、地址、物業和車牌之間牽出線索和證據。缺了公司註冊這一環，很多線索將在此斷絕。例如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疑雲、發展局長陳茂波的劏房醜聞等，缺了公司查冊，將不可能被傳媒揭露。

查冊：保障民間自身權利

而查冊並不只是記者的事。近年積極介入新界土地發展爭議的城市研究者陳劍青，過去數年光是查冊費用就花了幾萬元，查冊不單是他個人做研究或支援村民理清土地業權的工具，也是民間保障自身權利的途徑。原來在新界囤積農地的地產商，為了逼遷租用農地的村民，會故意不向村民收租，村民又不了解土地的業權交易，往往轉了業主都不知道，當累積一段時間無交租時，地產商就可以指控他是租霸而逼遷了。「試過幫粉嶺馬屎埔村一個農民，他說業主很久沒來收租，我們就透過公司查冊，看應該交錢給誰，最後按地址親身上門交租，免被指控為租霸。但大部分農民不懂得這樣做，需要外界幫他們查冊了解社區變化，禁止我們查冊，就連他們保障自身權利的機會都剝削了。」後來他開辦工作坊教人查冊，很多普通市民都來學，名額爆滿，有些純粹為興趣的，也有關注鄉郊發展人士，或想租用農地的，透過查冊了解誰是業主、找出聯絡地址以便洽談。新例雖說也能查找公司董事的通訊地址，但很多人會填上律師樓或秘書公司地址，難以藉此跟當事人聯絡上。

收緊查冊：揭露貪腐更難

另外，修例亦因影響香港整體營商環境和金融市場的資訊透明度，而備受財經界和國際傳媒關注。《紐約時報》認為現行做法有助查探空殼公司的真正老闆，修例影響潛在投資者及商業合作伙伴查閱有關資料；而該報早前揭發溫家寶家族秘密財產、及《彭博社》就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財產的報道，亦依靠港府提供的公司查冊的資料。《華盛頓郵報》認為新例令人擔憂香港作為亞洲一個相對透明及開放的商貿中心地位正在下降。知名股壇評論人David Webb批評，此修訂違反言論及新聞自由、資訊透明化的原則，投資者、研究學者、記者和一般市民都更難察覺個人與企業之間的關聯，揭露貪腐將更加困難。

濫用「私隱」與國際背道而馳

戚本業認為，是次修例是逆國際潮流趨勢而行，有濫用「私隱」之嫌。新加坡與香港現行制度相若，董事身分證號及住址開放予公眾查閱，並無修例打算；澳洲加入條款，若能證明公開住址令其人身安全受威脅，董事能申請刊載另一替代地址在公開登記冊上；至於港府提出仿效的英國模式，其實起源於該國曾有激進動物維權分子透過查冊、到「備受爭議」的公司董事住所外滋擾，才有數年前進行修訂，在公開登記冊上以通訊地址代替住址，「一來這種特殊事故香港無發生過，二來英國富豪多數住house，易受滋擾，香港卻很多有錢人都住多層住宅，保安非常嚴密。而且，之前李澤楷亦曾向公司註冊處長申請豁免刊登佢住址，亦是成功的。如果要修訂，是否澳洲模式較可取，更兼顧私隱同知情權的平衡？為何採取最極端的英國模式？」

公開董事資料的基本精神，是既然打開門做生意，應該有商業責任。「因為不是個個人都事必要開公司、同埋開好多公司的嘛。尤其是大公司，本身已經好多資源去委聘好叻的律師、會計師，全面地去遮掩一些不正當或非法的活動。既已是公司董事，提供資料給顧客、商業伙伴和傳媒監督，不是很應該？」

戚本業特別指出，香港情況特殊，很多人透過成立空殼公司去炒賣或持有資產，若再在董事查冊上收窄公眾知情權，香港將變成像英屬處女群島（BVI）般的避稅和洗黑錢天堂，「BVI現行的是一些不符合國際金融都會要求的規管模式，套用在香港，對經濟的影響不好、對普通市民不好，社會資訊不公平，金融罪案亦會增加，大陸貪官就好喜歡。」有說現時國際財金機構都收緊對BVI及百慕達註冊的公司貸款和融資審批，原因就是無法確定董事、股東身分和衍生的權責承擔問題，香港註冊公司是否願意步此後塵？

是次修例，政府不斷強調執法機關仍可以看到公司董事的個人資料，能夠監察犯罪和不當行為。然而，戚本業回顧過去16年擔任財經記者的生涯，認為單靠監管機構並不足夠，「從前港交所是自己管自己，無上市規則可言，一路到80年代末，每逢新股推出，都有大量分餅仔的舞弊行為，後來才引入證監會機制，再後來通過《證券及期貨條例》提升對小股東權益的保障。香港的財經監管是很多年來不斷收緊和改善的，過程中無論港交所定證監會，都經常出現各種錯誤，需要傳媒去監察，因為記者的角色是more than一個監管機構的，我們在捍衛的是公眾利益。」

錢鋼談南方事件：黑幕，就這樣揭開了！

明報      2013年1月13日

2013年中國的首場風波，起於我曾工作過的《南方周末》，我不曾想到。一個多月前，我在香港大學演講《十八大與中國政改前瞻》，希望政改從善待媒體、善待百姓起步，答問時有朋友認為過於軟弱。未幾，這「軟弱」訴求便遭遇強悍對手。

這場風波被稱「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其導火線，是《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特刊在製作時遭廣東省委宣傳部粗暴干預。各界抗議聲中，新聞審查成眾矢之的。

要讀懂本次事件，兩篇文章可供參考。一篇是著名媒體人程益中先生的《中共鉗制媒體揭秘》，一篇是曾禮先生的《究竟誰刪改了南方周末新年獻詞》──曾先生是派駐《南方周末》的審讀員，他在事件中發博客反戈一擊，提供了關於新聞審查的確鑿證據。

中宣部「閱評」與「禁令」

確切說，內地並沒有國民黨時期那種成文的新聞審查制度。毛澤東時代，輿論一律，自不必論。鄧時代，新聞改革曾被提起，中宣部一位副部長曾提出「報紙登什麼不登什麼應當由報社自己決定」，但六四後媒體回到嚴控狀態。江時代，對媒體的日常管制主要通過「事前禁令」與「事後追懲」。

我在1998年到2001年期間擔任《南方周末》常務副主編，見證了諸多「禁令」與「追懲」。禁令是在出版前規行矩步，追懲則是通過宣傳部閱評組對媒體實施監控，發現「問題」則下令懲處。那時《南方周末》平均每年收到十多件中宣部「閱評」，上級（《南方日報》）領導每每心驚肉跳，接到閱評即招我等談話，商量檢討或處分事宜。我就是在這種「閱評」累積到一定數量時，因一文惹禍而中箭落馬。

廣東省委對《南方周末》有過保護。我當值那些年，環境逐漸惡化。但那時，尚沒有來自編輯部之外的事前審查。我在《南方周末》期間，參與過三期新年特刊策劃製作。這三個特刊，是編輯部自主製作的。

程益中說，江時代後期，宣傳部門的「禁令」已轉入地下，不形諸文字。2005年後，控制加緊。中宣部繼閱評制度後，又創立審讀制度，向各重要媒體派出審讀員，對媒體的內容實行刊前審查。同時，一批忠實的宣傳官員被任命為報紙總編，嚴防死守。已經如此草木皆兵，對一些視為異己的媒體仍不放心。宣傳部乾脆跳到台前，對《南周》這樣的報紙發威。

審讀員曾禮先生披露，自從2012年5月新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到位後，對報紙的管制和監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南方周末》每期選題都要上報省宣，批准後才能採寫；重要報道和社評，都要報省宣審閱後才能出。有一次報紙已開印才通知撤稿，結果印了十幾萬份報紙作廢（另據南周朋友告之，2012年發生過4次報紙開印後停機銷事件）。

2013年南周新年特刊的製作過程，實屬當今內地新聞審查的活標本。這次風波中，《南方周末》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發布了新年特刊出刊過程，所列事實，班班可考，活畫出新聞審查之蠻橫粗暴。

我數次經歷南周特刊操作，知道特刊是《南周》知名品牌，為讀者關注，策劃過程十分艱辛，在動輒得咎的輿論環境下尤其不易。本次特刊在2012年12月初開始策劃，初步決定主題為「過河」。編輯部的方案報給總編輯黃燦後，一直沒有回音，直到中旬，黃燦提議，以「中國夢」為關鍵詞，明顯是要迎上所好。

《南方周末》如何連捱五刀

12月23日，編輯部拿出策劃文案，24日，黃燦將策劃案送省宣審查。這是新年特刊製作中的第一次事前審查，這種審查還將反覆多次，《南方周末》為此身捱五刀：

第一刀：多個選題被否。26日，傳來省宣第一次意見，意見似集中於「人物」。多篇人物報道被令撤除。

第二刀：新年獻詞兩度送審。《南周》的獻詞原稿題為「中國夢，憲政夢」，黃燦不滿意，修改，送審；奉命再改，再送審。31日的送審稿減至1000字，標題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

第三刀：大砍版面。31日晚，流程已到最後階段，黃燦傳達省宣意見，年度新聞事件盤點整個板塊被刪除。稍後又有指令，再有兩篇文章被撤。編輯不得不對花近兩小時重新調版。

第四刀：欲顛覆頭版。在編輯做版期間，黃燦用手機拍攝頭版版樣，發給省宣審查。2013年1月1日零點前後，黃燦突然轉達省宣最新意見：第一，頭版大禹治水圖格調偏暗，且易被外界做歪曲解讀，要求換成一張航母的圖片；第二，不能用「中國夢夢之難」這六個字作為特刊標題。聽到這種意見，編輯的情緒幾乎崩潰。預訂簽版定樣時間早已超過，大改幾無可能。最後經爭取，大圖保留，頭版標題改成「家國夢」。

第五刀：最蠻橫的一刀，發生在報紙編輯流程已結束後。1月1日凌晨3時，完工，特刊諸責任編輯集體署名簽版、常務副總編最後簽字出片，責任編輯們關閉手機休假。然而，天亮後，省委宣傳部卻召見總編副總編，責令改版，焦點是頭版和獻詞。省宣提出在封面大圖上增加一段導言，此事後來在網絡上被傳為系部長庹震親自撰寫。目前可知的情形是，導言由副部長口述、南周副總記錄、手機短信發回送審，省宣改定發回見報（這段發生低級錯誤的文字，究竟經誰審定，仍不詳）。另外，責令已定稿的獻詞第三度送審。審後的獻詞被刪幾十字、加入一百餘字。惟一一處「憲政」字樣被徹底消滅，加入的百餘字包括「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等十八大報告用語（何人所加，亦不詳）。1日晚，省宣再發指令，將封面標題改為「追夢」。在責任編輯、校對均休假不在班的情況下，南周總編、副總編二人只好親自到出版室操作，落實省宣審查意見。

閱讀本文的讀者中，相信有許多傳媒朋友。請問諸君，見過這樣的出報流程嗎？對內地的新聞控制，我不能說不熟悉，可是眼前的事實仍令我震驚！還有什麼不在巨細無遺的管控之下？策劃案、選題、題目、文稿、圖片……一切一切，都必須唯「萱萱」之命是從，而報紙的記者、編輯、總編，都淪為被驅使的家丁。《南周》的員工，常連續數日不眠不休，不是為了提高報紙水準，僅僅是為了應付審查官的折騰。這樣的折騰，一而再，再而三，經年累月，無休無止，一如噩夢。

《南方周末》是一件產品，一件商品，當然是特殊的商品；它是一家市場化運作的企業，當然，老闆是黨。可是，今天中國總算已有「現代企業制度」，試看今日之國企，還剩幾家，上級黨組織可以視管理層為無物，到企業指手畫腳，恣意妄為？中國計劃經濟的痼疾，那些最陳舊最醜陋的東西，如今竟頑強存活在宣傳管理系統中。

第一聲「不」

南周事件的最大意義是揭開了黑幕。在此之前的許多年裏，新聞審查變本加厲，事前審查肆意橫行，然而一切皆在黑箱之中。這些年，《南方周末》的忠實讀者發出愈來愈多的嘆息── 報紙批評和監督的鋒芒削弱了，許多重大事件的報道，南周缺席，版面上多了莫名其妙的官話套話。原南周記者李海鵬在微博寫道：「我02年到《南方周末》，09年離開，親眼見證它無一日不在嚴苛管制之下。一棵樹，今日斷其一枝，明日斷其一根……」讀者未必知道，正是那些事前審查的手，抹去了幾多真相，禁錮了幾多真言，掐滅了星星點點的思想火花。《南方周末》的員工們打落牙齒帶血吞，啞忍已久，這一次終於走到極限。

他們的訴求有限，只是廢除事前審查（出版前預審），要求編輯自主。 經此一役，宣傳部應有所忌憚，但任命聽話的總編、禁令、追懲，這些手段將延續。兌現憲法第35條，給人民言論出版自由，路還長。

然而畢竟開始了。體制內第一聲「不」喊出來了，規模空前的博弈發生了。相信領導人會明白，何為利，何為弊，誰是給他們減分添亂的惡吏，誰是新政正渴求的呼應者支持者。真的，請從善待媒體、善待百姓開始，政改，不能再拖延了。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南方周末》與新聞審查」

錢鋼（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前《南方周末》常務副主編）

陳雲: 從《香港城邦論》寫到《香港遺民論》

以華夏為國，以香港為家。去年出《香港城邦論》，今年出《香港遺民論》，明年寫《中華邦聯論》。不得不寫，是因為國破家亡。你當香港是個國際金融交易場，是個金錢showroom，是個水貨之城，當中國是國際大租界，攻城略地大家做買賣，得錢之後捲逃美國，你一切不上心，在中國在香港作異鄉之客，我是不激動的，清朝覆亡之後，中國無一日不是如此。但中國人、香港人那種處於被人瘋狂剝削與掠奪之中的無奈與苦痛，我是感受得到，必須做一點事，逆轉沉淪，起死回生。

可笑的中國

中國的大問題，是中國仍未是中國，既未曾以憲政分權，更未有文化立國。中國有國家體制，但無國格，更無國魂。開放改革之前，中國是脫離蘇維埃的共黨殖民統治機器，所謂黨國體制。上月講過，共產中國的建國理念，是共產黨的軍團意志（regimental spirit），來自紅軍革命時期的平等、儉樸與團結，然而這是普世的軍團精神與革命黨意志，是普世價值，並無華夏本土的文化特質。中共建國初期，承諾給平民的是庸俗的生活幸福感——來自暴力掠奪的物質佔有：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衝鋒式的產業衝動——抓革命，促生產。物質佔有與產業衝動，就是共產中國的建國目標。這令到中國成為可笑的國家，衝動、狂妄、幼稚。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是以文化建國的，故此它無國魂，不能國格獨立，只能東張西望，尋找盟友或勾結者，以前是輸出革命，追求國際主義或世界社會主義，現在是輸出工業品和資本，追求全球化交易、全球資本主義。共黨不以國族建國，故此中國墮落到今日，成了無家無國的利益掠奪者及被掠奪者的集合體。共黨統治六十年，無法發展出一套現代的國家核心價值，全國信守。中共健在，中國是美國霸主的砧上肉；中共滅亡，中國是美國霸主的階下囚。

中國救亡 始於香港

中國要救亡，要兩路並進，兩條腿走路：憲政立國與文化立國。兩者可分，然而總是扭結一起，分不開的：中國不能憲政立國，就是因為中國未曾文化立國。憲政講求命運共同體之建立，全民信守核心的國民道德與國家精神，以此化成憲法，而此現代國家式的道德與精神，必須是多元一體的，國民個體的人格獨立的，故此需要權力分隔——以三權分立及地方自治來運行。權力分立及地方自治而又彼此團結，需要的是源自歷史傳承的國族文化。

憲政立國與文化立國，兩條路的起點，都在九七之後的香港。香港在九七之後，憑中央與地方的立約——香港《基本法》，成為共產中國憲政的起步點。比起中國，有了《基本法》的香港，在實施雙普選之後，更像一個國家。只要將香港的普世價值變成結合華夏文化的本土價值，香港發展出自己一套全民信守的道德信念，以及發展出一套政府守持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香港就是一個國家，而中國卻什麼都不是！自由民主的英國，培養香港成為自治城邦，是順應二戰之後的國際趨勢，也是英國的國家榮譽；但中共被迫依照《基本法》扶立一個雙普選之後的香港，卻是闖出大禍！這是令中共憂心忡忡的事，也是中共千方百計要阻撓香港雙普選的根本原因——防止香港建國。香港建國並非由於龍獅旗，而是由於雙普選以及香港核心價值的靈魂尋找（soul searching）與自我肯定（self assertion）。這是實實在在進行着的建國運動。

中共目前的解套方法，是阻撓雙普選，並向香港輸出資本和人口，操縱本土經濟及議會選舉，在香港行使惡性的殖民統治，在香港掀起劣質的族群鬥爭。然而歷史進程是阻擋不了的：中共的阻撓與干擾，恰恰就促進了香港的建國運動，而且將它推向非理性的、無可逆轉的叛離方向去。馬克思的辯證法，共產黨現在幾乎無人識得。

The Unfinished 「Hong Kong Project」

《香港城邦論》是以城邦的過渡狀態，調和香港人建國運動的衝創意志（尼采的Wille zur Macht），導正民粹，使香港城邦成為華夏建國的先聲。故此，《香港城邦論》是與《中華邦聯論》並立的，香港啟動雙普選的時候，華夏四地（中國本土、台灣、香港與澳門），要準備結成邦聯，啟動點是兩岸和談，中華民國的國體歸還予大陸，所謂大政奉還中華民國。

中華邦聯的構想來自周朝的天下觀念，是救治秦始皇統一六國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秦制）的弊端，也是用現代邦聯體制來統領滿蒙帝國（清朝）留下的幅員廣大而民情繁雜的領土。

香港過去由英國代理文化主體，英殖民政府以英帝國的貴族榮譽原則（honour principle）統治香港，此地的價值觀來自王朝中國的遺民文化，也來自英國領主的現代價值，兩者由英殖民政府隱密調和。殖民地統治香港一百七十年，有其建樹，更有其缺陷。英國撤出之後，缺陷顯現，香港潰散：

一、理性方面，是工具理性重於價值理性。重商主義大於自由主義，香港只有寄生與霸主的資產階級，並無自由意志的資產階級執政黨；

　二、信念方面，是文化本位缺失，利益本位不存。國際金融城市成為大陸官僚資本及國際財閥的掠奪場，香港人利益無從立足。

《香港城邦論》是劃定香港城邦與華夏立國的格局，《香港遺民論》是討論香港族群文化與本土利益，是完成未了的香港計劃，是用華夏的遺民文化，統攝英國留下的現代價值，建立準華夏的現代城邦（a proto-Chinese modern city-state），是給中國一個示範，還歷史一個奇蹟。

安裕周記：大勇

伊能靜在微博上自道「二二八」家庭身世到整篇文章悍然遭刪，成為《南方周末》事件裏另一令人關注的發展。此前以為伊能靜姓「伊」、對演藝新聞完全沒有興趣的都被這個弱女的勇敢所感動——當她在台灣的事業已經一點一點地失去，轉而到對岸另謀生計如俗語所說「搵啖飯食」為勢所迫時候，卻甘冒可能一夜之間失去一切的風險，她站了出來。

在中共黨官來說，不要以樸素的階級感情代替黨的政策，於是伊能靜和李冰冰的俠氣在強大的國家機器之下壓成虀粉。中共近一世紀的成長過程的經驗總結，槍桿子和筆桿子這兩桿子一定要管。這在中共史料裏記載得十分清楚，前者是「黨指揮槍」，後者是「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這是踏入者必死的雷區，然而竟還有人前仆後繼朝這個方向走去，那是生活在早已逆來順受的香港社會無法尋得的大勇。

中共在蛻變的過程裏有一些是無法蛻去的，包括對新聞的掌控。中共以造反起家，必然明白不能掌控傳媒的政治上被動，當然更明白掌控傳媒的政治上主動。這裏頭有一分水嶺，是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為界，此前是通過新聞事業而造反，此後是通過新聞事業而控制。也許是基因的緣故，但凡自稱「中國人」的都有這種難以根治的怪病。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已有新聞檢查，這才有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一九四一年葉挺事件後被新聞檢查人員抽去新聞開天窗，周恩來執起毛筆寫下「千古奇冤」以作抗議。不過，相比今天那名廣東宣傳部大員硬要加插內容還要搞出大禹晚生二千年的笑話，一九四九年前的國民黨總算是留有餘地了。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海峽兩岸雖是同室操戈，但兄弟同科也同時發生。中共的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言必老馬的結果是質問「這個新聞是否對國家有利、抑或對革命有利」，毫無疑問得到的最終結果是只能刊登有利革命的新聞，中間摻雜假大空也更不必說了。中共通過這種手段控制社會，對岸的國民黨也有類似做法，報紙只有那幾份，主要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老闆余紀忠和王惕吾俱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今天以中共官階來說已是政治局委員。這種政治氛圍下的報紙內容可思過半，在近壟斷的巿場，幾張報紙幾乎都是獨巿生意。國民黨在大陸敗退後，揣摩出若不控制傳媒後患無窮，但死了傳媒也很難向美國交代，於是想出限制每份報紙出紙張數這招屎棋，每份報紙只有那幾大張，到後來要把廣告縮影後才印行，那時台灣報業的奇景是要用放大鏡看廣告上的蠅頭小字。

國共一家齊審查

中共與國民黨同出一家，都是列寧式政黨，講究的是服從上級，今天颳東風就寫東風，明天吹西風就報西風，說到底都是為黨工作，黨要你站着死你不敢坐着死。可是當台灣兩蔣去世報禁開放，情況出現變化，差距愈拉愈開，台灣大步朝更自由開放的會拔腿而去，中共則留守着一片孤城，成為連緬甸都能勝過它的世界最弱。我一直期待在海外替中共敲邊鼓的分析員或學者就中共打壓傳媒評說一下，這樣做絕對不是想讓這些人出醜，而是有興趣想知道，生活在言論自由的外邊世界能替竹幕裏的新聞檢查說哪些好話。可惜的是，這些文章一篇不見，是因為無法在《南方周末》和《新京報》裏找到「港英餘孽」或「英美勢力」，抑或連一句幫忙的話都無法宣之於口的欲語無言，底蘊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有一樣可以肯定，就像前些年毒奶粉趙連海事件一樣，北京不說，他們不敢說，北京一開口，這些人搶着說「中共變得更開明」。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之後，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要「把狠批四人幫進行到底」，絕口不提文革十年天天敲鑼打鼓說要「把毛主席領導的革命進行到底」，二十一世紀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其實沒多大差別。

氣餒？這就是《南方周末》和《新京報》在事件裏得道多助，人們還覺得中國有救的原因，那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敢於冒險犯難，是對中共這幾十年間的政令的反發。這次《南方周末》事件引發出的廣泛反彈，說明一樣：在經濟改革高速增長三十年後，在中共一再說要反貪反腐說了十幾年的今天，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要為自己爭取頭上的一片天。這次事件在香港聽起來覺得匪夷所思的是，追求憲政上的中國何以會觸動中共的神經。把那篇原本的文章翻來覆去，連對中共有正面期待的文字也被認為犯禁，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得虛弱得可以。

這就回到中共如何對待新聞行業這個根本命題。中共通過黨組織中宣部管治傳媒，而不是由政府機關部門負責，這把新聞媒體置於黨的政策而不是政府政令之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一批年輕香港的大學生和新聞工作者，極為關心《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提倡設立《新聞法》，甚至有人想自告奮勇上京向胡先生提意見。最終《新聞法》至今依然星沉影寂，一點風聲都沒有。四分一世紀之後回望，當年的年輕人太過天真，看不到中共當權後的本質與一九四九年前的天各一方，已然背叛了原來的階級。

四十年代辦《華商報》寸土必爭

事情來到事物的本質。中國大陸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裏幾乎開放所有產業，唯獨新聞出版這一塊抓得極死，全無民營參與。這正反映傳媒在中共眼中的敏感性，是「一步都不會讓」的寸土必爭。中共心知肚明，一張報紙可以帶來什麼樣的巨大效應，四十年代初，中共派出廖承志及范長江在香港創立《華商報》，在這塊英國殖民地享受過一段不受國民黨打壓的相對自由空間。通過這份報紙，中共組織滯港的大陸文化人士反蔣統一陣線，以喬冠華撰寫的國際評論向西方世界釋出中共的觀點取態。這份報紙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度停刊，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前夕在港復刊，主力宣揚中共理念以及反國民黨，在外圍輿論起着極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後，國共把香港視為必爭之地，官媒半官媒見縫插針，竟促成香港不世的左右共治言論空間。

悲嵌字暗撐如月餅起義字條

一份報紙關係到一個政權的興替，中共的緊盯可以想像，儘管如此，大陸上的新聞工作者依然各出方法在有限空間掙脫枷鎖。當《南方周末》事件發生後，內地一些媒體以各式隱喻表達對《南方周末》的支持，必須承認，享受慣香港那套新聞自由，會不慣於這種把「南方周末挺住」六字，以舊式謎語體的升冠格嵌在六個句子的第一個字，串連出對這份廣東周報的隱性支援。說實在，不習慣是必然的，當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卻還要用封建年間的文字隱喻，不免令人有「今夕是何年」的哀嘆。這和元朝年間漢人把字條塞在月餅裏號召起事有何不同，都是為了逃避官差掃蕩而做，然而這七百年前的舊事卻在今天中國「盛世」出現，豈不悲哉。

也就是因著如此政治背景，我們對《南方周末》、《新京報》諸君的勇氣，以及在廣州街頭拿着小紙片或一束鮮花的民眾更多敬佩。在一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民眾有表達意見自由卻會隨時惹上「尋釁滋事」罪的地方，沒有捨身的大勇是無法臻此。我們龜縮在香港這片小地方，面對逐漸失去的自由卻亂抓藉口為自己的無動於中開脫；在閱讀內地傳媒人敢於爭取的當下，在李冰冰如此演藝大明星的勇於發聲，在像伊能靜靠大陸開飯的台灣藝人在微博再三上傳抗議文字的日子，香港人，唔該你醒一醒。

江麗芬：五十年後知咩事？

「你以為這裏是香港嗎？五十年後你們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我話你聽！」

廣州《南方周末》新年獻詞遭刪改事件，這個星期演變成爭取言論自由的戰場。聲援《南方周末》的人說要有言論自由，而反對的人就在罵報社是「漢奸走狗」，還罵從香港前來採訪的媒體，教訓大家：五十年後香港人「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但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罵的人雖然架勢十足，卻沒有說清楚；然而，從他後來再架勢地說：這是共產黨的地方，容不得大家來亂搞，由此路進，大抵他的意思就是在中國地方，休想可以自把自為、隨意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來「亂搞」一通。

不知道這位仁兄的說話能代表多少人，或有多少預測指標意義；但同時從電視畫面看到，有撐《南方周末》的市民在說：香港人可以擁有言論自由，為何他們說一兩句說話卻要被拉被鎖，成為問題來？

一 位從香港移居上海的朋友說：論生活質素，上海實在勝過香港，至少居住的地方較香港寬敞和舒適得多，可是不同的是，香港還有資訊流通與言論自由，讓這位在香 港長大、受教育的人，在上海長駐，總覺得生活上總欠缺了一點點，而這一點點，正就是香港的優勢，也是香港人更應該珍惜、保護以至爭取之處。

脆弱的自由

香港確實較內地人享有較寬的言論自由，可是這並非唾手可得的權利，更不是牢不可破、不會隨時失去的自由。

就以香港電台的新聞為例，從他們歷史可見，過往港台新聞部是由政府新聞處提供新聞稿件，隨後在一步一步爭取下才到了現在可以自由採訪，擺脫喉舌角色。立法會會議以至政府的一些委員會由閉門走向開放，當中也走過很多步。

同樣，香港過往多年來都只有保密的法例，《官方保密法》沿用多年以控制政府消息不會外洩，政府卻一直沒有公開資料的承諾；直至1995年，末代港督彭定康為了要顯示政府是公開、透明，才訂立《公開資料守則》，授權各個政府部門向市民披露政府管有的資料。

可是，若果說香港已進化到達完善的地步，卻又不然。傳媒面對審查的壓力可不小。而《公開資料守則》也不過是一個服務承諾，並非法定的要求，而政府更沒有任何《檔案法》，更沒有必要一定要把政府內部的重要文件保存。

上 周五，申訴專員便公布會主動調查並研究現行的公開資料制度及政府檔案管理制度，看香港是否有需要參考外國訂立《資訊自由法》及《檔案法》。申訴專員公署認 為，《公開資料守則》訂立十八年未作任何修訂，但期間至少有88個國家和地區已制定資訊自由法，保障公眾索取資料的權利。

另一方面，申訴專員公署亦指現時的檔案管理制度不嚴謹，遺失政府檔案像沒有責任一樣，所以決定主動調查並研究是否需要參考外國訂立法例。申訴專員公署的決定，即時獲得多個泛民主派以至人權組織歡迎。

可是，究竟申訴專員公署的積極，又能否帶來改變？恐怕也不易。

申訴專員早在2010年、即差不多三年前，其實也作出了類似的調查，結論是政府上至行政長官辦公至、下至各級部門皆對《公開資料守則》一知半解，甚至抱着少做少麻煩的原則拒絕公開資料。三年下來，申訴專員如今要再發炮，政府有多願意公開資料、增加透明度，可想而見。

政府欠勇氣

同樣，政府對於檔案的保存，一直都顯得甚為抗拒，雖然有前法官、社會人士以至前檔案處長四出奔走，卻仍然未見有寸進。要引入檔案法例，好好保存資料，雖然可 以讓歷史真相較準確地呈現，但多少還需要有點道德勇氣，讓政府願意保留資料的同時，更須在若干年後公諸於世。可惜，特區政府一直未見到能夠拿出這勇氣來 嗎？

《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說明「人人有主張及發表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括保持主張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經由任何方法不分國界以尋求、接收並傳播消息意見之自由。」可見，言論自由與資訊接受是息息相關。可惜，政府對於資料公開的態度，卻一直不以為然。

這 一種態度，其實跟政府的管治態度有關。若政府願意對外開放，認為公眾監察有助而並非有礙政府施政，相信也不會抗拒相關立法。所以，若期望申訴專員主動調查 後，即使提出要訂立《資訊自由法》及《檔案法》的建議，恐怕也一如三年前申訴專員作出的呼籲一樣，建議同樣是束之高閣。

而這個星期，公眾討論得更多的還有《公司條例》查冊修訂安排，讓傳媒較難查到各公司背後的真正老闆，此舉更恐怕是進一步收緊資訊自由。

再看，特首梁振英上周六向獲他邀請到禮賓府招待的「梁粉」說，希望他們可以幫忙多多發聲支持，可以想見他對於輿論的不滿。

所以，香港雖還擁有言論自由，讓內地一些人欣羡之時，可要記着，這自由也是脆弱，還需要大家去維護，否則五十年後的香港，大家就更加「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青華：那天，我在廣州大道中撐南周

編按：廣東《南方周末》（下稱「南周」）新年特刊事件，在內地引起爭議，並連續發生群體事件，聲援《南周》的人士，紛紛帶同標語，要求「言論自由」，接着發生《新京報》員工為社評轉載而痛哭的事件。內地有不少傳媒人在網上聲援，也有傳媒人走在街抗議，本文的作者青華是其中一人。青華為我們記錄廣州實，並探討群情從何而來。

在聽說南周事件的第一時間，我就確定，這會是中國新聞史上的一件大事。沒有多想，來到了廣州，富於傳奇色彩的廣州大道中289號路旁。

最初的對峙局勢表明，這可能是一場慘烈的戰爭：若《南周》贏，全國的報紙都有先例可仿效，則宣傳部失去控制力；因此宣傳部門不會讓《南周》贏，必得以霹靂手段向其施壓。這可能意味着各種形式的犧牲。前去採訪的同行們，心中都暗暗為《南周》加油。

但幾天的採訪結束後，最讓我難以忘懷的，並非網上的幾封要求庹震下台的公開信，亦非南周編輯部的事件調查說明，而是公民──站在南方大院外聲援《南周》的公民。

「大家好，我叫葉澄江，我是中國公民！」一月八日，在聲援人數最多的一天，這位公民演說家往人行道邊的低矮圍牆上一站，那片紅磚鋪成的小路就成為一座廣場。那一瞬間我有點自我煽情地覺得，像是回到古希臘時代，公民站起來了！

廣州的公民廣場

有時候，你說不清究竟是一份報紙感染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培育了一群公民，還是一群公民拯救了一份報紙。在廣州這個中國公民社會發展最先進的城市，公民的勇氣令我敬重。

還有那些有夢的年輕人。當所有鏡頭、閃光燈、話筒與錄音筆都把言說的空間交付給大院外的這群人，在南方報業不遠處的一座天橋上，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手裏舉着聲援《南周》的牌子，孤獨地站立了一整天。

這是個怪人，從小就不服從，高中換了七所學校，大學考上又退學，所有的不服從都源於自己認為學校千篇一律教無用的知識。他也曾是一名媒體人，受不了自己服務的電視台天天說假話，憤而辭職，在廣西包下一塊地，拜了幾個耙子，種菜，唱歌，天高皇帝遠。

「我今天凌晨三點就到了，特地從廣西趕來」，夜色中，他這樣告訴我，「我出生於一九八四年，和《南方周末》同歲」。

大院外的小空地成為一個辯論場，一邊是「毛左」要求堅持打擊漢奸媒體，一邊是《南周》支持者要求新聞自由。有一天，我遇到了著有Nothing To Envy的記者Barbara Demick。她問我，為什麼警察對「毛左」的態度更強硬，我想起了另一幅畫面：當一位支援《南周》的市民高舉標語進行演講時，出於職責要求，警察上前，問這位市民：「你要講多久？」演講者回答：「十分鐘。」警察說：「好，就十分鐘。」在我採訪過的所有群體事件、敏感公泷議題中，還是頭一次見到如此斯文的警察。我想，這就叫人心向背吧。

並不是每一位來支援《南周》的人都喜歡《南周》，這是我在採訪中最欣慰的收穫。夠包容才談得上文明。站在大院外的一位先生見我手持錄音筆，特意走來告訴我，囑咐我一定要寫出他的話：「我是來聲援《南方周末》的，為了捍衛他們的新聞自由，但是，有兩個問題希望他們回答，第一，韓寒到底有沒有代筆；第二，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站在外面，他們沒有一個人出來回應我們一句。」

「我們沒辦法先走出來」

其實，不光是外面的聲援者期待《南周》同仁出面，我知道，就在幾封公開信被拋出來的那天，南方大院裏的一些同仁，甚至已經在琢磨上街的事了。最後讓大家放棄的，也是同一個問題：《南周》的人自己不出來，我們沒辦法先走出來。在一個媒體人討論組裏，有人問，《南周》同仁為何不與朋友們一起分享智慧，說不定大家有更好的主意。當然，我相信他們會有自己的考慮。面對強權，永遠要格外留心。

在大院外，我見到了幾位舊友，有些是現職的南方報業員工，有些是因為各種原因離任的前南方人。其中一位已經離開南方的對我說，《南周》有難，他特意趕回來，盡能盡的一分力吧。把他趕出大院的人，是宣傳部。我們在網上看到的「告天下書」，那封有些悲情但壯懷激烈的公開信，起草者也是前南方報業人。

看着這些「前南方人」，我開始明白為何《南周》會得到如此龐大的輿論與民意支援。它像一棵深深紮根在泥土裏的大樹，這麼多年來，枝芽遍佈中國媒體：在南方報業外，《新京報》、《瀟湘晨報》、《雲南資訊報》、《時代周報》、新浪、騰訊、網易、中央電視台……數不清的報紙與網路都有「前南方人」的身影。他們的血脈裏奔騰着同樣的價值與理想。夢想的種子早已落地，再次生根發芽。

「想改變這個龐大的體制」？

本周二，為了寫文章，我回顧了一些老報紙。在看到一九九九年《南周》新年第一期的頭版時，眼淚一下子就忍不住了，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但彼時，那股力量是彼此守望的溫暖；今日，卻像是青春將盡時的無奈感。「想改變這個龐大的體制，與它周旋，是件很殘忍的事，它會耗盡你的春春的」，一個南方報業的時評人曾這樣對我說。我想，更可悲的是，有一天，青春不再，體制卻仍強壯着。

可是中宣部不相信眼淚。在即將完稿的本周三凌晨，北京又傳噩耗：北京市委宣傳部官員深夜駕臨《新京報》，強迫該報轉載環球時報評論文章〈南方周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據該報員工微博，新京報社長戴自更以辭職相抵抗。無奈北京宣傳部以關閉報社相要脅，考慮到員工的生存問題，《新京報》被迫妥協。

《人民日報》的抗爭

發生在北京這一夜的鬥爭，儘管短暫，卻將報人精神揮灑無餘。許多員工都在微博上說，寧願辭職也不願玷污本報清名。與社長的氣節遙相呼應。

其實，慘烈的抗爭還有很多。二十四年前，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有良知的編輯記者就曾經抗爭過。臭名昭著的「4．26社論」一出，引起民意強烈反彈，遊行就此開始。《人民日報》的新聞人們，當年也曾高舉標語走上街頭，白底紅字寫着「旗幟鮮明反對4．26社論」。過後，中宣部點名開除了許多上街的編輯記者。一位當年在《人民日報》工作過的老先生曾對我說，負責刊發此文的領導當時在國外，回國後報社所有編輯記者衝到他面前，氣勢洶洶地質問他，如此喪盡天良的社論，怎麼能扣到報社的頭上！

與當年相比，今天《南周》的抗爭還不至於那麼激烈，因此，當事態塵埃落定後，也不必過度自我美化或悲情。我更欣賞《新京報》的報格、戴自更社長的人格，無論在多艱難的時局中，強大的報人，應像他微博上轉載的《新京報》元旦社論說到的那樣，「做一個幸福的人，敬畏理想，相信未來」。

當然，在《南周》內部發生過怎樣的討論，我們還沒有看到全貌。當一群寫新聞的人，為了更多的新聞自由而成為新聞的主角，舞台就儀態萬千起來。《南方周末》的編委會成員、採編團隊表示，在事態塵埃落定這前，不會接受媒體採訪。也許有一天，在那些不眠不休的夜裏發生過的爭執、流過的淚水，會被這些新聞人用親歷的方式講述下來。

儘管這一次，他們並沒有結束歷史，卻敲下了高牆上的一塊磚。我還是心甘情願地，把這些獨家新聞留給這群人親自來書寫。會是一個好故事的，我相信。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敬畏理想，相信未來」）

董橋: 隨庵瑣憶

舊 院落舊人物舊故事，隨庵老早不在了，台北師範大學那邊那條小巷子也變遷了，畢竟過了五十多年。沈茵找出一張黑白老照片，隨庵院子裏的留影，每張臉都很小， 小得像新五號鉛字：隨庵主人南溪先生和師母站在中間，一邊是沈茵和她舅舅，一邊是老穆和我。

春節了，大門兩邊掛春聯，師母種的兩盆桃花開得燦爛。天冷，南 溪先生穿着棉袍胖了一大圈。沈茵說照片是師母給的，夾在相簿裏夾成古董。南溪先生那時候六十多，清癯溫文，長年微笑，兩道濃眉黑裏透出不少銀白，鼻子高， 嘴唇薄，一席話老花眼鏡脫了又戴，戴了又脫，一派民初文人的帥氣。是沈茵舅舅的好朋友，愛藏書，愛藏硯，愛藏溥心畬的字和畫，溥先生的作品掛了好幾幅，經常換，箱子裏多極了。

大二暑假沈茵帶我去隨庵，南溪先生說我相貌身型跟他年輕的時候相似，前世都是廟裏挑水掃地的小和尚，囑我有空常去聊聊天。那年寒假他 南下嘉義看朋友還繞來台南探望我，住了三四天小客棧，天天和我吃館子逛古寺。南溪先生熟悉歷代文人畫，文人字，說他一生偏愛詞人墨卿筆下那份清氣：「一竿 瀟灑，得我真情，幾枝清翠，去人俗念！」

有一回隨庵客廳掛起文與可一幅墨竹，先生說宋代墨梅墨竹是獨立畫科了，整整斜斜不專於形似而獨得於象外，蘇東坡揚 補之趙孟堅鄭思肖畫梅畫竹畫蘭總是流露意趣性靈，審美尺度跟工整艷麗的花鳥畫大不一樣了。文與可是文同，宋代名家，字畫都精，草書寫了十年不得用筆之法， 路上看見鬭蛇恍然悟道。善山水，善樹石，善人物，善花卉，善翎毛。蘇東坡說文與可的畫「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文而醜，是為三益之友」。隨庵那幅墨竹是南 溪先生江浙老家舊藏，一九四八年妹妹帶去香港，一九六三年托人帶到台北給哥哥保存：「東坡論文同畫竹是『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你看看這幾竿竹 子像不像詩？像不像字？」先生問我，也在教我。

隨庵是日本式老平房，不大，很舊，前院兩株金桂長不高，花季桂花也不盛。盆栽很多，玫瑰牡丹夏天秋天開得熱 鬧，師母親手種的。後園養了許多瓜菜，豆棚歪歪斜斜，蕭索的柳樹下圍了半圈黃泥種韮菜，種蕃茄，師母說南溪先生愛吃韮菜，吃蕃茄炒雞蛋。客廳也小，很明 淨，樊增祥寫的「隨庵」齋匾亦歐亦顏，重拙峻厚，說是戰後冷攤上巧遇買了做自家堂號。南溪先生藏硯幾十枚，都藏在書房玻璃櫥櫃裏，書桌邊粉牆上掛金冬心寫 的「硯田」兩字，漆書，豎寫，不大，沈茵舅舅送的，古拙得很也漂亮得很。還有一幅金農畫的墨梅扇片過年才拿出來掛，楠木鏡框，精緻極了。前輩讀書多，學問 大，都風雅，都會玩，高攀他們一角衣襬細心領教不難學會一層皮毛。

那些年拜訪隨庵儘管不算頻密，一壺茶一頓飯的親炙我已然受益不淺。南溪先生常常慨嘆國破 家散，寄身海隅，吟風弄月談不上，撿幾片落葉挑幾塊斷瓦消磨幾個靜夜算是福份。台北殘舊，百廢待興，人人刻苦耐勞，生活樸實極了，一碗陽春麵一個滷蛋南溪 先生和老穆和我可以走一天路逛幾十家古玩店舊書坊。老清朝的線裝書老民國的舊雜誌多極了。南溪先生相熟的字畫舖好字好畫慢慢看，慢慢學。有一回，高高一叠 扇片斗方堆裏南溪先生撿到溥心畬一張工筆設色仕女圖，蠅頭工楷抄錄了四首七絕，才八行信箋那麼小，俏到天上去了。先生一臉春光，老闆陪他高興，說是溥先生 的絕品，找了好幾天找不到，原來夾在小名家這堆小品中：「怠慢，怠慢！」南溪先生塞了幾張十元新台幣給他，匆匆把畫收進布袋告辭了。舊王孫這樣小的小畫小 字隨庵紅皮描金箱子裏藏了不少。杖頭小手卷也好幾件。還有小冊頁。山水中堂十來幅，說是溥心畬大畫不必多要，應酬筆墨多。北平恭王府時期一些工筆設色雜卉 反而稀世，真逸品。書法大的小的都矜貴，寒玉堂對聯宣紙寫的那些小對聯大半神妙，可以收，是溥先生的絕品。沈茵舅舅經手的小對聯聽說好的都讓南溪先生先挑 走。我和老穆是窮學生，半張都買不起，南溪先生囑咐我們讀的書倒是全讀了。他說中國這些老學問老情趣抽空親近一下也就夠了，時代翻新了：「你們學好外國語 文開拓知識視野最是緊要，多了謀生的本錢。老中國積弱多年，不僅洋務要辦好，西洋典章制度道德操守都要借鑑，都要在意，記住了！」

南溪先生常說溥心畬留學 德國，滿腹經綸，無奈從來甘為前清遺老，信仰理念多有局限。他說溥先生婚姻生活不暢快，心情多了幾層鬱悶，天天盤膝作畫寫字，人生悲歡離合都化為筆底風 雨，不然日子過得更難堪：「仰瞻屋漏痕，連雨垣將撲；卑濕移釜甑，朝菌已生餗。不如陶令宅，猶得伴松菊，寒玉堂詩集中感遇九首正是這樣的感慨。」南溪先生 說他沉迷溥心畬字畫迷的是溥先生新中有古、流中有源的氣韻。溥先生對學生江兆申說：「書畫都有時代風氣，要打破這種時代的束縛很難；書家中祇有一個趙孟 頫，他的小行書直可超過兩宋，直入晉唐。畫家中祇有一個唐伯虎，他的畫可以超元入宋。」一九六四我畢業那年南溪先生覓得溥先生寫的擘窠大字，土紅灑金紙上 一個「福」字，說溥先生這樣大的字少見，叫榜書，古名署書，又名牓書，宮闕門額上的大字，後來招牌書法也叫榜書。我聽江兆申先生說溥先生教他寫詩，說五言 詩要沖澹，七言詩要雄蕩，古人所以說「五言汎汎如水上之鳧，七言昂昂若千里之駒」。

教江先生寫字溥先生說榜書要「緊」，小楷要「鬆」。隨庵這幅大字「緊」 得我至今不忘。離開台灣我在南洋住了快一年，靜叔牽線讓我買到幾幅溥先生的字，拍了照片寄給南溪先生看，先生說南天還能找到這樣好的溥心畬，緣份真深。來 了香港生活漸漸穩妥，我陸續收進溥先生一些小畫，工筆仕女寫意倩影都是冊頁那麼小的小品。還有秋園雜卉，淡彩花草，工麗驚人。幾十年轉眼流逝，南溪先生起 初兩三個月還通一次信，慢慢疏闊了。沈茵說兩老年邁多病，旅居澳大利亞的千金回台灣帶他們過去長住，隨庵藏品大件的沈茵舅舅高價收購，小件的南溪先生捨不 得，都帶走了，說是留給女兒賞玩。遷澳沒幾年老先生辭世。再過一兩年師母也走了。

溥心畬字畫我賣掉了一些還珍存了一些，年事漸高，戒之在得，看得上眼的書 法繪畫儘管不少，價格已然陌生得要命，佔有慾念冷了一大截。偶爾碰見一兩張精緻的小品還是動心。友人鍾志森畫廊裏一幅于非闇玉蘭花又小又精，我喜歡，他不 賣。溥心畬這幅絹本羽扇仕女一見傾心，很想要，他割愛了。早年隨庵客廳掛過一幅跟這幅很像，依稀記得也是壬午一九四二前後的作品：「碧天時見片雲行，梧葉 風來露氣清。夜半空庭涼如水，月華團扇不分明」。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四十四歲到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十二歲，溥先生都住在北平西郊宛平縣馬鞍山戒壇寺 別莊。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五十三歲遊居杭州。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五十四歲定居台灣。十四年後，一代才人六十八歲遊歸道山。溥心畬也是舊院落裏的舊人 物，轉眼都和南溪先生一樣不在了。追念前塵，恍如隔世，不無欷歔：「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覺韶華換」，宋詞。

古德明: 上樓梯、少見面

問：英文歌"White Horse"有You'll... lead her up the stairwell（你會帶她走上樓梯）這一句。Stairwell和stairs、staircase、stairway等有什麼分別？要說「你會抱着她走上樓梯」英文怎麼說？

答：Staircase和stairway同義，指整條樓梯，包括扶手欄杆；stairwell直譯是「樓梯井」，指整條樓梯所佔的井形空間；a stair是「一級樓梯」，stairs則是其複數形式。「帶她走上樓梯」一般會說to lead her up the stairs，說to lead her up the staircase / stairway也可以，to lead her up the stairwell則最為少說。歌詞用stairwell，只是因為stairwell和上一句最後一字tale尾音較為諧協。

至於「你會抱着她走上樓梯」，英文可以說You will carry her in your arms up the stairs，其中in your arms三字不用也可以。

問：As time went by we saw less and less of each other（日子漸漸過去，我們越來越少見面）這一句，less and less之後為什麼用of？句子為什麼不寫作As time went by we saw each other less and less？

答：We saw less and less of each other的less是名詞，所以其後可以用of，謹再舉一例：Less of the wine was left than I had expected（剩下的酒，比我預期的少）。

We saw each other less and less同樣是正確說法，但less是副詞（adverb），修飾動詞saw，謹再舉一例：You should drink less（你應少喝點酒）。

蕭海燕﹕《孤星淚》與香港啟蒙

「新紀元」（2012年12月22日）清早，首先給小孩子兌現看音樂劇電影Les Misérables 優先場的承諾。此部改編自在倫敦連續上演16年仍氣勢磅讛的音樂劇《孤星淚》之作，更掌握法國文豪雨果1862年的同名原著（原譯《悲慘世界》）之神髓。2003年歐美金融經濟大繁榮，無懼恐怖主義與戰爭陰霾，浪漫幽默的Love Actually在聖誕檔期風行世界，但2012年，世界目睹美國經濟在「華爾街神話」一夜爆破後多年未能復蘇；歐洲飽受歐債危機打擊數年，部分國家瀕臨破產，高失業引發青年騷亂老人自殺，知名大學學生賣淫交學費……第一世界如是，第三世界生活將如何？今個聖誕，這部澳洲班底英國製作的新「悲慘世界」自更觸動世人。

香港正慢慢從「中世紀」重新擧蒙

電影贏得香港觀眾普遍好評是有些意外的：一直在港隱於市隱於朝的朋友說，三數年前即使香港的社會經濟問題已很顯著，但若在聖誕假期向朋輩提及音樂劇——還關於「悲慘」——必被扣上「裝高檔」、「崇洋」、「負能」、「太悲」等「階級／社會不正確」的帽子。可是一部鼓勵法蘭西以及世人以愛、堅持和希望，克服連番革命失敗、戰火、飢餓、貧病和工業化初的殘酷剝削等，何「負」之有呢？固然那是我們推崇反智、抗拒文字、人云亦云和退化性兩極思維的結果，但經歷去年衝擊，相信香港社會正慢慢從「中世紀」重新擧蒙。

回歸歐洲歷史和社會，雨果其實寫什揦？首先，關於1832年的巴黎起義，香港中學歷史課本只有一句，然後就是講德國意大利統一時提及的1848年歐洲革命潮，一如中史書講辛亥革命後的「二次革命」般輕描淡寫。留學時，英國教授和同學在我們看《孤星淚》前總提醒，在倫敦看關於法國歷史（尤是法國大革命）要注意是否公允：音樂劇非常忠於原著（否則每周末不會絡繹不絕有法國遊客來捧場），但開始了解英國本身自「光榮革命」後因採取漸進式議會憲政改革模式，保留了君主制，對法國大革命的急風暴雨、政治激情和血腥革命模式，甚至將法國皇室送上斷頭台非常恐懼。

歷史之弔詭

歷史之弔詭是，英國在大革命前常對法國發放印刷品，以宣傳路易十六驕奢淫逸（包括瑪利皇后沒說過的「沒粗麵包不如吃牛油蛋包（brioche）」 ），到革命推翻王朝甚至演變成濫殺貴族和清黨的「白色恐怖」，倫敦始睡不安寧。可倫敦本為自身利益的憂慮，卻又非無客觀人文道理：法國大革命像大爆炸般動搖了歐洲諸國王朝，迫使歐洲進入現代和民主化，但對法國人生活及《人權宣言》及共和理想，卻如《孤星淚》反映：白色恐怖後是拿破侖戰爭，戰敗（1815）後帝制又復辟，人民繼續飢餓貧病（當年爆發過霍亂）。但雨果花上40年寫小說，時間讓他看到幾代法國人沒放棄過對共和及自由、平等、博愛的爭取。小說初段寫的很悲慘，但結局卻充滿希望。

其二，我們看電影充滿愛、救贖、永生等基督教色彩，但為何天主教會將小說列入「禁書」目錄至1959年呢？雨果從沒放棄過信仰，但他卻經常狠批法國天主教會及神職人員（clergy）在法國大革命中一直忘記信仰的精神，不顧人民普遍窮苦，卻跟貴族在國民議會、稅收俸祿等階級利益上站在投票統一陣線，結果才導致這幾十年的血腥革命過程。宗教組織（institution）出賣了信仰（essence）。

其三，雨果對執法者與法律亦同樣精密分辨：對偏執警察Javert窮追猛打因偷麵包而被判及加刑至19年的逃犯Jean Valjean，雨果（甚至Jean本身）都沒「港式忠奸審判」，Jean明言警察忠於職守沒錯，問題在於當時根本未共和民主，法律仍是專制時代之保護貴族的惡法。Javert最終因良心放過善良逃犯，竟要自殺交代因為他根本未思想解放，仍困在革命前君權神授、王法等於神聖法則（divine law）觀念中。

「紅白藍」革命理想

雨果在說，群眾可（有權及能夠）一夜推翻封建專制，但革命失敗因為革命者、廣大人民及政府上下，當時都未受普及擧蒙和了解自由民主、共和契約等精神，當革命理想只在少數巴黎知識分子中火熱，結果只是不同人一次次奪權和復辟，繼而是經濟層面的剝削，直至19世紀中開始，將國內悲慘轉移到殖民地分擔，於是本土看來慢慢人道起來了。雨果耗上40年磨此劍，無仇無審判，為的是以文學方式推動法國社會擧蒙，唯有人人明白自由、平等、博愛之可貴，才可真正和持續地完成「紅白藍」革命理想。

明報社評: 中日對峙急速升溫 局勢滑向戰爭邊緣

中國與日本就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的爭端，由公務船對峙發展至軍機對峙，事態迅速升溫，由於軍機對軍機，事態的可能發展已經較難估計，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若軍機對峙持續，擦槍走火的風險大增；另外，安倍晉三在發生軍機對峙情況之後，不但未為事態降溫，反而對華擺出更強硬姿態，在外交上推動「先包圍後改善」策略，拉攏東南亞諸國圍堵中國，可以說，安倍晉三鷹派的右翼內閣，正在從軍事和外交兩條戰線，對中國發動攻勢。所以，未來一段日子，看不到中日關係有改善的可能，而可能出現的軍事衝突甚至局部戰爭，更為東亞以至地區穩定投下巨大陰影。

軍事外交兩條戰線  安倍政府都發動攻勢

去年9月，日本民主黨政府「購買」釣魚島，把釣魚島「國有化」之後，中國海監船開始到釣魚島海域常規巡航，打破日本所謂對釣魚島的實際有效管治，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對峙；到近期，中國海洋局派出公務飛機到釣魚島一帶巡邏，建立海空立體巡航，而日本派出軍機進行監視，由於軍機是戰爭工具，日本此一舉措，使事態迅速升溫。

前日，日本傳媒報道，中國10多架戰機，包括殲10、殲7、電子偵察機和空中預警機等，在釣魚島和以北空域出現，飛入日本的航空識別區，日本戰機升空監視云云。不過，中國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官員就事態有不同版本，證實中國軍隊一架運8飛機在溫州以東、東海油氣田西南空域進行例行巡邏，發現日本航空自衛隊2架F-15飛機對其進行近距離跟蹤，同時日方還有1架偵察機也在這一空域活動，對此中方起飛2架殲10戰機進行查證和監視。

日本傳媒的報道含糊，中國國防部官員的披露較具體而可信，顯示事態起碼是中日戰機互相進行監視，而非日本傳媒誇大地說中國戰機飛入日本的所謂防空識別區。事實上，防空識別區並非領空，國際法不納入主權範疇，而且日本的防空識別區最接近中國領土之處，只有100多公里，極不合理。因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方堅決反對日方無端擴大事端、製造緊張，看來這是中國對日本意圖的認知和判斷。

另外，日前，日本《產經新聞》報道，日本政府擬採取對靠近釣魚島海域的中國飛機發射曳光彈，實施「警告射擊」云云。報道若屬實，局勢必然惡化至臨戰狀態。試想想，若日本飛機向中國飛機「警告射擊」，除了安全問題之外，難道中國飛機就甘願被曳光彈射擊？因此，警告射擊與發動空戰，看不出有什麼差別。就此，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例行記者會上，否認這項報道，聲稱日本不願意將事態升級云云。這些消息，無論是真是假，客觀效果為事態升溫，製造緊張局面。

安倍晉三帶領自民黨贏得大選之初，對於釣魚島問題和對華關係的說法，都留有餘地，而且多次強調振興經濟是他的首要工作，此際中國政府也釋出善意，局勢一度趨於緩和，但是以右翼鷹派為主的安倍內閣組成後，特別是日方透露，「日美防長首次舉行電話會議，就日美兩國緊密合作應對中國船隻及飛機進入釣魚島領海及其領空達成一致」的說法傳出後，安倍的取態轉趨強硬，「警告射擊」就是這個時候傳出來的。

日本想拖美國落水  美方取態值得關注

美國在釣魚島問題，雖然聲稱保持中立，實際上傾向日本。日本當然想拖美國落水，因為沒有美國這個靠山，日本與中國單打獨鬥，以中國現在的國力和軍力，日本難有勝算。不過，即使中日相爭，美國可收漁人之利，但是此時此刻，美國是否願意與日本聯手對中國開戰，是另一個問題。

就釣魚島空域緊張局勢升高之際，美國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貝爾（Kurt Campbell），前日在華盛頓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在白宮和國務院舉行會議，康貝爾在一個研討會透露，美國確實關切近期中日兩國緊張關係升高，他下周將與白宮的國家安全會議亞太事務主任羅素（Daniel Russel）、國防部助理部長李柏特（Mark Lippert）訪問東京，釣魚島事態肯定是主要議題。另外，就釣魚島爭端，美國一貫表示不做中間人調解，不過，康貝爾在同一場合表示，美方會高度參與，並與多方面進行對話、諮商。這番說話，是否反映美國調整政策，積極介入中日爭端，謀求局勢降溫，甚或促成解決紛爭，值得關注和觀察。

船艦對峙，導致衝突機會不大，但是戰機在同一個空域出現，軍機與軍機對峙，擦槍走火的機率大增，若一方戰機有損失，則另一方不可能善罷甘休，若對峙持續下去，除了空戰，完全有可能演變至一場局部戰爭。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日前在東京一個場合，就當前中日關係提出3點期待，其中第1點就期望日本政府「通過對華磋商找到妥善解決釣魚島問題的辦法，推動兩國關係重新回到正常發展軌道」，中國釋出善意，但是安倍晉三昨日說釣魚島問題「沒有談判餘地」，還發動外交攻勢，拉攏東南亞國家圍堵中國。以這種心態和做法，中日是戰是和，球在日本一方，鷹派的安倍晉三政府，正在為東亞以至亞太地區安全投入不穩定以至戰爭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