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能靜在微博上自道「二二八」家庭身世到整篇文章悍然遭刪，成為《南方周末》事件裏另一令人關注的發展。此前以為伊能靜姓「伊」、對演藝新聞完全沒有興趣的都被這個弱女的勇敢所感動——當她在台灣的事業已經一點一點地失去，轉而到對岸另謀生計如俗語所說「搵啖飯食」為勢所迫時候，卻甘冒可能一夜之間失去一切的風險，她站了出來。
在中共黨官來說，不要以樸素的階級感情代替黨的政策，於是伊能靜和李冰冰的俠氣在強大的國家機器之下壓成虀粉。中共近一世紀的成長過程的經驗總結，槍桿子和筆桿子這兩桿子一定要管。這在中共史料裏記載得十分清楚，前者是「黨指揮槍」，後者是「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這是踏入者必死的雷區，然而竟還有人前仆後繼朝這個方向走去，那是生活在早已逆來順受的香港社會無法尋得的大勇。
中共在蛻變的過程裏有一些是無法蛻去的，包括對新聞的掌控。中共以造反起家，必然明白不能掌控傳媒的政治上被動，當然更明白掌控傳媒的政治上主動。這裏頭有一分水嶺，是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為界，此前是通過新聞事業而造反，此後是通過新聞事業而控制。也許是基因的緣故，但凡自稱「中國人」的都有這種難以根治的怪病。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已有新聞檢查，這才有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一九四一年葉挺事件後被新聞檢查人員抽去新聞開天窗，周恩來執起毛筆寫下「千古奇冤」以作抗議。不過，相比今天那名廣東宣傳部大員硬要加插內容還要搞出大禹晚生二千年的笑話，一九四九年前的國民黨總算是留有餘地了。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海峽兩岸雖是同室操戈，但兄弟同科也同時發生。中共的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言必老馬的結果是質問「這個新聞是否對國家有利、抑或對革命有利」，毫無疑問得到的最終結果是只能刊登有利革命的新聞，中間摻雜假大空也更不必說了。中共通過這種手段控制社會，對岸的國民黨也有類似做法，報紙只有那幾份，主要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老闆余紀忠和王惕吾俱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今天以中共官階來說已是政治局委員。這種政治氛圍下的報紙內容可思過半，在近壟斷的巿場，幾張報紙幾乎都是獨巿生意。國民黨在大陸敗退後，揣摩出若不控制傳媒後患無窮，但死了傳媒也很難向美國交代，於是想出限制每份報紙出紙張數這招屎棋，每份報紙只有那幾大張，到後來要把廣告縮影後才印行，那時台灣報業的奇景是要用放大鏡看廣告上的蠅頭小字。
國共一家齊審查
中共與國民黨同出一家，都是列寧式政黨，講究的是服從上級，今天颳東風就寫東風，明天吹西風就報西風，說到底都是為黨工作，黨要你站着死你不敢坐着死。可是當台灣兩蔣去世報禁開放，情況出現變化，差距愈拉愈開，台灣大步朝更自由開放的會拔腿而去，中共則留守着一片孤城，成為連緬甸都能勝過它的世界最弱。我一直期待在海外替中共敲邊鼓的分析員或學者就中共打壓傳媒評說一下，這樣做絕對不是想讓這些人出醜，而是有興趣想知道，生活在言論自由的外邊世界能替竹幕裏的新聞檢查說哪些好話。可惜的是，這些文章一篇不見，是因為無法在《南方周末》和《新京報》裏找到「港英餘孽」或「英美勢力」，抑或連一句幫忙的話都無法宣之於口的欲語無言，底蘊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有一樣可以肯定，就像前些年毒奶粉趙連海事件一樣，北京不說，他們不敢說，北京一開口，這些人搶着說「中共變得更開明」。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之後，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要「把狠批四人幫進行到底」，絕口不提文革十年天天敲鑼打鼓說要「把毛主席領導的革命進行到底」，二十一世紀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其實沒多大差別。
氣餒？這就是《南方周末》和《新京報》在事件裏得道多助，人們還覺得中國有救的原因，那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敢於冒險犯難，是對中共這幾十年間的政令的反發。這次《南方周末》事件引發出的廣泛反彈，說明一樣：在經濟改革高速增長三十年後，在中共一再說要反貪反腐說了十幾年的今天，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要為自己爭取頭上的一片天。這次事件在香港聽起來覺得匪夷所思的是，追求憲政上的中國何以會觸動中共的神經。把那篇原本的文章翻來覆去，連對中共有正面期待的文字也被認為犯禁，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得虛弱得可以。
這就回到中共如何對待新聞行業這個根本命題。中共通過黨組織中宣部管治傳媒，而不是由政府機關部門負責，這把新聞媒體置於黨的政策而不是政府政令之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一批年輕香港的大學生和新聞工作者，極為關心《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提倡設立《新聞法》，甚至有人想自告奮勇上京向胡先生提意見。最終《新聞法》至今依然星沉影寂，一點風聲都沒有。四分一世紀之後回望，當年的年輕人太過天真，看不到中共當權後的本質與一九四九年前的天各一方，已然背叛了原來的階級。
四十年代辦《華商報》寸土必爭
事情來到事物的本質。中國大陸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裏幾乎開放所有產業，唯獨新聞出版這一塊抓得極死，全無民營參與。這正反映傳媒在中共眼中的敏感性，是「一步都不會讓」的寸土必爭。中共心知肚明，一張報紙可以帶來什麼樣的巨大效應，四十年代初，中共派出廖承志及范長江在香港創立《華商報》，在這塊英國殖民地享受過一段不受國民黨打壓的相對自由空間。通過這份報紙，中共組織滯港的大陸文化人士反蔣統一陣線，以喬冠華撰寫的國際評論向西方世界釋出中共的觀點取態。這份報紙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度停刊，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前夕在港復刊，主力宣揚中共理念以及反國民黨，在外圍輿論起着極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後，國共把香港視為必爭之地，官媒半官媒見縫插針，竟促成香港不世的左右共治言論空間。
悲嵌字暗撐如月餅起義字條
一份報紙關係到一個政權的興替，中共的緊盯可以想像，儘管如此，大陸上的新聞工作者依然各出方法在有限空間掙脫枷鎖。當《南方周末》事件發生後，內地一些媒體以各式隱喻表達對《南方周末》的支持，必須承認，享受慣香港那套新聞自由，會不慣於這種把「南方周末挺住」六字，以舊式謎語體的升冠格嵌在六個句子的第一個字，串連出對這份廣東周報的隱性支援。說實在，不習慣是必然的，當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卻還要用封建年間的文字隱喻，不免令人有「今夕是何年」的哀嘆。這和元朝年間漢人把字條塞在月餅裏號召起事有何不同，都是為了逃避官差掃蕩而做，然而這七百年前的舊事卻在今天中國「盛世」出現，豈不悲哉。
也就是因著如此政治背景，我們對《南方周末》、《新京報》諸君的勇氣，以及在廣州街頭拿着小紙片或一束鮮花的民眾更多敬佩。在一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民眾有表達意見自由卻會隨時惹上「尋釁滋事」罪的地方，沒有捨身的大勇是無法臻此。我們龜縮在香港這片小地方，面對逐漸失去的自由卻亂抓藉口為自己的無動於中開脫；在閱讀內地傳媒人敢於爭取的當下，在李冰冰如此演藝大明星的勇於發聲，在像伊能靜靠大陸開飯的台灣藝人在微博再三上傳抗議文字的日子，香港人，唔該你醒一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