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水貨群眾，裏頭有什麼人？

文__楊宜

這兩星期反水貨客運動在各區開展。不少參與者惡形惡相，既「搞喊細路」，又踢路過的「玩音樂伯伯」，行為備受批評。筆者對這些行為反感，但不禁想了解，他們到底是什麼人？於是從報章仔細搜羅了這兩星期被捕者的背景資料，組織一下。

 

有幾點發現。首先，當中很少是本區居民。首周被捕32人之中，只有4人是元朗屯門區工作居住（一位是藥房職員，在「反擊」時被捕，並非反水貨行動者）。

其次，大部分被捕者都是學生或者基層工人，例如保安員及建築工人。

第三，被捕者多是男性。

第四，多人報稱在羈留時被警察毆打。

第五，多數人都沒有案底，今次算是首次惹上官非。

第六，全部人年紀甚輕，有幾位13、14歲；其他二十幾歲，只有一位47歲。

第七，大部分人警權及被捕權利觀念極之薄弱。其中一人自願將電話解鎖讓警察查閱，警方

從而得知他是某Facebook專頁版主，更順藤摸瓜找到其他涉事者。 最後有7人的背景資料全被公開，翌日香港只有3份親建制報章有此7人的詳細資料，相信有可能是警方發放。而不少被捕人雖然有權拒絕，亦接受了警察的搜屋安 排。

青年、學生、基層工。如果以極右精英的觀點來看，這批人就是不折不扣的losers：無社會地位、沒有獨立財政能力、無力與人競爭。他們並非在元朗居住，可能根本不受水貨影響，卻把自己的失敗歸咎他人，又無膽與強者對峙，轉移向水貨客發泄。

即使是左翼，也不認同他們的行為，認為「鬧錯人又唔認」欠運動倫理；這些人（以及組織首領）平日極力嘲弄左翼人士，行動起來卻是烏合之眾，被警察「兇兩兇」便跪低，愚蠢可笑。不少人認為「唔抵幫」、「由得佢哋死」。

然 而把組織生事的熱血陣營，與參與的民眾分開來看，想深一層，這些人不正是左翼要爭取的群眾嗎？雖有可能以偏概全，但總體看來，這些人多是無案底、非慣犯的 普通人；基層；居住在較偏遠地區；面對警察不懂堅持權利、易遭濫權對待（多人報稱在警署內被打）；緊急時候無錢聘請律師；行事無策略、臨急抱佛腳。

烏 合之眾聚在一起時來勢洶洶，但還原為單獨一人時，就會發現他們都脆弱（其中涉腳踢伯伯的24歲地盤工胡Ｘ俊，父親上月剛去世，自己則於一星期前失業，以奔 喪為由申請法庭保釋）——他們就是左翼一直想尋找的群眾呀。設想一下，這些被捕者如此勇武，於街上又吵罵又踢人，如果力量轉為爭取改善房屋問題，每日在有 關政府部門出入口擾攘，憤而在豪宅大門紮營，隔天便在IFC追打叫賣的地產代理，陳茂波和梁振英豈能如現在般每日施施然，《人民日報》的點評又怎會不轉為 關注香港的房屋問題？

他們不過是普通基層和學生

然而因為左翼的無能，這批人都流到右翼去了，成為民粹支持者。如果他們是 losers，那麼他們的「輸」，卻也是左翼運動的損失和失敗。以上被捕人未必反映全部參與者的背景（可能那些聰明、有文化資源和學識的打人者都先行一步 逃走了；或者避開鏡頭沒留下記錄；或者沒有用個人八達通泄露行蹤……而留下來被抓的人相對未能代表整個群體），但這些四處流竄，每周生事的群眾，究竟是什 麼人，從以上可窺一二﹕他們不過是普通基層群眾和學生。

筆者不想輕易生出結論，不過希望第一步在此整理資料，與左翼多點了解這批群眾，放下輕視和憤怒（甚至黑暗的「抵拉」暗爽感覺），開始整理自已，面對問題。

過門都係客﹕站在市民的角度看左右大戰

文__朗天

 

號稱光復社區的反水貨客行動，激化佔領行動後愈加顯著的「左右大戰」。被批為「左膠」的社運人士年來一直被右傾的「本土派」抗爭者肆意攻擊，乘反水貨客誤認新移民母女及推跌路人老翁這等大失民心的舉措，展開反擊，令「後雨傘」抗命的路線之爭，成為論者不得不處理的課題。

反水貨客示威的民粹和國族成分路人皆見，在政治光譜上很靠近極端右翼。一談到極右，大家無法不想起法西斯、納 粹、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者，甚至塔利班及伊斯蘭國恐怖分子。驅趕及指罵水貨客、做熱血公民、講中港區隔、本土利益至上，以至部分提倡港獨，實際行動上離上述 極右政治行動當然尚遠，但除了從理念上指向右傾價值，還有策略上為達目的不惜（暫時）違反普世價值而採取激烈手段的方向。

所謂普世價值，本 便是左、右都不會否認，也不該否認信守的價值、人類文明的基石，例如博愛、和平、平等、公義、真、善、美、大多數人的幸福等。這些價值容或相對於不同人不 同社群會有層級的分別，即彼此出現衝突時，對某些人或社群來說，低級的會為高級的價值讓路，如著名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金句所涉；但在倫理生活經驗討論中，我們不難明瞭價值衝突時沒有必然對或錯的選擇，例如更著名的倫理難題﹕配偶和母親都墮進海裏，你只能來得及救一人，你 會救誰？「答案」很簡單，你救了誰都會後悔沒救另一人，你救誰都錯，因而反過來說，說你救誰都對也成。情義二選一，忠孝兩難全，你必須引入更終極的價值才 能指導。宗教作為終極關懷便提供相關道路，例如儒家一般指向仁（情）與孝（因此帝舜揹父出奔，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故事）；耶穌之前的猶太教，情與義之間 會選後者，耶穌之後的基督教，博愛和犧牲才是更深刻和高尚的道德表現。

左與右，其中必有分矣

左、右的分野，原本一邊較進取， 一邊較保守；一邊着重進步、求變、求新，一邊看重忠誠、克制、和諧。但左也不會完全否定忠誠，右也不會否定進步，只是忠誠於左，或者進步於右，都位列較次 要的價值層級。左派會說﹕「忠於前輩忠於職守不是不重要，但如果對方妨礙理想的實現，我們便要懂得選擇。」右派也會說﹕「社會當然要前進，但步伐不能太 急，要慢慢來，而且凡事以和為貴。」諸如此類。

因此，左與右的對立本是因應具體事件出現的政治光譜上的位置之爭。他們大可有着共同信守的價 值基礎，只是具體操作上，各有偏重的層序分歧，先後取捨，你不訴諸宗教道德的終極信仰，便沒有誰必然對、誰必然錯的問題。然而，一旦訴諸宗教或特定教條， 一不小心，你在光譜的位置便會向終端方向轉移，弄不好狂熱起來，便產生了極左或極右。左派與右派不一定要相互為敵，但左派的常設敵人是極左，右派的常設敵 人是極右。

中國人愛說物極必反，陰極陽生，道理一說便明白。極左是對左的背叛，極右是對右的背叛。極左每每便是大右派，以語言偽術倒過來壓 抑改革（例如所謂「反革命」罪名，正是為防止進一步革命而設的，其本身正是反動）；極右往往很激進，比左更要高速推倒一切，毁滅標籤了的敵人。極左和極右 都會損害左派和右派共同信守的普世文明價值，是政治行動所戒所慎。

右與左，力量vs.符號

反走私，反（氾濫的）自由行，反唯 賺錢至上，不斷掠取社會資源的單向價值……是近年部分香港人從真實生活體會而來，愈發關注本土，不無慘烈的行動方向，但具體該採取怎樣的行動呢？針對的對 象是誰呢？對此，左和右的分歧便出現。左派主張針對建制、政府，以和平理性的態度、合乎理性的程序，尋求改變制度、政策；右派主張直接針對來犯者，直面生 活矛盾，相信要有實際有力的具體抗議行動，才有可能刺激政策改變。

那本是虛與實、理性與意志、符號與力量的取向和路線之別，當中固然有對 立，若論合作全不可能，卻怎樣也說不過去。左派愛講鬥爭，其實寓立於破，右派愛講協商合作，其實和而不同，都有其複合層次。同和異，雖然基調在差異，並且 只有尊重差異，促進差異才有互動的諧合、辯證的「共識」，但絕不會是你死我活的狀况。

有人認為今天的左右勢成水火，是特區政府施政偏頗不 公，復對反對聲音置若罔聞所逼成，進一步的看法甚至覺得中央有份蓄意滲透、分化民間異議陣營，方便需要時孤立打擊對象，逐個擊破。只是，身為一個普通的市 民，際此香江變局，心繫「後雨傘」何去何從，我們大抵不必深究宏觀政治誰操盤誰搞陰謀、誰在利用誰等（內地人和受內地思維影響的港人倒很喜歡搞這一套，人 人世故，事事避免可能被人利用，永遠做一個觀望和押寶的「智者」），最重要還是退後一步，回到左和右的出發點，尋找和確立自己的位置。這個位置對很多人來 說，便是歸邊，便是決定立場，對一些抗爭者而言，更是和排斥「左膠」或痛打「右膠」沒有什麼分別。然而，站在真正熱愛香港的市民角度，那個出發點正是對不 義的建制說「不」，回到公民抗命、命運自決的「初衷」，以及左和右都不得不擁抱的、應雨傘運動這百年難得一遇的廣場事件號召而生的抗爭主體。

恪守中道，左右皆中節

在 這個起點上，左和右的分歧自該一目了然。反水貨客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沒有，但去到不問情由人身攻擊，發現點錯相仍不放過對方，便走向極右。你說為了愛香港 做這些事，但有些事一旦人多做了，風氣形成，這個香港還是一個值得愛的地方嗎？守護我城，是右傾價值，但為了「有效」實現這價值，便要不惜走到它的反面， 將它變成一個再不值得守護的地方嗎？這是邏輯問題，道理很簡單，一清二楚。

話說回來，面對右派的妄動、走向極右的舉措，左派口誅筆伐之餘， 難道只是看着心涼，只顧反擊，不詳加檢視這股走向極右的風潮，正好反照出自身論述和行動上（後殖民理論和固有的政黨——NGO連線組織方式），不足以應對 當前被雨傘運動打開缺口的新局面？右派不遺餘力搶奪「本土派」的稱號（最先講本土的是左派。為了和右派區分，左派一度提出「開放本土」的講法，但缺乏承載 和認受），努力把左派打成「左膠」，說得難聽點，便是妖魔化對手。這種策略令左派感到難受我們可以理解，但如果因此便放下了反思求變這左派有數最珍視的價 值，豈不也有走到自己反面的危機嗎？

中國人愛講中道、中庸。真正的中庸當然不是中間騎牆、折中主義、各打五十大板等。中道是執兩以用中，適 中地左，適中地右，如是為左為右，均無礙於民，無礙於理。抗爭者的敵人（無論是開局之初敵還是終關大Boss）不在彼此，而在不合理的生活、不義之建制、 高壓屈辱的統治。什麼左膠不滅、香港無生的說法，身為恪守中道的市民，自然懂得消化，不會中毒，同時視之為徵兆，從中提取反思更革，日新又新的成分。城邦 論是一個神話，你信奉它的話，以為得救，但只是以為而已；也由於它是一個神話，你完全否定它，視之為歪理，便會忽視了箇中的人類學意義。

洪清田: 中國對香港的權力任性

現在流行說「權力的任性」，比用「專制」描述傳統中國和今天中國，更鮮活貼切和高層次。「任性」兩字甚具個人及文學色彩，「有機」貫通渾冥的文史哲和固硬的政治管治實務，當今之世可能只剩下中國有這種由傳統到現代不絕如縷的人文特色。

貪污和反貪的兩軍對壘，是「權力的任性」與「權力的任性」的膠着。回歸後中國治港，也是龐大「權力的任性」的天經地義長驅直入和擴散，港人脆弱的多元理性節制，有理沒用、無能為力；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後，中港關係張力升級，以行動互相傳遞訊息。

百多年，香港本質上就是水貨客出出入入的自由世界，英人把無序變有序，如今中國收回香港，有序竟漸失序，似「返祖」失向。殖民地必然是「權力的任性」，但英殖相對自覺權力的局限和代價，有自制，也較「唯物主義」觀察「被殖」者個人大眾的反應，知其所止，香港遂成為一個以個人自由自主為基礎的自由秩序社會。

英國文化中，權力和利益都是交換品，自我放縱和傲慢的arbitrary power是貶意詞。中國文化中，權力絕對化，集體主義之下沒個體，一人代全民的「天縱英明、天威不可測」趨近arbitrary。中國對港（和對率土之濱的「皇民」）要全面管治，要港人思想感情、物質精神、身心腦「全面回歸」，中港之間卻連一個物流供需、集散的局部流量波動也不能調節好，磨損香港的功能性和人文內容。

李克強十八大四中報告講的國家民族治理技術的清單，是幾千年的中國理想，真真假假難確定實現多少；百多年香港最着實在做，而且是落實到個人身上自主自治自動在做；但這些做法不是源於領導、不是受上層感召，沒有體現中國的「全面」主權，有「脫離╱離心」傾向；自由自主自動等於冒犯權威和權力，必須叫停、改造，接受中國「再指揮」。

三十多年前開放改革一開始，中國官民總是問：「香港資金完全自由，為什麼不怕跑光？」他們忘了，周恩來五六十年代愛講「來去自由」，只有可以「去」、才會有人「來」；把決定權放在個人，才是服從（「必然王國」）的客觀事物和客觀規律、接受檢驗，集體和體制才能健康發展和運作；如果開放而沒人「來」，等於傳達「體制出問題」的訊息；單靠組織權力關閉出入和維持秩序，等於封閉問題和扭曲訊息，觀點、知識與意識在權力籠子裏打滾和近親繁殖，集體體制日久必積壓問題和內腐。

開放改革後，中國的資金和人口比以前自由流動，出入運轉，生產力和競爭力大爆發。但人類的歷史錯誤又不斷重複，中國要港人身心腦「全面回歸」，但不是把決策權下放到個人，由個人自由自主自動自覺，而是像四五十年前對資金那樣靠組織權力行政手段指令，不得不從。這又一次由掌權者「唯我正確、專政」，由上而下壟斷、禁閉問題、訊息和話語權，摧損百多年在中國邊緣離散建構的多元理性香港體制。

處理不好香港在百多年在中西人流物流文化流大進大出中、賴以為生的水貨本業，突顯中港關係和問題蘊含不少中國內部和中國與現代世界根本深層課題。二百年來的幾千年未有變局，「中國問題」不但是中國內部問題，而是中國與世界的世界問題，不但是政經財金外交軍事問題，而是全球環境人類文明前景的問題。

中國和世界百多年沒有全面、深切和抽離日常政經財金外交軍事課題、跨越中外古今總覽人文全景觀。如今中國走出去，不斷被質疑中國對世界（和對中國）有多大全面、正確的認識和認同，能不能在人類新舊思維和新舊課題中校準座標和調整路向，能不能為人類承擔什麼責任、提供什麼普世人文論述和前景。

五百多年來由皇權神權漸變轉向民族國家，拌以知識、經濟和科技爆炸的大國崛起，無不虛心務實有效從他人經驗和事態中學習，但仍大片殘缺和歪路而致災難頻頻。中國沉溺於五千年單元自生文化和專制「自成世界」、不假外求，並非開放虛心務實有效的學習者，更亟須全面、正確認識自己和現代世界，早為之謀。

周有光說「中國不應由中國看世界、應由世界看中國」。二百年來生死存亡間，中國一切「由中國看世界」、凡事的集體主義和本體主義本能反應是「以我為主」，往下中國必須跳出單元「唯我」無限渾圓封閉體，更多「由世界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