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峯﹕佔領運動下香港市民的新聞媒體目錄

雖然近年香港主 流媒體表現往往被人詬病，不少媒體在報道政治議題時有自我審查之嫌，但整體而言，香港仍然是一個資訊自由流通和媒體發達的社會。若把網絡媒體包括在內，市 民在資訊渠道上的確有很多選擇。不過，傳播學研究早就指出，現實中一般人的頻道目錄（channel repertoire）或媒體目錄（media repertoire）可以很狹窄。一個收費電視服務可以提供過百條頻道予觀眾，但一位觀眾真的會至少間歇地觀看的頻道可能只有幾個。同樣地，無論社會上 有多少新聞資訊渠道，市民會慣常地主動接觸的渠道往往非常有限。

不過，當重大政治和社會事件發生時，一般人的媒體目錄會否產生變化？事實上，佔領運動發生之後，不少市民都通 過傳媒緊跟事態的發展，花在「睇新聞」上的時間，肯定比平時多很多。在這情况下，市民會傾向維持使用自己慣常使用的媒體，還是會擴闊新聞媒體目錄？如果不 少市民都擴闊了自己的新聞媒體目錄，有沒有哪個或哪類型的媒體是重大政治和社會事件發生時的主要「贏家」？

筆者與幾位同事近月進行了一系列 跟政改及佔領運動有關的調查，其中9月中及11月初的調查都包括了以下的問題：「有關社會政治嘅資訊，你通常係從邊個電視台、電台、邊份報紙雜誌、邊個網 上媒體、社交媒體，抑或親戚朋友度得知嘅呢？」被訪者可說出多至4個答案。當然，不是所有被訪者都提出了4個媒體。在9月的調查中，平均每位被訪者提出了 2.43個媒體，其中只有17.3%的被訪者提出了4個媒體，29.4%提出了3個。到11月的調查中，平均每位被訪者提出了2.67個媒體，其中提出了 4個媒體被訪者比例上升至28.2%。換句話說，香港市民的新聞媒體目錄在佔領運動發生之後的確在整體而言有所擴闊，但擴闊的程度不高。

這 裏有兩點需要補充。第一，該題目詢問的並非被訪者通過什麼渠道接觸有關佔領運動的資訊，而是籠統而言的社會政治資訊。我們這樣問，是因為9月中佔領運動仍 未發生。而到了11月，為了保持數據的可比性，我們決定沿用9月的問法。若果題目具體地指涉佔領運動，被訪者的新聞頻道目錄可能會闊一點。

facebook的網絡資訊窗戶功能

第二，由於問題是開放性的，被訪者需自行定義什麼算是一個媒體。例如兩次調查中都有一定數量的市民提及facebook，但facebook沒有自己的內容 生產。人們通過facebook看到的很多時是來自各大傳媒或網絡媒體的報道或評論。所以，隨着社交網站的興起，市民的實際資訊來源很可能會比以上提及的 數字所顯示的廣闊。

事實上，從表一可見，在佔領運動發生之後，提及facebook作為主要社會政治資訊來源的市民有顯著的上升，由9月的 10%上升至11月的接近20%。但同樣情况並沒有發生在個別網絡媒體（如「獨立媒體」）之上。換句話說，個別網絡媒體並未有足夠能力趁着重大事件的發生 讓更多市民視自己為主要信息渠道，這當然可以從個別網絡媒體的資源始終有限這點來理解。相比之下，facebook的網絡資訊窗戶功能，在重大事件發生時 得到了更大的發揮。

表一亦顯示了在佔領運動發生前後，提及各大主流媒體作為主要資訊來源的市民比例大都沒有變化。唯一例外的是兩個收費電視台。無論是有線抑或是now，視其為主要資訊來源的市民比例都上升了約5個百分點。

若再進一步分析，多了使用facebook和兩間收費電視台的是什麼類型的香港人呢？表二展示了相關的結果。簡單地說，除了最高的一個年齡組別以外，所有其 他不同年齡、教育和政治傾向組別的市民都多了視facebook為主要資訊來源。而多了將兩間收費電視台視為主要資訊來源的，則有3個較年輕組別、專上或 以上的市民，以及泛民主派和中間派。

以上的分析顯示，在佔領運動發生之後，部分香港市民的確擴闊了自己的新聞媒體目錄，但被加到媒體目錄中 的主要只有收費電視台和社交媒體。由於佔領運動是持續性事件，而且不乏突發事態，收費電視台的價值大概在於其不停更新報道、直播各記者會和其他重要活動， 並24小時提供佔領現場的畫面給觀眾。上星期鄧鍵一在本欄目的文章，亦強調了電視熒幕在運動形成之初的重要性。而facebook則是一個資訊窗戶，來自 大眾媒體的內容、網絡媒體的文章、用戶生產內容、朋友的私人性質的分享等，共冶一爐。而且「朋友」們實際上是互相為對方做策展（curation）的工 作，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內容的水平。兩種媒體可說是各自的方式滿足了渴求資訊的市民的需要。

收費電視台能否吸納新觀眾？

重大社 會及政治事件會否對人們的媒體使用有長遠的影響呢？亦即是說，當佔領運動完結之後，人們會回歸事件發生前的媒體目錄？還是會繼續使用在重大事件發生時開始 較多使用的媒體？這是一個需要持續研究的問題。若果是後者，那就意味着社交媒體和收費電視的社會影響會有所攀升。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將持續上升可能是所有人 都已經預期的事。但收費電視台能否真的通過重大事件吸納新觀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可能是更有趣的問題。

不過，就算沒有長遠和持續的轉變，收費電視和社交媒體大概也會繼續成為重大事件發生時會起重要作用的媒體。從這角度看，作為電視直播加上網民創作的產物的「4點鐘許sir」現象，的確有其標誌性。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立峯﹕新聞自由的量變與質變

剛好20年前，香港發生過「亞視六君子」事件，6 位亞視新聞部中層人員，因不滿電視台試圖禁播一段由西班牙攝製隊拍攝到的六四清場片段，集體辭職以示不滿。往後20年間，香港的新聞自由每况愈下，認為自 我審查問題嚴重的市民和新聞工作者的比例有所上升，但罕見新聞工作者對自己機構就個別新聞事件的處理集體地和公開地表達不滿。所以，上星期三無綫電視新聞 部員工發公開信，對管理層就一宗警方懷疑毆打示威者的新聞的處理手法表達不滿，事件是有特別意義的。

新聞工作者不會經常對自己機構作公開批 評，一方面當然有飯碗的考慮。但同時，從新聞社會學的觀點看，新聞機構上層和前線員工之間在新聞自由和自我審查問題上的矛盾沒有更經常地爆發出來，是因為 機構內部有一套「遊戲規則」，讓自我審查和專業主義之間的衝突不會太過強烈和表面化。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指出的是，新聞機構管理層的政治 和社會觀念比前線新聞工作者保守，在全世界是一個普遍現象。大部分新聞機構的老闆，都是社會政治經濟領域內的精英，是「建制」人物，所以他們對政治和社會 問題的態度亦通常較為保守，而老闆自然會傾向選擇跟他們態度較為接近的人坐上重要的位置。這不一定涉及人們為了「爭上位」而改變自己的立場。任何群體中都 會有較為保守的人、較具前進思想的人，和較為激進的人。新聞工作者這群體亦不例外。較保守的人有較大機會坐上重要的位置，是一個結構性的現象。

控制和反抗間的微妙平衡

那 麼，政治和社會態度較為保守的媒介高層，如何管理較具前進思想的新聞工作者？60年前，美國社會學者Warren Breed就以「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為題，探討新聞機構內部的權力運作（註1）。Warren Breed指出，新聞機構內部有很多潛規則。新入職的記者通過日常跟上司的互動、對自己機構所生產的新聞內容的觀察、跟同事之間的閒聊等，很快就會了解到 這些潛規則。而大部分的記者在大部分時候，由於不想影響工作評核也好，不想跟同事和上司對立也好，不想令工作變得複雜也好，都會遵守這些潛規則。但另一方 面，由於潛規則始終不是明文規定，新聞工作者也可能作出策略性的對抗，這便形成了一種機構內的互動，在控制和反抗之間出現了微妙的平衡。

筆者幾年前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借用Warren Breed的分析框架來討論香港新聞界的自我審查現象（註2）。文章的重點是指自我審查往往涉及一個機構內部的互動過程。這裏可簡單地以一位電視記者所提 供的故事做例子。該記者憶述，有一次負責董建華年代七一遊行的報道。他在剪輯新聞片段時，一位高層到了剪接房站在他後面觀察他工作。記者指出該高層從來不 會直接觀察剪片過程。但高層也沒多作指令，只是到了一個鏡頭出現示威者連續呼叫4次「董建華下台」的場面時，高層就明言要把那一幕縮短至示威者只連續呼叫 兩次「董建華下台」。

該記者懷疑高層在自我審查，是非常合理的。首先，整個過程不尋常，偏離了日常工作常規，而這情况又偏偏在處理七一遊行這種政治新聞時出現。在同類型新聞的處理上，機構內部亦從來沒有類似的慣例。同時，指令的客觀效果的確是減弱了該段新聞對政府的批判力度。

不過，這事例也說明幾點。第一，自我審查難以證實。該記者也承認他沒有證據證明該高層的意圖，而如果該高層已經內化了某種判斷標準的話，他可能衷心地不認為 自己在進行自我審查。第二，指令沒有要求記者完全刪去示威者呼叫「董建華下台」的畫面，大部分香港媒體的自我審查，涉及的是淡化權力擁有者的負面報道，而 不是對負面新聞完全不作報道，這亦加強了證實自我審查的難度。第三，在分秒必爭的新聞工作中，記者很難停下手上的工作來跟上司爭論。第四，那些疑似自我審 查的指令，往往都會有一些專業或技術原因作包裝。在以上的案例中，如果記者真的質疑高層的指令，高層可能的辯解之一，就是指電視新聞要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 傳送最多資訊予觀眾，所以示威者的同一句口號沒有必要重複4次。記者不一定同意這說法，但要「拗贏」上層不容易。

所以，只要高層的意圖不要 太赤裸，指令不要太離譜，手法不要太粗糙，前線新聞工作者就只能在心裏繼續懷疑和批判，以及在工作時策略性地應對。說到底，雖然工作受到掣肘，但記者在前 線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能說完全沒有發揮的空間。所以，一般情况之下，與其跟上層反面，不如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

新聞自由的質變

問 題是，個別新聞機構自我審查的狀况，已經嚴重到一個大部分普通市民都看得出的地步。筆者於8月底本欄目的一篇文章中，報告過一些調查研究的數據：讓香港市 民在一個由0至10分的量表上評價不同媒體類型和社會政治組織能否代表民意，香港市民對電視新聞的評分，由2012年的6分，急跌至2014年的不足 4.5分。在這環境下，個別新聞機構的新聞工作者在前線往往要承受極大壓力，而其中電視新聞記者又特別容易被認出。終於，上星期三的那宗新聞成為了一個引 爆點（tipping point），打破了機構內部原本就可能很不穩定的表面平衡狀態。

至於那宗新聞的處理手法本身，其實道理應該很簡 單，記者依據鏡頭所見作出一個事實性的描述，又沒有加入有價值取向的形容詞，怎會有問題？如果說「暗角」和「拳打腳踢」有主觀成分，那麼新聞中經常出現的 「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不也有主觀成分嗎？若說當事人已作投訴，但案件未進入司法程序，哪裏來影響審判和藐視法庭的問題？再者，電視台會否前後一致地 用同樣方法處理類似情况？當佔領結束之日，佔領人士被捕或自首時，新聞會否將這幾星期發生的事情簡化為一句「懷疑他們曾經佔領街道」？

正面 點看，這次前線員工發聲，至少可以減低一些市民對一些機構裏的記者的誤解，亦希望可以促使管理層反思一些新聞內容的處理手法以至機構內部的新聞政策，管理 層應該明白，這種對立頻繁出現，不可能不嚴重影響機構的運作。但如果新聞機構不修正做法，新聞界連「你有你嘗試箝制，我有我嘗試突圍」的格局都維持不了 時，香港的新聞自由的變化就不是量變，而是質變，即不止是排名下降，指數下降，認為自我審查問題嚴重的市民比例上升等數量上的變化，而是遊戲規則的轉變。

註：

1 Breed, Warren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4), 326-335.

2. Lee, Francis L.F. and Chan, Joseph Man (2009). The organizational production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Hong Kong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1), 112-133.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立峯﹕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攻防戰」

近年，一些新聞和評論網站在香港冒起，「主場新聞」、「獨立媒體」、「輔仁媒體」、「熱血時報」等，都有一定數量的讀者。這些網站的讀者人數，甚至 高於不少傳統新聞機構的網站。至今年初，香港發生了一連串跟新聞界直接相關的重大事件和爭議，令人憂慮新聞自由前景的同時，也有不少論者指出，新媒體或可 取代部分傳統媒體的功能，並成為新聞與言論自由的堡壘。

的確，網絡媒體已成為香港傳媒生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而網絡媒體的興起，除得力於社交媒體的發展，使網絡媒體的內容往往在互聯網上被「廣 傳」之外，亦跟香港的政治變遷、主流傳媒的表現，以及社會動員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事實上，以上提及的幾個較受歡迎的網站，都有着傳播學中所謂「另類媒 體」（alternative media）的特色。根據英國學者Nick Couldry 和 James Curran 的定義（註1），傳統媒體及其所代表的政經權力結構往往壟斷着描述現實的權力，而另類媒體則可泛指對此權力作出挑戰的媒介。Couldry 和 Curran 的定義強調另類媒體的政治特性以及它們與社會上抗爭力量的結合。香港現時最受關注的網絡媒體頗為切合該定義。

筆者於過去一年開始在一些學術性的調查研究中加入有關網絡另類媒體使用的問題。有一些結果可以引證網絡媒體發展和香港政治轉變和社會動員之間的關係。例如2013年4月的一次調查，問到受訪者有沒有分別瀏覽過主場新聞和獨立媒體。 根據調查所得，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梁家權跟筆者合作撰寫了一篇論文，探討另類媒體使用者的特徵（註2）。值得留意的是，主場新聞和獨立媒體的背景、 宗旨和運作方式都有不少重要的差異，但他們的受眾的個人特徵以及政治觀念都非常接近。通過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有多經常通過社交網站接觸新聞和時事信 息，是最能夠解釋受訪者有沒有使用兩個網站的因素。另外，受訪者有沒有使用兩個另類媒體網站，也跟他們對主流媒體的觀感有關：認為主流媒體有嚴重自我審查 的市民，比不認為主流媒體自我審查嚴重的市民更有可能是主場新聞和獨立媒體的讀者。

一般截面性的調查研究不能說明因果關係。但憑常理判斷，對主流媒體自我審查的認知和網絡另類媒體使用應該是相互加強（mutually reinforcing）的。覺得主流傳媒有自我審查問題的市民可能主動選擇接觸網絡媒體，以尋求不一樣的資訊和觀點，而當市民在網絡媒體上看到於主流傳 媒看不到的觀點和材料時，便會更深信主流傳媒有自我審查的問題。

網媒與社會動員的關係

同一篇論文亦分析了網絡媒體使用和市民的政治態度和參與之間的關係。分析顯示，兩個網站的使用者比其他市民更常參與遊行示威等集體行動，以及對佔領 中環有較高的支持度。需要指出，經常使用傳統新聞媒體的市民，也比不經常使用傳統新聞媒體的市民較多參與遊行示威，因為主流傳媒也會報道跟遊行示威及其所 涉及的議題相關的信息。但相比之下，傳統新聞媒體對遊行參與的影響較網絡媒體的影響弱很多。同時，傳統新聞媒體使用跟受訪者是否支持佔領中環並沒有顯著關係。

以上的研究發現也許並不出奇，但它們印證了網絡媒體和香港的傳媒表現以至社會動員之間的關係。社會動員需要面對的不一定是如何說服社會上的大多數， 而是如何培育一個對特定議題有高度關注，並願意通過行動爭取權益或目標的群體，然後通過傳播的工作建構及維持這群體對特定議題以至社會整體的理解，並在有 需要的時候賦予這群體行動所需的能量。而網絡媒體正構成了一個相互連結的空間，讓公民社會意見領袖發揮其號召力，讓激發公民行動的材料廣泛流傳，亦讓對現 時香港社會權力結構有所不滿的市民可以找到能代表自己的聲音，甚至直接參與到論述之中。

當然，就目前的狀况而言，網絡媒體的社會影響力仍然受制於一些因素。其一是網絡媒體資源仍然有限，雖然個別網站——如獨立媒體——已經建立了自己的 採訪團隊，但到現時為止，網絡媒體整體而言仍是以評論為主，大家仍然依賴傳統媒體對社會事務作第一手的報道。這也是為什麼大部分新聞工作者都不認同網絡媒 體可以完全取代主流傳媒的社會功能。

網絡媒體讀者群高度重疊

此外，網絡媒體的社會接觸面仍然相對狹窄。雖然文章開首提到個別網絡媒體的讀者人數不一定少於個別報章網站的讀者人數，但是網絡媒體的讀者群是較為 高度重疊的。大部分《明報》的讀者可能不會看《星島》或《東方》，《星島》的讀者很可能不會看《蘋果》，所以，很高比例的香港市民有閱讀至少一份報章。但 網絡媒體的情况不一樣，一個今年3月進行的調查就顯示，表示有瀏覽過主場新聞、獨立媒體、輔仁媒體和熱血時報的受訪者分別為5.3%、10.6%、3.5%及5.9%，但由於這4個網站的讀者高度重疊，加起來時，有瀏覽過至少其中一個網站的受訪者並非25.3%（4個百分比的總和），而只是13.9%。

如何擴闊讀者群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不過，我們可以預期，如果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狀態沒有改善，使得社會動員繼續成為民意表達的重要模式，如果主流媒體的表現每况愈下，將有更多市民會投向網絡媒體。

註：

1. Couldry, Nick and James Curran (Eds.) (2003). 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the Networked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 Leung, Dennis K.K. and Francis L.F. Lee (2014). Cultivating an active online: counterpublic: Examining usage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Internet alternative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DOI: 10.1177/1940161214530787

林天悟: 當新聞要跑hit rate時

由於5月份有新計劃，所以忍痛停寫《信報》的每周專欄，前天才向讀者告別，想不到今天又來一篇「告別作」，原因是昨天看到《蘋果日報》總編輯張劍虹在「沙膽虹手記」發表題為〈大個仔要獨立〉的文章，內容觀點在行內惹起極大迴響，令不少行家都感到憤怒和不安，故想探討一下。

張 劍虹指管理層決定把《蘋果》網的收益作獨立計算，以成本價購買印刷版《蘋果》的內容，而老闆黎智英答應在網站有盈利時，報紙同事亦可分紅，並計劃推出「與 點擊率掛鈎」的獎勵計劃。他還表示：「《蘋果》同事見自己一單新聞一段片，推高點擊率數十萬甚至百萬，已興奮莫名，而同事能參與這個增長中的新媒體，更是 他們的一條出路，怎會不珍惜？」

「點擊率獎勵計劃」惹起《蘋果》員工譁然，內部資深記者立即在網上發表〈求真不是求hit rate 請勿踐踏記者尊嚴〉文章，公開反駁公司觀點，昨天成為全行話題，文章同時在行外人之間傳閱，變成網上熱話。

記者指出：「如果要計點擊率分花紅，就是要鼓勵記者不擇手段呃like呃hit rate了」。由於新聞排位可以影響點擊率，掌管新聞排序的人就會變成操控同事分紅的造孽者。這種制度變相引入地產經紀和保險經紀的跑數維生模式，可以想 像，為了追求hit rate，就會出現各類低品味的新聞，「於是大家都忘記了地溝油的沉痛教訓，忘記了喪屍隧道的奇恥大辱」。

記者認為網站與報章分賬必會掀起部門之間的惡性競爭，過往有組別被迫得太緊，已衍生「林奮強」事件之類的副作用，「不明白管理層為何還要變本加厲，繼續羞辱記者，羞辱自己」。

所謂「喪屍隧道」，是《蘋果》於2011年8月7日以頭版報道，指港鐵南昌站附近的隧道被露宿者佔據，相中一名穿短裙女子（記者或模特兒）露出長腿站在露宿者前，旁白說明「喪屍隧道瞓滿露宿者，手機又無訊號，夜歸女士若遇上賊匪，根本呼救無援」；動新聞的標題是「恐怖隧道喪屍出籠　嚇壞靚女」，動畫短片是穿 低胸短裙的少女行過隧道，有數名男子如喪屍般活動。「喪屍」者，露宿者也。

高hit新聞 多有爭議

實情是該隧道設計錯誤，晚上港鐵收站後甚少行人，露宿者才聚集睡覺，過往沒發生過婦女被劫案件，而頭版圖片是「設計圖片」，不是反映事實的「新聞圖片」。報道刊出後隧道立即被清場，社會人士強烈聲討，直斥誇張字眼侮辱了弱勢社群，報館內部亦有異議聲音。

「地溝油」事件始於去年12月13日，頭版報道贏得數十萬點擊率，連續多天成為社會話題，掀起食油安全恐慌和加劇中港矛盾，食環署更為致癌物訂出檢測標準，但最終沒法證明食油樣本就是地溝油。《蘋果》首天報道時，更離奇地把國家對致癌物苯並（a）芘的所訂標準，由事實上的每公斤10微克改為5微克，而油廠食油 樣本所含量是6.3微克，於是變成同時高出歐盟標準和國家標準。

地溝油報道極為震撼，在包括中國等華文媒體流傳，「涉事」的油廠和部分食肆 無奈倒閉。真相是食油樣本原來從未超出國家標準，在港可以安全食用，食環署亦不能檢走；但《蘋果》至今從未向外澄清，就連網站內容都隻字未改，執筆之時仍指內地標準是5微克，人為地令油廠樣本繼續「超標」。

求質求量 須有平衡

「地溝油」事件錯而不改，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被屈歧視新移民，幸好有確鑿證據保清白，頭版報道才即日撤回，看來林奮強也算是幸運了。

「喪屍隧道」、「地溝油」和「林奮強」事件的報道，最初都是贏得極高點擊率，最終被內 部視為恥辱、遭行內人唾棄，如果說《蘋果》打算推出與點擊率掛鈎的獎勵計劃，其實早就實行了。因為上述三項報道都是由同一組別處理，同一批人在過去兩年、 即換了總編輯後，炮製過很多高點擊率的話題新聞，不少都具有爭議性，而主 力人士則接連獲升職加薪。就算後來撤回頭版和證實報道出錯，也只是警告了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其他希望「上位」的記者，可能很歡迎有點擊率分花紅的制度。

人性是喜歡獵奇和追求娛樂，如以點擊率考量新聞價值，必然會充斥低品味報道。新聞界抗拒報道與點擊率掛鈎，卻必須解答為何新聞應該求真而非搶眼球？如果真確的長篇報道很少人看，其存在意義又在哪裏？

筆者答案是：受過訓練、有質素的專業新聞工作者都應該知道，眼球的質素和影響力是不同 的，新聞版圖是一種精神學養，代表了社會文化，有些傳媒機構追求量，有些媒體追求質，但始終亦是一盤生意，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質與量之間取得平衡點。若膚淺 地以hit rate把質與量分割，那只是低劣和膚淺的傳媒管理者所為。

例如十歲童當街排便的圖片報道，點擊率應該大大超越數千字的十歲良心犯專訪，前者只須在網上搵料就可輕鬆完成，後者則要耗費很多心血，若以點擊率作衡工量值，當然是選取前者了。

至於把整篇良心犯報道看完的人，大概是關心社會及教育程度較高的一群，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會很大，說不定包括國家領導人或外國關注團體，報道可能勾起良心的呼喚，由一小撮人掀起一場營救運動，甚至改變社會文化，那種change的力量比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競選口號還要有力，但這卻不能從點擊率中反映出來。

有識見的總編輯，一定會把良心犯訪問放在頭版，因為那能顯示報館的態度，多一位有質素的讀者看到，就能多一點彰顯良心價值，比一瞬即逝的熱話新聞強得多。點擊率以外，傳媒應該還有風骨和尊嚴。

追腥逐臭 只求hit rate

好新聞未必有高點擊率，但兩者並不相悖，例如唐英年大宅和梁振英大宅僭建都是叫好叫座的報道，但偵查採訪耗力費時，計算起來應該可做十幾宗「港女大戰惡師奶」的報道，但如果沒有其他同事跑日常新聞，偵查報道又如何成事呢？一份報章沒可能全部都是奇情報道，日常事也須由記者處理，那是團隊工作，功勞不能按擊 點率劃分。在傳媒機構內，總要有人當裏子，才能有人當面子。膚淺的人只見面子，不要裏子。

老闆把傳媒看成一堆數字，提出hit rate獎勵計劃尚且可諒解為生意人因由，但總編輯竟會想像同事會因為推高點擊率而「興奮莫名」，甚至珍惜那條「新出路」，這種思維證實與同事想法嚴重脫節，那才叫人感到悲憤莫名。

有資深傳媒人說，在長官意志下，再荒謬的政策都要強硬落實，更會惹來「怕輸蝕」的傳媒仿效，而《蘋果》的「跑hit rate論」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就算往後發出澄清，或者假裝收回，恐怕記者還要是為「跑數」做好準備。

當新聞給like和hit rate牽着走，記者為求生存只能追腥逐臭，將完全應驗了筆者前天文章〈港傳媒的自閹與被閹〉提及的「自閹」狀態，最後贏了眼球輸掉整個行業的公信力，哀哉！

傳媒工作者

李立峯：純依賴點擊率取材　市民缺完整資訊

新聞機構量度銷量、計算收視，在商業社會中不是新鮮事，但即使在極端巿場導向的新聞機構中，記者仍然可以在僅有的空間內，報道一些非商業化、未必促銷的嚴肅新聞，但要是管理者把銷量或點擊率的尺放諸個別新聞條目，甚至個別記者身上，後果必然是導致賣弄色情暴力的新聞充斥，產生的不良影響是難以彌補的。
2010年馬尼拉人質事件，向來依賴廣告收入的無綫電視，在黃金時段直播現場情況，沒有播放劇集，也沒有加插廣告，整晚的廣告收入全部倒進「鹹水海」，他們的主管為甚麼作出這樣的決定？因為他們明瞭這是對港人影響深遠的資訊，電視台的聲譽和形象，正正是透過這些骨節眼建立起來，一如《蘋果》一直以來把涉及民運和民主進程的新聞放在頭版一樣，為的不是短期的銷量和點擊率，而是維持長遠《蘋果》企硬、敢於向權貴發炮的形象。
傳媒機構需要清晰的巿場定位，才能吸引廣告商，所以專攻體育消息的雜誌，讀者不一定多，卻會有穩定的廣告，例如汽車、啤酒等；《南華早報》讀者也許不及多家大報，但讀者群普遍教育水平高，也會受到某些廣告商青睞，但《蘋果》管理層所提的點擊率不是巿場定位，高點擊率的新聞，也未必是廣告商有興趣的版面。
傳媒商業運作本無不可，但完全巿場導向，純粹按讀者口味取材，長遠會影響新聞取材。以調查報道為例，這些深入的報道是監察當權者的有效工具，但動輒花去記者數星期甚至數個月的時間，一則好的調查報道即使有單次高點擊率，也可能不及十則八則「慳水慳力」標題煽色腥的民生小故事，前線記者會如何作出取捨？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在自由開放、追求民主的社會，新聞工作者發揮傳遞訊息的功能，透過展示與公共事務有關的資訊，分析和詮釋新聞資訊，令巿民掌握公共事務的發展，建立有質素的民意，有效論政，對於制定社會政策，扮演重要角色。若純粹依賴點擊率選取新聞材料，巿民在沒有完整資訊的情況下，產生的意見可能偏頗，影響政策的制定，並非社會之福。
有限度量化記者的努力並非完全不可行，但單用點擊率論功行賞相當危險，如有必要作出量化，可考慮把行業對記者的認同、頒發的獎項作為其中一個因素，但最終原則是不可以犧牲新聞質素。
李立峯口述　記者張嘉雯筆錄

李立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