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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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1日星期四

盧斯達: 香港為甚麼不是政治實體?




吳康民在報章撰文,題曰〈「佔領中環」,意欲何為?〉,該文不只狠批佔領中環的倡導者陰謀癱瘓香港,更指爭取普選是「企圖在下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中,能選出一位與北京對着幹的特首,實現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另一邊廂,泛民不少人物亦呼籲行動不能激進,要恪守非暴力原則。李柱銘更哭求激進派不要破壞運動。

中共和泛民的取態,相映成趣。中共大鑼大鼓指控泛民要搞暴力抗命;泛民則千叮萬囑要和平理性非暴力,最近泛民陣營更為了佔領手段而吵得面紅耳熱。意見雖然對立,但骨子裏都很害怕香港真的亂起來。

吳康民很老實,不講廢話,此文就是講出中共的心迹。中共可以給你選特首,但前提是它要肯定選舉結果合它心意。在中共布爾什維克的思維中,特首有任何獨立意志,都是與它「對着幹」。中共就是要一個狗奴才,一個完全沒有獨立意志、完全不會捍衞香港人在地利益的殖民官。吳康民堅持中共有權搞假普選,給出的理由是香港並非一個政治實體。

此論尤為可笑。因為政治實體是一個含混一元的說法。政治權力也分主權和治權。香港的主權並不是無條件歸於中國,前提是中共恪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對香港開出的普選自治承諾。

香港為甚麼不是政治實體?香港有其人民、有其土地、有獨立於中共的官僚系統、地區行政機關、還有獨立的議會,連法制都跟中國不一樣。如果香港不是政治實體,為甚麼中共不能直接派黨官治港,而要千方百計控制特首選舉、滲透香港各界和公務員系統?中國不能名正言順直接管治香港,而要透過中間人和政治買辦(董建華與曾蔭權),就因為香港是一個政治實體!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但香港的治權卻屬於香港公民。

鄧小平設立一國兩制,理想是兩制並立,保存香港精銳,以作為中國社會政治改革的制度資源和學習對象。但現實上,卻是中共時時害怕香港太過進步,要千方百計摧毀香港的優越制度和資源。拖過兩次普選,中共已打算封頂,不讓香港進步,中國也就可以安心專制下去。所謂民主回歸,就是如此虛妄。結果必然是落後的一國吞噬進步的兩制。吳康民也特別強調香港金融秩序受阻惹來的國際關注。為甚麼要特別提這個?因為中共最怕國際關注、最討厭外國勢力。

香港人要逼中共讓步,就要大搞特搞,讓香港普選問題國際化,還要進行到底。不要害怕這樣做會惹惱中共,反正港人要爭取真普選,本來就是惹惱中共的行動。香港本來就是世界的,香港的前途也和文明世界有關。


泛民也請不要民族主義發作,將香港問題置於「老竇打仔」的上下倫理之中。香港人奶粉問題被外媒廣泛報道之後,兩會講到香港,就馬上圍繞這些問題了。香港問題就是要國際化。「家醜」就是要外揚,中共討厭的,香港就要做到底。


盧斯達 自由撰稿人
 

李德成: 港人會被「佔領中環」連累嗎?

當保皇黨和反對派就「佔領中環」刀來劍往的時候,一向抱持另類意見的本土派大將陳雲根(陳雲)教授就對佔中持否定態度。陳教授的意見是指和極權政府的政治鬥爭,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一旦失敗,好多人幾世代都會被連累。他並舉出蔣中正抗共失敗和六四天安門民運失敗的例子,指中國人就是為此而付出代價。但陳教授同時又指本土運動才是正確的道路,捨正確的道路而取失敗之路,正是香港民運失敗的原因。

若照陳教授的意思,那麼歷史上所有的抗暴行動都不應發生,因為任何時候以平民面對一個國家機器都是凶多吉少。陳教授的本土運動之所以還未失敗,只怕是因為陳教授還未付諸行動,筆者真的不相信陳教授的本土運動在那方面較佔中有更高的勝算。

佔中的勝算不大,是可以預計的,因為共產黨是一班會向人民開槍的禽獸,但會連累港人嗎?讓我們看看陳教授舉出的兩個例子,蔣介石抗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對抗,用這來類比平民抗暴失敗是不倫不類的,因此可以不論。但中國人有因為六四失敗而受累嗎?六四前後,中國人都是共產黨的奴隸,六四的失敗,只是令中國人繼續當共產黨的奴隸,若沒有六四,共產黨也絕不會解放中國人。

我們要爭取民主,失敗了,結果就是沒有民主,我想陳教授不會以為若果我們不爭取,反而會有民主吧。我們現在的環境還能再差嗎?保皇黨和政府提出的任何議案都能通過,反對派對政府的監督完全失效,大商家予取予攜,法治被侵蝕,警隊只顧着維穩,我們的身家性命都變得沒有保障,即使佔中失敗,也不能再差到哪裏了。

佔中要成功,就要港人參與,因此每一個不參與的人,都是有份令佔中失敗,因此這些人是成功地消滅一個他們不願見的運動,於黨國有功,而且可以繼續地安心做共產黨的奴才,皆大歡喜,又怎會覺得受累呢?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戴耀廷: 中環人如何計算「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行動要佔領中環,因此最受此行動直接影響的應是中環人。中環人不止包括在中環工作的人,由於中環是香港的商業和金融中心,故此中環人可以泛指為所有商界或金融界中人,包括香港的財閥。要分析中環人如何看「佔領中環」,可先假設中環人都是經濟人,而非道德人。道德 人是指他們是按其道德標準中的善與惡來作決定,而經濟人作出決定時則單純以利益的得失計算,利益則主要是經濟利益。

當然,中環人可能既是道德人也是經濟人,但為了方便分析,我還是假設他們是單純的經濟人;也即是說中環人會支持或反對「佔領中環」,完全基於「佔領中環」對他們的經濟利益的得失計算。

如何推算經濟得失

在此階段,「佔領中環」還在醞釀階段,因此根本不會影響他們的任何經濟利益,故他們對此應是懶得理會;一旦「佔領中環」能形成勢頭,那他們就必須考慮「佔領中環」的可能影響了。「佔領中環」要求2017年能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那即是說,行政長官有可能由一名泛民主派的人當選,其政策可能會更重社會福利,進而影響到中環人的既得經濟利益,故他們必會反對「佔領中環」所提出的真普選訴求。這可把由此而產生的經濟損失定為「P」。

此外,假如「佔領中 環」行動真的進行起來,在佔領的日子,香港的金融服務和不少經濟活動將有可能受到阻礙,因而令他們的經濟利益受損,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也可能受影響,所產生的長遠經濟損失可能會更大。因此,他們也必會反對「佔領中環」行動,也必會參與各種行動防止「佔領中環」行動實行得到。

如果阻止他們所能影響的人參與此行動,盡量化解這一行動,使最後真會參與「佔領中環」的人數只是很小量,那麼警方可輕易和快速地驅散人群,把「佔領中環」行動製造的經濟損失減至最少。

不過,如果「佔領中環」行動真的能夠形成,有一萬甚至更多港人堅決要以公民抗命的行為佔領中環要道去爭取真普選,那麼中環人所憂慮的經濟損失就必會出現。當「佔領中環」行動發展到中環人避免不了的地步時,他們就必須重新計算。

當有一萬甚至更多港人堅決地以公民抗命的行為去佔領中環要道,那麼特區政府有可能要用防暴隊驅散他們,甚至中央政府有可能出動解放軍才能控制場面,跟着不少參與者或是自首或是被執法部門拘押、檢控和判刑,那同樣會對香港的經濟產生負面後果。可把由此而產生的經濟損失定為「Q」。

經濟損失如何彌補

P Q的值是多少沒有簡單方法去計算,但卻必然會影響中環人對「佔領中環」的取態。因應中環人判斷PQ的值是多少,他們對「佔領中環」的取態有以下的不同 可能性。若引入真普選的經濟損失(P)是比「佔領中環」和接着的鎮壓(Q)所產生的經濟損失為大,中環人的理性選擇是會支持鎮壓,以防最大的損失出現。

但對中環人來說,普選與否並不是關鍵,其實他們所要的是一套穩定的規則,無論哪套規則是什麼,只要他們能合理地預見規則的結果,他們就可事先作出規劃,以增加自己在規則下所能有的得益和減少要付的代價。在現有香港不符真普選原則的制度規則下,中環人可享有制度上的優待,因此他們必然不想改變。但香港的政治制 度已去到不得不變的關鍵時刻,故中環人也必須計算會有什麼轉變和如何應對將要來的轉變。

即使把制度規則改變,成為符合真普選要求的,只要制 度規則仍是穩定和可合理預見結果的,他們只要作出適當的政治投資,一樣可以在新的制度規則下作出規劃以增加得益和減少代價。雖然,這些轉變無可避免會令他們的總體得益至少在短期來說是減少了,但那也不是一些不可彌補的損失,他們甚至在熟習了新的制度規則後,整體的得益可能不會比以前少。

因此,若中環人判斷P是比Q小的話,那麼中環人的理性選擇就是想方法令「佔領中環」和鎮壓不出現。若中環人有方法令「佔領中環」不出現那是最理想,但若參與「佔領中環」的人的意志和數量是夠堅決的話,那麼中環人將沒法從這一條路減少損失。

中 環人另一個方法就是防止鎮壓出現。若中央政府對「佔領中環」背後的要求(即引入真普選),是持絕對不能接受的態度,那麼中環人也沒有什麼可以做的,只能無奈接受由鎮壓而產生的損失。但中環人若判斷中央政府是否能接受「佔領中環」背後的訴求,可能還是會看中環人本身的想法才作最終決定,那麼中環人或許可令最 終的損失減少,那就是也支持引入真普選。中環人支持真普選並不是基於政治道德的原則,而是純經濟利益的得失計算。

2012年11月7日星期三

李德成: 在香港的美國選民






在香港看美國總統選舉,發現一個十分可笑的現象,就是在香港有權選特首的人較有權選美國總統的人少。在港美國人可以用多個途徑在大選中投票。

據最近的統計,香港大約有五萬人是美籍,其中有多少是美國選民不得而知,但斷估不會少於一千二百人,當然,其中也有一定數量的高等美國人,可以兼選香港特首和美國總統的。

老實說,在香港,要成為美國總統的選民要較成為特首的選民容易。要成為美國選民,只要成為美國公民就可以了,這有多個途徑,如投親,如到美國留學,之後受僱在美國工作,又或參加一年一度的綠卡大抽獎。據一項二○○五年的數字,當年港人移民美國的人數為四千八百人。每年有數千人移民美國,在美入籍後大約每年會有數千港人獲得選美國總統的資格,單從香港回歸以來,就有數萬港人成為美國總統的選民了。

但要選特首,就只有區區的一千二百人有資格。即使在二○一七年的所謂普選特首,你其實只有投票權,而沒有提名權。我們不禁要問,為甚麼美國政府要較共產黨更相信香港人呢?

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他在香港獲得的選票只怕都多過梁振英在港獲得的選票。

不過香港人還是不要氣餒,因為在大陸,有權選共和國國家主席的人按人口比例較有權選香港特首的人少得多,正是一山還有一山低。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戴耀庭: 《基本法》隱含半總統制

在香港引入半總統制的關鍵是,將會改變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的角色,並因政務司司長須得立法會大多數支持,那必會把政治權力透過政務司司長重置的角色,在某程度上由行政長官轉移至立法會;因此,必會引來有違《基本法》行政主導的憲法原則的批評。

先不論行政長官在半總統制下是否會喪失主導地位,但半總統制是否與《基本法》的行政主導原則有衝突,是須作處理的。

49條常為人忽略

有人認為行政主導是指行政長官必須全權領導特區政府,政府可全權主導與立法會的關係,無論是提出的法案、財政支出的申請和政策,都要得到立法會支持。若按這種理解看半總統制,那半總統制應是違反行政主導的。

不過,對什麼才是《基本法》下的行政主導原則,從來沒有一個權威論述,上述的理解是否就是《基本法》對行政主導的原意,我們只能透過《基本法》條文判斷。

一項非常重要、卻常為人忽略的《基本法》條文是第49條,它規定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特區整體利益,可在三個月內把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立法會如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再次通過原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一個月內簽署公布,或按《基本法》第50條規定解散立法會。

該條文假設會有可能出現一條立法會通過的法案,會是行政長官會認為不符合香港特區整體利益。但按現在《基本法》其他條文的一般理解和現行運作方法,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幾乎是零。《基本法》規定,法案是由特區政府擬定,並向立法會提出(第62條),很難想像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並經立法會通過的法案,會在最後階段為行政長官所不能接受而要發回立法會重議。

《基本法》對議員的提案權有極大的限制(第74條),而議員對政府提出的法案提出修正案的權力也受《立法會議事規則》規限(第576)條),故應沒有任何由議員提出的法案或法案修正案,須留到最後階段經立法會通過後才要由行政長官發回立法會重議,因在立法程序中更早的階段,行政長官已有很多機會阻截他不認同由議員提出的法案或法案的修正案進入立法程序。

若要讓第49條有實質意義,那反而是假設半總統制的存在。只有當行政長官與特區政府有機會存在不一樣的意見,那才有可能由特區政府提出、並經立法會通過的的法案,是行政長官不想支持的。依半總統制的安排,行政長官將任命得到立法會大多數支持的人為政務司司長。

按慣例,行政長官可能要任命一個敵對政黨的人為政務司司長,若那政黨取得立法會大多數支持,這是半總統制下總統(行政長官)與首相(政務司司長)所謂的「同居」(cohabitation)關係。這即是說政務司司長按《基本法》向立法會提出的法案,有可能未必是行政長官所能同意的。

行政主導與半總統制相容

由於政務司司長理論上應是得到立法會大多數支持,那他提出的法案很大可能會獲立法會通過。第49條就是賦予行政長官制衡的權力,可把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除 非該法案能取得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的支持,行政長官就能阻止法案成為法律。即使那法案能得到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的支持,若行政長官仍不想簽署,他還可解散立法會(第50條),把決定權交回選民。若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通過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他就得辭職(第52(二))。

在這裏分析這些常為人忽略的《基本法》條文有幾重意義。首先,《基本法》是假設立法會享有實質的立法權,即由提出到通過法案,立法會都有獨立於行政長官的權力,不然上述提到有關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相互制衡的條文,將會變得毫無意義。

再者、以其他《基本法》條文的安排一起去看,要達到立法會能享有實質的立法權,《基本法》條文其實已隱含半總統制,因為唯有透過半總統制,才能賦予這些相互制衡的條文的實質意義。最後,也是關乎文首提到行政主導的理解,以《基本法》所有條文掌握行政主導的意思,最起碼的理解是,行政主導與半總統制是相容的, 是沒有衝突的;更進一步的理解是,唯有透過半總制才能真正實踐得到行政主導。






內地網民:我們等了四千年!

中共官方《人民日報》旗下環球網早前報道,美國部分選民要排隊7個小時,才能投下一票。報道又引述當地傳媒評論指2012年總統大選是「美國的恥辱」。有內地網民無名火起,討論區怒吼「  我們這都等了四千年了!」
據環球網昨天報道,俄亥俄州與佛羅里達州已開始總統大選的早期投票,民眾均要大排長龍,動輒超過7小時,質疑安排有問題,更加引述《大西洋月刊》評論指 出,無論誰勝誰負,負責任的成年人都會認同美國大選是「恥辱」。但內地網民顯然無法認同環球網引述的觀點,紛紛在討論區冷嘲熱諷:
我們這都等了四千年了!!!!!!!!!!!!!!!!!!!!!!
美帝選舉的效率不高,我們只要幾分鐘就可以搞定!
美國人真是瘋了,居然等七個小時去投票,哪像我們票都不用投幾分鐘??
哈哈哈。。。。其實一秒鐘都不用,因為我從來沒見過選票。
知道我們的優越性了吧,這大冷天的去排長隊那叫一個遭罪啊。哪裡像我們的領導想我們所想,急我們所急,我們設計的制度從根本上杜絕了排隊難投,難的弊病, 為十三億人口節省了1300000000*7=9100000000個小時=379166666.7天=1038123.073年的時間
有網友表達羨慕之情:
照片顯示,他們似乎很樂意排著。如果我有這機會,排哪怕更長時間,值!!
這就是愛國!我願意等,可惜我沒有等的機會!!!
有人直接表達出不滿:
沒有大選才是恥辱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沒見過選票長什麼樣,不知道代表我的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選上的…
環球網真是太有正義感了,太有民主精神了。我們中國公民投票都等了半個世紀了,手捧《憲法》都眼巴巴地望了幾十年了,環球網屁都不放一個?
以上種種的情緒,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其他網民講不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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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日星期二

李德成: 誰令香港人要去中國化?




去中國化是共產黨心中的一條刺,在他們心中,去中國化等如叛國。可惜,香港還是有一點港英餘孽留下的傳統,因此共產黨還不能把要去中國化的人收監。

你只要看一看吳康民老先生的一篇文章就知道共產黨對有香港人要去中國化的看法。這篇題為〈為甚麼有人叫出「去中國化」、「反對赤化」的口號?〉的文章,首先自我檢討一番:「內地的人權紀錄、法治現狀、社會道德等等方面當然存在不少問題,但是不是達到十分惡劣的地步?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否一無可取?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較,是否差距很大?極度崇美、崇英的人們,有沒有認真對此作出探討和比較呢?」

正當我以為吳先生要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的作一比較時,我就失望了,之後的整篇文章都只說出中國在經濟上的奇蹟。在吳先生筆下,青海省西寧市是這樣的:「高樓林立,馬路寬闊,車來車往,商業繁榮,完全像我國東南地區大城市的格局。誰能想像地處青藏高原的西寧,已變成一如長三角、珠三角的發達大城市!」

吳先生把一個監獄描寫得美輪美奐,他就是不能明白住在裏面還有甚麼可以抱怨的。

筆者惟有自己找答案,發覺內地的人權紀錄、法治現狀、社會道德等等方面真的達到十分惡劣的地步。中國的政治制度,真的一無可取,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較,真的差距很大。因此這些極度甚或只是稍為崇美、崇英的人,是沒有可能不從心中要去中國化的。

單單從薄熙來、谷開來、王立軍的事件,就已經看出共產黨的無法無天,這不但表現在以上三人所做的惡事,還在於共產黨如何「法辦」這三人。這些有如做戲的「法治」程序,審的和被審的都有預先寫好的劇本,但他們都沒有用心去演,斧鑿之痕太明顯了。而共產黨正值換屆,全中國人卻如在迷霧中,其中的拳來腳往,若能讓全國人分享,不是一件美事嗎?你看看美國的大選,有這麼封閉嗎?

吳先生,共產黨作為香港的統治者,維持香港繁榮是它的本份,我們是沒有甚麼要感恩的,畢竟,並不是我們拿槍指着共產黨要它來統治我們,而是共產黨強要統治我們的。但它卻是我們步向民主的障礙,這也是人所共知的。稍有血性的人,不能不討厭共產黨,加上它在內地的無法無天,視人命如草芥,作為小民,沒有可能不害怕。因害怕共產黨而要去中國化,就是這樣的順理成章了。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2012年9月27日星期四

李德成: 梁振英打壓DBC




梁振英上任特首後,經常說「特區無小事」,但數十日的實踐下來,這句話應該改為「振英無大事」。面對現在這些在自由社會可以令政府倒台的事,梁振英都只以他的招牌語言偽術企圖蒙混過關,而他的一眾支持者都一直指政府不能讓步,否則政府的威信就會墮地。現在的政府威信固然墮地,但絕對不是因為梁振英的讓步,反而因為他的堅持,如堅持政府重組,堅持國民教育,堅持東北發展等等。以上的每一件事,都足以令一個民主政府倒台,梁之所以還在位,是因為我們不是一個民主社會。

除了以上的大事,還有一件涉及言論自由的大事,就是數碼電台(DBC)的行將停止廣播,而令人奇怪的,就是政府竟然視若無睹。DBC的立場是反政府,是路人皆知,但政府責任是服務人民,並不是鏟除異己。香港的電台一直十分之少,這可能因為香港要和深圳共用頻譜和模擬頻道的限制,但限制言論自由也一直是主要原因之一。數碼廣播起碼移除了其中的一個限制,但卻因此令政府的言論自由恐懼症變得嚴重。DBC是曾蔭權政府批准成立的,而它也在曾當政時開始試播,一直沒有多大問題,但自梁上台後,鄭經翰也重新開咪,變成梁政府的堅實反對者,問題就陸續出現。

我們不是法庭,不需要證據去作出判斷,我們的判斷就是梁振英政府打壓DBC。一間公司要倒閉,勞工處也會介入以保障工人的利益。一個電台要倒閉,政府竟然可以當無事一樣,連梁振英的招牌語言偽術也不用,他真的視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如浮雲一樣了。

曾蔭權時代已說要發出的三個免費電視牌,梁振英也當無事一樣,整天只忙着說那些根本無人信的謊言。大氣電波不是政府的,是香港人的,政府無權把它當成是私產。請記着,我們無權趕你下台,但我們還是可以討厭你。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鄭經翰: 梁振英借刀殺DBC

根據新聞報道,為了符合發牌條件,DBC董事會決定香港數碼電台將會延續廣播多一個月至十月底,但一切決定於今天是否足夠資金注入以支付員工的薪酬,DBC的未來前途仍然是未知之數。而根據DBC執董何國輝的說法,雖然相關董事表示有誠意繼續持有數 碼聲音廣播牌照,但最終還要視乎今天下午五時前相關董事的回覆。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追源溯始,明眼人一看即知,梁振英要打壓反對傳媒輿論和言論自由,並非沒有前科。他在「三低」當選、民望拾級而下的情況下上任,要重施故伎,打壓反對派聲音,封殺敢講敢罵的真話,完全順理成章,符合政治邏輯。

事實上,一切都有迹可尋。如果大不至於太善忘的話,應會記得特首競選期間,在電視公開辯論時,唐英年曾經爆出行政會議兩大秘密。這兩大秘密之一,即為當年商台續牌時,梁振英曾經向董建華獻計,縮短商台牌照期限,以便操控商台,若非負責有關政策、時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唐英年大力反對,商台恐怕已經無法續牌十二年了。順藤摸瓜,我遭商台封咪,亦肯定與此有關。所以,梁振英上台後,對DBC「另眼相看」,以至盛傳再封我咪,可謂完全符合他個人的性格與作風。

異見聲音 必遭壓下

至於另一單秘聞,當然就是在200371日超逾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後,董建華竟然仍要硬闖立法,而梁振英就赫然建議必要時不惜動用解放軍鎮壓。由此可見,梁振英仇視公民社會的異見聲音,可謂其來有自,而且「一以貫之」,從沒變改,更死不悔改。

因此,以低民望、低得票和低支持率上任的梁振英,為了穩固自己的政權,而打壓DBC,以至迫令DBC停止運作,完全是合理合情的事。何況,過去數月,有關梁振英及其班子的醜聞,以前所未見的勢態排山倒海洶湧而至,自然更加氣急敗壞,以至惡向膽邊生。

事實上,梁振英競選特首期間即已爆出「西九門」漏報利益風波,誠信備受質疑;事隔不久,尚未就任特首又爆出僭建醜聞,誠信即時破產;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又在上任後不足一星期因涉嫌觸犯法例下台,而接任的陳茂波也涉及炒賣劏房舊樓醜聞,令市民覺得梁班子其實是爛攤子。未幾,又爆發反對「國民教育」科運動,新政權可謂四面楚歌八面受敵岌岌可危。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如果還有一個鍥而不捨、為民請命、以批評政府為己任的傳媒天天批判政府,加上壹傳媒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當年一報一刊一支咪(其實在DBC開咪猛烈批評梁振英政權的主持並非只有我一人)的歷史,豈非重演?還不及早扼殺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傳媒於萌芽,肯定後患無窮。

三十年來 屢被封咪

一句話,就是民望拾級而下,施政千瘡百孔的梁振英,為了確保自己搖搖欲墜的權位,本性盡露,不惜打壓新聞和言論自由,排除異己。既然如此,DBC前途黯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走筆至此,必須指出,基於法庭已經發出禁制令,我又一次被迫封咪,短期內,我都不會再在空中發聲,跟廣大聽眾交流了。根據昨天《信報》獨眼香江報道,我其實已被封咪六次,勢創香港主持人的歷史。

屈指一算,1989年,我於商台主持《高談闊論》,因大談六四事件,在曹廣榮的壓力下首度「被封咪」;然後,1995年,我與黃毓民等主持亞洲電視節目《龍 門陣》,及後因言論惹火,再次「被封咪」;及後獲俞琤邀請轉投商台主持早晨政論節目《風波裏的茶杯》,獲得「十點前特首」的稱號;但影響力亦令我受到襲擊,在1998年因受襲而被迫短暫封咪;及至2002年,商台爆出續約風波,當時為息事寧人好令商台順利續牌,曾向商台申請休假,是為第四度封咪,亦是至今唯一一次「自動封咪」,而商台亦都有驚無險獲得續牌;可惜,好景永遠不長,20045月,我以受到壓力為由,宣布暫時休假,期間俞琤突宣布解僱我,令 我第五度被迫封咪(我旋即轉投政界,參選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更成為當屆九東票王)。

我以為,經歷了五番風雨,終於擁有了自己的電台,無畏無私即自由,永遠不會再「被封咪」。殊不知,第六次,就在當下!更能消幾番風雨?我真的希望不會有第七次!

2012年8月27日星期一

吳康民﹕李德成教授 你讀懂了嗎?



【明報專訊】公開大學副教授李德成,822日在《蘋果日報》寫文章批評了我。他針對的是我818日在本報發表的「筆陣」文章。其中談及1954年解放軍炮轟金門事件,我指出「這個炮轟是為了牽制蔣介石,反對台獨」。李德成卻認為我是誣蔑蔣介石要台灣獨立,並說「你的良心何在?」還戴我一頂「台獨」帽子。

李德成根本不了解當年的這段歷史,也沒有讀懂我的文字,就胡亂發炮,這是作為一位「學者」的所為嗎?

為了把問題說清楚,這裏需要把炮轟金門一事再詳細一說。

蔣介石潰退台灣。在抗美援朝戰爭發生以後,美國人宣布以第七艦隊進據台灣海峽,為的是恐嚇北京不要解放台灣。而蔣介石在抗美援朝戰爭時,卻不念念不忘反攻大陸。

美國佬分析當年形勢,既不願解放軍解放台灣,也不希望蔣介石反攻大陸。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台灣獨立。在朝鮮戰事結束以後,美國人要逼蔣介石棄守金馬,隔離台灣和大陸,以便掃除台灣獨立的障礙。毛澤東看穿美國人的陰謀詭計,也害怕蔣介石抵禦不了美國的壓力。炮轟金門,是幫助蔣介石死守金馬。如果蔣介石因為炮轟而撤退,那是十分沒有面子的。美國人也會因為袖手旁觀而受到親台中外勢力的責備。炮轟是為了拖住蔣介石留守金馬,實際上是幫了蔣介石的忙。所以毛才會說出「金門炮戰,意在擊美」的話。

這是明明白白的歷史事實,許多了解現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可是李德成既參不透這個炮戰的玄機,也沒有讀懂我已經明白說出的文字。說我誣蔑蔣介石是台獨分子,這是十分荒謬的邏輯。蔣氏父子一生到死,都不是台獨分子。繼任的李登輝、陳水扁才是台獨分子。

李德成是副教授,我稱他為教授,是抬舉了他。但他弄不清楚歷史真相,也看不懂人家的說明文字,就胡亂地嘩哩嘩啦發議論,這樣的教授,不誤人子弟才怪。


 
李德成: 金門炮戰應歸功毛澤東嗎?

吳康民先生早前為文歌頌紅朝太祖毛澤東為外交聖手,列舉了毛的外交功績,筆者不能苟同,呼應了一篇文章,吳先生也不能苟同筆者的意見,因此再為文一篇,但只針對金門炮戰。

吳先生指蔣介石父子雖沒有獨立的意圖,但卻是美國的意圖,因此金門炮戰是幫蔣介石抵抗美國意圖迫令蔣實行獨立。但證據是甚麼?吳先生有共產黨的原始文件證明這是共產黨發動炮戰的原因嗎?吳先生有美國的解密文件證明美國意圖令台灣獨立嗎?據當時的共產黨文宣,完全沒有防止台獨的言論,台獨云云,只不過是子虛烏有。

即使吳先生是對的,即當年共產黨是要防止台獨而發動金門炮戰,吳先生認為這是功,但筆者卻並不能同意。歷代朝代興替,勝利者都以弔民伐罪來把發動戰爭正義化。但我們一介草民,只知道戰爭的受害者必是人民。人民可以發動戰爭推翻暴政,但政府不應發動戰爭推翻另一個政府,尤其是發動戰爭的是一個暴政。

吳先生,人類已經踏入廿一世紀了,國家分裂並不是大不了的事。你看捷克斯洛伐克不就和平地分裂為兩個國家嗎?英國不也終於成功以政治方法解決北愛爾蘭的分離問題嗎?

即使現在共產黨治下,也起碼有兩個分離運動在運作,而共產黨就有着吳先生的思維,認為應該不惜一切以維持着全國統一,這個思維,是十分危險的。

吳先生的整篇文章的用意,應該是因應近日釣魚台風雲再起,以毛澤東的行事以鼓動共產黨對日強硬,但任何歌頌毛澤東這個大魔頭的言論都是對無數死在毛手的冤魂的二次謀殺。

2012年8月12日星期日

李德成: 雷鼎鳴教授的國民教育



科技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雷鼎鳴最近撰文,就兩個方面推論國民教育的必要性,即國民教育和競爭力與洗腦的關係。

雷文指出國民教育科有助提升香港學生的競爭力,因為香港並無天然資源,不能是獨自存在的經濟體,必須靠扮演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橋樑才可生存。他並指出世界各地都爭相加強中國研究的課程,因此推論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必要性。

跟着他又就洗腦發表意見,指出凡試圖改變別人的思想都可以定義為洗腦,因此所有傳媒都在洗腦,老師在學校也在洗腦,所以洗腦原沒問題。

先說競爭力問題。若果說要提升競爭力,就要增加對中國的認識,我們首先就不應取消中國歷史為必修科。我們對國民教育的疑慮,主要是當中內容的偏頗,而這個偏頗,正正令我們的學生對中國有不當的認識。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經已成為天下第一笑話,其他如任人唯賢又和現實有多近?知道這些「事實」對提升競爭力有何關係?

雷教授指世界各地大學都增加中國研究課程,但這和國民教育是兩碼子事。第一,這些外國課程並不是必修科,正是願者上釣,相反,共產黨要的是強制課程;第二,這些課程一定不會說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因為共產黨的手還伸不到外國大學去,只怕他們研究的,是共產黨為甚麼如斯腐敗還能存在;第三,雷教授說的是大學課程,大學生的獨立思考和中小學生是兩回事,只怕是常識吧。
再說洗腦,雷教授的說法是任何要說服人的言論都可以歸類為洗腦,就當雷教授的說法成立,但我們作為家長,難道無權為兒女要接受何種洗腦教育作出抉擇?傳媒的洗腦我們有權把電視關了,因此我們也應有權對我們不能接受的洗腦教育說不。你要把我們的兒女洗腦為明辨是非的人,我們接受;你要把他們洗腦為向權貴低頭的人,我們不能接受。這當中的關鍵,在於家長是否全無發言權。雷教授的說法,是否定家長有分辨能力,是對家長的侮辱。

雷鼎鳴: 國民教育
晴報   201289

有關國民教育的爭議,我認為涉及兩個核心問題:第一是應不應設立這科?第二是若設立應教甚麼?第一個問題簡單,第二個複雜。

改進香港競爭力 先認識中國

只要用一用腦筋,便知放棄國民教育科會對香港將來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帶來很大的傷害。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斷不可能獨自生存的經濟體,必須靠扮演中國與世界的橋樑才可發展下去。在就業市場中,誰最能掌握中國及世界的情況,誰便更有發展事業的機會。現在世界各知名大學都爭相加強中國研究的課程,這正反映出社會的需求。

有人認為只要多留意新聞,也會對中國有一定的了解。這沒錯,但遠不足夠。我遇過不少二、三十年都未踏足過內地的人,但評論中國的時候卻口若懸河,香港的一些學生到內地交流時,往往會認為自己比內地學生更掌握中國的情況,感到高人一等,殊不知在不少內地人眼中,香港人只是傻裏傻氣的不諳國情之輩。在學校中有系統的打下認知真正中國的基礎,可改進香港的競爭力。在新高中課程中,絕大部分的學生(將來可能變成全部)已無緣讀中國歷史,這已是教育改革中的重大缺失(先進國家中有哪裏不把本國歷史變成必修課),再無國民教育,將來的年輕人憑甚麼與人競爭?

第二個問題困難得多,關鍵是香港人怕被別人「洗腦」。

甚麼是「洗腦」?狹義的定義是有人企圖改造別人的思想,使之無興趣獨立思考,變成思想被禁錮的囚徒。

很少人願意失去自我,被這樣「洗腦」。不過,我們應對「洗腦」這概念再推敲一下,看清楚問題在哪裏。若說企圖改造別人的思想,便已犯下瀰天大罪,我並不同意。香港的媒體,哪一份沒有自己的立場,並試圖說服別人相信它們的觀點?教會的傳教士怎會不希望受眾從不信變成相信?在學校的老師若不努力改造學生,使他們從無知到有知,從邏輯混亂到思維敏銳,那麼他們便必定不是好老師,家長付錢讓子女上課,正正是希望他們得到改造。

美國反共 大學生必讀馬克思

改造不是問題,甚麼才是問題?最怕的是學生再無思想與辯證能力。要做到後者,有效的方法是杜絕觀點及資訊的多元化,而且一旦脫離老師的觀點便受到打擊。按此準則,教材中存有老師或家長不同意的部分,根本是無關宏旨的,問題是老師是否能引導學生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斷。美國是一個反共國家,但我在芝大時,發現無論是主修哪一科,都絕無可能不讀馬克思而可以畢業,但現在也無人把我當作是個馬克思經濟學家。世上甚麼觀點都有,割斷年輕人對某種觀點的接觸,不管這些觀點是對是錯,都等如把孩子放在溫室中,大大不利其成長。

2012年2月27日星期一

李德成: 貪官常有,而蠢官不常有



香港曾經是貪污流行的地方,無孔不入的貪污令我們的生命財產,以至人身自由都沒有保障;這種情況自廉政公署成立後才為之逆轉。但廉署只可以制止法外的貪腐,我們還是有很多法內的貪污,特別是以延後利益作為報酬。回歸以來,特別多高官退休後加入大商家集團工作,如警務處前處長曾蔭培退休後任職新世界集團,房屋署前副署長鍾麗幗退休後任職恒基集團,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退休後任職新世界集團,而梁展文雖然因為輿論譁然而取消入職新世界,但其他不少退休高官都無風無浪地出任商界高職,令我們的所謂高薪養廉成為笑話。

對高官起示範作用

當然,延後利益是一樣十分難證明的事,此所以多年也只有鍾麗幗和梁展文的事件引起較多關注,但並不表示我們滿意高官退休任職商界的事,而事實上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求收緊他們退休後任職的限制,但因為有保皇黨而無法實行。實際上,這些盤踞在各個商業機構的退休高官,正發揮着他們剩餘的影響力左右政府的決策,並對現任高官起到示範作用,令他們知道今日的行動如何可以在退休後得到回報。
曾太在船上與劉鑾鴻言談甚歡
能做到高官,基本上都應該是精英,此所以能被人捉到痛腳的少之又少,像曾蔭權般縱橫官場數十年而又能做出如此易招人話柄的事,真是百年難遇,其中自然又以深圳「禮賓府」事件最令人困惑。這件事是三尺童蒙也應該知道有問題。而該物業業主在報章登廣告澄清此事,實際上並沒有清除利益輸送的疑慮,因為單以廣告中說的裝修費三百萬,年租金八十萬,即三年租金不及裝修費,這不是利益輸送是甚麼?

獨立委員會轉視線
曾蔭權敗走江湖派對,與曾太鮑笑薇前後腳離開宴會場地,劉鑾鴻(左一)也一同陪伴曾太(左二)撤走。

而曾蔭權為轉移視線,宣佈成立一個所謂獨立委員會,但不是調查他自己的貪污疑案,而只是檢討規管特首的法例。在今日的輿論下,這一招當然是白費的。我們一直希望一個沒有家族生意的特首可以在沒有連任壓力下會為我們香港人做一點事,例如在委任區議員上,曾蔭權完全有權不委任一個區議員,但終於他都全額委任,我們明白了,是因為曾蔭權還有很多利益是要靠為共產黨和大商家效勞才能收到的。
這次曾蔭權事件固然是因為他的愚蠢,但我們也不能放過那些聰明的貪官,當一個尋常百姓可以退休後不工作,實在不明白一個享受了數十年高薪的高官有需要於退休後工作。

2012年1月29日星期日

李德成: 何以沒有親共而有信譽的民調




中聯辦大嘴巴郝鐵川經常對港事指指點點,但又經常地劣評如潮,中聯辦的反應是說要維護他們的官員的言論自由,《大公報》有社評以〈中聯辦在港言論自由不容剝奪〉為題,指「回歸已十四年的今天,難道『中聯辦』還要噤若寒蟬,連批評意見都不可以說?

官員言論經常自相矛盾

批評意見當然可以說,而且郝也的確經常地說,可見郝的言論自由從無被剝奪。但言論自由並不等於不被批評的權利。既然批評意見可以說,那別人也可以就郝的批評言論進行批評了,別人的批評又怎麼會損害了郝的言論自由呢?尤其是無權無勢人士的批評,更加不能上綱上線為打壓官員的言論自由了。共產黨的言論之所以經常被批評,就是因為充滿了這些自相矛盾的言論。我們批評郝的言論,並不是要打壓郝的言論自由,實際也無從打壓,我們的批評是因為郝的言論的荒謬。

這次民調風波,中聯辦的觀點就是回歸以後,香港人就是中國人,不能在民調中提出這兩個選項。但若以中聯辦的觀點,很多民調都不應做,例如回歸後香港人必須愛國,不能在民調上有不愛國的選項;回歸後香港人都應該視內地人為手足兄弟,所以民調不能有敵視內地人的選項;回歸後香港人都應該歡迎中央政府的統治,所以不能有不滿中央政府的選項。

若果以上的民調都不能做,有甚麼後果?我們只能從新聞中的中港人士衝突,看到中港人士的矛盾,我們只能從到中聯辦示威的新聞看到有多少人不滿中央政府。不調查並不表示矛盾不存在,只不過是不知道矛盾的存在罷了。

鍾的民調中對身份認同有四個選項:中國人、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很明顯,無論愛國或不愛國,都能在上述四項中找到答案。民建聯的周浩鼎說他是中國人,那他如魚得水的選第一個不就成了嗎?討厭自稱中國人的也找到香港人這個選項,不是能令我們知道有多少人不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嗎?知道這個數字難道不會令中國政府檢討為甚麼有人會不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嗎?不調查難道就能令這些不以身為中國人為榮的人改變主意嗎?

用錢買不到機構的信譽

郝最近又再為文,指部份民調是為特定政團服務的。矛頭當然也是指向鍾庭耀。但我們不禁要問,為甚麼沒有聽到為祖國服務的民調?這些親共的民調機構當然存在,而且往往在選舉期間以調查為名掌握投票形勢,方便配票。但為甚麼都不大出名?共產黨現在窮得只剩下錢,所以錢絕對不是問題,但就是不能打造一個為祖國服務而又為人信賴的民調機構,主要原因就是親共。親共而又有信譽,和駱駝進入針孔一樣的難。共產黨官員不能打造一個有信譽的親共民調機構,就只能攻擊有信譽而不親共的民調機構了。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