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倫納﹕巴西土耳其抗議反映的新動向

巴西和土耳其突發的大規模集會抗議，出乎一般政界和社會科學理論意外。巴西近十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已居世界第七大，左傾的總統推動了脫貧措施，失業率低，中層收入者日增，生活水準上升，種族衝突不嚴重，國際形象亦日盛：被選作明年世界盃和2016年奧運會賽址、新任教宗即將來訪，國民應足自豪！土耳其這十年來不但經濟猛升，而且壓抑了軍隊干政，推動了民主改革，為婦女和少數民族爭得一些起碼保障，執政黨在2011年選舉大獲全勝，漸成一股地區性穩定力量，西方希望它成為回教國家改向的模範。國內外皆想不到一些小事竟會掀起大波濤。

小事掀起大波濤

巴西的星星之火只是公共車費要加0.1美元，低於通脹率，但對窮人卻是百上加斤，車費佔上最低薪者收入的四分一，跟被視作劫貧濟富的稅制同樣不公平！而且稅收去向不明：公共建設殘缺、教育經費低下、醫療服務杯水車薪、毒品和暴力罪案連連。為世界盃而大建的工程擠掉了其他經費，建費失控又不準時完工，多名貪官被控。更惹民憤的是高收入層的奢華直逼眼前，高牆後豪宅的設備可見而不可攀、昂貴的名店衣食令人咋舌。中等收入者即使偶爾可以消費，心裏也並不好過。他們看到西方中等階級的生活水平和權利，感到交了稅卻得不到相應服務，相對被剝削感成了怨源，中年人忘記了以往慘淡，年輕人沒苦可憶。

土耳其的導火線更難測。伊斯坦堡市的重建已經推行了多年，把一個小公園拆建為商場時受到幾十名環保人士反對，逐漸圍攏起種種不滿意政府某方面做法的群眾，搭帳留宿，各式人等提出來的要求愈來愈多，從保持市區綠化，擴展至要求言論和集會自由、尊重人權等。官方認為這些都是少數人意見，因為大多數選票剛投往執政黨。現任總理出身貧苦，參與創立了回教基層俗世派政黨，在廣大農村間建立起穩厚基礎。執政黨改革成功，在立法和司法領域都取得絕對優勢，只要保持52%選民支持，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自信漸增後不耐煩歧見，提控和恐嚇報界，並放棄土耳其的世俗化特色。回教走向復尊：在軍方影響回升、教義在教課書裏更濃、禁制賣酒和在公眾場所接吻，還要求每一名女性至少要生三個孩子（反對者移花接木，很多標語上書「至少要三杯啤酒！」）。

集會抗議常見的發展規律

事情鬧大的過程值得注意，表面情跟其他集會抗議相同，但有些異向漸強。開始時兩地的人群和目標都相當單純，其中當然不乏堅持行動者，否則這類集會不易持久。官方初時也出面周旋，但土耳其官方底線不獲接受後，態度立即變得強硬。把抗議者指為搶砸罪犯，以及受外國或壞人操縱，只會進一步煽動自發抗議者的敵對情緒。巴西政府雖然取消加費，但集會目的已經被後來加入者擴闊。會眾間雖然不少願意妥協，但在群眾性運動的漩渦中，往往阻不住激進者逞強。何這類集會難禁新人加入，新來者不知或不接受先前協議，代表無法統一群情。官方指摘抗議者出爾反爾，鷹派往往趁機上馬。一旦暴力出現，群眾中的破壞分子或有預謀者便渾水摸魚，軍警有罪證彈壓，群眾有血證反暴，互相指摘成了失智行動的燃料，進而以暴抗暴，這是集會抗議常見的發展規律。

土巴事件還有三個傾向漸強：明確地反對傳媒、政黨，甚至任何組織的介入。巴西抗議者打跑記者和燒眦電視台車輛，土耳其傳媒初時形同官方喉舌，形勢擴大後轉ɜ，信用已失。現場插上代表多類認同的旗號，包括種族、宗教、足球俱樂部、反暴力、具體事件的共同陣線等，唯獨不見政黨旗號。土耳其的非執政黨散而弱，對這次抗議亦無一致行動，黨員只以個人身分參加。巴西群眾則認為所有政黨都屬一丘之貉，把企圖介入示威的反對黨都趕跑！有些抗議者甚至反對跟其他群體結合，一些小群體連擴音器也不用，對所有制度甚至所有其他組織都失望。欠缺傳媒的溝通和政黨的串連，議不出共同綱領，沒有領袖，官方找不到談判對手，無組織狀態便放任自流，延誤理性溝通，助長暴力出現的機會。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

鍾倫納﹕美國兩黨僵局化的開端

美國近年對財政異見的處理，被形象化地喻為駛向懸崖。無論最後是否落崖，抵達懸崖前的失控，已經直接抑制了投資和就業。作為自由經濟的旗手，美國許多政商學界精英和民眾都主張政府避免過度介入經濟事務，可這趟財政危機，竟然很大程度上源自政黨的運作！本文從這實例分析：在相對平穩的兩黨民主制下，怎樣開擧了動搖舉國前途的僵局（關於美國兩黨制的特色，請參《明報》2012/11/8拙文）。

美國行政和立法分立，但僵局不多也不長。一個原因是職位每幾年便改選，另一原因是政壇風氣務實，慣於妥協交易。但近年由於多數黨不斷改劃選區，鞏固本黨當選機會，區外助選款額也愈來愈大，議員即使不連任，亦易由同黨接替，派系立場和應變方式逐漸硬化，助長了兩黨間蔓衍的敵我意識，方便了個別政客挾私心，逞意氣，罔顧國家和本黨利益。

動搖舉國前途的僵局

20世紀下半期，民主黨由麻省開明派和得州保守派結盟的領導層，雄霸了眾議院40年，有建樹，也醞釀特權和縱容貪腐。奧尼爾議長成了歷史上撥動最多公款以推動福利的領袖，他有本領跟列根這位靠抨擊大政府起家的總統協商出多項國策。兩黨間歧見不斷，卻也能不斷消弭，直至到共和黨員金里奇（Newt Gingrich）冒起。

金里奇不甘長期雌伏於民主黨下，乘着整治國會特權的機會，不顧自己也犯着多條類似條款，扯下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成了少數黨黨魁後，蓄意把共和黨激進化，鼓動黨員學他那樣大量採用敵我化字眼，稱對方為「激烈、病態和叛徒」，以「機會、勇氣和紀律」來描述本黨。1994年他們在眾議院大選中奪回多數席位，降低資本得益稅、大幅改革福利（規定獲助者要工作、提高申請糧食券條件、減低新移民福利、縮短受助時間、削減聯邦福利支出、讓各州自行決定是否按聯邦標準提供福利等）、壓縮聯邦在公共健康／教育／環保方面的支出、限制財政部動用聯邦信託金以避免借貸危機的權力、限制死囚上訴，甚至關閉了聲譽稱著的科技評估室，改用利益群體提供的資訊。

克林頓總統抗拒這些改革，眾議院在金里奇堅持下，不惜導致大部分聯邦機構關門28天，引起眾怒，共和黨高層動員他下台不果，直至1998年大選後喪失多個議席，才能逼他下台。他把離職理由說成是「不願繼續帶領一群『食肉獸』」，此後仍強調堅持原則才是共和黨的勝望。這時黨魁已難用共同綱領來駕馭各派，他翻雲覆雨的激烈手段，也深深毒害了兩黨制的關係。

把兩黨運作的軌道  駁上懸崖之路

單憑金里奇個人野心，不足以糾集這股逆流。由於二戰後美國經濟獨領風騷，有大量資源攤分予窮人，民主黨尤其善用福利來開闢票源。甘迺迪的當選、偉大社會和民權法案等種種教育、醫療、交通、老人和都市政策，把全民生活抬上空前水平：廉租屋冷暖氣俱備、中小學費全免，未婚生子的單親戶可多年獲取生活費和醫藥費。比以往烏托邦思潮中的理想情，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意外之一，是相當多少女未念完中學便懷孕，生父無能或不願負責而離家，家庭受破壞，帶來種種治安和經濟問題，社會上積累起普遍反感。共和黨不單維護富人利益，它削減開支以壓縮窮人福利的主張，也吸引到大量中等收入的納稅人，但它不但擴張軍費、還不斷要減稅（購屋利息、子女教育、醫療開支、慈善捐款等）。兩黨一面攻擊對方「鯨吞」或「蠶食」，一面各增開支，結果是無論誰當政，聯邦支出都不斷增加。這是目前幾乎所有民主制度都走上的共同道路，希臘和南歐的經驗已經證明：舉國借債的情不能持續。

兩黨都看到這種情無法持續，卻為了選票和競選經費而無法自拔。數年前，民間怒意終於匯成廣泛的反開支浪潮，激進者以美洲殖民地因反對英皇重稅把茶葉倒下海的事件作號召，打着「茶葉黨」的旗幟從政，跟右翼政客匯流。他們擴張了共和黨的席位後，逼令共和黨推行激進的減稅政策，推動起比金里奇更強制性的措施，直接把兩黨運作的軌道駁上懸崖之路。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個人網址是：TomLChung.com

鍾倫納﹕中國反腐前景

基於對傳媒報道的統計和透明國際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腐敗指數，經濟學家拉米雷斯（Carlos Ramirez）最近指出中國目前的腐敗程度，跟美國處於同一發展階段時差不多。美國以往的腐敗程度曾經頗為猖獗，後來由於收入增加、民間要求政府廉潔，才開始改善。中國的腐敗情況，會隨國民收入增加而減少嗎？未必。

在透明國際的腐敗榜上，排名最低的全是貧窮國家。拉米雷斯認為腐敗在一般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會上升，但在經濟進入發達階段時會下降。中國目前的收入屬於中等，在最新的腐敗程度名單中排列第80，約居中段。這份貪腐排名表雖然偏重於經濟因素，而且制訂得頗為粗糙和表面化，量度結果可能由於資訊不全而低估，也可能由於文化風習不同而高估，但它大體上提供出一個時空架構，讓人對各國大略情況有個比較客觀的參照。

網絡監督開始成為廣泛風氣

即使接受了同樣的數據，朝野內外都可以出現不同的理解或行動。十八大前後中國的貪腐情況不曾突變，前後兩批領導人都同意其嚴重性，但跟以往比較，十八大後中央的反腐敗行動卻異常地快而狠、多而高，而且公開報道。這股情勢，除了反映出中央的自我改善決心和能力，也因網絡監督開始成為廣泛風氣，可以製造出迫在眉睫的形勢，使涉嫌者無法不收斂。

目前中國的微博用戶已超過3億，官員隱秘一旦被舉報，很快便在網絡上形成足夠的輿論，毋須經過傳統媒介，便可迫使司法跟進調查，令各級地方政府不敢怠慢。這個新型的官民合作反腐程序，迅速地發展成一個空前的反腐機制。今天的「網絡曝光」比以往的「上達天庭」更有效，無怪大多數揭發出自微博，而且從曝光到停職調查往往只需短短幾天。

但是，網絡曝光和輿論驟焦也難避免群眾性運動的弱點：舉報者動機不明、證據較草率、結論較倉卒。虛假資訊容易誤傷當事人或誤導群眾，匆促和情緒化的民意會降低審判的質素。正如政府應該虛心處理舉報一樣，民間也應該培養舉報前的謹慎習慣，社會亦需發展出明確易行的步驟以方便舉報、審查和保護有關人士的制度。為了避免運動式和風暴式的反腐，一些學者提出要將反腐納入法治軌道，依靠行政、立法和司法，例如避免權力過度集中、公布官員申報的財產。但徒法不足防腐，中國已開始制訂法規，從2005至2012年7月，已出現616件中央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和文件規定，和1538件地方性法規，予一些人的印象反而是法規愈多，案件愈眾。即使這些文件已經制止了某些貪腐事件，但顯然跟不上經濟改革的速度。

單憑法令威嚇是不夠的，朱元璋把貪官剝皮，只能把貪腐暫鎮幾十年，原因除了明代薪俸不足養廉，還因元明時代中國經濟已趨多元化。元代吏治在華夏歷史上特別腐敗的原因有多重，一個重要根源是蒙古人推重商貿。商業不像農村交易那麼單純穩定，商人較多在新環境新制度下跟新人物接觸，欠缺足夠時間建立關係，較願提供「橫財」來爭取生意，搞亂社會風氣，是以強調社會穩定的傳統中國各派學說都重農抑商。中國現在不但大力推廣工商，經濟轉型的速度也空前，原有法規適應不及，有人主動鑽空子，有人事急馬行田，行賄成了經濟發展的滑潤劑，而不斷增加規例則可能阻礙經濟轉型。如何既求發展，又可避免腐敗？

反腐不等於反貪。貪是鼓動個人和群體累積的重要誘因，沒有人反對貪多知識，在很多情況下，貪名和貪錢若不違規，可以造福社會。貪不一定跟腐扯成一片。有清楚的觀念和法規，才可避免把洗澡水連嬰兒一起倒掉。

提倡新風尚

一個可以降低貪念的做法，是提倡新風尚。陝西省一名官員在很多照片中都戴覑豪華手表，除了是個人質素，也反映出當地當時的奢華風尚。如果戴貴表不但成為犯罪線索，還是庸俗和不道德的表現，這類貪腐可望減少。

是以反腐必須數管齊下：懲、防，和提倡新風尚。行政、立法、司法、民間觀念的釐清和新風尚的培養，缺一不全。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個人網址是：TomLChung.com

鍾倫納﹕罵中國並非美國大選的一時方便

美國總統大選第三場電視辯論的主題是外交，在6個事先同意的主題中，除了反恐和中東，「中國的崛起」也成了一個主題。競選以來，奧巴馬總統和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一直擺出猛烈攻擊中國的姿態，該晚雙方卻出人意料地露出轉圜餘地，肯定中美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可能。這固然是雙方為了在最後一次辯論中希望建立穩健形象的策略，尤其是羅姆尼聲稱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做法，被有識者視為妄動（難被國際法庭接受，即使成功也會引起巴西等國家照辦煮碗地指控美國），他在前兩場電視辯論中揮舞出咄咄逼人的攻勢後，需要提出一個成熟的形象。奧巴馬身為現任總統，雖然不能為了跟他鬥硬而冒上挑起貿易戰的風險，但仍強調他已按照符合國際法的程序，成功地打擊了中國一些違規之舉。

有些資深評論者認為中國議題只屬競選時的陪襯，本身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大選後即像過眼雲煙，如常運作。這是假設了美國認為中國除了經濟開始上升之外，在軍事和國際政治方面的影響力都有限。何無論在反恐、中東、伊朗核問題等重要外交層面，美國都需要中國的配合，因而推論兩個候選人都沒有把中國看成真正的假想敵。這個觀點是危險的，因為它忽略了美國的前瞻性行動和選舉諾言轉化為實質政策的可能性。

美國的軍事和全球戰略不同於歷史上任何其他大國。它是在清楚地認識到本身優勢後，除了絕不驕傲鬆懈地繼續擴展實力，這幾十年間還逐漸學懂懷柔，利用所有能利用的心理和物質條件去支持它的活動，在軟實力不逮時則不惜先發制人。目前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國家團體可以對它作出重大損害，唯一可以制衡它的是國內的民意。

製造共同敵人

凝聚和操縱民意最有效的做法，是製造一些共同的敵人。縱觀美國歷史，從立國到大戰後的和平時期，美國都保持至少一個假想敵，從西歐列強、蘇俄、東歐集團、東亞諸國、回教集團和拉美各地，都曾至少一度成為美國敵人。對一個有兩大洋作屏障，海空軍皆穩操勝算的國家來說，人為的危機感遠大於實質上的危機。透過危機感的渲染，各派精英可以轉移民間對內政的批評、可以無限度地發展新武器、可以對假想敵施加壓力，而每次轉移目標，皆為一些利益集團製造出一股新的發財機會。

因此，抨擊中國並非只屬一時方便，為轉移假想敵鋪路的動機昭然若揭，兩黨同心。中國的興起恰好可作回教集團之後下一個假想敵。早在總統大選之前，美國已把軍事重心移往亞太地區，並跟圍繞中國的國家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可見中國實力雖遠遠不及，卻有足夠資格被推上假想敵的位置。

美國國內當然也有不少人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大環境，希望避免戰爭和貿易保護主義，兩黨候選人提及可以跟中國成為合作伙伴，便是為了照顧這方面的民意，但除了曾跟羅姆尼爭取共和黨提名的前駐中國大使洪博培等少數人士，大部分候選人皆未公開提出中美貿易對美國的好處。目前傳媒上多的是破壞中美關係的宣傳，從中美貿易中獲益的公司和團體默不作聲，華裔美國人人微言輕，又欠合作，中國本身又怕弄巧成拙，默默無言。一旦壞形象在民間形成主流，即使當選者希望回復務實政策，恐怕已難挽狂瀾了。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個人網址是：http://TomLChung.com

鍾倫納﹕荷蘭大選後歐洲的動向

從較高的角度來看，荷蘭的2012年9月大選，進一步確定了希臘6月大選顯露出的歐洲主流動向。今年歐洲各地的大選，都環繞在應否為把希臘等負債國保存在歐元區和應否緊縮本國財政這兩個主題。長期舉債的希臘政府已經垮台，但若無新債便無法應急，經濟勢必崩潰。若急遽緊縮則民意難接受，經濟也難開展。希臘各派政黨政綱分道而馳，民意散亂而情緒化，初時以為換個政府便可解決問題，但5月大選後更加支離破碎，竟然無法組成政府。幸而官民仍服從憲法，依照既定程序於6月再行大選，民意出現了務實的傾向，雖然沒有任何一黨獲得多票，還是表現出要求成立新政府的意向，本來鴻溝頗闊的政黨，終於組起聯合政府，學習異夢者如何同脇，一方面同意緊縮，一方面要求債主緩鬆條件。

希臘的動盪和南歐的財政危機也波動到西北歐，各國官民對希臘的要求和本國應否緊縮的歧見也尖銳化，左右翼都有激進派去鼓動民情，多個政府不能連任。一時山雨欲來，全球注目，連經濟底子較厚的美國和經濟新興的國家也憂心忡忡，中國亦然。雖然歐元區的保存未必理想，在目前情下解體卻令世界更動盪。堅持保持歐元體系的德國首相，目前仍苦撐來自國內外的反對，在她最重要的盟友法國總統落選後，更加孤立。在比較富有的西北歐，民意愈來愈求首先顧及本國，支持歐元的荷蘭首相連任，雖屬苦勝，卻給歐元區注射了強心針，暫時穩定歐元區和中美各國經濟決策者、及各地投資者的信心。

在聯合政府框架下  異見黨派須擱置偉大治國藍圖

可是，在150席的荷蘭下議院中，連任首相所屬的執政自由黨只得41席，僅比工黨多出兩席，而且兩黨的在下議院中共擁的席位雖然過半，在上議院仍未達半，須邀黨加盟。這次大選的票數，把這兩個黨的命運縛在一起，誰也不能獨行。荷蘭憲制的精神，跟希臘等西方國家一樣，也是寧願有一個由不同政綱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也不願見到得不到多數票的政黨獨大，或出現無政府狀態。下議院的議長將通知荷蘭女王組閣的程序。歐洲王室（或名義總統）並無實權，保持一個象徵性的元首，是歐洲民主制度維繫國民歸屬感和社會穩定的多一層措施。

在聯合政府的框架下，異見黨派必須擱置偉大的治國藍圖，不能不攜手首先解決當下的問題。尤其是荷蘭政壇傳統，財長候選人由得次多票數的政黨提名。財務精神和程序，是西方政體保持公正和透明度的重要環節，是充實辯論內容的數據來源，也是政經制度之間多元制衡的憑藉。歐洲民主制這種重視協議和接受妥協的精神，未必適用於所有時空，卻為平穩應變奠下理論和操作的基礎。

重視協議 接受妥協

在競選初期一度聲勢高漲的激進主張終於被選民冷落了。反對國內外緊縮政策的社會黨僅得15席，未能在亂中得益，聲稱要退出歐元區的新自由黨也獲15席，卻是失去近半議席的後果。慣作生意的荷蘭人不必像希臘人那樣需要短期內作出兩場大選，他們看到各地情，一次大選便能以比較冷靜的情緒投選，讓左右偏中那兩個溫和派抬頭。工黨主張國內外的緊縮政策不能太急，要讓經濟有機會復蘇。自由黨雖然強調國內節制的重要性，和不應再對希臘讓步，但有些評論員說這很可能只是爭取選票時的動作，一旦面對實際困難，會有4年時間來調整這種強硬態度。何在聯合政府的架構下，首相有更多理由和藉口去妥協。

總體來說，荷蘭9月大選肯定了留歐派的理性主張，壓下民粹主義對財政危機的火上加油。歐洲未脫難，卻可以暫穩陣腳，希望在各方面作出妥協後共渡難關。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個人網址是：http://TomLChung.com

鍾倫納﹕從希臘兩次大選看民選兩態

自從1974年推翻軍政府後，希臘政黨為爭選票，不斷投民所好，導致國家入不敷出，失業率現已高達22%，人才和資金外流，賴債也無法維持開支。大部分民眾雖然對政黨失去信心，但習慣了依賴政府又不願緊縮，短期內也別無良策，便洶湧地要求提早大選，以為換一批領袖便可解決問題，這是2012年5月6日大選的背景。結果卻證實了民情散碎，執政黨固然失勢，其他黨派的支持更少，最多票的新民主黨僅得五分之一選民支持。

根據希臘憲法，大選後由主要政黨依得票多少順序試行組閣，若組不成，便召集各黨領袖共商，再不成便從新選舉。在大難當前而各黨仍不讓步的情下，5月大選沒能催生新政府，這是6月17日大選的來由。6月大選依然不能找到一個多數黨，但票數稍聚，民情則清楚地要求有一個新政府，一個由偏右的政黨主導，加上兩個中間偏左的聯黨政府終於組成。

民情可以很快改變

40多天內舉行的兩次大選，透露出民情可以很快改變。5月的大選頗為情緒化，6月的大選則顯示出理性化的抬頭，但透過選舉機制合法地撮合出來的聯黨政府，能否解決冰凍三尺的問題呢？

5月大選表達出希臘人對兩黨輪治的失望，近36%選民棄權，原來兩個大黨一共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選票，標榜反緊縮的左翼聯盟意外地拿到次多選票，但還不夠六分之一，相當於支持左右兩極的總數：主張暴力的希臘共產黨得8%、舻近納粹的金色黎明黨得7%。近兩成選票投往幾個小黨，得票少於3%的小黨分配不到議席，只能在議場外嘈吵。分配到國會議席的政黨有7個，左右翼都各有支持和反對緊縮政策的的政黨，但即使最大的黨也難在國會內號令別黨。

5月大選反映的支離破碎局面，顯然無助於解決危機，但40多天後，客觀情雖然沒大變，民意卻出現了務實的傾向。6月大選只有很少選民棄權，而且只有5%選擇小黨，一些人即使不盡滿意某個政黨，也掩鼻投它一票，新民主黨票數因而由20%激增至30%。泛希社運票數則由14%跌至11%，終於同意跟新民主黨合作，加上左翼民主黨加盟，以及憲法配給最大黨的額外50席，已超過170席，足夠在總數300席的國會中通過議案。至此，一個比較穩定的決策架構開始成形。7月9日國會果然以179對121票，通過接受資款但要求歐盟放寬條件的方案，達成了務實者預期的後果，股市回升。

決策架構的初定不保障決策過程的穩定，7月初的民調雖然顯示有57%選民支持新政府，但只有46%相信聯黨政府能維持兩年，48%認為很快會再行大選。主因之一，是民間對於應否履行貸款條件的看法依然相持不下——48%比48%。主因之二，是政黨間鴻溝頗闊。泛希社運長期跟新民主黨傾軋，除了接受緊縮方案，其他政見分歧甚大。比它更左而反對緊縮的左翼聯盟，由於得票從5月的16%暴升至28%，更加意氣風發，拒絕加入新政府。新政府若不能在短期內扭轉局勢，在下一輪大選中，它有機會成為第一大黨。泛希社運本來便中間偏左，如果左翼聯盟跟它合流，再加上左翼民主黨，票數已達45%，超過右翼。何左翼聯盟在年輕人、大都市居民、公職人員和失業者中的支持都比較多，政治能量較大，新民主黨主導的政府將舉步維艱。

還不可忽視的，是暴力攻擊移民的金色黎明黨在兩次大選都拿到7%選票，主張暴力的希共則從8%減至5%。兩黨合計，有八分一票數選擇極端分子。大選坐實了這兩極端黨派在國會中的地位，讓他們合法地動用公款，令希臘內外不少人士擔憂。

令政情更動盪的，是對情緒化辯題的跨意識形態組合。以一項容許新移民子女入籍的法案為例，兩年前在泛希社運主導下通過，但新民主黨一直認為這個法律會吸引非法移民。一般希臘人對新移民反感，認為他們搶飯碗、分薄福利和增加罪案。新國會剛選出，金色黎明黨便急不及待地要翻案，也很快得到小黨支持。移民法案會不會撕裂新政府？新國會的辯論才開始，民間暴力已經上揚，各地移民居點被蒙面伙眾襲擊，當局視而不見。

不反求諸己  無論選出什麼人都無濟於事

總體來說，短期內連續舉行大選的制度，能夠催生短期妥協，但未足以改變各方對問題的根本看法，脆弱的聯黨政府無法短期內解決積患。很多希臘人仍以不滿政府、政黨和政客，不甘富人逃稅和移錢國外為藉口，不交稅、不繳費，有人還把「不跟政府合作」的態度推諉為在鄂圖曼帝國統治時養成的習慣。不反求諸己，則無論選出什麼人，都無濟於事。近日民間終於有人提起個人責任，發動起「希臘清債」運動，呼籲每人至少捐一歐元，首兩星期只籌得300萬，希臘人口近1100萬，反應仍未熱烈。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個人網址是：TomLChung.com

鍾倫納﹕勤或有功 戲豈無益？

近日有一則在華人之間不算新聞的報道，說一位3歲大的小孩不願上學，遇書即哭。原來她要念兩所幼稚園，每天上、下午都要上學，放學後還須默寫日間所學和閱讀課外書，希望為將來升讀小學做好準備。她的母親是西醫，婆婆是退休幼稚園校長，對西式兒童學習心理應有相當認識，卻脫離不開傳統中國教學方式的影響。這不單是香港，即使身為耶魯大學教授的華裔亦免不了這種對孩子的嚴格要求，去年她發表的《虎媽的戰歌》一書，雖然在太平洋兩岸引發熱烈討論，卻無法達成共識。一個原因，我想是對學習的目的弄不清楚。

學習之目的

《三字經》中有一句說話「勤有功，戲無益」，影響了華人的兒童教育至少700多年，這句說話中最受忽視的字眼是個「功」字。無論功字代表功效（effectiveness）還是功率（efficiency），都離不開「有功於什麼目的（purpose）」這個最終的問題。目的弄不清，勤力只是一股習慣，功率可能很低，甚至全無功效，比如說，勤練武功，若果是為了健身，當然有功，若果是為了搏擊致勝，不如練習射擊！一枚子彈，便可廢一生功力。勤力的方向若配合目的，會產生一定功效，但功率未必高。勤力若果成為自恃的憑藉，以致學而不思，降低創新的意願，只會導致平庸。

《三字經》是儒家著作，儒家的學習目的很清楚──是為了修身和當官，雖然未必有助於行政效率，卻可滿足進入仕紳階層的標準。科舉取消後，學習的內容改變了，學習的目的未弄清楚，學習的策略卻如舊：勤讀和覑重記憶。從國內盛行「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說法，和國外華裔父母催促子女選讀專業科目的做法看來，科舉後華人讀書的主要目的可以歸結為：為了求取高薪和穩定的職位。針對這個目的，勤力念書以往幾十年間曾經有效，現在則功率愈來愈低，甚至失去功效。

在傳統中國，有機會讀書者只屬少數，勤力者名利穩保。在20世紀中期的香港，經濟受限於國際形勢，不需要很多有創造力的人才，粗通英語，正宜作白領買辦，勤勤懇懇便堪溫飽，記誦方式的局限未彰。在經濟發達的歐美，以往經濟穩定時，不勤力也可過舒適生活，如今失業率高踞不下，在英國，沒有名校學位便難晉身高層；在美國，念個碩士並不保障找到工作，有了工作而不繼續進修，遲早會被同行超越，在科技和理性管理急速發展下，有時整個行業或整類職位都被淘汰。中學教育在內地愈來愈普及，香港的大專課程亦急增，大中學畢業生日多，單靠勤力不足恃。

筆者接觸過不少華裔和歐美學生，也有相當同學留學各地，個人的觀察是中港台學生明顯地比歐美同學勤力，背誦式的訓練也有助於應付選擇題式的考試，因而在大學一二年級的成績較高，但此後優勢漸減。原因不單在於覑重記憶的學習方式不利於創新和解決問題，還在心理疲乏，尤其是就讀於自己並不真正感興趣的學科。即使苦學成功，拿到博士學位，工作未必愉快，表現較慢，晉升也較慢。

「遊樂、熱情、目的」

歐美學生願意深造的比較當地人勤力，但仍不像華人那麼苦學，在校內外依然玩得開心，對功課則抱著玩樂的熱情，較易把課內外的角度帶入研究課題，較易引發新意。在歐美，玩樂不等於怠忽，玩得愈入神，愈講究認真。習慣以玩樂態度處理新主意，愈能接受挑戰，廣集眾意，新意會更穩健和深入。

但這類學習方法在大學研究院外尚未普及。最近哈佛大學出版的一本書《Creating Innovators》（創造更多創新者），則企圖推廣這類學習態度。作者Tony Wagner是哈佛教育學院、商學院和公共行政學院合辦的領袖計劃教授，他認為目前美國的大、中學教育無功於創新者的培養，新時代的創新者要懂得分析、解決問題、團隊合作、百折不撓，和適當冒險。新的教育因而需要培養3p's──「遊樂、熱情、目的」（Play, Passion, Purpose）。勤力不在話下，但需熱情才能持久，遊樂和目的則有助於積累解決問題的經驗，提升團隊合作、百折不撓，和不怕冒險的態度，這些正是傳統華人教育所忽視甚至否定的因素。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個人網址是：TomLChung.com

鍾倫納﹕重視程序的意義

近日香港立法會的拉布策略，在局內外引動了頗為情緒化的反應。拉布跟其他拖延或搗亂會議的方式（例如動粗）一個不同點，是它依據會議規則所接受的程序進行（會議規則是一套標準化了的公用議決程序，請閱拙著《民主議決和組織策略》，三聯，2008）。在承受種種拉布後果之際，大家不妨趁這事件去深入地了解一下西方文化的精粹和代價，從一些「小事細節」，去探索大勢。對於在會場內拉布這類拖延策略的作用和精神、可用的「招數」、化解的方法，及立法議員對會議程序重視不足的情，拙文〈從拉布看香港目前的民主運作〉（明報論壇2012年5月24日）已有簡介，本文則進一步分析拉布策略的基本元素——會議程序，及略述一般程序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作用。

程序（procedures）是把處事過程分拆為容易辨認的、標準化的運作步驟，以求保障質素的一致性和提升效率。程序必須預先制訂，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能讓所有當事者都可辨認，才能一起協作。世界各地都或多或少地把一些複雜的工作或儀式分割為多個步驟，以便傳授和執行。由於當時當地的文化差異、目的不同，有些程序界定得比較清楚、執行得比較徹底，另一些則界定得比較含混、執行得比較馬虎，有時三步併作兩步走、有時省掉一些甚至全部。

程序的組合和偏重

程序的組合和偏重可以不同，在大部分程序組合下，不同角色者的地位和權利並不平等，因而往往需要透過迷信、習慣、威權等方式來維繫，有些程序被刻意地神秘化或習慣化，參與者若不明白或不接受程序的作用，便會產生疏離感。但在離心力產生重大作用之前，依循共通的程序，參與者較易合作，例如美國獨立運動時各州代表首先接受了一套共同的會議規則，為多天艱辛的商議提供了莫大方便。在歐美社會中，程序並非偶一為之的規則，而是經常的行事依歸。西方幾種主要文化都是透過程序的分拆和組合而成的，包括民主、科學、執法、專業、人事制度、商業運作等。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西化能那麼快，除了上層的改革，民間對程序的尊重，也是主要原因。

程序是手段 不是目的

科學跟其他求知方式的不同，在於它依據標準化的程序：樹立假設、界定可以量度的概念、選取有代表性的樣本、制訂標準的方式來蒐集資料、運用邏輯和統計學來作檢討及推論。不依足這套程序，得出同樣結論的方法也不能稱為科學方法。在執法方面，控方不依既定程序（例如警方須先拿到法官簽署的搜查令才可進入疑犯家裏）搜來的資料，不能充當判案的證據。在專業資格的確認方面，沒受過正規訓練，經過考取執照的程序，不能提供專業服務。家傳秘方若未經過當局批核，不受承認，保險公司也不接受。大機構的人事制度，對授職、訓練和賞罰等都有一定程序。商業活動對註冊、行規、保險、分利、報稅，以至結束營業等等，都有程序所循。接受了會議規則的社團，若不依合法程序，達成的議決會被法院推翻。

程序是手段，不是目的，本身並不神聖，可以就形勢改善，但改善也應依循既定的程序，以求各方共識和配合。對程序的尊重，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套共用的框架，使各方人士一起參與。共同程序有助於集思廣益，急速進步，例如透過科學程序研製成的醫藥，愈來愈把家傳秘方拋往後頭。程序的優點，在於突出可見可行和易於觀察後果，弱點是會令一些人專注於細節而忽視了大局，或者以個別步驟代替了整套程序（例如以選舉一環代替了整套民主運作）。現代社會組織為了增強競爭力，趨向於降低程序的神秘性，讓成員不單掌握程序的操作，還明白背後的精神。有規模的社團，都有詳細的僱員手冊和定期在職訓練，闡釋各種程序。

華人對於程序常掉以輕心

華人號稱是個重禮的民族，對於程序，卻常掉以輕心，甚至於鄙視。禪道之標榜超脫瀟灑，不拘細節的態度在每個階層都有吸引力。楊振寧自嘲早年做實驗時常引發爆炸的笑話，反映了傳統知識分子對程序的輕視。傳統中國其實並不乏程序操作，宋代以後的文官制度便屬佼佼者，考試程序相當嚴格，足以示信於廣大民眾（考試內容雖然跟職能未必有關，例如以詩詞選官，跟其他以無關實效的訓練作憑藉去頒發執業證書一樣，卻有助於建立科舉制的信譽）。儒式禮制也曾經是相當成功的程序組合，把宗法制度鞏固了2000年。可是在今天，不要說一些繁文縟節（例如婚嫁時的三書六禮）早受遺棄，由於宗法制被攻擊，幾乎所有傳統人際交接程序都受到輕視，以致不進教堂廟宇的華人，往往在重要場合欠缺表達意態的儀式程序，只好在大吃一頓後便散場。

孔子對禮的重視，始自他幼年對禮儀的觀察，他提出了以仁作為待人的最高處世原則後，堅持以禮來匡輔仁的實踐，以對程序小節的執著，來不斷伸張原則。程序的形式可以隨時空而修改，培養對程序的尊重，有助於在後宗法制社會中發展民主、科學、法制、商業和管理。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個人網址是：TomLChung.com

鍾倫納：從拉布看香港目前的民主運作

「拉布」是一種大部分會議規則手冊都接受的拖延策略。這個中文名稱未必帶有貶義，近來卻因香港立法會的 運作受阻，而被頗多港人視作一種弊端，有人謾罵拉布者、要求取消拉布的規例，甚或提出要解散立法會。平情而論，拖延策略可以是議會運作的一種自動調節步 驟，就像所有工具一樣，能被不同人士採用，善用者易遂己意，不善用者和不懂者吃虧。贊成民主化者必須認真認識這種議會策略。本文簡單介紹「拉布」的作用和 精神、可用的「招數」和化解的方法，希望大家不因個別事例而否定這種民主操作。

拉布策略早見諸古羅馬，英文filibuster一字本來指16世紀活躍在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海盜，沿用於西歐幾國語文，原意都是「劫奪」。這個帶上明顯貶義的字眼、這種不時被人詬病的策略，為什麼在歐美這些較早踏入現代化的國家歷行不衰呢？

在會議中拖延時間的方式不少，有人發表似是而非的論調，有人鑽牛角尖地逐點放大細節，有人提出大量跟原案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問題，有人不斷修正原案、 要求資訊、提出種種程序議案（請閱拙著《民主議決和組織策略》，三聯，2008），甚至宣讀憲法、聖經，或可能有關的文獻！一般來說，採用這些策略者多屬 少數派，目的在於拖延時間，等待反對者離場或支持者趕到，以爭取足夠票數，也有人用來癱瘓會議的進行、加強抗議的效果，或喚起會場外的注意。

在各地生根

拉布策略不斷受到困惱者指摘，但經過無數論爭之後，仍能在各地生根，基本原因，是民主制度希望把不同想法的人士包容在共議平台內，透過理性、論據和 對各方利害的理解，求取彼此可以接受的最佳決定。是以民主決定雖然以大多數派為依歸，卻也尊重少數派的發言權。大量事後發展的例子證明，少數派的意見可以 是正確的，會議規則因而也配備多種方法來覆審議決，以及鼓勵異見的發表。讓異見者在遵守共同規則的場合裏發表異見，會減低在場外不依規則行事，或搞地下活 動的機會。在社會漸趨複雜的情況下，議員面對多種議案，在討論某些議案時是多數派中的一員，討論別些議案則可能屬於少數派，也可利用拉布策略。目前的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以往在別的場合也曾施展過拉布這一招。

拉布並非唯一的拖延策略。拒絕出席，令對方無法達到法定出席人數或票決人數也屢見不鮮。歐美一些地方法例可命令警察把議員捉進會場，近年仍間中出現少數派議員在開會當天，聯袂跑到別區邊界外去聊天的情況。

拉布的持續性，雖受發起者的主觀意願和策略催生，也受當事團體所採用的會議規則、主席的引導、與會者的態度、法庭的裁決，以及外界氣氛影響。

會議規則中有不少可以避免一些有意或無意的拖延舉動。常見的化解方法是限制發言次數和時間、要求擱置討論、交付委員會處理、要求分案表決或立即表 決、指出發言者離題或涉及不當內容（如人身攻擊或涉及機密）而拒絕討論等，主席和一些敏捷的議員可以按情擇規來處理，這當然需熟悉各種議案的性質和可以通 過的人數。

對於這些限制發言的策略，拉布者或其他反對者也可提出幾種程序議案來抵消，例如要求澄清程序、抗議主席對當時議案的裁決、不信任主席等。抗議主席對 當時議案的處理必須在討論該案時提出，過半數票便可通過，不信任案可以隨時提出，一般要求三分之二票數才能通過，但通過後並不影響以前議案的表決。

主席若因處理議程運作不當，須改變對當時議案的處理，或在是次會議中讓位，但仍可主持下次會議，因為他／她並沒「違憲」。「會議規則」 （parliamentary procedures）只屬技術性操作，許多「會章」（by-laws）只提及採用哪一套會議規則（一般相差不大），或抽取個別重要的規則編進會章裏。較 大的或較複雜的團體，會把較具原則性的和較高穩定性的章程撥往「憲章」（constitution，中文也常譯作「會章」）。在小團體裏，通常一份會章便 包含這三層規則。在立法會這種複雜機構裏，不同意主席對某項議程的處理，有上述的抗議步驟可循，斥為「違憲」，不止小題大做，還會混淆視聽。法院不受理， 固然有不輕易涉及分權獨立的考慮，亦未嘗不是對提案者概念不清的提示。

香港民主化 牙牙學語階段

立法會這趟會議受到拖延，除了少數派借題發揮，也是多數派不願意或未能純熟運用會議規則的結果。多數派議員經常缺席和早退，成了反對者的藉口和反對 的動源。主席一再提醒議員勿重複發言，反映出立法會成員對議會運作的生疏或輕視。不同意拉布的議員其實有不少方法可以協助在場內進行化解，反對拉布的聲浪 不足，主席只能首當其衝，進而導致對整個體制的衝擊。

香港傳媒對拉布作了不少報道和評論，但由於山頭太多（國內外很多地區都只有一兩份日報），影響很散漫。網民的意見則以情緒化反應居多，對人的謾罵多於對事的細心陳述，香港的民主化，目前仍在牙牙學語階段。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