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欄﹕我要換電視

文 阿果

我家那台電視機，有十多年歷史。它缺點多多﹕身形龐大（典型大牛款）、面目模糊（畫面長期低清）、感情專一（多年只播「第一台」），然而多年來我和家人一直不離不棄，每晚與它四目交投，促膝詳談，風雨同路。不過大牛近日健康轉壞，家人開始萌生換電視機的念頭。結果走進電器舖，站在大屏幕前，我媽高呼﹕「好清！好靚！好睇！」於是一家人萬眾一心，決定換電視。

萬眾期待新電視台新劇集

這兩星期，有關免費電視牌照，烽煙四起。無線準備就增發電視牌照的司法覆核申請裁決，提出上訴，有線主席吳天海批評此舉儼如「拉布」。另一邊廂，各大傳媒流傳政府內部對發牌的態度﹕行政會議傾向發出一至兩個牌照，並即將對外公布。消息一出，論者紛紛分析，三大跑手（有線、now、港視）之中哪個最有把握「跑出」。判決未見，王維基率先發難，挾民意以令政府：在網上呼籲「請Like我們」，結果一日之內，換來三萬讚好，留言近千。與此同時，新電視台一連幾天將劇集首集片段上載，網民引頸以待，紛紛讚好。這刻萬眾一心想換電視的，除了我的家人，還有一眾香港觀眾。

一直以來，香港人愛看電視，更愛講電視。這幾天，因為新電視台的劇集面世，我發現網上許多擅於講電視的專家——有人評演技（「廖啟智好戲！周俊偉麻麻！」）；有人談燈光（「略嫌太暗，但比起TVB的已很不錯」）；有人論手法（「有景深，富電影感！」），還有人仔細觀察，擅捉錯處（黃日華那支是玩具槍！」）……香港觀眾厲害，因為他們能將文化研究大師John Fiske口中電視節目的「符碼」，無論是最實在的對白、表情、衣著，還是燈光、取景、剪接、配樂等「表現手法」，以「技術流」的方式，活剝生吞，徹底解構，最後得出「好清、好靚、好睇！」三大感想。

對於大眾專家的意見，我點頭。就那幾分鐘片段所見，新電視台的劇集確實好睇：它畫面高清（甚至看得見鮑起靜的毛孔）、情節破格（用意識殺人），既像欣賞指數長期高企的港台劇集，又有美式電視劇的電影感。早前資深電視人劉定堅撰文批評，王維基斥巨資買新器材卻沿用無幕後班底，是「必死無疑」。從新劇片段所見，這指摘似乎不攻自破——起碼對普羅大眾而言，新電視台確實比以往「好睇」。

無線：假、大、空

不過「好睇」也不代表什麼。為了一洗頹風，展示業界「大牛」的身分，無線最近搶來世界盃播映權，更召集全台藝員，紅男綠女，穿上跟「家是香港」活動同款的Polo恤，在鏡頭前玩人海、嗌口號，宣傳造勢，總之要做到「好好睇睇」。這個「2014無線世界盃」廣告，近日不停播放，場面盛大，但我不停掩面。掩面，因為它印證了一件小事：無線之所以被人唾棄，其實與其畫面「好唔好睇」，無甚關係。觀眾掩面，其實是因為電視台生產的節目，大部分都像這個廣告（以及「家是香港」）一樣：假、大、空。

換個角度說，新電視台要挽回老早關掉電視的港人歡心，除了要做到大眾專家口中的「好清、好靚、好睇！」，更要以無線的「假、大、空」為鑑，換上另一套「真、細、心」的嶄新思維：

「假大空」換上「真細心」

一、真。電視媒介之所以在香港社會發展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全因它曾經願意，用真誠的態度，繪形繪聲地講香港人的故事。阿燦的懶散、陳積的市儈，之所以令人難忘，成為集體回憶，是因為他們源自生活，有根有據，甚至曾經敏銳地觸碰香港人的快樂與憂愁。這些年來，香港觀眾早已受夠了光線充足的「夜晚」、居所面積動輒上千呎的「窮困人家」、不慎跌倒互相凝望然後墮入愛河的「歡喜冤家」……新電視台要留往觀眾，一定要抓緊情緒、貼近生活。

二 、細。上世紀七十年代，電視媒介曾經意外地構建了本土意識，令港人安身立命，深愛本土。三十多年後，新電視台以「香港人的電視台」作口號，立場鮮明；拍竣的劇集當中，有《歲月樓情》、也有《來生不做香港人》，努力再講香港故事的意圖，也甚明顯。不過他們同樣要注意的是，時移世易，這個年頭要向觀眾，尤其是抗拒大論述的年輕一代，再講香港，必須放棄大包圍，改由「細眉細眼」入手。警察、律師、醫生、商家等成功人士的「大故事」，可免則免，我們更想聽的，是小人物（後生仔、老人家）的瑣碎事。以小見大，方是這年代講故事的上策。

三、心。傳播學者David Hesmondhalgh說，文化工業是高風險的工業，故此一眾企業每逢發掘了一條成功的生產方程式，定必將之大加複雜，反覆採用，又名「食老本」。無作為文化工業的「大牛」，早已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將《獎門人》、《愛．回家》，又或「叻哥+曾志偉+譚校長」，改頭換面，不停生產，取悅觀眾。觀眾本來看得雀躍，但後來又發現花紙背後原來空無一物，看似有心的生產機器原來不過鐵板一塊，就開始嫌棄。新電視台必須引以為鑑，重拾工業初期的靈活運作，既建立制度，又要用心留意生產漏洞、觀眾所需。

未來日子，新電視台還會繼續將劇集片段上載，引人注目。我呼籲廣大電視迷，除了繼續做技術分析，為劇集的燈光、對白、景深逐一評分，更要靜下來沉思，這些作品是否講到我們的故事？當然，還有最重要的：究竟你有多渴望引進新的電視媒體，對抗傳統「大牛」的假、大、空？

祝香港人（以及我家），早日換新電視。

通識導賞﹕微博網民﹕64避河蟹

文 林茵

每年六四前後，大概是中國大陸網絡審查員最為忙碌的時間。

各地的微博用戶期望將記憶薪火相傳而不被發現，在帖子被屏蔽刪除前傳播給最多的人看見，當中的民間智慧，令人拍案叫絕又唏噓，千方百計、迂迴曲折，只為了「6」、「4」這兩個數目字能被呈現。

目前全中國約3億的微博用戶，以每分鐘7萬個帖子的速度發放資訊。美國休斯頓萊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教授Dan Wallach的研究團隊去年追蹤逾3500名曾遭刪帖的微博用戶共15天，其間這些用戶有12%的發帖被網絡審查員刪除。研究發現，5%的刪帖行動在微博發出後8分鐘內完成，30%的刪帖行動在30分鐘內完成，90%的刪帖行動在24小時內完成；帖子發出後5至10分鐘的刪帖量最高，意味微博管理員的審查幾乎是實時進行。研究人員按審查員每分鐘瀏覽50個帖子、每日工作8小時計算，估計需要約4200人的隊伍以維持這樣的審查工作。

粉絲多 更易被刪

如何繞過這道高牆？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傅景華前年底開展了名為Weiboscope的研究項目，以軟件程式持續下載了2.26億條微博帖子，當中約8.7萬條帖子被審查員刪除或屏蔽；Weiboscope為這些被消失的帖子留底，成為研究社會輿論和媒體發展的重要素材。六四將至，傅教授提供了一些近日在微博流轉的相關帖子，部分一發布旋即被消失，部分則似乎暫時逃過了審查。這當中固然有些用戶採用了較聰明的表達方式，但有熟悉微博的朋友則留意到，話題敏感的帖子會否被刪，主要還是看那帖子的影響力，少人關注的微博帳戶，即使談及較敏感的話題都未必會被阻止，一旦帖子多人分享轉發，就會引起審查員注意，迅速被刪除屏蔽。

不向極權屈服 我要講！

在如此嚴密的監控下，網民難以在微博進行討論交流，發出的帖子不少只是嘗試提及六字和四字、企圖引起對當年事件的聯想而已；相比起香港眾聲喧嘩的爭論和回顧，這些帖子在內容上或許沒什麼了不起，然而在極權國度裏，數量龐大的網民不斷嘗試行使說話的權利，那怕只是鍵盤之間微小的挪移，也是種對權力的不服氣和挑戰了。

開卷看天下﹕中國邁向全球﹕不完全的強國

文  葉蔭聰

在英語通俗讀物中，談到中國政治經濟，往往分成「淡友」與「好友」兩派。前者預言中國即將崩潰，後者則認為中國是與美國匹敵的新興強國。而「好友」之中，又分兩類，一類是鼓掌歡呼，一類是憂心忡忡「中國威脅」。國際關係學者沈大 偉（David Shambaugh）花了五年時間，寫下《中國邁向全球﹕不完全的強國》（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他從一個他全稱整全的角度，評估中國在全球政經文化中的領導地位。

沈大偉用宏觀資料，分析中國在外交、軍事、全球管治、經濟、文化等的力量，與美國及其他發達國作比較。他發現，中國的國家力量，雖然足遍全球，但是，面對美國還是望塵莫及，在某些方面比歐洲大國還差。

單論軍事便最明顯。無論解放軍在東亞如何擴張，距離美國在全球370多個軍事基地的帝國大版圖還是太遠了。至於中國引以為豪的經濟實力，雖然在GDP及出口數字驚人，但是，也說不上是控制全球經濟，最多也是靠進佔低端市場分額，例如，中國廉價的工業產品的確加速發達國家去工業化，也打垮不少第三世界工業，但是，世界工廠難在高端或策略性位置佔優。在資源控制方面便更明顯了，以近年國際關注的中非關係為例，中國國營企業雖在非洲及部分南美洲擁有一些礦產（配合爭回來的基建工程合約），但與歐美公司控制的相比，還是微不足道。中國需要的大量金屬原材料基本上還是靠買回來的，而壟斷市場的亦正是西方大企業，中國能控制的礦產大概只有稀土。不止礦產，還有高端科技，也得靠國際市場，以及西方國家放寬限制。難怪由胡溫到現在習李，都比任何西方大國更怕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對中國來說，錢解決不到的問題的確是難題。

比較歐美中華未成氣候

至於外交與全球治理，沈大偉更有點嘲弄中國，形容這個大國只能說「不」，例如在聯合國否決英美議案，卻提不出「是」，無法改造美國打造的國際秩序。

談到文化，中國的軟實力更無法跟大國相比。不要說美國了，過氣英帝國的英國文化協會能為英國人掙大錢，單看大量華人去英國留學及旅遊便可知一二。中國的孔子學院花大錢進駐世界各大學，拉攏海外人士，還要被批評為心懷不軌，招募海外洋「五毛」。美國政府不需直接投資荷李活，便有美國大片宣揚美國精神，還掙盡天下戲迷口袋裏的銀。中國大片再強也只是民族工業，養肥一群中港台電影大亨，然而，這個民族市場之所以可能，還得靠中央守大門口，限制美國電影進口才能達成。沈大偉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還是個不完全的強國（partial power）。這個結論對中國人來說，一點也不稀奇，中共領導人也經常強調，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沈大偉一書的最大功用，在於幫助美國精英減少中國威脅論帶來的不必要焦慮。沈處處以美國或歐洲大國為比較參照點，不難看出，相對美帝國，中共打造的中華「次帝國」還不成氣候。顯然，沈大偉一書表面是俯視角度或宏觀分析，但其實多少也是中美強勢觀點（Sino-Americana）下的產物，即強權之間的實力比較。因此，他無法從其他地緣位置理解大國崛起的意義。對於活在東亞的我們，又或者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及拉美，所謂不完全強國的冒起，已足夠改變以至支配我們的生活世界了，她跟美國國力的比較其實對我們的意義不大。

香港人權倒退美政商界不上心

對非洲及拉美不少第三世界來說，走資中國的冒起，打破了他們對中共革命或另類出路的幻想，毛主席的三分天下，蛻變成來自東方的一個新興資本帝國。歷史上哪一個比較好，比較壞，都不是重點，第三世界都是新舊殖民地；不管是中是美，都是勾結當地的土豪劣紳，榨取資源。對於久活在美國主導的冷戰及後冷戰的我們，這個不完全強國其實與所謂完全強國美國根本就不是對立，而是互補。例如，香港作為金融資本城市，早有華爾街大鱷的地盤與足，而中國金融資本進佔香港，也得到美國金融資本協助，讓大量國營銀行體制改革，上市集資，加入全球資本遊戲。除了中美共同的金融資本既得利益外，中國早成為美債最大持有者，擁有大量美國資產，支撐美國的金融遊戲、財政擴張與量化寬鬆。因此，美國政商界對中國的人權問題的關注要不是無能為力，就是口惠而實不至，對區區的香港政改及人權倒退更不會上心。

沈大偉提出的「不完全」強國，我們可能需要作另一番解讀。「不完全」的關鍵，不是她還未成為美帝，而是在於她未能完全（或永遠無完全）把其周邊的華人地區併入其國家體系之中﹕港澳還有半真半假的一國兩制，台灣則是一個實質的主權國家。反過來看，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亦多少需要這些「不完全」來維持，她們是中共國家資本大計的策略性地區。而且，正如沈大偉說，中共還沒有意圖及能力推動全球治理的制度及標準，它是一個自利、短視及務實的國家政權，追尋自己的國家利益與權力，而且對自身統治的穩定性充滿了焦慮。因此，在她邁向全球的路途上，其力點之一，很明顯會在這些未完全國家化或大陸化的區域。對我們來說，這些「不完全」狀態裏有多少是大國強勢支配控制？有多少我們可以協商調整？有多少空間可以抵抗與創新？香港人似乎需要作更系統及全面的分析與評估。

「不完全」強國須另一番解讀

簡而化之的「強國」論，甚至族群化的「強國人」說，跟美國人的「中國威脅論」一樣，恐怕只能製造宿命論式的敵意，或神經過敏，無助於理智的分析。沈大偉細緻的資料比較與分析，雖然有中美強勢觀點的缺點及偏狹，但他的分析精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六四24﹕告別六四猶如告別自己

文 安徒

今年六四，風波不絕。日來各方爭論熱鬧非常，眾聲喧嘩，看少幾日面書，就可能跟不上形勢。這場大辯論，初則由一些叫香港人「告別六四」的所謂本土主義者提出，後又因支聯會「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八個字被指定為大會口號，使爭論螺旋式的升溫。在這場爭論中，有人認為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上升，所以產生要和「六四」切割的情緒所導致，然而如果你細心追蹤這些要大力衝擊六四晚會及其主辦組織支聯會的言論，你就會發覺， 他們真正想與之切割的，只是一直把持六四話語的民主派。

筆者這幾年來，每年都有去六四晚會，然而絕對談不上是支聯會的粉絲。甚至相反，筆者肯定是歷年（特別是一九九○年代）最積極批評支聯會及民主派的評論人之一，所以筆者沒有任何動機為支聯會辯護。可是，近來對民主派領導香港民主運動失敗的批判，往往只集中在批評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而支聯會之所以受到某些本土主義者的敵視，也正因這個組織被視為集中地體現了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對這些認為「族群鬥爭，一抓就靈」，想一朝醒來能與中國告別就天下太平的本土主義者來說，「告別六四」便變成了推翻舊的民主派，讓本土主義成長，最終以本土派取民主派而代之的前提。

民主派失敗歸因大中華意識不符史實

筆者相信，香港主流民主派失敗的原因，是一件需要嚴肅反思和分析的問題，然而，籠而統之地把民主派失敗歸因於「大中華意識」，不單是偏頗，而且是不符史實。最近筆者找出了一批寫於二十多年前的文章，其中一篇在《信報》發表，題為《哀哉「偏安論」》的文章，就記載了筆者當年如何觀察民主派﹕

「恐共情緒瀰漫底下，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守派，都以中港隔離作為他們的最高綱領……特別是民主派，就一直在中國國內政治問題上，顯得異常低調，甚至是有關香港居民利益的事件，諸如釋放劉山青的問題，他們也幾乎不置一辭。大家如非善忘的話，應記得學運發生之前不久，民主派在天星碼頭熱熱鬧鬧地各自輪流絕食五十小時之際，在立法局門外的一角，卻靜悄悄地有甘浩望神父為呼籲釋放劉山青絕食整整七日。民主派人士究竟有多少個曾走過來看望？」

在另一篇題為《何物「情意結」？》的文章，筆者也記錄了民主派在六四的民運轉入低潮期的言談態度。當時的評論針對在一九九二年民運熱情減退之後，李鵬飛如何拉攏保守派的「啟聯」和民主派的「港同盟」相互溝通，他認為兩者的分歧只有「對中國的態度」——啟聯認為與中國溝通是首要的，但港同盟則放不下六四的情意結。在那篇文章，筆者寫道﹕

「民主派和李鵬飛都在煞有介事地討論港人的『六四情意結』問題。李鵬飛叫人放開懷抱，看看中國的各方面，不要老盯六四『一件事』。而李永達就說，我們要承認港人有此『情意結』，中國要明白，港人是有這種自由去宣泄，這是港人自由生活方式的表現，沒有大害。（然而）有趣的不是遊行示威真的有沒有害，有趣的是領導這些示威抗議的政治人物，可以直率坦白到這個地步，將自己的行為僅僅視為宣泄，是社會的安全活塞，是精神官能症（情意結）的集體自療。六四情懷只是一場病。」

筆者徵引上述舊文章的目的，不是為了懷舊，也不是想鼓吹當時也知道只會「玉石俱焚」的不斷革命，而是想說明今時今日往往被一些人理解為受所謂「大中華情意結」所誤導，對中國如何「苦戀」，如何因為過分寄望於中國民主化，把精力虛耗在「鄰國」之事的民主派，其實無論在六四之前還是之後，都沒有真正對中國政治的興趣。而且，他們也對真的投身進中國國內政治的香港人，例如劉山青，甚至連發聲聲援也視為會弄污他們的手，以冷漠來與其劃清界線。

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

民主派參與八九民運只是偶然，他們原來就反應遲鈍。只是在運動不斷升溫，才追隨另外一些先知先覺的激進小團體尾巴，才急不及待地去響應介入。他們在思想理論上跟不上形勢，行動上完全處於被動。他們只能掌握人們表面的拒共情緒，但提不出半點對中國如何發展民主的看法。

而民主派在六四之後的表現，也並不是「先中國之憂而憂」，不是陷身於「支援民運」而不能自拔，而正正就是美其名為保留實力，長期鬥爭，實質上卻是在精神意識上放棄民主運動，穩固一種配合「河水不犯井水」論的「偏安」之局。支聯會年年舉辦六四紀念的純粹儀式，正好就是這種「偏安」論路線的其中一種配置。因此之故，六四紀念一定要「非政治化」和不引起爭議。六四活動不能成為擴大民主運動，廣泛動員群眾的平台，而是一開始就要把六四用保守主義的方式「本土化」，要來充當民主派「偏安主義」政治妥協的工具。

其實，這些基本事實，任何曾經積極參加過一九九○年代支聯會和民主派政治的人都知道。在九七之前，批判民主派的聲音經常非常響亮，只是沒有社會記憶的香港容易把這些都遺忘掉。當時激進派對民主派不留情面的批判四處流傳，一點不比今日的網上喧嘩遜色。這些批評正正就是要尖銳地指出，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把民運當中的民主抗爭精神化為讓群眾運動在本地發展的動力，而是採取以「中港區隔」，「信任基本法」效力，寄望「國際友人」的支援會永不褪色的苟活路線和綏靖政策。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他們太過「大中華主義」，而是太沒有推動真民主運動的決心。他們靜待中共開明派上台平反六四，以期到時收割，卻無打開局面，擴展運動的視野。所以，民主派的問題，是在於他們無意承繼八九民運，反而是急速地將六四「情意結化」，乞求中共給予有這種「情意結」的香港人特殊照顧，以解港人對六四的「心結」。這種思維的天真（即「膠」）的程度，直逼一些今日認為只要「中港區隔」，互不相涉，切割六四，中共就會給香港真正「自治」的人一樣。民主派和持這些主張的人一樣，都是害怕運動。

民主派偏安主義敗績紛陳

社會運動和政治實踐才是啟發社群意識的原動力，只有在運動之中，人們才會獲得主體解放的經驗，從而與其他人形成堅實的共同集體意識。六四是香港主體大規模邁向政治覺醒的起點，六四期間的政治動員，是香港集體回憶中不可磨滅的一個部分。所以，要告別六四就猶如告別自已。問題是，從運動中退卻，把記憶抹掉，偏安一隅，活在一個自閉的世界，只會讓主體停止生長，最多只能活在自戀的狀態，這不是香港人所需建立的主體性。

在那篇批判民主派的「偏安論」的文章中，筆者以這幾句作結﹕

「如果人們還以為在當前大陸政局動盪，經濟危機一觸即發，香港在急速倒數回歸的日子下，我們真正有『偏安』的可能，那就真個是駝鳥般的自欺欺人了。有人以心『獨善其身』去解釋偏安論，明顯地是鼓吹姑息、逆來順受的非政治化主張，這個自然是中共當權派和殖民地夕陽政府所喜見樂聞的。但亦有人以『穩住香港以更好地支援國內民運』去理解偏安論，就有點天真了。 難道在『陳希同報告』中我們還沒有看到，香港舉行的學術研究會、出版的刊物、雜誌、人們的言論，怎樣被視為散播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反革命活動的基礎的指控嗎？……坦克車已經輾碎了無數的幻想，如果我們今日還要強將一個舊日的幻想來支撐我們，那不是太可悲了嗎？」

二十年前的思考，不可能盡善與成熟。上述這些當年的激進之聲，亦對支援民運的歷史評論未必能夠周延全面。然而，民主派的偏安主義可說敗績紛陳，退無死所，已是歷歷在目。把這些失敗扭轉過來詮釋，令人誤以為是他們過於外向進取（中華），不務（本土）本業所致，就只是一種以為自己還有可退守偏安之處的幻想。可是，民主派還有希望嗎？二○○九年民主黨何俊仁反對五區公投運動，他還是乞靈於所謂「圍城偏安」論，可見其偏安意識二十年來都沒有改變，一以貫之。 如今，若有人想新瓶舊酒，販賣改裝版的偏安論——那個「舊日的幻想」，不也是太可悲了嗎？

安裕周記﹕人民不會忘記

王德威教授在《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把上世紀初中國人的卑怯投機和麻木不仁在時代交錯的空間裏勾勒出來。魯迅據說是在日本看到一張幻燈片﹕一群中國人看日本兵斬另一個中國人的頭，被斬的是替俄國當間諜刺探日本軍情，斬頭地點在中國東北。在這張攝於一九○六年的幻燈片，魯迅看到清末國人的劣根性，十六年後，他在《吶喊》的前言寫道：「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威材料和看客。」

沈從文在湖南當兵的年輕日子也曾如此，他看過砍土匪的頭，砍逃兵的頭，砍犯人的頭，也看過砍尋常百姓的頭，他自已「踢了這死人的頭一腳，自己的腳尖也踢疼了」。他在中篇小說《我的教育》裏的二十三節寫及砍頭的佔了十二節，《邊城》的讀者應該是想不到沈先生早年有如此經歷。砍頭成為世紀交接的中國文學及中國社會典型，然而砍頭的殘酷不單在於施刀和被施刀的兩者，更大的殘酷是在於旁觀者經年累月觀看砍頭而漸生無動於中的冷漠。魯迅與沈從文的砍頭文學側面刻畫出民初國人「那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小利，在嚓一響快刀砍上頸椎一刻是驚呼然後是笑聲。

旁觀砍頭在六十年代中共文化大革命到達最高潮，不止是旁觀更是參與，從批判牛鬼蛇神叛徒內奸工賊到被批判為牛鬼蛇神叛徒內奸工賊，砍頭及被砍頭混作一團。從一九○六年的東北到二十年代湘西以至六十年代文革，國人一直圍觀砍頭並從中得到樂趣包括指手劃腳說三道四；魯迅興許失望了，除了物質變化，直至一九八九年之前，廣義上的中國人並無絲毫改變。

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成千上萬絕食者靜坐者示威者我們不一定認識其中一二人，然而就在那不到兩個月間，這些人從此一生內化成為我們血肉思想的一部分。這未必是「大陸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血緣因素，在這五十來天裏，我們從一九○六年東北那群微笑但內心怯懦的圍觀者、從湘西戰後成王敗寇把對手頭顱砍下的旁觀者、從文革中拽衣角站在後面偷瞟被揪鬥的業餘紅衛兵，急速成為渴望與北京廣場人群聯成一體的香港巿民。上百萬港人在八十年代紙醉金迷的崢嶸歲月放下搵錢大計，走上街頭為北京民運奔走呼號不能自已；這當中沒有計算，連最識走精面的梁振英也在六月五日刊登聲明譴責屠殺。之後，人們驚覺還有八年便回到中共手裏的香港不宜久留，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第二波移民潮，把一生家當帶到溫哥華多倫多悉尼倫敦三藩巿，每周大事是到唐人街租無劇集影帶及蒐羅過期的八卦雜誌。

然而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我們的心。若視六四民運為「改朝換代」的一種，則這是中國三千年政治史所僅見並非因為吃不飽而揭竿的一次。從四月的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到後來反官倒追求民主，訴求的急劇進化體現人權不是吃飽就算那種庸俗；聚集的人口從大學生擴大到老百姓普通巿民，到今天我都相信這其中大量若是換轉八十年前便是那些以旁觀殺頭為樂的旁人甲乙丙丁，可是一九八九年的他們，沒有做觀者看示威人群被卜卜槍聲打死而是成為人群一分子。這是中國庶民政治巨大變化，今天中共治下的大陸仍然沒有民主選舉，但人們依然憶念一九八九年那兩個月，中國忽然有了新聞自由報紙都出來講政治改革，忽然有了期許感到打倒官倒貪污的日子快要到來。

不是「愛國」二字了得

如此改變，絕不純粹是「愛國」二字了得，那是現代中國曇花一現最美好時光，儘管接是暗無天日，殺戮，追捕，拷打，判刑，囚禁。本來，以三千年來國人的習慣，殺人者與被殺者很快就會忘記一切，沈從文所言「大家就這個樣子活下來」，「規矩以外記下一些別人的痛苦或恐怖，是誰也沒有這義務」，可是沈先生和今天的中國人民一樣，百轉千迴無奈之中偷偷留住了大慟，暗暗向自己許誓，永誌不忘。那不是一國一城的事，那是很個人的集體記憶，每人的六四記憶都有自己的版本，張先玲的兒子王楠被冷槍打死，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死於屠城，但在那個肅殺的凌晨，多少中國家庭留下了張先玲和丁子霖的回憶；延至二十三年後湖南李旺陽無端被自殺，每一個死難者家庭先是家恨再是其他。

天安門及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血漬二十四年從未瀝乾，在中共的高壓打擊下，六四成為全國的禁忌，幸而還有香港這千把平方公里地方有一片天地公開悼念。遺憾是今年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前發生許多爭論，本土派為了一句「愛國愛民」的口號叫人不要去六四晚會，從而引爆風波，我則想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問題——即便是本土派反對六四晚會或支聯會又如何，一種政治勢力必有其立場觀瞻，社會如何判斷則是以後的事，一家之言不必苛責，只是如何體認正義的申張，成為了本土派下一步的社會焦點。任何社會運動都有其因果，運動組織之間各有不同理念立場，以一些人的說法，是本土派把六四視為中國的內政，割裂跟香港的關係，狹隘得忘卻人類的良知與公義。

沉澱過後的超越視野

不過，當我們回到爭論本身，事件並不是非黑即白二分便能解釋。經過二十四年沉澱，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體現出其超越視野，並非沉溺於一黨一國一得一失膚淺層面看待大屠殺，香港巿民早已超脫「誓報血海深仇」層次，率先抵達「孰令致之」的境地，即是說，六四血案因何而來從何而起。事實上，「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早於一九九六年六四七周年曾經用過，當年為何沒有任何異議？這些年來誰造就本土派的崛起？誰人令港人覺醒到「愛國」已被騎劫成「愛黨」？答案簡單不過，不也就是數以千億計的維穩費打造出來的慘案。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自由訴求，在今天的中國來看仍是遙不可及，被當權者視為洪水猛獸，天安門母親連公開悼念的權利都沒有，港人看在眼裏，對「愛國」的懼恐乃至於憎恨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有人批評本土派的六四立場，但是除此之外，其實更要反思的是在錯誤時空下提出這樣口號的支聯會，還有是中共。幾經糾纏，支聯會總算沒有冥頑不靈，願把口號改成「平反六四、永不放棄」，可是中共維穩機器照常運作，令天安門母親感到絕望，也令愛國不愛黨的港人感到絕望。

這兩天香港社會對本土派的批判以及批評支聯會的聲音幾乎淹沒更核心的主題，人們看不到本土派與中共切割的原因，實是對這一政權以及「中國」符號代表的國家機器的反彈。二十四年前的中共以及二十四年來的中共一再令到港人失望，難以在心境及實際上認同它的一切。台灣社會對中共幾十年隔海威脅深有所感，以「鴨霸」一詞形容其橫蠻，今天港人則以「椏柞」來看待一河之隔的北京政權。經歷政改爭議，應允了的普選在字義上一再扭曲，誠然，香港巿民不一定都支持普選，但希望那是「好好睇睇」、「拎得出來見人」的民主程序，結果是長年的等待竹籃打水一場空。當經濟開始放緩，當「鴨霸」開始進入我們生活，當連中學邀請佔領中環發起人來演講都遇到上綱上線批鬥，狹義上的「中國」距離我們愈來愈遠。

口號惹反彈中共警號

六四晚會口號引起的反彈，於中共而言是一個治港警號。司徒華年代的六四晚會是認同廣義上中國的集會，中共應該深知支聯會的「中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人們對九百六十萬平方里的那片土地的期許。那是中共感到心寬的原因，支聯會在中國的大一統裏爭取民主，從無離開這一範疇，不可能在司徒華時代走出這一框框，當然，這也是人們覺得中共還有希望撥亂反正的主觀願望。這幾年中共對大陸社會變本加厲控制，譚作人趙連海李旺陽事件對香港的衝擊遠大於拘捕民運人士，他們只是百姓而不是革命家，竟也難逃中共專政。一向「遠政治，近民生」的香港巿民開始懷疑眼前這一「中國」的合法性，遂而連六四的政治正確也受「愛國」口號的質疑，香港已然不是二十四年前的赤膽忠肝的南海一隅。

於六四屠殺而言，香港社會的記念本質從未改變，那是對殘民以逞政權的聲討，一九○六年東北那群笑看同胞被砍下頭顱的中國人已然從我們的基因裏褪去。二十四年的堅持，香港巿民絕非旁觀的一群，對於身邊發生的一切，他們從無或忘，只是那顆曾經有所期待的中國心，經過再三折騰已是奄奄一息。勿以為砸下巨額銀彈便可吃定香港，其實香港社會已顯露出各種層次的本土化，對北京而言是嘹亮的警號，討厭「中國」而不僅僅是反對中共的大潮，在地平線遠處漸漸愈發接近；這也是一種永誌不忘——不會忘記「香港人」而非「中國人」身分代表的另一重意義。

陶傑: 不可比較

特區「行政會議」出現大幅面積潰爛跡象，社會有識之士，包括立法會主席，都指出殖民地時代的「港督會同行政局」，形象權威，都比現在什麼「當家作主」的好得多。

特區「行政會議」的局中人，自然有點不舒服。有人不服氣，說：行政會議不可以與從前「港英」的行政局比較。

為什麼不可以比較？三十年前中國的鄧小平宣布收回香港主權的時候，就豪氣干雲地邀請香港人將來多比較：「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能做到，而且比英國人做得更好。」鄧小平很有自信，他叫香港人，「放長雙眼」，等着比較吧，中國主權下的香港，一定比英治時期，樣樣更好。

現在，有的人有點心慌了，說：「行政會議不可與『港英』的行政局比較」。這是典型的中國式賴皮，當中國人擁有了原子彈，他叫你跟尚未有原子彈的民國時代比較，因為如此比較，你會覺得「自豪」。但是當「毛主席」用極端的仇恨砸毀中國的精緻文化，反而國民政府的蔣中正，與殖民地時代的英國人，對中國文化更為推崇和包容，賴皮的中國人就會說：這樣的比較不公平，因為「毛主席」在「探索」他的國家的未來，而在「探索」的過程，難免會犯上一點點「錯誤」，只要「總結錯誤」就好。

中國的GDP強勁增長時，賴皮的中國人喜歡跟歐洲和日本比較GDP，以增加他們的自豪；但當你告訴他，GDP增長不太高的歐洲和日本人，排隊不打尖、不喧嘩粗暴，這些賴皮者又會說，不可以這樣比較，因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

一個民族的智商，就是由他們自己的賴皮理論糊弄得一代低於一代的，最後你會發覺，「行政會議」確實不可以跟殖民地的行政局相比，因為或許猴子是不可以跟人相比的，這樣一延伸思考，不就叫人越來越糊塗麼？

古德明: 時式簡略法

問：以下兩句，根據時式簡略法（tense simplification），應用什麼動詞時式？──（1）What is / would be the first thing you do / would do if you became a ten-year-old boy？（假如你變成十歲男孩，會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2）If it had been me who was / has been / had been given this expensive gift, I would have donated it to charity（假如我獲贈這樣昂貴的禮物，我會捐贈給慈善機構）。

答：英文動詞有未來、現在、過去、完成等時式。所謂時式簡略法，是指主要子句（main clause）的動詞時式，已交代了所說事情的時間，其他子句的動詞，雖然所說時間相同，但或會改用簡單一點的時式。請看以下兩句：（1）I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ready tomorrow（我會致力務求明天一切準備好）。（2）He will not agree even if I ask him（我即使問他，他都不會答應）。第一句的is ready和第二句的ask，都不用未來式will be ready和will ask。

讀者示下的第一句，說現在不可能發生的事，應用假設過去式，即What would be the first thing you would do if等，那would do很少簡略為did。第二句說過去沒有發生的事，應用假設過去完成式，即If it had been me who had been given等，但had been given往往簡略為was given。

【代郵】朱先生：「多行不義必自斃」之「斃」，當然可解作「死」；「自斃」即「自取滅亡」。課本謂「斃」指「垮臺」，是引伸其義而已。

成名: 行會死局 劣幣驅逐良幣

張震遠及林奮強接連出事，作為治港權力核心的行政會議，職能及認受性備受質疑，隨時成為梁振英低民望下的陪葬品。為挽回行政會議的公信力，行會必須進行改組，短期內必須廣納人才入局，增加認受性，改變現時行會予人「用人唯左」的印象，否則只會劣幣驅逐良幣，令行政會議淪為「無議程便不用開會」的橡皮圖章。

根據《基本法》訂明行會的職責，主要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但自回歸以來，這種職能卻不復見。就連來自親中派的曾鈺成也承認「今不如昔」，港英時代的行政局成員多為社會精英、領袖，發言具份量、「今不如昔」，雖然他昨日主動「修訂」言論，但也承認行會制度沿用多年，應把握落實普選的機會，檢討職能。

在港英年代，每逢港府有重大政策決定，均會由港督會同行政局作出，如果行政局成員大多反對港督的政策，必須記錄在案。這種明顯的職能，具備歷史因素，港督非由選舉產生，加上非華裔，在推行政策時，需先取得獲得行政局成員支持，並透過立法局達致共識，確保有效推動政策。在吸納成員入局時，除撇除極左人士，大致上用人唯才。

故此，由七、八十年代以英資財團為主，到回歸前彭督年代，就當時的行政局進行改組，財團色彩淡化，吸納的也主要是社會精英為主，無論能力及代表性等，均遠高於今日的行會。事實上，回歸後的行會成員越見親中化，用人唯左情況嚴重，部份成員更像是拉雜成軍的政界新丁，與以往行會備受政府高度重視、有審閱政策能力的機構分別很大。

主權移交後香港歷任三個特首，董建華年代尚有大法官楊鐵樑任行會成員，到梁振英一屆，行會部份成員明顯只屬政治任命，不但能力不足，品格審查也明顯出現大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容許張震遠在財困下，繼續審議港府重要政策，反映當權者對行政機關成員的品格要求極低，本身誠信也備受質疑的梁振英實在責無旁貸。

只要翻查資料，在殖民地年代，便曾發生有成員因親戚從事交通生意，在行政局商討交通政策時未有避席而最終被炒的事件，反映回歸前後當權者對行政機構成員的操守要求，實有天壤之別。

為挽回行政機構的公信力，行政會議改組事在必行，短期的改良方案，可吸納包括泛民在內不同背景的成員，但由於行會有保密制及需集體負責，就算行政長官願意邀請泛民代表入行會，泛民也會擔心在推行具爭議政策時，被迫服從多數，未必會冒險派人加入，故惟有吸納接近核心價值的人才「入局」，擴大代表性，才能真正落實行會的職能。

但長遠而言，行會的前景仍然悲觀，若未能落實特首普選，認受性及公信力固然繼續受質疑；若全面落實普選，行會的現有職能，最終也只會被執政黨所取代，成為歷史遺物。

記者呂麗嬋筆錄

成名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金針集 : 學者：行會角色已告一段落

張震遠及林奮強事件引起政界及公眾人士質疑行政會議（下稱「行會」）的職能，要求檢討。然而，昨天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表示「《基本法》已規範行會職能」，不需要檢討，行政長官又表示沒有計劃改組行會。

筆 者為此翻查《基本法》，第54條訂明行會的職責，「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an organ for assis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policy-making），就是如此而已。至於如何、怎樣去協助則沒有一個詳細的說明。而且，行政長官亦公開表示，「行政會議在《基本法》的規定底 下，在今日我們有問責制底下，與時並進」，「與時並進」這四個字，亦暗示行會的職能可以不斷發展。換句話說，特首亦認同在不牴觸《基本法》的前提下，行會 的職能是可以進步。

問題是行會可以如何進步？如前行會成員、自由黨黨魁田北俊所言，現時的行會讓人有「橡皮圖章」的 感覺，政策的推行往往由問責局長制訂，經立法會及公眾諮詢後才提交行會，行會一般難以反對。行會「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角色是否仍然存在，亦成疑問。而 且，田北俊提到的政黨政治，又是否可行？

筆者問過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他認為《基本法》關於行會成員的職能條文「空泛」，亦沒有具體規限其委任人選的「能力、政治背景及代表性」，因此改組行會實是可行。

而 且，他亦指出，現時行會至少有兩大問題，令行會代表性、政治性及影響力都日漸弱化，其一為成員質素大不如前。回歸前，行政局的成員主要是來自各個專業界別 的精英或領導層。可是，現時的行會不見有如此精英，反而比回歸前「單一化情況更為明顯」，即親中化。更甚者，有一些成員根本是「幼嫩的新丁」，資歷不夠， 代表性不夠，又不是什麼領導層，「其代表性進一步弱化」，讓人有拉雜成軍的感覺。其二，行會的角色及能力「日漸式微」，已不再是以往備受政府高度關注、有 審閱政策能力的機構。

成名建議，現時行會短期的改良方案只可以是吸納不同背景的成員，「超越左派」。但是，由於行會 有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就算行政長官願意邀請泛民代表入行會，泛民亦會擔心行政長官在推行一些具爭議的政策時，可能「入泛民數，因此他們不會冒險派人加 入」。如此說來，行會在短期內豈不是不能改革，行會豈不是要繼續腐爛下去？成名指這是「無可避免的」，他直言「現時行會的角色已告一段落，可以做的就只有 讓它過渡到有真普選，繼而再讓它淡出政治舞台」。

盧斯達: 時局大易 重估價值

吳志森先生堅信愛國無罪，所以他向「本土派」大興問罪，質問反支聯會的人為甚麼今天才來反對「愛國」二字？這種邏輯，似曾相識。當香港人要爭取民主自由的時候，像清朝穿越到現代的愛國人士就會說：「英國佬那個時候又不見你們爭取民主？怎麽回歸之後才高唱入雲啊？」

明白人當然知道，97前也有零星民主呼聲；多年來對支聯會的不滿一直都有，只不過今年特別響。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是因為政局大易、世界大變，自然有價值重估的風潮。人心思變，浩浩蕩蕩，阻得到、罵得到？

以往港人愛國、將所有精神放在六四，是正常和無傷大雅的。因為97前香港的大局有英國人籌謀。大政既然有人代勞，英國在中國（香港將來的主權國）節制之下，也不會亂來。故香港人有條件、有空閒，去專心埋頭埋腦在這種一年一度的家家酒愛國興趣。九十年代的六四集會依然承載了一連串主觀期盼：「平反六四──中國政改──中國民主──香港民主」，我們以為這是解救自己的唯一道路。

比起以往遙相對望，今日我們從更埋身的接觸，發現中國的問題絕不只六四是否平反、政府是否民主——原來這個地方連平民都已經爛到骨子裏。她「先富起來」的子民，不是衣食足而知榮辱，而是更加掠奪成性，在國內國外都是公害。中國在權貴資本主義發展30年之後，上下皆腐，絕不會處置了六四問題就突然變好，更不要說如何解救香港。所以悼念只可能是為人道、為生命淪喪於國家暴力，斷不可為愛國。

相反，支聯會每年都是借六四來販賣愛國主義，繼續綑綁香港人全部的政治關注和精力。今年更開宗名義要你愛國，令港人和下一代中毒，苦戀一個會毀滅自身的他者。英國走了，中國來了，所以我們不得不覺醒。就像許多人97後才知道民主重要，才知道要自己爭取，沒分別。杯葛支聯會，解放香港人的愛國心結。悼念是可以做的，我們自己做。既然支聯會拒絕放下愛國主義，我們就不參加。在香港即將被中國同化瓦解的時候，還講愛國、宣揚要擁抱支聯會至死的，才是歪理。

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大國恐防民族建國的思潮散播，危害她們這些多民族帝國，所以挖空心思在各地扶植保守政府，嚴防民族及民主革命。這段體制，後世稱為「要將指針往回撥」，要將世界帶回1789年之前。泛民主派羅織很多「本土派」的罪名，也是為了將指針撥回他們靠道德形象從政的靜好歲月。找個人、找一派來打，很方便。早前「本土派」是盲目排外的法西斯希特拉，近來《明報》則寫道：「有『本土派』成員發起杯葛燭光集會，呼籲港人『忘記六四』」。嘩好大的帽子無中生有，之後有人說地球升溫、小行星撞地球是由於本土派，我也不會出奇。

香港對中國沒有責任和虧欠，不須還愛國債，我反對悼念六四和愛國主義的綑綁套餐，因此我杯葛支聯會六四集會。很多人亂講愛國可以不愛黨、又刻意混淆「支聯會集會」和六四事件。彷彿不去支聯會活動，就是否定六四事件、就是親共、就是良心被狗吃了……對不起，不要把自己當成香港人的摩西，「六四」也不是被支聯會註冊了。市民不去聯會集會，不是放下六四，反而是遠離愛國主義，還原六四的意義真貌。

至於「紐倫堡」地獄床位，吳先生不用擔心。說不定中國政府將來會先賜你勳章，表揚你壓抑本土意識的愛國情操，可鏤在家中，和香港完全大陸化之後的風光互相輝映。香港的愛國人士，到時功德圓滿，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