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6日星期四

陳韜文﹕中港政治傳播的新格局



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近年起了很大的變化。

說格局已變,首先是指中央政策的改變。中央一向標榜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河水與井水的和 平共處。到2003年大遊行之後,中央決定在香港要「有所作為」。到了今天,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成了政策的新焦點,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強調中央擁有香港全 面管治權,強調中央對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一言以蔽之,中央要積極多方面介入香港,加強對香港的管控。

一國壓倒兩制的政策

於政策的改變,中央也動用各方面的資源左右中港的傳播互動。同屬中央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媒體,好像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它們不時議論香港事 務,有時更上綱上線,實行政治批判。這種公然對香港事務的批評取態,在幾年前是匪夷所思的。本來傳媒有它們報道評論的自由,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在中國的體 制下,傳媒都為執政黨所擁有及控制,是以應該把它們的言論看成是黨國官意的一種表達。

除了國內媒體外,中央還有一批專家和學者可以用來製造 輿論。香港講求法治,不少發展問題都也牽涉到《基本法》的演繹,所以上述法律專家學者可以在輿論戰中大派用場。中國的法律專家學者多有官方背景,其意見多 是官方取向的反映和折射。與此有關而較引人注意的是今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其會長由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出任,副會長則為香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 兆佳。從組織構成及過往言論看來,研究會應該是中央統戰的延伸,旨在加強中央在輿論戰中的地位。

中國大陸公民的聲音在中港政治傳播中的作用 並不重要。就算是網絡言論,如果是政治敏感議題,個人的言論也會受到禁止。更根本的情况是網民受制於官方傳媒的屏蔽和單向報道,對香港事務缺乏直接全面的 了解,難以產生什麼獨立的民間意見。在針對境外問題上,大陸輿論向來以官方取向為馬首是瞻,一致對外。如果中央認為必要,民間意見也可以動員起來,造成泰 山壓頂之勢。不過,目前,只調動官方輿論已夠香港消受了,沒有勞師動眾的必要。

傳媒代議功能的弱化

在中港政治傳播中,香港是 處於弱勢的。首先,香港最有組織和龐大的政治力量就是特區政府,它本來應在高度自治的範圍內維護和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的,但是它隨着中央政策的收緊和受制 於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特區政府愈來愈無法顯出它對「高度自治」的政治擔當。在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中,特區政府已成為中央的延伸,連相對自主的聲音也變 得弱不可聞。

另一股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是各政黨及議會。由於選舉制度的規限,無論是議會的構成或是政黨的規模,建制的力量都佔盡優勢。所以中 港有任何政治矛盾,建制派都是與中央和應的多,鮮有表示異議。他們跟附屬中央的專家學者的言論差異不大,最大的差異只在於彼此的身分不同,前者是京人,而 後者則是港人,但是在立場上,彼此也是內外和應的。

香港的新聞傳媒眾多,本來十分多元化,起着一定的代議功能。不過由於擁有權的轉變,加上 中國恩威並施,絕大多數的傳媒在政治上已程度不一地向中央靠攏。就算是傳統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已不得不對壓力作出回應,調整領導人事安排及報道言論方 針。一直困擾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原來是偶發和默默地進行的,現在已變成半公開的新常態。香港更有一些打着本地身分而起着中央喉舌作用的官方傳媒,即是傳 統所謂的左派傳媒。它們的言論究竟是民意,還是官意,明眼人是清楚的,但是在運作上,卻又為中央及特區政府所挪用,被視為香港民意的一部分。

公民社會的內部分化

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甚至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2003年大遊行可以看成是公民社會自救和爭取權益 的重大動作。不過,公民社會在中央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更是表露無違。民主派有不同較為激進的組合,建制派也有不少極 端的小團體;民主派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的「公投」,建制派也有龐大的簽名運動。公民社會的大分化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再加上支持民主的公民社會及民主 黨派的內部矛盾不斷,民意更互相消耗,因而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輿論領袖方面,多位名嘴先後被轟,最後離職倒台,而坊間的學者及社會 評論員也多方受壓,雖然在輿論上奮力抗衡,但在長期的輿論車輪戰消耗下,疲憊之情已溢於言表。

大局已定下的持續抗爭

中港的政 治傳播並非一定是對立的,只不過因為彼此對民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差異,是以不時以對立的形式出現。在雙方對壘的情勢下,中國有統一的領導, 有效調動傳媒機器和輿論機器,使人覺得上下唱和,內外呼應,造成壓人的聲勢。反觀香港,權力中心已然受命於中央,傳媒多已向建制靠攏,逐步放棄了它們的代 議功能,加上公民社會內部分化不止,民意相互抵消,而整個社會在中央權力震懾之下,現實主義興起,言論界有陷入沉默螺旋之勢。

但是,如果我 們以為港人從此靜默下去,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是過分低估了中港之間的差異以及港人對理想的堅持。中港兩地的觀念、文化、價值和利益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差異, 這是必須承認的,否則中央也沒有大搞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必要。港人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年輕一輩,還沒有到願意放棄自治理想和利益的 時候,我們可以預期爭持仍會持續,而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也會受到觸動而進一步演變。

打貪的最有效方法/文﹕林沛理



到今日,仍然有 人懷疑習近平的反貪腐是否「玩真」,他為周永康等貪官準備的「狗頭鍘」是否只是用來裝門面的道具。其實就決心、力度和規模3方面而言,習近平自2012 11月掌權後展開的反貪運動,已經遠遠超越了他的前任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和胡錦濤。這是因為北京終於明白,在中國社會愈來愈猖獗的那種弱肉強食、捕食 性的貪腐(predatory corruption),已經危害到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共產黨管治的合法性。

「官逼民反」是中國的傳統智慧,《水滸傳》可以解讀為一則告誡為官和掌權者不可濫用權力的寓言。官逼民反的意 思包含了「官貪民反」—— 梁山泊英雄所殺的貪官污吏,不計其數。反而在西方,有關貪污的論述絕少提到政權的興亡和國家的安全。一般認為,打擊貪腐是追求良好和有效管治需要採取的手 段,但與國家安全並無必然和直接的關係。

曾經擔任奧巴馬政府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特別顧問的查耶斯(Sarah Chayes)是少數持不同意見的人。她在新書《盜國者:貪腐如何危害全球安全》(Thieves of State Why Corruption Threatens Global Security)提出一個在美國政壇和知識界爆發爭議,但在中國早已成為集體智慧的觀點——執政者縱容貪腐,等於引火自焚。

曾經在阿富汗 生活多年的查耶斯,對當地的貪腐情况有深刻體驗。她發現,有組織、涉及整個政府的貪腐是一股無堅不摧的「激化力量」(radicalizing force),不但令官民的衝突升級,更使愈來愈多義憤填膺的阿富汗人投向塔利班陣營。換言之,政府的腐敗令它的敵人威力倍增。用軍人的行話來說,政府的 貪污和腐敗是敵軍的武力加倍器(force multiplier for the enemy)。

飽學之士為貪腐塗脂抹粉

其實只是常識,而不是什麼大道理或者真知灼見。如果這種常識在西方知識界已經被邊緣化,那是因為很多飽學之士願意為醜陋的貪腐塗脂抹粉。以「破窗理論」享 譽犯罪學界、有最聰明的美國人之稱的政治科學家威爾遜(James Q. Wilson)早在1968年就寫過一篇題為〈貪腐總有需要時〉(Corruption is not always scandalous)的文章,指貪腐可分為「有害」和「其實沒有害」(harmful and not-so-harmful),兩者的區別顯而易見,只是美國人的理想主義和吹毛求疵的道德觀,才會令他們視而不見。

以《文明衝突論》聞名於世的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更宣稱「適度的貪腐」有助城市踏上現代化之路。在他的眼中,最不利於推動經濟發展的,不是一個官僚、權力高度集中又貪污的政府,而是一個官僚、權力高度集中又不肯受賄的政府。

很多中國觀察家也認為,行賄與受賄既是在中國做生意的潛規則,也是中國經濟停不了增長的髒秘密(dirty secret)。他們相信,倘若沒有官商勾結,中國的經濟奇蹟根本就不會出現。
這也許有點道理,但貪腐作為經濟發展潤滑劑所發揮的功能,比起它分化和激化社會所產生的動盪,已經變得次要。從功能主義的角度看,貪腐用作一種推動經濟發展的手段已經「超過它的使用年限」(outlive its usefulness)。

貪是沒完沒了的戰爭,因為貪婪和以權謀私是與生俱來的人性。美國法律學者諾南 John Noonan)的巨著《賄賂:一個道德概念的思想史》(Bribe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 moral idea 一開始就告訴讀者,「全民皆貪,不管他是羅馬人還是墨西哥人,英國人還是非洲人,天主教徒還是基督徒,異教徒還是新教徒,資本家還是共產黨,帝國主義者還 是民族主義者」。

要令貪污變蝕本生意

人皆有貪念,但在雷厲反貪的情况下,只有少數人會冒身敗名裂之險以身試法。在通常的情况 下,貪污是「經過小心盤算之後才干犯的罪行」(a crime of calculation)。既然如此,要打擊貪污,最有效的方法不是道德教育;而是將貪污的風險/收益比率(riskreward ratio)調校到一個水平,令貪污變成得不償失的蝕本生意。

游清源: 與人鬥 實為與己鬥



我在伏見稻荷大社的千本鳥居想起「山一程,水一程」,在奈良春日大社的藤浪之屋想起「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在大阪古城天守閣想起「風一更,粟一更」,在大阪市區心齋橋想起「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都來自清代詞神納蘭性德的《長相思》。

但我出奇地沒有相思香港。現在回想,想來可能因為香港太過讓人透不過氣,空氣污染太嚴重,尤其是官人的邪氣,商人的流氣,本地人的怨氣,以至強國人的霸氣,都足以把氣吞天下的大鵬氣死,何況是我等學鳩?

何況千本鳥居的山氣實在清爽。太座說山裏的負離子肯定多到可以讓藝伎青春長駐,我說千本鳥居本來就是一條時光隧道,倒着跑肯定可以返老還童,就像電影版 《藝伎回憶錄》裏的那個躍動青春的少女一樣。然後,回春藝伎就可以回到祇園花見小路,演奏她的三味線,千年一日,一日千年(祇園令人想起釋迦牟尼傳法重地 「祇樹給孤獨園」,「祇樹」指一位名為祇陀的太子捐的樹木,「給孤獨園」指一位名為給孤獨的富商捐的園地,合起來卻又另有一番禪趣)。

至於藤浪之屋,更近佛境。

藤浪之屋萬燈會,一般人當會以為是一個很大的地方,但其實只得二百多呎,令人想起劏房。不過,當你進入這個異度空間,又的而且確會看見萬燈會。
這間黑房實際上只掛了百多盞燈,但除了入口,其他三堵牆都鑲了鏡子,層層疊影下,就令人恍如置身萬燈之海,再也分不清哪一盞燈是子虛,哪一盞燈是真有。那 一刻,彷彿悟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自然,大部分泥造的男人走出藤浪之屋,去到花見小路,又會喃嘸「色即是胸,胸即是色」)。

假如你看到這裏仍然不甚了了,就請回想李小龍在《龍爭虎鬥》的「萬鏡之屋」裏與石堅決鬥的那一場。與人鬥,實為與己鬥,都是有為法,如此而已。

程翔: 應對中共對港大的打壓



最近,香港大學遭遇到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最為嚴峻的壓力,其對港大威脅之大,以及由此而造成對香港學術自由的威脅,比諸1967左派暴動時還要嚴重。所以這件事值得香港人三思。

由梁振英領頭的、全港左派積極參與的對港大的圍剿,集中在三個內容:

一,批判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香港獨立,以國家安全為由鎮壓學生對敏感政治問題的探討;

二,批判港大法律學院支持及縱容佔中,因此其前任院長陳文敏不適合升任港大副校長,以政治理由直接干預大學行政;

三,批判港大聘用英國人出任校長,就是要延續英國的殖民統治,藉此攻擊委任新校長的校務委員會都是殖民地殘餘。

這些革命大批判歪理之荒謬,連基本上同屬左派陣營的港大前副校長程介明教授也看不過眼,他於26日在《信報》的鴻文《奇怪的政治推理 就斥責這些攻擊者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中共以歪理來衝擊正常的大學運作,使人不期然想起內地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 對大學的嚴重破壞。為免港大乃至香港大專教育的淪陷,筆者認為港大應該迅速落實《8.18事件檢討小組》內兩項關於捍衛大學學術自由的重要建議。

發生於2011年的8.18事件,是一個wake-up call,提醒我們要注意香港大學乃至整個香港社會所面臨的大陸化的嚴峻問題。事件發生後,港大迅速成立一個檢討小組,採納了筆者提出的關於捍衛學術 自由的兩項建議:一是立碑,刻上前大學校長徐立之作出的承諾----「港大永遠是言論自由的堡壘」,豎立在校園內,永誌不忘。二是制定大學約章,作為 處理大學與政治權力關係的依據,彰顯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見拙文《勒石立碑彰顯自由約法立契昭示決心》,載20111114日《信報》網路版論壇)。

立碑的作用,是提醒大學仝人,時刻謹記我們對社會所作的承諾,捍衛香港的自由,為中華民族保存好這一片 自由土地、自由天空。另一個作用也是提醒每一個人,不論他位多高、權多重,在知識面前都應該謙卑。這塊碑就像昔日國子監(古代的最高學府)前的下馬石,文武百官在此下馬,在最高學府前表示謙卑。 這也提醒學校當局與權貴之間要保持一種適當的關係與禮儀。

制定約章的作用,在於讓大學和社會人士都能自覺地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並宣示我們香港大學對自己、對香港社會、對中華民族的承諾和承擔。

雖然檢討委員會接納了筆者這兩項建議,並已經正式向校方提出,但由於種種原因,至今尚未落實。這次左派來勢洶洶的攻擊,提醒我們這種力圖衝擊學術自由的惡勢力是不會止息的,應該引起大學當局警惕了,所以,立碑和制約問題不能再耽誤了。

立碑和約章可以說是從精神上堅固我們捍衛學術自由的決心,但主要的保障還是來自制度本身。“8.18 後,香港大學評議會 Convocation)向校方提交關於香港大學前途的報告(Report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其中就質疑目前校務委員會主席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做法是否恰當。報告檢討了行政長官與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Council Chairman)的關係後說:(按目前情況)校務委員會主席向行政長官負責。但是今後是否仍然適用這個做法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由此而形成的問責制度 將會影響學術自由。如果校務委員會主席需要向行政長官報告或者聽取他的指示,則將會提供途徑以實現行政干預。是以報告建議改變校務委員會主席由特首任命 的現行辦法。

顯然,現行體制的缺點(即行政長官通過委任校務委員會可以干預大學的學術自由),早已有人察覺並提出擬 改革之,這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報告提出後,由於新校長履新伊始來不及處理這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所以迄今仍然未見進一步的討論。這次趁港大備受攻擊,香港 大學當局適宜儘快探討改革之道。

這次香港大學飽受左派的攻擊,除了程介明教授和一班大專院校的教職員連署聲明抗議外,香港大學以及各大 院校的當局都噤若寒蟬,這是十分不幸的。如果整個大專界對於這種明顯干預學術自由,打壓大學學術自由的行徑不予以集體譴責的話,則今日遭遇打擊的是港大, 明天可能是中大,後天可能是嶺南......沒完 沒了。只有當整個大專界都團結起來表示一種敵愾同仇的團結時,才能有效擊退這種無聊的攻擊。要牢牢記住德國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著名論述:「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見《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也請大家重讀德國著名神學家、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的懺悔文《起初他們》(First they came)就會明白香港大學今天的遭遇,明天很可能就會降臨到其他大專院校。為方便讀者,現在把這懺悔文錄下供參考: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站出來說話——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