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韜文﹕中港政治傳播的新格局

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近年起了很大的變化。

說格局已變，首先是指中央政策的改變。中央一向標榜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河水與井水的和 平共處。到2003年大遊行之後，中央決定在香港要「有所作為」。到了今天，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成了政策的新焦點，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強調中央擁有香港全 面管治權，強調中央對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一言以蔽之，中央要積極多方面介入香港，加強對香港的管控。

一國壓倒兩制的政策

由 於政策的改變，中央也動用各方面的資源左右中港的傳播互動。同屬中央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媒體，好像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它們不時議論香港事 務，有時更上綱上線，實行政治批判。這種公然對香港事務的批評取態，在幾年前是匪夷所思的。本來傳媒有它們報道評論的自由，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在中國的體 制下，傳媒都為執政黨所擁有及控制，是以應該把它們的言論看成是黨國官意的一種表達。

除了國內媒體外，中央還有一批專家和學者可以用來製造 輿論。香港講求法治，不少發展問題都也牽涉到《基本法》的演繹，所以上述法律專家學者可以在輿論戰中大派用場。中國的法律專家學者多有官方背景，其意見多 是官方取向的反映和折射。與此有關而較引人注意的是今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其會長由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出任，副會長則為香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 兆佳。從組織構成及過往言論看來，研究會應該是中央統戰的延伸，旨在加強中央在輿論戰中的地位。

中國大陸公民的聲音在中港政治傳播中的作用 並不重要。就算是網絡言論，如果是政治敏感議題，個人的言論也會受到禁止。更根本的情况是網民受制於官方傳媒的屏蔽和單向報道，對香港事務缺乏直接全面的 了解，難以產生什麼獨立的民間意見。在針對境外問題上，大陸輿論向來以官方取向為馬首是瞻，一致對外。如果中央認為必要，民間意見也可以動員起來，造成泰 山壓頂之勢。不過，目前，只調動官方輿論已夠香港消受了，沒有勞師動眾的必要。

傳媒代議功能的弱化

在中港政治傳播中，香港是 處於弱勢的。首先，香港最有組織和龐大的政治力量就是特區政府，它本來應在高度自治的範圍內維護和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的，但是它隨着中央政策的收緊和受制 於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特區政府愈來愈無法顯出它對「高度自治」的政治擔當。在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中，特區政府已成為中央的延伸，連相對自主的聲音也變 得弱不可聞。

另一股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是各政黨及議會。由於選舉制度的規限，無論是議會的構成或是政黨的規模，建制的力量都佔盡優勢。所以中 港有任何政治矛盾，建制派都是與中央和應的多，鮮有表示異議。他們跟附屬中央的專家學者的言論差異不大，最大的差異只在於彼此的身分不同，前者是京人，而 後者則是港人，但是在立場上，彼此也是內外和應的。

香港的新聞傳媒眾多，本來十分多元化，起着一定的代議功能。不過由於擁有權的轉變，加上 中國恩威並施，絕大多數的傳媒在政治上已程度不一地向中央靠攏。就算是傳統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已不得不對壓力作出回應，調整領導人事安排及報道言論方 針。一直困擾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原來是偶發和默默地進行的，現在已變成半公開的新常態。香港更有一些打着本地身分而起着中央喉舌作用的官方傳媒，即是傳 統所謂的左派傳媒。它們的言論究竟是民意，還是官意，明眼人是清楚的，但是在運作上，卻又為中央及特區政府所挪用，被視為香港民意的一部分。

公民社會的內部分化

香 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甚至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2003年大遊行可以看成是公民社會自救和爭取權益 的重大動作。不過，公民社會在中央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更是表露無違。民主派有不同較為激進的組合，建制派也有不少極 端的小團體；民主派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的「公投」，建制派也有龐大的簽名運動。公民社會的大分化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再加上支持民主的公民社會及民主 黨派的內部矛盾不斷，民意更互相消耗，因而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輿論領袖方面，多位名嘴先後被轟，最後離職倒台，而坊間的學者及社會 評論員也多方受壓，雖然在輿論上奮力抗衡，但在長期的輿論車輪戰消耗下，疲憊之情已溢於言表。

大局已定下的持續抗爭

中港的政 治傳播並非一定是對立的，只不過因為彼此對民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差異，是以不時以對立的形式出現。在雙方對壘的情勢下，中國有統一的領導， 有效調動傳媒機器和輿論機器，使人覺得上下唱和，內外呼應，造成壓人的聲勢。反觀香港，權力中心已然受命於中央，傳媒多已向建制靠攏，逐步放棄了它們的代 議功能，加上公民社會內部分化不止，民意相互抵消，而整個社會在中央權力震懾之下，現實主義興起，言論界有陷入沉默螺旋之勢。

但是，如果我 們以為港人從此靜默下去，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是過分低估了中港之間的差異以及港人對理想的堅持。中港兩地的觀念、文化、價值和利益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差異， 這是必須承認的，否則中央也沒有大搞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必要。港人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年輕一輩，還沒有到願意放棄自治理想和利益的 時候，我們可以預期爭持仍會持續，而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也會受到觸動而進一步演變。

打貪的最有效方法／文﹕林沛理

到今日，仍然有 人懷疑習近平的反貪腐是否「玩真」，他為周永康等貪官準備的「狗頭鍘」是否只是用來裝門面的道具。其實就決心、力度和規模3方面而言，習近平自2012年 11月掌權後展開的反貪運動，已經遠遠超越了他的前任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和胡錦濤。這是因為北京終於明白，在中國社會愈來愈猖獗的那種弱肉強食、捕食 性的貪腐（predatory corruption），已經危害到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共產黨管治的合法性。

「官逼民反」是中國的傳統智慧，《水滸傳》可以解讀為一則告誡為官和掌權者不可濫用權力的寓言。官逼民反的意 思包含了「官貪民反」—— 梁山泊英雄所殺的貪官污吏，不計其數。反而在西方，有關貪污的論述絕少提到政權的興亡和國家的安全。一般認為，打擊貪腐是追求良好和有效管治需要採取的手 段，但與國家安全並無必然和直接的關係。

曾經擔任奧巴馬政府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特別顧問的查耶斯（Sarah Chayes）是少數持不同意見的人。她在新書《盜國者：貪腐如何危害全球安全》（Thieves of State： Why Corruption Threatens Global Security）提出一個在美國政壇和知識界爆發爭議，但在中國早已成為集體智慧的觀點——執政者縱容貪腐，等於引火自焚。

曾經在阿富汗 生活多年的查耶斯，對當地的貪腐情况有深刻體驗。她發現，有組織、涉及整個政府的貪腐是一股無堅不摧的「激化力量」（radicalizing force），不但令官民的衝突升級，更使愈來愈多義憤填膺的阿富汗人投向塔利班陣營。換言之，政府的腐敗令它的敵人威力倍增。用軍人的行話來說，政府的 貪污和腐敗是敵軍的武力加倍器（force multiplier for the enemy）。

飽學之士為貪腐塗脂抹粉

這 其實只是常識，而不是什麼大道理或者真知灼見。如果這種常識在西方知識界已經被邊緣化，那是因為很多飽學之士願意為醜陋的貪腐塗脂抹粉。以「破窗理論」享 譽犯罪學界、有最聰明的美國人之稱的政治科學家威爾遜（James Q. Wilson）早在1968年就寫過一篇題為〈貪腐總有需要時〉（Corruption is not always scandalous）的文章，指貪腐可分為「有害」和「其實沒有害」（harmful and not-so-harmful），兩者的區別顯而易見，只是美國人的理想主義和吹毛求疵的道德觀，才會令他們視而不見。

以《文明衝突論》聞名於世的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更宣稱「適度的貪腐」有助城市踏上現代化之路。在他的眼中，最不利於推動經濟發展的，不是一個官僚、權力高度集中又貪污的政府，而是一個官僚、權力高度集中又不肯受賄的政府。

很多中國觀察家也認為，行賄與受賄既是在中國做生意的潛規則，也是中國經濟停不了增長的髒秘密（dirty secret）。他們相信，倘若沒有官商勾結，中國的經濟奇蹟根本就不會出現。

這也許有點道理，但貪腐作為經濟發展潤滑劑所發揮的功能，比起它分化和激化社會所產生的動盪，已經變得次要。從功能主義的角度看，貪腐用作一種推動經濟發展的手段已經「超過它的使用年限」（outlive its usefulness）。

反 貪是沒完沒了的戰爭，因為貪婪和以權謀私是與生俱來的人性。美國法律學者諾南 （John Noonan）的巨著《賄賂：一個道德概念的思想史》（Bribe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 moral idea） 一開始就告訴讀者，「全民皆貪，不管他是羅馬人還是墨西哥人，英國人還是非洲人，天主教徒還是基督徒，異教徒還是新教徒，資本家還是共產黨，帝國主義者還 是民族主義者」。

要令貪污變蝕本生意

人皆有貪念，但在雷厲反貪的情况下，只有少數人會冒身敗名裂之險以身試法。在通常的情况 下，貪污是「經過小心盤算之後才干犯的罪行」（a crime of calculation）。既然如此，要打擊貪污，最有效的方法不是道德教育；而是將貪污的風險／收益比率（risk／reward ratio）調校到一個水平，令貪污變成得不償失的蝕本生意。

游清源: 與人鬥 實為與己鬥

我在伏見稻荷大社的千本鳥居想起「山一程，水一程」，在奈良春日大社的藤浪之屋想起「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在大阪古城天守閣想起「風一更，粟一更」，在大阪市區心齋橋想起「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都來自清代詞神納蘭性德的《長相思》。

但我出奇地沒有相思香港。現在回想，想來可能因為香港太過讓人透不過氣，空氣污染太嚴重，尤其是官人的邪氣，商人的流氣，本地人的怨氣，以至強國人的霸氣，都足以把氣吞天下的大鵬氣死，何況是我等學鳩？

更 何況千本鳥居的山氣實在清爽。太座說山裏的負離子肯定多到可以讓藝伎青春長駐，我說千本鳥居本來就是一條時光隧道，倒着跑肯定可以返老還童，就像電影版 《藝伎回憶錄》裏的那個躍動青春的少女一樣。然後，回春藝伎就可以回到祇園花見小路，演奏她的三味線，千年一日，一日千年（祇園令人想起釋迦牟尼傳法重地 「祇樹給孤獨園」，「祇樹」指一位名為祇陀的太子捐的樹木，「給孤獨園」指一位名為給孤獨的富商捐的園地，合起來卻又另有一番禪趣）。

至於藤浪之屋，更近佛境。

藤浪之屋萬燈會，一般人當會以為是一個很大的地方，但其實只得二百多呎，令人想起劏房。不過，當你進入這個異度空間，又的而且確會看見萬燈會。

這間黑房實際上只掛了百多盞燈，但除了入口，其他三堵牆都鑲了鏡子，層層疊影下，就令人恍如置身萬燈之海，再也分不清哪一盞燈是子虛，哪一盞燈是真有。那 一刻，彷彿悟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自然，大部分泥造的男人走出藤浪之屋，去到花見小路，又會喃嘸「色即是胸，胸即是色」）。

假如你看到這裏仍然不甚了了，就請回想李小龍在《龍爭虎鬥》的「萬鏡之屋」裏與石堅決鬥的那一場。與人鬥，實為與己鬥，都是有為法，如此而已。

程翔: 應對中共對港大的打壓

最近，香港大學遭遇到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最為嚴峻的壓力，其對港大威脅之大，以及由此而造成對香港學術自由的威脅，比諸1967年“左派暴動”時還要嚴重。所以這件事值得香港人三思。

由梁振英領頭的、全港左派積極參與的對港大的圍剿，集中在三個內容：

一，批判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香港獨立，以國家安全為由鎮壓學生對敏感政治問題的探討；

二，批判港大法律學院支持及縱容“佔中”，因此其前任院長陳文敏不適合升任港大副校長，以政治理由直接干預大學行政；

三，批判港大聘用英國人出任校長，就是要延續英國的殖民統治，藉此攻擊委任新校長的校務委員會都是殖民地殘餘。

這些“革命大批判”歪理之荒謬，連基本上同屬“左派”陣營的港大前副校長程介明教授也看不過眼，他於2月6日在《信報》的鴻文《奇怪的政治推理》 就斥責這些攻擊者“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中共以歪理來衝擊正常的大學運作，使人不期然想起內地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 對大學的嚴重破壞。為免港大乃至香港大專教育的淪陷，筆者認為港大應該迅速落實《8.18事件檢討小組》內兩項關於捍衛大學學術自由的重要建議。

發生於2011年的8.18事件，是一個wake-up call，提醒我們要注意香港大學乃至整個香港社會所面臨的“大陸化”的嚴峻問題。事件發生後，港大迅速成立一個檢討小組，採納了筆者提出的關於捍衛學術 自由的兩項建議：一是立碑，刻上前大學校長徐立之作出的承諾----「港大永遠是言論自由的堡壘」，豎立在校園內，永誌不忘。二是制定“大學約章”，作為 處理大學與政治權力關係的依據，彰顯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見拙文《勒石立碑彰顯自由約法立契昭示決心》，載2011年11月14日《信報》網路版論壇）。

立碑的作用，是提醒大學仝人，時刻謹記我們對社會所作的承諾，捍衛香港的自由，為中華民族保存好這一片 自由土地、自由天空。另一個作用也是提醒每一個人，不論他位多高、權多重，在知識面前都應該謙卑。這塊碑就像昔日國子監（古代的最高學府）前的下馬石， “文武百官在此下馬”，在最高學府前表示謙卑。 這也提醒學校當局與權貴之間要保持一種適當的關係與禮儀。

制定約章的作用，在於讓大學和社會人士都能自覺地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並宣示我們香港大學對自己、對香港社會、對中華民族的承諾和承擔。

雖然檢討委員會接納了筆者這兩項建議，並已經正式向校方提出，但由於種種原因，至今尚未落實。這次左派來勢洶洶的攻擊，提醒我們這種力圖衝擊學術自由的惡勢力是不會止息的，應該引起大學當局警惕了，所以，立碑和制約問題不能再耽誤了。

立碑和約章可以說是從精神上堅固我們捍衛學術自由的決心，但主要的保障還是來自制度本身。“8.18事 件”後，香港大學評議會 （Convocation）向校方提交關於香港大學前途的報告（Report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其中就質疑目前校務委員會主席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做法是否恰當。報告檢討了行政長官與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Council Chairman）的關係後說：“（按目前情況）校務委員會主席向行政長官負責。但是今後是否仍然適用這個做法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由此而形成的問責制度 將會影響學術自由。如果校務委員會主席需要向行政長官報告或者聽取他的指示，則將會提供途徑以實現行政干預”。是以報告建議改變校務委員會主席由特首任命 的現行辦法。

顯然，現行體制的缺點（即行政長官通過委任校務委員會可以干預大學的學術自由），早已有人察覺並提出擬 改革之，這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報告提出後，由於新校長履新伊始來不及處理這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所以迄今仍然未見進一步的討論。這次趁港大備受攻擊，香港 大學當局適宜儘快探討改革之道。

這次香港大學飽受左派的攻擊，除了程介明教授和一班大專院校的教職員連署聲明抗議外，香港大學以及各大 院校的當局都噤若寒蟬，這是十分不幸的。如果整個大專界對於這種明顯干預學術自由，打壓大學學術自由的行徑不予以集體譴責的話，則今日遭遇打擊的是港大， 明天可能是中大，後天可能是嶺南......沒完 沒了。只有當整個大專界都團結起來表示一種敵愾同仇的團結時，才能有效擊退這種無聊的攻擊。要牢牢記住德國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著名論述：「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見《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也請大家重讀德國著名神學家、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的懺悔文《起初他們》（First they came）就會明白香港大學今天的遭遇，明天很可能就會降臨到其他大專院校。為方便讀者，現在把這懺悔文錄下供參考：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站出來說話——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