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日，仍然有 人懷疑習近平的反貪腐是否「玩真」，他為周永康等貪官準備的「狗頭鍘」是否只是用來裝門面的道具。其實就決心、力度和規模3方面而言，習近平自2012年
11月掌權後展開的反貪運動，已經遠遠超越了他的前任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和胡錦濤。這是因為北京終於明白，在中國社會愈來愈猖獗的那種弱肉強食、捕食 性的貪腐（predatory corruption），已經危害到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共產黨管治的合法性。
「官逼民反」是中國的傳統智慧，《水滸傳》可以解讀為一則告誡為官和掌權者不可濫用權力的寓言。官逼民反的意 思包含了「官貪民反」—— 梁山泊英雄所殺的貪官污吏，不計其數。反而在西方，有關貪污的論述絕少提到政權的興亡和國家的安全。一般認為，打擊貪腐是追求良好和有效管治需要採取的手 段，但與國家安全並無必然和直接的關係。
曾經擔任奧巴馬政府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特別顧問的查耶斯（Sarah Chayes）是少數持不同意見的人。她在新書《盜國者：貪腐如何危害全球安全》（Thieves
of State： Why Corruption Threatens Global Security）提出一個在美國政壇和知識界爆發爭議，但在中國早已成為集體智慧的觀點——執政者縱容貪腐，等於引火自焚。
曾經在阿富汗 生活多年的查耶斯，對當地的貪腐情况有深刻體驗。她發現，有組織、涉及整個政府的貪腐是一股無堅不摧的「激化力量」（radicalizing
force），不但令官民的衝突升級，更使愈來愈多義憤填膺的阿富汗人投向塔利班陣營。換言之，政府的腐敗令它的敵人威力倍增。用軍人的行話來說，政府的 貪污和腐敗是敵軍的武力加倍器（force multiplier for the enemy）。
飽學之士為貪腐塗脂抹粉
這 其實只是常識，而不是什麼大道理或者真知灼見。如果這種常識在西方知識界已經被邊緣化，那是因為很多飽學之士願意為醜陋的貪腐塗脂抹粉。以「破窗理論」享 譽犯罪學界、有最聰明的美國人之稱的政治科學家威爾遜（James Q. Wilson）早在1968年就寫過一篇題為〈貪腐總有需要時〉（Corruption
is not always scandalous）的文章，指貪腐可分為「有害」和「其實沒有害」（harmful
and not-so-harmful），兩者的區別顯而易見，只是美國人的理想主義和吹毛求疵的道德觀，才會令他們視而不見。
以《文明衝突論》聞名於世的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更宣稱「適度的貪腐」有助城市踏上現代化之路。在他的眼中，最不利於推動經濟發展的，不是一個官僚、權力高度集中又貪污的政府，而是一個官僚、權力高度集中又不肯受賄的政府。
很多中國觀察家也認為，行賄與受賄既是在中國做生意的潛規則，也是中國經濟停不了增長的髒秘密（dirty
secret）。他們相信，倘若沒有官商勾結，中國的經濟奇蹟根本就不會出現。
這也許有點道理，但貪腐作為經濟發展潤滑劑所發揮的功能，比起它分化和激化社會所產生的動盪，已經變得次要。從功能主義的角度看，貪腐用作一種推動經濟發展的手段已經「超過它的使用年限」（outlive
its usefulness）。
反 貪是沒完沒了的戰爭，因為貪婪和以權謀私是與生俱來的人性。美國法律學者諾南 （John Noonan）的巨著《賄賂：一個道德概念的思想史》（Bribe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 moral idea） 一開始就告訴讀者，「全民皆貪，不管他是羅馬人還是墨西哥人，英國人還是非洲人，天主教徒還是基督徒，異教徒還是新教徒，資本家還是共產黨，帝國主義者還 是民族主義者」。
要令貪污變蝕本生意
人皆有貪念，但在雷厲反貪的情况下，只有少數人會冒身敗名裂之險以身試法。在通常的情况 下，貪污是「經過小心盤算之後才干犯的罪行」（a crime of calculation）。既然如此，要打擊貪污，最有效的方法不是道德教育；而是將貪污的風險／收益比率（risk／reward
ratio）調校到一個水平，令貪污變成得不償失的蝕本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