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喪屍治港

文x葉蔭聰


著名學者丁學良在網上說，英國政府花了一百五十年把香港變成非政治化的城市，中國政府只花了十五年把香港變成政治化的城市。說得很對，不過，中央的能耐不只這些，它還極速把香港的泛建制派變成「喪屍」 ——一群行屍走肉對民意、社會抗爭等等毫無反應的活死人，一切交給北京政府、中聯辦與梁振英發落。

十月二日晚上十一時半，當香港史上極為罕見的全城佔領運動已持續了五天，梁振英與林鄭月娥終於出來表示，會短期內與學聯會面。一個正常的政府，應該會在一個多星期前數以萬計學生罷課時，便應跟學聯對話。政府一直想拖垮運動，耗損敵人，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且，愈往後拖，談判的難度愈高，愈來愈沒有意義。罷課時，學聯還算是代表學生，現在，不要說林鄭月娥無法說服學聯，即使可能，街頭的市民也不會接受。至於佔中三子，北京及特區政府動員一切孤立、打擊，可是，他們現在已變成歷史人物。你要跟誰談判？警察派出談判專家到現場苦口婆心，簡直是鬧劇。


英治時代建制派相對自主

溫順的香港市民變得不怕警察、催淚彈、逮捕、坐牢，他們在街頭盡顯政治智慧、情感充沛、具行動力之時。相反，香港的建制派由上至下變成喪屍一般，毫無反應。能發聲的只像跳了線的黑膠唱片，喃喃自語，重複各種「無用論」。羅范椒芬的廉價眼淚，以及曾鈺成跟李柱銘及黎智英會面，是唯一的生命迹象，香港市民能得到的僅有人性反應。

港英統治香港百多年，一直培植高等華人，與之合作，是為香港建制派的源起。我們不妨看一下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同樣癱瘓了香港政經商貿，當時與英國人合作的華人領袖周壽臣，在反英罷工爆發前，已在國民黨的孫科及港督司徒拔之間斡旋；爆發後亦多次商討解決方案，爭取給工人賠償以及滿足其他訴求。最後周壽臣無功而還，強硬的司徒拔不買他帳，革命風潮之中的工人也視他為買辦代表，只是保護華商及英國利益。但是，你不能不否認，他還是有相對自主性，有行動力，而非唯唯諾諾。

香港由殖民時代至今，沒有執政黨，過去是殖民地部派來總督統領，如今是北京欽點小圈子點頭的特首，但是，他們無法長期及公開組織黨工及班底，除了既有的公務員官僚，其中一大依靠就是眾多建制派人士。總體而言，他們保守維穩，抗爭人民眼中的敵人。但是，基於他們成分複雜，利益分殊，思想雜異，統治者能籠絡，能行政吸納政治，但一般無法完全統一他們的意志及行徑。因此，在重要關頭，他們不是坐着聽上頭指示，而是自會在狹縫之中找空間，這就是我說的相對自主。


中央定調後做應聲蟲

自過渡期開始，中共在準備收回香港的同時，也接收了這些建制派。在回歸初年，建制派仍然有僅餘的相對自主性，在政治危機中發揮作用。最著名的是二○○三年，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國家安全法，兩日後，自由黨田北俊上京，回來後表示，不接納董建華的立法修訂及二讀，令國家安全法擱置至今。

如今整個建制派紋風不動，不要說是問責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就算是小小的諮詢委員會委員也沒有人站出來，做點事，他們只懂在中央及梁振英定了調之後出來做應聲蟲。不要說是逼宮，連勸諫我們也聽不到。街頭運動，其實就是群眾與中央之間的政治角力，但一眾建制派只是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他們的記者會只是「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他們甚至看着政府及警察縱容愛字頭之類的流氓惡棍，拳打腳踢旺角示威者，扼殺對話的一線曙光，依然袖手旁觀，這就是梁美芬多月前倡議的「民兵」嗎？

我人微言輕，幾天前，還是膽敢在網上呼籲官委公職人員辭職，製造壓力，迫使梁振英下台。我太太林藹雲是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昔日在報館裏的舊下屬，她幾天前也寫了一封公開信，請求他辭職。黎廣德先生也寫給他的老同學林鄭，要求她辭職。可惜至今亦如石沉大海，沒半點回音。甚至連一些職位不太重要的諮詢委員會委員，也沒有人走出來給政府一點壓力。香港人心不死，但香港建制派恐怕已成喪屍。


怎能靠一群喪屍治港

我無法知道，中共是如何把建制派的丁點相對自主性完全滅殺，也許我把人的道德良知想得太高了，有的只是平庸之惡，也許我低估了中共的威迫利誘，穩定真能壓倒一切。但是，我真不明白，即使政府可以武力清場，或靠拖延戰術把運動拖垮，發動建制群眾鬥走抗爭群眾，一群喪屍又如何治港？他們要咬死我們，把我們也變成喪屍嗎？中共的全面管治真的可以不需依靠建制派的相對自主性，不用任何間接管治手段嗎？

我一直希望，香港這群喪屍像荷李活電影《熱血喪男》（Warm Bodies）裏的喪屍一樣，能重新感受到點點體溫，講出半句人話，尋回半點良知與理性，復活過來。難道這真是遙不可及的奢望？

周日話題﹕第三種選擇

文 x呂大樂


每一個社會運動都要面對一項挑戰﹕它總不可能無止境的運作下去。如何暫時停頓下來，又或者全面地來到一個終結，往往比如何發動一個運動更有難度。

目前市民自發的佔領行動正處於這樣的一個十字路口——究竟應該一直抗爭下 去，以迫使那一而再、再而三迴避問題的特區政府領導層去回應群眾的訴求？還是爭取抗爭的勝利成果，以備戰下一場有可能發生的抗爭呢？這些問題從來都沒有一 個簡單的答案。哪一條路線更為正確，其實都只是後來編寫歷史時所作出的解釋而已；何謂冒進？何謂投降？關鍵不在於態度，而是對形勢的判斷。

究竟整個社會運動應該如何走下去？在參與的群眾之中，自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難一致退場  談判空間不多

不難想像，一種有相當影響 力的意見是，維持現狀並無不妥，只要堅持的演下去，必定會勝利歸來。這種堅持作戰到底的想法，可細分為強硬和更強硬派兩種。先說更強硬派，他們不單只認為 堅持到最後一分鐘、去到盡，便可取得小勝，而且還覺得形勢大好，再鬥下去，即可有機會直搗黃龍，造成政治上的巨變。他們期望很高，自然亦會更強調要一直撐 下去。至於強硬派，雖則未必會覺得勝利在望，隨時變天，但對其提出的訴求絕不輕易退讓。他們的要求多屬原則性、規範性的，很難容納妥協的空間。要成功的 話，就只有堅持下去。

以上兩種想法，配合短速突 擊的行動模式，一鼓作氣，可衝擊對手。但當進入持久戰之後，則無論是維持內部團結，或持續將行動不斷升級，均會遇上不少困難。在這樣的情况下，自然會在運 動發展的過程之中，產生另一種想法——是否先取得勝利成果，鞏固運動，日後有需要才再度出擊？當然，所謂眼前所取得的成果，不會是徹底勝利。究竟應否滿足 於小勝一仗？自然各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對手危在旦夕，只要多撐一段時間，便可大獲全勝。有的認為繼續下去的話，已很難維持原有的團結程度，應趁形勢尚 好，找個機會，宣布勝利，暫時退場。

可以想像，以目前這個市民自發的佔領街頭的運動來看，就算有人建議先取勝 利成果，也絕不會容易成事。首先，現時整個運動強調其自發性，內部並無一個代表制度，要整合意見已有相當的難度，更遑論要達成一些共同的理解。在這樣的情 况下，既不利於談判（因為沒有一個人物或單位能代表場內的其他人，更難以協調行動），亦很難有一致的行動。就算有人建議先取勝利成果，那恐怕很可能也只是 帶領部分人退場，而不太可能是一致的行動。第二、基於上述情况，任何人提出退場的建議，都必須承受十分巨大的壓力——強硬和更強硬派一定指摘為投降主義、 出賣運動。這些壓力的存在令參與者及單位均難以探討不同的策略。

第三、更重要的是，就算要 談判，他們可以摸索的空間亦不多。學生組織及「佔中」當然可以堅持人大常委撤回為政改所定的框架、梁振英下台、公民提名等要求，但特區政府對此大可表示它 並無權力推翻之前的決定，一句無能為力，便可推得一乾二淨。對此運動參與者可做的，就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將行動升級，逼北京就犯。我不敢說那不太可能，但 肯定需要將運動的政治能量大大提升，方可收效。另一個選擇，則是在現有框架內（即不觸及人大常委的決定——也就是說，理論上在特區內部事務範圍之內——而 一樣可以帶來有可能具備競爭性和有選擇的特首選舉），打開一個推向真民主的缺口。這個做法或對部分人而言太多妥協，或未能挑戰北京的權威，但在推行民主政 治的意義上，則未必全無意思。


提委會組成鑽空間

八月底人大常委「落閘」，一是規定將來的提委會由一千二百人、四大界別同 等比例所組成。二是提委會提名產生二至三名候選人。三是「每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最後是選出行政長官後由中央任命。無可 否認，這個關閘鎖得很緊，沒有什麽空間可言。不過，話雖如此，當中亦有些含糊的地方，在如何組成提委會的一點上，或可有空間鑽一下。

當日人大常委會的〈說明〉 有這樣的一段：「…由四個界別同等比例組成，各界別的劃分，以及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以產生委員的名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各界別法定 團體根據法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委員。」此之所謂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坦白說，那份〈說明〉在解釋將來提委會應如何組成，並未有以十 分清楚的文字詳細交代。以當時官方發表〈說明〉後所表達的意思，應是只要保留四大界別，每個界別所選出來的提委的人數相同便可，其餘的都可交給特區政府於 第二輪諮詢後，自行修改產生辦法的議案，並交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即可。隨後特區政府官員公開呼籲各界積極參與下一輪諮詢，而多位建制派中人亦紛紛表示 政改尚有不少「鬆動」的空間，那應該是認為提委會之組成，存在修改之可能。如果一切都不可修改的話，那麽所謂的第二輪諮詢就全無意義，而特區政府可處理與 政改相關的事情，基本上等於零。


爭取提委組成全面民主化

針對這一點，市民自發佔領 運動的代表應考慮爭取提委會組成方式的全面民主化，其最後可產生的一種普選特首的方式，雖跟他們的理想仍有距離，但至少可推至接近最民主的間接選舉。這裏 相關的問題有二：一是取消「公司票」（其實主要關乎「工商、金融界」），二是探討於個別界別內有無重新界定選民身分之可能性。如果我們朝這個方向思考，尋 求改革的方法不再是以一個理想的或堅持的方案為出發點，而是在毋須觸動人大常委的決定下，注入最多的民主元素，而在概念上又不失為一種可以接受的民主政治 制度（那就是說它並不能稱為假普選）。一種經過雙重一人一票的間接選舉，並不特別為保護（或阻止）某一類候選人而設（儘管港區全國人大及政協代表乃屬於其 中一個界別的成員，這其實已對建制有利），它本身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因為最後結果視乎各路人馬如何在不同界別中爭取選票），是開放的、有競爭性的，而更 重要的是一般選民可從他們界別的選舉中選出選委，有希望推出他們所支持的特首候選人，於最終的普選中供全港市民作最後的選擇。

以目前香港已出現嚴重分歧 的社會、政治環境裏，放開提委的選舉是否就等於雙手將重要的位置交予支持民主的候選人呢？這個我頗有疑問。在當前的政局底下，無論是哪一方都沒有肯定的優 勢。在某個意義上，那將會是一場相當開放的競爭，支持民主的人絕無什麽先天優勢可言。反之，若建制派認真對待選舉工程，他們應對選舉結果有一定把握。北京 和建制派能否接受一種以實力比併來決定結果的選舉，乃關鍵所在。

這樣的建議隻字不提取消提委會，也沒有提及公民提名，但不能說在民主化的 發展上沒有顯著的進步意義。它的好處是一切歸特區內部解決。當然，北京不可能不在其中，但名義上沒有推翻人大常委決定，亦沒有違反基本法，理論上是特區內 部事務，應該可享有港人治港的空間。是否要求梁振英辭職，又或者是否需要重新啟動「五部曲」，都已不再是重要議題。香港事務由港人於現有框架內自行解決。


最需要三邊會談：

政府  運動代表  建制派

順着以上建議的思路，短期 內香港社會最需要的，其實並不是特區政府與運動中的學生代表的雙邊對話，而是政府、運動代表和建制派代表的三邊會談。前者那種對話很難有些什麽實際意義 ——官員一定強調要求人大常委收回決定，乃超越其能力範圍的事情，無能為力；而學生代表又沒有什麽理由要調低訴求，主動息事寧人。形式上的對話，一定是繼 續各執一詞，好則各自表述，否則就只會不歡而散。


倘裝事不關己  建制沒做好角色

但假如我們退後一步想一 想，香港社會的民主化長路，之所以迂迴曲折，除北京極不想放手之外，還因為建制派一直緊抱其「特殊待遇」，不想參與一個完全開放的、具競爭性的政治競賽。 今天，面對這個政治危機，作為建制的一分子，應有他們的政治角色。他們會怎樣回應民眾的民主訴求呢？會否願意參與三邊會談，在港人治港和基本法的框架內， 作出讓步，共建一個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事實上，只有建制派也參與會談、談判，接受在既定框架內進行最高度的民主化，方可有所突破，拓展分解當前矛盾與衝 突的空間。如果建制派繼續為求自保，假裝事不關己，不從旁協助特區政府，其實是沒有做好其建制中人的角色。

這種三邊會談，只要有人有心促成，既可成事，亦可於日內達成協議。這樣的戰利品未必可以滿足大部分參與運動的市民，但平心而論，如果可以成事，已是香港民主化的一大步，起碼可以看為整場運動的一項（暫時的）實質成果。這對鞏固一個社會運動，有重大意義。

安裕周記：民之所欲

社會撕裂正發生在我們這個城巿，與六七十年代美軍進侵中南半島引起的國家撕裂相比，意涵相若形式則有明顯分別。美國以「保護美國利益」及「掃除共產勢力」為名大舉進軍越南，動用遺禍至今的化學武器，引發國內戰後出生的一代強烈反彈，紛紛走上街頭反對這場不義之戰，焚燒徵兵證衝擊軍方至於在大學校園的抗議示威更是家常便飯；三萬人選擇了另一種方式抗議：出走加拿大西歐逃避兵役。

同一時間，越南叢林萬里之外的美國本土也有一場戰爭，越戰引發年輕一代與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父執輩的巨大衝突。每天晚上電視新聞播放越南戰況，父子倆邊吃晚飯邊為越戰吵架，社會學家稱這是「晚餐桌上的戰爭」。老一輩揮之不去的大戰回憶成為包袱，無法明白兒子追求公義的反戰內涵，而是單純以粗糙的星條旗愛國主義判斷新一代的行為。

越戰的撕裂是永久的，在社會帶來無法填補的裂痕，在家庭父子反目成仇成為幾十年斷絕關係的倒影。這次在香港的政改紛爭也看到這一幕：父母與兒女爭論以至大吵一場、同事之間的不同意見變成如同陌路、面書上把相識朋友unfriend棄於網絡世界一隅。於反抗運動而言，金鐘銅鑼灣旺角街頭的齊聲引吭《海闊天空》取代三十年來爭取民主運動的We Shall Overcome。這不算是撕裂，但是，可以說是對上一個抗爭世代的舊有秩序說再見。

周六陽光普照的清晨卻不能令人放下胸中塊壘，周五晚電視直播旺角的廝打影像縈繞不去，這便是我們曾經很熟悉的香港，一夜之間早上醒來變得如此陌生。面書上的帖子讓人回到現實世界，大概沒有誰會想到，一場大衝突體現在實地的旺角銅鑼灣以及虛擬的網上世界；除了拳腳交加以外，網上的unfriend之說不絕，多少年的交往一掃而清。這是一個現實世界及虛擬環境並存的世代，是一個智能手機及文字描白同在的年代，當二十歲上下的集會巿民齊唱《海闊天空》時候，客觀證明了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林鄭月娥周四深夜答應會晤學聯代表，實是昭告天下聽Beyond搖滾音樂長大的新人類接手香港。


《海闊天空》搖滾世代的反抗

《海闊天空》是今次運動的深層文化一面，如何面對這些生於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學運一代，將是未來特區政府的長期考量目標。三十年間，從港英年代到如今特區十七年的香港建制，面對的對手都是以司徒華等人為主體的反對派。老對手熟知對方路數，在一些事件某程度更有著和而不同的耦合（coupling）。這種行之多年的儀式（ritual）建築於雙方深厚的默契，包括避於誤踏個別政治禁區——不會觸及「獨立」或「革命」等字眼，亦不會與外國多接觸，以免惹來「勾結外國勢力」指摘。上一代反對派通過這種約束，保留了免遭打壓的空間。因為一旦踏入禁區，嚴厲懲罰馬上來到，資深影迷或會記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假如我是真的》以及《皇天后土》禁影事件，便是懲罰體制的一種。

不過，這種關係形態無法隨著時代向前伸延。回歸之後，本來特區政府可以通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創造中英文化共融的香港框架，適應新世代的政治及社會期許。以九七前中共對港事的撒手不管承諾，這種特立獨行的文化在港茁壯生根應屬可期，奈何回歸之後氣候趨於強硬，而董建華以新加坡為師推動「強政勵治」，強盛的當家作主企圖心執意要走出一條「中國香港」之路。可是這一概念並沒有經得起考驗的論述為基礎，且新加坡以儒家文化為標榜，不少評論認為實是以所謂「儒家」管治國內其他民族，香港絕大部分是漢族人口，何須如此儒教管治。九七變成天塹，割裂本可延續的香港主體文化，由此，反對派無以創造新方向，個別範疇更囿於意識形態的限制及執行上的認知狹隘，出現落後形勢的走向。

上一代反對派的方向匱乏

落後，是因為新一代冒起，年輕一群從認知到論述以至通訊方法皆脫離上一代反對派。這一進程並不是突如其來，相反是有舻可尋，特區政府及上一代反對派在這方面對大趨勢的更迭看走了眼——當一群八十後為皇后碼頭靜坐不去、為灣仔喜帖街的遷拆群起上街、為高鐵計劃一步一足印走過鬧巿，強烈的本土主義興起信號已然發出，可是他們依然懵然不覺。二○○七年，那時是發展局長的林鄭月娥單槍匹馬到皇后碼頭，以「發展」為由企圖說服一眾巿民，最後落得喝倒彩之聲，而在芸芸抗議民眾當中，絕大部分是八十後的新一代，舊式的反對派或在野派的政治操作難以進入這一世代——年輕一代想的不是交通費水費加價或立法會席位，而是更為深邃的社會公義及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情懷。

應該說，自從保衛本土的思潮抬頭，上一代反對派的陣地開始逐小被新一代進入並牢固控制。也許是長期佔領反對派的道德高地放懶自己之故，上一代反對派欠缺動力改變既有的抗爭道路，除了「民主」和「民主」兩面大旗，他們與年輕一代出現脫節，不及民情，客觀上失去可以引起注意及討論的社會議題，主觀上的視野局限帶來嚴重的領導能力匱乏致命傷。這種世代之差斷層早已有之，只是體現在不同範疇，長時間未為發覺。對照的是六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學運，核心是當時的新人類挑戰二戰前價值觀。美國學運挑戰的其中之一，是一九四五年以降的消費文化為主體的經濟發展觀。一九六七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爆發學運，肇因是大學興建體育館掠奪黑人區土地引發反彈；法國學運緣因教育制度老舊，無以適應新的就業時代。美國學運迤邐兩個年代，法國學運最眾時參與者達百萬，單是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大遊行便有八十萬人上街。類似的大型社會運動，突顯了無法通過體制解決的階級矛盾，更是兩個世代差異引領出的價值觀衝突。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香港此刻同樣面臨社會力量轉換以及價值觀受到挑戰的雙重切面，當這兩個元素更迭、而舊有政治力量未能跟貼，新興力量即可能取而代之。《海闊天空》的一代抬頭並成為這次運動的支柱，除了學聯及學民思潮的學生身分純潔本質，其面向年輕一代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訴求毫無置疑是反對派大纛。職是之故，周四晚學聯向政府發出公開信，沒有再要求梁振英下台，反對陣營對此無甚異議，很大程度是對這批心無旁騖不爭選票的年輕人投下「不會是宋江」的信任。

香港局勢如今走向仍是未知之數，有說是中共以拖字訣對待，有說是學生已取得階段性勝利。此兩說僅是在高度壓縮時空之下的「上半場戰果」，下半場如何尚未得知。群眾運動的特點是把時間及空間高度壓縮，期許在短期內馬上取得成果，稍一不慎即會釀成悲劇，如何充分運用持久戰要訣，即排拒「速勝論」的過度樂觀主義以及「必敗論」的過度悲觀主義，端視如何處理巿民的信任。當我們審視二十五年來兩次大型抗議及反抗運動，即是一九八九年民運以及這次反對人大常委政制框架運動，這次的在地元素多於二十五年前那一次，特別是這次反抗運動基本上脫離傳統民主派指揮，戴耀廷接受電視訪問時說「我們跟隨學生」以及泛民領袖全面低調，從八十年代一直爭取民主的老泛民系統，終於交出反抗運動的帥印。


Who Cares？

香港搖滾新世代的反抗文化在於對社會的認知與上一代不同，他們的在地化本質以及與上一代迥異的社會論述，對事物的關切比先輩有著更為廣袤的視野，從核心價值的守護到於焚化爐的裝設一一俱是。《海闊天空》是八九十後的共同語言，以反叛及特立獨行的搖滾音樂為主體，與在昔年大學國是學會成長的上世代截然不同。

對於政府官員而言，這一刻或許已在研究《海闊天空》的內在意涵，何以成為這次運動的主題曲，從而模塑一套與反對派互動的全新體系。不過，如何闡釋這種文化蛻變，追本溯源是上一代反對派無法適應潮流之故，而非新世代的論述責任，因為，於搖滾本質來說，who cares？

馬國明: 遲來的民主回歸

古人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佔中的抗爭運動原本只打算號召一萬人參與公民抗命，但由於挾住了香港史上最大型的罷課，加上當權者誤判形勢，演變為一場對當權者而言，一發不可收拾的民眾自發運動。回顧事態的發展，九月二十六日學生罷課的最後一日，發動罷課的學聯和學民思潮在晚上舉行聯合集會。集會將近結束時，學民召集人黃之鋒號召重奪公民廣場，在場戒備的警察當然阻止，並拘捕黃之鋒和學聯的兩名核心成員。但不少學生和參與集會的市民成功進入公民廣場，並以此作為延續爭取真普選的陣地。當權者方面，為了阻止學生和市民加入聲援，封閉所有前往公民廣場的通道，並驅趕和抬走原本已在通道上的學生或市民。當權者的做法卻把能否進入公民廣場，轉化成一場公民廣場爭奪戰！到了佔中三子宣布啟動佔中運動時，能否進入公民廣場變成佔中運動成敗的關鍵。


公民廣場屬於公民

和平佔中的公民抗命原本是一次書卷味十足的運動，即使舉辦了數次商討日，普羅大眾並不了解公民抗命的精神和意義（反佔中運動號稱得到一百五十萬人支持，扣除水分，起碼也有四、五十萬），但當佔中三子於九月二十八日凌晨宣布啟動佔中運動時，這場原本書卷味十足的運動卻拜當權者所賜，已自行轉化為一場十分具體、目標鮮明的公民廣場爭奪戰。由於警察繼續採取封閉和堵塞的錯誤策略，大批趕來聲援而又無法進入公民廣場的市民聚集在地鐵金鐘站外的道路上，連港島東至西的主要道路——告士打道道亦擠滿趕來聲援的市民。由於人數眾多，部分市民有意識地佔據銅鑼灣鬧市的黃金地段。同樣的佔據行動亦發生於九龍的旺角，佔中運動遍地開花，變成一場沒有領袖，也不須要領袖的民眾自發運動。

公民廣場的官方名稱是十分累贅的政府總部東翼廣場，近日政府高官不斷強調公民廣場屬政府物業，因此不能隨便進入。但公民廣場是塊露天空地，政總又不是軍事用地，如果市民無權進入政府物業的露天空地，那麼市民怎能從灣仔入境大樓走到稅務大樓？公民廣場一如中環的愛丁堡廣場，同是公共地帶，市民絕對有權進入。不過行政署在數月前，在沒有任何解釋下，鬼鬼祟祟地用圍欄把公民廣場圍上，令市民不能自由進出。這種縮窄公共空間的做法十分不合理，更違背了政府一直致力增加公共空間的政策。政府不惜增加發展商的地積比，藉此鼓勵發展商騰出地方作為公共空間，連接時代廣場和羅素街的露天地帶便是一例。事情十分明顯，如果行政署沒有圍起公民廣場，黃之鋒根本毋須號召重奪！


不提違反程序公義

行政署鬼鬼祟祟地圍起公民廣場的做法卻是特首梁振英上台後一貫處事的方法。梁振英上任後十分害怕面對群眾，就連記者的公開提問，他也盡力迴避，因此他三番四次拒絕學聯要求對話。有怎樣的主子，甘願做奴才的便會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梁振英不過是北京那些自以為君臨天下的老爺們的奴才，這些老爺們從來不會公開行事，當然不會接受公平、公正和公開的選舉。把原本公開的公民廣場圍上，除了合乎梁振英一貫處事的手法，更合乎北京的大老爺們的作風。

如果雨傘是刻下的民眾自發運動的徽號，那麼把原本公開的公民廣場圍起來的做法則是觸發一場書卷味十足的公民抗爭運動突然轉化為大批民眾自發參與的抗爭運動的標記。如果北京的大老爺要追究責任，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他們自己。

事實上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完全漠視香港對民主的追求，民主是否有一套國際標準或許有所爭議，但現時世界上的民主體制全是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講求的不是最後被選的人物是否最理想、最合適的人，而是整個選舉過程公平、公正和公開，完全合乎程序正義。從程序正義的標準而言，人大常委的決議絕對不能接受。由提名委員會推舉候選人的安排不一定違背程序公義，但人大常委決議組成的提名委員會，產生方法沿用現時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這種安排則完全違反程序公義。習慣君臨天下的北京大老爺們卻絕口不提程序公義的問題，反而搬出國家安全這種牽強的理由，否決其他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方法。面對人大常委完全沒有顧及程序公義的政改決議，香港部分輿論提出所謂「袋任先」的講法，這種講法十分取巧，既沒有否認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未盡人意，但卻以一種有覑數便要的心態，接納人大常委的決議。所謂有覑數無非是北京的大老爺們終容許香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特首，錯過了這個機會，北京以後未必會再應允香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特首。「袋住先」的講法背後其實認為香港完全受制於北京，當後者對香港稍作讓步，香港便須高呼：「皇恩浩蕩！」


回歸主體性問題

目前這場遍地開花的抗爭運動卻是衝覑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而來，運動的一句口號是「抗命不認命」，運動雖然演變為民眾自發參與和佔據，但目標卻十分清晰。除了要求有大話精之稱的特首梁振英下台，還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議，並要求人大常委道歉。特首梁振英已公開表示，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議是強人所難，至於要求人大常委道歉，對香港一眾親建制的人士而言更是不識大體。

但從另一角度而言，所謂不識大體恰好就是抗爭不認命的必須條件，而「袋住先」恰好是識大體的結果。可以說目前這場史無前例的抗爭運動是一場遲來的民主回歸運動，回歸這詞彙早在九七前已沿用，但似乎還未有人提出回歸的主體性的問題。當然香港回歸的字眼經常出現，既然是香港回歸，香港便是不折不扣的主體，而民主回歸的提法更帶出香港是有條件地回歸中國大陸。但無論是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和較早之前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都漠視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還未正式開始時，香港一群剛三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提出民主回歸的理念。這個理念客觀上增加了中方的談判籌碼，因為這群年輕人的領袖很快便獲中共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

諷刺的是當中英談判正式展開後，中國大陸再三強調不能有三腳苐，即是說香港的前途問題純粹由中國和英國透過外交談判解決，香港方面不能有自己的聲音。中國大陸的立場有如否決了民主回歸，既然香港不能有自己的聲音，那麼連提出民主回歸也是多餘的。令人遺憾的是當年提出民主回歸的年輕人，面對中國大陸否決民主回歸，竟然毫無反應，更毋須提直斥其非。回顧這段令人遺憾的往事，刻下這場抗爭不認命或許來得及彌補當年的錯失！

區家麟：梁振英，你今日笑咗未？

以前，曾有不少人說過︰「梁振英當選，會移民。」今日，明晒。

此刻，梁振英會否在笑？他會否心情興奮？覺得願望達成？

一年前，先後有兩位朋友提醒我，梁振英的性格行為，疑似是「反社會人格障礙」（詳看〈點解香港咁多人渣？〉）。

當時，已經覺得很似，出身哈佛大學的精神病學家 Martha Stout 描述「非暴力型反社會人格障礙者」︰他們一般外表很有魅力、有自信，甚至自戀，可以很聰明，又因為不講道德，沒有良心，甚至容易爬到上社會高位。這類人通
常不會公然犯法，他折磨身邊的人，但由於不用暴力，法律制度也拿這些人沒法。

重讀 Martha Stout 所描述的「非暴力型反社會人格障礙」特徵，你會驚訝，近來發生的事，非常吻合：

無罪感guiltlessness：這種人，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問題，若有問題，都是其他人的問題。他們拒絕為自己所做的決策，或是決策的後果負起責任。

衝突尖銳化，事到如今，沒有半聲歉意；由長時間扣留黃之鋒、封路導致人群堵路、亂放87枚催淚彈（見〈梁振英、曾偉雄，是佔中幕後推手〉）、到升級發動群眾武鬥；回想起來，每一步都有「鐵腕決策」的黑手在操控。

「冰人」：他們情感淡薄、麻木不仁，沒有「同情」這種東西。他們跟別人都談不上有什麼深刻交情，他只跟自己有交情，他們有配偶，但沒有興趣跟配偶談情說愛。(頁17)

在沉重的時間，他笑；這半年來，對家人之情，公眾亦看得清楚；身邊的家人受折磨，正是「非暴力型反社會人格障礙」特徵。

語言偽術：愛花言巧語，也很會做表面功夫，所以反社會人格者能夠把別人迷得團團轉，有魅力。反社會人格者的魅力很像其他獵食性動物，例如，我們看著大型貓科動物的時候 (狼都係獵食性動物)，很容易就會被他們的動作、獨立性和力量迷住。他們還以撒謊和騙人著稱，也擅長利用「朋友」。反社會人格者跟人打交道，通常會採取撒謊、諂媚或是嚇唬等等作法；若遭揭破，他們會建立一套「天下烏鴉一樣黑」的理論。(頁16,130,273)

所以，不需要奇怪他有粉絲，粉絲當中亦不乏聰明人，部分人會被這種人迷倒，很多有點地位有點資歷的記者當天成為「梁粉」，深陷其迷惑之中，回不了頭。

愛兵行險著：他們愛尋求刺激，導致他們更常冒社交、身體、財務或是法律方面的險。他們偏愛危險的情境和選項，而且他們能夠說服別人一起冒險犯難。(頁16,130)

一直以來，梁班子不介意製造矛盾衝突，挑動對立分化；這幾天，看其兵行險著，甚至不惜在關鍵時刻擴大衝突，在運動弱勢時再三激起民憤，鼓動全民戰爭，令我相信，這是一種病態，多於一種理性思量的策略。

愛摧毀別人：他們愛糟蹋或摧毀別人身上那些自己很嫉妒的特質。「樂趣在於奪取，而非擁有。」暗中施展權力的遊戲是他們生活中的最優先事項，他們把所有騙人的花招、忍耐的功夫都花在這上頭。(頁113,114)

人性美好的一面、香港的核心價值，他絕不介意狠心摧毀。我感到年輕一代很可憐，剛探頭看看世情，就看到權力的黑幕、聽到無恥的謊言、聞到催淚彈的氣味。梁振英治下，摧毀了一代人的單純，摧毀了家庭的和睦，摧毀了警隊的信譽、摧毀了香港的光明。

那麼，這種「非暴力型反社會人格障礙」的人，有甚麼下場？

這種人，由於聰明兼沒有良心，容易爬到高位，但逐漸露出真面目後，容易眾叛親離，身敗名裂；晚年坎坷，但可能仍然自我感覺良好。

Martha Stout說，要判斷這個人是不是反社會人格，就是等到這人的人生差不多走到盡頭時，看看他有沒有把自己毀掉，他很孤獨無依？很筋疲力竭？而且很討人厭？(頁264)

前主場博客梁慕嫻曾說過，梁振英的性格，並非「暴力型反社會人格障礙」，那是共產黨員的特質。我認為，兩者並不互相排斥，而且相輔相成。

黨、權、黑、金合流，臉具已經撕破，底牌已經露出。

一個病態的特首，領導一個病態的政府，動用公權力撕裂香港。

聽說，有種東西叫「問責制」，搞到一鑊粥，無論責任多大，主事官員落台，是應有之義。梁錦松偷步買車也落台，今天一位病態特首為禍，卻越坐越穩，是香港的悲哀。

而我相信，梁振英，這一天，笑了很多遍。

范析852 x 暴徒當道│梁振英千日特首路 「黑」影處處樹歪風

                                       


如果9月28日當天，香港警察面對手無寸鐵和平示威的市民，卻大肆施放87枚的催淚彈，足以寫下了歷史上的「港殤日」，那10月3日下午，在旺角及銅鑼灣 兩處佔領現場，忽然有大量有組織的反佔領人士以暴徒方式清場，同時多度襲擊佔領群眾，似乎在「港殤日」之上，還來再蒙上一片的「黑」紗。

根據學聯、學民思潮及佔中運動三方發出的聯合聲明，就呼籲群眾盡快撤回金鐘；原因之一，是以參與者的安全為第一考慮，而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更指，有背景人士 到旺角集會現場挑起衝突，又指警方不能做到保護市民的工作，銅鑼灣也同樣出現混亂情況，故呼籲市民都不要前往這些地區去。

多名口罩漢同時現身銅鑼灣

事實是，「有背景人士」這五隻字最為可圈可點，而從銅鑼灣的情況看來，多名戴上口罩的人士粗暴地拆走鐵馬，其形跡之可疑，他們的「背景」實已不言而喻。

而要提醒的是，自從梁振英宣布參與特首選舉，由競選之時至今，香港似乎同樣成為了「有背景」都市，因為在梁振英成為特首之路至真的當起特首，由飯局到落區都不乏「黑」影，而今天的旺角與銅鑼灣的暴徒當道，恐怕只是在當中多添一宗。

小桃園飯局見江湖人物

時為2012年2月10日，部分新界鄉紳與梁振英的競選陣營成員於流浮山小桃園酒家一同出席飯局。及後出版的《東周刊》披露，飯局中有「江湖社團人物」出席，因而引起傳媒廣泛關注，梁振英及其競選陣營成員因而受到「黑金政治」的指控。

所謂的「江湖社團人物」，包括被指是黑幫和勝和前坐館的「上海仔」，以及疑似黑幫和勝和成員「囝囝」。而據《蘋果日報》事後報道，警方港島總區重案組深入 調查後，發現當日飯局除梁營多名核心人士外，列席者均為江湖上有頭有面的人，變相證實除傳出的14人外，可能還有其他江湖中人出席飯局。由於牽涉太多江湖 中人，警方曾表示會轉交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O記）跟進，但最後案件不了了之。而當時政圏就流傳，飯局目的是涉及拉攏13名鄉事選委改投梁振英一票的變節密謀。

天水圍落區背景人士撐場

「黑金政治」事件未見水落石出，但黑道梁粉卻繼續現身。梁振英在2013年8月開始不停落區，當然引來不滿他的市民之示威及抗議，但他卻不是由警方護駕， 卻出現疑似「有背景」人士撐場。例如在8月11日當天，梁振英到到天水圍與市民會面時，結果演變成挺梁人士圍毆示威者的情況，這些挺梁人士甚至與警對峙， 引起大眾關注。

事實上，當天在天水圍論壇場外，大批戴上口罩的金毛紋身青年，不斷向反梁示威者挑釁，多次在警員前出手打人。而消息指這批挺梁惡勢力來自元朗，包括橫州、流浮山、屏山及天水圍北五條屋邨的多個社團。有地區人士透露，有立會議員是串連各社團的關鍵人物。

不過，或許當天的行徑太過份，警方後來與元朗區的黑幫頭目召開秘密會議，明確指區內14K黑幫：「如果過了界，就要付出代價。」而《南華早報》更引述消息人士指，元朗區14K黑幫頭目已被明確告知，「警方將不會容忍任何滋事者，否則將採取果斷的行動。」

練乙錚曾撰文拆局　遭發律師信

前港府中央政策組成員、《信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去年就曾在《信報》撰文，名為《誠信問題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實可雙規》，指出梁振英與黑道之間的關係，是 「紅色父系（共產黨）與黑色母系（黑社會）結合的產物」。梁振英後來對《信報》及練乙錚發出律師信，要求作出道歉。《信報》最後跪低致歉，但撰稿人練乙錚 卻企硬，接受《壹週刊》專訪時透露，指「（律師信）對我來講係不實嘅指控，甚至係誹謗！」

事到如今，「有背景人士」不單再現香江，甚至可以橫行港九，似乎香港在梁振英的治下，失去的不單是民主，被破壞的不單是法治，因為當這些「有背景人士」可以在行兇後，可以在警察的眼皮下被放走，香港人已不再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但必須要說的，正如顧城在〈一代人〉中所言：「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或許歷史之中，就是註定要由這「一代人」，來在黑暗中重新尋找光明。而經歷過六七暴動與捉葛柏等事件，不會向惡勢力低頭，其實也是香港人心中的核心價值。

（撰文：范中流）

台灣大學生的激進化！／文﹕南方朔

馬英九當 選台灣領導人已快6年半，由於他治理無能，政績不佳，施政滿意度早已在個位數徘徊，從2013年底開始，台灣甚至出現向馬英九「砸破鞋運動」，只要有馬英 九在的場合，不滿的群眾總是嘯聚，收集了許多破舊的鞋子，向他丟擲。為了避免被鞋子砸中，馬英九的保安人員甚至發明出了一種「捕鞋網」，兩根棍子間綁上塑 膠網，當人們丟鞋子時，就舉起「捕鞋網」，企圖阻擋飛擲過來的破舊鞋子。

砸鞋子事件發生多宗

2013年年底，發生了許多砸鞋子事件。群眾較多的事件，由於群眾被隔絕的較遠，他們只能鞋子亂丟，丟得較高的鞋子都被「捕鞋網」攔住，無法砸中。而幾次人比較少的場合，由於丟鞋子的人準頭不足，也都沒有砸中，因此砸鞋子運動以來，馬英九從未被鞋子砸中。但沒有被鞋子砸中，並不表示他不會被別的東西砸中。9月26日（上星期五）晚間，馬英九出席台北大直典華飯店的晚宴活動，而同一時間獨派團體「台灣 北社」也在那裏舉辦募款餐會，由於人多，馬英九從進場開始就被人嗆聲，大約7時20分，馬在致辭後離去，他穿過媒體記者區時，有一名青年突然竄出，高喊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獨派口號，隨即將手持的一本書砸向馬英九，該書丟得很準，它先打中隨扈的肩膊，然後彈起來，打中馬英九的腹部。這名青年的呼口 號及砸書的動作，由於非常突然，馬顯然受到驚嚇。整個維安秩序也告大亂。那名年輕人當即被捕，帶往訊問。事發後，才知道該名青年是台灣高雄中山大學社會系 的一年級生顏銘緯。他是台灣南部主要學運分子，雖然才18歲，但已是「南台灣學生聯盟」副會長，也是學運組織「基進側翼聯合競選總部」主任。台北太陽花學 運時，他曾參與南部9所大學北上聲援。今年6月27日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他曾參加抗議，將一杯紅豆薏仁湯砸向張的座車，他可算是台灣新生代的獨派 活躍人物，敢於抗議乃是新生代的特色。

而他砸向馬英九的書，不是別的，乃是有「台獨聖經」之稱的《被出賣的台灣》，該書是美國前外交官柯喬治（George H.Kerr）於1965年前所著，在台灣已有多種譯本。顏銘緯26日由於也參加「台灣北社」活動，由於在現場知道馬英九也在該飯店，他遂立即買了該書要 「送」給馬英九。由於年輕靈活，他遂閃過保安，用該書去砸馬英九，果然一擊而中。馬英九逃過了2013年的「鞋攻」，卻逃不過這次「書攻」！

馬英九被書砸中，這當然不會造成任何實質的傷害，但卻已嚇壞了台灣的國安隨扈單位。近年來，台灣的抗議活動不斷升高，有「鞋攻」、有卡車衝撞總統 府、有向張志軍「漆攻」、有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由於抗議不斷，台灣的領導人甚至政府的威信，其實已日益貶值。這次被書砸中，它一定會鼓舞出其他人的仿 效，下一次會不會是被玻璃杯砸中？或被彈弓擊中？由於馬英九不喜歡靜下心來思考問題，只喜歡到處趴趴走的去趕場作秀，所以苦到的只是他的保安隨扈。他被書 砸中後，總統府立刻開會，大大小小計有10個人被懲戒記過。特別是這次顏銘緯的「書攻」，是他靈活的混入了媒體區，每次馬英九有活動，都會設定一個媒體 區，媒體記者只能在此活動，而且國安單位對每個人都嚴格管制，外人無法進入。這次顏銘緯混進了媒體區，卻無人知道，顯示了國安的媒體管控已出了問題，所以 該單位的人員已全部更換。國安單位不去檢討馬英九無必要的作秀活動太多，只會壓榨保安隨扈人員，最近已多次懲辦了保安隨扈。當有朝一日這些保安隨扈不滿， 而消極起來，馬英九的保安就會出大問題。

馬作秀愈多隨扈愈多

由於26日馬英九被「書攻」砸中，馬英九的保安隨扈已大大增強。27日他仍有作秀活動，隨扈和警察已增加了許多，他一有動作，就被七八個人團團圍 住。這些畫面透過媒體而播出，實在使人覺得既可笑、又可悲。堂堂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搞得許多人民都強烈反對，不是向他丟這個東西，就是向他丟那個東西，幸 而台灣的人民尚稱節制，如果一旦人民的不滿再升高，有人向他拋擲足以造成傷害的東西，那麼台灣的混亂一定會擴大，而且表面化。據我所知，國民黨內有許多高 層人士，都向馬英九當面提過，希望他多花一些精神在辦公室，沒有必要的趕場作秀能免就免，也可節省許多保安支出。但他們的這些話，馬都不樂意聽聞。所以台 灣只好忍耐這個惡性循環，那就是馬一天到晚趴趴走作秀，而所到之處隨時都可能出現示威抗議或向他丟東西，於是保安的警察和隨扈愈派愈多。即擾民，又傷害到 保安人員，只會造成人民的反感。

近年來，馬英九的涉外事務，主要是他的大陸政策日益失去民心；而與大陸政策有關的內政，如經濟政策和國會運作也受到人民反對。因而已使台灣的年輕人 愈來愈反馬，愈來愈激進。從太陽花學運之前的丟鞋子，到學運的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再到這次的學生的「書攻」，這一連串的發展，已清楚的可以看出，台灣這 一個世代的大學生的確已開始動員起來。年輕人的日益激烈，對台灣會造成什麼影響，將是未來的大問題！

陳婉容﹕爭取真誠地生活的權利

香港的公民抗命運動，一直只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但鮮見有持久性的行動。但在9月26日，一切的準備與口號終於先被學生化為行動，運動自佔領政總擴大，最終促成提早佔領中環。

執 筆之時，許多關心香港的人，應已徹夜無眠，不是在街上與警方的過度武力及惡意在人群中發射的催淚彈對抗，就是憂心忡忡地上網關心事件發展。應該沒有爭議的 是，香港已經踏入了真正的抗命時代，用行動重新定義了所謂「主流民意」，決心要用更激烈的行動，爭取一個公平正義的普選制度。以往的「春秋二祭」式口號社 運，在香港的情况沒有顛覆性的改變前，恐怕不會再發生。社會運動，從來都是一種身體宣示式的表演（repertoire），香港示威市民愈來愈不甘叫叫口 號就離開，先是和平留守，再到佔領，在過去幾年可見一個清晰的進化過程。那是因為政權傲慢專制，從來將民意放諸腦後，一股勁地緊隨北京旨意做事；還是因為 學生與市民不想過正常的、上班上學的生活，不難有定論。

公民抗命與「暴民」

2013年初，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對許多人 來說還是象牙塔法律學者在發白日夢；然而筆者當時在嘗試文章中回應戴耀廷的提議，發覺這樣的行動本身可能要倚靠道德感召，事實上，佔領中環由提出至今，打 破香港人對抗爭的想像空間的價值，還有將公投與商討等直接民主的文化帶入香港的功勞，也許比它作為一個運動建議更為有用。而香港人明顯亦在多次商討、公投 與預演佔中後，在示威者利用持續佔領公共空間，來增加談判籌碼的時候，變得比較容易同情示威者。這些都是佔領中環在年半中，於公民社會中播下的民主種子。 示威者和平、克制，主動分享和分發物資，這些當然可以是香港人本身的質素，然而筆者認為，過去兩年間，香港人面對的，來自北京的壓力愈沉重，不曾間斷的民 主運動，加上佔領中環所有份製造的公民社會氣氛，「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的預兆式政治願景，都各自造就了今日團結，互助的示威氣氛。

警察軍隊化與「鎮暴思維」

金鐘和中環的民眾通宵堵 路，警察面對根本沒有暴力衝擊的，和平表達訴求的群眾，卻多次發放催淚彈，又派便衣潛入示威人群中意圖收取情報，甚至有持長槍警員出動，雖然後來證實出動 橡膠子彈和實彈純屬謠言，但警察面對完全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所表現出來的，完全情緒化和難言紀律的武力展示，叫人異常憂心。美國小鎮費格森上月因為黑人青 年被白人警員射殺，而引發了一場長達整月的大型警民街頭衝突；這場與經濟和種族相關的衝突與佔中自然無甚可比性，然而費格森事件當中警察的行為，卻顯示了 一種需要警惕的警隊軍事化傾向，與香港9月28日，以及之前一段日子的情况，不無相似之處。曾經，警察的任務就是維持秩序，保障市民集會示威的權利；然而 這些武力展示，對抗性的語言，儼如佔領力量的暴力，完全顯示了警察現時的心態與目的是「鎮暴」而非「維持治安」。「開槍」流言無日無之，除了顯示消息的確 混亂，有心人容易從中誤導，也顯示群眾對警方已經完全失去信任。

重讀已故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名作《無權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對比香港現况，感觸尤深。哈維爾曾是政治犯，後當上捷克總統，仍不斷叩問權力的本質，在權力令人昏庸，手握社會資源的人為了維持不 公義的制度而費煞心思編造「和平」、「理性」等等糖衣藉口的當下，尤其顯得難能可貴。他一生曾在極左和極右政權底下生活，幾乎不曾在意識形態較不強烈的社 會正常生活過，遑論嘗過民主滋味；然而哈維爾卻相信人是「生而知民主」，且天生就有講真話，靠向公義的傾向。在統一的，枯索無味的生活與共產主義政治口號 中，哈維爾以推動「真誠地生活的權利」，撒下在公民社會的種子，在歷史時刻來到之時，遍野開花。香港今天走出第一步，來日方長，然而黃絲帶為記的，對民主 ﹑自由﹑公義的追求，早已在香港人心中悄然盛放。

如此微小的進步，就是無權者的權力。在爭取真普選的路上，容我們以傘為記，雨來傘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