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 神州不神、國將不國！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王卓琪教授11月28日在《明報》撰文，題為《寶島不寶、明珠不明》，讀畢此文，筆者不禁要順著他題目的“氣勢”，加上一句：“神州不神、國將不國”！

王教授認為臺灣和香港都因為推崇民主，導致對內“族群撕裂”，社會陷於無休止的紛爭；對外則“去中國化”，錯失中國崛起的機遇。內外交困，最終將使臺灣和 香港出現所謂“寶島不寶、明珠不明”的敗局。根據王教授的邏輯，寶島要繼續寶，明珠要繼續明，則台港兩地人民必須放棄爭取民主的訴求，必須匍匐在中共“一 黨專政”的淫威之下。

筆者必須正告王教授，假如中共繼續排拒民主，則不消多久，必會出現“神州不神、國將不國”的困局。

何謂“神州不神”？中國古稱“神州”。漢·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歷代知識份子用上“神州”一詞時，大都帶有濃厚的愛 國主義感情，例如南宋詞人劉克莊《賀新郎》“北望神州路……夢中原塊土”。從此“北望神州”成為士人寄託對國家情懷的一句感性話。我們這一代經歷過中國閉 關鎖國的人，都有過專程到香港落馬洲“北望神州”的軼事。宋逸民鄭所南《心史》：“陸沉未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更成為我們第一代保衛釣魚 臺運動參與者互相激勵的口號。那麼“神州不神”指什麼？是指“神州”一詞已經漸漸失去那種令人“神”往的含義，也就是說，“祖國”對人民來說已經失去那種 令人“神往”的情懷。

“神州不神”的現象已經在中國大陸普遍出現。王教授大概不知道，在中國大陸，早已經有民調顯示，超過65%的受訪者表達了“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意願。二 ○○六年九月四日，中國三大門戶網站之一的“網易”旗下的“網易文化”在網上開始了一項極之敏感的調查，題目是：「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 截至九月十五日下午六時的投票結果是，在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達65%不願意再做中國人！選擇來世再做中國人的只約有35%！初 段投票結果即時引發軒然大波，投票原定於十月十一日結束，但投票連同非常熱烈的網友討論隨即於九月十五日被強行終止，而且有關網頁也被刪除。九月十六日， 網易新聞頻道主編唐岩及評論頻道主編劉湘暉同被解雇。

在那百分之六十五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的投票者中，最多人列舉的理由是因為「做一個中國人缺乏人的尊嚴」。至於在那約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稱來生願意再做中國人的投票者中，最多人列舉的理由是因為「我愛我的祖國，沒有別的原因」。
在一個自信可以睥睨全球、號稱是英明領導愛民如子的所謂社會主義中國，居然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這無論如何都是對當權者一個大諷刺。這是“神州不神”的最佳寫照。

生活在中共“一黨專政”統治下的內地人民，尚且有這麼多人為了「做一個中國人缺乏人的尊嚴」而選擇來生不做中國人，則王教授又如何說服我們生活在臺灣、香港本已經自由的人民，為了所謂趕搭中國崛起的順風車而匍匐在專政權力之下？

最近，網上盛傳一則反映普通中國人心聲的話，“有權有勢的中國人移民，無權無勢的中國人偷渡，這是一個國家還是監獄？國家有這樣的嗎？”。碰到國家被“一黨專政”糟蹋到如此，則“神州”還能“神”嗎？

何謂“國將不國”？一個國家的執政當局如果長期鎮壓民眾的民主訴求，則這個國家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離析。這一點，中國清末啟蒙大師梁啟超早已從理論上作出詳細的論述。

梁氏在1899年發表《愛國論》，是我國最早揭櫫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旗幟和系統闡發愛國論的第一人。他說：“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 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 愛國必自興民權始”。這裏梁啟超非常清晰地點出“民權滅則國權亡”。所以，中共不斷拒絕政治改革，頑固地堅持“一黨專政”，壓抑民權，最終將導致亡國，是 謂“國將不國”。

梁啟超把人權和國家安危聯繫起來的這個著名論述，早已經被蘇聯東歐的歷史證明其正確性。今天中國正面臨疆獨、藏獨分裂國土的威脅，其肇因乃因為中共 65年來的統治，在“極左“的意識形態影響下，所謂民族自治政策徒具虛形，侵犯少數民族人權事件頻頻發生，終於迫使他們起而謀求獨立，造成“國將不國”的 現實危險。

今天，類似的悲劇正在香港重複著。同樣在中共“極左”的意識形態影響下，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也漸漸徒具虛形，承諾了30年的普選，也 變質為“我篩選後再給你選”的“有中國特色的選舉”，嚴重侵犯了本應屬於香港人民的政治權利。這些違諾，終於導致香港年青人出來抗爭，並打出“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香港獨立”的口號（分別見港大學生會《學苑》2014年4月和9月號），這也會造成“國將不國”的現實危險。

王教授在文末提出香港應該「小事大以智」，應該接受“芬蘭化模式”（指冷戰時期芬蘭懾于強鄰蘇聯的軍事威脅，事事低聲下氣以求不觸怒對方，甚至不得已有時要犧 牲自己的外交和軍事政策等利益去遷就對方）。筆者不禁要問，作為一個有條件、有管道同北京溝通的人，為什麼不試圖去勸說北京“大事小以仁”呢？“芬蘭化模 式”正正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王教授以“芬蘭化模式”作為香港的出路，是否建議香港在中共強權前要學會“逆來順受”的本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