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5日星期三

黃洪﹕雨傘運動是什麼?不是什麼



雨傘運動是民主覺醒運動不是革命;這運動要求個體自主,不是要求香港獨立;它是公民社會的自我管理,不是無政府主義;雨傘運動力量是源自市民大眾,不是外國勢力影響;它是能動者的覺醒,不是由螺絲釘組成的群眾運動。雨傘運動最重要的是一場價值反思的運動。
傘運動是民主覺醒運動不是革命。運動最成功之處是促進參與者的民主意識覺醒,學生及市民在意識覺醒後,透過集體討論及集體行動,繼而去思考及建設香港應有 的民主政治制度。雨傘運動的組織者及參與者並沒有意圖和行動去推翻或取代現政府;而且絕大部分運動參與者均恪守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基本沒有暴力推翻政府的傾向,所以雨傘運動跟傳統革命和顏色革命性質基本不同。

例子1:雖然運動中參加者提出梁振英下台的訴求,但學聯最後願意與林鄭月娥談判,可見學生並不是要全面否定現政府,現時仍希望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分歧。

例子2:有學生表示就算梁振英下台而政治制度沒有實質的制度轉變,亦不會接受而退場。所以學生要求不是現行官員問責下台,如外國顏色革命的改朝換代,由一群精英替代另一群精英。參與者的要求正正是朝向制度的「建設」,而並不是「革命」急風暴雨式的「破壞」。
傘運動是要求個體自主,不是要求香港獨立。雨傘運動強調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實踐「命運自主」。強調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是後現代主義、後物質 主義的新社會運動特色。運動強調要反思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制度之間的關係,這亦導致運動參與者有「沒有大台」、「沒有領導」、「××××不代表我」的表 述。

雨傘運動明顯帶有後現代社會運動「眾聲喧嘩」、「多元文化」的特色,運動的主調是有強烈個體的傾向,並不是一個統一的集體。運動的參與 者對中國的態度及立場非常紛紜,有支持民主回歸、有支持一國兩制、亦有支持本土自主等等,處於中港關係的政治光譜相當不同的位置。然而,要求「香港獨 立」,並不是大部分參加者的共識和要求。

例子:學聯每每被本土派如陳雲等人批評為「左膠」,被指分裂本土運動,要下地獄云云。這正正表示學聯與大部分群眾並不支持香港獨立。

雨傘運動正在實踐公民社會的自我管理,並非處於無政府主義的狀况。在金鐘的雨傘廣場,我們看到的是公民社會的自我管理。學生不單管理和分發由市民捐來的物資,更主動分類收集垃圾,開設自修室。廁所中亦有義工長駐做清潔及提供用品。整個廣場是一個由公民社會自發管理的社區。
透過自我管理的過程,公民之間建立了信任、規範及信息。這不是嘉年華會,也不是無政府主義的亂局,而是高質素公民共同生活,接近烏托邦式的社區。公民之間彼此團結、互助、共享、分擔。

無外國或境外勢力影響

傘運動力量源自市民大眾,並無外國或境外勢力影響。運動最大的資源是人數和民心。每一個市民帶兩支水來,或捐20元,而且是每兩三天來一次的話,物資站便 有源源不斷的水供應,而且不是留守的學生和市民,飲的是自己帶來的水。物資站的水自覺是留給留守的人。運動的物資便是靠小市民捐助而不是依靠外來勢力的支 持。運動的持續性及生命力是源自它是一場全民參與的公民運動,得到廣大的市民大眾支持。所謂運動持續及資源多證明有外國勢力影響只是抹黑的伎倆,並無實據 支持。

例子1:朋友A去中環雜貨店買大量掃把,捐給在金鐘現場做清潔的義工,在舖內她遇到一個年輕人也是去買掃把,店主一問知道是支持金鐘的,便二話不說給八折優惠,A更邀請年輕人一起搭的士,讓他省一點交通費。

例子2:學生B有一天太晚要回中大,沒有港鐵,要坐的士,由於現金不夠,到中大時跟的士司機說要叫同學拿錢下來。司機也是二話不說:「同學,你拿回錢,錢可以下次再用,這是我一點心意支持運動。」

雨傘運動是能動者的覺醒,不是由螺絲釘組成的群眾運動。「命運自主」所強調的是個人的自主及主體性。這亦是社會學在能動者(Agent)與結構(Structure)的二元辯證關係中所強調能動者的角色與功能。能動者既是結構的一部分,但亦是改變結構的動力所在。

當大量的年輕人及市民自己主動及自動在運動中去尋找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工作以及思考自己可作出的貢獻。她/他變成了一個自動、自發、自主的主體。她/他所迸發出的光芒,絕不單是運動中一個被領導、被誤導或被控制的螺絲釘所能比擬。

例子:同是在佔領,同是在堵路,當你看看在雨傘廣場各參與者自信及陽光的面容,與在《蘋果日報》報社門口圍堵報紙出版的帶備口罩、低頭、避望鏡頭的「群眾」相比,便知到社會運動中「能動者」及「被運動者」的重大分別。

後,雨傘運動更重要的是一場價值反思的運動。是次社會運動最大的變革不在於制度或結構的轉變,而在於民心的轉變,在於公民的民主意識覺醒。參與者並沒有徹 底揚棄舊制度、舊生活。 每天早上,從帳篷走出來,她/他們會換回上班及上學的服飾,繼續上班或上學。他/她們並不要頭破血流的革命。只想守護現時爭取回來的實質及心靈空間。參與 運動之後,每名參與者的心境、價值不同了。這價值反思會引起對自身、對社群、對政策、對香港進一步的反思和行動。能動者很可能再不會孤單。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社工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