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豬也活得很穩定

大概沒有人會不喜歡穩定的生活，穩定的秩序，所以每一個威權政府都特別喜歡強調穩定的重要，尤其是在它感到自己的勢力已經不太穩定、搖搖欲墜的時候。年紀夠大、記性又夠好的話，當會記得幾乎亞洲每一個威權政府都曾在它們即將垮台的前夕發出過類似的恐嚇：「我們要是下台，大家穩定的日子就會結束，國家就會充滿了衝突和暴力」。真巧，這正是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國陣」的領袖納吉在這幾天反覆陳說的論調。

活在威權之下，日子當然穩定，只不過那是一種不公不義的日子。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大家要不要穩定，而在人民究竟想要那一種穩定的生活，那一套穩定的秩序。豬圈的生活也很穩定，而且還極有秩序，每一頭豬生下來之後就被固定在同一個位置，日日定時飽餐，到了一定歲數一定重量之後就被送去屠宰，其規律絲毫不爽。難道這就是種有益豬群的好生活好秩序嗎？
的確，重建後威權的社會往往要比推倒威權還難。那是因為舊秩序儘管不堪，但到底也是套秩序。大家習慣了它的遊戲規則，固有的利益聯盟也不是說倒就倒，扭曲的社會肌理如藤蔓般雜生交纏，長年不癒的創口化膿腐敗；這一切全都不是一時片刻就能治理得好的。有時候，甚至連「轉型的陣痛」這句老話都嫌太過輕淡，因為那種痛通常不是陣痛，往往漫長難受得叫人灰心，甚至後悔。

故此，激情之外，還需要堅定的信念、冷靜的頭腦，與寬容的胸懷；因為威權崩解之後，面前還有修遠的道路。直到今天，台灣還有不少人覺得自己當年太過天真，以為民主化之後，萬難迎刃而解。直至今日，南非的治安問題仍然困擾民生，種族貧富間的不平更是有待消弭。可是你去隨便找個台灣人或者南非人問問，有誰願意回到國民黨一黨獨裁，或者種族隔離政策依然健在的日子。在不公義的穩定，與不太穩定但卻有尊嚴有希望的生活之間；在一套人家加諸己身的秩序，與一套自己有份創建有份負責的秩序之間；這個抉擇的答案豈不清楚判然？

謝鵬: 天貓假奶粉風波

 
 天貓假奶粉？（向春/圖）

標籤進口奶粉諾優能牛欄達能天貓

借香港限奶粉條例實施之機，天貓推出一款名為“Nutrilon諾優能”的原裝荷蘭進口奶粉，並銷售火爆。但這款奶粉究竟是不是正宗的荷蘭牛欄原產奶粉，引來了諸多爭議。事實是，兩者之間有著不小的差異。

2013年3月1日，香港特區政府頒布的“限制嬰幼兒奶粉出境”條例正式實施。內地客從香港購買奶粉數量被限定為兩罐。

同一天，中國最大電商、年銷售額上千億元的浙江天貓網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貓”），宣布將聯合達能和雀巢，把國外本地奶粉品牌拿到天貓上直供給中國消費者。達能和雀巢分別是總部位於法國和瑞士的全球著名食品公司。

3月29日，天貓正式對外發布首個直供奶粉品牌“Nutrilon諾優能”（品牌商標還在註冊中，尚未獲批）。天貓宣稱，消費者只需登錄諾優能天貓旗艦店，即可買到在荷蘭生產和灌裝的原裝進口奶粉。

一時間，“諾優能”就是“荷蘭牛欄”、“佔據荷蘭嬰幼兒奶粉74%市場份額的荷蘭牛欄在天貓直供”等類似標題鋪天蓋地出現在媒體上。

諾優能天貓旗艦店的銷量，迅速排上了天貓網奶粉總銷量的第三名，排在它前面的品牌是可瑞康和飛鶴。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截至目前，諾優能品牌的奶粉總共銷售超過9.6萬罐，平均每罐200元，即目前銷售額在1920萬元左右。這還只是諾優能天貓旗艦店的銷售數字。在天貓上，銷售諾優能的天貓店鋪已經超過了10家。

但很快，這款奶粉就遭遇了“此牛欄非彼牛欄”的質疑，以至於天貓和達能香港不得不於4月18日聯合發表聲明，稱網上消息“天貓銷售的諾優能奶粉存貓膩”為謠言。
 
真假牛欄

史唯平很早就懷疑諾優能的真實性。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從2013年3月份以來，荷蘭本地各個超市和商店的荷蘭牛欄奶粉供應緊張，經常斷貨，哪裡還有多餘的庫存和產能供應到中國去？

史唯平今年43歲，是一個在荷蘭生活的中國人，也是荷美代購的CEO。荷美代購是一個綜合性代購網站，代購商品以奶粉、奢侈品、母嬰用品和保健品為主。其中奶粉佔銷售額的一半，占利潤的三成。

史唯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諾優能在天貓銷售之後沒多久，他收到了荷美代購顧客的一封郵件，這個顧客稱一直在給孩子餵養荷蘭本土牛欄奶粉，看到天貓的宣傳後，試著買了一罐，但食用當晚，寶寶即又哭又鬧，開始猛烈腹瀉並死活都不願再繼續喝奶。

史判斷，這個顧客的寶貝正發生轉奶的症狀。而轉奶意味著諾優能奶粉肯定不是荷蘭牛欄奶粉。於是他撥打牛欄的客服電話，對方回复：牛欄從未生產含有中文包裝的嬰兒奶粉，也沒有在中國銷售。

南方周末記者從荷蘭牛欄品牌的持有方荷蘭NUTRICIA（以下簡稱官方中文名稱“紐迪希亞”）公司的中國官網上，只查詢到了一款有中文標籤的嬰幼兒配方奶粉——紐康特。這是一款專門針對牛奶過敏的嬰幼兒開發的產品。

一位要求匿名的淘寶賣家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目前在淘寶和天貓上要發布奶粉新品，天貓和淘寶的系統會強制給你匹配“牛欄諾優能”品類。這意味著你的產品介紹裡，只要關鍵詞想出現“牛欄”二字，就必須同時出現諾優能三個字。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天貓店家對史唯平透露，諾優能上市一月來，已經招募了不少分銷商。這些分銷商正以10-20元一個點擊的價格購買天貓直通車廣告。而在這之前，“牛欄”為關鍵詞的直通車的價格大概在每個點擊5元左右。

“我想問，這麼大的投入，到底是天貓給了分銷商大額直通車免費充值呢，還是這些諾優能的分銷商的利潤空間這麼驚人？”該匿名賣家在給史唯平的郵件裡說。


神秘經銷商

天貓公關部相關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3年3月份達能集團的一個子公司在天貓上註冊了諾優能天貓旗艦店，並確定由上海優壹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優壹）運營這個旗艦店。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工商資料得知，2011年4月14日，“上海優壹”在上海普陀區註冊成立，法定代表人何星，是國內合資企業。

諾優能官網的域名是達能中國公司，即達能亞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達能中國”）註冊的。工商資料顯示，達能中國1999年2月5日註冊成立，是外國法人獨資企業，股東是達能亞洲私人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市場上出現大量未經授權銷售的可瑞康奶粉。這讓達能最終決定正式推出可瑞康，以規範中國市場上大量可瑞康的假貨和水貨氾濫問題。

據亞馬遜、京東等銷售可瑞康的電商公佈的授權書顯示，在2011年初決定進入中國後，達能香港選擇的進口商是上海康健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康健）。該公司成立於1992年10月，是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成員之一。2011年4月上海優壹公司成立，而在2012年10月25日之後，上海優壹就取代了上海康健，成為可瑞康的進口商。

據上海優壹公司在其官網上貼出的一份沒有顯示授權日期的授權書顯示，達能香港授權上海優壹通過上海優壹官網直接銷售可瑞康產品。這份授權書上顯示的達能香港英文名稱是“Danone Baby Food Co. (HK) Limited”。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工商資料顯示，在2011年3月15日之前，達能香港一直使用的是上述英文名稱，直到2011年3月15日，才更名為“Danone Baby Nutrition (HK) Limited”。據此可以判斷，上海優壹獲得達能香港關於銷售可瑞康產品的授權，應該是在2011年3月15日之前。但奇怪的是，上海優壹公司2011年4月才註冊成立。

至於上海優壹公司為何能在一成立就獲得達能香港的可瑞康銷售權，並在一年後取代上海康健成為可瑞康的進口商，外界一直認為這是因為上海優壹跟馬雲和天貓的密切關係。

在幫助“上海優壹”搭建u1baby.com網站的上海商派DRP公司的網站上，有一則來源為“優壹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的信息稱，u1baby憑藉創新的生意模式和穩定的銷售增長吸引到包括分眾傳媒董事局主席江南春的投資基金、雲鋒基金（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聚眾傳媒創始人虞鋒共同設立的投資基金）的資金入股。

2011年10月份，投資人江南春接受了美通社的採訪。美通社這家全球最大的企業新聞稿發布機構以及中國的《經濟觀察報》，都發表了雲鋒基金投資U1baby的報導。

但云鋒基金媒體負責人孔偉英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上海優壹”跟雲鋒基金沒有關係。至於過去是否有過關係，以及雲鋒基金的發起人是否跟優壹有關係，截至本文截稿時，孔偉英尚未給出回复。

而天貓公關部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馬雲跟上海優壹公司“絕對沒有關係”。上海優壹公司則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採訪。

曖昧的授權
 
諾優能天貓旗艦店公佈了一份授權書和一份認證證書。

授權書顯示，達能香港授權“上海優壹”，通過Nutrilon天貓旗艦店網站鏈接
（http：//nutrilon.tmall.com），向中華人 民共和國領土內的終端消費者銷售Nutrilon產品。此授權書有效期為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達能香港有權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取消授權。授權書的簽字代表是達能香港總經理Bruno Chevot，並加蓋了達能香港的公章。

認證書內容顯示：Nutricia Cuijk BV（諾優能在荷蘭的生產工廠）證明“上海優壹”作為達能香港的授權經銷商，有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內銷售Nutrilon產品。此證書有效期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27日，Nutricia Cuijk BV有權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取消認證。認證證書的簽字人是Nutricia Cuijk BV質量保證經理CGMVerberkt，但沒有加蓋公章。

而無論是授權書和認證書都規定，此文件不能被視為達能香港、Nutricia Cuijk BV和上海優壹間建立任何關係，如合作夥伴、合資、委託代理和僱傭；在任何時候，上海優壹不應被視為合作夥伴、代理、分銷商、受讓人、僱員或達能香港、Nutricia Cuijk BV的官方代表，並應避免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來充當上述角色。

南方周末記者以“諾優能”為關鍵詞，在天貓上搜出十多家銷售諾優能奶粉的店鋪，這些店舖大都每個月只有幾罐和幾十罐的銷售額，且大都是2013年上半年獲得“上海優壹”的授權。
但上海優壹這種對其他公司授予諾優能產品轉售權的權力，並未出現在上海優壹出示的授權書和認證證書條款中。

史唯平找來自己公司的律師一起研究上述授權書和認證書，律師的意見是：這東西是壓力之下的曖昧授權。荷蘭人出具的授權書和認證證書，讓荷蘭方面可以隨時撇清跟諾優能的關係。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外資奶粉品牌正式進入中國，一般會正式成立子公司，授權也會比較規範。比如，同樣是荷蘭奶業巨頭，荷蘭皇家菲仕蘭坎皮納公司為了將品牌引入中國，在中國註冊了富仕蘭食品貿易（上海）有限公司，作為在中國唯一銷售配方奶粉的子公司，然後由富仕蘭授權杭州宏沃貿易有限公司為天貓美素佳兒官方旗艦店奶粉經銷商。跟諾優能拿到的授權期只有不到一年相比，富仕蘭對杭州宏沃公司的授權是2年整。

諾優能和牛欄的差異

在荷蘭的商業搜索網站“ZIBB”，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得知，荷蘭牛欄的名稱“Nutrilon”是一個註冊商標，於2007年10月31日申請註冊。

商標持有人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都做了周密的商標註冊和保護，登記人只有一個，就是NVNUITRCIA，中文名字是利爾生公司。通過利爾生公司，紐迪希亞公司是眾多Nutrilon商標的所有人。

南方周末記者從中國商標網查詢得知，利爾生公司也在中國註冊了Nutrilon商標。查詢信息顯示，利爾生公司在中國註冊了237個商標。

奇怪的是，達能香港獲得了紐迪希亞公司的四個最著名商標在中國內地的使用權，但達能香港和天貓合作的時候，一方面處處提到牛欄奶粉進入中國，另一方面卻沒有選擇名氣更大、更被消費者熟知的兩個牛欄品牌（Nutrilon和Cow&Gate），也沒有啟用利爾生公司在中國註冊的237個商標中的任何一個，而是最終決定註冊一個全新的商標——諾優能。

對此，天貓回應說這是達能方面為了規範品牌而做出的選擇。

“Nutrilon就Nutrilon，諾優能就諾優能，幹嗎到處都寫的是Nutrilon諾優能，這種方式事實上還是在誤導。”史唯平認為，天貓和達能在發布諾優能品牌的時候，有意讓公眾產生荷蘭牛欄就是諾優能的錯覺，有不實宣傳之嫌。

南方周末記者致電達能亞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但達能中國一位女性前台電話人員表示，達能沒有公關部，沒法安排採訪和回答任何信息。

紐迪希亞全球總部則通過郵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利爾生公司、紐迪希亞公司、達能香港公司都屬於達能集團的一部分，此外不透露更多信息。

天貓公關部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荷蘭工廠根據中國國標，將諾優能2/3階段的部分配方元素含量進行調整，並在荷蘭完成生產後，出口至中國。而1階段由於配方符合中國國標，未做元素含量調整。

諾優能天貓旗艦店的信息顯示，諾優能的配方調整，主要是增加了蛋白質、葉酸、維生素、硒、碘、鋅和鈣等含量，減少了碳水化合物等含量。

史唯平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真正的荷蘭牛欄奶粉在荷蘭超市的銷售價格在每罐10.89-11.26歐元之間，即人民幣百元左右，而天貓上銷售的諾優能，一罐要200元左右。

目前牛欄奶粉正在荷蘭更換新包裝，新包裝的淨含量分別為1段、2段850克，3、4、5段淨含量800克，6段為400克。而諾優能在國內只分了3段（一段為一個年齡段的意思）。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謝鵬

周日話題﹕假如一億是給豆腐渣學童家長

港人抗拒「盲捐」之際，立法會財委會前天卻通過直接向四川省政府撥款一億元賑災。在表決中，37名議員贊成，23名泛民議員反對，一人棄權，議案獲得通過。

這次四川蘆山七級大地震，中港兩地抗捐已是主流民意，人民力量黃毓民在立法會上說﹕「血濃於酒，Lafite呀？」言論獲得內地網民歡呼好評，幾天之內點擊率數以百萬計，如果有按hit rate的分紅制度，收入應該相當和味，只是不知該分給毓民、內地網民抑或立法會錄影室呢？

撥款潑款

撥款議案通過後，有人說那個「撥」字應該寫成「潑」，因為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都說，香港不能控制捐款用途，那就等於潑出去的水，難收也難看緊。

林鄭在立法會上說，部分傳媒負面報道與事實不符，對內地捐款賑災是「刻不容緩」。我不知林鄭看的是哪些報道，但渴求「正能量」的她，應該沒有細心觀看無電視新聞部於5月1日起推出的「汶川地震五周年系列」，如果政府把這一億公帑，用作支援豆腐渣學校家長，香港市民的反應肯定截然不同，相信連泛民議員都會舉腳贊成。

對於五年前曾踏足過四川採訪汶川大地震的記者，永遠忘不了那些豆腐渣學校。如廢墟中的校舍瓦礫下，家長流淚，失控地徒手挖掘，手指都流血了還是不停手，哭喊孩子的名字……然後不斷抬出一具又一具小屍體，翻開崩塌的石屎牆，是幾具頸上繫紅巾的孩童，小小的漂亮臉龐，披上可惡的塵埃變得灰白。

令人深深記的一幀圖片，是來自綿竹市富新第二小學，那間新建的校舍在地震中完全塌下，127名學童死亡，旁邊舊校舍和年代久遠的民居雖有損，但沒有倒塌。災後，逾百名喪子喪女的家長留在校舍遺址不忍遠離，深怕孩子怕冷怕孤獨，然後大家捧子女的遺照站在校門前合影，前面是一塊寫上「天災不可違人為最可恨還冤死的孩子一個公道」，跪求當時的國家總理溫家寶為冤死的孩子出頭，痛懲豆腐渣貪官奸商。

五年過去了，溫家寶退了，四川地震的維權先鋒都坐牢了，短暫被停職的貪官升官了，豆腐渣工程又再展開了……害死孩子的公道呢？河蟹了。汶川大地震令7000多間校舍倒塌，官方公布遇難學生數字是5335人，誰相信？

樹長高了孩子的公道還沒討回

這次該給無新聞部一個「like」，那是本港傳媒對川震五周年的最先關注，無記者潘蔚林訪問了富新第二小學的維權家長，家長代表桑軍的兒子桑興鵬在地震中死去，墳前的樹代替孩子茁壯成長，「樹長高了，但孩子的公道還沒討回來，太淒慘了」。他說原本的百多名家長參與維權，在政府打壓下，只剩下20多人，現正與其他地區的豆腐渣家長聯繫起來，集結力量，前路艱辛，但不會放棄討回公道。

桑軍憶述到北京上訪的遭遇，地方官笑說﹕「你們以為北京跟你們解決嗎？還不是一樣的事情。」是的，在內地當官的只有腐敗才能在位，這種國情是常識吧？

黃琦﹕不調查也要道歉賠償

潘蔚林走訪了「六四天網」創辦人黃琦，他因調查四川地震被控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判監三年。對於調查川震人士被收監，黃琦說當局打壓令五年來官民矛盾加劇，「鼓勵了貪官污吏，二是震懾了民間監督聲音」，在雙管齊下的情下，民間監督失控，同時令重建工程出現貪腐案件。

黃琦認為若要以懲罰當年貪官的角度出發，會遇到重重障礙，但當局不調查也要道歉賠償，而非將學生家長非法關押毆打，「這就是當今中國一黨專政之下，目前最好途徑」。

可惜在過去五年，港人看到的是貪官得道，維權吃苦，內地維穩費年年勁升，政府對輿論監控得愈緊，民眾對官方喉舌愈是不信，逆向思維大行其道，遇事時就結集鄉親力量以暴易暴，在「三權合作」、「法律是為政權服務」的國情下，產生一批又一批悲劇上訪者。惡性循環的力量不斷加強，地方騷動無日無之，強國政權之下是虛怯的民心，伺機作總爆發。

黃毓民的抗捐論短片，在香港政壇來說只是小菜一碟，甚至泛不起漣漪，但內地網民卻視為驚新，那正好揭示內地官場的和諧感，原來都只是假象，真正民意只在網上尋，對官方的不信任顯現於微博。

黃琦建議，內地政府不嚴查貪官也應向豆腐渣家長道歉賠償，那樣對一黨專政也是好的。五年過去，川震傷疤從未癒合，如果37名贊成撥款賑災的議員當中，有誰敢提出要求港府撥款援助川震豆腐渣家長或六四死難家屬，那才算是「有懷疑都要捐」的真英雄。

文 黃 藥 師 （ 新 聞 工 作 者 ）

家明雜感﹕《騙地謊言》打工不是麻木借口

文 - 家明

 「不過打份工而已。」活在工作是一切的香港，這句話你我哪會陌生？

出自《騙地謊言》（Promised Land）角色Sue之口，由好戲的Frances McDormand飾演。在電影中，她在能源公司工作，公司名Global Crosspower Solutions。對白不止一次提到，它是家市值九百萬美元的企業。Global公司是虛構的，但在美國類似的大企業俯拾皆是。Global的天然氣工業如日方中，Sue是前線員工，專責到小鎮勸說居民、農民簽約，借出農場／牧場鑽井。農民可獲豐厚酬金，藉此改善生活。

戳破能源企業謊言

全世界嚷減排，天然氣比燒煤更環保；開發天然氣，好像社會及農民雙贏。但能源公司沒告訴小鎮居民的是，天然氣鑽探的「水力壓裂」（fracking）技術，動用數以百萬加侖水，混入大量化學物料。鑽探過程中，有毒的髒水流入地下，嚴重破壞生態，污染水源。不少州分的問題已迫在眉睫，家居的自來水不能再飲用，居民喝了有頭暈、頭痛問題，寵物的毛髮脫落；更有甚者，食水竟然可以點燃！能源企業當然不承認，起初他們說化學物的配方乃專利不便公開，後來用盡各種公關手腕、堂皇的修辭，不住的推卸責任。

《騙地謊言》的主角其實不是Sue，而是麥迪文演的Steve。比起Sue這個老油條，Steve更年輕，更陽光，有幹勁。他是Global的說客，到各地游說農民供地成果超卓。影片開始時，他在高級餐廳見公司管理層，老闆預備把他升為副總裁，他欣喜萬分。Steve倒是百分百相信Global及自己可以造福別人的。Steve及Sue這次來到賓夕法尼亞州的McKinley，以為跟往常一樣手到拿來。他們早一天到，先跟鎮長談好合作條件，第二天在居民大會跟大家解說清楚，再啟程往下一站。萬料不到大會上，退休老師Frank提出對「水力壓裂」及Global的質疑，又建議先讓居民認識清楚再投票表決。Steve及Sue只好留在McKinley。

Steve在大會上辭窮莫辯，面對Frank的提問，他回說「天然氣並非十全十美」。在會後被Sue咒罵，問他怎可這樣說。說也是的，今天PR、形象是一切，無論打工、從政或當官，真相、真誠愈來愈不重要，模稜兩可的用詞遣字、圓滑的媒體應對才是最高學問（我們政府是箇中表表者）。上面提到水力壓裂的化學污水，能源公司正式不叫「廢水」、「污水」，而是「用完的水」（used water）。《騙地》故事發展下去，Global的舉動引起環保團體Athena注意，他們派了Dustin（John Krasinski）來McKinley。Dustin揭露Global的罪證，跟群眾反游說，跟學生上生態課，非常誠懇，他跟McKinley上上下下打成一片。 Steve 這場仗加倍難打了。但Steve亦在這段期間心態轉變。首先他改變了「金錢」的看法，他曾經在酒吧侃侃而談「去你的金錢」理論，說居民為了子女升學、各種帳項開支而心煩意亂，只要拿了Global的錢，所有問題迎刃而解，可以大叫「去你的！」，金錢令人重拾自信。但Steve後來親眼看見，一個男人獲得巨款，第二天就開名貴跑車在寧靜小鎮招搖過市。金錢到底幫了忙還是幫倒忙？其次他逐漸看到Global的真像，細節先不談，但《騙地》告誡我們，別低估大企業無孔不入的斂財伎倆。慶幸的是，影片同時沒低估地方的力量，有些居民見利忘義，但有的珍惜土地、宗族傳承。退休教師Frank年紀一把但很有骨氣，他說自己不特別清高，只是比較「幸運」——幸運在年事已高，不像年輕的對未來憂心忡忡。Frank跟Steve後來一席話，令Steve回想自己出身。他來自愛荷華，他長大的小鎮Eldridge如何在電力工廠關閉後人去樓空，居民拿了錢都跑光。Frank問Steve：我們又何去何從呢？

寄望教育改變功利世界

Steve初見Frank，還以為他是環保分子，原來只是個中學教師。Global對Frank起底，知道他以前讀工程，是物理博士，他退休後為興趣教書。Frank也許沒什麼社會地位，然《騙地》裏說話最由衷、最具灼見的偏偏是他。老戲骨Hal Holbrook演得真好，眼神堅忍又溫柔，不查不知，他真人已88 歲了！《騙地》對教育的寄望很深，世界愈是急功近利，教育愈要作道德及正義的最後堡壘。除了Frank，影片可人的中女Alice（Rosemarie DeWitt）亦是教師。Alice本在城市生活，父親病故後，她不想把祖業賣掉，一個人搬回McKinley執教鞭，教孩子照顧自己。這又令我想起《東京家族》的老父周吉，同樣是退休教師。女婿背後說周吉總是大條道理的。教書的也許守舊頑固，但無論Frank還是周吉，對環境與人，其實看得一清二楚。Frank苦口婆心對Steve說：「你是個好人」，為什麼做這種勾當呢？

打份工而已？

Steve及Sue都是Global公司的職員。我們慣了說「受人二分四」、「受人錢財，替人消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而「打工」、「受人錢財」有沒底線的？《騙地》差不多尾聲時，Sue跟Steve說了這句話：「不過打份工而已」（it's only a job）。是麼？真的只是工作而已？若工作干擾了別人家園、危害了別人健康？若工作破壞了生態、農田，令農民過百年的心血在幾過月內付諸流水？Sue當然知道問題的嚴重，她叫Steve不要喝田間的自來水，她喝的是瓶裝水。即是說，她為了工作而不顧別人死活。Sue說不上壞人，她還是個母親呢。因工作關係，跟兒子只能以電腦視像通訊，關係似乎很疏離。在故事中，Se感受小鎮的淳樸風情：雜貨店老闆看上去很酷但熱情，Sue及Steve搞嘉年華需人手，老闆跟朋友不請自來當勞工；但《騙地》的她，最後仍以「大事」（工作）為重，對公司的忠誠沒絲毫動搖。

《騙地謊言》可以是部揭破能源公司陰謀的電影，一再證明Gus Van Sant是個良心導演。從這裏看，它可說是2010年紀錄片Gasland的姊妹作。Gasland導演Josh Fox亦住在賓夕法尼亞州。40年前父母親手興建祖家，跟大自然融為一體；他自小在河流邊長大，水源、大自然景色是他生命、成長重要部分。Josh有感天然氣破壞生態的問題嚴重，快波及他的地區了，他一個人穿州過省、訪問各地居民，採集食水樣本、送交研究室化驗（其中一結果顯示，水的易燃度超過正常的三萬倍）。他約能源公司及政府訪問、跟他們對質，有些訪問被拒，其他只聽到支吾其辭的官話。

但即使不跟Gasland對讀， 把企業陰謀暫且放下，《騙地謊言》還是很發人深省。Steve工作信仰的崩潰，迷失沮喪後再上路（故事巧妙加入了愛情支線，令影片較通俗，結局更有生機），給我們什麼啟示？甘心當一輩子不聞不問的打工仔，還是應該去問工作有什麼意義？「打工」的底線是什麼？「受人二分四」跟良知、志向、尊嚴能否並存？我們為什麼而活？除了名利，還有什麼值得追求甚至捍衛的價值？「打份工」是不是麻木不仁的最佳托詞？……關於工作與生命，《騙地》跟同期公映的《向政府說不》不約而同，反思的角度非常接近。

敢於政治表態的明星

值得一提，《騙地》的劇本由麥迪文及John Krasinski合編，差點是麥迪文導演的處女作。跟佐治古尼編導Good Night and Good Luck異曲同工，迪文、Krasinski兩個七十後，大可繼續戀棧名利場的浮華、演英雄偶像角色；然而他們卻選擇以歷史、現實為依據，編寫嚴肅的題材，拍電影以明志。甚至利用個人影響力，勇於在政治上表態（古尼年前控訴蘇丹罪行被捕，迪文譴責奧巴馬政府只管選舉）。當然犬儒的人可說自由派身分是更聰明的包裝，但比對今天大陸唯政府馬首是瞻的影壇，古尼、Van Sant、迪文及Krasinski的努力、敢作敢為，多麼值得敬佩！哪些人只當一份掙錢「工作」，哪些希望透過言行作品改變世界；哪些是娛樂藝人，哪些是具風骨的真正藝術家，不用多說明了。

讀書﹕技藝的消失——海難報告的啟示

文 許寶強

剛發表的《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報告》（www.gov.hk ，下簡稱《報告》），第285段寫道﹕「…南丫四號的設計、建造和檢驗過程中…幾乎每個階段都接二連三有很多不同的人犯錯」。

這份訪問了113位包括海事處驗船主任、大學電機工程教授、船舶設計師、繪圖員、船員、造船工程師、生還乘客、消防員等的詳細報告，點出了設計南丫四號時，繪圖員「把半格艙壁錯誤描述為水密艙壁」，而負責監督的造船師事務所董事，卻未有發現錯誤，海事處的驗船主任/督察，也沒有察覺（或忽略了）問題，提供穩性計算的繪圖員則承「疏忽」、「遺漏」，在計算時「忘記了相關規則的規定」。

除了設計和檢驗等流程外，《報告》也指出，在建造過程中，座椅以自攻螺絲嵌於甲板上，其中只有少部分與玻璃纖維連接，螺絲體的大部分則嵌入發泡膠內。此外，船上沒有小童救生衣，海事處也沒有執行相關的救生衣法例規則。由於進入了法律程序，因此《報告》沒有發表船員在操作時是否犯錯的結論。

從《報告》的詳盡描述可以看到，船舶設計、建造、裝嵌、檢驗和執行等需要精密專業的工藝，竟然一再出錯，反映了現存的制度確實是出了問題。因而《報告》的結論（466 段），也提出海事處有必要在制度上作「更大的改善」，「尤其是承擔責任的態度和透明度方面的改變」。可惜的是，《報告》最後提出的13點改革建議，圍繞的仍然是一些枝節的技術性問題，例如要求檢查核實水密分艙，船隻需配備高頻無線電、照明彈、避碰雷達、兒童救生衣，船員必須作定期體檢，以至提出修訂或新增一些規定及文件等等。這些建議，似乎並沒有觸及制度的根本問題。

是什麼原因令訓練有素、擁有專業經驗的技術人員，再三犯錯？當繪圖員說﹕「我做完後，我會等待上司或海事處人員，看他們會怎樣做」；或造船師說﹕「…[我]只須輸入收到的數據…毋須檢查該處實際上是否有艙壁，因為那是其他人的工作」；又或驗船主任說﹕「…我的同事應已檢查過，而我只是負責最後步驟，即與發牌有關的步驟…」時，反映了什麼問題？是否說明了工匠技師這些專業人員，已失卻對工作的熱情，像曾蔭權般「打好份工」？又或反映了過去的工匠技師引以為傲、確保產品或服務質素的技藝（craftsmanship），已一去不返？倘真如是，技藝的沒落又是在怎樣的制度安排下產生的？

追求優質工作的傳統

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的The Craftsman（NY: Penguin Books, 2009），嘗試結合歷史和理論，探討西方社會技藝的性質、重要性和沒落的現象。Sennett把技藝（craftsmanship）介定為做好一件事情的欲望，也就是說，工匠技師的工作，只追求質素，不為其他。技藝並非僅指近年在本地教育界十分流行的技巧（skills），同時也包括智性和想像力等面向，技藝假設理論認知與物質生活是不可分解的，而身體與精神、實踐與思考也應統一。技藝強調經驗、實踐和想像對生產知識和解決問題的作用，也重視身體的訓練和習慣的培養，以孕育匠人的直覺。技藝也不局限於工匠，醫生、教師、工程師、音樂家甚至家長，在其領域中追求高質素的「工作」，也是一種技藝。

技藝是實踐中的知識

在一些社會環境中能幫助我們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技藝，未必適用於另一些社會脈絡。因此，在常變、不確定的處境中需要隨機應變的智慧和能力，去分析、理解和掌握不斷變動的社會動態，以找出最適合的技巧和方法，處理和解決具體問題，而這往往需要借助相關的理論知識。換句話說，技藝並非只是機械地引用和執行一系列的程序或規則，或是一種適用於不同環境的共通技能（all-purpose generic skills），而是實踐中的知識（knowing-in-action）。因此，技藝難以用講授或討論等教學方法，直接由教師轉移往學生身上，也就是說，大學學位等專業資歷，並不能確保技藝。

Sennett指出，技藝的發展與遊戲的過程一脈相承。在遊戲中，兒童（或成人參與者）不僅學會遵守及改善規則，於接觸玩具時也會像工匠藝人般與物件互動「對話」；高質的工作除了要求精細嚴謹外，也同時能像遊戲一樣帶來愉悅。因此他深信，差不多人人都有能力掌握技藝，正如差不多所有小孩都懂玩耍一樣。故此，在孕育技藝的過程中，培養及發展追求工作質素的動機，遠比是否擁有天分潛能重要。

好的制度和社會關係能保育發展技藝，壞的制度則會破壞追求優質工作的動機。技藝要求的不是快速和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而是重視不斷地與工作對象和相關的社群對話，開放地建立尋找與解決問題的習慣。因此，能促進技藝發展的制度，要避免委派工作任務時的自我封閉（self-contained）性質，Sennett 進一步指出，開放、透明的「活的制度」，比當代追求全面質量控制（total quality control）的「完美無瑕」制度，更能促進技藝的保存和發展。

消失中的技藝

西方文化把身體與思想（或手與腦）二元分割，並一直貶抑技藝。另一學者Stephen Marglin也指出，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的歷史，正是強調抽象分析的學識（episteme）排拒技藝的歷史。從中世紀到近代，社會的無序和家庭制度的瓦解等不穩定的環境，催生了學識這帶普遍性、按部就班、重視歸納和演繹等「有保證」的知識生產程序，但卻不利於技藝這種強調特定的、匠人的直覺的傳統知識。到了十八世紀初，代表學識的自然科學逐漸取得知識生產的獨尊地位，而隨大學在十八世紀晚期、十九世紀初期在西方社會復興，並逐漸成為知識生產的最主要場所，技藝的社會地位教一落千丈，不僅被排拒於大學之外，甚至不再被認可為有重要價值的知識。
Sennett認為，當代社會存在不少阻礙技藝發展的因素。一方面，對機器的愈來愈依賴，不僅令人失去在重複操作中學習及深化技藝的機會，更往往鼓勵工匠技師脫離現實，例如建築設計中鮮作實地考察的電腦模擬繪圖，就無法考慮現場的氣味、光線、溫度和社群生活等影響建築物質素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現代教育和選賢機制，由於只強調考試成績，也不利於技藝的培育，因為，筆試（尤其是選擇題）考核的，是在短時間內於大量不同範圍或性質的題目中，找出由他人判定的「正確答案」的能力，但技藝追求的，卻是專注於解決特定的問題，需要的往往是「慢工出細貨」的耐性。循這角度，我們大概可以理解，本地經考試進入仕途的政務官，為何往往不太重視或掌握技藝的精神。

建屋故事探討技藝精神

此外，強調競爭的環境、由上而下的指令、或過份追逐完美的偏執，也往往能左右技藝的發展。Sennett以哲學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及建築師勞斯（Adolf Loos）的兩個不同的建屋故事為例，嘗試說明勞斯重視偶然、尊重在地局限、接受錯誤並願意在此之上修補錯誤的「草鞋無樣，邊打邊像」方式，比富有的維根斯坦所追求的「完美無瑕」的比例和結構，甚至不惜為此推倒重來的做法，更接近技藝的精神，更能產生高質素的產品。他又分別以蘇聯式的指令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文化為例，嘗試說明空洞的口號與競爭逐利的壓力，如何破壞工匠技師追求優質的動機；另一方面，借用Linux社群的例子，Sennett同時說明了合作如何促進技藝的發展。

回到香港，《報告》提及，南丫四號的船舶設計、計算穩性資料及建造船體等流程，均外判給不同地方的企業執行；而監管的規則政策，則由政府由上而下地訂定。在競爭和官僚文化這兩種力量夾擊下，是否也是造成驗船主任、船舶設計師、繪圖員、造船師等工匠技師失卻追求高質技藝動機的主因？如果南丫島海難的根源，來自整個生產和監管船舶服務的制度，令當中的工匠技師等專業人員缺乏「承擔責任的態度」，或失去對其專業技藝的熱愛和自豪，不再追求高質的工作，那麼我們要針對的，就不僅是修補一些技術枝節，而是重新打造一種能鼓勵及保育技藝精神和優質工作的制度。


由「交差」到「志業」

Sennett分辨了兩種對高質工作的不同理解，一種是時下流行、主要以量化指標衡量成效的所謂「追求卓越」，當中側重的是「正確無誤」的程序；另一種是因地制宜，尋找適時有效地產出令用者及造者都滿意的成品，不盲目追逐「完美無瑕」的全面質量控制。與此相應，存在兩種不同的專家，其一孤芳自賞，拒絕與公眾溝通；另一則尊重工作或服務對象，樂意並能以透明及清楚的語言與公眾溝通。

循此思考，能鼓勵及保育技藝精神和優質工作的制度，並非是以「追求卓越」或「全面質量管制」為口號的現代企業或政府機構，除了因為這些由上而下的要求，往往紙上談兵難以達致外，競爭文化的引入，還經常引起機構的內部衝突（如英國醫療改革下追求的量化的果效，引起醫護人員的不滿），令員工士氣低落。相反，技藝需要的，是一種接納「慢工出細貨」、尊重工匠技師依據專業的在地判斷、既有遊戲的愉悅又能嚴謹地恪守合適的規則、開放和透明地與各相關社群對話的非精英式合作制度。

「限奶令」、「購物自由行」、賑災「抗捐」所反映的，自然是優質產品和工作在中國大陸的日漸消失；香港近年的種種問題，包括政府的貪腐醜聞、語言偽術、弄虛玩假、頭痛醫腳，或大公司把企業責任外判、醫療事故頻生，揭示的同樣是技藝精神的喪失。因此，要避免去年十月一日引致39人（當中8位是兒童）死亡的海難，或類似的人為不幸事故再次發生，讓毒食、假貨、庸官、劣商絕，首先需告別曾蔭權式的「做好份工」（job）的交差心態，再改變各種制度，重新孕育追求質素的技藝，成為眾人的志業（career）。


閱讀報告﹕那一張責任的空——海難拾遺
文 阿離

2012年10月1日晚，海上千里清秋，水波不驚。

晚上8時20分，海泰號和南丫四號相撞。撞前數秒，兩船船長拚命轉向﹕前者在相距後者半海里時向左轉16度，後者則向右轉13度，以圖避過一劫。然而後來專家指出，若兩船保持原有航道，其實不會相撞。專家Captain Pryke作證說，在8時16分，無論在雷達，甚至肉眼，兩船船員理應能清楚瞧見對方船影。4分鐘，沒有一方減速，直至轉向相撞。

何以看不見？海泰號船長黎細明說，因一時大意、不留神，看不見眼前黑影。海泰號的駕駛室，有一張緊貼控制座的椅子，視野廣闊；船員們都知道，坐上那位置，意味要為船長分擔一些瞭望責任。當晚，沒有一個人願意坐於其上。然而，拒絕責任的，決不只有辛勤當值12小時後遍體勞累的基層船員，還有一眾隱身在圖則和檢測程序背後，手握設計把關大權的專業人士和政府官員。

「閱」而不見的海事人員

海難以後，香港人對船舶的常識裏增加了一個詞彙——「水密門」。撞船當晚，海泰號的左舷船體碰到南丫四號的輪機房和油箱房之間的水密艙壁，繼而插穿該船水線以下的油箱房的船側外板，令後者的輪機房和油箱房入水；由於油箱房和舵機房之間並無水密門，故此舵機房也被淹沒，令南丫四號在118秒內迅速下沉。消失水密門的遺害，源自圖則的混亂。簡稱「藍書」的《小輪及渡輪驗船指示（1989年）》規定，載客超過100人的小輪或渡輪須設有水密分艙，根據「船總長度一成」的原則，如船尖尾艙長度未達船身總長度的一成，就要安裝水密門，故此南丫四號的分艙，包括油箱房和舵機房之間亦須設有水密門。在建船之初，財利船廠船舶繪圖員張福初接獲圖則，舵機房被視為獨立的水密分艙，並假設了油箱房和舵機房之間設有水密門，遂以6個獨立艙室計算南丫四號的破艙穩性，訂下了誤算的先例。後來南丫四號於先後兩次於1998年加裝8.25噸鉛壓載物及在2005年要求將壓載物升高10吋，然而兩次檢驗中，海事處都未能發現這個遺漏。

實際上，批准圖則和檢驗船體的海事人員，是兩組截然不同的人。1995年初的圖則，由驗船督察梁廣就審批第二頁的總布置圖，驗船主任黃志堅則負責檢查剖面和艙壁圖的第一頁，卻並無任何表示。及後驗船督察馮偉文負責檢驗船體，認為未裝水密門並非不尋常，而水密門只屬「外在裝置」，甚至沒有把這項觀察記錄下來，「我檢查結構時，不會考慮裝設水密門的事」。其後，驗船督察余極全再次檢驗船體，然而他只檢查數項「未完成」項目，更沒有查看船體圖則，遑論留意到舵機房的通道口缺了一道水密門。

1996年，驗船督察何啟德再次登船做傾斜測試，並沒有發現水密門問題。而負責審核有關檢驗的高級驗船主任梁維學則辯稱，自己假設了舵機房的艙壁是水密的，「我的同事已檢查過，而我只是負責最後步驟，即與發牌有關的步驟。我相信有關方面向我們提交穩性計算書時，我們的同事會再作跟進。同樣地，有關方面提交破艙穩性計算書時，我們的同事也會再次覆核」。1998年，驗船主任蔡志全審批文件時，亦假定驗船督察已處理有關事宜，然而驗船督察麥溢威並沒有留意到舵機房通道口明顯開了一個大洞。2005年驗船督察周圖銳雖曾進入兩個艙室，卻對水密門之事毫不知情；高級驗船主任廖朝輝只依賴以往的資料審批，雖然知道「船總長度一成」的規定，但並沒有加以應用。眾多的假設，一聲聲的「我們的同事」，也掩蓋不了一道空出的水密門。

「樂得無知」還是高層指示？

專家指出，南丫四號死傷者眾的原因，與座椅和救生衣不無關係。上甲板層的排排座椅，原來只以自攻螺絲固定在甲板上，25毫米長的小鏽鐵，只有2.1毫米嵌入薄薄的玻璃纖維編紗束中，餘下部分則探進發泡膠內；上甲板層的大部分接合部分連一圈螺紋也沒有，若干螺絲更是鬆脫後再馬虎鑽回，毫無穩固之能。如此質量之座位，卻能通過抽查，負責檢驗座椅的首席驗船主任黃志堅說﹕「穩固座椅的用意，不是為了抵禦船遇上撞擊、傾斜、異常傾斜所產生的異常扯力，亦不是為了抵禦船傾側期間乘客重量對座椅所產生的外力。」而這些不能抵禦外力的座椅，在船傾斜30度角後便鬆脫；及後救援人員發現，排與排的座椅之間夾數具屍體。

至於救生衣，主甲板層船艙和上甲板層船艙的每個座椅下均有置放，然而上甲板層露天範圍卻沒有，只放在無人得知的底艙船員室內的儲物櫃。港燈海事主任鄧雲安、發電科鄭祖瀛和船員均表示，船上從來沒有配備兒童救生衣，違反了海事處於2008年1月生效的「100%成人救生衣+5%兒童救生衣」規則。即使如此，在2011及12年兩次檢驗中，南丫四號的救生衣一欄都得到一「*」一「剔」，安全過渡；高級驗船督察黃鑑清甚至一口咬定自己確見過12件兒童救生衣。這種罔顧人命的僥倖，來自一個由「高層指示」的、沒有「白紙黑字」的非正式「政策」。高級驗船主任王永泉作供時稱，在眾多經營者「極力游說」之下，海事處並沒有堅持執行「100%成人救生衣+5%兒童救生衣」的規則，以免加重業界負擔，只鼓勵船東「逐步增購救生衣」。王永泉口中的高層姓蘇，而於2007至08年間出任船舶安全總經理的蘇平治，是現任助理處長、高級公務員協會榮譽主席；然而，什麼樣的「極力游說」能令海事處擱置執行關乎生命安危的法規？海事處高層卻從沒出庭作證交代。

誰人應負責？

報告中，盡是大機構和政府部目令人瞠目結舌的失誤，當中港燈對海事安全更是愛理不理。南丫四號在2009年添置新型雷達，然而船長不理解英語訓練手冊，不懂使用，向上司港燈海事主任鄧雲安求助卻不被理會；船中的舊救生衣設計複雜難穿，港燈卻沒有全數更換，儘管新救生衣只比舊的貴180元；當海事處要求南丫四號必須有4名船員時，鄧卻以港燈高級物料管控工程師Victor Chow對「船員」的法定定義作研究所得的資料，辯稱有關法例沒有對船員的資歷或經驗作出任何規定，因此乘搭南丫四號的任何一名港燈員工，在不被通知、沒受訓練的情下，也可被當成船員，故此毋須增聘人手。船長周志偉說﹕「無論公司安排了什麼，我都會接受。」然而，面對39個苦逝生命，的確不能接受。

「對於此事，我沒有資料補充。」被問到誰要負責，海事處高級驗船主任梁維學如是說。在整份報告中，自願承認過失的人不超過兩個，一個是海泰號船長，一個是年逾八十的繪圖員張福初，他坦承自己「遺漏」和「疏忽」。二百多頁的報告書，除了一個又一個失誤令人驚詫，海事處一眾人員答辯時冷傲固執、事不關己的態度，更讓人訝異而疼痛。在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的情下，上司認為自己只要下命令或簽名作實，下屬則要求自己按命令執行；過程中，責任被割裂攤分，分小至無，沒有人認為自己需要負責，沒有人願意感到愧疚。這種躲在專業背後的冷漠倨傲和唯諾因循的工作文化，必然是經年植養模塑的結果；如此惡俗，到底是海事處專有，抑或如隱性病毒般暗藏在各個大小部門？

海事處至今並未向死難者家屬致歉，就只是丟出那一張，責任的空。

安裕周記﹕是誰誤解了日本？

日本著名演員三國連太郎上月身故，這位曾在銀幕上與三船敏郎同樣舉足輕重的演員，為日本社會熟悉的是長長的電影清單——從巿川崑的《緬甸豎琴》，到為拍《異母兄弟》拔去十隻牙齒傳誦至今，晚年《釣魚迷日記》更是日本經濟低迷下的窩心暖湯。但是，日本社會大抵已經忘記他一九八二年與中國的合拍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在今天中日關係惡化的日子，中日如膠似漆的記憶早不復存在。《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是主觀希望中日永遠友好的電影，說的是日本侵華前中日兩位圍棋大師有一局棋因戰火未能下完，到戰爭結束，這盤棋在跨世代之後美滿終局。

類似的情在文學世界也有。一九八一年，日本作家森泳的科幻小說《封鎖日本》面世，內容是蘇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百萬大軍強襲中國，機械化步兵師直指北京，日本青年夤夜在長崎乘搭貨輪渡海到山東，與解放軍聯手抗蘇。萬料不到蘇軍分開一支直撲日本，於是在中國大陸打勝仗的中日聯軍掉頭日本，轟潰蘇聯。

當那天安倍晉三身穿軍裝坐在坦克揮手的新聞播出，之後一天日皇夫婦出席《舊金山和約》紀念大會而台下民眾高呼「萬歲」，《沒有下完的一盤棋》和《封鎖日本》只會更令人感到當年的年少無知。往事並不如煙，只是曾經太過天真無邪。

安倍晉三的指向已經很明確，便是修改和平憲法，只要七月的參議院大選自民黨再下一城，到時控制參眾兩院，以自民黨近四個月的經濟政策帶動的高民意支持率，加上政治挾持在野黨通過修憲，算盤應該是這樣打的。從目前情來看，關鍵不是自民黨是否有能力修憲，而是它會在什麼時候修憲，以及將會修改和平憲法哪一條。最壞的情，是修改憲法第九條，即「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然而日本膽敢修改憲法最核心部分卻未必盡然，因為修改的話，即是與美國翻臉，要知和平憲法出自美國人，而第九條便是美國制住軍國主義復活的金剛箍，若日本要修這一條，就必須說服美國有此必要。也就是說，倘要臻此，從今天到七月參議院選舉，這兩個月必須發生足以令日本認定必須修憲的大事，可能是軍事衝突，可能是所謂「日本受到外國侵襲」，當然也可能是美國自身變化，敞開大路讓日本修憲。

日本針對中國不針對俄國

在這兩條修憲之路，中國扮演了一個極其關鍵的角色。把情挑明，日本今天要整軍修憲，只因中國；所謂「北韓核彈威脅」是言不及義的廢話，日本與俄羅斯關係也不至差得要擴軍，且對付俄羅斯還得靠美國。上周安倍晉三訪俄，有日本記者在聯合記者會問普京北方四島問題，普京當場發，安倍黑臉離去。日俄關係在這刻必不是安倍的優先，也許安倍更怕此時要俄羅斯歸還北方四島壞了他的大事。安倍訪俄是帶龐大經貿代表團，以經濟拉攏俄羅斯而不是準備吵架，目的是聯俄制華。至於俄羅斯如何體待安倍大計是後話，但也可以看到，安倍不是石原慎太郎那類蠻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而是粗中有細的綿裏針。

安倍晉三出身政治世家，外祖父是岸信介，一度是二戰戰犯，逃過大難僥倖不死最後竟然拜相，是日本政壇奇蹟。所以岸信介在世時大做兩件事——其一是成立蔣介石追思會，在日本各地遍立蔣像，感謝蔣以德報怨不殺之恩；其二是銘謝美國人放他一馬，一九六○年五十萬人包圍國會也要強行通過《美日安保條約》。岸信介的弟弟是佐藤榮作，是日本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任內兩件大事是沖繩歸還日本，以及日本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安倍晉三父親是前外相安倍晉太郎，自民黨右派本來欲把大位傳給他當首相，可是因病早逝未能成事。

中國大陸有一種流行說法，指安倍晉三要推行修憲，是因為「家族使命」。這種作為五毛網民的談資也許說得通，可是以此嚴肅解說日本政治就說不過去。事實上，二○○六年安倍第一次拜相，便是以溫和派形象出現，上台後不去美國而馬上出訪中國，修復小泉純一郎六年任期搞砸了的中日關係。如今七年過去，安倍變了另一個人，這是當年沒有人看穿其本質，抑或這幾年間中日關係大變導致，或者還是別的，為中日關係的一個結。

日本一九七二年搶在美國前與北京建交，表面上是因為尼克遜訪華前三小時才通知日本，東京吞不下這口氣，於是田中角榮甫上台即去北京。但更重要的背景，是日本一向對中國大陸巿場極為重視，岸信介立場親台灣，但在他任內，縱然中日無邦交，北京外貿官員依然可以到訪日本，中國運動員名正言順去日本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光明日報》記者在中日尚未建交前已長駐東京，日本長遠打算是拉攏中共，擴大貿易出口。只是料不到美國佬一舉突擊得手，田中角榮的農民性格，使得他不顧一切飛去北京撈回彩頭。

修憲是日本戰後最大目標

日本走到修憲這步，絕非安倍晉三一個人主意，而是戰後大半個世紀以來，整個政治系統一寸一寸往前擠出來。一九六八年，日本躍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開始以經濟實力推動政治大國地位，只是五十年代時百廢待興，首相吉田茂在美國壓力下把外交外判，全心全意埋首搞經濟。到經濟條件成熟，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戰略抽枝發芽，這又以一九八五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之身參拜靖國神社為里程碑。中曾根可謂日本「正常國家」之父，今天安倍做的事，絕大多數跟循他的腳步而來，安倍前些時大言炎炎的「日本戰敗未定論」，即中曾根的「日本戰後政治總決算」，認為今天西方的太平洋史觀，是二戰後強加日本的一套歷史。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是中日關係嬗變的最重要時期。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日本對中共友善，毋庸否認其中摻雜一定的侵華負罪感，但更多的是以上視下的優越感，以及對廣大中國巿場的期待。說穿了是看錢份上，這與日本對亞洲其他國家的態度相同。作家長谷川慶太郎一九八六年的《再見亞洲》，對他筆下「落後、骯髒」的亞洲滿是鄙夷之情，認為日本必須離開這鬼地方，與此前一百年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異曲同工。換言之，日本並未把亞洲視為本體一部分，僅視為商貿對象或純粹出口巿場，而無視物理上的亞洲，亞洲只是日本施以富國憐憫的對象。這一段三十年光陰，中日國力懸殊，兩國關係卻十分密切，首相府每年進行的「對中國親切感」民意調查一度高達百分之七十八，那是「中日不再戰」成為兩國共同政治口號的年代。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及隨後東歐共產集團倒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開始出現變化，「對中國親切感」自一九八九年之後，再也沒有回到百分六十的水平。民意的低迷，折射到官方身上也得見中日關係的變質，最明顯的證據是一九九二年的日本《防衛白皮書》，指中國投入大量軍費，企圖實現由量至質的變化。一九九六年解放軍在台灣海峽導彈演習，同年的《防衛白皮書》「有必要關注中國軍隊的動向」。一九九九年，《防衛白皮書》首次提出「中國導彈威脅論」，是為「中國威脅論」的首次冒頭。這中間有一條隱約的曲線﹕當中國的經濟實力愈加強大，日本的「中國威脅論」相應嗓門加大。

日方誤判中國經濟

日本過去十年與中國相鬥，一定程度上與小泉純一郎任內的中日經貿發展有關，造成日本某些官僚對大局的誤判。小泉到了任內中後期，基本被北京列為拒絕往來戶，國際場合連握手都免了，但這一段時間中日經貿卻火速上升，雙邊貿易由二○○一年的八百七十七億美元，到二○○四年猛增至一千六百多億美元，這就令日本一些人認定，中日關係可以「政經分離」，覺得中國還不至於能把日本甩開。今天看來，這一思考十年前或是事實，但如今肯定不是這回事。日本認為靠經濟實力吃定北京，發現算盤打錯之後，走上更加右傾之路是人所皆見。

說皆見，是因為紀念《舊金山和約》那天，明仁天皇夫婦赫然在座。這些政治色彩極強的場合，按二戰之後的日本政治倫理，天皇不應入座，且安倍晉三搞這場紀念的動機與重翻二戰舊帳關係極大，可是明仁夫婦兩人都去了。之後過了兩天，Discovery Channel播出二戰彩色紀錄片，明仁的父親裕仁一身戎裝在東京騎在馬背上檢閱軍隊。二戰結束後美國吊死東條英機等戰犯，也把皇室外戚清除大半，唯獨保住天皇本家。裕仁其後埋首自然科學，是世界著名的植物學家，美國始終沒有清算這個晚年一臉慈祥的佝僂老人。與戰後在德國把納粹連根拔起相比，美國對天皇過於寬大為懷，沒有算清帳的後遺症禍延至今。

周日話題﹕為何如此懼怕hit rate journalism？

文 何雪瑩


在台北休息一星期回來，即使住處沒有電視，還是逃不掉台灣的電視新聞。台灣電視幾乎無處不在，無論吃鹵肉飯豬腳麵線拌麵抑或熱炒，這些平民食堂總是開電視機，先來一步的客人都挑面向電視機的位子坐。一碗鹵肉飯下來約20分鐘，佔10分鐘是首名台灣人感染H7N9，隨後是某媒體大樓女廁被裝偷拍鏡頭，訪問大樓內各女性的反應，的士司機拾金不昧等。這頓飯下來我無法得知任何政策和經濟要聞。台灣媒體亂象不是第一天的事。遠於追逐網上新聞點擊率前，收視和銷量一早已是新聞選材的考慮。香港《蘋果日報》總編輯張劍虹在《爽報》專欄，透露將會推出與蘋果日報網站點擊率掛的獎勵計劃。我們為何如此懼怕hit rate journalism？
另一邊廂，前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提議引入中央電視台，提高台灣新聞的質素。兩者都引起嘩然，因為它們分別代表威脅新聞質素的兩種壓力﹕商業和政治。然而商業、政治和新聞從來分不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媒，讀者付錢買報紙，廣告商落廣告，從來講錢；新聞媒體是第四權，本意就是監察權力，於是政府軟硬兼施統戰媒體從不軟。

如何不受影響守住新聞本質？

要完全排拒政治和商業影響並不實際。重點是如何守住不讓商業和政治利益影響新聞的本質。傳媒是一盤生意，以前沒有點擊率，還有收視和銷量，所以嘩眾取寵四字遠在網上新聞前出現，煽情色腥能吸收眼球可能無奈地就是人類的天性。Hit rate journalism本質上跟追趕收視銷量可能無二致，但網上媒介的特質將這種追逐眼球的特質發揮前所未有的極致。

新聞媒體的競爭劇烈﹕沒有多少個行業可以每天、每小時甚至每分每秒清楚知道對手的「業績」。媒體員工每天早上仔細閱讀全港報紙電視新聞，才正式開始一天工作，對手爆出獨家新聞，或從非獨家新聞找出獨有角度，就要立即跟進；即時新聞、電視台現場直播讓新聞競爭以分秒為單位，輸兩秒就是輸。社交媒體發達讓所有人都能進行大規模傳播，一些話題原本非傳統意義上的新聞，經過反覆的like、 share，記者不能迴避輿論熱話，於是成了「新聞」。本來新聞的定義不斷在變，刻意將所有網上熱話以新聞潔癖為由不置可否難免過分自命清高，但當新聞在網上平台是分秒為競爭單位，就不容記者嚴謹把關，網上消息不經求證就成了urban legend發放出去。經典例子為近月「浸大學生向基層食店索贊助」和「大學生無幫襯霸Starbucks」兩宗茶杯裏的風波。同樣在數小時內在網上瘋傳，網民一人一句鬧爆大學生。網上媒體豈能不反應？

浸大生索贊助未求證先發放

「主場新聞」即時刊登為基層食店抱不平的網民對浸大學生的指控，並加一句網上流傳的涉事浸大學會名單。大家都在爭分奪秒，可是並沒有即時向店主求證，更沒有向涉事的浸大學會尋求回應。網上媒體的記者編輯們哪會不曉得求證和讓當事人回應的重要性？我猜這些都是時間問題。他們正千方百計求證，但網上瘋傳不等人，一旦找到當事人恐怕已經落後於人，於是原文照錄上傳者的單方面說法。至於開「 Party」是什麼party，學生是否明知食店老闆善良而搵他數這些說法，都未及求證。個多月後的大學生佔領星巴克亦是翻版。facebook瘋傳一張照片，四名大學生面前放三部電腦聊天，上傳者說他們霸位子兩小時賴死不走，只顧討論功課，用咖啡店的插頭充電，連買杯咖啡做樣也不肯，職員勸喻下也無視全台爆滿，不肯離開。《蘋果日報》即時新聞引述這張照片的說明和網民們如何鬧爆大學生。後來有當事人小聲說，其實他們有買咖啡，只用一個插頭，也從沒有職員勸喻。

照片瘋傳，豈能不報？至於在上午新聞下午已開到荼靡的網上世界之中，媒體是否負擔得起求證和回應的時間，或者根本是否在意求證的工夫，那是另一回事。論者認為可利用新媒體的特點來分層報道，消息一曝光第一時間以alert形式發放，這是第一層，最緊要快，及後的第二層、第三層才是求證核實和深入報道。這固然未嘗不可，起碼一旦出錯亦能在網上盡快澄清。可是如果第一層報道已經出錯，對當事人的傷害已經無法彌補，更遑論這些網上熱話的當事人，多是無名無姓的普通人，跟網上媒體的傳播效力相較，他們只是弱者。

指點擊率最高非色情新聞

《蘋果日報》主編及後以最近三個月的數據反駁，點擊率最高的不是色情新聞，而是「香港和國際的重大社會新聞」。從他羅列的資料顯示，這些社會新聞多是突發新聞，如年輕歌手陳僖儀身亡、忤子殺雙親等。何超盈疑似吸毒迷幻街頭更是在即時新聞、動新聞和今日《蘋果》榜上有名。其他上榜新聞亦包括「富二代斬殺靚妻」、「模墮樓亡」、「141鹹網危害亞洲」等。讀者是否因為「模」、「靚妻」、「141」等元素而瀏覽恐怕要認真進行讀者研究才能確定，而事實上有些新聞的內容根本跟色情無關，但編輯很聰明，讀者只給你半秒鐘，要在半秒鐘之內吸引讀者按下去，於是成為標題黨，加糖多甜，「美女」、「長腿熱褲少女」、「模」等成為標題關鍵字，無論內容其實幾平實，先用標題呃你click入去，哪怕睇完讀者大聲說「x！」。另一方面突發新聞固然重要，很多社會問題都是由意外引起大家關注結構性社會問題，如沒有馬頭圍到塌樓讓社會不能迴避全港整體舊樓結構安全，劏房大火揭露居住問題其實牽涉人命安全，但《蘋果日報》主編的資料顯示，重大政策及政治新聞無一入榜。哪怕佔領中環討論多麼熱烈，湯顯明有幾貪，長毛是否應該拉布，全部無一入榜。

點擊率比收視和銷量不同，讀者買一份報紙，全部新聞一起買，無法明確計算哪單新聞較受歡迎，互聯網則讓編輯獨立掌握每單新聞的點擊率。媒體是商業機構，除非是共產黨真理報或中央電視台，否則求賺錢無可厚非。聲名狼藉如梅鐸，收購《太陽報》每日送上意態撩人的第三頁女郎之餘，還是要辦一份正正經經的保守派大報《泰晤士報》。畢竟在這個報業萎縮的時代，靠辦報賺錢愈來愈難；或者正如前《泰晤士報》總編輯Simon Jenkins而言，好些人辦報不是為賺錢，否則梅鐸根本不必收購銷量不及《太陽報》四分之一的《泰晤士報》。俄羅斯巨富收購倫敦《標準晚報》和《獨立報》，將前者起死回生，後者日銷只有十萬份，但還是謹守左派風骨。他們為的不盡是錢，有的是政治野心，希望以輿論陣地捍衛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立場，但前提是這些輿論陣地都在生產極高質素的新聞，才得以讓人尊敬、重視。

捨棄傳媒本業權利隨之而去

言論自由是文明社會基石，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其中一個極重要面向。「不公平」的是媒體往往比一般人更自由，所以美國才有第一修正案給予媒體至高無上權力，才認為必須符合極高門檻才能成功以誹謗將媒體入罪，英國法院才判定政府無權向媒體提告；所以議員專家學者們才會忍記者晚上 11 時致電向他們請教而不被視為滋擾，所以記者才獲發記者證在特定場合暢通無阻，所以政府有重大公布一定要通知所有媒體否則被視為選擇性放風。新聞媒體的確有特權，這些特權和容忍背後的前提是傳媒做好監察強權、守護公義的天職。一單有人用編輯自主、商業利益無可厚非作為讓商業或政治利益凌駕新聞本質的理由，我們大可奪去他們的特權。這是社會跟新聞媒體之間的契約，一旦有人捨棄本業，權利也隨之失去。在網上道德判官和hit rate journalism威力當道之時，我們歡迎更多人加入消息提供者的行列，打破媒體和讀者之間 不 平 等 的 權 力 關 係 ， 同 時 具 水 平 、 操 守 、 能 做 足 求 證工夫、謹守新聞天職的記者和編輯更加重要。

「It's about glory」

執筆之時，正讀英國《獨立報》著名駐外記者Robert Fisk回憶他30多年來在戰地報道，多次死過翻生。我想於英國全國性報章銷量敬陪末席的《獨立報》工作，Robert Fisk應該不會被提點「若敘利亞的戰地報道能有更高點擊率，你將得到分紅作鼓勵」。這些人不要命也要報道，正是新聞感動人的力量。正如壹工會副理事長公開回應《蘋果》總編的 hit rate journalism說，it's about glory。

果欄﹕滿城盡見黃金鴨

文．阿果

「媽媽，鴨鴨是什麼顏色的？」某天坐地鐵，身旁的小孩突然這樣問。我抬頭，發現那位母親猶豫了足足兩秒。

猶豫，可能因為不熟悉、沒感覺。平常日子，除了吃燒鴨瀨、逛鴨寮街、用唐老鴨貼紙以外，我們很少有機會接觸鴨。我對上一次在香港看見真鴨，是在彭福公園的水塘，時為1989年；香港人鍾情小動物，試過集體鑽研養雞心得（他媽哥池），試過排隊在快餐店門外換購狗仔（史諾比），也試過一窩蜂走到尖東跟貓仔（又名忌廉哥）合照，就是沒試過對鴨仔產生心跳感覺……直至最近幾天。

對於鴨子，香港人從未如此親近過。自從牠在青衣海域首次亮相，短暫停留，全港市民開始集體心動，爭相拍照，報告鴨蹤；傳媒一連幾日直擊，報道巨鴨行蹤，關注家禽健康。報道之細膩，細節之詳盡，猶如應付訪港外國元首。幾日前，巨鴨作者、荷蘭藝術家Florentijn Hofman抵，瞥見報道鋪天蓋地，群眾反應如雷，禁不住說﹕巨鴨曾「游」遍世界各地，但就是沒有那個城市的群眾像香港如此瘋狂。為這浪熱潮高呼crazy的，豈止霍夫曼一個。一隻黃色巨鴨，能令港人瘋癲（人人Facebook 被巨鴨佔領）、炒家雀躍（紀念品炒貴30 倍）、劉華驚歎（「估唔到咁大隻！」）、嫩模露點（「我其實好唔開心」）……許多人（包括我）都感覺詫異，滿腦問號。

回憶符號？

「香港人為何鍾情巨鴨？」這道問題，令我猶豫了足足兩日。這兩天揭過不同報章雜誌，詢問過廣大網民意見，我發現兩種解釋取向。

第一種說法叫「集體回憶」。被問及巨鴨為何深受歡迎，環遊世界時，Florentijn Hofman解釋，這是因為膠鴨是許多人童年的共同回憶﹕「平民百姓重遇膠鴨，就聯想起童年點滴，並那段無憂無慮的日子，自然快樂忘憂。」這個說法，許多香港人點頭同意——有市民說「以前沖涼都會玩鴨，現在見返，感覺好親切」；報章專欄作者寫「平淡、繁忙的海港，今天變成大浴池，更叫人想起小時沐浴有小鴨陪伴的童真」。膠鴨除了是百姓童年回憶，還反映老香港精神——「港產膠鴨之父」林亮期望「膠鴨仔能喚醒港人，令他們不要忘記上一代工業家『肯捱』的精神」。說到尾，黃色巨鴨是一個符號。這個符號之所以令人受落，教人尖叫，因為它的背後，是集體回憶、香港精神。

然而，又有人反駁﹕「講真，有幾多人小時候會浸浴，仲要玩過膠鴨仔？」社會學家警告我們，集體永遠在流動，回憶終日被建構。膠鴨是香港人集體童年回憶？這個說法，未必靠得住，因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憶，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玩具。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如我爸媽），小時候根本沒有什麼玩具，大小玩意，如打啪筒、散香雞籤、射碼子，材料都是隨手拾來，自行加工，與眾同樂。買回來的玩具（如膠鴨仔），是一小撮人的奢侈品；至於我這一代，玩具眾多，黃色膠鴨外表平凡、無甚好玩，怎也比不上超人、芭比與叮噹，更算不上是童年重要回憶；更年輕的一代人，住在一眾新式樓宇，許多家中都沒有浴缸，更何來浸浴、嬉水、玩鴨仔？黃色膠鴨，頂多是一部分人的記憶；用「集體回憶」來解釋巨鴨熱潮，似乎力有不逮。

資本家陰謀？

另一種普遍的說法，叫「陰謀論」。許多人說，這城市最近發生了太多不快事——立法會繼續拉布、碼頭勞資僵持、一億捐款順利落海……香港人愈來愈清醒，也愈來愈不快。巨鴨的出現，正好麻痺群眾意志，令港人遺忘工潮，懶理佔領，專心娛樂，努力消費。一位姓馬的朋友更加誓神劈願地說，黃色巨鴨其實有如特洛伊木馬，龐大身軀裏面，藏資本家陰謀，為的是製造虛假而短暫的快感，令你我放工後有地方消遣，第二天繼續抖擻，接受制度，埋沒意志，努力為老闆賣血、賣命、賣時間。將這位姓馬（名克思）的朋友意見，放諸香港，似乎所言非虛——巨鴨雖是藝術，但說到尾還是為商場服務；各大餐廳趁勢推出黃金鴨、鴨仔macaron、duck pudding……死命賺盡。商家笑逐顏開，港人懵然未知，甚至甘之若飴。我自小喜歡唱歌，最擅長將歌反轉來唱（又名唱反調），馬克思及批判學派的陰謀論，更是我的人生信條、做人宗旨。這次巨鴨訪港，群眾興奮，我絕對應該在這裏阻止港人往海邊朝聖，大肆鞭撻商家奸計。但批評之前，我決定到尖沙嘴走一趟。


大人笑了

周五傍晚，風雨交加，我在巨鴨身旁繞了幾圈，除見識了各款智能電話，以及人體有可能擺出的各種自拍姿勢，發現了各人手機屏幕上的巨鴨照片，無論構圖抑或面部表情（四萬咁口）均出奇一致外，還有兩點重要觀察﹕一、巨鴨確實可愛——牠有趣、搶眼，不單因為身形龐大、表情趣怪，更因為牠超現實。一直以來，香港生活逼人，香港人更是現實永遠行頭，想像力持續失蹤——六歲小孩識唱「人生中有歡喜」，十二歲學生認定「香港無希望」。對於香港社會，對於維港兩岸，我們腦海早有既定框框。而巨鴨進駐，卻顛覆了港人想像——原來灰濛一片的維港可以被鮮黃色團佔據，原來早被自由行佔據的尖沙咀還有東西好看。我們超級現實，所以面對眼前超現實的景象，興奮莫名。第二，我發現大人比小孩更加高興——有女孩跟笑容滿面的母親合照時嚎哭，大喊「好驚」；有父親指巨鴨說「睇鴨鴨幾大隻！」，但兒子眼神卻沒有離開過巨鴨身後的遊輪……最為巨鴨趨之若鶩的，其實就是向來最缺乏童心的大人。香港的大人，終於笑了。

離開海邊，我決定暫時離棄馬克思，因為我很久沒有看過香港人的笑容。政府一直想港人笑，於是大力推行「家是香港」，找兩代歌神高唱《同舟之情》，港人無視、懶理、黑面；直至一頭膠鴨出現，人人卻是「同鴨共濟」，正能量滿瀉……這種反差，極其「香港」，恐怕馬克思與林鄭，都始料不及。

陶傑 ：不賭是贏錢

香港議員黃毓民先生在立法會痛斥特府政務司司長撥款一億「血濃於水」的要求，聲稱中國貪污腐敗，這一億香港人的血汗錢，就是不給你。黃議員的片斷在大陸瘋傳，並無屏蔽，三兩天點擊百萬。

中國的「新京報」社論，同情香港人不捐錢，指香港人不是「抗捐」，而是「疑捐」，反問中國自己，是不是應該檢討。

黃議員的反共抗捐發言，傳遍大陸，「新京報」則有奧援呼應之論，很明顯，中國高層至少兩派的權力鬥爭，從未平息，黃毓民先生的發言，不但說出香港大多數人的心聲，也說出了中國沒有言論自由的許多民眾的心聲，也說出了中國高層一個派系不滿貪污腐敗的立場。

中國只有「輿論一律」，「統一思想」，沒有高層有勢力人士的點頭，黃毓民先生與「新京報」的言論不可能獲准發表，即使是四十八小時。香港特區的梁班子，率先要撥款一億，激發黃議員批判中國貪腐的發言，然後又暴露了中國的派系鬥爭，美國和日本看在眼裏，心中都有了數，很明顯，令中國尷尬的責任，在於不懂中國國情的梁班子。

香港在中國的南大門外，與中國相處，必須懂得閱讀中國錯綜複雜的政局。觀察分析，尤其不可帶有感情。對於中國，任何感情的付出，都是一項重大的投資，像買股票一樣，很容易買錯，賠得精光。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香港的親中陣營就買錯了，他們以為趙紫陽會勝利。很愚蠢地，親中愛國人士在左報上刊登了大量譴責屠城的廣告，有人說他們短暫「人性良心發現」，但「人性」之說，何其無知，根本是在「押寶投資」嘛。結果姓趙的勝不出來，「愛國」輸清光了。
我以為這一次，梁班子林鄭月娥會學乖一點。像香港人說的：「要睇定D嘛」，但他們沒有。我曾經本着好意，什麼地震捐款，勸說特府班子保持中立，任民間自由選擇捐獻與否，不然必啟爭端，我又測中了。黃先生一番熱血陳詞，你看，又逼出一個中國式的政治賭局。你買大，還是押小呢？呸，不賭是贏錢呀。

區家麟: 耳語(6) - 拉布如何嘥了1530萬?????

王國興議員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說：拉布嘥納稅人錢。

昨天流會後，他說：

「第六天『拉布』已浪費市民1,530萬元，但1,530萬元就在15分鐘玩完！」

耳邊又響起這些聲音：「嘥我哋的錢！」「拉布呀！嘥我哋千幾萬呀！」小市民琅琅上口，嘥佢錢，千幾萬，嚴重罪行，火滾到爆。

我一直很奇怪，這「浪費了千幾萬」的說法，從何而來？難道是額外會議的電費水費？額外請即時傳譯？秘書處加班要收錢？

原來如此，根據《大公報》1/5的報道：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就和拉布的議員計了一條數，他指出，2013/1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立法會運作的預算開支為6.64億元，若以一年365日、每周工作5個工作天計算，立法會秘書處及議員的每日平均總薪酬津貼為255萬元，若扣除暑假休會時間，每日開支近300萬，拉布5日已合共消耗1275萬元，超出用於長者乘車津貼的總開支。」

第六日，再加255萬，就是1530萬了。

嘿！

不論你反對拉布或贊成拉布也好。這條數，錯就係錯。數，點可以咁計？

你可以說，拉布浪費了時間，浪費了青春，妨礙了立法會其他十項議程及活動。但是，這些「秘書處及議員總薪酬津貼」，皆為已出之物，拉布不拉布，錢都要畀，如何「每日浪費255萬」，說得如此具體？

退一萬步，議員之津貼，用於請人，開辦事處，搞地區工作，就算「拉布嘥錢」，也不會把「津貼」這部分都「浪費」。

又退一萬步，議員除了開會，有很多其他工作， 就算「拉布嘥錢」，也不會把所有薪酬都「拉」掉了。

再退一萬步，拉布四人及部分泛民議員，肯定不覺得自己浪費，不應把他們加進去。

再退一萬步，過半議員缺席而流會，例如經民聯七人，全部不見影。根據王國興邏輯，出了糧「唔做嘢」，就屬全數浪費，這些缺席議員同樣嘥錢，但同拉布無關。

（再退一萬步，退到月球了：如果真的浪費，又如何「1,530萬元就在15分鐘玩完」？）

你可能會問，一位議員隨口嗡，何須如此認真對待?

但是，竟然，很多傳媒，一講再講，一播再播。

無他，因為，有些人知道，這種「嘥我錢呀」的論調，最能觸動人心，「拉布嘥我錢呀」、「五區公投浪費成億公帑呀」，容易「團結人心」，「穩住戰線」。

我有一個很卑微的願望，也相信是每一位新聞從業員的天職：無論甚麼立場，意見大可紛紜，但不要讓錯誤的東西獻世。

所謂錯誤，包括兩種，一為訛誤，即事實的錯誤；二為謬誤，即推論之錯誤。

傳媒是把關人，若聽到了錯誤的東西，不指出，不改正，卻自詡客觀中立，不問對錯，照樣出街，這是一項反人類罪行。

要做到這點，不容易，願互勉之。

世紀．2047前傳﹕電視新聞：採訪？還是做秀？

文．羅振邦

四川雅安地震有一則花邊新聞，一個電視台女主播在結婚當天碰上七級地震。穿著婚紗的她立即找來電視台攝影師，拿起話筒在街上訪問民眾的反應。事件掀起內地網民一陣熱烈討論，有人形容她「敬業樂業」，是「最美麗的新娘」！然而亦有網民直斥該女主播是做秀炒作，消費全國人民。


姑不以動機論斷該主播穿婚紗報道的對錯，但大家只要問一句：「觀眾從這則報道中得到了什麼資訊？」答案顯而易見──「有新娘穿著婚紗採訪！」至於報道內容如何，似乎沒有人留意到。主播報道的地點更非重災區，觀眾難以從畫面中得知地震造成的破壞。翻看被上載到網上的新聞，主播的那段話是：「在我所在的地區，我發現並沒有造成一些人員的傷亡，我們雅安的市民還是採取了一些有的防震措施，在這裏我也希望我們的城市能夠平安。」
除了主播那一聲「祝福」外，似乎沒有太多資訊可言。以報道而言，這是失敗的；但如果以宣傳而言，這是「成功的」。

大學新聞系的老師經常說，電視新聞是Show Business表演事業，內容固然重要，但記者的衣著談吐以至鏡頭運用等表達技巧，同樣不可忽略，要當表演一場show 那麼講究；老師又會鼓勵那些被動和害羞的同學，強調做電視記者要有一定的表演慾，如果連自己照鏡都感覺自慚形穢、畏畏縮縮，如何能在鏡頭前侃侃而談，令人信服？然而，新聞採訪始終不是一場show，個人表演亦要看場合。特別是災難當前，穿婚紗採訪這種出格的舉動，究竟有多少新聞性？其實，如果該主播真的只是出於職業本能即時做採訪，只需站於攝影機之後，同樣可以採訪民眾，也不會影響播出的效果。

誰才是新聞主角？

過去有電視台記者出外採訪地震災難報道，千辛萬苦從災區發回來的第一段片段，竟然是記者自己在講述災情有多嚴重，結果被採訪主任訓示了一頓。原因很簡單──「究竟誰才是災難中的『主角』？觀眾究竟想看『你』？還是災民的苦？」從事新聞採訪，強調記者不要將自己變成新聞主角，以免讓人有公器私用和自我宣傳之嫌。電視記者有表演慾不一定是壞事，然而將個人表演放於首位，真正的新聞事件反而成了配角，甚至成了一場 show的背景，那就是輕重不分、本末倒置！

過往電視記者或主播為人所認識，大多因為採訪了重大的新聞、做了獨家頭條報道，以至敢於向權貴提出尖銳的質詢，可以說先有出色的報道這個「因」，才有「名氣」這個「果」。然而在這個網絡年代，要想吸引觀眾的注意，甚至「一舉成名」，最快和最直接的做法當然是出位的言行。看來一些記者和電視台都不能免俗，為了吸引眼球，令過去「轉瞬 即 逝 」 的 電 視 新 聞 片 ， 變 成 在 facebook 或微博不斷轉載、不停重播的一場show。

轉眼就到 5 ．12汶川大地震5周年 ，遙想當年記者們冒山路塌方的危險趕入災區採訪，追蹤導致北川中學1300多位師生遇難的豆腐渣工程，還有報道在瓦礫下堅持了70多小時的陳堅，相關新聞至今仍然歷歷在目，令人動容。當中記者付出了汗水和努力，雖然他們不曾是報道中的主角，或許也沒有人會記得他們採訪這些新聞，但他們已盡了本分，將社會的不公義，以及災難中的人性光輝記錄下來，這已經是記者工作最大的滿足感。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其後負笈英國。曾在本港多個電子傳媒機構從事採訪工作，現為鳳凰衛視香港台副總監。

古德明: 翻譯學生的問題

問：英國作家王爾德戲劇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的一個男主角說，要他去澳洲，不如一死算了：Australia! I'd sooner die。我的翻譯課老師給我們示範譯文，把Australia譯做「非洲」。老師說這樣翻譯正確，因為「當時澳洲和今天非洲一樣落後」，並說這是dynamic equivalence principle（靈活相等的翻譯原則）實例，先生認為怎樣？

答：我沒有讀過翻譯學，也從來不讀翻譯理論，dynamic equivalence principle那樣深奧的名詞，還是第一次聽到。但這樣隨便把「澳洲」變做「非洲」，我實在不敢苟同。譯者不應該把讀者看得那麼無知，連當年澳洲荒涼難居都不知道。假如英文原著的出版商也這麼小看讀者，文中的Australia不是也要改為Africa嗎？

岳飛用兵，不學陣圖，「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翻譯應如岳飛用兵，管他什麼理論、成規。

問：楊憲益和英國漢學家霍克思都有翻譯《紅樓夢》，翻譯課老師拿第二十回一小段文字的楊、霍譯文比較，認為霍譯較好，先生同意嗎？

答：單看讀者示下那兩小段譯文，霍譯的確較為傳神。例如史湘雲口齒不清，把「二哥哥」賈寶玉叫做「愛哥哥」。霍譯是Couthin Bao，讀者一看就知道她發音不正，把cousin讀作couthin；楊憲益直譯做Ai Brother，然後注釋說史湘雲吳把er（二）讀作ai（愛）。這樣翻譯當然準確，但讀起來較為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