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宇軒
剛過去的星期三，到了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二○一三的開幕禮「示威」，同行的還有幾位朋友，有來自台灣的參展人、有在香港一直猶豫要不要退展的社區藝術家，也有已經退展的。事前有別的藝術家張揚，要在開幕時舉辦「互丟路姆西」大賽，在當天的氣氛下，自然想也不用想進入會場，連梁振英的衫尾也不會見到。當我們「示威」過後，被帶走的不只我們站起來舉牌的幾位。台灣友人被保安問了句「他們是不是你的朋友」，答了句「是」，就被包圍帶走；途上另一位藝術家問了句「為何連她也帶走」，他也被包圍了。聽說，連一位在策展團隊裏的職員，因帶我們入場（這本來天經地道，因我們都是參展人），也被怒目而視，差點被趕走。
驅逐。我們被驅逐到不知幾百米外的一個街口，又再度被包圍，這次來的是記者。他們見到預期的場面了，凡有特首到場之地，必有人會示威嘛，是不是？但在這公式之外，還有多少公義與道理上的問題被遺漏了？路姆西的名字改動與否，是否搶購一空，政府公關是否用來做秀，如此這般無關痛癢的問題，卻又格外反映社會近乎臨界點的躁動。父母打來問候，也懂得問我，其實你們只是站起來舉牌，保安何以可如斯粗暴，他們是否合法的？對，香港人好像快要忘了，示威與表達本來就是公民權利，只是那「從示威到被驅逐」的公式上映得太多，以至我們幾乎以為那是應該如此的結果。
不問情由被壓制你憤不憤怒？
不論是記者或是朋友，都立時會問痛不痛。我倒想他們問，憤怒不憤怒？如此，就可把一腔怒火傾出。我想反問記者們，你們看覑那場面，憤不憤怒？老實說，相對於許多社運朋友，我們站在無比安全的位置，但也證明，今日香港，不論你身分為何，只要被視為「作反」，就可不問情由被壓制。月初許多參展的藝術家相繼退出了該雙年展，我也掙扎了一陣。後來得知該展的活動有不同的官員出席，就立時想像到，要是在那些場合無人打斷他們的話語，豈不讓他們行禮如儀，可以有舒舒服服地而閉門地向「專業人士」眉來眼去的時候？一想到此，就覺得無論如何要留下來，讓他們知道在這些閉門的場合，也會被揭破荒謬。
舉起示威牌不到一秒被撕破
即使是參展人，進場也幾經波折，我們也並無好好的準備，連橫額也沒寫好，帶進去的只是紙筆。也正因如此，卻沒被搜到有「示威物品」。於是進場坐下來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紙筆在寫。閉上眼，只想到一句「無恥特首，令文化藝術蒙羞」，徐徐寫下，身邊保安已將我們包圍起來。那真是我的心聲，我無法理解，任何以文化藝術為己任的機構，怎可能把官員到場開幕視為面上貼金，更何況那是認受性低至極點的特首？文化工作者的良知，在制度規章的面前，只能是撞上牆的雞蛋，風吹過後，所剩無存？文化藝術的聲音豈能與民情隔得這麼遠？腦裏滿是這般問題，梁振英說什麼「小漁村」與「深港融合」等時，荒謬感幾乎讓一切變得不真實。最終我們還是把牌舉起，不到一秒它就被撕破，我們有的站覑被拉走，有的被打橫抬走。沒有警告，沒有勸阻，我們要「被消失」。
還說什麼示威權？
上面一直把「示威」包在引號內，因示威本是讓無權勢者，向主宰他人生命的有權者，表達思想的正當手法。但觀乎近年香港的高度保安化，示威區只是給人對覑空氣自說自話，就像我們，連橫額也顯現不到一秒，就被撕破，還談什麼示威，還說什麼示威權？被拉覑帶走時，我還想，在場的記者、建築師、規劃師、文化工作者、各色各樣的專業人士等，你們有沒有想過質疑大會和保安何以粗暴壓制示威和驅逐我們離場？你們真的只欲沉默？真的，我腦海閃起哈維爾，他多年來說的不過就是，只要有一人憑良心站起來質疑一切，就可能有第二、第三人。連鎖反應，所欠的不過是恐懼，我們無法實踐「無權力者的權力」，最終也只會因為恐懼。
參與一個展覽的藝術家，從來就不必跟建制與主辦單位有相同政見，大會把嘉賓驅逐，如果只是出於怯懦，情理上好應該跟被驅者致歉。大會並無如此舉動，顯然是站在強權的一邊了。台灣藝術家友人遠道而來，面對不禮貌的粗暴對待，大會與主辦單位今後如何再向各國藝術家發出邀請？也許我想得太多了，我們的「示威」，未必有讓多少在場者的良心受動搖。我猜我永遠都忘不了這這個片段：被逐出來一小時後，步向觀塘海濱公園，發現公園原來被該展租用了，三四十個西裝筆挺、剛目睹了整個過程不久的人們，現在手上拿覑一杯杯香檳。香檳在陽光映照下格外金黃，氣泡不絕地向上升。也許保安的暴力，政府的不正當和與民為敵，示威者的呼喚，都絲毫沒損他們飲香檳的興致。
（本文相對個人化，有關我們示威的詳盡理據，請參考黃宇軒、陳劍青、陳可樂、盧樂謙，「聲明：在建築雙年展開幕禮上向梁振英示威」，已廣泛在網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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