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美國傳媒這個月把焦點都放在甘迺迪遇弒五十周年。先是這個星期的《時代》雜誌，網絡上已可看到當地電視台的特輯，收費頻道則是專集一個接一個。美國立國才二百年多，稱得上傳奇的總統屈指可數，難得有像甘迺迪那樣幾種元素齊集一身——年輕，英俊，富有，權力，妻子貌美兒女可愛——逝去半世紀仍有人念茲在茲，莫失莫忘。
甘迺迪是美國第三十五位總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寒冷午後，在得州達拉斯街頭的總統開篷轎車上被射殺。美國人民記得，素以冷靜見稱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主播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在直播節目得悉甘迺迪不治摘下眼鏡隱見淚光的一刻﹕這位被譽為「美國最值得信任的人」（The
Most Trusted Man in America）的記者沒有掩飾哀痛和悲傷，二億國人的失落，在克朗凱特茫然不知所措的臉上反映無遺。
在美國，甘迺迪永遠是一個謎。不僅是他離奇遭槍殺，不僅是兇嫌奧斯華德（Lee Harvey Oswald）事發兩天被捕後在法院眾目睽睽下遭夜總會老闆魯比（Jack
Ruby）開槍打死，不僅是魯比入獄後無端得病身亡，而是他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傑出領袖，抑或只是承父蔭扶搖直上的世家子。歷史沒有如果，人們無以得知倘若甘迺迪沒有遭槍殺，一直做四年甚至八年總統，美國及世界歷史會否重寫。但可以肯定的是，崇拜英雄的美國社會必會因甘迺迪的健在缺乏話題或者缺了一個神話。
甘迺迪不是庸才，身邊才俊幾乎就是哈佛大學法學院同學會，美國記者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一九七二年成書的著作給這批年輕幕僚一個專有名詞﹕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揭穿這幫看似精明強悍奮發有為、把美國送上絕路的「精英一代」如何玩忽政治。書名的反諷意義自不待言，更大的批判是這些人如何在社會滿有期許之下隻手遮天操弄民意，結果讓美國人民飽吃苦果——延綿十幾年的越戰戕損了美國社會，創傷殘留至今。
知識分子認同「改變」委身政治
不獨東方社會，西方也對逝者善頌善禱，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一向維護美式核心價值，對政府持強烈批判態度，甫見形象清新的甘迺迪放下身段，大力認同甘迺迪的「改變美國」政治理念，由批判者變成同路人，最終成為執政集團成員。事過境遷半世紀，與其說這是「英雄所見略同」，毋寧說是知識分子在接近權力核心並可能操弄權力時失去自我，骨頭酥軟得在「理想」面前不能自持。這些世俗眼中的才高八斗之士何以變成甘氏啦啦隊，須從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說起。
二戰之後，美國取代歐洲成為西方唯一強國，日本在白面天皇麥克阿瑟指揮下埋首重建，爛得一塌糊塗的歐洲傷痕處處，美國遣去儒將馬歇爾推動歐洲復興，金元所到之處，強如日耳曼法蘭西等盡皆低頭。一九五二年，七年前率領盟軍直搗柏林的艾森豪威爾辭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以摧枯拉朽之勢勝選入主白宮。艾森豪威爾在強敵環峙已指揮千軍萬馬，承平年代更是小菜一碟，且當時美國在朝鮮戰場的血戰已近尾聲，西歐對美元倒履相迎，艾森豪威爾決心做一個不管部長，任由美國自由流向。今天看來，這是《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古典經濟學學者視之為最優秀的管理哲學。
五六十年代，打開世界地圖，太平洋兩岸是美國天下，大西洋東西兩側亦屬美國所有，日本西歐不僅是政治軍事忠實盟友，而是美國產品出口的巨大巿場。美國近二十年經濟下挫，社會流行一個詞Good
Old Days，不明所以者稱為「那些年」，其實此詞獨指美國五六十年代光輝日子：憶昔美式意識形態上天下地，貨品暢銷四海，國內由家庭汽車年代進入個人汽車年代；美國人自豪不已，口頭禪是Only
in America（只有在我們美國）。平素對政府挑剔責難的知識分子，難以把持如此「大國崛起」誘惑，把甘迺迪捧得比天高，失去批判本質不自知，知識分子變成對權貴低頭稱是的「知道分子」。
大國崛起下的「知道分子」
日出日落，美國社會在艾森豪威爾治下覺得過於安穩，嫌這位退役將軍不夠有為，開始尋找改變。美國的兩黨形式政制，共和黨下民主黨上，悶了就共和黨上民主黨下，執位轉莊稀鬆平常。甘迺迪一九四六年起先後擔任麻省眾議員聯邦參議員，十四年間政績一般，靠的是愛爾蘭裔的族裔優勢，在綠色的波士頓遇神殺神見佛殺佛，儘管開會出席紀錄乏善足陳，可是政治已被同鄉之誼掩蓋變得盲目，加上老甘迺迪長袖善舞，早替兒子打點光明大道，藉美國社會久坐生膩渴望變化，一舉入主白宮。
平情而言，甘迺迪並無足以流傳後世的具體政績可言，反而形而上的美國夢卻源源不絕，包括四出探險的「新邊疆」（New
Frontier）。再者，「一九六○」這個脫五晉六號碼對美國衝擊至大，世代交替非得改變現不可。最具形象化的是，當年與甘迺迪競逐總統的是艾森豪威爾的副手尼克遜，尼是窮家出身，最倒楣日子曾以五美元接一宗官司，在艾森豪威爾身邊八年，實戰經驗豐富。花旗立國日子短淺，選民欠歷史感，甘迺迪竟在破天荒的電視辯論，以奇佳賣相壓倒抱病在身的尼克遜。岔開幾句，尼克遜以零點一個百分點得票差距輸給甘迺迪，總結是他辯論那天半禿形象及腮幫子鬍鬚渣子累事，美國政治行話由此多了一句「Five
O’clock
Shadow」，意指尼克遜剃不清的鬍子，有如打工一族忙累之極五點鐘下班時若隱若現的鬚根。
美國就是在「給我新意」的社會氛圍下，迎來被期許是不失時機有膽有識積極進取迎難而上的新總統。甘迺迪上台時是美國最年輕總統（四十三歲）、第一個天主教徒總統，連兩個孩子卡露蓮和小約翰都成為寵兒。正如前述，甘迺迪身邊多是哈佛出身的三十出頭精悍一代，這些人也正是哈伯斯坦說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亦由於其精英背景及世家出身，行事趾高氣揚。本來這種開創型人格並無不可，當他們被捧至足以啟動世代革命，如此歷史重任未曾做到也聞之飄飄。不僅台上的如此，台下萬民如中蠱般跟起舞，時至今日，美國一九六九年登陸月球，人們只知甘迺迪的「我們到月球去」呼召，背景卻是艾森豪威爾見蘇聯發射首個人造衛星，發出行政命令，修改中小學科學教育內容，科技優勢延續至今。
精英一代的虛弱本質
當然，助長甘迺迪由人而神運動的還有槍擊案餘波，奧斯華德的三發子彈是否全都從後打中甘迺迪，抑或傳說所言「第二支槍」前面射來一擊中喉，未有定論。美國對甘迺迪被殺有三份報告，大法官華倫調查委員會認定兇手只奧斯華德一人，美國社會普遍認為不足信。另外兩份，一是官方調查報告，一是國會調查報告，都因保密原因，最快要二○二九年公開，這就為造神運動加油添火。由於無確鑿結論，對歷史的追求轉向塑造一個完美總統。於是，在任時令國人耽於春秋大夢的甘迺迪成為神祇的唯一之選，人們忘了甘迺迪王朝的政治基礎虛空。哈伯斯坦指出，甘迺迪內閣是虛張聲勢徒有精英之名——既怕美軍在越南全軍覆沒，又怕共和黨逼迫他們索回「失去了的中國」。面對嚴峻現實卻自我感覺良好，甘迺迪的領導層一開始已是馬步欠穩，在傳媒及知識分子瞎吹盲捧之下日度一日。
甘迺迪的夢想或許是美國嬰兒潮的先聲，可悲的是，美國的知識分子也有意識同做這場大夢，切身參與建政二百年以來僅見的造神運動。如今省視歷史，毫無疑問這是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入主白宮時的大氣候所致，清醒如自由派巨擘小阿瑟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亦難以完全擺脫對甘迺迪「為賢者韙」的認知。史萊辛格是哈佛大學院士、歷史學家，是甘迺迪的白宮行事官，為甘記錄講話。如此聲譽鵲起的自由派天字第一號知識分子，在其A
Thousand Days﹕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千頁巨著，對甘迺迪的一千個白宮日子難逃正面著墨較多的弱視。幸而，優秀的知識分子在滿紙熱情中仍有其分際，在成書後撰寫的〈前言〉，史萊辛格承認該書的缺點，”a
presidential associate, moreover, inevitably tends to over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ings he does know about”（總統隨扈難逃過譽一己之無知）。這是千中之一的少見，人們要有史萊辛格廣袤恢弘視野始能做到如此清醒。然而時不與我，甘迺迪的造神已在欠缺英雄的美國一發不可收拾。睽諸史籍，傳統的歌功頌德一派仍遠多於批判甘氏的修正派系，人性的弱點，在汗牛充棟的正面評說甘迺迪傳記中顯露無遺﹕我們需要一個神祇。沒有的話，自己製造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