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洪清田
BBC幾天前訪問海爾的張瑞敏，他介紹說8萬員工中有一小部分人組成2000間「鯰魚公司」，自主經營、獨立運作和核算盈虧一段時間，讓每個人成為自己的CEO，以保持公司感應和回應市場、社會與時代的活力。
CCTV的《大國崛起》中，三四百年前荷蘭遠洋商船運回沙甸魚，經常大量死亡，後來無意間發現如艙裏夾雜幾條鯰魚，沙甸魚的存活率大增。原來沙甸魚好群集親和，會因過擠缺氧休克而死；鯰魚好動，刺激沙甸魚散開一點，多吸點氧氣。海爾的「鯰魚公司」念頭可能來自《大國崛起》。
百多年來，香港就是中國的「鯰魚」，五千年同質文化中的異類，背負殖民地的民族原罪，卻本身活出奇異精彩，又有意無意間警醒中華混沌大鐵籠裏的沙甸魚群。林煥光在行政會議，也突然變成一條「鯰魚」，「檢討論」客觀上給行政會議和建制一個沉寂中的警醒，公開講等於是把問題開放、引發公眾的討論，讓全社會一起進入問題、學習自治管治和公共決策。這是昏頭轉向的香港亟需的。
幾年前，林煥光和港大陳祖為合作為智經智庫進行一次自治管治和公共政策的public engagement研究。三四年前我在香港教育學院（HKIEd）主理的「人文香港」計劃，請他來專題演講「多元社會的行政、管治和政治」，演講稿全文刊於《明報》，後與張信剛、李焯芬、葉國華、陳文敏、張炳良、黃紹倫、蕭柱、楊森、也斯、翟紹唐等二十多位的演講稿合成《人文香港》乙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林煥光是「非典AO」
由「佔中有教育意義」到「期待深切檢討」，林煥光都從一個「學習態度」的視角看事態——由現實事件出發、多層面了解事態、超越個別案例而上升到更高層次，探討背後、內裏和之上的「深層次原理、矛盾和問題」，形成政經社會人文的多層面系統，再回歸現實事件和個案的應用。這個過程是「學會學習」的知識論（epistemology）和方法論（methodology）的基本功。
AO的專業事功、倫理和操守（professional ethics）之一是「上面提/問的才答、沒提/問的提/問也不要提/問」。林煥光是「非典AO」，有自己的眼耳口鼻、腦和心，「全人」自主介入生活和現實，知道與明白天地之大，知道與明白官府、權力和政策「玻璃屋」之外有另一個世界、一個不受控制的世界、一個自發自生的世界。他讀Kafka和《萬曆十五年》等政經文史哲書，看進念二十面體看了二十年，或有點intellectual
interest猜想「文字與數字的明確條理系統」之外的「前邏輯」混沌holism。
七八十年代的「後六七」地區行政改革和諮詢，當「正統AO」一如後來工商專業界精英從政者左支右絀、苦不堪言時，他的「非典AO」能力大派用場，默默游走於「個人、群體、社會、時代和政府」之間如魚得水；八九十年代開始，穿插於香港各方和中英港，幾次政府和個人危機都明快恰如其份處理。香港內外三十多年的行政和管治由單元單軸向多元多軸的「政治化」轉型，給了他一生的機會，直至今天（香港由多元多軸多向自由反向變單元單軸單向集中）。
陷入「你我敵友」的取向
現在香港「政治化」的環境中，凡事愈來愈對人不對事，漸漸先問「你我敵友」，以「你我敵友」決定「是非對錯」和「高低優劣」。他身在「梁營」，卻是抽離出來，回顧和審視一番，其實只限於就決策過程和決策水平的「高低優劣」而言，不涉決定的「是非對錯」，卻被雙方坐實為「你我敵友」的取向。兩邊像小布殊那樣要分「we/us
or they/them」，視他的「賽場旁述」為搖擺不定、自陷被動，一致要他「走人」。
他和陳祖為研究和在香港教育學院「人文香港」演講的是public engagement，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的多元互動、溝通與決策關係，怎樣一起各持己見和凝聚共識、共同承擔後果和反省檢討。現在面對的卻是政府內部行政會議各種觀點之間的多元互動政治關係（可稱之為internal
engagement），該是他始料不及的。被記者逼問下，他按幾十年政府的運作慣性，援引public engagement的法則要求internal
engagement反省檢討，造成的震撼，正反映engagement在現實中多麼波譎雲詭，更反映香港自治管治和公共政策問題的嚴峻，亟需由政經到人文、出入虛實的全盤「深切檢討」。
現代化是知識、權力、資源和利益由極少數人向普羅大眾的開放和擴散。參與決策、異見分歧及反省檢討沒有才不正常。社會精英與精英之間、大眾與大眾之間自己也無休止互動起來（或可稱之為common
engagement），與政府和社會之間的public engagement、政府內部的internal
engagement並行。決策、管治和政治、行政更見複雜兇險。
從知識論和方法論而言，英式「行政主導」的專制專權伴以諮詢制度和開放媒介及信息，是把當權者的主觀認知及意願向社會大眾開放，讓各方主客觀一起從正反各方面進入問題，找尋人、事和義理的客觀性，接受客觀規律的檢驗。政府內部各方間的internal
engagement、政府和社會的public engagement，以及社會精英與精英之間、大眾與大眾之間的common
engagement三者一起交叉動起來，有其本身的歷史規律、動力和能量，不大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香港這三層面目前都超越傳統中國和當今中國的認識、接受力和承受力。
梁振英應順水推舟
競選前梁振英講了幾年「內交」，但這次免費電視發牌，他卻按中國理解的「行政主導」，用盡機械化的「行政主導」的粗放權力，半途隨意改變前朝定下的發牌規則和標準、政策和軌，違反各層大眾的合理期望和諮詢制度，一意孤行對幹，視滔滔天下如無物，似不知進入什麼「深水區」，完全低估問題、對手和社會、事理的分量，關關硬闖、動輒保密，被迫解釋愈說愈多拂逆香港自由市場及創意產業的常理和常識（例如企業、市場與政府關係，創意與競爭的關係，免費電視與資訊自由及生活方式的關係），愈掙扎愈幾敗俱傷。這個月有大量「自造危機」的正面教材和「危機處理」的反面教材。
這不是梁振英三十多年來第一次。他如要檢討，就檢討這些。檢討這些必利己利人利天下。他如是大格局，應順水推舟，請林煥光主持一個專題檢討研究。如純為公關得分，他回應林煥光時除了聲明林煥光期望的「深切檢討」不是檢討發牌結果、而是程序，以及強調發牌合乎程序公義外，可以加一句：「行政會議設計和運作就是這樣，讓多觀點、多角度自由、透徹討論；任何決定不論對錯，之後都會深切檢討和有改善的空間；也是『行政主導』的『頂層設計』的一部分」；最後可以感謝林煥光這「鯰魚」。
「一國兩制」史無前例，梁振英及林煥光、香港及中國都需要虛心學習（從「學習」的角度看，中港是「學有先後」的「同道中人」）。有問題不是大問題，最大問題是逃避問題。梁振英應留林煥光發揮「internal
engagement」作用，重整行政會議功能。他如駕馭不了「雜質嘈音」的行政會議，怎管治整個香港？行政會議內應該不會不成熟到分幫拉派，大家面左左，不能共事共存；如真是這樣，佔中和反佔中豈不是都要移民遷界？香港人多元社會怎一起活下去？
打開局面：互教互學
歷史等待中國認識和承認香港的時代先進性，從肯定香港之中找到「中國問題」的處方，給贊成改革者前路和前景。林煥光如不能不離開行政會議，如有心，正可以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外面世界的public
engagement和common engagement有跨越香港、中國和世界的無限空間，讓他把「個人、群體、社會、時代和政府」之間的紐帶重新接駁起來。
個人和社會的和衷共濟，香港各方講了三十多年，搞了十來次運動，卻沒進入「深層次矛盾與問題」，小圈子近親繁殖、依偎取暖，只是公關和政治酬庸及表態。林煥光可試試打開局面，方法是建一個「政治管治及公共政策領導人才」學習班和自訓班，不是誰教誰（香港問題全世界沒誰可以教誰），而是回到春秋戰國的「互教互學、教學相長」，以及文革時的「人人是老師、人人是學生」。
這個學習班和自訓班的十要：
（1）面對現實、從現實出發；
（2）尊重個體、差異平等、由下而上；
（3）跨越多元、高於現實；
（4）認識香港、認識中國、認識世界；
（5）學習個人與群體的中外古今模式；
（6）聯繫「個人及家庭經歷、生命及生活」與「社會、國家及世界」；
（7）對香港、中國、世界的期望溝通；
（8）溝通與求同存異、求異存同、共識與行動；
（9）體制和決策；
（10）反省和檢討、學習與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