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觀效果上，陳茂波再起風波，其實是為梁振英政府在施政上所出現的問題，發揮了一種轉移公眾視線的誘敵作用。現在，社會輿論都集中在高官的利益連繫、個人去留的問題上，反而忽略了之前特區政府所碰到的「施政地雷」，並且未有順勢窮追猛打。
無可否認，陳局長的利益申報問題的確鬧得熱烘烘，每天見報，成為社會上的頭條話題。但若我們冷靜下來，分析這件事件有多嚴重，便不難發現這其實並不是現屆政府的新問題（梁振英政府在誠信這方面基本上再滑到最低點，再壞的情，大概也不可能跌得低很多），而且只要找出一個人來負責，便大致上可以（至少暫時如此）平息風波了。較這次陳茂波風波更為嚴重，並且會進一步暴露出特區管治問題的一些社會矛盾，其實更值得深究。不過，當各界連續向陳局長開火的情下，一些本來甚具爆炸性的議題，都暫未有太多注意了。
陳局長在處理新界東北發展的問題上，無意之中踏上了「施政地雷」。高爾夫球場的問題，其實可大可小。在回應眾多批評的過程之中，他代表特區政府表示，高爾夫球場早已納入未來發展與規劃的研究內，更豪言將來如因公眾利益而有需要收回球場所佔的土地，特區政府既不會向球會賠償，更「不怕打官司」云云。而後來梁振英在回應新界東北發展爭議時，又補上一句：如有需要，行政長官粉嶺別墅也可納入規劃。當然，其實陳茂波與梁振英兩人只是擺出一個姿態而已（例如梁振英表示願將別墅納入規劃，但至於日後如何安排，則並非他個人的決定，而要視乎整體規劃），他們並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在短期之內，具體處理高爾夫球場及行政長官別墅的方案，所以究竟怎樣處置那兩塊地皮，並未有很實在的說明。本來拋出這個題目以回應政治壓力，並擺出一款看似相當貼近民眾的情緒（例如敢於挑戰既得利益者的——這回關於別墅問題上，還包括特首的利益——特權）的姿態，按道理應該可博得99%市民讚好，暫時紓緩政治壓力。不過，諷刺的是，媒體的焦點很快轉為集中在陳茂波利益申報的問題之上，政治壓力有增無減。與此同時，在作出以上回應的過程之中，現屆特區政府觸動了一個更深層的矛盾。
梁振英政綱
不以創富為主打
或者可以這樣說，這是梁振英政府或遲或早都會遇上的問題。梁振英的政綱不是以提高生產力／創富為主打。所以，他不會像以往特區政府領導人般，強調如何先將餅造大，然後各階層均會獲得更多更好，改善生活。當然，這並不是說他的施政沒有經濟發展的一環。但其主要策略，離不開背靠祖國的想法，這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既欠主動，又無創新。更重要的是，市民也不覺得這種所謂的發展策略，真的可以惠及各個階層，對不同背景的社會人士而言，均可以是新的機會。簡單一句，就是沒有什麼說服力。
特首梁振英政綱的重點在於再分配（redistribution），而這也是他在選舉過程中和上任後爭取群眾支持的主要手段。但他的再分配是「Redistribution
Light」——他的措施是按題目、項目（例如：他處理貧窮，提供新的措施，但卻沒有全面面對社會上不同的生活狀與需要所衍生的社會福利的問題）出發，而避開整體進行再分配的邏輯（例如：誰應享有優先的待遇？什麼是值得支援的需要？）、原則、通盤政策的問題。有人為他解釋，認為特區政府缺乏政治能量，面對原則性的討論，就算有心亦無能為力。所以，就單項、單點，「做得就做」，乃現實政治的考慮與需要，而並非沒有一套完整的想法。這種解釋可供參考，可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很少聽到他對長遠政策方向的暗示，反而更常聽到的意見，是認為政府手上資源不缺，問題只是是否願意拿出來分配而已。這可能只是一種政治手法上的修辭，但客觀上也就等於避開再分配的邏輯、原則、政策的問題。要實現這種政治上的如意算盤，要視乎各個題目、項目相互之間的連繫及問題的根本性質，會不會成為公共議論的議題。
應按哪些準則來考慮優先分配
可是，要進行再分配的話，最終不能避免會碰上不同階層的利益的問題。房屋並不是一個關於量的、住屋單位數字的問題；它涉及空間資源（例如應該在哪裏興建資助房屋）的分配，關乎整個城市的佈局。貧窮也並不只是關於某一群人的議題，因為最終必定牽涉整體社會福利資源應按哪些準則來考慮優先分配的問題。
現在，有趣的是，儘管特區政府領導層很努力並且很低調的避開再分配的邏輯、原則、政策的問題，但卻因為發展新界東北而打開了一個更大的話題——特區政府是否應該剷除一切（特別是富人的）特權。既然特區政府一派「不怕打官司」的堅定立場，那麼外界的政治壓力必定將整個討論推向先徵用高爾夫球場的那塊土地，其他容後再談。既然特區政府自我定位為動用一切可用的資源來為市民服務，那麼它又怎可能繼續容忍各種特權（當然也包括高爾夫球會以外的私人俱樂部、會所）的存在呢？就算特區政府不敢再主動挑起同類議題，恐怕它也沒有能量去挺各間私人俱樂部、會所繼續享受優惠。梁振英政府開了這個再分配的話題之後，想叫停也恐怕停不了。且再分配是梁振英政府的施政重點，若把它亦抽走，那麼政府未來工作又有何方向呢？
而在再分配、取代特權的做法的背後，存在一個更重要的議題——究竟梁振英政府如何看待不同階級之間的關係？更直接的說，它想建構一個怎樣的階級關係的香港社會？過去長久以來，香港人有一種潛在的共識：只要自己能改善生活，賺取合理的回報，對於一小撮人享受某些特權，也就不多計較了；同時，他們又相信，風水可以輪流轉，或者他朝某日也有機會成為俱樂部的會員，所以他們的取向不在於取替特權，而且保持開放。這種潛在共識需要有某些社會條件的支持，當中最為關鍵的，是機會的開放與流動的可能性。漠視這兩大要點，而專攻再分配，結果只會是製造恨怨與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