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和平佔中」剛舉行了第一個商討日之際，筆者希望大家可以回到一些根本問題。這樣的出發或重新出發，也許可以令香港人的每一步，從此更有力度。
當代美國第一才女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就憑着道德勇氣而作出的正義抵抗，留下一段解剖刀式盛世危言。她說：「你的抵抗行動可能無法阻止不公平現象，不應成為你不採取行動去做你真誠而深思熟慮地認為符合你的社群的最佳利益的事情的藉口。」簡言之，就是明知其不可為，依然堅持為之，「就像一個緊貼着行駛中的火車奔跑的人，高喊『停車！停車！』」（註1）。
即使佔領中環運動未必能夠叫停「共式民主」這列火車，但至少都可以提醒香港人「巨靈來了」（「巨靈」即「利維坦」，乃《舊約聖經》裏描繪的一種怪獸，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則借來比喻強勢的國家）。
中共這隻「巨靈」的最大誤區，是堅持要把香港「去政治化」，完全漠視最遲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香港人已經踏上政治參與之路，而且40年來一年比一年強化，一年比一年普及化，甚至可謂一年比一年泛政治化。
這個「去政治化」與「泛政治化」的巨大反差，形成中共對香港政策的致命誤判，而其最新動作，就是三個月前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向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發表的「底線論」。
「與中央對抗者不能任特首」這條「底線」，政治心理出發點恐怕是不信任香港人，以至令大部份香港人都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中央不信任我們，那就根本不會在香港實行真正的代議民主。
在這種政治氛圍中，部份香港人嘗試將民主選項由「代議民主」轉移至「參與民主」，其實是頗為自然的事。但佔領中環一經提出，一來令越來越多香港人反思香港政治的貧困程度，已經到了不能不變的地步；二來更與全球化下各式各樣的佔領運動滙流，反過來進一步凸顯出香港金權政治的醜陋。
自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於2011年5月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戲謔林肯千古名言「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而寫了一篇「巨富有、巨富治、巨富享」（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之後，「我們都是百分之九十九」就成為「佔領華爾街」以至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的口號，並不約而同地以「參與民主」的模式組織起來（順帶一提，關於這個模式，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對相關稱呼爭持激烈，其中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用「真民主」，無政府主義者堅持用「直接民主」，結果後者勝出；香港的情況當然毋須對號入座，但見泛民一直爭取的「真普選」，彷彿暗合中共擁抱的馬克思主義，但覺格外諷刺（註2））。
事實是，美國社會收入兩極化的情況，已經到了世人皆見的地步。美國最前1%家庭所得佔總所得，由1970年的9%，激增至2007年的24%，金融海嘯稍為回落，如今又重上高峯。至於香港，雖然未見相關數據，但納薪俸稅最多的10萬人竟然交了總薪俸稅稅額的67%，即可思過半矣。
換句話說，金融海嘯凸顯出隨着全球化而激化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大資本家為犧牲赤貧階層，而富有化一小撮管治精英（其中「香港首席代表」就是霍建寧）。再來，就是暴露了政府與銀行的後現代金權政治，先是以「房地產證券化」之名令人民借更多錢，再以「大到不能倒」之名令人民欠更多債。而之所以會如此，在佔領華爾街以至其他運動的參與者眼中，都是代議政制的「先天性系統缺陷」（即是必會過份保障資本家利益）有以致之。
香港的問題更嚴重，因為實行的是更落後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甚至「社團資本主義」（mafia capitalism），以至體現在立法會選舉，就是功能組別；體現在行政長官選舉，就是選委會，連代議政制的邊也沾不上。如今再加上喬曉陽徹底將香港「去政治化」的「底線論」，就只會令越來越多香港人覺得，代議政制已無望，不試白不試，就不妨試試奪取民主話語權、並將之歸還每一位選民的佔領中環。從這個角度看，佔中其實是「佔領中共在香港的政治話語權」（看到這裏，大家應該明白，為何佔中十畫都未有一撇，但中共的反應會那麼大吧）！
十九世紀美國第一隱士梭羅因為抗議美國對墨西哥的戰爭而拒納人頭稅，更被捕入獄。雖然仗還是打了，但他的牢並沒有白坐。打後160多年，他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實行公民抗命，其中包括甘地、馬丁·路德·金，以及遠至香港的戴耀廷，儼如呼應着蘇珊·桑塔格的話語。她說：「所有鬥爭都會有全球性的反響。如果不是在這裏，也是在那裏。如果不是在此刻，也是在不久之後。」（註3）
（註1）蘇珊·桑塔格著《同時》，第228至230頁。
（註2）David Graeber,
"The Democracy Project", p.21.
（註3）蘇珊·桑塔格著《同時》，第2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