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夏，我初抵中文大學任教，職位是歷史系講師。我剛剛拿到博士學位，在美國達慕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任講師，並把哈佛的博士論文完成，因為簽證問題必須離開美國。恰好此時有一個「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撥款設在中大的講師職位從缺，於是我輕易的申請到了，一九七○年夏，我輕裝就道，先在歐洲遨遊，中大秋季快開學前，才抵達香港。
在此之前，我從未來過香港。記得當時有一位台大外文系的老同學葉維廉在中大客座，竟然在他的一本文集中公開呼籲我離開美國回到華人地區的香港來共同為中國 文化的前途效力。這一個「海妖的呼喚」（Siren's call）對我的確有點魔力，機會難得，也從未想到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大多數人說的是陌生的廣東話，就那麼來了。對於這個號稱「東方之珠」的國際大都 會我一無所知，只認得兩個老同學：劉紹銘和戴天（本名戴成義），紹銘時在中大英文系任教，已經成家立業，為我這個海外浪子提供一個暫時的「家」，給我一種 安全感。
記得第一天到了中大校園（當時只有崇基和范克廉樓），放下行李，就隨紹銘和宗教系的同事沈宣仁教授驅車從馬料水直落尖沙咀，到香港酒店去飲下午茶。途經窩 打老道，看到這個街牌，英文名是Waterloo Road，中文名變成了「窩打道」，幾乎笑出聲來——怎麼會譯成這個不倫不類的名字？從車窗望去，路邊一排排的的洋房和店鋪頗有點「異國情調」，不禁心曠 神怡，就在那一瞬間，我愛上了香港，這一個華洋雜處，充滿矛盾的小島正合我的口味。
旅美浸淫西潮多年，心中似有「回頭是岸」的感覺，因此我把剛出版的第一本雜文集定名為《西潮的彼岸》。然而思想依然西化，甚至有點左傾，略帶反殖民的情 緒，我熱烈支持「中文法定」運動，認為這是一件天經地義的原則，覺得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為中華文化而奮鬥，更有意義。香港對我而言就是一片自由樂土，既無 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又在共產黨的「鐵幕」之外，還有哪一個華人地區比香港更自由？於是，我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在統治者的眼中我當然 不是良民，但又不是一個顛覆社會安定的「革命分子」，雖然一度有此嫌疑，因為我後來寫了一篇批評中大制度不公平的文章，竟然引起軒然巨波，鬧得滿校風雨。
思想自由是我堅信不疑的基本價值，在學院裏更應如此。於是，在我講授的中國近代史課上，我故意使用三本觀點毫不相同的教科書：一是我在哈佛的老師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寫的，一是台灣學者（記得是李守孔）寫的，一是中共的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的著作；三本書的政治立場各異，我讓學生展開辯論，不亦樂乎。 我講課時當然用國語（當時在香港尚無「普通話」這個名詞），學生給我一個綽號：「北京猿人」——「北京」指的當然是我的標準北京官話，「猿人」呢？我自認 是恭維的名詞，因為我軀體雄偉，比一般學生——特別是女學生——高得多。
因為年歲相差無幾（我剛過三十歲），在課堂上我和學生打成一片，毫無隔閡。講課時看他們的表情，彷彿似懂非懂，也可能是膽怯，於是我進一步誇下海口說： 「三個月內我要學會用廣東話講課，但你們也必須學會用國語參加討論！」這場賭注我險勝：三個月後，我竟然用蹩腳的粵語公開演講，題目是關於知識分子和現代 化的問題，我的觀點完全出自金耀基先生剛出版的一本同名的書。我一口氣用廣東話講了二十多分鐘，最後在學生一片笑聲中還是改用國語講完。但是在課堂上，學 生依然故我，本來會講國語的發言比較踴躍。
記得當時學生可以隨意跨系選課，所以我班上也有哲學系和中文系的學生，我因此有幸教到幾位高足：本系的二年級本科生洪長泰思想成熟，在《崇基學生報》上寫 長文評點美國各著名大學的漢學研究，絕對是可造之才，畢業後順理成章進入哈佛攻讀研究院，卓然有成，現在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名教授。關子尹是哲學系勞思光教 授的得意門生，也來選我的課，又是一個天生的深思型學者，如今是中大哲學系教授，剛卸任系主任職位。另一位新亞的學生郭少棠選過我的「俄國近代史」的課， 他旅美學成歸國後回母校任教，曾被選為文學院的院長，現已退休。現任院長梁元生也是我當年學生中的佼佼者，我剛開課不久，他就以學生會長的身份邀請我公開 演講魯迅，後來我把講稿寫成長文在《明報月刊》發表，就此走向魯迅研究的不歸路。
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的學問其實並不扎實，但教學熱情，思想較為新穎，所以頗得學生愛戴。記得我第一年教的是中國近代史，第二年教的是中西交通史。文史哲 不分家，我不自覺地用了不少文學資料，更偏重思想史和文化史。崇基歷史系的老師不多，大家相處無間，系主任是羅球慶教授，人極熱情，對我這個後生小子十分 照顧；還有一位來自美國Temple大學的Lorentas教授，我私下叫他「獨眼龍」，因為他一隻眼戴了黑眼罩。另一位屬於聯合書院的王德昭教授更是一 位謙謙君子，我有時會向他請教。新亞的中文系和歷史系則大師如雲，我只有在三院歷史教授聯席會議上見過面，談不上深交。在會上我的工作是口頭傳譯，最難纏 的反而是一位不學無術但熱衷權力的美國老教授（姑隱其名），他老是在會上問我："What did they say?"生怕這幾位新亞的史學大師發言對他不利，其實他們何嘗把他看在眼裏？
當時中大正處於整合的時期：崇基、新亞、聯合三院合併為一間大學。我個人反對全盤整合，認為各院應該獨立，但可以聯合成像牛津和劍橋形式的大學；然而大勢 所趨，我這種自由主義的教育模式當然和中大受命成立的構想大相徑庭。我最敬仰的是新亞的傳統和精神，也覺得崇基背後的基督教教育理念有其歷史傳統，可以追 溯到清華和燕京。現在反思，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而且基於我對中國教育傳統的理解：既然名叫「中文大學」，就應該和殖民主義的香港大學模式截然不 同。我在課堂上和課外與學生交談時，都是討論大問題，例如中國文化的前途，在香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等等。外在的政治環境當然有影響，但當時香港的左 右派的文化角力是公開的，我和雙方都保持友誼關係。然而學院內自成一個「社區」（community），和外界保持距離，至少我自己在教導學生時，鼓勵他 們超越目前的政治局限，現在依然如此。理想主義的壞處是不切實際，但也有好處，就是可以高瞻遠矚，尋求將來的願景。校園是一個最「理想式」的社區，是一群 甘願犧牲物質享受和名利而熱心教育的「知識人」組成的。這一套思想本身也是一種教育的理想主義，然而我至今堅信不移。只不過面對當今功利為上的「官僚主 義」操作模式，顯得不「與時並進」了，然而沒有理想和願景的教育制度，到底其辦學的目的又何在？
當年的中大，就是建立在一種理想上，每個人對理想或有不同見解和爭論，然而那畢竟還是一個理想的年代。追憶昔時的似水年華，當然不免把過去也理想化了，但 是具體的說，當年的中大校園生活還是值得懷念的。七十年代初的新界正在發展，但還保持鄉村的純樸風貌。我的廣東話就是有時到附近鄉村買菜購日用品時和村婦 交談學來的；在大學火車站買車票時也順便學兩句；清掃我們辦公的大樓（早已不存在）的工友更是我的朋友。我住在崇基教職員宿舍的一棟小公寓（現在依然「健 在」），和女友可以到吐露港划船，向敬仰的老同事如勞思光先生請教時，則到山頂的一家西餐廳「雍雅山房」喝咖啡。總之，對我來說這一個「中大」就是一個 「樂園」，我在此如魚得水，樂不思蜀，根本不想再回美國任教。然而偏偏有一天收到普林斯頓大學一位教授的一封信，請我到該校任教。我不想走，反而幾位老友 勸我走，我被說動了，一九七二年初，還剩下一學期就匆匆離港，「中西交通史」未完的課程，由三位老友代課：胡菊人，戴天，胡金銓，可謂是「頂尖明星陣 容」，校方竟然不聞不問，這種自由尺度，在今日中大難以想像。我至今對崇基校長容啟東先生心存感激，他對我的容忍態度來自何處？基督徒的寬恕心？當年北大 校長蔡元培的榜樣？我不得而知。當然不少中大高層人士聽說我要走了，可能也暗自高興。
這一段個人回憶，只能算是我個人的心路歷程的一小部份。因為今年（2013）適逢中大建校五十周年紀念。中文系向我約稿，遂成此篇。
在此之前，我從未來過香港。記得當時有一位台大外文系的老同學葉維廉在中大客座，竟然在他的一本文集中公開呼籲我離開美國回到華人地區的香港來共同為中國 文化的前途效力。這一個「海妖的呼喚」（Siren's call）對我的確有點魔力，機會難得，也從未想到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大多數人說的是陌生的廣東話，就那麼來了。對於這個號稱「東方之珠」的國際大都 會我一無所知，只認得兩個老同學：劉紹銘和戴天（本名戴成義），紹銘時在中大英文系任教，已經成家立業，為我這個海外浪子提供一個暫時的「家」，給我一種 安全感。
記得第一天到了中大校園（當時只有崇基和范克廉樓），放下行李，就隨紹銘和宗教系的同事沈宣仁教授驅車從馬料水直落尖沙咀，到香港酒店去飲下午茶。途經窩 打老道，看到這個街牌，英文名是Waterloo Road，中文名變成了「窩打道」，幾乎笑出聲來——怎麼會譯成這個不倫不類的名字？從車窗望去，路邊一排排的的洋房和店鋪頗有點「異國情調」，不禁心曠 神怡，就在那一瞬間，我愛上了香港，這一個華洋雜處，充滿矛盾的小島正合我的口味。
旅美浸淫西潮多年，心中似有「回頭是岸」的感覺，因此我把剛出版的第一本雜文集定名為《西潮的彼岸》。然而思想依然西化，甚至有點左傾，略帶反殖民的情 緒，我熱烈支持「中文法定」運動，認為這是一件天經地義的原則，覺得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為中華文化而奮鬥，更有意義。香港對我而言就是一片自由樂土，既無 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又在共產黨的「鐵幕」之外，還有哪一個華人地區比香港更自由？於是，我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在統治者的眼中我當然 不是良民，但又不是一個顛覆社會安定的「革命分子」，雖然一度有此嫌疑，因為我後來寫了一篇批評中大制度不公平的文章，竟然引起軒然巨波，鬧得滿校風雨。
思想自由是我堅信不疑的基本價值，在學院裏更應如此。於是，在我講授的中國近代史課上，我故意使用三本觀點毫不相同的教科書：一是我在哈佛的老師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寫的，一是台灣學者（記得是李守孔）寫的，一是中共的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的著作；三本書的政治立場各異，我讓學生展開辯論，不亦樂乎。 我講課時當然用國語（當時在香港尚無「普通話」這個名詞），學生給我一個綽號：「北京猿人」——「北京」指的當然是我的標準北京官話，「猿人」呢？我自認 是恭維的名詞，因為我軀體雄偉，比一般學生——特別是女學生——高得多。
因為年歲相差無幾（我剛過三十歲），在課堂上我和學生打成一片，毫無隔閡。講課時看他們的表情，彷彿似懂非懂，也可能是膽怯，於是我進一步誇下海口說： 「三個月內我要學會用廣東話講課，但你們也必須學會用國語參加討論！」這場賭注我險勝：三個月後，我竟然用蹩腳的粵語公開演講，題目是關於知識分子和現代 化的問題，我的觀點完全出自金耀基先生剛出版的一本同名的書。我一口氣用廣東話講了二十多分鐘，最後在學生一片笑聲中還是改用國語講完。但是在課堂上，學 生依然故我，本來會講國語的發言比較踴躍。
記得當時學生可以隨意跨系選課，所以我班上也有哲學系和中文系的學生，我因此有幸教到幾位高足：本系的二年級本科生洪長泰思想成熟，在《崇基學生報》上寫 長文評點美國各著名大學的漢學研究，絕對是可造之才，畢業後順理成章進入哈佛攻讀研究院，卓然有成，現在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名教授。關子尹是哲學系勞思光教 授的得意門生，也來選我的課，又是一個天生的深思型學者，如今是中大哲學系教授，剛卸任系主任職位。另一位新亞的學生郭少棠選過我的「俄國近代史」的課， 他旅美學成歸國後回母校任教，曾被選為文學院的院長，現已退休。現任院長梁元生也是我當年學生中的佼佼者，我剛開課不久，他就以學生會長的身份邀請我公開 演講魯迅，後來我把講稿寫成長文在《明報月刊》發表，就此走向魯迅研究的不歸路。
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的學問其實並不扎實，但教學熱情，思想較為新穎，所以頗得學生愛戴。記得我第一年教的是中國近代史，第二年教的是中西交通史。文史哲 不分家，我不自覺地用了不少文學資料，更偏重思想史和文化史。崇基歷史系的老師不多，大家相處無間，系主任是羅球慶教授，人極熱情，對我這個後生小子十分 照顧；還有一位來自美國Temple大學的Lorentas教授，我私下叫他「獨眼龍」，因為他一隻眼戴了黑眼罩。另一位屬於聯合書院的王德昭教授更是一 位謙謙君子，我有時會向他請教。新亞的中文系和歷史系則大師如雲，我只有在三院歷史教授聯席會議上見過面，談不上深交。在會上我的工作是口頭傳譯，最難纏 的反而是一位不學無術但熱衷權力的美國老教授（姑隱其名），他老是在會上問我："What did they say?"生怕這幾位新亞的史學大師發言對他不利，其實他們何嘗把他看在眼裏？
當時中大正處於整合的時期：崇基、新亞、聯合三院合併為一間大學。我個人反對全盤整合，認為各院應該獨立，但可以聯合成像牛津和劍橋形式的大學；然而大勢 所趨，我這種自由主義的教育模式當然和中大受命成立的構想大相徑庭。我最敬仰的是新亞的傳統和精神，也覺得崇基背後的基督教教育理念有其歷史傳統，可以追 溯到清華和燕京。現在反思，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而且基於我對中國教育傳統的理解：既然名叫「中文大學」，就應該和殖民主義的香港大學模式截然不 同。我在課堂上和課外與學生交談時，都是討論大問題，例如中國文化的前途，在香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等等。外在的政治環境當然有影響，但當時香港的左 右派的文化角力是公開的，我和雙方都保持友誼關係。然而學院內自成一個「社區」（community），和外界保持距離，至少我自己在教導學生時，鼓勵他 們超越目前的政治局限，現在依然如此。理想主義的壞處是不切實際，但也有好處，就是可以高瞻遠矚，尋求將來的願景。校園是一個最「理想式」的社區，是一群 甘願犧牲物質享受和名利而熱心教育的「知識人」組成的。這一套思想本身也是一種教育的理想主義，然而我至今堅信不移。只不過面對當今功利為上的「官僚主 義」操作模式，顯得不「與時並進」了，然而沒有理想和願景的教育制度，到底其辦學的目的又何在？
當年的中大，就是建立在一種理想上，每個人對理想或有不同見解和爭論，然而那畢竟還是一個理想的年代。追憶昔時的似水年華，當然不免把過去也理想化了，但 是具體的說，當年的中大校園生活還是值得懷念的。七十年代初的新界正在發展，但還保持鄉村的純樸風貌。我的廣東話就是有時到附近鄉村買菜購日用品時和村婦 交談學來的；在大學火車站買車票時也順便學兩句；清掃我們辦公的大樓（早已不存在）的工友更是我的朋友。我住在崇基教職員宿舍的一棟小公寓（現在依然「健 在」），和女友可以到吐露港划船，向敬仰的老同事如勞思光先生請教時，則到山頂的一家西餐廳「雍雅山房」喝咖啡。總之，對我來說這一個「中大」就是一個 「樂園」，我在此如魚得水，樂不思蜀，根本不想再回美國任教。然而偏偏有一天收到普林斯頓大學一位教授的一封信，請我到該校任教。我不想走，反而幾位老友 勸我走，我被說動了，一九七二年初，還剩下一學期就匆匆離港，「中西交通史」未完的課程，由三位老友代課：胡菊人，戴天，胡金銓，可謂是「頂尖明星陣 容」，校方竟然不聞不問，這種自由尺度，在今日中大難以想像。我至今對崇基校長容啟東先生心存感激，他對我的容忍態度來自何處？基督徒的寬恕心？當年北大 校長蔡元培的榜樣？我不得而知。當然不少中大高層人士聽說我要走了，可能也暗自高興。
這一段個人回憶，只能算是我個人的心路歷程的一小部份。因為今年（2013）適逢中大建校五十周年紀念。中文系向我約稿，遂成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