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香港的一場風波，左派人士稱之為「反英抗暴」，社會人士又稱之為「六七暴動」。這些詞兒都各有政治傾向。我擬以北京1989年發生的一場學生運動為例，為「六七」正名。八九年的風波，當局開頭認為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後又稱為「一場動亂」，最後為了緩和群眾情緒，定名為「那一場政治風波」。因此香港的這一場政治風波，是否可定名為「六七風暴」或「六七風波」？
無辜受害者值得同情
這場風暴已經過去了45年。當年不少無辜的青年學生、工會會員及街坊群眾，都捲入了這場風暴。其中不少人死於非命，更多的是受到港英當局的軍警毒打並被判處徒刑進入黑獄。由於法庭的判決，根據港英時期訂下的法例，負罪的父母禍及子女，影響子女的就業。例如父母曾有「刑事罪」，子女不得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就是當警員也不行。但這些人絕大部分是「政治犯」，有的甚至只是在街頭觀望或聚集，便被無理處以徒刑，而且許多是十幾歲的青年學生。
關於「六七風暴」，我早已多次著文，闡明我的觀點。其實我也是受害者，當年港英當局多次對我進行追捕，並曾在裵魚涌街頭截留我所服務的學校校車，以為我在車上，結果誤捕學校副校長及司機，他們兩位被以莫須有罪名判刑，投入黑獄。我從此轉入地下，居無定所（也可說是狡兔三窟），妻子和幼兒被迫避難澳門。
回歸15年，風暴也已過去45年，受害者要求取回公道，要求結束對他們的子女的不合理限制，完全合理並值得同情。
最近事端的開始，出諸我的學生羅海雷在本報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他竟把此事得不到解決，歸罪於「左派愛國人士」。特別指出是愛國學校負責人，一如「縮頭烏胧，什麼也不敢說」。
他把矛頭針對我，是因為我領導學生去暴動、去放真假炸彈嗎？是我把學生推向港英軍警的槍尖嗎？答案是否定的。
我在本報多次著文，剖白對「六七風暴」的經歷和看法。幾篇文章都收集在我的評論集裏，如《吳康民論時政》（2005天地圖書）、《吳康民口述歷史》（2011三聯書店）。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我絕未做過「縮頭烏胧」。對「六七風暴」的觀點鮮明。我連「六四風波」都公開評論，並和某些「學者」發生筆戰，遑論「反英抗暴」？「六七風暴」的高潮，5‧22大逮捕前夕，我剛從內地旅行回港，便莫名其妙的被推向到銅鑼灣裁判署的示威隊伍的前沿，接受港英催淚彈的洗禮。散隊時遇到香港新華社副總編輯潘德聲，他說你為什麼跑到示威的前線來了？言下之意，你作為學校領軍人物，理不應輕易跑到前線，這原本是革命活動地下鬥爭的基本原則。但如果當時我不出場，又會不會被羅海雷認為是「縮頭烏胧」？
有關方面可以表示慰問
羅海雷發出公開信和我在本報「筆陣」（去年12月8日）的回應以後，他又主催了一個飯局，請一些當年受害人向我訴說。他們並且送給我一套叢書，題目是《1967——香港人不應遺忘的一年》，內容生動活潑，並請本報專欄作者林超榮、屈穎妍及《南華早報》記者張家偉編撰。
我對他們的心刺和多年遭受的不公表示同情。但我仍堅持在「筆陣」一文的觀點，指出由於香港實施三權分立的制度，特區政府無權干涉司法機關歷來的判決。如果當事人要求司法覆核，當然可以。但處理經年，所費不菲，或未必能得到平反的結局。但個別人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一試。
至於英國當局，肯定不會為這些受害人平反。今天北京當局也不會為過去香港新華社的極左領導和「四人幫」的煽風點火負責。但我認為，北京的港澳辦或香港的中聯辦，可以對這些受害人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慰問。或者找機會會見他們，聽取他們訴訴苦水，「消消氣」。
目前這些受害人不宜向特區政府請願和施加壓力，特別是當前香港社會矛盾尖銳，反對勢力活躍，攻擊特區政府的火頭正多。加上這樣的一個火頭，對香港的社會穩定並無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