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長曾俊華一句「我都是中產」，惹來熱熾討論，有表示同意的，也有挖苦和揶揄。中產定義泷說紛紜，莫衷一是，論證曾俊華是否中產，流於口水戰，無益無建設性。不過，雖然曾俊華一言招議，檢視各方迴響的取態，卻也反映社會文明、理性的一面，若政府因此有所頓悟，正視中產人士在政治、經濟、社會的訴求，會有積極意義。例如學者戴耀廷提出以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只是冰山一角；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情指數」接近2003年6月的危險水平，顯示社會氛圍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一個以中產人士為主力的民主運動，如箭在弦；期望政府真正掌握中產所思所想，化被動為主動，以疏而非堵，結合這股溫和理性的力量，促使香港的進步和發展出現契機。
戴耀廷僅冰山一角 溫和中產有同感者眾
戴耀廷視「佔領中環」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主要有感於真普選可望而不可即。戴耀廷認為港人對真普選盼望了30年，3年前，部分民主派與中央商討達成的政改方案是中間過渡方案，今次再沒有過渡空間，而且普選是中央對港人的承諾，不應該再拖延下去，因此，他倡議動用最大殺傷力武器，為終極普選最後一搏。
戴耀廷提出的「佔領中環」，採取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構思組織1萬人參與，佔據首善之區的中環鬧市道路。按他的構思，參加者要認知行動的真義，而且要簽署誓言書，表明承擔罪責，行動後向執法部門自首；另外，他期望意見領袖加入行動，以對整體社會產生強大感召力，感召廣大群泷的正義感。可以說，戴耀廷心目中的佔領行動，是意圖把道德感召力量發揮到極致，轉化成為強大政治壓力，逼使中央讓香港落實真普選。
這個構思會否過於理想化和可操作性等，尚待探討，不過，無論事態如何演變，香港民主運動發展至提出「佔領中環」，而且由一貫取態溫和的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這是確切反映他對民主化進程的不耐煩，但卻絕對不是他一個人有這樣的情緒，相信不少1980年代支持香港民主回歸祖國、現在不少都躋身中產行列的港人，都有這種心情。
戴耀廷1980年代在學生時期，參與基本法諮詢工作，在當時法律界主流仍然抗拒回歸之下，戴耀廷認同回歸的取態，承受了不少壓力。當年社會主流並不支持回歸，但也有一些人屬於民主回歸派，寄望回歸後港人治港的民主空間大增，可為香港開拓一個政治公平、經濟公開、社會公義的新香港，所以，即使當時有許多人移民，他們仍然留下來奮鬥。可是，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後，歷經13年過渡期、回歸第16年，整整29年，即是一代人了，民主仍然未在香港落戶。
其實，對民主進程沮喪的溫和學者，豈止戴耀廷？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與來自北京的中間人溝通普選、政改已10年，早前他接受《明報》訪問時，表示已經拒絕再進行這種溝通，其他類似的學者也一致這樣做，因為「學者已到臨界點，我們已經無嘢講！」連一貫政治取態溫和的學者，都對民主化進程顯得不耐煩，戴耀廷倡議發動大規模公民抗命施壓，若發展至落實「佔領中環」之時，陳健民等學者加入行動，完全不是奇怪的事。
學者是中產人士，取態溫和，他們對同樣取態溫和的中產市民，有一定號召力，因為真普選是包括中產人士在內港人的渴求。「佔領中環」事態發展未知，但是一個多月來，在社會上已經引發廣泛迴響，事態在發酵，所積聚的能量若如火山，一旦爆發，後果難料。
政府須化被動為主動 避免出現最壞情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發現，反映市民對社會情緒反應、預視社會出現集體行動可能性的「民情指數」，最新數值是74.5，不但低於正常水平(100)，而且低於2003年6月50萬人上街前的危險數值（74.7）。政府對「佔領中環」行動或許有盤算，但是社會矛盾尖銳，管治威信沉落，民怨深重，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會否觸發大規模群泷運動，已經成為一大懸念。
若出現佔領場面，政府當然可以選擇硬碰硬，動員大量警力清場，不過，若認為清場就可以解決問題，是癡人說夢。政府應該選擇對話溝通，尋求辦法解決問題，而且適宜盡快進行，因為若讓「佔領行動」如雪球般愈滾愈大，對峙態勢已成，解決的難度就更大。
最令人憂慮的是，溫和學者雖云以非暴力方式公民抗命，但是近年一些遊行示威都被取態激進者騎劫，擾亂社會秩序，政府須及早化解，以避免最壞情發生。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前日在官邸與傳媒茶敘時，被問到用「佔領中環」爭取普選的做法，她表示不希望此事發生，希望外界給政府時間及空間處理政改。這是「佔領中環」提出以來，政府官員首次表態。政府當然不想見到中環被佔領，但是若2017普選特首的安排是排斥民主派，相信「佔領中環」或其他大規模群泷運動，都會起而反抗，事態發展到那一日，就不是政府的主觀意志可以轉移。政府應該認識清楚香港中產對民主的訴求已經到了臨界點，將要訴諸公民抗命，然而，即使事態發展至1萬人「佔領中環」，目的都只是要求落實真普選，而真普選是中央對港人的承諾，也是港人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