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日星期五

明報社評: 溫和中產學者忍無可忍 爭民主訴求已到臨界點




財政司長曾俊華一句「我都是中產」,惹來熱熾討論,有表示同意的,也有挖苦和揶揄。中產定義泷說紛紜,莫衷一是,論證曾俊華是否中產,流於口水戰,無益無建設性。不過,雖然曾俊華一言招議,檢視各方迴響的取態,卻也反映社會文明、理性的一面,若政府因此有所頓悟,正視中產人士在政治、經濟、社會的訴求,會有積極意義。例如學者戴耀廷提出以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只是冰山一角;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情指數」接近20036月的危險水平,顯示社會氛圍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一個以中產人士為主力的民主運動,如箭在弦;期望政府真正掌握中產所思所想,化被動為主動,以疏而非堵,結合這股溫和理性的力量,促使香港的進步和發展出現契機。

戴耀廷僅冰山一角  溫和中產有同感者眾

戴耀廷視「佔領中環」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主要有感於真普選可望而不可即。戴耀廷認為港人對真普選盼望了30年,3年前,部分民主派與中央商討達成的政改方案是中間過渡方案,今次再沒有過渡空間,而且普選是中央對港人的承諾,不應該再拖延下去,因此,他倡議動用最大殺傷力武器,為終極普選最後一搏。

戴耀廷提出的「佔領中環」,採取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構思組織1萬人參與,佔據首善之區的中環鬧市道路。按他的構思,參加者要認知行動的真義,而且要簽署誓言書,表明承擔罪責,行動後向執法部門自首;另外,他期望意見領袖加入行動,以對整體社會產生強大感召力,感召廣大群泷的正義感。可以說,戴耀廷心目中的佔領行動,是意圖把道德感召力量發揮到極致,轉化成為強大政治壓力,逼使中央讓香港落實真普選。

這個構思會否過於理想化和可操作性等,尚待探討,不過,無論事態如何演變,香港民主運動發展至提出「佔領中環」,而且由一貫取態溫和的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這是確切反映他對民主化進程的不耐煩,但卻絕對不是他一個人有這樣的情緒,相信不少1980年代支持香港民主回歸祖國、現在不少都躋身中產行列的港人,都有這種心情。

戴耀廷1980年代在學生時期,參與基本法諮詢工作,在當時法律界主流仍然抗拒回歸之下,戴耀廷認同回歸的取態,承受了不少壓力。當年社會主流並不支持回歸,但也有一些人屬於民主回歸派,寄望回歸後港人治港的民主空間大增,可為香港開拓一個政治公平、經濟公開、社會公義的新香港,所以,即使當時有許多人移民,他們仍然留下來奮鬥。可是,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後,歷經13年過渡期、回歸第16年,整整29年,即是一代人了,民主仍然未在香港落戶。

其實,對民主進程沮喪的溫和學者,豈止戴耀廷?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與來自北京的中間人溝通普選、政改已10年,早前他接受《明報》訪問時,表示已經拒絕再進行這種溝通,其他類似的學者也一致這樣做,因為「學者已到臨界點,我們已經無嘢講!」連一貫政治取態溫和的學者,都對民主化進程顯得不耐煩,戴耀廷倡議發動大規模公民抗命施壓,若發展至落實「佔領中環」之時,陳健民等學者加入行動,完全不是奇怪的事。

學者是中產人士,取態溫和,他們對同樣取態溫和的中產市民,有一定號召力,因為真普選是包括中產人士在內港人的渴求。「佔領中環」事態發展未知,但是一個多月來,在社會上已經引發廣泛迴響,事態在發酵,所積聚的能量若如火山,一旦爆發,後果難料。

政府須化被動為主動  避免出現最壞情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發現,反映市民對社會情緒反應、預視社會出現集體行動可能性的「民情指數」,最新數值是74.5,不但低於正常水平(100),而且低於2003650萬人上街前的危險數值(74.7)。政府對「佔領中環」行動或許有盤算,但是社會矛盾尖銳,管治威信沉落,民怨深重,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會否觸發大規模群泷運動,已經成為一大懸念。

若出現佔領場面,政府當然可以選擇硬碰硬,動員大量警力清場,不過,若認為清場就可以解決問題,是癡人說夢。政府應該選擇對話溝通,尋求辦法解決問題,而且適宜盡快進行,因為若讓「佔領行動」如雪球般愈滾愈大,對峙態勢已成,解決的難度就更大。

最令人憂慮的是,溫和學者雖云以非暴力方式公民抗命,但是近年一些遊行示威都被取態激進者騎劫,擾亂社會秩序,政府須及早化解,以避免最壞情發生。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前日在官邸與傳媒茶敘時,被問到用「佔領中環」爭取普選的做法,她表示不希望此事發生,希望外界給政府時間及空間處理政改。這是「佔領中環」提出以來,政府官員首次表態。政府當然不想見到中環被佔領,但是若2017普選特首的安排是排斥民主派,相信「佔領中環」或其他大規模群泷運動,都會起而反抗,事態發展到那一日,就不是政府的主觀意志可以轉移。政府應該認識清楚香港中產對民主的訴求已經到了臨界點,將要訴諸公民抗命,然而,即使事態發展至1萬人「佔領中環」,目的都只是要求落實真普選,而真普選是中央對港人的承諾,也是港人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