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撰文提出「佔領中環」的建議後，收到一位年輕人的電郵，他說他與很多朋友對香港已經很死心，每次從外地旅行回來，只有更不喜歡這裏的生活，但讀到我的文章和之後的訪問時，感到「真有這麼一刻，覺得香港有可能得救」；他「幾乎覺得正在讀村上春樹的小說，很寫實，卻又很不可思議」。
另一位年輕朋友告訴我，覺得我正在發夢，而他就像電影《潛行空間》（Inception）一樣，讓自己的夢接上我的夢，已感到一種力量產生出來。
在我提出「佔領中環」後，確實引起很大關注，當中有支持、有反對，或是抱持觀望態度。不少人問我，為何會這樣呢？撰寫那篇文章時，我根本不能預計它會產生那麼大的社會效果；現在回想起來，相信能夠引起那麼大的關注，正正由於不少人都有着上述兩位年輕朋友的反應。
在回歸以來，香港經歷不少爭議，由二十三條、07、08普選、天星及皇后碼頭、反高鐵、2012年特首選舉、反國教科等，不少香港人感到愈來愈強的政治無力感——票是投了，街也上了，但政治和社會局面仍是那麼鬱悶，那種政治無力感更是愈益沉重。
當大家看到我的建議，即使它真的有點天馬行空，卻又非全無可能，關鍵在於是否有些「有心人」，可讓大家至少不再感到那麼政治無力，而且還帶來希望和轉機；因此大家都願意討論如何落實這個建議，引爆出一場沒有人預見得到（包括我自己）和還未發生的「佔領中環」的政治風潮。
四個元素 聚焦能量
「佔帶中環」為何能產生賦權（empowerment）的作用？這就來自整個計劃設計與社會運動性質的相配合了。社會運動的政治能量來自以下四個元素的相乘：一、人數；二、代價；三、計劃；四、陽光。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就可促使改變現有政策或制度。社會行動產生的政治能量是要改變其他人的取態，從而迫使政府讓
步。
「人數」是最容易明白的，過去2003年七一大遊行，就是以「人數」的「量」，產生出足夠的政治能量迫使特區政府擱置二十三條立法。之後，社運就不斷重複以「人數」的「量」去產生政治能量，這也是為何每次大遊行後都就統計參與遊行的人數產生那麼大爭論。
不過，大家參與遊行時所要付出的代價卻是有限的，即使令二十三條立法擱置，但能否足夠使北京政府履行「真普選」的承諾，我是有疑問的。對一個有足夠政治道德自省力的政府，或許可以，但對北京政府或梁振英政權，我卻沒有信心。「變相公投」的效用成疑也是相同道理。
我提出「佔領中環」要參與者參訂誓約、堵路並要承擔罪責，就是在方程式上加大「代價」的「值」；當然人數也不可以少，故起碼要有一萬人才能產生出足夠的政治能量，推動政改的大山。但這還是不足夠的，因為「佔領中環」行動其實不單是一場政治運動，還是一場社會心理戰。若只是有一萬人（甚或更多）在某一時刻衝出
馬路佔據中環要道，產生的能量只在行動的一刻才釋放出來；但若人數不多、堅持度不夠、或使用武力，都會削減所產生的政治能量。
要使政治能量聚焦、放大、放射，那必須有很細密的「計劃」才能做到，並不是一群人興之所至、激情投入所能達到的。不少人認為，我提出參與「佔領中環」的種種規矩太過理想和天真，我卻說它們是基於很實際的考慮，若沒有行動前細密的「計劃」，行動失敗的機會反會更大。或許這會在聚合一萬人有困難，但若只求一萬人的「人數」
而沒有好好的「計劃」，那反會自招失敗。
維持下去 不受分解
但若能有周密的「計劃」，政治能量和政治壓力得以 聚焦、放大和放射，有可能不用真的走到中環街頭，就已經達到我們想要的政治目的。正式行動前的宣誓儀式、商討日、演習、如何處理即場參加者、現場紀律等，都要透過細密的「計劃」，把總的政治能量在正式行動前已聚焦、放大和放射出來。
「佔領中環」不是搞一場政治「演唱會」，要一定舉行才算成功；若能取得政治成果，要否真的要去佔領中環是並不重要的。
「陽光」也即是透明度，它能令整個行動的認受性增加，把政治能量進一步放大。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防止已儲聚的政治能量給人分化、甚或瓦解的重要元素。 2010年的政改，正是因沒有足夠的「陽光」，令泛民主派陷入分裂；但如果整個行動的計劃過程都在「陽光」之下，即使對手事前已掌握行動的所有部署，只要「佔領中環」行動的政治能量夠大，能維持下去而不受分解，最終仍會成功。
我們手上已有最有力的武器，問題只是，你是否願意、是否敢去把它提起來。
陳景輝﹕佔領中環，一個有待完成的民主實驗
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雖云反應熱烈，但目前為止，討論大都停留於「join定唔join」、「work定唔work」等表態式回應。這無助於深化「佔領中環」所蘊含的意念和眼界。
或許，我們需要改變討論的方式。首先，「佔領中環」所針對的是港人面對的共同處境，即中央有關2017的普選承諾，極之可能賴帳，俗稱「走數」。所謂「佔領中環」，不過就是搶先且強硬地回應這一可以預料的未來，是戴教授嘗試交出的「答案」。也就是說，既然那個「問題」是我們共同面對的，那麼「回答」的責任也該落到每個人的肩上。因而，在這個開放的醞釀時期，那些「佔領中環」支持者最好不要純粹停留在「撐」的階段，而該想想如何進一步修改、豐富及補充箇中意念，反過來，「唔buy」的人也有責任應交出另一個「答案」。
在此，筆者想進一步豐富戴教授的討論。
政治和社會的斷裂
先說清楚，在2013年的當下，沒有普選到底意味覑什麼。這不僅是「再次受騙」那麼簡單，而是政治和社會的斷裂，即香港政府已完全追不上社會步伐的難題。
怎樣跟不上？例子不勝枚舉，從國民教育、電視發牌、自由行規劃的脫節落伍，到梁振英大話成性用人唯親、損害法治和城市發展失衡，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我想說個更具象徵性的例子，就是普選本身，它更能展現，香港人和香港政府是如何失去聯繫的。
必須承認，香港的政治進程已陷於「停滯不前」。今日香港政制的民主程度，其實跟10年前差不多。回想一下，2002年特首選舉委員會是800人組成，而到了11年後的今天，也不過是1200人，只增多400，而這個城市已有700萬人口；立法會則更荒謬，直選議席跟功能組別的這個五五比例，從2004年至今，分毫不差。差不多10年了，這不是政治凍結麼？這些年，社會的每個角落，都在天翻地覆的轉變，但政府的構成卻一成不變。這道鴻溝，正是近年眾多衝突的政治母體。
「溫和變激」的結構條件
都說，今次連「溫和陣營也激進起來」，但「激進」也有它的結構條件。早在80年代《基本法》未定案前，論者已批評，中央應把「最終普選時間」正式寫下，否則這個問題將會在回歸後成為爆發點，不斷發作。接覑一切應驗了。由於《基本法》規劃的政治進程在2004年後就留了個大空白，因而之後有：2005年政改的「被原地踏步」、2010年的「變相公投」，以至當下醞釀殺傷力更強的「佔領中環」，可謂前仆後繼。這都是歷史未償的債務，結構使然的爆發點，拖延下去只會使之無休止的循環往復。
特殊性和難題
「佔領中環」在運動路線上有不少地方跟以往是不同的。它既非一味循規蹈矩的那種「和平理性」，也非網絡教主所鼓吹，突出「武力」和「以混亂對抗秩序」（這是相對於戴耀廷式「以秩序對抗秩序」，陳雲語）的所謂「勇武」。「佔領中環」首先就是一場針對統治者的不合作運動，但它不止於「將秩序中斷」，而是同一時間要求承擔後果、犧牲、非暴力、社會團結和感召他人等價值秩序。這種運動的力量，並不在於對社會基本規範進行無節制的遵從或違反，而是以公民的付出、抗命和自我規約來作出感召，這就是所謂宗教味重的運動路線。
困難是，那構思中的「一萬公民」（當然是約數），並不容易找到。因為這一次，人們需要的不止是簡單的遊遊行、叫囗號，而是付出、抗命（包括被捕）、長期佔領、宣誓和感召他人，等等。以往，這種代價較高的行動，通常由少數活耀分子來擔負，但今次則擴大到「一萬公民」身上，這絕不簡單。
進一步，我在想像那「一萬公民」的模樣，也許並不完全是戴耀廷預期中的清教徒形象。首先，對於「普選」，公民要具備一份不容延後的強烈欲望；其次，今趟的對手是中央，即俗稱的「打大佬」，這就需要更為充沛的決心和勇氣；最後，若要打贏，就得團結最多的人，包括那些分歧、冷漠、怯懦、「睇淡」的各路人群，這又要求一份跨越界限的創造力。
凡此種種公民美德的廣泛形成，更不簡單，但這肯定是佔領運動未來1年的最大挑戰：在晦暗無明的環境中創造條件，引發行動。面對這場硬仗，戴耀廷方案只是初步的勾勒，尚有不少空白，有待填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