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5日星期二

戴耀廷: 我們不再感到政治無力




前一陣子撰文提出「佔領中環」的建議後,收到一位年輕人的電郵,他說他與很多朋友對香港已經很死心,每次從外地旅行回來,只有更不喜歡這裏的生活,但讀到我的文章和之後的訪問時,感到「真有這麼一刻,覺得香港有可能得救」;他「幾乎覺得正在讀村上春樹的小說,很寫實,卻又很不可思議」。

另一位年輕朋友告訴我,覺得我正在發夢,而他就像電影《潛行空間》(Inception)一樣,讓自己的夢接上我的夢,已感到一種力量產生出來。

在我提出「佔領中環」後,確實引起很大關注,當中有支持、有反對,或是抱持觀望態度。不少人問我,為何會這樣呢?撰寫那篇文章時,我根本不能預計它會產生那麼大的社會效果;現在回想起來,相信能夠引起那麼大的關注,正正由於不少人都有着上述兩位年輕朋友的反應。

在回歸以來,香港經歷不少爭議,由二十三條、0708普選、天星及皇后碼頭、反高鐵、2012年特首選舉、反國教科等,不少香港人感到愈來愈強的政治無力感——票是投了,街也上了,但政治和社會局面仍是那麼鬱悶,那種政治無力感更是愈益沉重。

當大家看到我的建議,即使它真的有點天馬行空,卻又非全無可能,關鍵在於是否有些「有心人」,可讓大家至少不再感到那麼政治無力,而且還帶來希望和轉機;因此大家都願意討論如何落實這個建議,引爆出一場沒有人預見得到(包括我自己)和還未發生的「佔領中環」的政治風潮。

四個元素 聚焦能量

「佔帶中環」為何能產生賦權(empowerment)的作用?這就來自整個計劃設計與社會運動性質的相配合了。社會運動的政治能量來自以下四個元素的相乘:一、人數;二、代價;三、計劃;四、陽光。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就可促使改變現有政策或制度。社會行動產生的政治能量是要改變其他人的取態,從而迫使政府讓 步。

「人數」是最容易明白的,過去2003年七一大遊行,就是以「人數」的「量」,產生出足夠的政治能量迫使特區政府擱置二十三條立法。之後,社運就不斷重複以「人數」的「量」去產生政治能量,這也是為何每次大遊行後都就統計參與遊行的人數產生那麼大爭論。

不過,大家參與遊行時所要付出的代價卻是有限的,即使令二十三條立法擱置,但能否足夠使北京政府履行「真普選」的承諾,我是有疑問的。對一個有足夠政治道德自省力的政府,或許可以,但對北京政府或梁振英政權,我卻沒有信心。「變相公投」的效用成疑也是相同道理。

我提出「佔領中環」要參與者參訂誓約、堵路並要承擔罪責,就是在方程式上加大「代價」的「值」;當然人數也不可以少,故起碼要有一萬人才能產生出足夠的政治能量,推動政改的大山。但這還是不足夠的,因為「佔領中環」行動其實不單是一場政治運動,還是一場社會心理戰。若只是有一萬人(甚或更多)在某一時刻衝出 馬路佔據中環要道,產生的能量只在行動的一刻才釋放出來;但若人數不多、堅持度不夠、或使用武力,都會削減所產生的政治能量。

要使政治能量聚焦、放大、放射,那必須有很細密的「計劃」才能做到,並不是一群人興之所至、激情投入所能達到的。不少人認為,我提出參與「佔領中環」的種種規矩太過理想和天真,我卻說它們是基於很實際的考慮,若沒有行動前細密的「計劃」,行動失敗的機會反會更大。或許這會在聚合一萬人有困難,但若只求一萬人的「人數」 而沒有好好的「計劃」,那反會自招失敗。

維持下去 不受分解

但若能有周密的「計劃」,政治能量和政治壓力得以 聚焦、放大和放射,有可能不用真的走到中環街頭,就已經達到我們想要的政治目的。正式行動前的宣誓儀式、商討日、演習、如何處理即場參加者、現場紀律等,都要透過細密的「計劃」,把總的政治能量在正式行動前已聚焦、放大和放射出來。

「佔領中環」不是搞一場政治「演唱會」,要一定舉行才算成功;若能取得政治成果,要否真的要去佔領中環是並不重要的。

「陽光」也即是透明度,它能令整個行動的認受性增加,把政治能量進一步放大。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防止已儲聚的政治能量給人分化、甚或瓦解的重要元素。 2010年的政改,正是因沒有足夠的「陽光」,令泛民主派陷入分裂;但如果整個行動的計劃過程都在「陽光」之下,即使對手事前已掌握行動的所有部署,只要「佔領中環」行動的政治能量夠大,能維持下去而不受分解,最終仍會成功。

我們手上已有最有力的武器,問題只是,你是否願意、是否敢去把它提起來。
 

陳景輝﹕佔領中環,一個有待完成的民主實驗

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雖云反應熱烈,但目前為止,討論大都停留於「join定唔join」、「work定唔work」等表態式回應。這無助於深化「佔領中環」所蘊含的意念和眼界。

或許,我們需要改變討論的方式。首先,「佔領中環」所針對的是港人面對的共同處境,即中央有關2017的普選承諾,極之可能賴帳,俗稱「走數」。所謂「佔領中環」,不過就是搶先且強硬地回應這一可以預料的未來,是戴教授嘗試交出的「答案」。也就是說,既然那個「問題」是我們共同面對的,那麼「回答」的責任也該落到每個人的肩上。因而,在這個開放的醞釀時期,那些「佔領中環」支持者最好不要純粹停留在「撐」的階段,而該想想如何進一步修改、豐富及補充箇中意念,反過來,「唔buy」的人也有責任應交出另一個「答案」。

在此,筆者想進一步豐富戴教授的討論。

政治和社會的斷裂

先說清楚,在2013年的當下,沒有普選到底意味覑什麼。這不僅是「再次受騙」那麼簡單,而是政治和社會的斷裂,即香港政府已完全追不上社會步伐的難題。

怎樣跟不上?例子不勝枚舉,從國民教育、電視發牌、自由行規劃的脫節落伍,到梁振英大話成性用人唯親、損害法治和城市發展失衡,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我想說個更具象徵性的例子,就是普選本身,它更能展現,香港人和香港政府是如何失去聯繫的。

必須承認,香港的政治進程已陷於「停滯不前」。今日香港政制的民主程度,其實跟10年前差不多。回想一下,2002年特首選舉委員會是800人組成,而到了11年後的今天,也不過是1200人,只增多400,而這個城市已有700萬人口;立法會則更荒謬,直選議席跟功能組別的這個五五比例,從2004年至今,分毫不差。差不多10年了,這不是政治凍結麼?這些年,社會的每個角落,都在天翻地覆的轉變,但政府的構成卻一成不變。這道鴻溝,正是近年眾多衝突的政治母體。

「溫和變激」的結構條件

都說,今次連「溫和陣營也激進起來」,但「激進」也有它的結構條件。早在80年代《基本法》未定案前,論者已批評,中央應把「最終普選時間」正式寫下,否則這個問題將會在回歸後成為爆發點,不斷發作。接覑一切應驗了。由於《基本法》規劃的政治進程在2004年後就留了個大空白,因而之後有:2005年政改的「被原地踏步」、2010年的「變相公投」,以至當下醞釀殺傷力更強的「佔領中環」,可謂前仆後繼。這都是歷史未償的債務,結構使然的爆發點,拖延下去只會使之無休止的循環往復。

特殊性和難題

「佔領中環」在運動路線上有不少地方跟以往是不同的。它既非一味循規蹈矩的那種「和平理性」,也非網絡教主所鼓吹,突出「武力」和「以混亂對抗秩序」(這是相對於戴耀廷式「以秩序對抗秩序」,陳雲語)的所謂「勇武」。「佔領中環」首先就是一場針對統治者的不合作運動,但它不止於「將秩序中斷」,而是同一時間要求承擔後果、犧牲、非暴力、社會團結和感召他人等價值秩序。這種運動的力量,並不在於對社會基本規範進行無節制的遵從或違反,而是以公民的付出、抗命和自我規約來作出感召,這就是所謂宗教味重的運動路線。

困難是,那構思中的「一萬公民」(當然是約數),並不容易找到。因為這一次,人們需要的不止是簡單的遊遊行、叫囗號,而是付出、抗命(包括被捕)、長期佔領、宣誓和感召他人,等等。以往,這種代價較高的行動,通常由少數活耀分子來擔負,但今次則擴大到「一萬公民」身上,這絕不簡單。

進一步,我在想像那「一萬公民」的模樣,也許並不完全是戴耀廷預期中的清教徒形象。首先,對於「普選」,公民要具備一份不容延後的強烈欲望;其次,今趟的對手是中央,即俗稱的「打大佬」,這就需要更為充沛的決心和勇氣;最後,若要打贏,就得團結最多的人,包括那些分歧、冷漠、怯懦、「睇淡」的各路人群,這又要求一份跨越界限的創造力。

凡此種種公民美德的廣泛形成,更不簡單,但這肯定是佔領運動未來1年的最大挑戰:在晦暗無明的環境中創造條件,引發行動。面對這場硬仗,戴耀廷方案只是初步的勾勒,尚有不少空白,有待填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