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趁着大學的長假期回港小住，一方面做好配合天窗出版社替我結集出版《臺灣騎乘記》一書的事宜，另一方面看望各路朋友，享受情誼之餘，還趁機會提出、印證近期對國事、港事的幾個初步看法，現在可以提出，供大家討論。適值「兩會」塵埃落定，今天就從幾點國事談起，
先下判斷，再行徵引，然後作簡短推論。對港事的評論，留待另文提出。
一、大陸的「全民亢奮」、「舉國雄起」心態，於零八年達到高峰；之後逐漸退潮，到今年已經比較明顯。
大家記得，零八京奧年，神九上天，大陸GDP增幅在連年攀升之後，達到所謂的「中國速度」，出口產能節節上升，成為「世界工廠」。同年，以美國為首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陷入八十年不遇的深重危機，希望北京出資打救，狼狽至極。於是，「中國模式」概念風光一時無兩，「中國可以說不」。留學生、海外華裔青年隨即熱
血沸騰，成立網頁Anti-CNN，專門對付外國傳媒；內地，出現無數網上憤青對抗批評者、自由派，深信中國一黨專政比「正在沒落」的西式民主優越。的確，能夠讓東亞病夫拿得世運會上最多的金牌，能夠征服世界上任何國家進口市場，能夠讓經濟總量在短短三十年裏超德趕日的「舉國體制」，無疑近乎完美、成就
非凡，往前看似乎沒有什麼不可以征服。
最先在國民心中投下問號的，當是京奧落幕後即由一位年輕記者挑破而曝光天下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原來，中央早就有人知道問題，卻因為京奧舉辦在即，黨和國家不能丟臉，遂採取秘而不宣的辦法，平白讓更多的嬰孩得病、死亡。人們驚覺，「舉國體制」的輝煌
下面，原來是有代價的，而且，全權訂定這個代價者，往往是黨政官員，而不是要付出代價的一般人。
跟着，由於網絡應用日益普遍，微博快速普 及，不少以前不為人知的體制黑暗面很快呈現在大眾眼底，於是，原先天真地愛國的人，不再那麼天真；原先就不那麼天真的人，就有點難為情，因為再說愛國話，已不能那麼理直氣壯。同樣令人對大陸政權觀感產生懷疑、變化的事例，還可以列出好幾種：「群體性事件」急遽增加；「上訪」大軍源源不絕；「維穩辦」系統建
成；網軍、「綠壩」橫行；城郊鄉鎮黨政官員很多變了地霸；太子黨、官二代行徑太不光彩，海外資產有人算出合共好幾個千億，子女留學，老婆移民；「薄谷王」事件曝光黨的高層領導人可借路線鬥爭之名為私利拼死活；意識形態貴族愈高級愈墮落：馬列著作首席權威原來是個以權謀色的登徒子，人民解放軍紅歌王子原來是
個輪姦犯、惡少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原來貧富十分懸殊：官方新公布的堅尼系數「連續數年回落」，但看清楚居然和已經搞了兩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美國差不多；GDP增幅不保，而且還沒有充分計算環境污染成本；結果，環境污染嚴重得無法再掩飾：大氣PM2.5的機密去年給北京美領館扎破，但今年全國各地土地 污染程度數據還是宣布為國家機密；奶粉水貨引舉世注目，而且說明了海關也是貪污的。尷尬事後面有貪污，面子工程何嘗沒有？京奧開幕式的那八億多元開支有點不像話，現在要重新審計。
一個政權的管治如此荒腔走板，哪種人還能亢奮得起？底氣不足，聲調就變；不單只是一些激進網頁或憤青言論，便是今年的「兩會」領導人、發言人的說話用語，也比過去幾年低調、defensive。這是一個好現象，因為亢奮只會令人盲目，而真相暴露了，就逼着大多數人去反思。
二、這次換屆，中共黨政領導出現自1949年以來未有過的「四世同堂」局面。「四世」指的是李鵬、江朱、胡溫、習李。這個局面有其獨特政治涵義。
首先，這意味將來的管治可能更趨因循保守、改革遇到的阻力更多。舉例說，到了2050年代初，如果中共還存在的話，則今屆新上台的各級領導，到那時垂垂老矣
卻還可以在台前幕後指指點點。其次，派系勾心鬥角將更為嚴重——本來已經非常複雜的政治圖譜，在團派、太子黨、紅色家族等各個橫向板塊之上，還出現了以屆 別劃分的縱向板塊。習近平提的「憲政夢」被禁，現在全國媒體只能提一個空泛的「中國夢」（即「南周事件」代表的政治鬥爭），有理由相信便是前任干預現任的例子。
誠然，西方國家「四世同堂」比比皆是，但人家公務員體系成熟、地方自治程度高，每一屆的政治任命官員數目不多，官員的私人利益受到嚴格監視，不能胡來，因此任何一屆落任官員一般不構成利益集團；大陸的情況則相反，所以「四世同堂」問題將很嚴重。「頭三十年」因為基本上都是毛、周當政，
其他問題嚴重，這個問題不大；現在領導人只當十年，加上要年輕化，故若平均五十歲上台、八十餘歲死亡的話，「四世同堂」無可避免。最高領導年輕化、有限任期習慣化，應該都是好的，但在大陸的政治現實底下，壞影響比好處明顯（如果香港的政治不改革，會出同樣問題；其實，問題恐怕已經出現了！）。
這 不光是一些前任領導人干政的問題，而是由上而下一大批替換下來的各級官員為了要延續、保護自己過去訂出的政策，都會替要建立自己政績或推行新的政策的現屆官員製造麻煩。現屆官員受前屆官員左右，之間產生矛盾無可避免，到他們也退下來的時候，這種矛盾便轉移到社會上層，令精英更集團化、寡頭化，危害社會穩
定，更不利凝聚對重大改革包括反貪腐改革的共識。
最後一點很簡單，因為要改革的問題，都是前若干屆遺留下來的，當中必包含前任黨政官員或其 家族等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就真有點像王岐山說的：「割肉」。「六四」不能平反，當然牽涉江澤民，但主要還是因為要割前四屆總理李鵬及其家族的「肉」，特別是此廣為人知的特大貪腐家族在水電煤能源環節及山西省等產煤地區的政經利益。這種「割肉」與「反割肉」鬥爭，重的影響政治路線，輕的影響吏治質素。
很不幸，這個「四世同堂」現象令中共管治階層更趨因循保守，是在整個民族人口不斷急促老化的同時期出現的。大家知道，人口老化的一個不良後果便是經濟個體平均活力下降、更高比例的資源流向老年服務、教育的供與求俱相對減少、民間創造力慢慢衰竭。若管治階層和廣大民眾同時趨向因循保守的
話，大陸或將無可避免掉進「中等發展陷阱」。這個客觀的可能性，並不是提幾個中共慣用的唯意志論口號便可安然避過。
三、習近平的反腐動作，必須有數量龐大的不貪腐、不變質的各級幹部替他出力，但現實和體制俱無法提供這兩個條件，因此難有實效。
談 這個，筆者先作一個善意而無甚憑據的假定，即習是本身不貪腐，而且真心反腐的；如果這個不成立，其他就不必提了。反腐動作無效，有兩個原因。其一，黨的權力不可能由所有黨員一起合作「關進籠子裏」，黨員更加不會一起割自己的肥肉；因此，這個反腐運動要搞，只能是由黨內比較乾淨的一派（如果存在的話，也只可
能是少數派），以手中力量對另外比較貪腐的一派施壓。但是，若要逆八千三百萬黨員當中的大多數貪腐者的利益行事，黨的最高反貪領導便需要大得前所未有的力量；而這個力量一層一層行使，遇到阻力就會逐漸減弱、變質。試問，這個龐大健康力量從何而來？面對絕大部分掌權幹部已經腐化這個現實，習哪裏來這麼多的好
幹部替他發力？「薄谷王」案膠着、溫家寶多慨嘆有心無力，恐怕都是這個原因——連處在中央高層領導裏頭，貪腐的也恐怕佔了大多數，那麼，反貪腐工作如何推 向下層？其二，就算奇迹出現，習的反腐力量居然成功了，依然有問題：這個大得前所未有的力量，誰來制衡？假以不必很長時日，當這個不受有效制約的最高權力也腐化的時候，它更不會割自己的肉。本來健康的力量會腐化嗎？答案看中共自己的歷史就知道——1949年的那套中共幹部，和之前的國民黨比，要廉潔得多，但很快就腐化，無阻地一直爛到今天，一個小小村官等閒可以貪上一個億，黨、政、軍的高層最不透明處，就更不用說。
「把權力關進籠子裏」這句 話很動聽，大概就像武俠幻想小說裏的那些人物一樣，左腳踏右腳、右腳踏左腳，不斷重複便可以爬到高空。那當然是無稽之談。別說反貪腐，就算小如禁止公費吃
喝拉關係的事，在這次「兩會」期間，據駐京記者觀察，也只是陽奉陰違換一些名堂依舊進行，根本解決不了。沒有黨外民間力量制約，黨行使的不當權力不會減少 一個分毫。
改革開放之後，黨領導搞經濟，基層黨組織一個一個變質成為「利潤中心」，功能上等同獨家專賣店（franchisee），從上級
取得「共產黨」這個專賣招牌，合法非法地經營一切有利可圖的業務，所得「利潤」部分上繳。這些組織行使絕對權力，旁邊還有好幾套文武裝力量為它撐腰。如此 專賣逐利的黨，多年來以全國人口增幅好幾倍的速度膨脹，像層壓式推銷一樣，把社會上那些有「能力」的人招入基層黨組織，一起「創利」，「能者」升級。
同時，黨組織內那些沒有高強創利能力或者不願同流合污的人，容易像劣幣驅良幣一樣，或是靠邊站被孤立，或是給清洗出去。以這樣的各級基層組織構成的共產黨，在貪腐問題上還有多少自我救贖的能力呢？
今 年的「兩會」上，講一些和黨的宣傳口徑不那麼一致的半真話的人，大概比以往多，但黨國領導人說的半謊話，也不算少。要「割自己的肉」的體制，為什麼還是
「無懈可擊」的呢？村級政權都是「普選產生」的，但為什麼還出了一個烏坎呢？如此等等。若搞真改革，領導不必自欺欺人，而必須從體制禁區關鍵處着手。因 此，期望中共今年可以顯著地改革的人，看來還是要失望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