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知遠】
「你當真要寫這些嗎？」他停頓下來，臉上滿是懷疑，似乎不理解，為何有人會對陳年舊事感興趣。他正說的是父親李彥和，一位昔日的國民黨將領，「他真是個天才式的人物，一生正直」他又忍不住加上了一句。
香港正是初夏，小雨浠浠瀝瀝，這半山上的公寓,落地窗外一片迷濛。他穿著白襯衫,整齊的束進腰帶裡，腳上的黑皮鞋光亮。他雙頰消瘦、鼻樑上架著無邊眼鏡，精神钁鑠，一眼望去，很難相信已經74歲。
在香港，他的名字與形象無人不知，他與去世不久的司徒華一樣，被視作民主運動的靈魂人物，人們不直呼他的中文名字李柱銘，而習慣叫他馬丁 （Martin），倘若你用更隨意、更當地語系化的說法，乾脆稱他是「大狀」——他是著名的大律師，在殖民地時代，這尤其是權勢與聲譽的象徵。在國際舞臺 上，在這座人群、摩天樓與金錢湧動的城市，他是「昂山素姬」與「達賴喇嘛」式的人物。這類比當然不夠恰當，他從不用遭遇監禁與流亡之苦，除去偶爾的街頭遊
行，他總是坐在佈置舒適、有冷氣的房中。只有一次，他曾捲入一場無厘頭的「暗殺風波」。當他要為香港人的命運奔波時，出入的則是歐洲議會、美國國會與顯要 政治人物的客廳，在電視與報紙上發表觀點，領受榮譽。每個國家、地區追求民主都有不同的特性，尋求國際力量支援、溫和的抗議、從法治延伸到民主，正是香港
的特徵。再沒有一個人象他更能代表這種理性態度了——一位元熱衷於邏輯的大律師，一位法治精神的篤信者。
但在中國內地，他卻鮮為人知。人們熟知李嘉誠、金庸、劉德華，他們作為香港金融與娛樂的標籤深入中國社會。這座城市的政治身份卻被有效的忽略了，很少有人
聽到李柱銘與司徒華這樣的名字，即使在報紙上偶然出現時，也是作為被批判的對象。自從在1989年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後，他就被視作某種「叛徒」，一名 頑固的「殖民主義」迷戀者。除去2005年偶然而短暫的前往廣東，他從不被允許訪問中國內地。他與自己的同志們，不自覺的延續了孫中山以來的香港傳統—— 在中央權力眼中，他們是「顛覆者」。
很有可能，我是這二十年來第一個訪問他的中國記者。我多少覺得緊張，不知該怎樣開啟談話。他鎮定、禮貌，卻無形多出一分距離感，他可沒興趣或許也不知道，
如何讓一個客人放鬆一點。我們來自截然不同的世界，語言也不太相通，我始終難以掌握廣東話。他先是用普通話，清晰卻緩慢，似乎不太自信於自己的表達，突然 間，他講了一個英文詞，然後一切順利的滑向了英文，在發現我完全可以跟上他的敘述時，他又不由的加快了速度，我感覺的到，他獲得了充分的自由。最終，一個
北京人與一個香港人在英文裡，談論這個城市的過去與未來。
交談是笨拙的，我從老掉牙的回歸問題問起。那時，梁振英剛當選特首不久，倘若鄧小平活著，該怎樣看待現在的香港。「我想，當他提出「一國兩制」五十年年不
變時，他是看到香港安定繁榮、有自由與法治，而中國剛開始開放，我想他希望中國也走這條路，他那時他就希望放棄共產主義，最終能向香港一樣，在這50年過 程，中國會向上，而香港則會被拉下一些，最終在某一個點匯合。」
這是他一貫的觀點，他對於鄧小平仍有良好期待，而現在的情況則違背了他的初衷。我該說他富有洞察力，還是過分的天真，或者對於他來說，這兩種品質永遠在一起。
我環顧四周，屋內的陳設簡潔，是「西方與東方的相逢」，厚厚的地毯、白色沙發、茶几上的洋裝的瓷娃，牆上掛的則是遒勁的隸書與狂野的草書，還有幾幅關於早
期香港的水彩畫——該是英國人在19世紀中葉的作品，是再典型不過的殖民者眼中的「異國風情」。而每隔15分鐘，菲律賓女傭就來添茶，倘若茶杯還是滿的， 就端走，換上新一杯。這也是英國式的。
我忽然想起了他的父親，一位國民黨將軍。在一些零星的記載裡提到他與周恩來相熟，這種家庭對他造成怎樣的影響。
氣氛一下變化了，我感覺到他的眼神的閃亮、神情的放鬆。「他們曾辯論了一整個白天，試圖說服對方，在沒有結果後，又談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握手致意。」 他說起父親與周恩來在里昂的一場見面。與周恩來一樣，惠州人的李彥和，都出生於19世紀末，都不可避免的捲入了現代中國的戲劇，抵抗外侮、尋求民族富強是 這一代人最重要的故事。因為兩位傑出的革命者李石曾與蔡元培的所創辦的項目，李彥和幸運的獲得了前往法國讀書的機會。
與差不多同時赴法的周恩來、鄧小平不同，李彥和是一個真正的求學者，他在里昂大學獲得了藥劑學博士，很有可能，這是法國的第一個華人博士。這不意味著他沒
捲入了正在興起的黨派之爭，留學生遠離家鄉，對於民族崛起的期待尤甚，而1920年代的世界則充斥了各種意識形態。在周恩來等人被時髦的共產主義吸引時，
他卻沒太動心，他是少數支持國民黨的學生中一位，相信三民主義。你可以想像，李彥和與周恩來與徹夜辯論，不過是這些熱情青年人無數個類似夜晚的其中一次， 中國的命運激發出他們的最猛烈的熱情，不管他們選擇了怎樣的道路，目標卻是一致的，要贏得民族尊嚴。
「我的父親是很清廉，這在國民黨中很少見」，他一再的說。李彥和歸國後先是做過藥商，然後從戎，加入了廣東同鄉兼拜把兄弟余漢謀的部隊。清末民初的動盪，
給兩廣子弟提供了意外的機會，青年人離開了學堂，就跨上了馬背，革命、二次革命、粵桂之戰、北伐、中原大戰，這局部戰爭從未中止過，昔日的同志變成了今日 的敵人，今日的敵人又匆忙達成了新的聯盟……而黨派之爭似乎還沒徹底摧毀私人情誼，據說在大肆清剿共產黨之時，李彥和曾私下營救過不少黨員。
李彥和第一次躍入歷史舞臺是在1936年。這一年，廣東的軍政領袖陳濟棠密謀一場反蔣行動，與日本人秘密聯絡。作為十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的李彥和說服司令
余漢謀反對陳濟棠，擁護蔣介石。反對同為廣東人的上司，去效忠一位身在南京的浙江人，推動李彥和的必定是對於國家的憂慮——日本人已經到來，而大戰迫在眉 睫，這是民族大義。
「我父親勸說了余漢謀三次，第一次，父親提出了日本人的證據，餘漢謀拒絕了，他說自己是陳濟棠的下屬，必須忠心;第二次，父親又勸說他，要忠於國家，而不
是個人，又被拒絕。到了第三次，父親拿著槍闖入了余將軍的房間，對他說，這房間已被包圍，集團軍中九位師長中的七位正站在門外，他們都希望你能反陳擁蔣， 如果你還不同意，可以把我交給陳濟棠，槍斃我，但我還是希望你能加入我們。最後，餘漢謀同意了。」一定從小就聽過父親的講述，他說起細節來繪聲繪色，帶著
一個小孩子式的興奮。或許對於一個74歲的人來說，能這樣回憶父親，也是另一種重返童年，對這一路歷程的再一次確認。
政變改變了李彥和的命運，蔣介石召見他，請他吃了好幾次飯，希望他能留在南京任職。為此，他剪裁了三套燕尾服來出入這即將淪陷的首都的社交界。他還是回到了廣州，要繼續與他的拜把兄弟在一起。
日本人的入侵讓這些中國的內部之爭都暫時收斂起來，李彥和繼續與餘漢謀並肩抗日，出任過第七戰區的政治部主任，授予中將軍銜。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一定對他的正直與忠誠印象深刻，邀請他出任監察院的監察委員。
這必定是不算愉快的經驗。誰也未料到擊敗日本、眾望所歸的國民黨政權，僅僅用了四年就丟掉了中國。
「他不去臺灣，國民黨太腐敗了，他相信它在臺灣還會繼續腐敗，而他也不相信共產黨，我們全家來到了香港。」李柱銘回憶說。
與很多風雲一時的人物，這位昔日的國民黨中將在逼仄的香港落腳，以教書為生，脫下軍裝與官服，他還是個地道的中國文人，先後在官立文商學院、九龍華仁書院
教授國文。他似乎安於現狀，在這殖民地卻很少感到民族主義的壓抑。在李柱銘長大的過程中，只記得周圍的同學紛紛前往臺灣，多虧朝鮮戰爭，國民黨在臺灣站住 了腳，開始召喚流落海外的昔日同志。而北京的新政權也同樣要贏得這些海外華人的心，主管外交事務的周恩來當然不會忘記他在法國留學時的舊友。所以，李柱銘
記得幾乎每一年都要搬家，長大後才知道，這是父親為了避開周恩來派來的統戰者，想邀請他回北京，共商國是。李彥和不信任共產黨，來自一個樸素的道理。「父 親說共產黨是沒有未來的，家庭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但共產黨是破壞家庭的。」他這樣回憶。從父親口中，他還知道自己差一點成了孤兒。當他們全家在 1949年移居香港時，父親與母親商量好，倘若共產黨軍隊進入香港，他們就跳海，希望共產黨人能放過孩子們……
失望于國民黨、又不信任共產黨的李彥和，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香港接受自由的教育。當李柱銘有意修讀中文預科課程時，父親卻堅持讓他選擇英文——在這個殖民地，它更有出路。
(原文刊於《號外》三月號)
(原文刊於《號外》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