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5日星期二

鄺健銘: 新加坡神話破滅?


今年二月,芳林公園的四千人集會,極具歷史意義。它不單是新加坡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也是社會對「國家應往何處去」史無前例的大型公開辯論會。
集會反映執政黨的國家發展論述,再難壟斷社會輿論。從上而下、「為民作主」的精英政治風格,光環褪色比很多人想像中來得要快。

有香港報章形容,集會戳破了新加坡經濟高速發展的「神話」。但故事只說了一半,沒有提到現今流行香港社會的「神話」從何而來——其實,香港的傳媒與輿論, 過去是「神話」背後的重要推手,集會之後,才開始把「神話」拉下神檯。神話是這樣煉成的:多年來,香港有關新加坡的報導相當片面,內容往往限於「李光耀 說」,以及政府的想法、行動與成就;社會精英間的分歧、民眾的想法與感受、社會討論的議題、反對黨的建議與回響、「新加坡模式」的細節與代價則很少得到認 真關注。

去年九月,新加坡人不斷埋怨樓價過高,卻有香港報章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很多港人信以為真,紛紛呼籲香港學習獅城模式。新加坡人理應生活快意,現在破天荒舉行集會抗議,大概已令不少人感到意外、難以理解。

歷史性集會

政府於一月底發表的人口政策白皮書,促成了這個歷史性集會。這份白皮書,發表於榜鵝東補選執政黨爆冷大敗的後數天。白皮書指,新加坡長期出生率低,令人口老化問題惡化,人口萎縮將會危及國家經濟發展。

為保持人口增長與競爭力,白皮書建議:未來17年內增加30%人口,目標在2020年將國家人口提升至600萬,並於2030年達到650萬至690萬水 平。期間每年將輸入1.5萬至2.5萬名新公民(New Citizens)、3萬名「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 PR),令外來人口比例在2030年增至近五成,本地人口則由目前62%降至55%。

集會當日,講者除 了講外來人口急增如何影響生活,更論及不同國家發展議題,包括惡化中的貧富懸殊問題、設立社會安全網與最低工資的必要、獅城經濟發展模式的迷思、政府 「GDP增長至上」方針的合理性,以及國家身份認同問題。當中不乏對人口政策白皮書欠缺諮詢的批評。「We want to be heard, not herded」,是出席者手持的其中一句標語。


為什麼這份白皮書會引發新加坡建國後政治史上最激烈的爭議?結構性原因,是政府過往「自力更生」、社會資源依賴市場分配的政策方針,原已令一般國民生活不易,容易受壓。
近因是外來人口近年急增,生活更迫人。百物騰貴、工作機會減少、工資增長停滯,加上國民身份認同危機加劇,令社會愈來愈不滿人口政策過於寬鬆,導致執政黨 於2011年國會大選支持度破歷史新低、在2013年年初榜鵝東補選爆冷大敗。因此白皮書出爐猶如火上加油,成為民怨爆發的導火線,民眾更加迫切期望國家 發展另闢新徑。

(榜鵝東補選後的選民意見調查, 來源: Yahoo News Singapore)

小市民的生活壓力

2013年經濟學人智庫(EIU)全球生活成本調查(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Survey)顯示,新加坡已躍升至全球第六昂貴城市。因為需求增加,組屋售價幾近倍增,連原已供應緊張、照顧社會底層人士住屋需要的租住用組屋,亦被以至少六倍高於原來租金的市價出租給外地人。

樓價高企,使民眾關注償還房貸後,公積金是否仍然足夠應付退休生活。研究機構MindShare在2012年10月進行的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者表示有移民意欲,讓最多新加坡人想離開的原因是「不該耗盡一生付房貸」(75%)與「公共房屋的價格太離譜」(73%)。半島電視台報導芳林公園集會時,提及過一個新加坡家庭因為忍受不住高昂樓價而移民日本的故事。男戶主受訪時說,在新加坡已沒有家的感覺,不後悔離鄉別井。


(二手組屋價格變化,來源:Singapore Statistics)

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也在減弱,入息中位數在2000-2010年間只增加了11%,每年平均增長只有1.2%。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儘 管新加坡15.5%的家庭擁有100萬美元或以上的流動資產、比例全球最高,但基層收入卻在21世紀的頭十年全面停滯。根據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全 國有超過六成家庭的每月入息低於國家平均工資水平。為減低生產成本,政府不斷輸入外地廉價勞工,加上沒有最低工資保障,技術較低的社會基層收入不升反跌。例如,地盤工與清潔工的起薪點,從1995年的新幣$800降至2005年的$650。

因為擔心福利養懶人,新加坡的福利政策一直強調「自力更生」,國民住屋、醫療費用與退休等生活所需,主要依賴個人公積金(CPF)與其他積蓄。如果仍有財政困難,他們需要向親友求助。政府只扮演最後資源提供者,以短期或一次過撥款照顧燃眉之急。

學者說,新加坡的福利政策,既不具有社會資源再分配的功能 (socially non-redistributive),福利也愈來愈像商品 (commodifying)。例如港人熟識的組屋,單位市值是政府眼中的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所以去年曾有新加坡經濟學者指出,「公共房屋」組屋作為國民私人投資工具,已成為獅城的獨特現象。著名博客區偉鵬(Alex Au) 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分析,自從組屋由市場分配,新加坡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在這種被形容為將「貧窮個人化」(Individualizing poverty)的社會政策下,一般人生活負擔重,壓力大。福利僅能讓基層過活、難助他們在社會中向上流動。最近有專家指,新加坡的醫療儲蓄制度(3Ms),只夠應付病人醫療總開支15%,並建議政府增加醫療撥款。
匯豐銀行(HSBC)剛剛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新加坡人預計自己退休後能多活17年,但積蓄會在9年內被高昂生活費和醫療成本耗盡。去年,前國家工資理事會(National Wage Council)主席林崇椰(Lim Chong Yah)就曾提出「休克療法」 (Shock Therapy)建議,主張「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凍薪」,改善基層人士處境。



新加坡病者醫療費用直接支付的比重相當高, 來源:Manu Bhaskaran, Ho Seng Chee, Donald Low, Tan Kim Song,Sudhir Vadaketh, Yeoh Lam Keong, Inequality and the Need for a New Social Compact, Background Paper,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2

近年外來人口急速膨脹,使生活成本上漲更快,工資增長進一步放緩,容易受壓的小市民生活更感吃力,去年新加坡成為全球最不快樂國家。白皮書引起社會極大反響,其實不是意外。
 
資料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 (註: 2020-2030為預測數字)

外地人口構成部份的增長率 (註:non-residents為外地留學生或親屬),
來源:Singapore Armchair Critic

從「人口政策」變成「人口預測」的白皮書

面對公眾的批評浪潮,政府推銷人口白皮書時,不得不放軟姿態。白皮書中的「人口政策」字眼被刪去,「人口預測」取而代之。總理李顯龍談論人口問題時,公開承認政府早前缺乏清晰遠見,配套因此沒有追上人口增長的步伐。這反而加強了民眾的抗拒情緒。
白皮書同樣沒有得到社會精英好評。前財政部高級官員Donald Low批評,白皮書既沒有羅列參考書目,讓公眾了解與審視政策背後的邏輯,論點亦缺乏案例支持。幾位經濟學家撰文,指出白皮書關於經濟發展的迷思。執政黨的議員殷吉星(Inderjit Singh),也質疑政策的必要,其國會發言被形容「比反對黨更反對黨」。最後國會表決白皮書時,殷吉星缺席投票。
幾個反對黨,國民團結黨(National Solidarity Party, NSP)工人黨(Workers’Party)新加坡民主黨(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 SDP),紛紛拋出反建議。國民團結黨更呼籲就白皮書舉行全民公投。社會爭論更熾熱。


(工人黨與人民行動黨立場比較, 來源: Workers’ Party)

社會爭論議題

針對白皮書的批評,主要圍繞三方面,分別是:
1.經濟增長方式;
2.國家發展目標;
3.國家身份認同問題。

經濟增長方式

人口學學者Wolfgang Lutz日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演講時說,未來新加坡的人口老化與經濟放慢沒有必然關係,理據是塞浦路斯共和國(Cyprus)人口遠比德國年輕,但經濟發展卻不如後者。Lutz的結論是,經濟增長取決於人口質素,包括民眾的想像力與創意,而不是人口年齡。工人黨立場類似,視老年人口為人力資源,而非包袱。

即使承認未來人口老化會拖慢經濟,論者也不認同輸入外地人是問題的理想解決辦法。有人引用新加坡政府統計數據,指過去二十年外來人口數字上升後,生產力反 而下降,對經濟發展不見得有幫助(見圖一)。經濟學家反駁政府觀點,指停止大量輸入廉價外勞,會增加營商成本與失業率的想法,形同包庇生產力不足的企業、 不鼓勵創新,這不利經濟增長。
前政府高官嚴崇濤(Ngiam Tong Dow)受訪時直言, 僱主依賴低成本、低技能和低工資的外勞是過往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敗筆,政府不可再被雇主威脅,繼續大量引入外勞。有博客指,近年只有s工作准許證(s- pass,申請人士為資歷較低的外地專業人士) 數量仍然增幅顯著,質疑僱主要找相同資歷的本地人填補空缺並不難,政府沒有必要增加輸入這些「專才」。(圖二)不少看法認為,外來人口急增,不但可能令生 育率更低,而且會在更短時間內製造更大的老年人口包袱。


圖一(來源:Diary of a Singaporean Mind

圖二:各種工作准證的增長率, 註: EP-Employment Pass, 專業資歷要求比S-Pass 高; Work Permit, 申請者為外勞, 來源:Singapore Armchair Critic

論者眼中的理想替代方案,是減低國家對外來資金與人力的依賴,仿傚法國與瑞典扭轉低生育趨勢,挽留本土人才(世界銀行資料顯示,至2010年,已有近30萬新加坡人移民海外),以及大力推動本土經濟。
國家發展目標
如BBC報導所說,「新加坡人生氣了」。他們更勇於挑戰國家「GDP增長至上」的發展目標,要求政府重視資源再分配與生活質素的呼聲更響亮。
2011年國會大選中面書人氣曾一時蓋過李光耀的國民團結黨新星佘雪玲(Nicole Seah),撰文說:
......與很多其他新加坡人一樣,我反對這個白皮書。……將來的新加坡,應該擁有一個和諧社會,而不是生活條件緊張擁擠的社會。
......我們不要過去幾年裡政府強迫民眾接受的『新加坡公司』 (Singapore Inc.)——那樣的新加坡面臨著成為一個短暫停留的國家的危險,各處的人來到這裡,賺了錢就離開。
......我們不要一個變成了富人遊樂場的新加坡。在這樣的新加坡,中產階級越來越無法出頭,因為他們既沒有社會影響力,也沒有足夠的議會代表來表達他們的擔憂。
新加坡民主黨(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建議,國家表現不應再以GDP增長作為主要參考指標,應改用「實質發展指標」(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這項指標不只考量GDP增長,增長背後所付出的代價,例如犯罪率、環境污染、家庭糾紛、國民心理健康等,亦會被計算在內。

人民行動黨議員殷吉星在國會發言時指,白皮書的規劃,進一步離棄前總理吳作棟「讓大部份民眾享有瑞士生活質素」的承諾。政府現在的工作重點,應是照顧本地人需要、擴大本地人口,而不是繼續輸入外地人。

事實上,過往政府曾屢次更改人口目標。91年,吳作棟任內發表的國家發展藍圖,目標人口定在四百萬,認為這個發展水平,能讓國民舒適生活。07年,官員改 稱國家能應付650萬人口。但在08年,李光耀公開表示,他不認同國家需要650萬人,因為會過於擠擁,認為500-550萬人口才是理想目標。社會爭論 中,這都被民眾舊事重提。

國家身份認同問題

民眾普遍憂慮本地人會逐漸淪為國家少數。政府為安撫國人,保證「新加坡核心」(Singaporean Core) 會維持多數,白皮書也肯定「核心公民」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本地人地位、何謂「新加坡人」遂成為其中一個核心議題。

有論者質疑政府誠意,因為白皮書沒有為「核心公民」下一個清晰定義。工人黨主席林瑞蓮(Sylvia Lim)更指,若然仔細看白皮書的預測數據,2030年仍佔人口55%的所謂「核心公民」,其實包括來自外地的新公民,意味土生土長的人口將不過半,因此在國會上問:如果這樣,新加坡社會已建立起來的文化風俗、集體回憶將如何承傳下去?國家的凝聚力又從何談起?
同樣反對白皮書的國會議員許優美(Janice Koh),亦指外來人口已令新加坡社會分成三塊:住在工人宿舍的廉價外勞,各區平民與居住中心地區的外地有錢人。繼續大量輸入外地人,在各個群體中確立共同價值觀與國家身份認同將會更難。

事實上,外地人能否融入當地已成疑問。雖然集會主辦者吳家和(Gilbert Koh)因稱中國新移民是本地人的「頭號公敵」,被批評為「排外」、「本質主義」者,但近年本地人與中國人確實磨擦不斷,新加坡友人私下說,不滿政府讓新加坡變成「小中國」的大有人在。據紐約時報引述,經濟觀察報(Economic Observer)有文章寫道,新加坡稱富有移民為「有錢的中國蝗蟲」,憎惡之情表露無遺。現在連新加坡公民之間,也有「已服兵役」與「未服兵役」公民之分。
但本地人對外地人的好惡,不是民眾強調「本土」的根本成因,它只是讓本土論述發酵得更快。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過去積極強化民眾的國家意識,保育本土風俗 歷史、以此為國家身份基礎的社會訴求,才因此得以成為人口辯論的核心議題。所以即使政府屢屢呼籲國人包容外地人、甚至批評他們「排外」,也無法否定「本 土」、不講Singaporean Core。

過往國家發展過度強調「實用主義」(Pragmatism)、經濟實利誘因,引致民眾國家意識與歸屬感薄弱,一直令政府感到頭痛。李光耀兩年前曾說,新加 坡還未算是真正國家,《海峽時報》隨即進行調查,發現只有三成人「願意為保護同胞而死」。2007年有調查訪問800個接受過國民教育、15-20歲的青 少年,結果近四成受訪者說他們不愛國,過半表示一旦有機會,他們會移民。政府因此不斷推出各種運動,如去年九月鼓勵全民參與寫國史、旨在鞏固社會集體回憶 的「新加坡記憶工程」(Singapore Memory Project),打造國家意識。民眾表現出的本土意識,多少反映潛移默化之下,國家意識運動漸見成效。芳林公園集會當天,就有群眾集體唱國歌。


集會之後

受輿論壓力影響,今年剛發表的財政預算更清楚地承認社會流動減慢的問題,政策資源再分配的色彩更濃,例如新增的加薪補貼計畫(Wage Credit Scheme),將提供雇主40%的補貼,鼓勵加薪。

措施可以贏回多少掌聲,仍然有待觀察,因為類似措施不是今年才有,但近年社會不滿反而愈趨明顯。有反對黨很快回應,加薪補貼計畫成效不及設立最低工資,對縮窄社會收入差距幫助有限。

現在,人口辯論還在進行,輿論不乏對政府與民意脫節的批評,檢討國家現行種族政策、自殺應否非刑事化、應否向外地人徵收國防稅 (National Service Tax)正在蘊釀成為新的社會議題,另外有七百多個師生聯署http://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denial-tenure-ntu-prof-sparks-outcry,質疑南洋理工大學校方因政治理由,令一位曾批評新加坡言論監控狀況的學者不獲永久聘約。這都反映民眾愈來愈關心國家發展議題,對各種政治參與的畏懼心理正在迅速消散。

新形勢下,新加坡會演變成怎樣一種管治案例?主張香港學習新加坡的社會人士,特別需要關心這個課題,不然,誤以一廂情願的「新加坡神話」作為香港未來發展藍本,很可能會好心做壞事。

延伸閱讀:
1)Viswa Sadasivan, “Nation Building Tenets”, Parliament Speech, 18th Aug, 2009
(這是前國會議員维斯瓦的國會發言, 論及國家發展重要課題, 當時引起激烈議論, 李光耀罕有地參與國會辯論回應發言, 是了解新加坡國情很值得參考的材料。)
2)Manu Bhaskaran, Ho Seng Chee, Donald Low, Tan Kim Song, Sudhir Vadaketh, Yeoh Lam Keong, “Inequality and the Need for a New Social Compact”, Chan-Hoong Leong, Singapore perspectives 2012 : Singapore inclusive : bridging divides,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 2013
3)Phang Sock Yang, “Public Housing—Appreciating Assets?”, edited by Soon Hock Kang, Chan-Hoong Leong, Singapore perspectives 2012 : Singapore inclusive : bridging divides,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 2013
4)Chia Ngee Choon, “Retirement Adequacy and Housing Financing Through the CPF system”, Chan-Hoong Leong, Singapore perspectives 2012 : Singapore inclusive : bridging divides,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 2013
5)Arvinder Kaur, State Perspectives on Poverty and Welfare in Singapore: The Case of Low Income Families with Long Term Medical Conditions,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1
6)Donald Low, Yeoh Lam Keong, Tan Kim Song, Manu Bhaskaran, Economics Myths in Great Population Debate, IPS Common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7)Devadas Krishnadas, White and Blue: A Tale of Two Papers, IPS Common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原題為〈數千人集會抗議人口白皮書 新加坡神話破滅?〉,現題為編輯所擬。)




鄺健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