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劇本早已寫好了，只是我們沒有做足準備。
我不想常翻舊帳。我在一月中曾經在他報提過，北京領導層正在向民主黨拋橄欖枝，希望溫和民主派「迷途知返」，並估計北京好快會提出2017年普選特首的方案，當時有即時評論「花生友」，在拙文文末之回應版面冷嘲熱諷……
當然，賣文終歸為稿費，倒不會介懷。
可惜的是，香港人多熱中於即時發泄，不願意花點時間、花點心機去了解對手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和準備搞什麼。結果當北京出招，自己則方寸大亂，給打得七零八落，最後只能夠在「臉書」玩精神勝利法，在虛擬的空間裏大罵對手如何無恥。自己在現實社會中落後於人，而不能在對手出招之前，先下手為強，輸咗，與人無尤。
讀張曉明的《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我沒有水晶球，又沒有中間人，更沒有見過所謂傳話人。自去年十一月開始，要了解北京領導層怎樣看香港及日後對港決策，我一直讀這一篇文章﹕現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寫的《豐富一國兩制實踐》。這篇文章是一份政策性文件，擘劃了未來至少五年的北京治港方針，但是，本地傳媒多數當它是「黨八股」，寧花精力去討論特首的施政報告，而卻冷待這篇八股，真的非常奇怪。
每當北京領導層就港事發言，我就會把此文拿出來再細讀一次，坦白說，比讀毛選更花精神。自十八大開始，北京對港政策，已經有重大調整。此文重新演繹（或曰活化、或曰修正，隨你喜歡便是）了「一國兩制」，將過往不少香港政客常說的「一國」與「兩制」並存之傳統思維，轉變為一國先於兩制，一國派生（香港一般稱為「衍生」）兩制，兩制從屬一國。
換言之，在現時北京領導層眼中﹕一國與兩制有高低、從屬及派生之關係，而不再是三十多年前討論基本法時，無論是左中右之香港政界人士，對「一國兩制」之傳統理解及共識。所以，現在一些民主派前輩，一再挖三十年前對「一國兩制」之理論，還要與現時北京領導層爭論什麼才是「一國兩制」之「真義」，氣也！
一國兩制已被重新定義
此文花了大量篇幅，重新定義「一國」與「兩制」，之後才是戲肉。戲肉是什麼？就是北京未來五年，想在香港做什麼具體工作。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要搞好港澳特首之普選工作。所以，假如讀者願意冷靜地想一想的話，北京於2013年啟動特首普選方案之討論，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只牽涉到本地立法的時間表。更重要的是，五年後，北京領導層亦可能要再做一次音樂椅，愈早做好有關工作，就不會讓這件事成為中共領導層之間的政治議題，重蹈去年年初特首選舉覆轍，成為中共領導鬥爭的議題。
好了，既然要搞普選，下一步北京主事官員自然會想到，萬一政改方案通過了，那麼，就不能百分百保證未來特首一定是聽話的「應聲蟲」。人在其位，自有其權，權在他手，終歸不是好事。而且，萬一，真的只是萬一，特首寶座給一個「李登輝」式的人物贏出，選前對北京恭恭敬敬，坐正特首寶座之後忽然來個「本土化」，可真的是嚇死人。像現在的「限奶令」，港人資源優先的口號，在北京眼中，不就是「本土化」傾向麼？但是，提出這些口號及政策的，居然是自己人梁振英……
中央設防火牆防脫軌
於是，這篇文章裏面就提出，北京要設立幾道防火牆，慎防他日普選之後，有人會脫軌演出，賣中不賣港。這些具體措施有﹕
1.
北京將特首述職及報告制度化。過往十五年，特首述職予人感覺是儀式化，每年聖誕循例北上見一見領導層，講幾句挺港之言論。但什麼是制度化呢？文章內沒有詳述。定期述職？每三個月一次？向哪個部門述？要述些什麼？
2.
北京要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還記得去年七月一日新政府上場之後，個個局長輪流排隊上京與北京主事官員見面。無人知道，究竟這些司長及局長上去談些什麼，報告一些什麼，立法會又沒有力跟進。但何為任命權？是否包括考核司長及局長表現？任命權是否包括司長、局長需定期向北京匯報？是否包括需要直接聽命於北京的指示？有任命權，是否包括有撤換權？
3.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即是說，立法會日後通過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將用什麼方法行使監督權？監督權是否包括設立一套新的制度，讓人大常委重新審查及行使否決的權力？
我傾向將這三個措施與2017特首普選方案，扣連在一起，當作是普選方案的2.0。假如2017年普選方案通過，這些措施自然會一併在北京（注意﹕這些措施毋須經過本地立法）處理好，然後公告天下，香港人會不會被諮詢，天曉得。即使2017年普選方案不通過，這些措施的時間表可能會遲一點，這就要視乎本屆政府的表現，以及本屆政府有沒有做錯事，讓北京主事官員有可乘之機，即是說，有沒有一個突破口，讓北京借機推動上述政策。
舉一個極端例子，香港的限奶令弄得某些人不高興，引起了所謂的港中矛盾。如果北京有官員（報章也好）提議，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對香港之立法行使監督權，否決立法會通過之限奶令，那麼香港政府該如何處理？這個講法，香港人不高興，但十三億人民拍手叫好，你估北京會站在港人，還是國人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呢？
不認識對手 怎與對手談判？
老人家，愛說舊事。二十多年前，民主派前輩往往能搶在時機之先，在北京推出對港的種種關卡及古靈精怪政策之前，先做好研究、對策及論述，然後再在社會中率先引爆，把北京殺個措手不及，讓對手跟民主派的論述而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民主派前輩可能征戰太久，疲憊之極，已經變成「被動王」，往往墮在時機之後，不斷地跟北京思路走，變成真正的「路徑依賴」，失去了向前衝的力氣。跑不動了，於是北京按照劇本做什麼，民主派被迫跟劇本走。今次2017普選特首方案之討論，就是好例子。
對手變，泛民不變。現在民主派面對的對手，已不再是魯平時代的「一國兩制」，已經進化至王光亞時代的「一國兩制」。我們，根本不認識對手，又怎麼能與對手談判？還有籌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