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在教育學院的人權研討會中碰到戴耀廷，自然要笑問他的「佔領中環」行動何時落實、如何參與。他的答覆與他上周的文章（〈非暴力公民抗命「佔領中環」〉，刊1月30日《信報》；下稱「戴文」）一樣，他只是倡議者，希望公民社會能由下而上組織事件，自己只是參與的一員。
戴耀廷的〈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刊1月16日）一文，發表已有三個星期，反應是廣泛的，但具體如何行動的討論卻完全未有。對於民主，港人連「坐而論道」也這樣懶惰，夫復何言？
特別令筆者失望的是，有實際發動社會運動經驗的泛民政黨和社運明星，到今天為止，對戴耀廷的建議似在裝聾扮啞，並無跟進之意。這樣下去，這樣的好建議將可能只是「一石激起一陣浪」，最終不了了之。
從前的筆者難免悲觀，但今天特別是過去大半年香港公民社會起動力之強，令人耳目一新，最明顯的事例莫如「國教事件」，在一群小朋友的不懈努力之下終於成功，「光復上水」也是在沒有政客和社運者推動的情況下搞得有聲有色，遍地開花。
非暴力不等同非武力
「佔領中環」就是人民的起義，如何進行、因何起義反而是次要，對同類行動的思想武裝卻是首要的，有心人應先把行動的方方面面詳細討論，作為武裝思想的第一步。
相信身為有心人，戴耀廷的建議也只是希望激發思考，而止於建議，真正起義之時情況可能完全不一樣。事實也必然會這樣，因為人民力量一旦出現，運動就會出現自身的生命力和意志不再以倡議者的意願為依歸，亦可以理解為運動不再屬於倡議的人，大家共同遵守的守則要愈簡單愈好。「戴文」具體地說的「非暴力」，就是唯
一共同遵守的戒條，其他都應彈性安排，以能鼓動最多的人起來參與為指導性思想。
社運界並不是沒有衝擊堵路的經驗，曾偉雄說原來去年有五十多人在遊行中被捕，令人吃驚，也令人深思，公民抗命本身必然有故意違法抗爭的元素，這點無人可以否定其價值之所在。「戴文」的建議令社運新人類「不舒服」的地方，正是太和平、太有計劃。八十後的社運方式強調在現場參與者的直接和現場的民主決定，其精神與「戴文」變成格格不入，但兩者還是應有並存的空間。
「戴文」強調知名人物的參與，並點名幾位過氣老人家。坦白說，這批人過去如有努力領導，香港的民運不會差成這個樣子。依賴這些人的感召領導，是過期落伍的想法，參加當然是自由的，但明星化這些人的角色正是過去民運失敗的總結。這次不應再重複失敗了吧！
「非暴力」一說，筆者其實覺得莫名其妙，因為以筆者的理解，香港1967年以後所有的社會運動皆是非暴力。非暴力與非武力（use
of force）是兩回事，不應有任何混為一談之處。搶咪與掟飯可以違法，但並不是暴力，有人因而受傷嗎？港人既然從來「非暴力」，佔領中環之時自然也不會用上暴力，哪何來先作誓章的需要？
在早已經有數以百計的人以身試法的今天，不應再忌諱任何以合理武力對抗專政者使用不合理武力的行為。情況不能一概而論，但原則是很清楚的。筆者對以武犯禁的行為從來敬佩有加，不會因為自己幹不來就貼上一個暴力的標籤。佔領中環真的出現一刻，筆者預期難以避免有合理武力使用的一刻。
理由很簡單，既是事先張揚的佔領，警方一定會以合理的武力阻止。最簡單的做法是以武力盡早驅散人群，見一個拉一個，是針對有頭有面人物，一般群眾就用驅散手法，在群龍無首而又不予對抗的局面下，何來佔領的意義和可能？
方程式必須「升呢」
「戴文」建議參與者到警署自動投案，以為這樣可以癱瘓警方的制度，事實上並不可行。筆者且說一個有份計劃的例子：雷曼苦主曾經策劃一次報案大行動，一千名苦主自己準備口供報告到證監會報案，結果是示了一個月的威，證監會就是不肯接案。警方對主動投案者不予理會或簡單登記個人資料便可以，並不會出現想像中不能承受的壓力。
「戴文」建議行動要持續，才能產生和累積足夠的政治能量。當然這是有成功的例子，「國教事件」就是，但大家明白，消耗戰必然是資源充足的一方勝利，普通人難以在日間長期作戰，帥老兵疲，無功而回，就是自然的結果，佔領中環滙豐銀行地下一年的經驗，是很清楚的。
不同的事件和訴求，政府會因應出現不同程度的承受能力。不必諱言，開放民主對專政者的長遠影響最大，退讓也就更難，這就是說有關訴求的壓力也要同步升級，才有可能成事。中共會因為五十萬人示威而更換特首，但那不是一條方程式，不是簡單重複的方程式，再來一次必須「升呢」，更何況開放民主？中共會因為天天有人
在中環集會示威而面子上不好過因而更換一個局長，但未必肯更換特首，更不會因而改變原來對政治開放的限制，這皆是可以估計到的。
筆者也不能 同意「戴文」所論，佔領中環是大殺傷力武器、所以只能在最後關頭為政制民主而用。所有大殺傷力武器其威力是靠無數次試驗的成果，社運也是一樣。今年「七一」應以這件武器試試趕梁振英下台，只要一舉成功，泛民與中共的談判自然順利得多。兵法有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